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6　陸　道情法愛

佛教稱人為「有情眾生」，情愛是生命的根源，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依「十二因緣」的說法，人因為有情愛，所以輪迴生死；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愛的昇華是慈悲」，慈悲是諸善中王，是佛道的根本。所以，佛教並不排斥感情，而是主張要用理智來淨化感情、用慈悲來昇華感情、用禮法來規範感情、用道德來引導感情。

佛教鼓勵夫妻之間要相親相愛，親子之間要互敬互諒，朋友之間要互助扶持惜緣，進而做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亦即將一己的私愛，昇華為對一切眾生的慈悲。因此，佛教的僧侶即使「割愛辭親，捨俗入道」，但並非無情；出家雖然捨棄世俗情愛，但因信仰、理念上的共通，讓彼此在「法」上互相提攜，這份「道情法愛」，比起一般世俗的情義，實乃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佛門裡，尋常的日子，同道之間並不時興口頭上的噓寒問暖；即便是和信徒來往，也只是代表常住出面接引信徒、照顧信徒，彼此純是「道情法愛」，而不建立私人之間的往來關係，這種淨化的感情看似無情，其實更為雋永。

佛教對於待人接物，雲門禪師曾有極為恰當的兩句偈：「莫嫌佛門茶飯淡，僧情不比俗情濃。」這是說不要嫌棄佛門中沒有人情味，僧情雖然沒有俗情濃厚，但是佛門重視的是「道情法愛」，如果你懂得在法上論交，在道上往來，就會發現其實是「俗情不比僧情濃」。對於這句話，在我初出家不久，便深有體會。

記得七十年前，我在棲霞律學院就讀時，有一位甚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合塵法師，雖然年輕，但因他對學生極為慈悲、愛護，全班學生都很尊敬他，我和他之間更有過一段深厚的因緣。原因是在我剛出家的最初幾年，母親幾乎每年都到寺院來看我，而我一見到母親，內心就感到不安，於是怨怪母親：「您又來做什麼？」

我把這種心情抒發在日記上，合塵法師看了以後，寫了一封信給我，他怪我這麼想是錯誤的，他說：「你的家人來此探訪，就是常住的客人，你不需要介意。」

這一番話讓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老師，因此非常感念他的愛護。直到一九四九年我決定到台灣之際，也是他主動跟家師要了二十個「袁大頭」給我，並且和家師陪著我共進了一頓晚餐，這在我的參學生涯中，自認為是最為榮幸的事。

只是到了台灣之後，一道海峽隔絕了兩岸，彼此就好比「天人永隔」，音訊全無。後來聽說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批鬥，飢餓時只靠捕捉青蛙、蛇類充飢，想當然爾必定受了許多苦難。這時正值我在美國創建西來寺，落成之後特地為他辦簽證，邀請他和雪煩、明暘、惠莊、真禪、圓湛法師等過去跟我有間接師生之緣的長老，一起到美、加觀光，以感念他當初厚待我的情誼。

合塵法師老來安住在上海龍華寺，那段期間往返大陸不便，我只能按月寄一些醫療費及零用金給他，聊表心意，也回報當初的恩惠。尤其有一次得知他重病，我特地託人把別人送我的一株長白山野蔘轉送給他。事後他請人帶信給我，說這一株野蔘的贈與，讓他又多活了幾年。遺憾的是他沒有等到兩岸互通就往生了，所以我們自從那次美國一別之後，就沒有再見過面了。

相較之下，同樣在大陸一別六十幾年的學長智勇法師，我與他在二○○八年九月，還能有緣得以再見，就讓人感到無比的欣慰。

智勇法師是比我大二歲的學長，但他的學問、能力，尤其口才、梵唄唱誦、佛學造詣等，都遠遠超乎我多倍以上。他長於文筆，每個月所寫的文章總不下數萬字；他的一手草書，龍飛鳳舞，有勝於書法專家。他不但文才超群，而且身懷絕技，雖沒有飛簷走壁的武功，但與他較量臂力，十人中有八人都不是他的對手。

在我年輕剛進佛門時，簡直視他為天人，對他非常崇拜，不但以他馬首是瞻，並且待他確如師長一般的做到「解衣推食」的地步。他為人非常嚴明、理智，有正義感、有承擔力，對我們一些小學弟嚴格要求，甚至不假辭色，但都無減於我們對他的崇拜。

我們先後進棲霞佛學院就讀，後來他先升學到焦山佛學院，偶爾跟我通信，寄來的都不是薄薄的一封信，而是厚厚的整本筆記本，總是洋洋灑灑數萬字，淋漓暢快的大談他的理想與見解。到了一九四五年我正式接到焦山佛學院錄取通知時，他卻遭到院方勒令退學。原因是他不滿當時的副院長，每天日記裡寫的都是「副院長哲學」。有一天被副院長看到了，在當時那個時代，當然容不得一個學生對師長冒犯，因此就將他開除了。

