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8　柒　飢餓

「飢餓」是人生至難忍受的痛苦經驗，所謂「飽漢不知餓漢飢」，一個「飽食終日」的人，當然不知道掙扎在飢餓邊緣的人之苦。我們看歷代以來，每逢災荒饑年，廣大災區的民眾，因為沒有食物果腹，只得吃草皮、樹根、觀音土等，真是名副其實的「飢不擇食」。甚至有的人還「易子而食」，其慘狀可想而知。

世間上，黃金最貴，但遭遇饑荒時，即使十根金條，也不一定能換得一個麵包。所以一有戰爭，主帥都須準備好充足的糧草；軍糧不夠，最後不是戰敗，就是投降。

中國多少偏遠山區，尤其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民終年生活在「半飢餓」狀態下，這種事例多不勝舉。所謂「民以食為天」，生命就是要靠食物來維持，雖然有些文人為了表示自己人格清高，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但長期三餐不繼時，仍不免賦詩感嘆「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

在佛教裡，禪者有說「禪悅為食」，儒家也有以「詩書禮樂」為食，但那畢竟是少數人，或者也只是一時「望梅止渴」罷了。佛教的出家人，所謂「上乞諸佛之法，以養慧命；下乞眾生之食，以滋色身。」人的色身肉體，還是要靠飲食來滋養；如果長期吃不飽，飢餓過度的結果，不但營養不良，也會導致百病叢生。

回想我罹患糖尿病近半個世紀，有一次和台北榮總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蔡世澤主任談起，我問他：「為什麼會有糖尿病？」他說：「現在還找不出原因！」我也曾問過西方一些糖尿病專家，他們也說現在還沒研究出真正的病因！

有一天，我想到自己這一生，既不好吃，家族中也沒有糖尿病的遺傳史，為什麼會年紀輕輕就患有糖尿病？這時心中忽然生起一個念頭，我想大概是與「飢餓」過度，導致胰臟受損，因而影響胰島素的分泌有關吧！

人體的胰臟，主要負責分泌胰島素，胰島素是促使細胞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的重要激素。當我們吃飽飯後，血液中的血糖會隨著升高，這時胰島素就會被釋放到血液中，讓葡萄糖進入細胞內，供給細胞利用而降低血糖；當胰島素不足時，就會導致糖尿病。

當然，糖尿病或許不純然是飢餓所造成，甚至基因遺傳也只是原因之一而已。對於我為什麼會罹患糖尿病？雖然讓我百思不解，但我一向「與病為友」，糖尿病伴隨我大半生，並沒有給我造成嚴重的威脅。尤其，初患糖尿病時，走路舉步維艱，拿東西手軟無力，但由於我不太介意，慢慢的也就不覺得有什麼不便了。

不過，在我最初罹病時，雖然也有一般常見的「吃多、喝多、尿多」等糖尿病特有的「三多」現象，後來這些症狀很快消失，所以也不太去關注自己的身體。一直到四、五十年後，由於糖尿病併發眼底鈣化，導致視神經受損，以及心肌梗塞、腎臟積水而出現浮腫等現象，才慢慢思索著：糖尿病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由於幾次與醫界的朋友談起，我認為糖尿病是與飢餓有關，他們都不予採信，因此我就想把自己這一生，幾次處在飢餓狀態中的回憶，記錄下來，或許有助於未來對這項病症的研究。

說起「飢餓」的回憶，還是得從幼年敘述起。

我出生在一個貧窮的農商之家，父親最初務農，但不慣於耕種，所以莊稼收成變賣後，他把微薄所得拿來開店經商。先後開過香鋪、醬園、成衣店，但短期經營後，最後都是賠本失敗以終，因此家計愈加絀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難了。

我母親一向多病，經常是整個夏天都躺臥在床上，無法作活。即使身體稍微好轉，也是與鄰居的婦女打牌為樂。我們兄姊四人，用現代話來說，可以說都是在半飢餓的狀態中度過了童年。所幸我們並沒有因為飢餓而淪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在外遊蕩。

對於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記不起成長過程的細節了，只依稀記得，外婆偶爾會拿些食物來周濟我們。當然，我們老家也薄有祖產，幾次變賣田地，也曾風光一時。但由於家父沒有求生的技能與職業，一家數口，坐吃山空，所以風光不久，半飢餓的苦難歲月便又再度降臨。

