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68　參　開山記

開山不易，相較於打開心門，何者為難？

從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起，佛光山開山至今已經四十五年了，我在六十年前來到台灣，如是因緣，而能和台灣乃至全世界，結下這麼多緣分。

時至今日，佛光山在人類歷史還稱不上長久，但現在很多我們的出家弟子，對於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的事，都不太清楚了。甚至有人，連去年發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對現世也不關心，沒有歷史觀、地理觀，對於社會上各種人事，諸如政治人物、教育人物、經濟人物等等，世界發生了什麼、變成什麼模樣，統統認為與自己無關，也一無所知，如此沒有人間的性格，非常可惜。

活在世間，對歷史、人間如此無知又無感，那樣活著，有什麼意義呢？

做為本山的出家弟子，對本山不能不認識，不能不了解。歷史是生命的延續，歷史是後世之師，歷史是生命，懂得歷史的人，才懂得人生，才有機會知道什麼是無窮的慧命。

因此，我向大家說一說開山的歷史，以及一些本山建築的因緣。我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好，若是等到以後再講，可能我也記不得了，趁現在依稀還有一點印象，把它記錄下來。

雖然這些都是往事，卻都是用生命和時間換來的；用萬千信徒的心血和金錢換來的佛光山，哪裡能輕易地說不認識、不了解呢？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正月，我來到台灣，最初居住在客家人的聚落，即中壢、新竹、苗栗等地，爾後在宜蘭、台北、高雄這三個地方走動，剛到台灣，隨緣雲水，我做工、拉車、打水、搬運、看守山林。那時年輕，這些事情對我來說，都不算一回事；後來開始教書，有時一天連講五、六堂課，也輕安自在。

一九五○年代，有機緣去宜蘭，一住就是多年。因為在宜蘭事情少，就偶爾為《菩提樹》、《覺生雜誌》、《人生雜誌》等刊物寫文章，後來為《今日佛教》、《覺世》負責編務，也替社會上一些雜誌、報紙寫文章，心裡頭總想做一個佛教的護法、衛教的金剛。

後來則有機緣到了高雄。我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不論我走到哪裡都能安住，不論我住在哪裡都受人歡迎。我這一生也沒有說要在哪裡、不要在哪裡，過去我講佛陀，如佛光如滿禪師所說的：「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我自己也感覺到諸事流轉，自有因緣。

由於早年在宜蘭和高雄兩地都有信徒，他們不免會互相較量，看哪個地方能把師父︱也就是我︱留下來。宜蘭和高雄兩地人的性格，就像北極和赤道一樣強烈對比：宜蘭是冷靜的、靜悄悄、不張揚、不奉承，高雄則像太陽一般熱情奔放。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我選擇去宜蘭，為什麼？因為高雄太熱情了，不適合我們出家人。每次我到高雄，火車站都有數百人來迎接，還有樂隊的陣仗；等到我要走了，也總是幾百人來送行。當時我幾乎每個月都要來高雄講經一次，信眾這麼熱情，讓我簡直消受不了。前一陣子，民國四十二年時高雄的信徒：慈智（陳秀足）、慈芳（孫阿幸）、慈音（楊春蓮）三個人來找我。他們談起當時在火車站，樂隊敲鑼打鼓歡迎我的場景，還存有照片為證，五十幾年前在高雄許多的照片。這些現在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

民國四十三年那段期間，我主要是在高雄成功一路建設「高雄佛教堂」，它是由台灣十大建築師之一的陳仁和先生所規劃的新式建築，要興建為佛教堂。不過那時台灣的信徒和我這個來自大陸的和尚之間，雖然彼此尊敬，但畢竟不是很了解。信徒雖然請我領導，甚至皈依我做師父，但基本上我不願意做住持或做當家，就只是單純弘法而已。如同我在宜蘭幾十年來，只是發心把寺廟重建了好幾次，也沒想要做住持管理它。反正出家人，一切隨緣。

後來遇到月基法師，他和我的師父志開上人同輩分，我邀請他到高雄佛教堂擔任住持，也藉此減少我在宜蘭、高雄兩地來回奔波。這已經是民國四十四、四十五年，即一九五六年左右的事了。

從那時候開始，我轉至其他地方弘法。然而，高雄的信徒一直不肯讓我如此雲水行走，於是他們啟建壽山寺，希望我們能再有一處講經的地方。我順應大家之請，也出了一份款項資助他們。那時我是純然為了幫助他們，並非為我自己，但是信徒們是為了師父，於是就在彼此「你為我、我為你」之中，有了高雄壽山寺。

建一座寺廟當然不簡單，尤其在五十年前的台灣，經濟、物質各種條件都很貧乏。興建期中，記得就在現今高雄渡船頭、中山大學那個地方，門牌是登山街四十六號，有一間小房子，裡面有一個小佛堂，我們就住在那裡。每次到高雄鹽埕區、新興區講演，慈惠法師就跟在我後面走。我們都走路前往，捨不得花錢坐公共汽車，因為資金困窘，而且當時正在建壽山寺。我們把走路當作散步，約走一個多鐘點就到了。慢慢的，在該處講經、集會成為例行的常事。

那時，高雄地方分「台南派」、「澎湖派」、「高雄派」（即高雄在地派）三大力量，我們的信徒來自各個派別，外省人則還成不了派。其中，台南派的力量很大，最具經濟基礎，當時高雄市市長陳武璋先生就屬台南派。他與台南一些信徒，承諾把壽山公園交由我管理及建寺院，政府也編列了七十萬元預算（換算成現在價值，超過新台幣一千萬元），希望我在壽山公園裡面建寺院。

「壽山公園」是現在的名字，那時叫做「高雄要塞司令部」，也就是砲台，一開始乃為防備海事戰爭而建。當時，壽山公園就是要塞司令部，沒有對外開放，民眾是不能上山去的。壽山公園面積很大，應該有幾千公頃，陳市長撥出最精華、緊靠路口的二十公頃地給我；信徒立刻寫信跟我說：「師父，市政府已經要把這個土地給您建寺院，請您趕快南來。」他們滿心希望我就此待在高雄。

