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82　伍　弘法

「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這兩句話說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應負的責任。只是一般僧侶並不容易達到這種標準，大多數只流於寺院照顧，或者遊方參學，頂多誦經服務；真正想要做一個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學問、德行，還要有因緣。

回想自己一生，在大陸期間是我成長和學習的時期，在此也就不多贅述。但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天，我到了台灣，最初住在桃園縣，除了幫忙掛單的寺院從事雜務以外，一時只覺前途茫茫，不知道未來希望在哪裡？自己既不願意從事經懺佛事，也無意於當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寫文章投稿到報章雜誌，以言論來護衛佛教。

記得當時有位京劇名伶，在台北永樂戲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戲劇，我毅然挺身，寫信公開向他抗議。其實我也知道，他只不過像顆棋子般任人擺布而已，並非故意要毀謗佛教。但是正當我埋首為文護教時，一位老太太走過我的身旁，用台語跟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工作會沒有飯吃哦！」

當下我驚覺到，寫文章弘法，在寺院裡並不被認為是正當的工作，甚至他們還認為我是偷懶在看書、寫字呢。因此後來陸續在報章雜誌投稿，都不敢公開在飯桌上撰文（當時沒有辦公桌），只有找個隱密的地方偷偷寫作。那時候《自由青年》、《戡戰日報》、《中華》副刊、《覺生雜誌》、《人生雜誌》等，都發表過我的文章。

當然，弘法並不一定只限於撰文發表，還可以講經說法，但是當時並沒有這種風氣，也沒有人集眾講演，因此我先是應邀到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於宜蘭念佛會馬騰居士寫信邀請，開啟了我前往宜蘭弘法的契機。

說來慚愧，那個時候我連宜蘭在哪裡都不知道，後來一再延到十二月，正當快要過年時，李決和居士從宜蘭到台北，當面邀請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愷悌的中年紳士，一見面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誠恭敬的態度，很讓人感動，因此當下答應前往宜蘭弘法。

記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過後，我從台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車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點出發，一共開了三個半小時才抵達宜蘭，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宜蘭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是座落在宜蘭北門口的一間小廟，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裡，大大小小供了一百餘尊佛、道教的塑像，旁邊幾間廂房已被三家軍眷居住了。我到達當天，看見丹墀裡正掛著春節未吃完的臘肉、魚肉，同時還晾晒著一些婦女、兒童的衣服。整個雷音寺的外觀看起來，應該說比起中國過去的大雜院還不如。

我抵達時，並沒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邊的竹椅上。一直等到為信徒消災誦經的一位六、七十歲老尼師念完經，他看看我，又去念經，再過了一會兒，才走向前問我。雖然我聽不懂他的話，但知道他的話意是說：「你是來講經的嗎？」因此回答他：「是。」

過了十分鐘，他端來半杯水給我，沒有講話，不過我知道應該沒有走錯路，因為他能給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大概約莫坐了一個鐘頭左右，這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裡吃飯。飯桌是兩塊木板臨時釘起來的，中間的隙縫至少有五公分寬；筷子、湯匙也是他們用鉛皮製作出來的，可見老尼師們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過飯後，送我到佛殿裡一間與佛殿並排，用木板隔起來的小房間安單。裡面一張竹床、一台裁縫機以外，別無他物。由於我從早上直到此刻，還沒有上過廁所，四處張望，也沒有洗手間。不過我不用跟人說明，就一個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鐘，回到緊靠宜蘭火車站，也就是剛才下車的公路局車站上過洗手間，然後如釋重負般，歡喜悠閒的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床上靜待發展。

由於時近黃昏，房間裡的蚊子綿密飛舞，可以說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幾隻。我心想，過去佛陀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餵鷹，捨身飼虎」，看起來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養蚊子，以此跟牠們結緣不可了。

就這樣一直等到晚間七點多，總算聽到佛殿裡有聲音問：「法師來了嗎？」回答的聲音很細小，不過不用講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經來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鐘，聽到外面人聲吵雜，應該有一、二十人，終於有人敲我的門：「法師，請你出來跟我們講話。」