當時焦山佛學院是一所青年學子夢寐以求的學府，人人都想擠進去就讀，但是智勇法師卻「求仁得仁」。其實在他的學習生涯中，被開除幾乎是家常便飯，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後來我到宜興白塔小學當校長，他從上海應邀而來，協助我教授小學。這份工作對他而言，自然是「大材小用」，不過我們並不以職位論高低，只想一起為佛教的理想奮鬥，所以就合編《怒濤月刊》，但其實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由他執筆，我只是附和而已。

一年後，由於國共戰爭的煙火蔓延到當地，白天國民黨軍隊出沒掃蕩，晚上共產黨的解放軍進出盤查，讓我們生活其間感到難以平安。所幸我們編的《怒濤月刊》，發行之後擁有一些讀者，其中南京華藏寺的住持蔭雲和尚，看了雜誌後很是欣賞，因此把寺院交給我們管理，由智勇法師擔任住持，我在他手下擔任監院。不過因為我長得比他高大，經常出面接待十方，外人往往誤認為我是住持，智勇法師對此一點也不計較，反而對我說：「乾脆你來當住持好了！」

我們進住華藏寺之後，便著手於佛教改革復興運動，和一些從事經懺的舊僧展開一場奮鬥。原本以為可以輕易整頓成功，但事實積弊已深，舊僧的勢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加上時局愈來愈緊張，到處戰雲密布，智勇法師於是起意要組織「僧侶救護隊」來救濟傷亡的軍民。原先預計招募六百人，但經過四處奔走，結果也只找來三百人左右。

後來不知怎麼的，他打了退堂鼓，想要放棄。這時我說：「怎麼可以，你已經籌備那麼久了，怎麼能放棄？如果你不做，就由我來做！」

當時我已擔任華藏寺住持，因此做了這樣的決定後，第一件事就是找了現華法師來當住持，接著聯絡孫立人將軍。當時孫將軍遠在台灣的鳳山，擔任第四軍官訓練班的班主任，他很快回覆說，如果我們能到台灣，他會全力支持。

就這樣，我帶領僧侶救護隊到台灣，智勇法師則留在大陸，沒想到這一別，彼此斷絕了音訊往來達四十餘年，直到兩岸可以互往，我開始打聽他的住處。但由於出家人沒有家庭，離開寺院就不知下落，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輾轉追查後，才得知他曾入伍從軍，參加「抗美援朝」的行列，受了很多委屈，所幸人還健在，而且已在鄭州第九中學教書，正要轉到大學任教，於是我就約他到香港見面。

想到睽違數十年，本以為現在的智勇法師應該又長進了許多，事實卻是「雪泥鴻爪」，他對往事都已不復記憶。我們談到童年，說起當初的老師，他都沒有印象，不過對我這個人和他的友誼，多少還有一些回憶。想到苦難的時代，塵世歲月洗盡了人間的思想、智慧，也不禁讓人感嘆、痛惜。

後來我經常賙濟他，資助他的生活，這麼做並不是施恩，只是想到「管鮑之交」的情誼，當得知他的生活窮困時，只想略盡棉薄，給予一些贊助而已。但畢竟他是個有著崇高人格的人，儘管我對他表達一些意思，他不會面露欣喜之色，也並不太表示有什麼需要。

今年（二○○八）九月，河南平頂山中原大佛落成開光，我應邀前往參加，在鄭州透過宗教局安排，又和他得以再度相見。只是當時人多，時間也很匆促，我們匆匆一會，一起吃了一頓晚餐之後，就又相互道別了。想到他當初從江蘇如皋，離鄉背井遠赴中原鄭州，當中的遭遇一定比我到台灣更辛酸。再一想到我們從年輕時就相知相惜，患難與共，到最後一刻都沒有相互捨棄，世間還有什麼比大亂世裡的友誼更珍貴的呢？

在我的同學當中，與智勇法師同鄉的煮雲法師，他們同為江蘇如皋人。有人說「江蘇泰州出和尚」，泰州的和尚多，而且很團結，對如皋的和尚偶爾也能接納，但揚州和尚則經常被他們排擠。我是揚州人，可是智勇與煮雲法師都待我很好，我們三人就如結拜兄弟一般。

煮雲法師大我八歲，是個說故事的高手，經常講說七字段、十字段的小書，而且成篇的語句都能背誦流利。由於他的身材魁偉，我們都喊他「大個子」，但不知什麼原因，在同學當中他並不太受大家的尊重，學院師生似乎都很鄙視他，我想大概是由於貧窮的緣故吧！不過雖然我也一樣貧窮，並沒有感覺人家對我有所輕視，這應該與我對物質的需求不多、對物欲淡泊的生活態度有關。

記得有一次，家師送我一個熱水瓶，我接到後一點也不覺得特別歡喜，反而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師父要給我熱水瓶呢？我又沒有熱水可裝，要一個瓶子做什麼呢？平時即使想喝水，也是走到哪裡有水就喝它一點，並不會刻意拿著瓶子裝水來喝。所以師父送我熱水瓶時，讓我感到受寵若驚，難以想像，心裡一直不敢接受，覺得此瓶雖然難得，總是累贅，要它何用？