來了高雄以後，陳市長親自帶我到高雄壽山公園（要塞司令部）參觀。他說：「我已經跟總統講好了，把某某地方從那裡開放，請你來辦寺院。」我說：「讓我建寺院，你還撥出錢來，那麼，這寺院該叫什麼呢？」他說：「不必建了，這上面本來就有個建築，叫『忠烈祠』啊！」

我一聽，心忽然冷下來。照他的意思是，我一個出家人，今後要住在忠烈祠裡面。這可不行！我不好意思當面拒絕，就找人代為轉告市長，說我不能住忠烈祠，不如大家妥協，改作「忠烈寺」好了。後來陳市長表示，議會撥出的預算是以「忠烈祠」為名義，如果不用「祠」而改用「寺」，要拿到款項恐怕很困難。

為了此事，加上當時我對太過熱情的高雄還不太能適應，便一直推拖，軍隊也慢慢搬離了這個區域。後來因為我老是不來，議會就把要塞司令部開放，成為壽山公園。信徒很著急，跟陳市長說：「那我們的寺廟呢？」陳市長對待佛教很好，也有心，很快再批示撥發一個地方下來，他說：「要給星雲法師恢復寺廟。」

這個地方在壽山公園的入口處，原有一座「西本願寺」，是日本人蓋的寺廟，占地約二千多坪，但那時日本人已經戰敗回本國了，後來裡面成立了一個「婦女習藝所」。什麼叫「婦女習藝所」？那時台灣有養女制度，成為養女的人很多，許多養女都沒人要，成為被社會遺棄的人，有許多人流落到煙花之地。政府要救助他們，就把他們聚集在一處，在「習藝所」中練習一點技藝，可以做小工謀生，不必墮落煙花。就是這個婦女習藝所之地，陳市長批示下來，給我在此地恢復寺廟。

我看過地方之後，覺得不錯，於是向婦女習藝所所長劉保華交涉，他說：「我們願意讓給你，但是要等我們搬家。」我問：「你要怎麼搬呢？」他說：「必須要跟政府申請預算，重建婦女習藝所，不過這要花一些時間，等我們新的習藝所建起來，就讓給你。」我手頭雖然有公文，但總不能把人家趕到路上去，日後只要詢問搬遷的狀況如何，他都回答：「搬不出去」、「找不到地方」等等之詞。

後來他找到現在高雄市議會的那塊地，位在中正路，當然很好。已經找到這麼好的地方，政府也同意給他建婦女習藝所了，他說：「土地有了，但也要有錢啊！」那時的台灣不像現在富裕，一般人沒有錢，政府也很窮，所以還要等預算編列，於是一年又一年過去。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做了兩任市長的陳武璋先生卸任了，改選後由陳啟川先生繼任。

陳啟川市長人很好，對佛教也很熱心，我便前去跟他談，可否請婦女習藝所儘快搬家，重建新的習藝所。不料陳啟川市長說，市政府剛剛撥了預算建體育館，沒有經費建婦女習藝所，要等到下一次才能編列預算。如是者，時間就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我自己能等，但信徒卻是等不及，後來找到壽山寺這個地方，原本有人準備要建旅館，鋼筋、水泥等施作都已經動工起來，沒想到信徒跟他們說：「你們不適合在這裡，這塊地比較適合蓋寺院。」台灣人心很好，業主聽完這番話，認為這塊基地應該啟建寺院，就準備把地賣了。信徒們立刻湊錢集資，我記得那時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他們合資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也捐了兩萬元，合起來，一共十八萬，買下了壽山寺那塊土地。

有了土地建寺廟，大家聚集共修也比較容易。尤其壽山寺的信徒，大部分是從商，集中在五福四路、七賢三路一帶，在當時屬於比較繁華的地方，大家都很熱心支持佛教，所以壽山寺的建設過程並不算困難。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壽山寺落成。基地雖然不大，但有五層樓高，是當時那個地區最高的寺廟。放眼四周，都沒有五層樓的建築。當初決定買壽山寺之地，也是考量日後它和婦女習藝所能連在一起，習藝所就在壽山寺門口，那時心想他們有了土地經費之後，一定會搬家，我就能接收習藝所的土地。但該所一直拖延，並未搬遷，加上時間一久，慢慢就淡忘，日後我們就不想那塊地了。

我們就在壽山寺裡面創辦壽山佛學院。在這麼小一個八十四坪的寺院裡，住了一、兩百人，實在很不容易。辦佛學院的原因，最初是本著一股為佛教的熱情。回想起來，人還是要受挫折和苦難，才會激起自己的雄心壯志。

記得我在宜蘭的時候，有兩個青年想就讀佛學院，一個叫賴阿森，另一個名叫林秀桃，我叫他們去讀印順法師開創的、台灣唯一為女子設的「新竹女子佛學院」。可是這兩個人不爭氣，並未考取。一般可能會認為：他們沒有考取就算了，他們不是出家人，又不是我的弟子，有沒有讀佛學院跟我有什麼關係？但我心中不做此想，後來我見到印順法師，就跟他說有兩個宜蘭人報考新竹女子佛學院，但未被錄取，他當然不知道這件事。我說：「很可惜，辦教育，就是希望把種籽播撒十方。假如能錄取他們，你也有種籽在宜蘭這個偏遠落後的地區，現在不錄取他們，宜蘭就沒有人能讀佛學院了。」印順法師聽了以後，回應說：「很可惜，但也於事無補了。」

那時新竹女子佛學院大概錄取了幾十人，奇怪的事發生了。有一天，出身宜蘭的林月嬌，就是現在的普暉法師，寫一封信給我，信裡寫道：「下午，印順法師要我們所有學生全部剃頭出家，我現在要去剃頭了，向您報告，我沒時間寫了。」

這位林月嬌（普暉法師），當初是壽山佛學院的學生。有一次，台中慎齋堂張月珠堂主跟我說：「你的徒弟那麼多，給我一個吧。」我心裡不禁疑惑，徒弟也可以給的嗎？不過我還是替他介紹，便問林月嬌：「你願意做張堂主的徒弟嗎？」他很樂意，就到了台中慎齋堂，後來他就讀於新竹女子佛學院。收到他寄來的這封信，我也覺得奇怪，心裡想：出家有這麼容易？印順法師一句話，大家就出家了？

