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4　五、人間佛教與政治的關係

佛教傳入中國後，受到歷代帝王的推動、護持，佛教得以在中國生根發展。從東漢明帝、吳國孫權、南朝梁武帝、北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武則天、宋太祖、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等等，都對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有著重大貢獻，尤其在隋唐兩代，開展出中國佛教史上最興盛的一頁。

這當中，也有皇帝捨棄王位出家為僧，如：梁武帝、唐宣宗、清順治皇帝等。又如在雲南的大理，從南詔時期，隆舜王把佛教尊為「國教」，到大理國時代，二十二位皇帝中就有十位出家，上至國王下至庶民都以出家為榮，全民篤信佛教。乃至慈禧太后也歡喜人家喊他「老佛爺」，可見大家都以在佛教裡有一個名號為殊榮。這許多帝王以佛法治國，推動人間的政治，推行人間的佛教。

而歷代高僧大德，雖不像帝王將相直接掌政，但愛護國家之心是一樣的。他們心繫國家社稷的安危，關心庶民百姓的憂悲苦樂；或以國師身輔佐皇帝，或現宰官身為國獻策參謀。如南朝劉宋「黑衣宰相」慧琳法師，受文帝信任入京問政，為出家人在朝為相輔佐國事的先例；北魏道人統法果法師，受北魏太祖、太宗倚重，時常請為諮詢國事；寶誌禪師為梁武帝國師，唐朝慧忠國師受三朝皇帝禮遇。綜觀歷代擔任國師者不只百位以上，他們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業，輔佐仁王治國，讓君王感到安心，更能為國家社稷奉獻心力。

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提倡「政教合一」的思想，即政治需要佛法的指導，佛教需要政治的護持。正派的佛教從來沒有反對過政治，國家富強、政治清明，佛教才能興盛，兩者息息相關。從歷史長流來看，凡是人間佛教興盛的時代，國運就愈昌隆。以下就佛教與國家政治的關係，依年代作進一步敘述：

國師護民　致力經典翻譯

第一位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的皇帝是東漢明帝（即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他派遣使者，迎請佛教到中國來，敕令建寺、尊重佛教，正式開啟佛教在中國流傳的歷史。

五胡十六國時期，佛教於北方發展興盛，以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大師等，受到胡人君主護持、推崇，讓佛教普及，弘法布教貢獻最大。如：佛圖澄以神異行持感化嗜好殺人的石勒、石虎，被尊為國師，為國家軍事獻策，救了多少生靈。石勒更將宮裡的幼童送到佛寺學佛，每逢四月八日佛誕節，親自到寺院浴佛祈福，全民信奉佛教。道安大師勸諫苻堅休戰，受苻堅禮請回長安，致力經典翻譯、注疏，並制定僧團規矩；韓國、日本有佛法，也是從苻堅贈送佛像、佛經開始。

後秦君主姚興禮鳩摩羅什為國師，設立中國第一個國家譯場，羅什流暢典雅的翻譯，為佛教義理的傳播帶來空前的貢獻；姚興敕命羅什的弟子任僧正、僧錄（等於今日佛教會的領導人）等職務，這是中國佛教僧官制度的開始。

說到「僧官」的設制，主要因應國家政治、社會發展，由國家任命德高望重的高僧，給予官職、俸給，從事糾察違戒失職的僧眾，協助國家推展人間佛教。後秦稱「僧正」，意思是須先自正然後才可以正人；南北朝以後，歷代承襲制度，名稱有所變更，如從唐朝以後，有僧正、僧錄司、大僧正、左僧錄司、右僧錄司等不同官名，他們的地位相當高。

到了南北朝時期，素有「皇帝菩薩」之稱的南朝梁武帝，是中國第一位以轉輪王理念治國的皇帝，他撰寫〈斷酒肉文〉，為中國佛教僧侶素食戒律的開始；受持菩薩戒時，有四萬八千人跟隨受戒，也是第一位出家的皇帝，通達佛教教理，常為四眾講經，著有《涅槃經》、《淨名經》等義疏百卷，今天我們常禮誦的《梁皇寶懺》及《水陸儀軌》，都與梁武帝有關。