可是煮雲法師就不這麼想，他見了熱水瓶羨慕不已，甚至看我不用就拿了去，每天帶著瓶子故意在人前走來走去，到處找熱水，藉機向同學炫耀，有時即使在學院裡，也要拿出來使用。

有一天，熱水瓶被熱水炸破了，他一看，這下還得了，如果要買一個賠我，他是怎麼也沒有能力。我看出他驚慌失措的樣子，就說：「壞了就算了，有什麼關係？」一句話總算解決了他的窘態。

煮雲法師曾在普陀山閉關，當時我和智勇法師在南京華藏寺發起新佛教運動，他特地從普陀山到南京來襄助，其他還有能培、松風、松泉法師等一些年輕人，也聚集在一起參加我們的新佛教運動。當煮雲法師到南京時，正是我們受到挫折之際，每天只有稀飯糊口。吃了一個多月的稀飯後，他大概見我們實在沒有條件，就又回普陀山去了。

後來我到台灣，隔年（一九五○）他也從普陀山到了台灣，最初擔任軍中布教師。剛開始大家聽他講講佛法也蠻好的，久了之後就覺得沒趣。他自己也覺得一個僧侶在軍中終非長久之計，因此就離營不再歸隊，軍中也沒有予以追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之後他來找過我，然後就到后里懷德堂掛單，並且收徒納眾，慢慢和佛教界有了因緣，就到各地去傳教。

幾年後他在鳳山落腳，每次上佛光山，我都把自己的床鋪讓給他，由於他平時做人一向有「上中前」的性格，一些同門如悟一、妙然、心悟法師等人，就發起組織一個「煮雲法師訓練班」，要我當班主任，負責糾正他的習慣。

雖然在生活習慣上煮雲法師有些不拘小節，不過他很喜歡講故事，滿肚子的典故軼談；由於我愛聽，他也樂得更喜歡講。有一次我們到南投魚池鄉布教，晚上住宿在靠近山邊的一戶農家，鄉下地方沒有衛生設備，房間裡擺了一個尿桶，臭氣四溢，薰得我們難以入睡，我就叫煮雲法師講個故事給我聽。

他講了玉琳國師的故事，當時我對他說：「我會把國師的高行發表於雜誌，讓大家共享，一定不辜負你講故事的辛勞。」不久之後，我根據煮雲法師提供四分之一以上的資料，把玉琳國師的事蹟編寫成書，陸續發表於《人生雜誌》。在小說出版後，一再被改編成廣播劇、舞台劇、電影、電視劇等。像正義滬劇團改編成舞台劇在台北大華戲院演出；金國集團、台灣電視公司也都曾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尤其八○年代，由中國電視公司勾峰先生拍成三十集的連續劇《再世情緣》，在華人的世界裡廣受歡迎。

我在編輯《人生雜誌》時，煮雲法師把布教的點滴寫了一篇〈叫化子傳聖旨〉，相當幽默風趣。我覺得他有寫作的天才，於是鼓勵他繼續寫作，後來出版了《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佛門異記》、《煮雲法師講演集》等。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他創建鳳山佛教蓮社，經過十餘年，又在台中創建清涼山。在他圓寂時，適逢我在美國西來寺閉關，無法返台祭奠。想到我們整整四十五年的同參道友，遽爾西歸，只有寫了一首輓聯，遙寄對他生西的追思，聯語說：

你我同戒同參同學同事同弘佛法人稱同兄弟

相互忍苦忍貧忍謗忍難忍氣吞聲誰知忍會離

早期佛教界裡少有寫作人才，我除了助成煮雲法師寫文章之外，壽山佛學院的學生心悟、心忍法師，也在我鼓勵下，相繼出了很多佛學著作；甚至鼓勵聖嚴、真華法師在《覺世》上發表文章，並交給三重文化服務處，由慈莊法師替他們出版《戒律學綱要》、《佛教制度與生活》、《佛教實用法》、《參學瑣談》等，煮雲、真華和聖嚴法師都成為佛教暢銷書的作者。

對於發掘人才，自覺有一些識人之明，例如我初到宜蘭弘法時，有好多通信兵學校的官員學生來參加講座、共修，記得當中有裘德鑑、郭言、馬騰、熊養和等人，他們都是上校、中校階級，後來連少將級的校長任之江也來參加。此外還有三位年輕的上尉楊錫銘、周廣猷、朱橋，被稱為通信兵學校的「三劍客」，也都前來聽講。

楊錫銘寫得一手好字，宜蘭的第一本《佛教聖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的；周廣猷擅長繪畫，慈愛幼稚園的壁畫、海報等，都是由他設計、手繪；朱橋的專長則是編寫，所以我任用他為《蓮友通訊》的編輯。

他們與我相處，就如一家人，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在道場出入多次，舉凡掃地、倒茶、添飯，來了就主動幫忙。雖然我們年齡相仿，都是二十多歲，承他們尊稱我為「師父」，我覺得他們個個才華橫溢，而自己一無所長，只有用真誠、慈悲影響他們。