日後我收弟子，也有人想要出家達兩、三年了，我卻沒同意，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出家看發心，也要周全外緣。

此外，在台中佛教會館，南亭法師在那裡辦佛學院，所有學生都要拜稱南亭法師為「師父」，為什麼？統統稱「師父」，免得大家有分別心。我想，稱老師、稱師父，不是都一樣嗎？我沒再多想這些，只記得自己當時不敢收徒眾，之前像慈嘉法師等許多人，都想跟隨我出家，但我覺得沒有辦法養育他們、教育他們，我自己也沒有寺廟，只好不了了之。

後來我到了南部，圓融法師在屏東辦「東山佛學院」，他邀請我擔任老師，我聽了非常高興，之前確實曾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南部沒有佛學院，我又在高雄建寺廟，這時有屏東東山寺辦佛學院，並邀我去結緣，就一口答應了。能在台灣的佛學院擔任老師，真是我的第一志願啊！答應不久之後，有一天，圓融法師穿著海青、披著袈裟，向我頂禮，流著眼淚對我說：「對不起！因為我敦請的院長︱基隆海會寺道源法師，他不接受您做老師。因為您太新派了，他說他不敢同意您授課。」我一聽便回答：「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隨即心中生起一念：「沒有關係，現在壽山寺快完成了，我可以自己來辦！」

那時慈嘉法師未得到我的同意就落髮了，心平和尚也出家了，我記得同時期出家的還有好多人。好！我就為這許多青年人辦壽山佛學院！時為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我開始籌備。

早年台灣這個地方，基本上出家人並沒有管理寺廟的權力，因為所有資源都掌握在信徒手裡，他們說要做什麼，出家人才能做什麼，要辦佛學院，照理說也要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我不懂這一套，我只覺得辦佛學院是一件天經地義的好事，我自己通過就好了。當初你們不是說壽山寺是為我建的嗎？建得大也好、小也罷，我就是要辦佛學院！我要招收二十個學生，我要在這裡教書弘法，為什麼不可以？

正在此時，一位掌握壽山寺當時重要募款工作的信徒，他的大兒子是一個很強勢的人，過來跟我講：「我母親說，你不要辦佛學院，你辦了佛學院會沒有飯吃。」我聽到這一段話，心想，能夠有權力說的，當然是大護法了，就回答他：「謝謝關心，我慢慢來想方法。」但我內心是毫不顧慮，既然決心要辦佛學院，此心既發，即使因此沒有飯吃，我也要辦得出、辦得精彩。

那位信徒，叫他兒子來對我說不贊成辦佛學院，其實也不是認為佛學院不好，他們的目的，只是需要有一個師父講說佛法給他們聽，帶領他們修行就足夠，所以只要有壽山寺就好，不必再添麻煩去辦佛學院。但我心裡覺得一定要辦，也不想和他們爭論，事情仍然照做，因為一切自有因緣。等佛學院辦下去以後，信徒才發現是對的、好的。後來所有信徒對佛學院非常護持，不但關心學生，也相當照顧他們。

一開始，佛學院沒有老師，我就請慈莊法師擔任教務主任，他在蘭陽女中擔任許多年教務，有教學經驗；慈惠法師能歌善唱，我請他做訓導主任。當時他們尚未出家，他們問：「師父，我們都是在家人，你辦的是佛學院，我們能做老師嗎？」我說：「能。」接著把幼稚園交給慈容法師（那時的吳素真小姐）主持，然後我們就辦起佛學院。那時大家真好！發心立願，歡喜無悔，不會說「我考慮考慮」之類的話，大家毫不猶豫，認為一切當然如此。

我們佛學院開學了。真好！師資方面，有一位戴麒老師，本身是文學家，國文教得極好。方倫老師，過去擔任海軍的軍艦輪機長，他看過很多次大藏經，都是待在船上看的。唐一玄，曾任高雄六十兵工廠附設醫院院長，對《楞嚴經》、《六祖壇經》、禪、般若思想，都很有研究。會性法師，我認為是台灣至今唯一最有學問的人，他教的教觀綱宗、四教儀、天台、華嚴，體大通透。整體師資可說是一時之選，每天的每一堂課程都很讓人興奮。記得有一位學生叫做悟證，因為胃痛，沒辦法安坐，每次上課都跪著聽講，可見大家求法的心多麼殷切。

就讀佛學院的學生，不能出門、不能買東西、不能打電話、不能會客，規矩很嚴。我們只想：這裡是佛學院，佛學院一定要有生活教育，再有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就是信仰教育；來讀佛學院的人，有了生活，有了信仰，才能成為一個佛教徒！

壽山佛學院第一期畢業的時候，從二十個人增加到二十四個人，其中二十一個人出家，沒有出家的三位，因為他們怕父母反對。我們佛學院也不鼓吹他們一定要出家，出家要心甘情願、眾緣圓滿；那幾位雖未出家，但他們對佛法都信心具足。

第二期再招生時，已經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了，第一期二十幾個人上課，已經很困難，再增加二十幾個人，該怎麼辦？後來就在納骨堂裡上課，所幸，學生不認為在納骨堂不好。當時有一個在公路局上班的小姐叫阿秋，長得很漂亮，不幸因車禍往生，骨灰供在壽山寺。由於家裡只有他一個女兒，家人常帶著水果來拜祭。他家人拜過走了以後，學生很幽默地問：「阿秋啊，你吃過沒有？吃過就換我們來吃了。」當年，佛學院的學生們竟然能和骨灰相處，大家做朋友，並不忌諱，也不恐懼。

兩年一過，又要招生了。第三期學生怎麼辦呢？壽山佛學院要習業三年才畢業，第三期的學生報到，就算我們把自己的房間讓出來，也不夠住了。雖然不至於沒有飯吃，但是維持下去會很困難。不過困難沒有關係，想辦法解決就是了。因為人生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是不做經懺的，一直引以為豪。曾有一段時間我待在台北善導寺，善導寺是做佛事的寺廟，那時台灣沒什麼出家人，沒有人念經，寺方只好到處打電話尋人幫忙。我坐在那裡，看著當家師忙進忙出，找不到人，他卻永遠不敢過來跟我說：「星雲法師，幫個忙吧，來念個經文。」我也很自豪，我就是這樣，一生都樂於助人，但對於不做經懺這個原則，我是堅持的。

