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54　第三章　亂世考驗僧青年

完成焦山佛學院學業之後，弱冠之年的星雲至大覺寺任監院，不久出任白塔國民小學校長，在單純的佛教背景外，開始「社會化」的過程，對於大時代的脈動也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如同千千萬萬熱血青年，眼見民國肇建以來軍閥混戰、日本侵華，接著又是國共內爭，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中，從小就有正義感的他感到激憤，佛門薰陶又使他懷著不忍人之心的慈悲。不僅時局動盪，佛教本身也處於末路關頭，充滿愛教熱情的星雲不斷思索如何改革佛教，以開創新機運。「不要想佛教給我什麼，要想我能為佛教做什麼！」內外牽引激盪之下，這個時期塑成了他一生思想體系的雛型。

中國佛教盛衰史

從中國佛教的歷史來看，自東漢明帝時由印度東傳之後，經歷四百年，隋唐為佛教的黃金時代，當時佛教主流思想是相當入世的。首先，這一代的高僧，有許多與政治、文化高層交往密切，例如天台宗的智顗之於隋煬帝、法相宗的玄奘之於唐太宗、華嚴宗的法藏和禪宗的神秀之於武則天等。至於白居易、王維、李翱等文人雅士交遊於當時高僧，亦傳為佳話。

其次，當時的佛教界還與廣大的群眾相結合，他們透過文學、戲劇、繪畫，接引民眾親近佛門，同時豐富了中國文化的涵養。甚至也開辦金融及慈善事業，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例如一個盛行於隋唐的佛教宗派──三階教，即開辦了「無盡藏」（相當於銀行），無息貸款給貧民，貸款時不必立下任何契約或字據。又如收容貧窮病人的醫院──「病坊」、「養病坊」，以及賑濟性質的「悲田」等，也在隋唐風行一時。

然而宋、元之後，由於政治統治階層的壓迫，以及理學的興起，貶低佛教地位，使得佛教和知識分子疏遠，離世索居。明朝以降，開國皇帝朱元璋年輕的時候當過沙彌，做過和尚，了解佛教四姓皆攝的包容性*1，容易為大眾所接受，是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為了怕人假藉宗教為謀叛的溫床，明太祖即位後，即對宗教，尤其是佛教，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他把山林劃歸寺院所有，命令全國的出家人到山林中去修行，使佛教脫離社會，無法和群眾接觸。因此佛教由隋唐時代的積極入世，沒落為關閉山門、保守退避的出世佛教。佛教的衰微已明顯呈現。

明末蓮池大師，即曾在他的《竹窗隨筆》中，痛心描述當時僧侶腐敗的情形：有作地理師者、作卜筮師者、作風鑑師者、作符水爐火燒煉師者……有手持緣簿如土地神者……有持半片銅鐃，而鼓以竹箸，如小兒戲者……這些行為前者與江湖術士沒什麼兩樣；後者看來又像乞丐，難怪蓮池大師痛心疾首的說：「末法之弊極矣！」

至此，佛教已成為「冷」的宗教，除了喪葬超度，不知和一般人有什麼關係。如上僧伽素質低落，僧格不彰，更使佛教發展每況愈下。自此以後中國的士大夫與僧道絕緣，貶為下流；若有出家人熱心世間之事，或聲望上與士人並駕齊驅，就抨擊其為世俗，例如民初太虛大師就曾飽受其苦。這種觀念形成多數人對佛教的刻板印象，甚至到今天仍根深柢固。

接著到了民國初立，某些受了半吊子西方教育的人高喊打倒孔家店，不明就裡的遷禍佛教。泥菩薩、土和尚，在青年知識分子眼裡，簡直是集「封建」、「落伍」、「迷信」於大成，很多「新青年」對求仙拜佛嗤之以鼻，搖頭逃避，惟恐不速。甚至自頒的救國救民信條之一，便是「毀廟興學」。不久軍閥四起，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基督將軍」馮玉祥下令毀佛，河南佛教遭摧毀殆盡，並殺害或放逐僧侶。浙江省政府也有逐僧之議。內政部長薛篤弼甚至建言改僧寺為學校。直到北伐成功，各地廢佛運動時起，其傷害不亞於歷史上「三武一宗」之法難。

太虛大師振奮人心

值此教運危急之秋，愛國憂教的佛門新青年發現一位足以領導他們的前輩導師，對佛教又燃起了希望，那就是太虛大師。

星雲在焦山讀書時，許多老師都曾受教於太虛大師，自己也讀太虛大師的文章、書籍，間接接觸到他的主張。那時，太虛大師喊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僧伽有責」，令青年學僧十分振奮感動。太虛大師的主張是，應將消極避世的佛教，導入積極入世的道路，因此提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發動教制革命、教產革命及教理革命。