後來我在台北普門精舍居住一段時間，他們一樣經常來來去去，不管吃飯、睡覺都不必我招呼，一切自行處理。我在三重成立「文化服務處」，他們也是前往幫忙當義工，不管校對、包裝、寄書，都和心平法師打成一片。尤其我到各個鄉鎮去弘法布教，他們軍裝一脫換上便服，立刻幫我張羅、布置。回憶起那個時候的情景，我有百餘位的青年協助，就好像有一團另類的青年軍一樣。

此中尤以朱橋和我來往最為密切，因為他的特長是編寫，而我初期能為佛教奉獻的工作，也是編寫而已。我最早發現他有編輯才華，就向當時宜蘭救國團團長楊尊嚴推薦，請他到宜蘭救國團編《宜蘭青年雜誌》。

當時救國團因為經濟拮据，只能印些簡單的小冊子，然而，雖然只是一份簡單的宣傳小冊，經過朱橋一編，就變得美不勝收。

一九五八年我邀他幫忙編輯《今日佛教月刊》，當時的佛教雜誌有《台灣佛教》、《菩提樹》、《覺生》等，版面編排都很古板，一般讀者接到後，看不看都不覺得重要；而《今日佛教》不但穿插圖片，跨頁的標題醒目耀眼，尤其藝文性的內容可讀性高，一時在雜誌界脫穎而出，令人有耳目一新的驚喜。

當時救國團台北總部看到《今日佛教》版面設計新穎，就邀約朱橋去主編一份大型雜誌《幼獅文藝》。朱橋獲邀後商之於我，我當然替他高興有這麼一展才華的好機會，就叫他即刻答應。

果然朱橋沒有辜負我的期望，他編《幼獅文藝》大約距離現在五十年前，那個時候可以說石破天驚的為雜誌編輯樹立了煥然一新的另一種風格。尤其這是代表國家拉拔青年的救國團所編的雜誌，在朱橋的才華展現下，與李敖主編的《文星》及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同樣引人注目，成為台北書報攤上最醒目的鑽石。

這樣一份多達二百頁的文藝雜誌，從標題、插畫、審稿，都由他一手操辦，忙得他廢寢忘食。有時候他也把工作帶到普門精舍來編輯，並為我結交了好多文藝界的朋友，如郭嗣汾、公孫嬿、瘂弦、林海音、何凡等，後來我們都成為好朋友。甚至郭嗣汾、公孫嬿等人都在《今日佛教》投稿，尤其郭嗣汾的長篇小說《菩提樹下的兒女》，更是引起佛教界的重視。因為過去佛教都沒有文藝作品，由於有他們的參與，自此為佛教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這份功勞都應歸於朱橋。

後來我到高雄籌辦壽山佛學院、開創佛光山，經常南北兩地往返，朱橋就留在台北編《幼獅文藝》。沒多久聽說他談戀愛了，對象是一位大報社社長的女兒。我想也好，一個年過三十歲的男子，才華、事業都已開展，正常的男婚女嫁，我們也很為他祝福。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又聽說他失戀了。我到台北約見他，看他一副憔悴的模樣，一直很心酸。我建議他辭去台北職務，跟隨我到高雄。起初他說恐怕不容易辭職，後來又說他會考慮。由於我在台北沒有住處，匆匆見面後就回到南部，不久便聽說他厭世輕生了。我乍聞訊息，也不免一陣悲傷，想到一朵文藝編輯界的奇葩就這麼凋謝了，真是為社會的損失而感到惋惜。

時間過去五十多年，一些文藝界的老兵偶爾見面，大家對朱橋的懷念都和我一樣，可見他的人緣之好。後來我常想，假如當時我不到南部，他可能不會走上人生的絕路；又或者如果我能加把勁鼓勵他，邀他和我一起到茫茫不知前途的南部來拓荒，相信情況又是另當別論了。

由這件事不禁讓人想到，常人交往總希望能獲得對方的感情，當無法得到同樣分量的回報時，用情愈深，煩惱就愈多。佛教裡一切都是淡淡的，看起來好像是無情，但其實平平淡淡最是真，平平常常最永恆。尤其佛門裡，同參道友、善知識之間，往往在人生緊要關頭時刻，總能適時伸出援手，所以《圓覺經》告訴我們要「慎擇師友」。人生路上有好的善知識做為生命的導航，當迷惘時，就如老師般指引歸趣；當沮喪時，即如朋友能傾聽心聲，有法喜一同分享，有危難互相提攜，這種修道路上的「道情法愛」，才是世間最為可珍可貴的情感！

從朱橋為救國團編《幼獅文藝》的往事，也讓我想起四十年前與當時在救國團服務的張培耕先生的一段因緣。那時佛光山剛創建不久，我想接引大專青年學佛，但是當時青年這個區塊沒人敢碰，除了救國團以外，社會上沒有人敢辦青年活動。我透過張培耕而獲得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先生的支持，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得以順利舉辦，之後更延續多年，從中匯聚了不少青年的力量、青年的熱忱，也培育出不少人才。

張培耕雖然只有專科學歷，但他靠著實力受到蔣經國賞識，是蔣經國的親信幹部之一，從宜蘭救國團而到擔任高雄市團部的負責人。記得當時我跟他說，想請救國團協辦大專佛學夏令營，這時他也有意讓救國團深入到宗教、文化領域及民間社會裡，所以很支持我。

