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62　肆　憶七七初戰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七月在南方出生的十歲男孩，什麼也不懂，忽然聽說中國北方的盧溝橋發生了戰火。

多少年來，早已聞說日本人蓄意要侵略中國，做了多年的預備，終於假藉一個日本士兵逃亡為由，強烈要求到中國的軍隊裡尋找，國民政府領軍的陸軍二一九團吉星文團長斷然拒絕。就這樣，七月七日，盧溝橋槍響，震動了中國，甚至於震動了全世界。

我家一向沒有人來訪，忽然有一些地方上有頭有面的人士，也到我家裡來走動。後來聽到媽媽告訴我，他們想要組織兒童抗日，跟我媽媽說要我參加。我沒有因緣讀書，有這樣的機會參加地方上的兒童隊伍，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去了以後才知道，都是練習唱歌，當然，唱的都是一些抗日愛國的歌曲。

時隔近八十年，有的歌詞已不復記憶，不過，倒有些句子依稀記得，如：「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可以救中國……」；或者是「前進，前進，中國的國民向前進才是革命……」好像中國這一頭睡獅，也要我們少年兒童來幫忙助喊大家一起醒來；我每天也就很樂意的去參加少年抗日隊，天天唱歌、遊行了。

當時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後來慢慢長大，才曉得自己其實五音不全。在少年抗日隊裡，想想自己應該不會受人重視，不過，心田裡一股抗外禦侮愛國的情操，很自然地就生起了。

除了唱歌以外，地方上有一些私塾、書坊會教我們認字，有人教讀，不要花錢，雖然時間不長，也不懂國家的未來如何，但自覺前途還是有望。

盧溝橋在哪裡？一個身處江蘇南方的孩子，對於那麼遙遠的事情一概無知，但每天離家不遠的大馬路上，都有「過兵」（軍隊調動）日夜穿梭不息，透露著前線的戰事正在發生。

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要把這些南方的軍隊調往北方參加戰鬥。我們老百姓在這個時候，好像人人愛國的情緒也隨之高漲起來，家家戶戶，對於這些日夜往來的過兵不但不討厭，甚至送茶送水、簞食壺漿，大家都心甘情願。

可憐的那許多青年男兒，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即使為國捐軀，也都認為自己英勇無比。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由於跟外婆長住，已經有了親近佛教的心性，但這時候，心底不禁又有一念，覺得將來要從軍報國。

從來沒有看過汽車的孩子，這個時候，也天天看到公路上不斷的有卡車載著軍隊行進；一向平靜的天空，偶爾也有飛機低空掠過。現在我回想，那大概就是在南京機場或是杭州筧橋機場的空軍部隊開始演習了。

每當看到車隊呼嘯而過，揚起漫天的煙霧，站在路旁的我，從早晨看到中午，從中午看到晚上，一點兒也不知道疲倦。

全國的婦女界好像也忙起來了，時近寒冬，我看到婦女們都在趕製軍衣、棉襖，準備運往前方；我們鄉間小鎮上一些平常洋洋自得的老闆們，也都紛紛站出來，或宣傳抗日，或從事募捐。真是全國總動員，好不熱鬧。

戰況急轉直下，沒有多久，就聽說日軍已攻下上海，但四行倉庫裡英勇國軍抗日戰鬥的事蹟，不斷地在我們鄉間小鎮傳播。可憐的我，到這個時候，才知道有一個中國的大都市名字叫做「上海」。

有人說，上海不怕，因為有很多外國的租界，日本人怕得罪世界各國，所以不敢太過放肆；又有人說，上海有杜月笙、黃金榮等許多人士有發動社會力量的潛力，日本人也不能不顧忌；又聽說，蔣委員長已經下令「誓死保衛大上海」，我們兒童一陣歡呼，也跟在後面搖旗吶喊。