那個時候，大約是七、八歲，每天清晨天還未亮，我就起床外出撿狗屎，等累積到相當數量就賣給人當肥料，多少總能換得幾個銅板。或者一到黃昏，農夫趕著牛群回家，總會在路上留下不少糞便，我就把牛糞撿回家。當堆積到相當分量，我也學習大人，用草把牛糞和起來，貼在牆上晒乾，可以供人當柴燒，如此也可以賺個幾塊錢。

雖然我生在貧寒之家，但感謝父母，培養我勤勞的性格，讓我懂得自食其力，懂得自求多福，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工作、勤勞。因此，童年時雖然沒有進過學校，甚至沒有報過戶口，但慢慢長大後，也知道要讀書。好在那時鄉間有私塾先生，經常也會有二、三十個學生。只不過讀私塾要錢，記得是一天四個銅板，只要今天有四個銅板，就去讀書；沒有四個銅板，就不去。老師也都能諒解，也沒有責怪，大家都相安無事。

如此斷斷續續，並沒有讀太久的時間，因為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的煙火升起，不到數月，日軍就打到揚州，距離我的家鄉很近。

那年我才十歲，在戰亂中告別了家鄉，也不念書，也不工作，身上扛著兩條被單，在大雪飄飄的冬天，隨著難民潮開始流浪、逃亡。一時之間，真是前途茫茫，也不知要流浪到何方？更不知能逃亡到哪裡？只知道，「留」就有被殺死的可能，「逃」才有活命的希望。

在逃亡的途中，走過崎嶇的小路，越過荒涼的原野，沿途所見，都是窮苦的農村。不但農家的煙囪沒有了炊煙，屋中也聽不到人聲，可以說「十室九空」，只有狗兒懶散的遊走，見了人也不狂吠。

如此不知走了多遠，也不知經過多少時日，後來又慢慢回到家鄉，途中飢寒交迫的困頓、辛苦，那就不是幾句話所能概括的了。

在抗戰期間，由於父親外出經商，許久未見返家，後來被列為失蹤人口。我因為尋找父親的因緣，途中就在南京棲霞山寺剃度出家。

棲霞山寺雖然是六朝聖地、千佛名藍，是江南的重點寺院，但是歷經朝代興亡，飽受戰爭蹂躪，已經殘破不堪。例如太平天國的洪楊之亂，大火燒了幾天幾夜，一座隋朝的石砌寶塔，整個被燒得體無完膚。

我在這所歷史古寺裡，權宜出家。由於師父在此當家，有特別的去留機會。只是，「去」，因為年齡太小，掛單的資格都不夠；「留」，此寺實在窮得三餐無以為繼。師父雖然很開放，但自己也知道，能蒙他收留，已經恩同再造，也不敢再存有多一點的奢望。

那時正逢抗戰期，日軍的騷擾、難民的流竄，加上漢奸、和平軍的敲詐，我們也只有艱難的與生死環境搏鬥。尤其到「珍珠港事變」發生，美軍開始轟炸南京，我記得自己曾睡在雙層上鋪，因飛機轟炸時劇烈震動，整個人被震落到地板上。

有時一個炸彈升空，如同天崩地裂，不但火光四射，把黑暗的天空照亮得如同白晝，室內的玻璃也被震碎，房屋更是不停的搖動。但是對於這一切，那時我並不感到恐懼，唯一害怕的是，三餐無法吃得飽。

記得《古文觀止》裡，有一篇柳宗元先生寫的〈捕蛇者說〉。文中大意是說：祖父捕蛇，被蛇咬致死，父親同樣因捕蛇而被蛇咬死。到了兒子這一代，還是捕蛇為業。有人問他，既然有過這樣的死亡經驗，還敢捕蛇嗎？他說：「吃飯要緊！」由此可見，飢餓比死亡更可怕。

在棲霞山寺裡，記得有幾次，本來應該十一點半打板吃午餐，但是到了十二點，甚至一點過後，還沒聽到板聲。為什麼會這麼異常？一經查問，原來大寮裡沒米下鍋！當時一些年輕的同參，也不敢聲張，只偶爾派人到大寮查看，到底米回來了沒有！