當時正盼望著有人說話，聽到信徒請我，便離開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裡。在佛殿的一角，他們安排了一個小凳子，供作講者的位置，信徒則坐在木板釘成的拜墊上，聽說還是被軍眷搬去當枕頭，臨時再跟他們商議借來當座位。就這樣，我展開了在宜蘭第一天的生活。

宜蘭是一個純樸的鄉村小鎮，雷音寺則是「龍華派」遺留下來的一間小廟，平時沒有僧人居住，偶爾有遊方的僧尼暫住，但是因為實在無法生活，只得又再遊走他方。我到的時候，正是一位妙專老尼師被邀請在寺中主持。我在這裡講演二十天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先後經過四位翻譯，都無法稱職。最後有一位在稅捐處服務的張優理小姐，由於他口齒清晰，記憶力強，可以像錄音機一樣，把我的話原原本本用台語翻譯出來，是公認最好的翻譯。他就是後來出家，一直跟隨我翻譯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師。

我講完《普門品》後，有老少信徒一○八人皈依三寶，這也是我第一次為信徒主持皈依。當時我並沒有嫌棄雷音寺，但也沒有打算長久居住，因為這裡實在沒有居住的條件。於是講完經之後，我回到台北，和心悟、心忍兩位法師，同擠在圓山臨濟寺的一間小屋子裡。他們兩位是福州的同鄉，學問很好，不嫌棄而接受我成為朋友，總算讓我在台北也有一個落腳處。

但是就在我回到台北後，宜蘭信徒每天絡繹不絕到台北，邀請我再回宜蘭。此中尤以愛姑、免姑兩位老太太，他們虔誠的態度最令人感動。由於當時年輕，實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維，於是允諾再回宜蘭。

我在宜蘭，沒有桌子可用，只有把一台破舊的裁縫機，將就權充寫作的桌子；沒有凳子可坐，好幾個信徒於是湊合了三十元，到監獄買了一張藤椅給我，坐起來感覺無比舒適。

我住的小房間裡，沒有電燈，但我不以為苦，因為過去也沒有使用過電燈。記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六歲，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華藏寺短期享受過電燈以外，在大陸住過的棲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灣中壢的圓光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也都沒有水電設施。

不過，信徒把我請回來，他們也很殷勤，都想為我解決問題，因此把佛前燈的電線加長，拉到我的房門口。儘管加長的電線也只能拉到門口，只得把電燈掛在臥室門口，但是我就這樣沾佛光明，每晚借用佛光讀書，雖然不能關門，好在這間小廟，晚間也沒有人走動。

後來，我發現在一個小鍋爐的後面有一間小廁所，雖然使用時必須把鍋爐搬開，尤其廁所實在太小，連轉身都不容易，但總是解決了生活上的一個大問題。除此以外，在那段歲月裡，我是怎麼解決盥洗問題，現在已經不復記憶了。不過那個時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車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溫泉，但是我從來不曾動過這個念頭。

我在雷音寺住下來之後，三家軍眷跟我互動良好，他們的態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動，還主動表示會儘快搬離寺院。當中一位四川的陳存鋒軍官夫婦，之前已參加了一○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後最先遷離，接著他的親戚馬姓等兩家人也相繼搬遷。數十年後，大概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榮民總醫院，忽然看到那位陳姓軍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動不已，後來還寄了五千塊錢做為供養。我覺得自己這一生，經常遇到一些奇異的因緣；因為有很多好因好緣，因此感到人生真是無比美好。

自從這三戶軍眷搬走之後，整個寺院頓感清淨單純，看起來已經像個道場了，而且因為寺院空間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閱覽室，邀大家來看書。另外還多了一間小客廳，可以談論佛法；也有兩間客房，雖然只有四個榻榻米大，有時候也可以擠進三、四個人掛單。

這時，相繼有東初、演培、煮雲、南亭法師，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們請來宜蘭。這些大德每來宜蘭一次，我就增添了一些廚房的碗盤用具，也增加了餐廳的桌椅，甚至枕頭、棉被等生活用品。因為要接待貴賓，信徒們自然努力捐助，增購接待客人的設備。

