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72　十說‧我弘講的因緣

做一個出家人，弘揚佛法、宣講教義，這是應有的責任。假如頭腦好的，表示有智慧，他可以寫作，在文化上去發展。如果是口才好的，他可以講經說法，從傳教上去發展。如果頭腦不好，口才也不佳，沒有關係，只要肯發心，從慈悲中開發，就可以做慈善事業，可以發心為佛門苦行、修持，還是有成功的希望。

如果說，這三者都欠缺的話，那就需要靠自己任勞任怨、廣結善緣了。結緣，必定佛祖和所有的人們都不會辜負我們。普世的人，哪一個不希望我們能跟他們結緣呢？因果不會辜負我們的。

結緣，也不一定要用金錢，你可以用佛法結緣；假如沒有佛法，你可以用勞力跟人結緣；假如勞力都不夠，可以用好心好意、祝福、讚歎、見作隨喜，這都是結緣了。

所以，在佛門裡面，應該是沒有一個人不可以修行、不可以得道。可以說佛法平等，人人都能成佛。

六根同修　行三好是修持

除了以上的修行以外，我倡導「六根同修」。眼睛，你要訓練慈悲的眼睛，瞻仰、看經、看書、看人，用佛眼看世間。耳朵，你要傾聽、要會聽、要善聽、要諦聽。佛法的道理，所謂「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每一部經典開頭的「如是我聞」，聞法，是聽聞，是耳根的修行。在《楞嚴經》裡面，有二十五圓通章，就講「耳根圓通」是重要的修持。

另外，鼻子，倒也不只是給我們聞香、聞臭、呼吸空氣，你可以聞到哪裡有法味嗎？有法味的地方，就如空氣，可以養活你的生命，法味能長養你的法身。所以，正法在哪裡？你有嗅覺能偵探出來嗎？其他，像身體做好事，嘴巴說好話，心裡存好心，這就是我經常提倡的「三好運動」。

所謂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同修，貧僧雖然懂得這個道理，但自幼知道，自己的眼睛也不利，耳根也不靈，鼻子也不敏，其他的只有靠身口意修行，像「身做好事」，我確實做過多少苦行工作；至於「口說好話」，我也在自我修鍊，凡事都要留有口德。就例如《貧僧有話要說》裡，有一篇文章本來要寫「排難解紛」，只因為牽涉到一些人我是非，想來不說也罷，就免得麻煩。但是，我的心裡鼓動我的嘴巴要去傳教、要去說法，所以，我就在這一章裡，訴說我弘講的因緣吧！

契理契機　故事蘊含佛法

最早，貧僧並不認為自己的六根有什麼特殊的功用。在十六歲的那一年，棲霞山舉行學生演講比賽，我師父的一個法兄主持這個活動，他就把我列為第一名。但我並不因為獲得第一名就歡喜，反而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在我認為不公平，應該另有更優秀的人才是。所以我就有點怨怪我師父的這位法兄，大概因為他和我師父的關係，他不該存有私心。人貴自知，貧僧從青少年起，知道自己的長短，明白自己應該怎麼樣努力。

在還沒有用道傳教之前，我就先用文字來傳教。所謂舞文弄墨，我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編過《怒濤雜誌》，做過徐州《霞光半月刊》的主編，在鎮江的《新江蘇報》上，也發表過許多篇的文章。

到了台灣來，也自知沒有其他的本領，還是要靠寫文章弘道，不但排遣歲月，也想藉此為佛教做一些貢獻。那時候，在台灣佛教講習會做了將近兩年的教員，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道自己胡說八道些什麼，不過，那時只是教國文而已，文學的好壞得失，也不去計較了。

第一次真正的講經說法，那是在二十六歲的時候。從農曆的二月初一，一直講到二月十九日，我在宜蘭雷音寺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二十天，註定了貧僧這一生，是用講說配合寫作來供養給社會。

我也聽說過，講經不能講太多天，因為來聽講的人，還不習慣佛法，所謂「黃鼠狼拖雞，愈拖愈稀」，愈聽，人就愈少。就如印光大師，在民國初年左右曾經在上海講經三天，第一天人山人海，第二天就剩下一半不到，第三天人就更少了。他就感覺到，大家不是要來聽佛法，只想看看印光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看過了，也就沒有趣味了。所幸，我那時候年紀雖輕，在宜蘭二十天的講經，每天聽眾也有兩、三百人，只增不減，所以到了圓滿的時候，共有一○八人發心皈依三寶。這算是我最早的弘講因緣吧。