就這樣，好幾次中飯一直延到下午三、四點才有得吃。如果早餐吃的是乾飯或牛奶麵包，那麼到三、四點吃午餐，也算平常；無如我們的早餐是沒有米的「糝薯粥」，因此根本是粒米未下肚。那時年紀輕輕，正值發育年齡，能挨餓到三、四點，實在也稱得上是有堅忍不拔的毅力了。

我在棲霞山寺度過六年的歲月，後來到江蘇常州天寧寺，討了一份行單的苦工。一段時間後又轉學到焦山，這才慢慢懂得讀書。大約經過了兩年，再從焦山回到祖庭宜興大覺寺，日子雖然還是窮苦，但每日三餐，飯食供應無缺，應該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光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才到台灣沒多久，隊員們很快便各自離散，並沒有人真正有興趣想要從事救護的工作。不得已，我只得找個寺院掛單。

此時想起了焦山佛學院的學長大同法師，一年前曾經跟我通信，他說想辦一所三千人的佛學院，邀約我到台灣教書。那時我連台灣在哪裡都不知道，對於當時佛教的情形，說要辦個三千人的佛學院，我也無法相信，所以沒有應邀而來。現在既然已經到了台灣，心想，去找他也可以問問在台灣的各種情況。

其時，大同法師在台中寶覺寺擔任當家，當我到達時，聽說他因被疑有間諜之嫌，已經逃奔香港。我因投親不遇，正在徬徨之際，曾在金山參學過的慈藹法師，也在寶覺寺掛單，他私下告訴我：「你要在寶覺寺居住，事實上是有困難，不如到觀音山找慈航法師，他目前正在籌辦佛學院，需要師資，你此去，他必然會聘請你當老師。」

我想，當不當老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有一個棲身之所，每天要有飯吃！只是路途不熟，不知道觀音山在哪裡？這時寶覺寺的一位住眾，自告奮勇說要帶我去，讓我喜出望外。

當我們搭乘台鐵普通車到台北站時，正逢大雨，本想轉乘公路局班車往姜子寮，但公路被大雨沖斷，公車已經停駛。不得已，幫我帶路的人說，有位大陸法師在南昌街買了一座寺廟，可以試著去掛單。

於是我們來到十普寺，但是寺裡的人見到我們，用嘲笑的口氣說：「你們怎麼也跑來台灣？」一聽就知道碰了壁，於是顧不得外面還在下著大雨，只得告辭十普寺，往台北善導寺討單，因為聽說大醒法師正在善導寺，我們想去投靠他。

就在往善導寺的途中，經過新生南北路時，瑠公圳的水已經淹沒了道路，在水比路高的情況下，水和路根本分不清楚。我想慢慢涉水前進，哪知一個不慎，竟跌入水中。

這時水流湍急，水勢凶猛，雖然略諳水性的我，也感到難以抵抗。在這種情況下，照說應該是難以活命，但說來也很有趣，一般人落水，本能反應，應該是趕快喊救命！我完全沒有這個念頭，心裡只掛念我的錢包就要被水沖走了。我記得裡面大概有十塊銀元，是臨到台灣時，師父給我的，這也是我們師徒一場，師父給我最大的一次賞賜。

我一心想著錢包，便拚命掙扎，順著水流游去，終於爬到路上。這時才想到，人家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錢」，我卻是「落水要錢」。因為我知道，沒有錢，未來的前途艱難，沒有錢，飢餓難耐，小命也難以存活。

這時的我全身濕透，雨依然還在不停地下著。在雨中無法更衣，事實上也無衣可換。就這樣穿著濕淋淋的衣服走到善導寺，這時天色已經暗了，陪同我前往的寶覺寺住眾，至此便跟我道別，離我而去了。

我在善導寺約莫等了二個小時，大醒法師一直不肯出見，只叫當家法師出面，他說：你看，我們寺裡，右面住了交通警察大隊，左邊是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寺中實在沒有餘地安置你了。

我知道人家的困難，就跟他要求說：我聽說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有數名外省的青年法師，我想前去投靠，現在天色已晚，可否讓我在佛殿的大鐘下借住一宿？

他說：「只要警察不來驅趕，應該沒有關係！」

那時已是春夏之交，夜裡仍透著濃濃的涼意。所幸當時年輕體壯，也不計較這一點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著上路，到台北火車站，乘火車到八堵，然後轉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車時，已是下午一點多。