我說自己不做經懺，但真的不做嗎？

在大陸大覺寺的時候，常常幫師兄外出念經，甚至遠至百里以外的安徽阜陽。常常晚上替人家念完經了，第二天還是得趕回來上課。由於路途遙遠，走的都是小埂、山丘，又常行夜路，所以手上都拿一根棍子，打著燈籠，因為怕有狼，拿著一根棍子比較安全。這時候我做經懺，不過是為了幫忙師兄，眼看師兄忙得不可開交，我在這裡掛一單，怎能不盡心、不回報呢？我只是不做職業的經懺，幫忙師兄是可以的。

來到台灣也是一樣，沒有飯吃、沒有錢用都不要緊，我就是不做經懺，就如憨山大師所說：「寧在蒲團靜坐死，不做人間應付僧。」所謂「應付」就是趕經懺。

最初要辦佛學院的時候，當時的李小姐︱慈莊法師，和張小姐︱慈惠法師，還未出家，他們替人家包月餅、包糖果，獲得一點薄酬。至於我，就去殯儀館念經，不但到殯儀館，晚上還到太平間，那時台灣在戒嚴時期，半夜禁止通行、外出，所以必須在戒嚴時間開始前趕緊出門，通宵達旦地助念，天亮了便走路回來。為什麼要晚上去念？因為錢會加倍！常常我念完經回來，學生起來做早課，看到我，還以為我是起得早，如是一年、二年，我常常沒什麼足夠的睡眠，佛學院辦起來了，也沒有覺得困難。是以我常說：發心去做，佛祖會幫我們的忙。

當時壽山寺本身沒有出家眾，要做經懺很困難。記得慈莊法師當時有個念頭，因為需要人念經，為佛學院籌募經費，所以他說：「乾脆我出家好了。」後來慈惠法師跟著出家，加上心平和尚，只有三個出家眾，又沒有做經懺的經驗，接了佛事也不一定會，所以就到外面敦請幾個法師來幫忙，慈惠法師和慈莊法師也站在旁邊一起學習。記得那時外請的一些出家眾，每到拜懺的時候，就會唱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調子，故意唱得讓人跟不上。我們也走過這段路。

開辦佛學院的第三年很快就到了，那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我們要找一塊地建房子，擴大辦佛學院。但是要買地，我們哪裡有錢？那時，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他們合資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在台北買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他們賣掉了以後搬到高雄來，另買了一間花園別墅，那時在台灣擁有這樣的房子是很高級的，他們住在那裡，可說非常稱心。我跟他們說：「住在這裡有什麼意思？不如把這間房子賣了，我們去買一塊地來辦佛學院！」他們毫不猶豫地說：「師父，您看著辦，您說了就是。」我就開始找土地。

現在的高雄圓山大飯店、正修工專（已改制為正修科技大學），海軍陸戰隊的土地，還有左營、右昌一帶，我都勘查過；總之，經過我兩、三個月來到處察看，高雄的土地，都漲價了，實際上我並沒有決定買，只是看，看看是否買得起。那時我們把大港埔（位於今高雄新興區）的房子賣了，有了一筆錢，但也是有限的。

後來決心買圓山大飯店、澄清湖的一塊地。談好以後，地主到壽山寺準備跟我簽約，就在我從樓上走下來，要到客廳跟他簽約時，依嚴法師︱佛學院第一屆學生，我聽到他說：「你們知道嗎？院長要在澄清湖買地辦佛學院了，以後蔣總統到澄清湖來，一定會到我們這個地方。」我聽到這句話，心想：「我們的寺院要到澄清湖，蔣總統才會來？那我不必沾澄清湖的光。我在別的地方有辦法光大佛法，蔣總統也會來的，我不要澄清湖旁這塊地了。」有了這麼一念，後來也不曉得什麼因緣，再和地主談了幾次以後，我放棄了澄清湖那塊地。

接著繼續找地，看著看著，找到佛光山現址來了。有一對越南華僑褚柏思居士夫婦，褚居士是位專研佛教的作者，時常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他太太很精明能幹。夫妻倆從現在萬壽園到男眾部、朝山會舘到大悲殿的地方，總共買下十一公頃土地，想要辦一所海事專科學校，然而周轉不靈，夫妻倆覺得走投無路，打算要自殺。我想這麼一個居士，落難如此，便把辦佛學院的錢先給了他們，因為生命無價，救人要緊。他就把地當做賣給我，其實地是什麼樣子我全然不清楚，總之我的用意，是為了幫助他們，不要走上自殺之路。

當初為何要為本山命名為「佛光山」呢？那時，我來台灣已經十多年，一直受到政治的迫害、社會的推擠。由於蔣夫人宋美齡歧視佛教，大家都不敢講「佛」，哪一個人說信佛，政府就不錄用他，當然也不能升官，更不能出國，只要你說是信仰佛教，面對現實考量，你就沒有辦法。於是，當信徒問我這裡叫什麼名字的時候，我心裡想的是要向蔣夫人挑戰，就慷慨激昂地回答：「我這裡叫佛光山！為什麼？我一不做二不休，打起佛光的旗幟，跟基督教對抗，當然我們佛教不是對手，不過沒有關係，反正我的山叫『佛光』！這裡叫『佛光山』！」信徒們熱烈鼓掌。

有不少人向我勸說萬萬不可叫「佛光山」，其中也包括當時成功大學的教務長，都勸我改名。但我堅持到底：「不行！叫『佛光山』！我一不做二不休！」其實這個名字很好，所以後來很多寺院以佛為名，如「佛法山」等寺院，我們「佛光山」可謂開風氣之先。