不過，這次順利圓滿，應該與我初到台灣時，每個星期天在新竹城隍廟舉辦的弘法布教訓練有關。那個時候講演，群眾因為對佛法的信心還沒有很具足，每當我講故事時，大眾就像潮水一樣，一步一步走來向我集中，等到故事講完，開始講道理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場講演兩個小時，人就這樣慢慢的聚合而來，又慢慢的解散而去。

從中，我就悟到一個道理，講經說法，有時要以事顯理，有時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圓融，要契理契機，能夠將故事和佛學相結合，才是一場成功的講演。這也是我後來為什麼一直用心於佛經裡的故事，或人間生活小故事的原因。

青年下鄉　開創歌聲弘法

再有，光是講說還不夠精采，若是能配合圖片更好，所以我也向日本購買許多幻燈片，透過幻燈機投射出影像，就像看電影一樣，很能夠吸引人的目光。當然，唱的比說的好聽，宜蘭佛教慢慢發展了以後，青年慢慢聚集而來，後來我就組織弘法隊、歌詠隊，帶領著青年們用歌聲下鄉弘法，這在當時也為講演開創另一個新的弘法方式。

在最初，台灣這個地方雖有寺廟，但並無佛教。佛是何名？法是何意？沒有人知道，只有民間宗教。民眾多求神庇佑，神道教的信仰非常普遍。我因為心中對佛法的不彰感到不平，曾經寫過諷刺台灣神道教的興隆而無佛法的童話，題目叫作「星君仙女下凡塵」、「宗教同盟大會」。

不過，後來一直覺得對民間的宗教，自己還是不應該有那樣子用佛教徒的心理對祂輕慢。所以後來，我對老友煮雲法師發表批判媽祖的言論，我就叫他不可。沒有媽祖的信仰，當地沒有法師，也沒有佛法，當然就會大多歸信天主教、基督教了。好在，媽祖為我們佛教守住台灣這一塊土地上有佛教的善根善緣。

貧僧在宜蘭弘法講經，每個星期三、星期六，從不間斷，應該有十年以上，但台北沒有人知道。那時候，台灣的訊息就是這樣保守。記得我已經三十多歲了，才到台北來講演，也講了好幾年，但在台北市以外沒有人知道。

最初，我在台北志蓮精舍講過「佛教與生活」，那算是我在宜蘭「十年磨一劍」，到台北來一展心得。雖然聽眾熱烈，但那是一個在家信徒的大樓，基本上可以容納三、四百人，儘管每天擁擠，也如此而已。

後來，就有人建議我到國立藝術館講演。那是位在台北植物園裡面，由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建的藝術館，應該可以容納千人左右，我曾經在那裡講過，但講了什麼題目內容，已記不清了。

不過，有了這個藝術館講演的經驗，就有人建議我可以到中山堂光復廳做講座，那是國民大會開會的地方，可以容納千人以上。我確實又到那裡去做了講說，現在也回憶不起來講了些什麼。

創新講座　年年座無虛席

這兩個地方講過之後，也因為回響不斷，又有人建議貧僧可以到台北國父紀念館去舉辦講座，說這個場地可以容納三千多人。應該那時，我也在南部高雄佛光山開山建寺了。就這樣，貧僧每年在國父紀念館講三天，從一九七七年到二○○六年，整整講了三十年，每一年都座無虛席。在那裡服務的人說，國父紀念館建館以來，從不曾有過這麼多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聽眾呢？主要的我是想，所謂人間佛教，就是要把佛法推動到社會、推動到家庭，推動到人的生活裡，讓大家知道佛教是與人有關係的。意思是，能讓大家都聽得懂。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我有宜蘭弘法的經驗，把唱歌、舞蹈融入到講座裡。在講演之前，先有一些表演，在那個時代，這是很新潮的作法；而且宜蘭的青年，像後來出家的慈容法師，對於歌唱、舞蹈特別有天分，在他的帶動下，真是劃時代的盛況。