到了靈泉寺，一群年輕的同學見到我非常歡喜，雖然過去彼此並不認識，但總有僧情法愛。他們滿口讚歎，說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領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灣。

大家正談得歡喜之際，傳來默如法師的指示，說不能留我們吃飯，更不能居住下來，因為來寺的外省僧侶多，生活已經很困難了，不能再增加人數。

這些青年朋友一聽，深感不平，義氣凜然的說，常住不給飯吃不要緊，他們願自掏腰包，外出買米煮稀飯請我。當我吃著他們煮好的稀飯時，已是下午三點多。回想自己中飯沒吃、早餐沒吃，昨天的晚飯也沒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的發抖，但是碗裡熱騰騰的稀飯，吃起來真是美味無比。

後來經過商量，他們讓我在此暫住三天。由於我的衣物都已隨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師的妹妹送給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換，因此向靈泉寺借了裁縫車，縫製一件短褂褲，以便替換。

由於「此處不留人」，只得「另找留人處」。此時聽說原本在觀音山籌辦佛學院的慈航法師，事實上並不在觀音山，而是在中壢圓光寺籌辦台灣佛學院畢業典禮。心想，如果到圓光寺能見到慈航法師，也許問題能解決，因此就轉而前往中壢圓光寺。

圓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輕的智道法師，待人非常熱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面前講了我許多好話，說我在大陸曾主編過雜誌，也曾當過校長，這些經歷他們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見到我，真是一見如故，私下跟我說：「他們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圓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會（包括桃園、苗栗）的理事長，在當時那樣一個好像人人都有間諜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緣分。他要我當他的祕書，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動打水、掃地、拉車、採買，這些苦役本來就為我所長，因此做起來並不覺得太吃力，也不以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謝妙果老和尚，由於他的慈悲收留，讓我能在寺中安住，總算脫離了逃難途中的「飢餓」窘境。

一直到現在，每當回憶起初來台灣時，這段掛單無著、三餐不繼的日子，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中壢圓光寺安住下來後，為了安全起見，首先要去報戶口。雖然我有身分證，但報戶口要有入台證，我沒有入台證，戶口勢必報不成。所幸智道法師告訴我，如果能找到吳鴻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幫忙，問題就能解決。

吳鴻麟先生就是吳伯雄居士的父親，當時是台灣省參議員，也是警民協會會長，更是一位名醫。對於這樣的社會賢達，我哪裡敢到他的家中拜訪？幸虧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他，別人告訴我，他就是吳鴻麟先生。

我鼓起勇氣，勇敢的走向前，對他說：吳先生，我是在圓光寺掛單的出家人，我有身分證，想要報戶口，您能幫忙我嗎？

他看看我，我想他大概還不知道報戶口需要入台證，因此聽完就說：來！來！由於隔壁正好就是警察局中壢分局，他帶我走了進去，門口的警衛問都沒問，裡面的警察看到他，趕快起立向他敬禮。他說：幫忙這位法師辦戶口！

說完便走了出去，警察聽後則連連稱是！於是我就這樣順利的報了戶口。有了戶口，我在台灣居住，心裡就更落實了。

這件事情過後一個多月，有一天，我拉車外出採購，在街上被警察攔住，莫名其妙的遭到拘禁。由於我不會講閩南語，語言不通，也沒辦法問人，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被囚禁？

直到第二天，才聽說全台所有外省出家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悉數遭到逮捕。其中還包括在台北的慈航法師，以及跟我們同住圓光寺，原為陸軍中將出家的律航法師。

原因是，台灣當局聽到大陸的廣播，說他們派了五百位僧侶到台灣當間諜。台灣政府很聽信共產黨的宣傳，就把我們拘捕起來。後來警察把我送到桃園，與律航法師一同被拘禁在一所倉庫裡。

那是一九四九年六月發生的事，當時是陳辭修先生當省主席。所謂「白色恐怖」的年代，自從「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人殺外省人，外省人報復台灣人，不時有兇殺案發生。但是不管種族仇視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政府迫害也好，我都不太關心，我所關心的是，肚子好餓！

