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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6 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新氣象

李利安 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

作為當代世界佛教領域內的一個新興團體,星雲大師創立的佛光山以其全新的氣象而受到整個世界的矚目。尤其是大師近來的《貧僧有話要說》,以輕鬆的語言和生動的事實再次系統地展現了這種新氣象。感受和理解這種新氣象,可以通過內在和外在兩重形態共六種要素進行觀察。

一、從內在形態來看

佛光山在佛學理論、修道軌則、精神氣質等三個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是佛光山僧團的內在特質之所在,是佛光山其他各種外在要素得以存在的內在支撐和發展壯大的根本動力。

(一) 星雲大師的佛學思想是佛光山的靈魂

這種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在繼承佛陀本懷的前提下,面對佛教傳統與現代社會潮流之間的隔閡,迎接全球化時代空前激烈的文化挑戰,主動進行自我調整與轉型,呈現出理性化、生活化、陽光化、通俗化的趨向。

所謂理性化,這是近代全球宗教的一種重要發展趨勢,是面對科學理性成為人類思想主流的背景下的一種自我調整。宗教的理性化不同於科學的理性化,星雲大師遵循佛法的根本精神,即智慧與慈悲的精神,在尊重所有佛教思想遺產的同時,以悲智雙運的菩薩胸懷,宣導積極入世、福慧雙修這一根本旨趣,強調心靈的淨化和心性的覺悟,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在充滿神祕的傳統佛教氛圍中,開闢出一條面對現實、勇於擔當、既清爽明亮、又自信自尊的佛學理路來,呈現出明顯的理性化色彩。

所謂生活化,就是突破了學理的層面,面對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生活,解釋人心,應對人心;解釋苦樂,應對苦樂。在直面生活中提升生活;在提升生活中實現理論的價值,不再於哲學和邏輯當中周旋,不再於概念的辨析與論證中自我沉醉。星雲大師將全部的注意力都投放在最實在的日常生活中來,他對人心的觀察準確到位,對世道問題的把握清晰明了。他提出的解析之理與解脫之路更是直契生活,直接起效,體現了菩薩救世的一片悲心。

所謂陽光化,就是告別傳統佛教當中普遍存在的苦難渲染,關注快樂的生活,具有積極的、正面的、向上的氣象,呈現出喜樂化的佛學趨向,傳遞給信眾樂觀向上、勇敢無畏、輕鬆活潑、祥和溫馨的信息。

所謂通俗化,就是告別理論之高深,打破理論與生活之間的阻隔,徹底克服理論脫離民眾的怪相,要使佛法的智慧從艱澀的理論包裹中掙脫出來,從深奧的哲學範疇轉變為簡單明了的心語,直接而酣暢地滋潤信眾的心田。這是一件極其偉大的事,也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非得有大智慧和大慈悲的人才可以做到。星雲大師勇敢地承擔起這個使命,使兩千多年來讓無數人望而生畏、學而生厭的佛教理論成為一種輕鬆愉悅的智慧啟迪,使佛教的學說真正回歸了佛陀的本懷。

(二) 星雲大師宣導和推行的修道軌則也具有強烈的個性

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大師更加強調新的修行方法與新的教規。這些新方法與新教規告別了古板而神祕的定制,程式的繁冗與禮儀的嚴格轉變為修行的清朗與方法的便捷;懲戒的森嚴與恐怖也轉向了積極宣導的輕鬆與快樂。

他說,「要依照傳統的戒律、戒條,佛教勢難在人間各種社會裡面發展」,與此同時,「現在佛教也不只是寺院了,佛化家庭之外,學校、機關、社會、國家,都需要人間佛教給予引導」。因此,大師在創建佛光山之初,也曾經訂過《怎樣做個佛光人》,總共十八講;他還為佛光山教團制訂了《佛光山清規》。最近連續公諸於世的《貧僧有話要說》系列宏論中再次進行補充說明,強調「十要十不要」,從正常吃早飯、有表情回應、能提拔後學、能推薦好人、肯讚歎別人,到能學習忍辱、能長養慈悲、有道德勇氣、能知道慚愧、能守時守信等等,都是實際而具體的生活化戒條,而早已為天下所共知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準則更是既明了,又實用。

佛光山的教規不但突破了寺院的範圍,拓展到整個社會領域,而且大膽超越傳統的藩籬,完全與現代生活接軌。這種改革是要有勇氣與膽略的,也是要有資格和智慧的。

(三) 星雲大師指導下的信眾修行體驗與心理氣質也別有滋味,且自成情趣,風範感人

大師德高望重,具有領袖的感召力,儘管沒有被神化,但信眾對大師的崇敬與皈依成為佛光僧團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佛光山作為一個獨立的宗教團體,僧俗共處,四眾和合,大家對本團體的高度認同感與皈依感,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又進一步激發大眾的歸屬感,佛光人的自覺、自信、自豪、自尊成為信眾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撐。另外,在這個群體裡,神祕體驗和神祕力量以及神祕境界等既不是大家追求的目標,也不是大家關注和依賴的對象,強調喜樂體驗,強調心靈淨化,強調覺知之力,強調自立自為,這種積極的、正面的、陽光的心理特徵一改傳統佛教中常見的低沉、苦楚、哀怨、悲切、緊張、出離等負面心態,樹立了一種自信、快樂、活潑的人生姿態。由此進一步積澱的熱情、溫和、大度、包容、惜緣、奉獻等精神品質則成為佛光人接人待物的基本情懷。佛光人以其特色鮮明的精神氣質滋養著自身,也感染著世人。