儘管此時又傳來多少中日談和的訊息，但我當時小小的心靈感到，這實在有傷我們的民心士氣，應該不惜生命，誓死也要與日本一戰。

七月七日開始抗戰，到八月十四日，我們就聽說在杭州筧橋機場和日軍一場空戰，殲滅了多少架日機。空軍的奮勇戰鬥，帶動了中國民間意氣飛揚。

特別是由謝晉元團長領導八百名孤軍，誓死堅守四行倉庫，以掩護五十萬名國軍退到大後方。煎熬了二、三個月，發生多少感人的故事。如中國空軍的空投糧食，又如上海工商界組隊，穿過敵人的槍林彈雨為國軍送寒衣飲食。最感人的是，女童軍楊惠敏小姐，無懼敵軍，甘冒生命危險，把一面國旗送到四行倉庫。

當國旗高高掛在四行倉庫屋頂上，旗幟飄飄，鼓舞了士氣，振奮了整個上海的人心，也轟動了全世界。日本人原本預計用三個月打敗中國，到這個時候他們才知道，三個月要打下上海都困難，狂傲之氣才收斂不少。

只是，戰鬥一直進行著，單靠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要和擁有全日本最優良的武器、最兇狠的日軍長期耗下去也不是辦法。

在我們幼童的心裡，也隱約感覺，只是一棟脆弱的樓房，能在槍炮子彈中維持那麼久嗎？後來也就聽說有人談判，要讓他們和平撤退，把一個繁華的上海，完全交給日軍來統治。

但是，戰火的發展並不是這麼簡單，跟著就由京滬鐵路蔓延到南京。我記得，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這一天，南京的火光沖天，連在一百公里外的江蘇江都仙女廟，都能看到漫天的烏雲和紅火交織，可以想見南京那邊的殺戮非常嚴重。所以，當地的家人長者，就想把老幼婦孺送到後方躲避戰事。

這時候，在家鄉的兩旁道路，已有不少扶老攜幼的難民潮擁擠著往北方撤走。在那大雪飄飄的冰天雪地之中，飢餓是一回事，寒冷的天氣也會凍死人，我的母親叫我扛著兩條棉被，跟著難民潮往大後方移動。

記得那一天下午黃昏，背上的這兩條棉被大概也有十公斤左右，對一個十歲的男孩而言，並不感到負擔沉重，在茫茫的人群中，我開始了逃亡、流浪，流浪、逃亡，真不知道要逃亡到哪裡？流浪到何方？只聽到大人們口中不斷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當晚深夜，走到一個新建的神壇，我們想在那裡借宿一晚。但神壇的人說，人太多了，連插足之地都沒有，不得已，就介紹我們到離神壇不遠處，一座像蒙古包的車水棚，讓我們住進裡面。在嚴寒的雨雪之中，終於找到一個棲身溫暖的地方。

兩、三日後，距離我們故鄉只有二、三十華里的地區，就聽說已經被日本占領了。南京大屠殺還在繼續，家鄉遭到日軍的肆虐，殺人放火，奸盜邪淫，可憐我們貧窮的家庭，縱有一些物品糧食，也都付之一炬。

最掛念的是，六十多歲留守家園的外婆，生死存亡，不知如何？直到又過了兩天，才看到氣極敗壞的外婆竟然逃出來跟我們聚會，戰事危險中，真虧他還能找到我們。

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悲傷，只覺得家人能團聚總是好事一樁。

沒有幾天，外婆掛念家鄉的情況，想要回到日軍占領區去看看。全體家人，尤其我母親的幾個兄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們都不贊成。但外婆執意回去，於是選了我跟他一起做伴，我們祖孫兩人就這樣投身到敵人的占領區裡。

回到家園左近，遍地死屍，奇怪的是，冬天的河水非常澄澈，水裡的死人，有的頭朝下腳朝上，有的沉在水底，眼耳鼻舌都看得清清楚楚。家裡養的兩條黃狗，本來像隻小豬，才這麼幾天，怎麼忽然長得像頭小牛？粗壯、兇猛，兩隻血紅的眼睛瞪著我們。

原來，牠們吃的都是死屍的五臟六腑，因此路上看到的死人，肚子都給狗子啃光了，只剩下頭顱和四肢而已。我很害怕牠們會撲了上來，不過畢竟是養過的狗子，忠心的本性未變，看到我們，竟然也會搖頭搖尾起來。一時之間，人狗相對，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回到占領區看到的景況，真是一片滄桑。我們家已經燒光，尤其外婆的家當比較多，幾個兄弟聚積的財物，也都被燒掉了，還有一些餘物還在冒著火煙。