三十年的講座，講題三十年也不同。我依稀記得，從《金剛經》大義講到《維摩經》大義、《阿含經》選講、《大寶積經》要義；從佛教的致富之道、福壽之道、人我之道，講到禪修法門、淨修法門、律修法門等等。二○○二年，第一次比照傳統講唱文學的方式，把講說、唱頌、梵唄融和在一起，進行「佛教唱頌講座」；二○○六年則分別與嚴長壽、單國璽樞機主教、台北市長馬英九對話交流等等。

在這個三十年當中，除了有一流的主持人胡秀卿和勾峰，一流的台語翻譯慈惠法師，一流的宜蘭青年歌舞表演，還有一流的聽眾，儘管過道上都擠滿了人，但沒有一個人起身走動。

貧僧也很有分寸，三十年的講演中，我正在佛光山開山，但沒有提過開山的事情；也沒有借用舉行這個講座來招收徒眾，徵求各界人士上佛光山禮拜，可以很自豪的說，我從不以弘揚佛法為名義而有另外的企圖目的。我以佛法講佛法，我不在那裡宣傳佛光山，或為佛光山造勢，從來沒有過這個念頭。

回顧自己一生，無論做什麼事情，貧僧都非常務實，橋歸橋、路歸路，文化的歸文化，教育的歸教育，信仰的歸信仰，青年的歸青年，出家的歸出家，把因緣果報分得很清楚，不會錯亂因緣。我想，三十年的聽眾都可以做一個證明，貧僧在三十年的講座裡，有向大家提過一次佛光山貧窮，希望大家來幫助的話嗎？沒有。

應該說這三十年，養成我對於弘法、講經、布教，專心關注的學習。因為我知道，佛教裡有一個情形：

你問他：「你到哪裡去？」「我聽經去！」

「哪一位法師講的？」「哦，某某大法師！」

「講的好不好？」「好極了！」

「怎麼好法？」「聽不懂！」

我就是為了這樣的緣故，所以才揣摩、用心，努力的把所有的佛法，變成現代的語言，講來給大家都能聽得懂，可以受用。這也是我這一生用功最勤的地方了。

所以後來，我自己的道友煮雲法師，也很公平的說過這樣的話，他說：「說你講佛法，你沒有一句是古典經文；說你不是講佛法，你每一句話，都是經文裡的意義。」煮雲法師他也是一位傳教布道者，我引為知己，到底是同學多年，彼此成為知交。

紅館弘講　開國際里程碑

當然，在這個期中，雖然我在國父紀念館講了三十年，所有講經的盛況，我們也沒有特別報導，佛法還是沒有走出台灣，仍然只在國內宣揚。不過，因為國父紀念館的關係，當然，台灣的各個大學、監獄、工廠，甚至政府的部會，像外交部、教育部等，我都曾經去講過。這就是說，我把佛教帶入社會各階層裡。

而這三十年弘講期中，最值得記錄的事情，是在一九八八年，霍韜晦找我在香港何文田的法住精舍講《般若心經》，後來又到何文田大會堂講演。有了這次的因緣，就有信徒出面，邀我到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服務中心去講說，接著又轉往沙田大會堂，這裡的場地比較大，能容納一千多人。

因為回響熱絡，承蒙林耀明、張麗瓊夫婦和李小龍的女友丁珮小姐的熱心，他們極力要貧僧到紅磡香港體育館去講演。紅磡體育館裡，有二萬多人的座席，在香港，我哪裡可能會有這麼多的聽眾？尤其主辦單位策劃還要賣門票，每一張票二十塊港幣。假如說，兩、三萬個聽眾，就能賣到四、五十萬的港幣，大概夠講座的各種開銷了。

在紅館講演，加入了國父紀念館講經的元素，裡面有表演、有聞法，大家聽了以後，覺得有趣味又能受用，後來就一年一年的講下來，聽說包括大陸地區的民眾都來參與聽講。甚至，有很多民眾不得其門而入，主辦單位還在場外架設大螢幕給他們觀聽。

過去，紅磡體育館是香港一流的演藝人員才能進入表演的場所，現在，貧僧也像電影明星一樣，以一個佛教的身分進去弘講，當然受到很多的排擠壓力。所幸，我們聽眾的次序很好，就這樣，我每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的三天講座，連續講了二十年，每次講座，信徒也好像過年一樣，熱烈響應，這應該算是我走向國際新的里程碑了。