二、從外在形態來看

佛光山在信眾組織、場所、活動等三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這是佛光山作為一個宗教實體而呈現於外的三大要素,是直接支撐和實踐其佛教理想的主要載體。

(一) 星雲大師領導下的佛光山這一團體,立足台灣,輻射全球,以既有機統一、又多姿多彩的形式,架構起遍布全球的組織體系

這一龐大的組織體系也一改中國佛教的固有模式,呈現出包容、平等、民主、獨立、開放等特色,無論在範圍和規模上,還是在管理模式與運行體制上,都具有明顯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特徵。

佛教信眾由四大部分組成,其中出家二眾為比丘和比丘尼,在家二眾為男女居士。在傳統佛教當中,僧俗兩類信眾的關係是僧主俗從,二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分野。僧人住在寺院,居士分散於社會。寺院作為佛教的第一載體,本來是最具凝聚力的地方,可是傳統寺院由家長制主導,僧職體制主要為寺院內部的生活和修行而設立。與此同時,寺務只能由僧人進行管理和運營,居士完全被排斥在寺院體制之外。而居士在社會當中也一般沒有自己的組織,處於一盤散沙狀態。尤為重要的是,傳統的佛教組織缺乏獨立性,在政教關係的大局中受到政治力量的巨大制約,難以實現自主自立。

而星雲大師領導下的佛光山,無論是各個寺院和各種機構,還是大大小小各種門類的團體,尤其是國際佛光會,不但突破了家長制的局限和僧團的範圍,實現了四眾的共同參與,而且在現代化進程中告別了舊有的體制,在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下,實現了獨立自主,同時超越原來的管理模式,實現了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這是兩千年來中國佛教從未有過的一種突破。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僧俗四眾的平等共處,去官方化的自由自在,民主管理的公平合理,所有這一切,使佛光山成為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充滿活力的佛教組織。

(二) 星雲大師主導下的道場建設既突破了佛菩薩供奉地的局限,也超越了傳統寺院的範圍,既具有人性化的特徵,也具有開放性的氣魄

中國傳統佛教寺院的殿堂主要是用來供奉佛菩薩的,各種造像以及莊嚴和供養等基本占據了殿堂的絕大部分空間,只能滿足僧眾的法事活動和信眾上香禮拜的需求,連駐寺僧人的其他修行活動都難以滿足,更何況不在寺院常住的居士,若想從事一些體驗、交流、聽法、文化等活動,更是無處可行。不僅寺院的空間格局不利於法事與禮拜之外的其他活動的開展,而且寺院作為宗教活動場所也沒有提供其他活動的規制與慣例,這種只應對出家人日常拜懺性活動和信眾燒香拜佛活動的寺院體制,很難滿足社會大眾對佛教寺院的全方位需求。

星雲大師主導下的佛光系統佛教活動場所,除了保證傳統宗教需求之外,更加注重開展各種新型活動的需要,例如講堂、各類會議室、接待室、會舘、博物館、圖書館、法物流通處、抄經處、少兒活動室等,可以滿足各種文化、交流、體驗、學習、修行、接待等活動,呈現出一幅多姿多采的面貌。

所以,佛光系統中的寺院不僅僅是出家人的修行之地,也是所有四眾弟子的修行之地,更是四眾弟子及有緣大眾從事各種文化與社會活動的場所。所以,佛光山系統的道場不僅僅是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化導不同社會領域的平台,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飽滿的社會屬性。

與此同時,佛光系統的場所已經突破了寺院的單一模式,借助於自辦大學、合辦學校、自建研究機構、慈善機構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文化機構,通過非寺院類型的各種場所,也就是完全世俗化的場所,積極開展與社會各界的交流,使其成為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傳播佛教思想的陣地。佛光山的文化推廣平台和社會交往陣地星羅棋布於人間,這使得佛光山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物質載體。

(三) 星雲大師主持和宣導的佛教活動具有豐富多彩的形式和極其廣泛的內容,涉及與佛教相關的各個領域,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向社會各個領域的傳播

傳統的佛教活動首先是早晚功課,做到了這一點,「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要求就基本滿足了。

其次是各種法事,如浴佛法會、盂蘭盆會、放燄口、打禪七、打佛七以及各種佛教節日期間的法事,特別是應社會各界的需要,從事消災、祝福、開光、薦亡、放生等活動。當然,也有一些交流、講經等文化與研討性活動,但是此類活動極少。

在星雲大師的宣導下,佛光人所從事的佛教活動不但突破了傳統寺院的法事規制與範圍,增添了大量新型的佛教活動,而且突破了純粹宗教性質的活動,拓展到文化藝術、乃至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完全打破了宗教與文化、寺院與社會的界線,在無限廣闊的平台上以生動活潑的形態展現佛教文化的魅力,既實現了活動內涵的擴展,活動形態的多樣,也實現了社會參與的廣泛和活動效果的最大化,呈現出寬闊的視野和大膽的創新,蘊含和綻放著無盡的活力與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通過以上內在和外在兩重共六種要素的深入觀察,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佛光山人間佛教所具有的新氣象。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的創意與推動方面,既呈現出對佛陀本懷的自信和對佛法深意透徹把握之後的智慧與精進,也呈現出對佛教使命的自覺和對民眾需求深切理解之後的慈悲與方便;不但體現了大師的膽識與韜略,也表明了大師的胸懷與境界;不僅為台灣佛教開闢出一條走向復興的大道,而且在傳統佛教問題叢生和挑戰重重的時代,也為當代大陸佛教的現代轉型與發展進步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刊於二○一六年一月《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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