外婆跟我想辦法把家裡還在燃燒的火燼撲滅，還叫我把那許多燒壞掉的銅鐵揀起來，留著將來可以賣錢。

有時，看到遠處三三兩兩的日本人，持著槍往我們走近，嚇得外婆趕緊拖著我，找一處死人堆往裡頭一睡，不敢和他們照面。等到日軍遠離以後，我們祖孫兩人才又爬起來工作。我花了兩天，揀了許多的破銅爛鐵。

有一天，外婆忽然不見了，我等了他一天，也到街巷裡四處尋找，就是不見他的踪影。孤單、恐怖，一下子統統向我湧來，我猜想他可能遇難了。我趕緊回到後方車水棚，找到家人告訴他們外婆失踪了。

母親一聽大吃一驚，急著要到鎮上尋找外婆，我的幾個舅舅都不敢前往，母親只有叫我帶路，往日本的占領區前進。

母親雖不到四十歲，但到底是一名婦女，日本軍一見到女人，總是蠻橫無理，處境可以說非常危險。

幸好，母親到了鎮上，人頭熟悉，很快就知道外婆是給日本人逮捕，在一個軍營裡幫他們洗衣煮飯。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法聯繫上，總之，我們祖孫三人連夜逃出，平安回到後方和舅舅們團聚。

兩個月後，聽說地方上已經有了「維持會」的組織，日本人的一切糧食、用具，都由維持會供應，日軍不再殺人放火，大家才扶老攜幼再度回到家鄉，準備重建家園。

我們無處棲身，所幸，當地還有寺院，但已經沒有出家人，全都給難民占住。我們找到寺裡的一角打地鋪安身，家人陸續回到火燒家屋的現場，把一些沒有燒毀的枯木門牆，重新整理裝修，好像也經過幾個月，才又搬回到重建的草屋裡居住。

戰火的恐怖至此暫時告一個段落，但問題仍然沒有結束。我的家鄉揚州江都有一條運河，是揚子江的支流，從我們的家鄉通過，分為江南、江北，過去通商賣鹽，就是靠著這條運河運輸。

當時，日軍據河為防，他們駐紮在江南，我的家在江北，零星的戰火仍然不斷，日軍不停的騷擾，江北也不斷有游擊隊對江南的日軍反擊，想要收復一些失地，幾乎一、兩個星期就有一次。

可憐的那許多游擊隊，他們哪裡有像日軍有精良的武裝配備，雙方的實力，實在差距太大，大部分都是游擊隊敗退。

這時候日本人就會雄糾糾、氣昂昂的掛著軍刀，唱著日本勝利的歌曲。

我們雖是兒童，生命倒也還安全，但實在厭惡這些日本軍隊；偶爾，日軍也願意和我們這些兒童嬉笑遊玩，但我們總會用欺騙、不當的中國話來跟他們抗議。

每一次的會戰後，總有不少的游擊隊捐軀，喪生在郊區荒野中，大都在兩、三百人之間。想想，真是何其冤枉，自己的力量不夠，就要待機而發，或用奇異之法與敵軍鬥智，實在不必用生命做賭注，況且情勢都已經開始預備長期抗戰了，如蔣委員長講的：應該智取，不宜力敵。

除了游擊隊以外，社會上也有一些如大刀會、花蘭會等抗日的愛國團體紛紛出現。大刀會是民間的神道教組織，他們宣稱有神附體，刀槍不入，堅持要和日本人一拚力搏；而花蘭會的成員都是地方上的青年婦女，他們不甘受辱，組織起來，求神問卜，自認身上的刀棍，可以勝過日本人的洋槍炮彈，實際上，已不知白白犧牲多少。