因緣至此，我們便買下佛光山的十一公頃土地，總價五十五萬，不算貴。我們在新興區大圓環的房子值一百五十萬，只要三分之一就買下這十一公頃，還有剩餘的錢，我還可以再買土地、蓋房子。因為這個地方在大樹鄉統嶺坑，我不講「坑」，「坑」不好聽，於是我向大家宣布：「統嶺（領）十方，很好。我們到『統嶺』去辦佛學院！」年輕學生們聽到我這麼說，大家都很高興。

那時我滿懷歡喜地跟信徒說：「我們在大樹鄉麻竹園買了一塊地！」並帶他們來參觀。車子行到現在山門口彌勒佛那個位置，剛停下來，就沒有辦法上山了，那時，這裡是整片荒地，要到磚子窯才有公路，整條都是泥路。車子停下來以後，我跟信徒說：「我們可以走草叢，一起上去看看啊！」信徒們看看四周，接著有人說：「這個地方連鬼都不會來，買來做什麼？」他們沒有下車，雖然我有這個熱心，但一開始，信徒可沒有信心。我聽了以後，並沒有和他們辯論，只說：「各位不下去看不要緊，我下去看一下。」就自己走了下去。我記得大概是從放生池走到女眾學部，再走到大悲殿後面，印象中那裡有一棵樹、一塊石頭，我就在那裡坐了一下，覺得很涼快，不過，馬上想到眾人還在車上等我，應該趕快下山。下來以後，我心裡如此想：「你們說這地方連鬼都不來，鬼不來有什麼關係，佛來就好了！將來我一定把佛請來此處！」

那時，慈莊法師和我每天都站在現在放生池那邊的路上，跟山下路過的老百姓問：「有人要賣土地嗎？我們要買土地……」遇到有人要賣，我們就付給他錢。其實這許多土地並不是他們私有的，都是政府放領之地。不過沒有關係，他們可以把土地放領權讓給我們。這裡的老百姓很有信用，把土地放領權賣給我們以後，再也不計較，也沒有爭執。後來我們愈買愈多地，就開始建起房子。

每天下午，我們都從壽山寺坐車到佛光山，有時候向人說要買土地，尤其慈莊法師能講台語，他就站在放生池路邊，詢問經過的老百姓：「有沒有人要賣地？」我則坐在萬壽園前面，對已開發的一點土地，想像著應該如何興建佛學院。想著要如何建一個殿堂、一個教室，而又該從哪裡開始建起？最後我打算從萬壽園啟建。

每天下午，我都在萬壽園現址坐上好幾個鐘頭。可是當季節改變，有一天忽然覺得好熱！才坐下來就滿身大汗，心想，這個位置怎能住得下去？簡直是個火爐！哪一個年輕人願意待在這麼熱的地方？因此，便放棄在萬壽園這個地方建佛學院的念頭。佛學院應該建在何處？我們就改而開發男眾部這塊地，在當時還是一座小尖山。

一直開發，直到不能再往下開了，因為水土保持也很重要。然而東山地勢太狹長，建不了佛殿。於是往另一邊開發，開到不二門前面，有兩座小山、三條水溝，就把兩座小山推平，推到三條水溝裡去，成為現在不二門前面的平地。看著這塊平地，我想，要把大雄寶殿建在這裡嗎？太低了，不好看。於是再開闢，開到沒有路、沒有地為止。就在那時，看到從香光亭往學院的方向，有一條小路。因為缺乏經驗，當時覺得這條路應該沒有用。

後來推土的人看到這條路，說：「我從這裡推一條路上去，看看行不行。」於是他把路推到果樂齋，推到西來泉，是以就有了現今這麼寬的一條汽車路。

往後面繼續再推土，柳暗花明，竟然看到眼前是大悲殿這一整塊平地，心想：真是太好了！山下可以建教室，上面建佛學院，「東方佛教學院」就建在這裡吧！

開始興建東方佛教學院之初，沒有信眾支持辦教育。因此，除了東方佛教學院以外，我們也準備興建「西方安養院」。為什麼要建西方安養院？因為很多信徒希望我們建的寺院與他們的生活各個階段都有關連，將來可以有理由多來往。只是西方安養院要建在哪裡？原想建在男眾部的地方，就有人說：「不行，你把『東方』建到西方去，把『西方』建到東方來。」我只說：「是的，不過以後再說吧，先把這裡定下來，不管東方也好，西方也好，總之現在都是我們的佛光山！」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我們開始建東方佛教學院。記得那時第一屆學生即將畢業，第二屆學生每天都上山來出坡搬石頭。心定和尚也來幫忙做義工，當時他在高雄當兵，是海軍陸戰隊隊員，接受很艱苦的軍事、體能訓練。許多人都不認識他，他為什麼來幫忙也沒什麼人知道原因，只是常看到這個阿兵哥，不用人家招呼，看到有什麼工作他就主動參與。主要是來幫大家搬水泥，雖然他個子不高，但一包水泥幾十公斤，扛起來就走，絲毫不見難色，我還記得他挑石子時滿身大汗、步履堅定的樣子。心定和尚是第三屆的畢業生。

佛光山開山時，我和心平和尚每晚都住山上，白天就跟著推土機跑。那時台灣還沒有多少部推土機，每一部租一小時大概要幾百元，在當時所費非常昂貴，所以推土的時候，我們都要跟在旁邊，一邊指揮：「把這個推到這裡，這個推到那裡，這個角度如何如何……」這樣才不會浪費時間、金錢，才能加快進度。

後來再買土地也多波折。在過去，並看不到現在雲居樓這塊地，因為它有一個山丘，我們把那個山丘推平，才擴展到現在這樣的規模。山丘推平以後，地提高了，與後面菩提路和藍毘尼園連著的地才比較平整，和如來殿那邊的地勢高低差也減少了，不然這塊地其實很低。

慢慢地，我們一塊一塊買了地，往來不下好幾十戶人家，如來殿這塊地本來也是山。

關於買地，我舉個例子。

買下大雄寶殿的地以後，就開始興建了。要讓大雄寶殿的屋簷伸展出來，我就用一根柱子頂著，再澆水泥，當時地主卻來把我的柱子打倒，說：「你的柱子怎麼撐在我的地上？」我想，暫借幾個支點來撐一下不可以嗎？但他就是不肯。大雄寶殿原本還可以再往後面拓寬一點，但沒辦法如此，因為我沒有土地，那時如來殿的地都不是佛光山的。本來我想等到買下後面的土地以後再建，但一個寺廟沒有大雄寶殿做為中心，信徒是不會熱心的，所以大雄寶殿還是要先建。