復興佛教　開鑿雲岡石窟

北朝時期歷經二次毀佛事件，傷害佛教相當大，後由魏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復興佛教事業。其中，文成帝命曇曜擔任「沙門統」，執行開鑿雲岡石窟，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佛教藝術石窟，二○○一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成為海內外中華兒女的驕傲。獻文帝雖在位僅有五年，但他在平城建寺、造佛塔，在城中呈現了「佛教都市」的景觀。

孝文帝遷都洛陽，也在龍門進行大規模的開窟造像，中國佛教石刻藝術達到登峰造極。加上敦煌、麥積山、大足等石窟，可以說在中華文化當中，佛教文化占了一席之地。記得五十年前，我訪問印度尼赫魯總理時，他說：「印度和中國都被稱為是世界上的文化古國，假如沒有佛教，印度有什麼資格能被世界人士稱為文化國家？」由此可知，一個國家要能在文化的領域上領先，必定要有一些豐富的內容。

這讓我想到位於北京的潭柘寺、戒壇寺（戒台寺），建築時間比北京城還早，所謂「先有潭柘後有北京」。過去恢弘堂皇的原始風貌，雖然至今無人修復，但雄姿還佇立在北京城的郊區，可見得當時人民對佛教的信仰虔誠，以及佛教與國家建設的相互關係。未來假如能復興起來，在全世界的文化裡，可以說是「文化寶庫」。意思是假如把它莊嚴起來，全世界的人都會來朝拜。

進入隋唐，中國佛教達到最興盛成熟的時代。隋文帝人稱「佛教皇帝」，興佛治國，造寺抄經，啟建舍利塔八十三處之多，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巨擘。他自幼在般若寺成長，撫養他的師父智仙比丘尼圓寂後，還為其築寶塔，並作傳紀念，此塔至今還佇立在南京棲霞山寺內。

隋文帝的兒子煬帝，雖然歷史評價不一，對佛教相當尊重護持。他敬僧迎僧，建立道場，弘揚文教，在未登基前，禮天台宗智顗大師受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後頒贈他「智者大師」尊號。

武后護持　八宗弘揚天下

唐朝君王護持佛教，尤以唐太宗崇敬三寶、護持文教為歷代罕見。他在弘福寺為玄奘大師設立第一個國家譯經院；翻譯出經典如《瑜伽師地論》、《大般若經》、《心經》等，為中國佛教帶來空前的貢獻與影響。玄奘大師譯經之餘，也隨駕太宗左右，接受國事諮詢。

唐太宗器度宏大，性格寬廣包容，在位時期，度僧護法，高僧碩德輩出，諸宗並弘，是中國佛教的黃金時期。他本身也深入經藏，致力菩薩道的實踐；親賜《瑜伽師地論》序，並刻於石碑上（即〈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文）。

唐高宗依玄琬法師受菩薩戒，造大慈恩寺，對玄奘大師譯經事業也是全力護持，所有開支，皆由他供養；三次出巡，請玄奘大師隨駕巡視，擔任國家建設的顧問，可見當時政治依賴佛教的情況。玄奘大師圓寂時，高宗三日不上朝，宣稱「朕失去一件國寶」，對國家的貢獻可說史無前例。

玄奘大師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到外國求學的留學生，並且在國際舞台上為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人。他到印度求法，將經過的國家地區民俗風情記載，撰寫成《大唐西域記》，與東晉法顯的《佛國記》、唐朝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都為研究中亞、南亞史地和社會風俗以及中西交通史、文化關係史等，提供極寶貴的資料，具有高度價值。

歷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則天，承繼太宗、高宗時的護佛事業，提升佛教僧尼地位，以五戒教育世人。他所寫〈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傳誦千古，至今為佛教徒誦經前必讀。他創立第一個官辦的「悲田養病坊」，禮請僧人主持管理；親施脂粉錢二萬貫，開鑿著名的龍門石窟盧舍那佛。武則天對佛教的護持，使盛唐八宗大弘天下。