由於當時被逮捕的人很多，沒有牢房，就用大倉庫暫作拘留所。被關在裡面，雖然每天也總有一餐飯可吃，但是吃過之後，肚子很快就餓了。記得有一天下午，有位警官走到我身旁，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覺得他很和氣、善良，就大膽的跟他說：「我肚子餓！」

不久，他叫人端了一碗麵給我，真是美味無比。我吃過以後，他又來看我，這時候律航法師已因政府知道是一場誤會，早就被釋放出去，但是裡面仍有二、三十個出家人被關著，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吵著肚子餓，只有忍耐。

後來再見到這位警官時，我跟他說：「我們掛單在中壢圓光寺，如果我有被釋放回去的一天，歡迎你去看我們！」他聽了很歡喜，這位警官就是後來隨律航法師出家，並且創建淨律寺，在台灣很有名的書法家廣元法師。

在桃園拘留所關了二十三天，此中的屈辱也難以盡述。只是現在回想起來，什麼也不復記憶，所記得的就是飢餓！每天早上醒來，就盼望有東西可吃，到了晚上睡覺，也是飢腸轆轆，餓得難以入眠，很希望能有東西可以果腹。我想，所謂「餓鬼」，大概就是這樣的生活吧！

好在當時因為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驚動了很多護法居士，包括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的父親吳經明先生、立法委員董正之、監察委員丁俊生，以及趙恆惕、鍾伯毅居士等人。經過各方努力營救下，我們這群出家人才能倖免於難，否則「三武一宗」的教難在台灣，恐怕又將再添一樁！

在中壢生活二年，我就到新竹去了。在新竹也居住一年多，為台灣省佛教會所辦的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雖然沒有待遇，但三餐總能吃得飽，感覺溫飽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直到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宜蘭的居士邀約我到他們成立的念佛會講經，不久我便應邀而去。到達之後，只見一個龍華派的小寺院裡，有三家軍眷各據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間佛殿。他們在佛殿旁邊為我設立一個床位，要我留下來講經，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一開始，我以二十天的時間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圓滿當天，並有一○八人皈依。在那個時候的台灣，這已經算是盛況空前了。

創辦念佛會的會員當中，有慈莊法師的父親李決和居士，有慈惠法師的父親張輝水居士等人。因為他們創立念佛會，要有很多人參加念佛，才能將法師留住，因此多方鼓勵自己的子女參加。也因此我在宜蘭弘法期間，老、中、小的信徒都有，當中有一位才華橫溢的張優理小姐，擔任我的台語翻譯，後來出家，就是現在的慈惠法師。

因為有感於青年的重要，我先後成立學生會、歌詠隊、文藝班、弘法隊等，青年紛紛加入，一時之間也讓我感覺佛教充滿了蓬勃朝氣，因此儘管寺院破舊、設備簡陋，不但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甚至談話的客堂、座位也沒有，但我就在外面的丹墀交代，你做什麼、他做什麼，整個團隊裡的青年，大家都熱心無比，他們幫忙組織群眾，參與活動，跟我配合得非常好。

當時宜蘭中學的音樂老師楊詠譜先生，他所教授的歌詠隊已經頗有成就。尤其我作詞、他譜曲，寫下很多佛教歌曲，包括〈佛教青年的歌聲〉、〈弘法者之歌〉、〈菩提樹〉、〈西方〉等，此時的宜蘭念佛會，真可說是梵音繚繞，法音宣流。

為了擴大影響，我們從寺院走上社會，因此與台北中國廣播公司接洽，商借他們的錄音室，供給我們錄製唱片。

我邀約了歌詠隊裡優秀的歌手十餘人，請他們到台北中廣公司錄音。這在現在看來，是很簡單的一件事，但在當初，別說路費是一個問題，青年請假，需要家長同意，尤其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甚至從來沒有到過台北。

經過一番籌備，終於有一天，我們乘坐五點十二分的早班車，三個半小時後抵達台北，從車站走路到中廣公司，開始進行錄音。等錄音結束，已經是萬家燈火了。由於我們在台北沒有地方居住，只有趕最後八點四十分的晚班車回宜蘭。