面對日本人的武裝，他們有如雞蛋投石，這些個人的愛國行動，只靠著神明護身做為精神的鼓舞，終不濟事，所以，一場會戰下來，也有幾百個人死亡。

但是，國人不畏生死、前仆後繼，在我的記憶裡，在戰爭的初期經常就是如此。我們經常在晚上睡覺時，聽到門外傳來「戰鬥、戰鬥」的聲音，那是大刀會的人在和日本兵對抗。

有一次，我忽然聽到家門口有人高喊「殺小鬼，殺小鬼哦！」我從門縫看出去，有四個人正往後方奔逃。兩個日本士兵不慌不忙，在他們的身後，「啪、啪」兩聲，不費絲毫吹灰之力，兩顆子彈就讓他們兩個人倒下去。

另外兩人，手裡還是持著大刀，口裡喊著「殺小鬼，殺小鬼哦！」無所畏懼。當然，日軍又是「啪、啪」兩槍，四個人就這樣在我家門前斃命。這幅景象至今還在腦海中，深刻難忘，真是慘不忍睹。

就這樣，我在日本的占領區度過了二年，大人們忙著抗戰，我們小孩則忙著遊戲。當時，我們兒童會把許多燒毀房子裡的釘鐵拿來做玩具，比賽輸贏；甚至在會戰後，小孩子無事，就以「數死人的屍體」當做最刺激的遊戲。

在這期中，我的家鄉已千瘡百孔，日本人要搶、要奪，也沒有什麼東西了。我們所在的江北沒有生產力，要買豆腐、醬油等生活用品，一定都要到江南才能購買，所以，我也常常在江南、江北來去。偶爾從江北鄉村換一點米糧，到江南來賣，還可以賺個幾毛錢。

當時，日本人的崗哨非常嚴謹，常常看到稍微不順眼的人，手上的刺刀就一刀刺下去。不過，老百姓也能適應環境，大家用麻線做成網袋裝東西，經過崗哨，日軍一眼就能看到裡面裝的是什麼，有沒有什麼違法的物品，這樣就能順利通行。

尤其，如果要免去日本兵的盤問，最好在臂膀上用紅紙貼上一顆紅太陽，來來去去就方便多了。當時我也貼過好幾次，感覺好像必須背負一顆太陽才能行路。

戰爭期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是常有的事。我的父系親人很少，聽說我有一位姑母和兩位表兄弟，但是住在哪裡我也不知道；我的母系親屬很多，大部分都住在一起。

大舅已經被任命做維持會的副會長，現在看來，應該是介於愛國人士與日軍聯繫的中間人之間。說得好聽一點，是為了民眾的安全出來維持次序，別人看他則是替日本人做事，不易獲得大家的諒解。

我的二舅不問世事，只知務農，以耕田種植維生，經常義務助人。那個時候，聽說有一個叫夏小容的男士，年約三、四十歲，他的太太被日軍強暴，自己則被日本兵的尖刀刺死，家裡沒有男孩，留下七個女孩，最大的才十多歲。我那比夏小容年輕十多歲的二舅，聽到這個消息，後來娶了這位夏太太，並且撫養了所有的孩子。

別人都笑我的二舅是傻瓜，沒出息，在這種的危難時刻，竟然替自己找了拖油瓶；儘管別人這樣認為，我卻視二舅的行為如菩薩一樣。現在想來，戰爭的殘酷，世間的是非，實在難以論斷。其實，若從佛教的眼光來看，二舅不也在行菩薩道嗎？

我的三舅母是花蘭會的一員，他曾經邀約我十二歲的姐姐參加，當時姐姐也很動心，只是後來母親不准，把他送到離家鄉五公里遠，一個由我外婆出家的妹妹（我稱他師叔公）擔任住持的如意庵中躲藏。

三舅母非常瘋狂熱中花蘭會的活動，連我一個小男生，他也想來遊說我參加他們的猴子隊，可見得那時候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抗日情緒有多高漲。中華民族大家如此的愛國，過去假如有好的領導人，何以被稱為「東亞病夫」呢？

除了這些親友的情況，在我們家中，也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那就是我的父親不知到哪裡去了？他說他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帶幫人做素菜，但這麼久了都沒有聯絡，一定是途中遇害了。