另外，我還把美國的蘇悉地、法國的阿難陀法師，先後請到宜蘭弘法，讓宜蘭人大開眼界，原來不只有年輕的外省和尚，還有外國高鼻子、藍眼睛的比丘，一時整個宜蘭小鎮為之轟動。看到大家對佛教如此興味昂揚，我知道宜蘭的佛教已經慢慢在起步了。

這段期間，我每個月必須從宜蘭回台北編雜誌，然後再從台北回宜蘭。每次來去，不管是從雷音寺走到火車站，或者從火車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圍觀的市民很多。由於從小在叢林裡參學，一向注重威儀，所謂「行如風」，我走在馬路上都是兩眼平視，從來不東張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當時我心裡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於言教，果然後來有人告訴我，每當我走路經過宜蘭電信局，裡面值班的話務小姐，大家不接電話，紛紛放下工作，一起出來看這個外來的年輕和尚。他們從看我走路，也對佛教生起好感，可見佛門裡，僧相威儀，甚至袈裟的一角，都能度眾。

就在我初到宜蘭的一、二年中，便陸續成立了青年會、歌詠隊、弘法團、兒童班、甚至創辦幼稚園，啟建講堂，並向教育部立案申辦光華文理補習班。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委鄭石岩教授，就是當時補習班傑出的青年之一。

為了弘法，我把宜蘭中學優秀的老師請到補習班教書，還把蘭陽女中優秀的師生請來參加弘法隊、歌詠隊。另外，宜蘭農校、頭城中學都有師生前來參加團體和活動，那時的雷音寺儼然就是宜蘭一所不具名的大學。

這當中，我最要感謝的是楊勇溥先生，他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好像連一餐飯都沒有請他吃過。現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樹〉、〈祈求〉、〈鐘聲〉等，都是他為我譜曲，甚至幫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個歌唱高手，還有程郁尊、李浩然、鐘鈞梁，都是宜蘭念佛會的成員，也都是講座中的台柱。當然，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還是要屬李決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們兩人分任宜蘭念佛會的弘法主任和總務主任，熱心而有恆心毅力，很能負託，所以我在宜蘭終能把佛教弘揚出一片天空來。

我初到宜蘭時，有一批優秀的青年跟隨我學佛，後來出家入道，這是我在宜蘭弘法的另一項成果。例如，佛光山繼我之後擔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蘭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師等人，也都是宜蘭優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們都是我學生會的學生，後來每週到監獄義務弘法，三十年從未間斷，現在林清志是宜蘭大學的教授。張肇居士也是學生會學員，高中教職退休後，現在發心在佛光大學照顧園藝，其夫人張黃素貞在佛光學舍負責典座。

去年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法屆滿三十週年，宜蘭歌詠隊特地在講座中高歌一曲，後來又在高雄演出一場。現在這些隊員們都已白髮皤皤，年近七十高齡了。想當初他們是一群可愛的青年，跟隨我的弘法腳步，真是南征北討，上山下海，走遍鄉村廣場，到處弘法布教。

在五○年代，台灣還沒有電視，每回到鄉村廣場布教，由於我們有幻燈機，有錄音機，有歌聲，有講座，內容精彩豐富，每場都受到鄉民的熱烈歡迎。

這許多青年隨著我弘法，每次在我講演開始前，都會拿著鑼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傳，說明今晚在哪裡弘法；或者乘坐三輪車，車上綁個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裡廣播。

當時的廣播詞：「咱們的佛教來了！」讓我聽了很受感動。因為在民國五十年左右，佛教信仰低靡，尤其受到基督教強而有力的排擠、壓迫。所幸當時有慈航法師的肉身不壞，有詹勵吾成立大專佛學社團的獎學金，以及曾任孫中山先生軍需處處長的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了台灣印經處；乃至李炳南、許炎墩、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辦有蓮社及編輯佛教雜誌等，總算讓佛教也能有一絲生存的空間。