我獲得救國團的協助，但也沒有多所要求，只是請他們提供幾支旗子懸掛。記得開營時，當救國團的團旗與佛教教旗在山門一起飄揚的時候，正如「姜太公在此」，所有治安單位、警察憲兵、安全人員都不敢來干擾。我覺得這一刻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個轉捩點，也是我自己弘法路上的一個重要起步，由此讓我得以走入青年這一環。

接著一九七一年再辦大專佛學夏令營時，一下子湧進了數千人報名，一時在物質上負擔不了，不得已只好再求助於救國團。我記得他們幫我向軍方借毛毯一千條，當軍毯運上佛光山時，我感覺像是作夢一般：這是真的嗎？而夏令營的課程需要外出旅行參觀，他們又提供了三十輛軍車，當軍車從佛光山出發走在省道上時，我也不敢置信，一直懷疑自己：真有這樣的力量嗎？

由於合辦活動的因緣，我曾應張培耕之邀，到他高雄的辦公室參觀。當時他高坐中間，我坐在一旁，看他顯得意氣風發的樣子；只是喜歡登山的他，五十歲時攀爬玉山，因胃出血被原住民背著下山，忽然讓他看破人間，主動上佛光山求受皈依。那時我也欣賞他的才華，破例單獨為他一個人舉行皈依典禮，之後二十餘年，他都非常誠意的擔任護法。我們陸續合辦很多青年活動，他還幫我編輯《普門雜誌》、擔任「普門中學」校長，甚至國際佛光會創會時，他也曾任中華總會的祕書長。

另外，一九八五年成立的「中華漢藏文化協會」，我擔任六年的理事長，由張培耕擔任祕書長，他精明能幹，負責認真，對本會貢獻很多。

我們前後合作二十多年，如他所說，彼此「相知、相識、相處，先是朋友，再是道友，最後成為師徒」。他曾發表一篇〈以二十年時間「讀」一個人的感想〉，表達他多年來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聽我講演的感想。他說：「三十年的中國佛教界，能在弘法講演中，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以具體的實例和生動的言詞，闡揚佛法的真理，震撼聽眾的心靈，使人感動、鼓掌，甚至流淚，然後毅然決然皈依三寶，以佛法的慧燈照亮人生，使身心有所寄託，讓生活過得更平靜、快樂，工作得更起勁、安定的，大概只有我的師父星雲上人到達這種境界。」

他甚至說我是「中國佛教界第一位足以與其他宗教分庭抗禮，而為中國文化和中國佛教爭一口氣的人」。承他謬讚，並尊我為師，我愧不敢當。不過他說我在弘法講演時，儘管再怎麼廣徵博引，始終都能把握主題─從佛法出發！這確實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標。

在他往生時，我親自到高雄為他主持告別式，以回報他相知相交的這一段隆情厚誼。

所謂：「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常說自己沒有什麼長處，但自覺有「識人之明」；能認識很多的「千里馬」，實乃人生一樂也，因此我也樂於當個「伯樂」。

想起也是三十多年前，有一位「三湘才子」張劍芬居士，曾榮獲高考榜首，十九歲就當上縣長。來台後擔任台灣銀行襄理，我看出這不是一個重要的主管職務，實在不忍心埋沒他的才華，因此請他為我主編的《今日佛教》撰寫成語故事。

後來我們經常見面，他又為我所請，寫了許多值得歌頌的楹聯，例如佛光山大雄寶殿以「三寶佛」為主題的對聯：

兜率娑婆去來不動金剛座

琉璃安養左右同尊大法王

對仗工整，很符合主題，很有意義。後來我建萬壽堂，他又作聯一首：

永念親恩今日有緣今日度

本無地獄此心能造此心消

短短的二十二個字，把佛法表達得淋漓盡致，毫不拖泥帶水，我覺得真是個奇才。他也曾經用我的名字做了一副對聯：「星光影裡那伽定，雲水光中自在身。」現在還刻在美國西來寺禪堂的楹柱上。

佛光山開山十週年時，他又替我寫了〈佛光山開山記〉。坦白說，當時佛光山仍屬草創階段，百端待舉，實在並無繁盛可陳，但是經過他的生花妙筆，還是把開山的艱辛歷程描寫得十分深刻。後來我建大佛時，特別造了一座大佛碑亭，將全文鐫刻其中。

可惜不久之後，他因病需要洗腎，儘管此時我正逢開山，經濟拮据，仍然助他五萬元醫療費，同時趕工興建佛光精舍，希望早日完成，以便送給他和趙茂林、馮永楨每人一間，以感謝他們對佛教的護持。

我從早年在佛教界裡，經常看到有些人對發心的信徒說：「您這麼發心護持佛教，將來必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認為不應該把責任推給阿彌陀佛，不要讓阿彌陀佛來代替我們報恩；況且功德回報也不一定等到來生，今生當下就可以得到報答。因此，長期以來只要對佛教有功的人，不一定是對我個人有恩惠，我都歡喜為佛教報恩。

