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4　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

中國自唐宋以降，開始有了「書院」的設置，不僅成為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更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以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為例，早在唐末五代（約九五八年）時，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召集士子讀書求學；之後，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於北宋開寶九年（九七六）承此基礎而創立。後來經過儒家的興革，尤其南宋時，著名理學大師朱熹先生（一一三○～一二○○）曾兩次到這裡來講學，當時學生曾多達千人以上，可以說盛極一時。

書院不但是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也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本文即以「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為題，分別從「中國文化的內涵」、「佛儒之間的交融」、「五乘佛法的思想」、「人間佛教的未來」等四個方向，約略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一、中國文化的內涵

談到中國文化，我想這是每個中國人共同的驕傲，中國不但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尤其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中國人向來以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歷史而自豪。至於中國文化的內涵，就其學術思想的演進，大約可分為六期︰

第一期：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萬花齊放。

第二期：西漢東漢時，獨尊儒學，罷黜百家。

第三期：魏晉南北朝，道家特盛，崇尚清談。

第四期：隋唐盛世時，佛學昌明，八宗共弘。

第五期：五代宋明時，理學興起，佛儒融和。

第六期：清末民初時，古學綜合，西風東漸。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裡，孔子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孔子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禮、樂等六經為本，有系統的綜合整理，樹立了一套治國、齊家、修身之道的儒家思想。之後，道家和佛教也在歷史的長河中扮演著影響社會人心的重要角色，儒、釋、道於是在悠久的中華歷史文化裡，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

然而中國文化雖以儒、釋、道為中心，但早在漢朝「獨尊儒學」之際，儒家的思想就一枝獨秀，影響著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只是任何一個文化都不可能是單一思想，也不是一時一地所產生，中國的正統文化雖從殷商的甲骨文而有了正式的文獻記載，當初唐堯虞舜時期，所展現的「天下為公」的胸懷，他們聖德仁君之風範，孕育出中華文化的奇葩，為萬年中國立下典範，所以歷代有德之士總以他們為榜樣，立意效法。繼而商周宗法制度，周公制禮作樂，把中華文化「禮樂」和「仁義」的內涵更加具體成型。

後來到了春秋時代，孔孟提倡王道，主張以仁德、忠恕治天下。孔子的學說體系以「仁道」為重點，強調「仁政」與「恕道」。其他如孟子主張「性善」、荀子強調「性惡」，乃至墨子的「兼愛」、老子的「無為」、莊子的「齊物」，以及管子、列子、晏子等學說，都使得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化百花齊放，燦爛繽紛。

之後從秦朝開始醞釀，到了漢武帝正式「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儒家文化統一了之前的諸子百家，成為近兩千年來維護政經人文思想的文化主流。但此中在魏晉南北朝時，因為「五胡亂華」，使得儒家思想為軍閥武夫所踐踏，士人學者在弘道上受了挫折，只得崇尚清談，這時候佛教在亂世中，適時彌補了儒家之不足。佛教的因果輪迴、善惡業報等思想，讓生長在苦難時代的人們，雖然對現世人生感到有諸多的無奈，卻對未來充滿了希望與期待，佛法給予人們心靈及精神上的撫慰、寄託與提升，發揮了救世之功。

魏晉清談時期，道家的「無為」思想影響「玄學」，而在漢魏南北朝時，佛教已在中國生根，此時雖以譯經為主，但整個社會已從道家思想的清談而發展至隋唐時佛教「八宗興起」，隨著智者、玄奘、惠能、道宣、賢首等大師的出現，是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佛教盛世。

佛教在秦漢之際傳入中國，初期佛、儒思想因相異而相拒，進而漸漸相互融和。其結果就佛教而言，融入濃厚的中國色彩，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營養，從而復興沉寂千年的儒家。尤其北宋時嶽麓書院的創立與發展，更進而促成所謂「儒表佛裡」、「援佛入儒」的理學之興起，為佛儒的融和跨進了一大步。

嶽麓書院是中國宋代以來教育的縮影，也是中國文化的搖籃，更是湖南人的驕傲，湖南因嶽麓書院而古今聞名。嶽麓書院千年以來培育了無數的傑出人才，僅以有清一代來說，王船山、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蔡鍔、譚嗣同、毛澤東等，他們分別在學術、政治、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獨領風騷，誠所謂「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湖南因而成為文風鼎盛，人文薈萃的文化寶地。