尤其，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和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以舊台幣一千五百萬元買下善導寺，做為台北市佛教會的中心，台灣佛教於是有了些許的活動。後來中國佛教會與內政部交涉，每年輪流在一間寺院傳授三壇大戒，佛教就這樣更加如火如荼的發展開來。再加上我們宜蘭佛教的青年會、歌詠隊、弘法隊，到台北錄影，灌製唱片，或在電台製作廣播節目，乃至隨喜隨緣的在鄉村弘法布教等，佛教這才慢慢的正式走向社會。

我最初在台灣弘法，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是挫折不斷。記得當年宜蘭青年鄭秀雄先生在台北師範學院（今台灣教育大學）讀書，要我前去主持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台北，但是當天鄭秀雄跑到車站，跟我說：「師父，對不起，講座的海報貼出以後，學校下令取消了。」

由於這次事件，引發之後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學校講演。但是儘管如此，我仍想辦法突破困難。我請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學大師，到台灣各大學講演，甚至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水野弘元到台灣大學講演，雖然他是一名僧侶，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台灣大學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中國的土和尚你們不歡迎，日本的東洋和尚，總該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過程中，感到最麻煩棘手的事，應該要算與警察捉迷藏了。舉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在龍潭一個村莊布教，廣場上有千餘名聽眾，大家正聚精會神聽我講說。忽然身邊有個聲音傳來：「下來，下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講演正在進行中，台下那麼多聽眾，我怎麼能下去呢？但是警察執行公務也不能違抗，於是我請慈容法師上台帶大家唱歌，讓我下去和警察講話。

我下去之後，問他：「你要我下來做什麼？」

他說：「立刻解散，停止講演。」

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當然不敢上台宣布講演停止。正在僵持時，我說：「你讓我上去講，只要我講完，自然就會解散，不會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乘此機會又上台繼續講。當我講完之後，大家當然也就自然解散，總算相安無事，圓滿結束。另有一次，我到花蓮弘法，事前三輪車出去廣播，說明今晚七點半，某人在某某廣場弘法……

警察得到訊息後，即刻到處找我，我也知道沒有辦法躲避，只有單槍匹馬走進警察局。警察見了我，質問道：「誰叫你宣傳要在花蓮集眾弘法的？」

我當即說：「我在台北每天都集眾弘法，花蓮是什麼化外之區，為什麼就不可以呢？」

他聽我說是「台北來的」，那個時候所謂「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從台北來，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會無端生事，或者得罪什麼人物，因此自己製造下台階，就說：「你要把秩序維持好！」

我只有諾諾應命，當然也就得以順利在花蓮弘法了。

還有一次，我在宜蘭念佛會的講堂播放日本幻燈影片。這件事在當局看來，也是大逆不道，於是有個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關閉我的講堂。我知道他是嚇唬我的，只要跟他說幾句好話，也就沒事了。但是過了沒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來跟我借講堂，當作考試的試場。我拒不出借，之後警察局局長親自登門商借，我滿口答應，並且告訴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為你們有一位警察，一再干擾道場集會。

第二天，這位警察就被調到太平山去了，後來他回來見到我，說我太厲害了。我想想也是的，為了弘法，需要如此與公務人員為難。不過在我初到宜蘭時，他經常在旁邊監視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報告，應該也是為數不少！

此外，一九六四年我在高雄創建壽山寺，五層樓的寺院才剛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築超高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都不敢申訴反駁，即使市政府也沒有辦法抵擋，因為軍事第一，凡是軍事需要的，民間都得讓步。

乍聽才剛建好的壽山寺，馬上就要被拆除，心想：這固然是法運不濟，自己也太沒有福德因緣、太沒有面子了。

正當信徒們焦急、求助無門時，我拿了身分證，直闖要塞司令部。我在門口登記後，進到裡面就問：「是誰下令要拆除壽山寺的？」

一位上校軍官站了起來，說：「是我！」

我當時很冷靜的跟他說：「你要拆除壽山寺，我是一個出家人，這個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別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後果，我必須告訴你。你要知道，壽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於拆他們的房子，不但會引發民怨，尤其萬一事情喧騰開來，被記者照一張相片登在報紙上，只怕國際輿論會認為中華民國對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說，前不久越南總統吳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於他燒毀佛教教旗，導致民怨沸騰。我不忍見到那種後果，所以來給你表示意見。」