張劍芬居士往生後，由於他在台灣孑然一身，無親無故，我便主動承擔起他的後事，將靈骨奉安在佛光山。後來像趙茂林居士、孫張清揚女士，也是安奉在佛光山萬壽園。我總想，如果自己有能力，能夠代替佛教回報一些護法信徒的護持之恩，於願足矣。

做人要「知恩報恩」，我對人不但「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尤其知道人要相惜因緣。因為世間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人家給我們因緣，我也要給別人因緣。由於我樂於成就別人，肯得提拔人才，因此大家相處日久，建立了友誼，就看得出彼此的「道情法愛」。

多年前，我在美國認識了中國旅美畫家李自健先生，他是湖南人，擅長人物畫，一九八八年到了美國，因迫於生活壓力，無法進行藝術創作。當我第一次看過他的作品之後，覺得他是個「人道主義」的畫家，他的畫很能反應現實人生，而且充滿人性愛與關懷的精神。在他筆下的人物，如老人臉上掩飾不了歲月的痕跡，孕婦祥和的神情散發著對生命的熱愛。小女孩背著幼弟送飯到田裡……那些情景都是似曾相識，張張都很吸引我。

當時我看出他有藝術才華，主動提供蒙地拉精舍作為他埋首創作的寓所，並請他畫一百幅以「愛心」為主題的「人間系列」畫作。多年後，他的「人性與愛環球巡迴油畫展」，先後在美國洛杉磯、德國柏林、法國巴黎、英國倫敦，馬來西亞吉隆坡、新加坡世界貿易中心、澳洲雪梨市政廳、南非開普敦、巴西聖保羅、加拿大溫哥華、紐約聯合國大樓、台北等世界五大洲六十幾個國家的美術館、博物館展出，總計超過一千萬人看過他的展覽，從此一舉成名。

尤其李自健是大陸畫家在台北美術館展出的第一人，事後每當有人讚歎他有好因緣時，他總是欣慰的說︰「因為我的師父是星雲大師，有師父的加持，當然就不一樣了﹗」

後來定居美國，自己建了一棟像博物館一樣豪華的住宅。一直到現在，往往逢人就說：「因為有大師一直在各方面協助，我才有今日的成就，我這一輩子是永遠跟定大師了。身為弟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畫畫好，要求自己能有更具創意、更高水準的作品，以報答大師的恩惠。」

其實，對於人才，尤其是有才華、有抱負的人，只要我知道，都會很珍惜的去栽培他。而平時隨緣成就的就更多了，例如同為畫家的高爾泰、史國良（慧禪）、賀大田、何山、田雨霖等，都有過因緣，李自健只是其中一個，只因他口中常常提到我，所以才有人知道。

李自健不但是個懂得感恩的人，而且重義輕利，對朋友很慷慨。他在大陸一直很努力為我請命，希望江澤民總書記能跟我見面，請我到大陸弘法。他的用心良苦在當時雖然沒有發揮影響力，不過後來我確實在上海與江澤民先生見過面，甚至二○○二年元月，更與江總書記達成佛指舍利來台協議，以「星雲簽頭，聯合迎請，共同供奉，絕對安全」為原則，由我組成「台灣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委員會」，到西安法門寺迎請佛指舍利蒞台供奉三十七天，寫下了兩岸宗教交流的新頁，也讓兩岸和平交流跨入新的里程碑。

我因為和李自健的關係而與藝術結緣，並分別在佛光山海內外道場設有多所美術館。其實早在四十多年前，佛光山開山之際，承馬壽華和王雲五先生好意，替我募集了二百多幅書畫，希望義賣作為佛光山建寺基金。當時我雖不懂字畫，但知道得之不易，捨不得義賣，就全部收存起來，作為日後興建陳列館時展示之用。不過在一九九四年為了籌建佛光大學而舉辦「書畫義賣」時，我還是忍痛把所有字畫都提供出來義賣，其中包括了張大千先生親自送我的一幅「墨荷」。

張大千先生是世界級的畫家，一九七八年曾由孫雲生陪同到高雄佛光山。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人稱「大千居士」，上山時不但依佛教禮儀跟我頂禮，還送我「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墨荷一幅，我收藏了十多年，最後還是為籌建佛光大學經費而捐獻出來義賣。結果經過競標，由一位蕭姓信徒以六千萬元得標，隨即又捐給佛光大學，再由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先生以五千六百萬元得標，使得這一幅畫以一億一千六百萬元的高價結了善緣。

另外一張同是張大千居士所畫的「觀音」畫像，本為香港名收藏家高嶺梅先生所擁有。在他生病住院時，一心想皈依佛門，特囑兒子高伯真先生寫信向我表達心意。當時因為我的弘法行程早已排滿，一時抽不出時間前往香港，於是採權宜之計，以越洋電話為高老先生作了一次電話皈依。事後一家人千言萬謝，一定要送我這幅名畫，以表感激之誠。此事也為書畫義賣平添了一樁佳話。