藍毘尼園，這一塊四分地，照當時價格一分地一萬元，四萬元就合理，但地主要價十二萬。當時我心想：太貴了，不要買。

過了一個禮拜，又深深覺得不可，因為藍毘尼園這個基地是必需的，想想算了，十二萬，就跟他買！他又不賣了，為什麼？他索價要二十四萬才肯賣。我心想，才過幾天，地價漲這麼多？他說：「二十四萬，你不買就算了。」

又過了一、兩個禮拜，心想還是不行，這塊地非買不可，二十四萬就二十四萬。但他還是不賣，為什麼？這次他開價四十八萬。我對地主說：「這樣子漲價，你分明是故意刁難。你叫『助成』，要幫助我成功啊！你在這裡，我也給你很多幫助啊！」他卻說：「我在這裡做工拿錢，沒什麼感情好談的。」我說：「你叫『助成』，其實是不助成。」不過這時候我已經懂得，即刻給他四十八萬，他無話可說。結果，藍毘尼園這塊四分地，是用四十八萬買下的。當年大家都不收支票，要拿現款。

這位「助成」，其實是我請他來總本山做工的。有一次我託他替我到台中買荔枝（玉荷包）樹苗，他買回來以後卻逕自種在他的地上。他也用佛光山的水，那時山上備水是很不容易的，從山下拎一桶水上來，是何等費力、艱難的事情！山上有了水以後，他就把我託他買的樹苗種在他的地上，把佛光山的水管接到他的地上，我要跟他買地的時候，他說：「我這塊是黃金的地，有水果樹，水也能通達到我這裡，很方便。」他的方便是佛光山給的，他的黃金也是佛光山的，都是佛光山的樹、佛光山的水，但是我沒有跟他辯論道理，他替山上做工，還是一樣給他吃住。類似的事情很多，我們慢慢地把一塊一塊的地，買下來了。

現在覺得諸事好像很簡單，事實上，裡面有很多困難。當年我們和學生一起做事、一起上課、一起出坡、一起工作。佛學院的學生上山來出坡撿石頭，當時如同一片荒漠，大家都頂著大太陽，一棵樹都沒有，日正當中時分在這裡開山。因為沒有錢，為了這座山和邊坡，需要坡坎、做水土保持，但石頭是要花錢去買的，我們沒有錢買，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在推土機推山的時候，我們跟在後面挑撿石頭，把大塊的石頭收集下來堆坡坎。

開山的同時，教學的事也如常進行。那時我幾乎是從早到晚都跟學生在一起，雖然不必和學生一起上殿，是由監學帶領學生，但早上起來，我還是會關心學生上殿的情況，也會到廚房去指導學生如何做早齋，然後七點準時上課。到了出坡的時間也跟大家一起去。晚上批改近百位學生的週記，每一本週記我都用心地批改，寫滿了評語，用以鼓勵學生寫作。雖然當時學生都沒有大學畢業，甚至高中畢業的都很少，大部分是初中、小學的程度，可是佛學院三年畢業後，他們許多人能夠著述出書，能夠參與編輯《覺世旬刊》。

那時我有一份《覺世旬刊》，在刊物裡發表了佛光山開山的消息以後，起了重要的宣傳作用，許多人看到報導以後，有心的都想前來一看佛光山是什麼面目。我記得還在推土整地階段的時候，有兩件事讓我記憶特別深刻。

第一件事情，公路局第三工程處的倪思曾處長來找我，我請他吃簡單的便當，因為山上什麼都沒有，便當也是我從高雄市區帶上來的，他來了山上，我就跟他分而食之。我們相談甚歡，他想捐錢給我，我說：「處長，不要，假如你要給我緣分，我就跟你化個大緣。」他聽了嚇一跳，這和尚不要錢還要大緣，究竟是什麼大緣？我說：「大樹鄉這一條泥土路太不方便，我調查過這條路是省有、縣管的，既是省有，你可以把這一條路拓寬，鋪成柏油路嗎？」他一聽立刻說：「這個沒有問題！」於是才有大樹鄉這條柏油路。這條路後來曾二度被山上的水沖毀，經過三次翻新重整後，加上現在做水溝和水土保持的工程技術愈來愈進步，現在這條路才是安全的。

第二件事情則有關聖嚴法師。當時他在高雄美濃朝元寺閉關，我一直很護持他、幫忙他。他想到美國去，但因為身分證上沒有填寫父母的名字，美國在台協會（當時的美國駐台大使館）及內政部都不予受理，就辦不成簽證了。他找我幫忙，問題是內政部都沒有辦法的事，我怎麼會有辦法？難度實在太高了。

不過因緣真是不可思議，高雄縣有一位姜振勛督察長，是揚州人，他聽說一個揚州老鄉在這裡開創佛光山，就前來找我，我也很熱情招待他，彼此談得很高興。他說：「你有什麼事的話，就找我幫忙。」我說：「真有一件事情要請託你，我有一個同學要到美國，但身分證上需要有父母的名字。」他也不太懂原委，不過他是局長，就答應協助。他一詢問之下，才知道此事很困難，因為沒有文件根據，哪裡能替聖嚴法師「找到」父母？

我努力向他解釋：「聖嚴法師很重要，他到美國去，會促進我們未來的國際關係。」恰巧當時政府把所有戶政從鄉鎮公所移交給警察局，由警察局接辦戶政，姜督察長就召集所有高雄縣各分局長及戶政科相關人士開會，希望大家幫忙想辦法，替聖嚴法師在身分證加上父母的名字，一開始大家都沒有方法。

不過警察還是有本領，法外有法，總之後來聖嚴法師身分證就有了父母的名字，他才能到美國去。我對聖嚴法師的其他很多幫忙都不談，光是替他解決身分證上父母這一個難題，已經對他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為何我說佛光人要「三好」、「四給」，我們要願意給，歡喜的給。