世界傳播　紅磡助緣最大

在香港的講經傳道，對貧僧弘揚人間佛教的國際化有了很大影響。為什麼呢？因為我在香港講演結束，已經晚上九、十點鐘，他們回到家後，正是美國的時間、歐洲的時間第二天天亮；香港這許多聽過的信徒回去，就打電話給美國、給歐洲、給澳洲的家人，就說剛才在紅磡體育館，聽了什麼什麼道理。因為這樣的因緣，我後來在世界各地弘化，大家知道有紅磡體育館的傳教盛況，都支持我在當地進行弘法的開展。

我何以知道呢？一九九二年，澳洲南天寺要舉行動土奠基典禮，徒眾就互相問會有多少人參加。那是位在臥龍崗的一個市區，但是，距離雪梨市中心也有一、兩個小時的路程，那時候還是一個小荒山。在澳洲，我們無親無友，也沒有幾個信徒，有多少人會來？有人說一百個，有人說會有三百人，在我心裡估計，可能會有五百人以上，但我也不敢說出來。

我記得前一天晚上，由我和蕭碧霞師姑、幾位徒眾在另外一個精舍裡研究，明天要做多少個便當。一夜沒有睡覺，最後我們又增加了一千個。但不敢對人說，心裡頭想，人多就拿出來，人少就分給別人去吃，沒有人就給海鷗吃吧。

結果第二天的典禮，應該來了不只五千人以上，在臥龍崗的小山丘上，滿山滿谷都是人潮，他們扶老攜幼的用廣東話說，在香港的兒子、女兒、媳婦打電話來，叫他們來參加。所以我才知道，我在佛教的國際發展，應該紅磡體育館的助緣最大了。感謝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對於世界傳播訊息，它真是成了一個發電台的中心一樣。

我在香港的弘講，那麼大的場面，也靠著佛光山很多的弟子一同參與，他們都是青年，具備新時代的知識，各種的布置、各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表演內容，一一展開。在歷任住持如：慈惠、依如、滿蓮，到現任永富等法師的帶領下，香港的信徒都成為義工，熱烈參與工作，歡喜我們這種布教的燈光、色彩，共同成就一年一年的弘法盛事。

可以說，香港的佛教，在紅磡體育館講演之前，有很不好的風氣，因為香港是一個賽馬的勝地，大家都不喜歡看到出家人，認為遇見光頭，他們會輸光，連計程車都不肯搭載出家人，貧僧今天也可以驕傲的說一句，我改變了香港社會對出家人的觀感。我告訴大家，出家人是財神爺，有佛法，你們要歡喜接受。後來我們團隊裡的出家人，在香港商店買東西，有的店家不要錢，或者打折扣，坐計程車那就更不用說了，到了目的地也不要錢，都說他們載了財神爺、財神菩薩。

在香港的佛教長老們，如覺光法師、永惺法師等，我的講座他們都出席支持，也給我很大的助緣。還有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以及鄺美雲、丁珮、鄭佩佩、冉肖玲、曾志偉、陳曉東等，都皈依了三寶。佛教界能可以不要分地域、人我，大家合力去弘揚佛教，其成果就能更加輝煌了。

從一九九○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弘講開始，佛光山邁向佛教國際化的弘法；在此之前，雖然也到美國、歐洲演講，但都很零星，還不成為氣候。自從香港之後，好像舉世皆知，一下子對人間佛教的發揚普及，可以說各方響應，在世界各處遍地開花。

連天主教都請我去梵蒂岡訪問，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見面；同時他們邀請我到義大利和平之城，阿西西市的聖方濟各修道院參觀。感謝他們以上賓待我，還帶我參觀內部的所有設施、圖書館，並且與所有天主教的神父一起用餐。我也記得有一年，南美洲巴西聖保羅各宗教聯合會也邀我去聖保羅SE‭ ‬大教堂做一次講演。

甚至，英國國教的修道院，都讓給我們做佛堂；也接受了法國一座百年古堡，作為法國弘法的基地；澳洲臥龍崗市長親自來台灣，贈送二十六英畝土地，作為南天寺建寺之用，而澳洲移民部長捐獻了澳幣一百元，作為南天寺後山園林用地一百年的租金，也增加了我們的建設。