湖南不但在學術上孕育了許多名垂千古的風雲人物，湖南佛教在中國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也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西晉武帝泰始四年（二六八）竺法崇法師在嶽麓山建寺，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在湖南諸多古寺中，南嶽的南台寺因係禪宗石頭希遷禪師的道場，當時學僧競相以參訪湖南希遷與江西馬祖為尚，因此留下「行走江湖」的典故。除此，湖南的名僧輩出，包括南嶽懷讓、藥山惟儼、雲巖曇晟、溈山靈祐、仰山慧寂等，甚至衡陽的龐蘊居士，被稱為「達摩東來以後白衣居士中第一人」，乃至湖湘學派先驅周敦頤先生，更將佛教的淨土與華嚴加以融通，湖南佛教於是在中國文化融和的思想史上占了重要的一席。

周敦頤是宋明理學的開創者，其與張載、程頤、程顥等諸位先生，於出入佛老之後，倡興理學。到了南宋，如朱熹先生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心性論」，更加將理學發揚光大；王陽明先生則受禪宗「明心見性」的影響，最後倡說「知行合一」，用來圓滿人生。

從理學時代到了晚清改宗「應用」之道，也就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時滿清統治下的漢儒紛紛檢討理學的流弊，認為理學空疏無用，如顧炎武說：「五胡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清談，有甚於前代。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日知錄》）於是與黃宗羲、王船山等清代的思想家提倡解決現實人生問題的經世致用之學，並視為真儒學，只是當時因為受到滿清皇朝的高壓禁止，漸漸淪為脫離現實問題的「考據學」。

鴉片戰爭後，國家連番割地賠款，導致國勢日衰；而此時西風東漸，儒學也因此一蹶不振。尤其民初「五四運動」時喊出「打倒孔家店」，當時佛教雖然也受到摧殘，但佛教有信仰的力量維繫，因此始終屹立不搖；反觀儒學由於不像一般宗教有著濃厚的信仰情操，故而很快就在時代的潮流中失去了分量，實在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

二、佛儒之間的交融

佛教於東漢時傳入中國，當時中國社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流；佛法傳入東土後，由於與儒家思想有許多異同之處，也有一些共通主張，一經接觸，便互相激盪排斥，也互相融攝吸收，終於形成了一股融和的清流，使得中國文化日益壯闊。

然而，佛教與儒學雖然相互交融，彼此關係密切，仍有其根本上的不同之處，例如「孝親」思想雖為佛儒所共倡，只是儒家重在世間的孝道，認為甘脂供奉，使父母現世安樂，衣食無缺，光宗耀祖，就是孝道；而佛教的蓮池大師則把「孝道」分為三等：「生養死葬」，只是小孝也；「榮親耀祖」，是中孝也；「導親脫離輪迴之苦」，才是大孝中之大孝也。

佛教的孝親思想超越一般的世俗之孝，佛教的僧侶雖然捨俗出家，但並未捨親於不顧，例如提倡人間佛教的佛光山，不但成立「傳燈會」，每年皆舉辦「親屬會」，把徒眾的父母接到寺中聯誼；平時逢到徒眾父母生日，傳燈會則代表常住贈送賀禮；如果父母年老乏人照顧，佛光精舍也可以提供安單，乃至父母往生後，佛光山萬壽堂更是免費提供龕位，永久奉安。

其實在佛光山，不但每個徒眾都很孝順父母，就是我出家一甲子以上，也要事親盡孝，甚至應該「以天下人的父母為父母」。因為佛教辭親出家，就是為了廣度眾生，報答親恩；佛教強調出家行道，上報四重恩（國家、父母、師長、眾生），下濟三途苦（地獄、餓鬼、傍生），以救濟一切眾生為目的，所以佛教非常重視孝道。