另外，國立藝術學院系主任李奇茂先生，與夫人張光正女士都是畫家，早年結婚時就是由我為他們證婚，這也可能是佛教的第一次佛化婚禮。半個世紀之後，他們除了將自己所有的畫作送給我，並且找了多名畫家募了很多書畫提供義賣。甚至堪稱中國書畫鑑定大師的謝稚柳先生，也應邀幫我鑑定書畫。

對於大家熱心共襄盛舉，我衷心感謝。不過「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人相處，並沒有想要利用人，也沒一定要人家幫助我，頂多只如趙樸初居士所說「為了佛教共相期」罷了。

趙樸初居士是中國大陸的一位民主人士，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先後擔任中國佛教協會祕書長、副會長而到會長。因為他是新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相當於部長級。在他肩負中國佛教協會的責任後，適逢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仗他的因緣，讓中國佛教的寺院得以收回，歸還佛教領導，並且開放寺院，興辦佛教教育，中國佛教因而得以留下目前的一線生機，所以趙樸老一生對佛教的貢獻，可說是居功厥偉。

我與樸老最初結緣，是在一九八七年參加泰王蒲美蓬六十大壽的慶典上。當時身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趙樸老與夫人代表大陸與會，因礙於當時兩岸情勢，我們彼此無法交談。但當典禮開始不久，趙夫人突然咳嗽起來，坐在後面的慈惠法師隨即拿出一顆止咳糖遞給他。當晚趙樸老特別回贈他的大作以示感謝。接著我們在暢談之際，欣知彼此在許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識，尤其聽說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前兩次大會，兩岸因名稱問題弄得場面十分尷尬，因此隔年的下一屆大會主辦權成為燙手山芋，當下我主動爭取由西來寺承擔這個任務。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當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順利在美國西來寺召開時，海峽兩岸的團體終於第一次坐在同一個會議廳裡開會。由於這次的成功，拉近了兩岸佛教界的距離，趙樸老因此邀我到大陸訪問。

翌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組織五百人的「國際佛教促進會弘法探親團」訪問大陸。當主團七十二人抵達北京時，樸老和外交部長姬鵬飛先生，親自到機場迎接。我記得當時我們在機場相見的那一刻，他說：「這真是千載一時，一時千載。」後來這句話經常被佛教界所引用。

在這次訪問行程中，感謝他的盛意，安排我參觀中國大陸的甘肅敦煌、四川大足、長江三峽、北京萬里長城，以及南京中山陵、杭州岳墓等名勝，並且親書「富有恆沙界，貴為人天師」一聯相贈。

當訪問結束時，趙樸老緊握我的雙手，殷殷道別，並說：「讓我們共同推動人間佛教吧！」後來由於因緣變化，造成大陸對我的誤解。雖然如此，趙樸老仍多次邀我再返國探親，所以我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又於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二度再赴大陸，他都親自從北方到南京來和我會晤。先後二次又各寫了多副對聯送我，表達「共期為中國佛教復興努力」的心意。其中三副聯曰：

大孝終身慕父母，深悲歷劫利群生，

西來祖意云何是？無盡天涯赤子心。

一時千載莫非緣，法炬高擎照海天，

自勉與公堅此願，莊嚴國土萬年安。

經年別，重到柳依依，煙花樓台尋古寺，

莊嚴誓願歷僧祇，三界法雲垂。

金陵會，花雨滿秦堤，登岸何須分彼此？

好從當下證菩提，精進共相期。

香積飯，風味勝龍華，

妙供喜承慈母笑，孝行今見法王家，眷屬是蓮花。

談般若，持誦襲唐音，

不減不增諸法相，有聲有色大心人，善護未來因。

樸老不只一次在南京跟我相約：「中國佛教我只有交給你了，盼望你為教珍重。」而且他不是只對我一個人講，而是曾跟許多人都表達過此意。後來到香港，他更是真誠、坦白的說：「我這麼老了，就等你了！」他甚至很懷疑、慨嘆，為什麼中央不接受他的意見！不過，事實上當時我也沒有意思要當佛教領導人，我只是一心想為大眾服務而已！

後來樸老往生，我想到大陸奔喪，但未獲批准。不過我為他寫的輓聯「人天眼滅」，一直到現在盡釋前嫌，得以返鄉之後，我到他的靈堂祭拜，看到這副輓聯還依然懸掛著。

樸老一生奉獻佛教，沒有一時或忘，在中國大陸大家也都知道，我們兩人是「忘年之交」，是「僧信之交」，是「兩岸之交」，我們真是「為了佛教共相期」。從他寫給我的聯語中，不但可以看出他卓越不凡的文才，更能感受他對中國佛教的那份深切期許，尤其他那句「善護未來因」，似有所指，耐人尋味。

其實，佛教本來就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宗教，長久以來我不但希望佛教「慈悲」、「無我」的精神，能夠拉近兩岸的距離，尤其希望結合各宗教的力量來促進世界和平，所以平時我很樂於主辦、參與各種宗教間的交流活動。例如，由我擔任主席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委員會，每年均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愛與和平祈福大會」，結合台灣十七個宗教團體，共同為世界祈福，真正跨越了國界與宗教的藩籬，我覺得很有意義。