上校一聽，十分驚慌，馬上問我：「那要怎麼辦呢？」

我說：「你只要發個公文給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沒事了嗎？」

他即刻回答：「我照辦！」

漫天的風雲就這樣煙消雲散了。

其實，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溫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講演，他們把神明都抬出來迎接，甚至連「肅靜」、「迴避」的牌子也出動。我到溪州弘法，當時台糖總公司設在溪州，台糖的高級專員特地用火車，專車把我從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蓮富里弘法時，當地是一個小鄉村，過去從來沒有人到此傳播佛法，但他們很熱情，特地裝了一個大喇叭，到火車站前唱著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葉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們以我作詞的歌曲來迎接我，讓我也不禁深受感動。

那時候我到處弘法，有時坐牛車，有時坐礦場的「輕便車」，有時坐台糖的「小火車」。甚至國防部曾經邀請我到三軍官校弘法，承蒙他們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等交通工具。當然，在香港、泰國、美國，也都坐過直升機、汽艇、渡輪等。

近二十年來，我在國內外弘法，可以說都非常順利，尤其許多大學紛紛邀請我前去講演。例如我在台灣的清華、中央大學做過演說，在台灣大學主持過「世界青年論壇」，在成功、中興等公、私立大學講演以外，甚至應聘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所長，並在東海大學哲學系做過六年的客座教授。

國外大學部分，如美國柏克萊、西雅圖、加州、康乃爾、哈佛、耶魯大學等，都曾留下弘法紀錄。乃至巴西的聖保羅大學，澳洲的邦德大學，香港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等，甚至歐洲的瑞典、瑞士、英國等多所大學，都曾前往結緣。不過，近年來由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感覺時間實在不夠用，所以在各地學校乃至監獄的弘法，也就慢慢減少了。

說到弘法，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從寺院帶入到國家會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國立藝術館弘法，之後到台北國父紀念館，每年舉辦大型講座三天，持續到去年（二○○六），整整三十個寒暑；我每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講演三天，每天都有數萬人聽講，到去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歲時，曾經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與紅磡香港體育館的例行大型講座，因為年紀老邁，行動不便，所以到去年為止，今後不再舉辦。但是這並不表示我不再接觸信徒，今後一些小型的講演、活動，我仍然樂意隨喜和大家結緣。

例如，去年在大陸廣州中山大學的一場講演，承鳳凰衛視實況錄影轉播。今年我也在南京大學，受到校長、院長、主任等人接待，做了一場講話。過去我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也做過演說，尤其影響深遠的，要算長沙嶽麓書院講說「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嶽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建於北宋開寶九年，為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繼承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的基礎而創立。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朱熹先生曾在這裡講學，毛澤東、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蔡鍔、譚嗣同等人，都曾在此受業。

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我應邀到此講演時適逢天雨，所有教授、學生都在雨中聆聽，最是讓我感動。當天，國民黨吳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現場為我助講，稱得上是盛事一樁。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還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從台灣有電視台開播以來，我以一個出家人的身分，第一個打破慣例，遊走在台視、中視、華視等三台，為他們講說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講的「星雲說喻」、「星雲說偈」、「星雲法語」等，不下數千條之多。

其實說到弘法，一個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辦好，能夠領眾有方，也就算是盡到弘法責任了。但是我的志趣並不在此，我希望從事佛教教育，只是礙於自己本身並沒有受過完整的社會教育，同時也沒有佛教的教育事業願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時走不通，那麼就來從事慈善事業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沒有支持我的因緣。想想，只有走上「說法度眾」一途了，因為講經說法不需要什麼人幫助，只要自己隨意在街頭巷尾站下來，就可以和民眾講話；即使借用神廟的廣場弘法，只要花個十二塊錢，向電力公司申請一盞電燈，也就可以集眾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換另一個地方弘法。於是就在這樣的信念，以及感謝各種因緣成就下，把我推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終有個信念，就是要弘揚「人間佛教」，這固然是因為自己的性格近於人間，再方面，我長期從事弘法布教，這當中與其說我增長了信徒的信心，其實更重要的是，信徒們也告訴了我「他們需要什麼」。