其次，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也有共通之處。五常是「仁、義、禮、智、信」，五戒是禁止「殺、盜、淫、妄、酒」。佛教的「五戒」配上儒家的「五常」，非常吻合，如：不殺生曰「仁」、不偷盜曰「義」、不邪淫曰「禮」、不妄語曰「信」、不飲酒曰「智」。只是儒家的五常僅止於勉人律己，而佛教的五戒，則從消極的持守不犯，進而積極的尊重利他。其根本精神就是尊重別人的自由，不可以對他人侵犯，如不殺生而護生，不偷盜而喜捨，不邪淫而尊重他人名節，不妄語而讚歎他人，不喝酒而遠離毒品。所以，從利他來講，五戒是淨化人心的良藥，一人受持，一人得益，萬人受持，萬人得益；如果全國人民共同受持五戒，即如同人人都奉行三綱五常，則大同世界、和諧社會的建設，必然指日可待。

三、五乘佛法的思想

承前所言，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人道」的完成；而佛教其實也是「以人為本」的宗教，佛教有「五乘佛法」，所謂「五乘」，是指「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

「五乘佛法」是佛陀為了教化眾生，依不同根性的眾生所施設的五種不同層次的實踐法門。也就是說，對方是什麼根器，佛陀就施予什麼教化，因此在「五乘佛法」裡，佛陀為「人乘」性格者說受持三皈五戒，可脫離三途而生人道；為「天乘」性格者說修十善法，可生天界；為「聲聞乘」性格者說修四諦法，可脫離三界而成阿羅漢；為「緣覺乘」性格者說修十二緣起法，可脫離三界而成辟支佛；為「菩薩乘」性格者說行六度法，可越三界二乘的境界，得無上究竟的成佛果位。

在中國有儒、釋、道三教，在西方也有耶穌教、回教等。佛教講「五乘佛法」，正好將世界五大宗教融會於五乘中，給予一個合理的定位。如：儒家講三綱五常，提倡人際的禮節與人倫的和諧，近於佛教以持守五戒、圓滿人品道德的「人乘」思想；耶穌教與回教提倡生天，講究博愛與堅守十誡，此與佛教修十善業，以追求天堂之樂為目標的「天乘」相通；老莊道家講返璞歸真、清靜無為、任性逍遙，等於佛教的聲聞、緣覺乘之出世思想，所以佛教把道家歸納為聲聞、緣覺乘。

佛教的「五宗教觀」把世界性的宗教給予一個合理的定位，以尊重其存在的價值，但佛教與他們最大的差別是，佛教還有一個「菩薩乘」，也就是人間佛教的「菩薩道」思想。所謂「菩薩道」，就是有「人天乘」的入世精神，也有「聲聞緣覺乘」的出世思想；以出世的思想，作入世的事業，把入世出世統一調和起來，就是大乘菩薩道。

在多元化的人間，各宗教均扮演著導人向上、向善的角色，或為身教，或為家教，或為含容各門學科的心靈教育。人間佛教重視當下的淨土，致力於解決人間各種的問題，因此無論站在人乘、天乘，或是聲聞、緣覺乃至菩薩乘，佛教都對淨化社會人心、維護人倫秩序，乃至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建設，提出貢獻，例如：幫助生產、開發交通、保護生態、利濟行旅、文化建設、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療救濟等。

從古以來，佛教的寺院本著「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無不興辦許多利濟群生的事業，以對國家做出貢獻，包括植樹造林、鑿井開渠、築橋鋪路、經營碾磨、設置浴室、賑饑濟貧、施醫給藥、方便行旅、養老育幼、急難救助，乃至開辦義塚、義學等。乃至到了現在，大陸所有叢林寺院在改革開放之際，也無不以此為目標，兢兢業業的以期將來對社會做出相應的貢獻。

佛教不但在國家的建設上提出貢獻，尤其在改善社會風氣、淨化世道人心的作為上，就如一個公司的員工，只知安分地工作，從來不會干涉董事會的作為，也就是不會干政。只是歷史上有一些寄附佛教的邪教如白蓮教等，更有甚者，法輪功根本就不是宗教，只是一個運動的組織，應該歸納於體育之列。他們有時受到民間野心人士所利用，但都不是正信佛教，也從未列入佛教的主流，這是當前社會大眾應該加以釐清與重新認識的地方。