世界各地　播撒菩提種子

一時之間，各地風起雲湧，徒眾們也都發心，或到哥斯大黎加、巴布新幾內亞，或到非洲剛果、史瓦濟蘭弘法。像依來、永嘉、滿穆法師他們幾位女眾比丘尼，先到非洲開疆拓土，後來再有男眾比丘相繼參與進來。甚至國際佛光會在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地成立佛光協會，俄羅斯的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的教授，都有人來參加成為佛光會員，我也曾經前往訪問。雖然我們的能力有限，但是人間佛教的菩提種子，仍然殷勤的到處播撒栽種。

在阿根廷、巴西聖保羅，張勝凱捨宅為寺，許多地方的信徒，也都紛紛站出來要建設道場。就這樣，一下子全世界有七十多個國家地區，二百多間道場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

尤其在北美洲，從西部的洛杉磯開始，到中南部的休士頓、奧斯汀，再到東部的紐約、波士頓，甚至到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滿地可、魁北克，受到當地的信徒、政府的護持，也要我們前往建寺。好在佛光山已經訓練了一些語言的人才，就能應付各地的需要。

在建寺訪問當中，講演的因緣也不斷湧來。例如：在美國講《六祖壇經》，六十塊美金一張票，連續講了三天，西來寺的大雄寶殿座無虛席。在西來大學以遠距教學的方式講《心經》，每堂課都要一百元美金，也有幾十個國家城市的人士參加。後來，這許多聽眾購票的所得（學費），我都捐給西來大學。現在參與我編印《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英文版的有恆法師，就是那時候參加網路聽課的學生。至於歷年來，在加州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康乃爾大學等學府的邀約講演，那時候只要時間允許，我都樂於前往和青年學子們結緣。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後，曾經在世界各大城市，像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巴黎國際會議中心、雪梨達令港國際會議中心、香港國際展貿中心、東京國際會議中心等地舉行會員代表大會，每次有五千名的會員與會，增加了人間佛教傳播的影響力。美國政府還訂五月十六日為「佛光日」，幾次我也以〈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環保與心保〉等，為大家講述一些對當代社會的理念看法。也有好幾個城市都頒給我「榮譽公民」，想到當初簽證不易，來去困難；現在美國、澳洲進出都非常方便。

聽眾蜂湧　奠本土化基礎

這些講演的因緣以外，令我印象深刻的，在一九九二年，貧僧到馬來西亞檳城東姑禮堂講演，那一次可謂盛況空前。原本只能容納一萬人的東姑禮堂，擠進了將近兩萬人，還有許多人被拒於門外，進不到禮堂內。他們在外面大聲叫喊：「我們要進去聽我們的師父講演，為什麼不能進去？」州長許子根先生致辭的時候，在台上聽到外面的喧嘩聲，於是當場允諾說：「我要把這裡重建成兩萬人以上的體育館，請大師再來講演。」一九九八年，他兌現諾言，我也真的前去為新的檳城體育館啟用灑淨，並在那裡做講演。

除了台北國父紀念館三十年、紅磡香港體育館二十年之外，大概最盛況的，就要算一九九六年，承蒙回教國家的首相特准，由慧海法師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莎亞南國家體育場，舉辦的「萬人皈依典禮暨萬人獻燈祈福弘法大會」，當天有八萬人參加。我前往主講「人間佛教人情味」，時任交通部長也是馬華公會會長林良實、人力資源部長林亞禮、內政部部長黃家定等六位華人部長也都出席聽聞。

後來，這六位華人部長為了提高華人的地位，提升華人的團結，聯合舉辦了十場講座，再度邀約我前去馬來西亞講演。那一次，他們也陪同我在各州巡迴，每場聽講者都在二萬人以上。

時隔十多年後，二○一二年，覺誠法師又再度於莎亞南體育場為我舉辦弘法大會，同樣八萬人參加，其中就有四萬人皈依，兩千名年輕人合唱〈佛教靠我〉，震撼全場，參與者皆受到青年的熱情活力所感動。此外，我到新加坡弘講，每一次都萬人以上，也講了多年。我提倡佛教國際化、本土化、人間化、生活化，應該就這樣子而稍有了基礎。