在趕火車的時候，我想到大家都還沒吃晚餐，因此買完車票，又急忙買了麵包，帶到車上分給大家，剛好一人一個。

青年們問我：師父，您呢？我說：「我剛才吃過了！」事實上，麵包就是少了我的一個。

在佛教裡有「過午不食」，一餐不吃不要緊，不過那是原始佛教，生活單純，晚上早早就入睡，工作也有限度。但我那時年輕，工作忙碌，每天所消耗的體力很多，晚上不吃，事實上是不容易度過的。所以我經常餓得發抖、流汗、心悸，不過忍耐一下，也就過去了。

那一天，好不容易回到宜蘭，已經午夜十二點。青年們各自回家，我回到雷音寺，寺中幾位老人家都已熟睡，我不敢進入廚房，只有非常知趣的在床上打坐。後來不知不覺睡著了，但是半夜裡，幾度因為飢餓醒來，之後又因疲倦而沉沉睡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到宜蘭，將近一個甲子的歲月，至今我的戶口還長留在宜蘭。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宜蘭縣、宜蘭市同時頒發給我榮譽縣市民證書，總算我在宜蘭五十多年的歲月，沒有白住。

不過，我在宜蘭這麼多年，經常遠赴各地講經弘法，對於三餐飲食，經常是飽飽餓餓，多一餐、少一餐是常有的事。像我這樣不懂得憐惜自己的色身，也難怪糖尿病會找到我的身上來。

在宜蘭弘法期中，我也經常到台北編輯雜誌，從《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到《覺世旬刊》，前後有數十年的時間。每次從宜蘭出發，要經過二十一個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車乘坐下來，鼻孔經常都是黑黑的炭灰。有心的信徒也體諒我，便結合全省信徒的力量，在台北郊區買了一間小型精舍，作為我棲身之所。

由於我經常不住在精舍，有一位趙老太太和一位中年比丘尼達德師，願意替我看守房舍，平時也在廚房裡幫忙燒煮。

記得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時候，有一天夜裡，達德師突然不停的狂吼喊叫，甚至用腳踢床，因為他病痛難忍。我一見這種情形，也慌了手腳，不知道該怎麼辦？一旁的趙老太太跟我說：「應該趕快把他送到醫院治療！」

於是我緊急將他送到鐵路醫院，但醫院不肯接受，馬上又轉送台大醫院。這時台大的急診室裡，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我掛了號，辦理好住院手續後，有一位實習醫師跟我說，這個時候也不可能開刀，必須等到明天檢查過後，才能決定該怎麼處理。接著他說：「你把病人留在急診室，我們會照顧，你先回去吧！」

這時候回北投，已經沒有公共汽車可以搭乘，於是我就近到三重埔，過去三重文化服務處的辦公室，權且住了一晚。臨睡時，我感到肚子很餓，而且忽然心跳加速、冒汗、頭暈，只得起來找東西吃。

由於文化服務處平時無人居住，當然也沒有存糧，而那時已是深夜三、四點，別說我平時就沒有購買的習慣，即使想買，已經深夜，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得到東西。我只得在櫥櫃裡東翻西找，突然看到一包漁人牌的麥片，趕快把它打開來，用開水沖泡，然後一連喝了好幾大碗。

奇怪！怎麼一直吃都不覺得飽？自己忽然也害怕起來！心想，我的肚子又不是無底深坑，怎麼能一下子吃得了那麼多麥片，又喝了那麼多碗水呢？

後來我發現，人在極度飢餓的情況下，即使吃了很多東西，由於養分還沒有輸送到血液裡，無法供給細胞所需，所以仍然會感到飢餓。因為我一直覺得肚子餓，很想吃，但又不敢吃，怕吃出毛病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感覺不再冒汗，手腳也不顫抖了，自己就困坐在那裡。

從極度飢餓到極度疲倦，現在回想起來，一個人在極度飢餓時，感覺就跟忍受病痛折騰一樣，都是痛苦的經驗。由於自己曾有這樣的體會，因此若問：糖尿病是怎麼引起的？以我的經驗，飢餓應該是最大的元兇。

在我一生的歲月裡，早期由於生活艱難，後來則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門在外，飲食不便，因此日子經常是在飢餓、半飢餓中度過，但最嚴重的一次飢餓，卻成為我創建普門寺的因緣。

話說民國四十幾年，我編輯《人生雜誌》時，有一天，發行人東初法師跟我說，希望當月的《人生雜誌》能提早出刊。

我應允以後，就在印刷廠趕工加班。那時候的印刷廠，對於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來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情商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