佛教徒一向都是安貧樂道、與世無爭，因此從古以來儘管朝代更迭，執政者有上有下，但不管誰上，佛教徒都一樣擁護，這是佛教徒長久歷史以來秉持的精神，佛教對於社會、國家、民族之安定的維護，自始至終，一以貫之。

由於佛教一直以服務社會、奉獻人群為職志，所以能被社會所接受，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主張「人成即佛成」，因此佛陀施設「五乘佛法」，也在表明出世聖法的根基是建立在修集人天善法的正常道上。也就是說，五乘佛法是以人天乘為基礎，能夠把「人」做好，進而發「菩提心」、實踐「菩薩道」，如此才能完成「佛道」。這就如同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也得從小學讀起；再如我們今天來到湖南，假設湖南是學佛的最終目標（代表一個淨土世界），現在從上海出發，經過南京、江西而到湖南，中途在南京可以不靠站停車，乃至江西也不靠站，而直接開往湖南（成佛的目標）；但不能不經過南京、江西。也就是說，成佛可以直接實踐大乘佛教的法門，但是也一定要經過人天乘、聲聞、緣覺乘的過程來完成自己。

由於佛教是五乘共有的真理，佛教不光是出家人所特有的修行準則，而是世間大眾共有的人生指南；尤其佛教徒在擁護國家方面，如東晉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佛法難立」，佛教擁護國家政策，最終的目標就是要關懷世道人心，使眾生有所依歸，因此佛教應該普遍化於每個家庭，應該為每個人所接受。古代的大德為了達到此理想，禪宗則提倡化禪機於耕作之中的農禪生活，淨土宗更是大事傳播三根普被的淨土思想，忙人閒人都可以修念佛法門。

過去禪宗以寺廟為基地，淨土宗以社會大眾為基礎，所以禪淨融和了僧信的關係。現在我們提倡「人間佛教」，就是以菩提心為起步，以菩薩道為目標，自度度人，自覺覺他，把人我的關係看成是分不開，是一致的，因此把五乘佛法調合起來，就是「人間佛教」。

綜上所論，佛教雖然方便將佛陀一代教法分為五乘，為的是不捨棄任何根器的眾生，但是慈悲濟眾的菩薩乘，才是佛教所致力弘揚的法門；進而將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權教五乘，趨入實教一大乘的佛道，這才是最究極的境界，也才是中國文化的主旨所在。

四、人間佛教的未來

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在中國扎根、融入社會，並且與儒、道共同成為中國本土化的宗教。但是佛教與儒、道主要不同在於佛教有信仰、有僧團、有戒律，有早晚虔誠的勤修課程，有寺院的組織，有戒律的規範；佛教不講究靈異、神怪，儘管遭遇社會的排斥和外力的壓迫，佛教始終一如，懷抱一顆為國為民的慈悲之心。

我在六十年前最初接受佛教教育的時候，聽說四川漢藏教理院邀請梁漱溟先生講演，雖然梁漱溟希望以佛教的清淨真心完成儒者事業，以儒者事業實現佛教的宗教修養，但他最終還是由佛入儒了，他為了說明自己的想法，在黑板上寫了六個字：「此時、此地、此人。」意謂佛教講到時間，都是無量阿僧祇劫，但他認為現實人生最為重要；談到空間，佛教說此世界、他世界、十方一切世界，但他認為本土最為重要；談到人，佛教強調一切眾生、四生九有，但梁漱溟則認為現實的人類最需要幫助。當時主持演講會的太虛大師即刻回應說：「梁先生對佛教誤解了，佛教在時間上雖說有過去、現在、未來、無量阿僧祇劫，但是著重的是現實當下的解決問題；佛教在空間上雖講此世界、他世界、無量十方諸世界，但是著力於本土世界的建設與淨化；佛教雖講有情，不止人類而已，也說地獄、餓鬼、畜生，乃至胎生、卵生、化生等十法界無量眾生，但是最為重視以人為本的普世救濟。」