宗教委員會的副主席是天主教的單國璽樞機主教，單樞機是天主教會中地位僅次於教宗的樞機主教，也是全球僅有的幾位華人樞機之一。我與他結交三十多年，平常佛光山有法會活動，如佛陀紀念館奠基典禮、佛光山第七任住持陞座典禮等，他都欣然與會；他們的活動，如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奠基大典，以及單樞機主教晉鐸五十週年金慶暨晉牧二十五週年銀慶感恩祭典等，我也應邀參加。

二○○六年七月，單樞機主教在體檢時發現自己罹患了肺腺癌，但他無懼生死，決定把握生命最後的時光，在台灣各地展開五十多場，聽眾多達五萬多人的「告別生命之旅」演講。事後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特別將他的演講內容及五年來所寫的文章，集結成《生命告別之旅》一書。

二○○八年九月舉辦新書發表會，我應邀參加，會中我說：「單樞機主教是河南人，河南孕育了一條生命之水『黃河』，成長了單主教；我是江蘇人，靠的是『長江』之水來孕育。現在我們都是八十多歲的老人，雖然信仰的宗教不同，但對生死都看得很清楚。因此我希望能和單主教約定，來生您仍然發願當主教，我發願來生還是當和尚；不管主教也好，和尚也好，總之，我們生生世世要為人間服務。」

人生的意義，應該是在於奉獻、服務、結緣，雖然人生有兩個大問題須要解決，一個是「生」，一個是「死」，「生死」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但其實「生死」是一體的、自然的、無分別的。生死如燃薪、如換衣、如搬家、如出獄，吾人對生死應該要認知，但不要太介意！佛教的宗旨，就是為了幫助我們解決生死問題，佛陀的教法，都在指導我們如何解脫生死煩惱。所以我曾對「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說：「佛陀也是一個記者，他記錄人間的悲苦；而我自己也是一個傳播者，傳播佛教引人向善的教義。」

高希均教授一向被視為台灣視野的領航者，他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終身教授，執教超過三十年，曾獲傑出教授獎，一九七一年更當選為美國傑出教育家。一九八○年代在台灣創辦《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二十多年來，平均每天出版一本書籍，含括財經企管、心理勵志、社會人文、科學、文學、健康等領域，不斷為「傳播進步觀念及豐富閱讀世界」而努力，對台灣讀書風氣的提升，以及科技、經濟的興止，貢獻很大。

他所創辦的「天下文化」，出版過許多名人傳記，如《無愧》、《楊振寧傳》、《張忠謀自傳》等書，都深獲好評。此外，他還經常邀請很多國際的管理、趨勢大師到台灣講演，灌輸台灣各界要「達成共識」以及「開放才能進步」等觀念，尤其所出版的《藍海策略》、《執行力》等書，都引領社會話題。

高教授本身文章寫得極好，出版過《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台灣的Ｖ型選擇：台灣是可能得的》、《溫暖的心、冷靜的腦》、《反冷漠的知識人》、《八個觀念改善台灣》等二十餘本書，都是以經濟學家的專業，分析舉世的經濟狀況，帶動「知識經濟」的潮流，是一個新觀念與新知識的傳播者。而他最為膾炙人口的那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但成為經濟學中的一句名言，該書更被《中國時報》評為「三十年來影響台灣的三十本書」之一。

我和高教授定交將近三十年，最初只是彼此交換對社會的意見、看法，後來經常來往，曾在普門寺用過點心，也吃過便餐，更經常在台北道場一談數小時，談的都不是信仰，而是關心社會。他也經常到佛光山講演，或是帶客人上山參訪，尤其經常與柴松林教授等人應邀為「人間佛教讀書會」上課。他認為對個人的成長、對社會的成熟，閱讀是一條必經之路，因此主張「自己再忙也要讀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書，交情再淺也要送書」。

他不但提倡讀書，而且要「讀一流書，做一流人」，他認為「最庸俗的人是不送書的人；最吝嗇的人是不買書的人；最可憐的人是與書無緣的人」，所以鼓勵大眾把家中的「酒櫃」改為「書櫃」。

數年前，天下文化公司把我數十年來的弘法生涯記錄成冊，以《傳燈》為名公諸於世。高教授在新書發表會上說：「四十年來，台灣經濟是一種奇蹟，而星雲大師將佛光山組織得有條不紊，讓佛教無遠弗屆送至全球各地，也是另一種奇蹟。」

對於他的讚美，我愧不敢當，因為這一切都不是我個人的功勞，而是千千萬萬的佛子們在佛法感召下發心努力攜手締造的佳績，所以我常說「有佛法，就有辦法」，由此也可以獲得明證。

回顧我自己的一生，從十二歲出家，在佛門裡度過一甲子以上的歲月，雖然曾經有一些教界人士排斥我，但也感謝有很多師長慈悲照顧我，很多同參關心鼓勵我，很多信徒發心護持我，甚至一些不同信仰的人給我好因好緣，這些我都點滴感恩在心頭。我無以回報，只有發願好好弘法利生，以佛法來濟世利人，唯有如此，才不辜負十方大眾護持我的這一份「道情法愛」。

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