一位李姓經理承諾後，我從送稿、校稿，到最後三校當天，一早從台北市善導寺走路到位於萬華大理街的印刷廠。那時我連公車都捨不得坐，因為即使一塊錢也不容易擁有，走路則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在印刷廠校稿時，中午時分，李經理說：「星雲法師，下班吃飯了！」我看著他們的員工都在吃便當，心想，自己哪有福氣吃便當？即便想要買個麵包，也沒有錢！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間，雜誌終於出爐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給東初法師，從大理街走路到萬華，大約半個小時。從萬華坐火車到老北投，再轉往新北投，下了火車已將近十點。這時外面下著毛毛細雨，我把長衫脫下來包裹雜誌，以免被雨淋濕。

我扛著二百本《人生雜誌》，從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鐘，然後再爬四百個坡崁，當我到達法藏寺時，已經是晚間十點多鐘了。

見到東初老法師，把雜誌送給他，他看過之後很高興的對我說：「你很負責！」聽了這句鼓勵的話，我也很歡喜。這時他跟我說：「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橫豎也沒地方住，因此就隨緣答應住了下來。他叫寺中的人幫我送單，那時候外省人，特別是像我們年輕，在台灣居住，尤其在女眾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賴。

他送我進入室內，就從外面反鎖，我也不以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後，七點、八點，都不見有人來開門，我也不敢隨便叫人。一直到了九點，才有人來把門打開，他連聲向我道歉，說是忘記了！

我出了房門，準備下山，就前去向東初老法師告假。他說：「今天中午我要請客，你就留下來幫忙！」

東初法師是我在焦山佛學院的副院長，也是常住的監院，現在是我的長輩，當然我義不容辭。再說，請客，幫忙排桌椅、擺碗筷，這也是我擅長的工作，是我多年在行單工作累積下來的專長。

可是哪裡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難請，一直等到下午一點才姍姍來了十個人左右。我心想，二桌可以坐二十個人，老法師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幾個人吃飯。

我自信滿滿，自以為想的不會錯。但是到入席時，我讓客人先坐，自己等著老法師吩咐。豈知東初法師說：「你這個孩子（其實當時我應該近三十歲了），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

我一聽，「喔！原來請客我是沒有份，只能到廚房去吃飯！」想想，也真窩囊，在大陸，至少我也當過校長、住持；在台灣，也曾編過雜誌，擔任過教務主任，也是宜蘭佛教支會的理事長，現在卻只能到廚房去吃飯，真是可憐。當我走到廚房時，裡面好熱鬧，大家正忙著做齋菜。我在門口張望一下，裡面一個人也不認識，要我跟他們說「我要吃飯」，實在說不出口，於是就從邊門悄悄下山了。

印象中，我當天的中飯、早餐都沒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飯也是粒米未進，一直都在忙著雜誌，忙著要請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經虛脫無力，身體搖搖晃晃，下山時的四百多個台階，就像踩在雲端裡，感覺像是騰雲駕霧一般，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走下山的。不過我生性沒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將來我有能力建寺時，我要給人吃飯！」

現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處都有別分院道場。其實說來慚愧，最早建設別分院，也不是有什麼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飯。

當初從高雄到台北，從台北回宜蘭，車程十幾個小時，中途肚子餓，要有地方吃飯，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為了中途要有飯吃。後來在台北建普門寺，想到台北吃飯更難，素菜館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門寺，意謂「普門大開」，想要吃飯的人，都歡迎大家進來。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訴普門寺的住持、當家，凡是來吃飯的人，不問姓名，只要他肯吃我們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圓滿我們的心願，都應該對他心存感謝。

今日佛光山的發展，或許當中有許許多多的因緣，但是「給人吃飯」，應該是眾多因緣中一個很重要的助力。

現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這一段飢餓往事，應該是我多次飢餓經歷中，比較嚴重的一次。因為當時如果不是三寶加被，只要不小心一腳踩空，墜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嗎？

其實，人在世間，都是受著業力的牽引，都是受著因緣的安排。我覺得飢餓是難堪的，但佛祖也不會誤人，一切的一切，應該都有佛緣在安排吧！

二○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