唐宣宗未登基前，一度出家為僧；即位後，即刻恢復遭會昌法難期間被毀的寺院，並於全國各州設立方等戒壇，讓被迫還俗的僧尼重新受戒。他頒賜紫袈裟予悟達國師，並敕封為「三教首座」，襄助復興佛教，功績炳然。

四事教導　掌政愛民之方

說到國師，禪宗神秀大師為武則天及唐中宗、睿宗、玄宗等四朝國師；華嚴宗四祖清涼澄觀受到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為「七帝之師」；玄琬法師受朝廷禮請為太子太傅，以行慈、減殺、順氣、奉齋四事教導太子未來掌政愛民之方。

順此一提，唐朝末年，契丹族在東北建立政權，佛教受統治者的信奉。遼代聖宗即位後，臨朝攝政的蕭太后對佛教竭盡護持，在故鄉錦州興建皇家寺院奉國寺，殿內供奉的過去現在七佛，歷經千年依然保存完整，是現存最古老的彩塑佛像，我曾數度前往參拜，堪稱舉世珍寶。

宋代皇帝護持佛教，從宋太祖開刻中國第一部大藏經《開寶藏》，樹立後世大藏經刊刻範本；太宗時設立完備的譯經院，讓中斷的譯經事業再度復甦。到了南宋，高宗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在禪師的極力奔走下，勸募豐足的軍糧，並且參與軍旅、貢獻計策，穩定國勢。

在這個時候，佛教在中國經過歷代高僧大德的翻譯、弘揚、傳播已日漸普及，經典需求量增加，帶動印刷業的發展。北宋起，杭州的刻印居全國之首，高麗國曾委託商人到杭州代刻佛經，日本、高麗都陸續來到中國請回各種藏經，並且仿照中國雕版印刷技術，刊印再雕本；可以說當時中國興盛的印刷業，傲視全世界，佛教扮有重要的角色。

元朝開國元勳劉秉忠（釋子聰），受元世祖忽必烈禮請為軍政幕僚，他上萬言策，主張改革，建立百官爵祿，減賦稅差役、勸農桑，興學校等制度，對忽必烈採用「漢法」起了最大的推動作用。劉秉忠為官護持國政，減少外族人士對漢人的殘殺。

明清時期，佛教雖不似隋唐輝煌，但不再被認為是外來宗教，此時人間佛教已深入人心，可謂「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尤其因果報應、生死、業障、因緣等觀念廣為流傳，普及社會。到了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都對佛教相當尊重、提倡。

順治皇帝曾撰〈讚僧詩〉，表達對出世修道的欣羨；他禮玉琳通琇為國師，經常問法；設立戒壇，揀選一五○○位僧眾受菩薩戒。雍正皇帝下令刻印《龍藏》，乾隆皇帝完成並傳世，為史上部帙最大的刻版典籍。乾隆命人將漢文大藏經譯成滿州語，對藏經的刻印流傳貢獻卓著。

義理教化　普及社會人心

中國佛教在歷朝帝王的護持下，在華夏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並弘傳至韓國、日本、越南等地，形成北傳大乘佛教系統與東亞共同的文化。

孫中山先生曾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佛法可以補法律之不足。法律防患於已然，佛法防患於未然。」甚至梁啟超先生曾說，他之所以信仰佛教，因為佛教的道理有六點讓他心儀之處：（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三）佛教之信仰，乃應世而非出世；（四）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㈥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佛教不但有和諧政治的功能，其正信、智慧，可幫助政治化導社會，發揮慈悲教化的功效。

上述說來，政治，佛教並不排斥，佛陀就出身於政治世家，他本來就是一位王子，成道後在印度弘化，對當時一些國家的政事也指示很多。在我們中國，歷代以來，政治人物與佛教的關係，僧伽與政治人物的關係，也都是很融和。所以，佛教在世間，主要的是要建設仁王的佛教、人間的佛教。如果說仁王的佛教、人間的佛教完成了，你說，這國家還不興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