因為那個時候，日本人強制抓伕，常常一不高興，就把這許多抓來的人殺死，真是「寧為太平狗，不做戰時人」，一點也不錯。

母親想盡辦法尋找父親的下落，想要知道他在哪裡？他經常向從外地回來的鄉人打探消息，但時值亂世，戰火彌漫，人人逃命要緊，誰會知道誰在哪裡呢？但我的母親非常英勇，他不肯放棄，他對我說：「走，我們去找你父親！」就這樣，我和母親從仙女廟搭上一條只能載幾十人的小輪船，經過揚子江運河到了鎮江。

在鎮江，金山、焦山等許多寺院，沒有人聽說父親其名，於是我們又離開鎮江，往南京進發。途中經過棲霞山，山上有一個廣場，其時，正是汪精衛預備組織和平政府，想在那裡訓練維持秩序的和平軍隊。

我一時好奇，觀看那許多軍人如何訓練，遇到了一位棲霞山的知客彌光法師，他問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嗎？」為了專心看那些軍隊操練，我點頭稱：「要啦！」就這樣一段因緣，改變了我的一生，出家做了和尚。

出家後，上山砍柴、到江邊挑水，也是和戰時苦難的生活一樣，有一餐沒一餐的，不過大家倒也心甘情願。

偶爾，還要到後山躲避空襲，那時候，經常有飛機在我們頭頂上盤旋，甚至都能看到飛機上的駕駛員，還可以和他揮手講話。但假如不幸一個炮彈下來，塵土飛揚，屍骨粉碎，這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我的師父志開上人比較懂得世事，有一次，我見到他從外面回寺，口裡歡喜地宣布說：「檀香山戰爭開始了，我們有辦法了，我們有辦法了！」

當時的我也不懂，我想大概就是美國開始參戰，幫助中國了吧！在日本投降前一年，我負笈焦山，到這個時候，飯菜都能吃飽了，偶爾也有好的老師來教學，才真正感覺到，自己是在一個不以打罵教育，而是以現代的科學思想教育的優秀學府讀書。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由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讓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終於結束了這一段八年抗戰的慘事。

抗戰勝利後，國軍陸續從大後方回來接收各地的淪陷區。據說接收的問題很複雜，我們也不懂，但是有一天，有一隊國軍要來搜查焦山，抗戰不是勝利了嗎？為什麼還要來搜查呢？不過，在八年戰爭洗禮中長大的青年，也不在乎這樣的事了。

這隊國軍一來就下令，把我們所有的出家人全部集合在大雄寶殿裡，二十分鐘後才放出來。等出來後一看，焦山已經面目全非，連肥皂、毛巾，教室裡學生桌上的鋼筆，還有手錶等都不翼而飛。不用說，一定是剛才他們在搜查的時候，把這許多東西都搶走了。

我們一位老師介如法師想要向他們理論，一名國軍上前就給他兩個耳光，另外一位士兵馬上把槍枝的子彈上膛，接著「咯、咯、咯」的掃射示警。

一陣驚嚇之後，他們呼嘯而去。我雖年紀小，卻也感受到，中國是勝利了，但看起來前途坎坷，不容易有好日子過。

我們並不灰心，等待太虛大師前來焦山組織「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焦山的學生可以參與訓練。一想到能見到太虛大師，生死都置之度外，這些都不算什麼了。

從太虛大師的開示，認識了很多太虛大師的弟子，像塵空法師等，雖然我與他們只有一面之緣，但他們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塵空法師，後來我到了台灣，他託煮雲法師寫了一封信給我，裡面提到：「我們佛教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心理，不要存『我靠佛教』的想法。」

這在我亂世流浪的途中，像一把火炬，又像黑暗中的燈塔，給我的鼓勵最大。之後，就是第二波的國共對陣開始，而這又是另外一齣時代的劇本上演了。

時光飛逝，明年（二○一四）就是七七事變的七十七週年了，回首往事，雖然已過了七十多年，戰火的無情，人命的危脆，這裡頭都寫著我青少年歲月的生活，想來，真是不勝感慨系之。

二○一四年刊於《我們生命裡的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