知識分子　認同看重佛教

在這個當中，還有許多的盛事值得一說。例如：美國加州議會找我們去議事會堂主持新年度開議祈福；白宮也邀約我前去訪問；巴西的警察總監夫婦，專程到佛光山來皈依三寶；又如馬來西亞幾任的回教首相，都到佛光山東禪寺去訪問；又如美國舊金山柏克萊大學蘭卡斯特教授為我做西來大學的校長；耶魯大學外因斯坦教授率學生來佛光山參訪。

再有，美國的惠提爾大學、南美洲智利的聖多瑪斯大學、香港大學、澳洲格里菲斯大學、澳門大學，台灣的中山大學、輔仁大學、中正大學等，都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很慚愧，我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只靠寺院裡的一點學習，承蒙這些大學不嫌棄給我鼓勵，跟我結緣。由於這樣的關係，北京大學也邀約我做了榮譽教授。

此後，像上海同濟大學、山東大學、湖南大學、浙江大學、東北的吉林大學、南昌大學、廣州中山大學、雲南大學等，也紛紛邀我到他們的學校講演，敦請我做名譽教授。我在廈門大學講演「空有之關係」，不但校長親臨，還有師生四千多人聽講。去年（二○一四），受到鎮江市政府的邀請，貧僧在鎮江體育館講了「看見夢想的力量」，當天鎮江的書記、市長等，有八千多人與會，秩序非常良好。我一面講演，一面運用現代的投影設施，讓人家看重佛教，不再認為佛教是落伍的。

其他，像在四川重慶華巖寺、三峽博物館、湖南嶽麓書院、內蒙古烏蘭恰特大劇院、上海中華藝術宮（原世博中國館）、北京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大連人民文化俱樂部、山東濱州明珠大劇院、廣西人民大會堂等等，我雖不便於行，仍然前往講演。其他像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以及瀋陽、哈爾濱等地，更是經常邀約不斷，只是我個人現在年老體衰，也難以如願和大家結緣了。

我不敢說因為這許多種種因緣，讓人間佛教在大陸受到重視；但原先中國佛教學院的僧青年們，現在都成長到中年了，如學誠、聖輝、心澄、隆相法師等，他們都是未來中國佛教的希望。

可貴佛緣　佛教世界發光

最近，中國佛教協會換屆改選，學誠法師當選了會長，全國副會長數十人，這是大陸多年來佛教的盛事。我特地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在他於宜興大覺寺舉辦「人間佛教交流聯誼會」的因緣，便邀約了台灣知名的青年法師和一些同道朋友，前往北京為學誠法師主持中國佛教協會給予祝賀，也是一樁盛事，增加兩岸交流來往。總希望兩岸團結，共同為中華文化、為佛教在世界發光。

最近（二○一五年四月），揚州為了慶祝開城二五○○年，在春暖花開的時節，於鑑真圖書館揚州講壇舉辦三天《般若心經》講座，市長親自來為我的講演致辭；每天四、五千名聽眾憑票入場聆聽。徒眾告訴我，講演最後一天，有一半人以上，淚灑會場，難分難捨。

上個月（四月），人民出版社為我出版的《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寶典》，首刷一一○萬冊，發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後來《人民日報》還來採訪我，我非常高興，在中國大陸，人民至上，讓我能和人民站在一起，這也是我希望促進兩岸和平的一點微願了。

在世界各地的弘講中，大陸的領導人，從過去的江澤民、胡錦濤主席，到現任的習近平總書記，我都有過多次的因緣見面。而在他們之前，世界上的領袖，我見過印度總理尼赫魯，也訪問過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和他對話，泰皇蒲美蓬請我們到皇宮吃飯。到後來，二年前我在新加坡弘法的時候，總理李顯龍先生全程參與聽聞；甚至，今年（二○一五）三月，我們南天大學的啟用，澳洲總理艾伯特先生也來出席為我們祝賀歡喜。你說，世界上有這許多佛緣，怎麼不感到可貴呢？

僧人傳教　千年早傳美國

對於講演，我也記起幾件事。有一次，我在洛杉磯講演時，忽然有大概三十位左右，穿著白色類似佛教海青的基督教佛友，前來參加我的聽講。他們自稱是基督教裡的佛教派，其根據地在聖地牙哥，聽了非常法喜充滿。後來還到西來寺和我來往。不過，經過十餘年，我也很久沒有到西來寺，也不知道情況如何了。