所以，太虛大師從佛教的立場，已經說明了人間佛教的性格，目前在中國政府領導下的中國佛教，也是接受人間佛教的發展，貢獻社會，發展佛教。

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說：「佛教具有群眾性、民族性、長期性、國際性、複雜性。」在我們現在看來，佛教更具有包容性、文化性、人間性、生活性、慈悲性。人間所以有佛教，不但和世界所有宗教和平相處，相互尊重之外，人間佛教也希望給國家的領導者運用，協助國家建設社會秩序，淨化人心，讓全民都能享受信仰的喜樂、希望與滿足。

現在是個多元的社會，中共中央黨總書記胡錦濤先生適時地喊出了建設「和諧社會」，實在講到了要點，儘管國家有多少黨派、有多少士農工商、有多少學派思想，但是國家社會的和諧是一個長治久安之道，和諧社會並非要大家一個模型，而是在國家領導之下「同中有異、異中求同」的發展，目標是要建設國家的統一，國力的富強，國民的擁有。如今中國的文化要響應江澤民先生提倡的「以德治國」、「與時俱進」，甚至要「走出去」；而人間佛教呼籲的淨化身口意三業之「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即共青團中央所堅持開展的「四美」活動：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儒、釋、道的發展也有近三千年的歷史，我個人在歷史的長河中，也稍許有些微願：「志在國家統一，行在佛教復興。」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效法嶽麓書院傳統的教育示範，培養佛教優秀人才，擔當將來服務社會的責任，將和諧社會推向最高點。因此，我對「人間佛教」所下的定義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機的佛法，只要是對人類的利益、福祉有所增進，只要是能饒益眾生、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都是人間佛教。」也就是說，凡是符合佛法的傳統，有益於現代的社會，這都是每一個人間佛教奉行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文化從上古唐堯虞舜「天下為公」的思想，到「百家爭鳴」，乃至歷代的分合過程，都是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而現在中共中央也是為了一個中華文化的傳統，繼續努力。不少人問我對海峽兩岸的看法，我個人主張「一個中國」的認知是毋庸置疑的。在台灣有少數人倡導「去中國化」，我深不以為然，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除了少數原住民以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從中國沿海地區，如福建、廣東、江浙等民眾移居台灣。基本上，中華民族文化一脈相通，例如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在在說明了大家都是中國人。可是現在台灣少數人鼓吹「去中國化」，多數有識之士都期期以為不可。例如某日，我聽聞「去中國化」一語，忽然大驚，如「去中國化」後，我的祖先、我的故鄉、我的家人都算什麼呢？我今後不適合穿中國的服裝、吃中國的飲食、講中國的語言，乃至不敢以中國為家，我該怎麼辦呢？

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總有一個國家，我在台灣居住、弘法五十多年，當然我也愛台灣，但是我出生在中國，與中國有著割不斷的血緣關係。我一生走過西北沙漠，到過敦煌寫經，看到四川石刻，遊過杭州西湖，曾在揚州的瘦西湖上盪舟，也曾在太湖濱上漫步。我在南京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日子，也參觀過西安的兵馬俑、法門寺的地宮、北京的萬里長城及頤和園等，大陸主要的寺廟，如天童、育王、金山、寶華等，幾乎都曾留下我的足跡，我在大陸的同學至今也還有人健在，我的祖庭江蘇宜興大覺寺目前正在復興中，一旦「去中國化」後，祖庭沒有了，同學沒有了，師長也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在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中，只有「中國化」，沒有「去中國化」，所謂「大海不厭細流，泰山不辭土壤」。人間佛教以「菩提心」為中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精神，像儒家的「仁道」、道家的「無為」、耶教的「博愛」、穆斯林的「真主」，如果彼此能夠再相互融和，共同往和諧的目標邁進，未來必定能為中國文化的內涵，增添亮麗絢爛的光彩。

總結上述，我認為人間佛教是包容「五乘」的宗教，是尊重融和的宗教，人間佛教是愛國愛教的宗教。人間佛教主張家庭就是佛堂、社會就是道場、有心人都可以成為信徒；人間佛教不但融和了諸子百家，甚至融和了過去的中印思想，把傳統與現代緊緊的結合，現在更涵蓋了世界所有文化的精髓。因此，中國文化唯有融入人間佛教的精神意蘊，未來舉世文化將無能超越其上，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係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大師應湖南知名畫家李自健先生之邀，發表於湖南長沙嶽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