開山之初，每隔四、五天，高雄市區會有一個人送報紙和幾支蠟燭來給我們。那時開山寮在朝山會舘的位置，用茅草簡單地搭建而成。我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山，到了八月、九月，晚上還是很熱。

有一次，大概在晚上十一、二點，我點了蠟燭要慢慢看報紙，當年對我來說，看報是獲得知識很重要的管道。忽然聽到鼓聲，「咚，咚，咚咚」，心想奇怪，怎麼會有鼓聲？現在是半夜，這裡是山上啊！記得那時送報紙來的居士坐在我正對面，鼓聲再次響起，我立刻問：「你有聽到鼓聲嗎？」他說沒有，我只好說自己太敏感了。

又過了一會，「咚，咚，咚咚」，我說：「你聽！鼓聲！」這一回，他也聽到了。奇怪，怎麼會有人敲鼓呢？而且鼓聲悅耳。不過我們沒有就此再談下去，繼續看報紙。我心生一念，鐘鼓之地，必定與佛有緣！可以說，這個深夜的鼓聲，增加了我的肯定，強化了我的信心。

後來建萬佛殿（即大悲殿），落成以後，正在安奉大悲殿佛像之時，大悲殿裡無有他人，卻能聽見做課誦的聲音。心定和尚那時寫大悲殿佛像的名字，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把大悲殿牆壁的萬佛，一尊一尊地請上四周牆壁龕內，當時殿的上方還沒設置玻璃窗。他跟我說過，每天晚上都聽到很多樂器鏗然作響。

有一位叫何吉禮的德國青年，是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碩士，當時在台灣進行研究，由於太過想念身在德國的母親，一天晚上，就請心定和尚到大悲殿誦《般若心經》，他想要錄音寄給母親聽。那時大悲殿還沒有裝修完畢，沒有大磬，也沒有木魚，只有現在的桌案，但只是水泥桌而已，甚至還沒有粉刷，早晚課都在懷恩堂。他在一旁錄音，心定和尚則一邊誦《般若心經》，誦完以後，他一直繞著四周走，心定和尚便問他在找什麼，他沒回應，再三追問後，才對心定和尚說：「剛才你誦經的時候是不是有幾聲大磬的聲音？」確實有，而且聲音很大。

此外，在大悲殿落成時，有山下民眾詢問山上是否發生火災，因為整個大悲殿的屋頂統統呈現紅色。記得建殿之初，還沒有大悲殿前那道牆，有時站在前面的台上往下看，會看到一條長龍般的白雲，從學院橫跨到朝山會舘，綿延不絕，見首見尾，可以說有眾多祥雲聚集。

有一次在男眾學部，剛吃過午飯，便聽到鐘聲響個不停。那時有一位從緬甸來的恆越法師，打仗時被子彈射中大腿，他用筷子把子彈壓擠出來，很是勇敢。雖然老人家已經八十多歲，但我知道他生性很調皮，就猜想或是他在亂敲鐘，然而山上四處都找不到他的人，這鐘聲彷彿發自天上，來自虛空。

在我的記憶裡，大悲殿快落成時，有一天晚上八、九點，我到大悲殿去看佛像及布置的情況，一進入大殿，就聽到課誦聲，那時山上還沒有錄音帶等設備，課誦聲音如此優美、莊嚴。我看到心定和尚他們一些人都寫名字、擦佛像，就沒有打擾他們，或問他們聽到什麼，自己聽過就是了。

從大悲殿一路下來，走進觀照堂，那時是我們的總辦公室，因為大悲殿快落成，大部分重要職事，像慈莊法師他們都在觀照堂寫字。我原本想不說，但還是忍不住：「我剛才在大悲殿聽到了聲音，不曉得哪裡在做課誦，你們要不要一起去聽？」他們說好，我就陪他們一起上去，但是他們聽不到，我也聽不到了。我那時心想，自己不要說就好了，為什麼要跑來跟他們談此事呢？此刻大家都聽不到，但難道我會說謊嗎？奇異之事，本來就不應該言說。大家都是我多年的弟子，都知道我的性格。

第二天我又在大悲殿看他們布置，課誦的聲音又響起來，我趕快叫人：「下去把重要的人叫上來聽！」這回聽到了。心定和尚從旁邊走過來問：「你們做什麼？」我說：「你沒有聽到嗎？有課誦啊！」我很清楚記得當時心定和尚回答：「這個聲音啊，我在這裡天天都聽到。」

聽到他的回答，我才放下。除了課誦之外，關於大悲殿的靈感事情還有很多，但我並不提倡。我覺得佛法、佛菩薩，不是人力所能及的，所謂佛法無邊、佛力廣大，是我們讚歎都讚歎不完的！當我們願意一心打開真如門，靈感的事，是一種提醒：佛菩薩於人間、於諸法界，如此慈悲。

以下不按照時序說了，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記得在看頭山門「回頭是岸」、放生池旁邊的一塊地時，我打算把它留下來做停車場，有人在旁說：「太大了，哪裡需要這麼大的停車場？不會有那麼多車，這個地方還可以做什麼、建什麼……」過去旁邊還有一棟房子，是放生池旁邊的診所。後來那棟房子拆除了，就是現在羅漢像所處的位置。開山的時候，認為那個地方闢建停車場已經很大了，為什麼？至少可以停十幾部小汽車，但一般只會來兩、三部而已，那時又沒有什麼遊覽車。不過後來那個地方顯得太小，已經不夠大家停車，只能說，台灣發展太快了，佛光山也一直成長。

接著談彌勒佛。開山後的第三年，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結束之後，有六個學生願意留下來畫極樂世界的圖，記得其中一位叫屠國威，另外有一個學生叫朱朝基，他說：「我要做一尊彌勒佛給佛光山，作為回報。」他們都是國立藝專（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

六個學生進行了幾個月，我問：「你們畫的圖呢？」他們交給我兩、三張油印的紙，上面畫了六個人，鉛筆畫的草圖，一個頭、一個身體、兩隻腳、兩隻手，顯然看不出是什麼極樂世界的示意圖。他們六個人就在總本山待了三個月。