記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鳳山的露天廣場，講說「如何醫治人生的大病」。當天講演，從晚間七點講到十一點，真像馬拉松賽跑，已經整整講了四個鐘頭，可是現場聽眾的情緒沸騰，欲罷不能，一再喊著：「請再繼續講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見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後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過兩個小時以上的情況發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實神道教對我幫助很大，因為台灣所有神廟廣場都是「來者不拒」，並不限定什麼人，只要你來商借，他都樂於提供給你使用。台灣各地的廟觀廣場，諸如萬華的龍山寺、新竹的城隍廟、台北的指南宮、玉里的華山宮、北港的朝天宮、高雄的三鳳宮等，我都曾經借用作為弘法場所。另外，像各地的圖書館、學校禮堂、工廠，尤其監獄是我弘法結緣最多的地方。

可以說，自從我到宜蘭，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來，一路從山區講到平地，從廣場講到禮堂，從工廠講到學校，從監獄講到國家殿堂，從寺院講到講堂，從國內講到國外。我曾經接受法務部的聘請，擔任正式的監獄布教師，台灣全省的監獄，我不只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各別與受刑人談話；我接受國防部邀請，在台灣本島以及金門、馬祖、東沙群島、綠島、蘭嶼等地，連續一個月，巡迴在海陸空三軍官校及憲兵部隊、軍事院校講演。前參謀總長郝柏村及國防部長鄭為元上將，都曾頒獎給我。

我自己在說法時，也經常深思一個問題：佛法不是為自己而講，佛法是要講給人聽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視「契理契機」。然而所謂「契理容易契機難」，尤其佛光山開山四十年來，不斷有各行各業的團體上山，例如教師協會、作家學會、新聞媒體、農田水利，乃至演藝、外交、經濟、財政、國際人士等。各種團體來山，都要找人開示，為了要講說與大眾能相契的佛法，我經常挖空心思，費心思索。

多年來我講演的對象與內容，包括：對青年談「讀書做人」，對婦女談「佛化家庭」，對老人談「安度晚年之道」，對兒童談「四小不可輕」，對建築業談「命運的建築師」，對企業人士談「現代管理學」，對美容師談「美容與美心」，對文藝作家談「文學之美」，對科學家談「佛觀一缽水，八萬四千蟲」，對宗教界談「宗教之間」，對政治界談「佛教的政治觀」等。

說到政治，其實我並不喜歡政治，只是我生長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我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歷年來，就拿高雄市來講，歷任的市長，如許水德、吳敦義、謝長廷先生等，他們經常帶領一級主管上山參加講座，其他如台南等各縣市長，也經常像這樣在佛光山舉辦「幹部會議」，同時聆聽佛法或參禪等。

邱創煥先生擔任省主席時，曾經多次把縣市長、議長等，集合到佛光山參與講座；林豐正先生擔任台北縣縣長時，有感於台北縣的外來人口過多，流動性太大，特地邀請我在台北縣的體育館，對萬名縣民講說「安住身心之道」。

多年來我在台灣弘揚「人間佛教」，繼而從台灣跨步走向國際，這也是經過一段漫長的過程。為了讓佛教能走上國際化，我經常應邀在世界五大洲弘法，諸如澳洲雪梨市政府大禮堂、歐洲巴黎歌劇院、美國紐約林肯中心、加拿大多倫多藝術中心、巴西 SE 大教堂、日本國會議事廳、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大講堂，馬來西亞東姑禮堂等地，都曾講演過。馬來西亞檳城首席部長許子根部長，甚至發願要為我建一座可容納二萬人以上聽講的大禮堂。

平時我在世界各國講演，除了現場有當地的語言翻譯之外，事後的講演記錄，乃至我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西文、葡文、德文、法文、印度文等多國語言，同時被某些大學用來當作教材，例如宜蘭大學便將「人間佛教」列入通識教育的課程中。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尤其二○○五年五月，美國國會圖書館正式在《國會圖書分類法》之佛教分類號下，為佛光山及我的作品設立單獨號碼，並將「人間佛教」及「佛光山教團」正式編納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之中，可見人間佛教已經受到普世的重視。