說起美國佛教，十多年前，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曾經告訴我，他研究過，在墨西哥中部有一個城市叫作Acapulco，都是佛教徒。據聞，這是一五○○年以前，大約在南北朝劉宋時期，有一位在中國居住的印籍比丘慧深法師前往傳教。可以說，他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早了一千年，在那個地區留下了佛教的基礎。目前，美國有許多古物，如舊金山博物館收藏的一個「石錨」，據聞就是慧深法師所遺留下來的。

也記得我初到洛杉磯開山沒有多久，有一位信徒寄給我一張《洛杉磯時報》創辦一百週年紀念，刊登了一張九位中國出家人到洛杉磯弘法布教的照片；可惜我不懂事，沒能把那一張報紙好好的收存。假如有人來研究，佛教的種子應該在一千多年前，就傳播到美國了。

貧僧我這個人「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的性格，不曾想過要留下什麼事蹟。像現在口述《百年佛緣》、《貧僧有話要說》，也都是臨時起意，不是有預備的。因為我並沒有想要去創造歷史、記錄歷史，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有些遺憾，很多歷史上的事件，我都有經歷過，卻對這許多記錄都沒有重視。

這數十年來，弘講的聽眾對象無數，最特殊的，應該要算監獄裡的同學了。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左右，貧僧受軍方的邀請，到新店、岩灣、泰源等軍中監獄，作了一系列演講。在此之前，早在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我第一次踏入宜蘭監獄布教，就開啟我監獄布教的因緣。可以說，全台灣各縣市的監獄，沒有一個我沒去結緣講過。由於我經常在台灣各個監獄布教，貧僧也成為法務部第一個聘任的監獄教誨師。

獄所布教　心靈引導關懷

我記得有一次到花蓮監獄布教，裡面有兩千多名的年輕重刑犯，都是十年以上的罪刑。我在講演的時候，就跟他們說，假如你們都跟我出家，我帶領你們為社會做好事功德，我們不但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自己。

我也曾在土城監獄舉辦過短期出家，傳授三皈五戒；好幾年前，我到高雄女子監獄，和六百名年輕女性的受刑者講話，得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丈夫用他們做人頭，違反了票據法或吸毒而代夫坐牢，我覺得婦女偉大的情操，男人真是要自愧不如。

貧僧也曾想設立監獄與社會之間的「中途之家」，因為受刑人釋放了以後，社會不容易接受他們，他們也不容易適應社會。希望在刑期快滿前數月，把他們交來給寺院，我們給他們心理上的輔導、關懷。再說，監獄裡的管理大多「不可」，不准站、不准坐，不准這樣，不准那樣；我想，在合法的情況下，在寺院裡允許他們這樣、允許他們那樣，讓他們學習用積極、和善、慈悲心回到社會服務，找回自信心。我想，因為刑期快滿了，他們應該也不致於會逃跑，免得重蹈刑法。

但是，我這樣的想法，並沒有獲得認可，法務部基於法令上的種種限制，尤其怕受刑人真的逃亡，沒有人敢負責。原本我們預備提供兩個寺院做這件事的，後來沒有成功，我也深以為憾了。

不過，法務部也跟佛光山慈悲基金會配合，我們在台南明德監獄，認領了一個戒治班（戒毒村），由佛光山的法師在裡面布教，我也因此和前後任的法務部長廖正豪、馬英九等多次的交流。

回憶起一路走來的弘講因緣，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這許多人聆聽的。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有一次貧僧在宜蘭講經，因為時值六月，天氣炎熱，時間到了，我站在講台上，下面空無一人。因為我一生的性格守時、守信，所以當我在台上站好了以後，也不管它台下沒有人，就開講了。在場外一、二十位乘涼的民眾，才陸續跑進來聽講。你說，貧僧最初的弘講，也曾有過這樣的尷尬情況。

貧僧在台灣一個甲子以上的傳教，讓佛教從寺院走向社會，從殿堂走進學校，從山林走到都市，從小廟走進會堂，從台灣走向國際，這許多的一切，都蒙佛陀的加被、信徒的熱誠；所以佛法弘揚要靠人，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的佛教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能把這許多佛光法語普遍於地球之上，這是貧僧最大的願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