朱朝基很了不起，他一個人每天在覺華園的位置工作，不久就把彌勒佛造出來了。雖然還是學生，但他塑做的彌勒佛很莊嚴。後來覺華園這個地方不能放，要放到頭山門，我們向港務局借二十噸的車子來吊，卻吊斷了；再用四十噸的車子吊，也吊斷了，才曉得原來彌勒佛這麼的重。沒有四十噸以上的吊車了，怎麼辦？後來四出訪查，聽說兵工廠有八十噸的吊車，我們才把彌勒佛請坐到現在的位置，到現在都不再移動他，讓彌勒佛安坐，讓上山的信眾看見自己未來也能成佛。

還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地藏菩薩像原本不是我們的，聽說是旗山那邊有人所造，我們也不曉得他要送往哪個寺院。當走到我們彌勒佛那個位置時，地藏菩薩從卡車上滾下來，不肯再上車。負責運送的人跟地藏菩薩說：「既然你願意在佛光山，算了，讓你留在這裡吧！」現在我們的地藏王，可以說是總本山的「不肯去地藏王」。

至於大悲殿的觀世音菩薩，因為當初沒有錢，便用水泥和鐵筋來做，也覺得很不錯。關於觀世音菩薩的靈感，現在說來，我自己都覺得殊勝。早期的同學們都知道，有一天晚上九點，做晚課之前，學生們在走廊上排班，忽然有人看到觀世音菩薩跑到對面的竹林上面，他們立刻一個一個跪下來，向竹林的方向膜拜：「我看到活菩薩了！」初入佛道的學生怎麼可能這樣相信？但當時大家確實是感受到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示現，而情不自禁。

接引大佛的靈感也很多。當初並沒有計畫做接引大佛，因為沒有經費。有一個晚上，我坐在新慧明堂外面乘涼，雖然已經接近九月，天氣還是很熱。那時學院已經開學，下課了，在熄燈、安板前，大家跑來跑去。這時有一個學生來問我事情。在他找我以前，我一直看著東山，因為那邊有一道奇妙的光，看起來像是龍亭的屋頂在發亮，我本想是卡車的光，但又不可能，因為卡車的燈往下照，怎麼會在屋頂放光？這個光很漂亮，顏色很柔美，我不禁痴痴地在那裡觀看，如同看見自己做為佛子的內心。忽然那個學生來問話，記得他名叫曾寶秀，我就回答他明天要如何、後天要如何，他走了以後，我再往東山看，沒有光了。心想，對我們佛教信仰者來說，這樣並不稀奇，來了就來了，過去了就過去了。後來我建大佛的時候，才想起這一段往事。是的，無量光，應該就是接引大佛住的地方，佛光永普照！

建大佛的時候，有一位基隆的信徒叫陳輔智來山朝拜，開立了一張六十萬的支票給常住。六十萬，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知客法師說：「我帶你到朝山會舘跟我們當家會面，讓我們招待你。」他說：「不必，我也不是很有錢，只是大佛叫我送來六十萬。你把捐助收據在這裡燒化了，讓我對大佛有個交代就好了。」

負責建大佛的人，不是專家，也非建築師，本身只是一個小工，他搭起竹架子，慢慢地把大佛建了起來。最初我也擔心過，大佛會不會被颱風吹倒、地震震垮，但經過這麼多年的考驗，雖是土法而建，卻因他認真踏實的做，大佛安然而立。

剛開山時，我知道未來即使不做經懺，但是信徒一定會很多。然而有了道場，則不能不滿信徒的願，信徒護持我們，對我們沒有什麼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將來能替他們念經。這種非職業的經懺、誦經、拜懺，在所難免，是一定要的。

我想到自己本身的缺點，就是沒有佛事的專長，徒弟應該補我的不足，所以我安排心平、心定兩人到台北，讓他們去學習三個月焰口。兩個人很歡喜地去台北，沒想到，才半個月就回來了，我說：「怎麼這麼快回來？」記得心定和尚說：「師父，台北那個地方不能住。再住三個月，我們都不回來了。」為什麼？「因為待遇太好，念一場經都有很多錢，這樣很可怕，我們應該遠離誘惑比較好。」我一聽，不禁大聲說：「好！寧在蒲團靜坐死，也不要錢，好！就不去！」

後來我們自己學，幸好心平和尚、心定和尚都有唱誦方面的才能，慈惠法師、慈莊法師、慈容法師也是高手，當初他們在念佛會時，已經有法器的基礎，慈莊法師做維那，慈惠法師敲鐺子、鐃鈸、鼓，慈容法師敲木魚。念佛七，敲木魚，沒有人再比慈容法師敲得更好，如果現在打佛七，能請慈容法師敲木魚，大家一定念得很痛快、很專注、很舒服！我也很懷念當初那些日子。在我的記憶裡，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他們沒有敲錯過一槌法器，是無缺點的，雖然那時還沒有出家，就已經那麼一心精純，行事認真。

我最近常寫四個字「有您真好」，是的，有佛菩薩真好！所以說，名為佛光山，注定我們可以依靠佛、相信自己，心、佛、眾生，有何分別呢？山不在高，有佛就好，有佛光真好！

我把佛光山開山的經過，簡單的口述下來，雖然都是過往之事，卻是大家向未來看望的依據。諸佛菩薩都在看著我們，在我們踏著的這一塊土地上，諸佛菩薩是如何示現的？現在我們要怎麼表現？沒有緣分的人當然不用說，自覺有佛緣的人，聽我講開山的種種，應該想想，自己要怎麼辦。

開山不易，要打開心的覺悟之門更難！只有知道並體會了開山的歷史和精神，讓自己的心力如同開山那一代人那樣的發心立願，直下承擔，才能走上佛道；才能讓名相上的、建築上的佛光山，永沐佛光，並發出佛光。

直心即是道場，人成就會佛成；所以，你們要讓自己的心成為道場，要讓自己放光。不只此刻聽到，你們要生生世世，永誌不忘。

講於二○一○年佛光山徒眾講習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