最近名教育家陳之藩先生寫信給永芸法師，談到要我把多年來弘法的文稿，乃至寫作的文章，翻譯成法文或英文，他認為應該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慚愧之至，我何人也，平時舞文弄墨，只是為了宣揚佛法也，哪敢躍登龍門呢？

在弘法的生涯中，我感嘆自己像江海中的一粒砂石，激不起海洋的一絲漣漪。我覺得佛法的弘傳，要由上而下，綜觀歷史上的各朝各代，如果帝王信仰佛教，那麼佛法的弘傳就會快速而普及，甚至像佛世時，也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等人的護持。但是現在我們都是由下而上，就是使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辦法獲得社會的重視，政府對佛教總是「取締有之，維護很少」。

尤其，長期以來媒體對佛教的偏見，他們認為只是報導一些社會正面的好事，報紙沒有人看，因此喜歡報導負面的消息，哪裡有鬥爭，大家莫不爭相報導。佛教中如果稍有弊端，媒體更是樂於誇大宣傳，反而平時正經的講演弘法，即使是數萬人的聚會，媒體也不會青睞，根本不會把他當成一回事。

不過，近年來情況已稍見改善，不但佛教的大型弘法、座談等活動，能在報紙、電視上博得一些版面和畫面，偶爾一些評論性的文章或節目，提到佛光山，總結一句話，都說「佛光山是一個正派的佛教團體」。能獲得社會如此的評價，可謂於願足矣！

其實，佛光山多年以來努力、辛苦弘揚人間佛教，目的只希望佛教能維護社會秩序、淨化社會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端正人生行為，這是佛教應負的社會責任，也是佛教對國家所能作出的貢獻。

過去東南亞的佛教，數百年來都是靠著一些老公公、老婆婆，他們在隨同兒女飄洋過海移民到東南亞的同時，也把佛菩薩的聖像一起帶過去，所以才有現在的東南亞佛教。

中國大陸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佛教飽受摧殘，尤其現在一些佛教寺院的財產，全部屬於政府園林、文物所管轄，不像天主教、基督教，擁有教會的主導權。

現在台灣的佛教很興盛，台灣現在有百萬人在大陸經商，這些台商們有把台灣的佛教傳布到中國大陸嗎？我自己一向有「立足台灣，放眼大陸，前瞻世界」的理念，因此趁著現在兩岸都同意宗教交流的時刻，我指派不少青年到大陸各大學接受教育，同時鼓勵大陸青年到台灣的佛光大學、南華大學修學。

我自己多年來更是一再努力，盡量不辭勞苦的到大陸弘法，除了曾經在上海、南京、揚州、杭州等地，隨著「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的表演而隨機弘法以外，也曾在各大學講演。

一直到了今年，大陸蘇州寒山寺，把他們的「和合對鐘」，贈送其一給佛光山，作為和平的獻禮。這口鐘由於唐朝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因而名聞世界。

現在寒山寺以「和平」的名義分燈台灣，希望透過宗教交流，促進兩岸和平，以免兩岸局勢為了「統獨」問題而戰火彌漫，這實非全民之福；反之，兩岸能相互和平，彼此和諧，才是全民馨香祈求之事。

我雖然不善賦詩，為了此一盛事，不禁也口占一首：

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

蘇州古剎寒山寺，和平鐘聲到台灣。

承大陸中共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也和我一首：

一灣淺水月同天，兩岸鄉愁夜難眠；

莫道佛光千里遠，兄弟和合鐘相連。

假如說我弘法的成就，真能達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目標，那麼同為炎黃子孫的十三億人口，我怎能不將佛法均霑他們、滋長他們的性靈，以期帶動中國未來和諧社會的增進呢？

回首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歷程，有時候感覺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雖然弱小，但總是努力的在閃耀；又像天上的白雲，儘管飄浮不定，但是在無限時空中，一顆顆星星，一片片白雲，所結合起來的「星雲」，卻是超越時空，亙古長存。

在弘法的路上，我如此自我期許！

二○○八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