所謂教制革命是要求把散漫的僧侶加以重新組織訓練，使男眾都能成為一個布教師、一個法師；女眾要會教書、要會看護，提高神職人員的素質和工作能力。教理革命是要揚棄陳舊迂腐的說法，肯定人生的價值，提倡用正當的觀念和態度去享受人生，不再陷於「生即是苦」的宿命論中。教產革命是打破靠教吃教的態度，倡導依靠自己的勞力、自己的道德行持來自給自足。而寺院廟產應歸佛教公有，不是某和尚的私產。

在佛教教育方面，太虛大師也有首開風氣之功。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他即開辦佛學院，引起全國重視，可惜當時院舍是借用寺廟，在廟方與佛學院意見不合下，十幾年就停辦了。之後雖陸續也有人辦佛學院，卻始終沒有一貫性。

太虛大師是一位知識分子型的僧人，深知沒有國就沒有教，在對日抗戰期間不忘救國，呼籲佛教徒支持政府，投入抗日行列，因為「國家、社會、眾生是一體的」。

雖然老一輩的教界大德認為太虛的主張離經叛道，對他口誅筆伐，但頗能引起青年僧伽的共鳴，大都與太虛大師站在同一陣線，認為他是中國佛教的救星。抗戰勝利那年，星雲參加了太虛大師所辦的「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親歷教席。有一位同學甚至說：「如果太虛大師叫我赴湯蹈火，我也不會問為什麼。」

以文字鼓吹佛教改革

任白塔小學校長時期，星雲一方面從事培植民族幼苗的工作，一方面思索如何落實太虛大師建立新佛教的理想。如同胡適之先生曾說的：「中國苦難的命運，一是因為窮，一是因為無知。」他領悟出以文字鼓吹改革佛教的方法，使更多人有機會接觸佛教。於是與同學智勇法師創辦《怒濤月刊》，又為《徐報》主編〈霞光副刊〉，並在江蘇地方報紙投稿。他主編的《怒濤月刊》共出了二十多期，透過刊物號召年輕一代投入佛教，進而改革佛教陋習，使佛教走向新境界。雖然才二十歲出頭，胸懷大志的他即已針對改良拜拜、擬定宗教管理辦法等大聲疾呼。

這也是他熱切吸收知識養分的黃金歲月。大量閱讀三○年代的文學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冰心、老舍、魯迅的作品。而蔡元培、羅家倫、徐復觀、蘇曼殊、胡適之的文章也是常接觸的精神食糧。

環視世局，對日抗戰甫畢，百姓尚不得機會調養生息，國共又起鬩牆之爭，國難方殷，星雲剛跨出的一小步也被迫暫停。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太虛大師圓寂，佛教改革的呼聲也隨著他的去世而沉寂。日後星雲在台灣重新起步，成就非凡，太虛大師生前大概怎麼也料不到，他的理想竟然在海的另一端找到演出舞台，而且是在一位只有數面之緣的後起之秀手中發揚光大。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徐蚌會戰，國軍挫敗，南京淪陷，陳步雷、戴季陶相繼身亡，江南不保，國運似已大勢難挽。傷兵一批批增加，百姓也顛沛流離、人心惶惶。當時一群僧侶受樂觀長老影響，也紛紛組成僧侶救護隊，救護傷亡，為眾生服務。

願為佛教留法脈

當時和星雲一起工作，也是莫逆好友的智勇法師，想組織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到台灣，奔走了二個月，卻組織不起來。在彼此都有「不要同歸於盡」的共識下，隨即商議，智勇留守神州護教，他則負責領導僧侶救護隊赴台灣。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先去棲霞山，向師父志開上人辭別。一聽到徒弟有志到台灣弘法，師父立刻歡喜答應。臨行前一天晚上，師父親自辦了一桌上堂齋為愛徒餞行，師徒二人對著一桌菜肴，卻無心舉箸，彼此相望默然，熱淚盈眶。

回到南京，聽說上海有一班船要開到台灣，他連夜坐火車趕到常州佛學院，在黑暗中搖醒識與不識的同學，邀集有志的青年共奔寶島，開創新局。

大時代的洪流很容易沖毀一個人，當年還俗的、轉入軍中棲身的僧青年不在少數；但大時代的考驗也可以堅定一個人，星雲抱著為佛教留存法脈的願心，竭力奔走，隊伍成行時有一百多人，包括現在在台灣的印海、浩霖等法師。回到上海登船時只剩七十幾人。但就是這一趟未知的旅程，帶著他飄洋過海，改寫了一生，也為中國佛教史譜下新的篇章。

*1三千年前的印度是一「種姓社會」，將人分為四個階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及首陀羅，而且是世世代代不可更改的。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以慈悲平等的主張，挑戰階級森嚴的社會，認為「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為被鄙賤奴役的人帶來了光明希望，受到支持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