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08　壹　生死邊緣

我出生在國民軍北閥的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當時軍閥孫傳芳擔任八省聯軍總司令，反抗國民政府。有一天，他的部隊在我家門口槍決一名民眾。就在這個時候，我哇哇墮地，來到了人間。我出生時，根據母親說，我的臉半邊是紅色，半邊是白色，他認為自己生了一個妖怪，幾乎不敢扶養我。後來經過一段時日，我才逐漸恢復和一般正常嬰兒一樣。

我從小家庭貧窮，母親多病，父親是一個樸實的普通平民，介乎農工商之間。父母生養了四個兒女，我上有一兄一姊，下有一個弟弟。

猶記得八歲那年，正當歲末冬殘，年關將近的時候，家人都出外張羅年貨，準備要過新年了，家中只留下十三歲的哥哥和我。這一天，長兄李國華興匆匆的從外面回來，告訴我河水都結冰了，他剛剛才從上面走了一趟回來。我一聽，好奇心驅使，就說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當我走出家門後，大哥就把門關上，並且上了門閂，大概是想讓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時候吧！我一個人來到冰河上，興高采烈的走著，忽然見到遠遠的地方好像有一顆鴨蛋，心中不禁暗暗竊喜：鴨子在冰上生蛋，沒有人發現，我可以去拿。

於是我一步步的走向「鴨蛋」，豈知這時突然「轟隆」一聲，整片冰塊應聲碎裂，我的人就這樣掉進了冰窟裡。原來所謂的「鴨蛋」，其實是冰將破裂時的冰印，因為狀似蛋形，所以讓我誤以為是鴨蛋。

生長在寒帶地區的人都知道，一個人一旦不慎掉進冰窟裡，即使旁邊有人，也很難救援，因為上有厚冰覆蓋，必須把冰塊打破，才能下水救人。通常經過一番周折以後，人在裡面早已凍死，何況在我掉入冰窟時，四周並無一人。

我在冰窟裡究竟掙扎多久，已經不復記憶！只記得我回到家門口敲門時，全身衣服都是碎冰，長兄開門一看，整個人都嚇呆了。事後家人怎麼樣也想不到，在這樣的遭遇下，我竟然還能撿回一條小命。如今回想起來，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難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其實我這一生，行年至今八十一，類似這樣走過「生死邊緣」的經驗，不只十次、八次以上。由於我自幼經常跟隨外婆進出佛堂，四、五歲時就懂得茹素，也會背誦《般若心經》，因此一生對佛教的信心，反而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危險遭遇中，更加長養，更加堅定不移。

經過了第一次的死裡逃生，二年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記得同年的十二月十三日，那是一個大雪飄飄的日子，日軍攻進南京城，當時十歲的我，身上扛了一條被單，跟著一般民眾開始了逃亡的日子。我們一路向北方走，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火光沖天，真是燒紅了半邊天，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就是南京的日軍，正式展開大屠殺的時刻。

記憶中，我們先在興化縣（郝柏村將軍的故鄉）一個車棚裡住宿，後來又在村子裡一間神廟安身。不多日，整個江蘇就全部淪陷了。逃難中，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不但從日軍刺刀下逃過一劫，也曾經泡在江水中，所幸靠著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再度逃到興化會合。

大概就是在這一年的年底，日軍全部占領了江蘇，外婆掛念家產，要回故居一看。不知死活輕重的我，也吵著要跟外婆一起回家。外婆一向疼我，於是我們祖孫二人又花了兩天的時間，步行到江都。這時候江都的小鎮已完全被戰火摧毀，幾成一片瓦礫廢墟。外婆的家比較有規模，倒塌的瓦礫中，餘煙還在裊裊上升，我家的四間草屋，也都成為一堆灰燼。

正當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憑弔時，外婆看著燒毀的房子，捨不得一生心血就這樣付之一炬，因此在瓦礫堆裡翻弄，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燒完的破銅爛鐵。就在這個時候，不幸被日軍看到，馬上就將外婆帶走。我一路哭喊著在後面跟隨，不知走了多遠，日軍用刺刀攔住我，不准我前進，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開，之後也不知外婆被帶往何方。

後來，聽說年過六十的外婆被日軍帶到營房裡當伙夫，因為當時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殺光，日軍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倖免於難。我和外婆分開後獨自留在小鎮，舉目所見，到處屍骨遍野，甚至一堆堆的死屍無人聞問。有的屍體漂在河流之中，頭下腳上；也有的陳屍路邊，只剩下手腳，內臟已被飢餓的野狗飽餐充飢。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隻隻看起來都是一臉兇相，甚至當我回到家中，我家的狗看到我，兩隻眼睛也是露出紅色之光，兇惡的眼神令人恐懼，不過由於過去我對牠們一直愛護有加，因此牠們看到我，還是表現得十分親熱。

人的求生潛能是無限的，當時我只是一個十歲的幼童，與外婆分散之後，四顧茫茫，不知道回頭路途如何走法，前進也沒有方向。這時候，偶爾遠遠看到日軍，我就急忙朝死人堆裡一躲，假裝自己也是死屍之一。因為時值歲末，天寒地凍，大地已成為一個大冰櫃，所以屍體雖多，未曾腐爛，除了血跡斑斑以外，整個人體僵硬完好。我躺在死人堆中，幾次聽著日軍的軍靴「踢躂、踢躂」走過，僥倖未被發現，讓我從「生死邊緣」中，第一次深刻體悟到生命的無常與恐怖。

後來，外婆從日軍的伙夫房裡偷偷逃了出來，竟然又找到了我，我們祖孫得以再見，外婆於是又帶著我，一路躲躲藏藏，我們又逃到興化，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就這樣我在興化居住兩個多月，從此再也不敢吵著要回家了。

在日軍攻占南京的時候，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實施所謂「三光」政策，也就是燒光、搶光、殺光，所以從南京到江都，一路上所見到的景象，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工作的父親，想是在逃難回家的途中，不幸死於戰亂，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父親的面。直到十八歲那年，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有一堂作文課，我寫下了〈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表示我對父親的哀悼，用以追憶。

回顧歷史，當年日軍攻占南京，造成「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慘劇，日本士兵泯滅人性，固然令人髮指，其實中國的軍隊派系之多，彼此傾軋，互不團結，尤其守軍將領唐生智是一個庸碌無能之輩，完全沒有大將應變的智慧與能力。當日軍兵臨城下時，他第一個棄城逃走；在此之前，他把南京通往長江以北的一切船隻，完全封鎖，所以在日軍進城以後，軍民過江不易，致使數十萬軍民慘死在石頭城下，或揚子江邊，傷亡之慘重，令人不敢回想。

一九三八年正月，我和母親從江都出發，沿途尋找失去音訊的父親。其時京滬路上一片蕭條，人煙稀少，到處都有日軍站崗，我們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在肩膀上掛著一個「紅太陽」的臂章，日軍大都放行。

我在尋父的途中，路經南京棲霞山寺，雖然當時年幼無知，也感覺到前途茫茫。不過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緣吧，由於戰爭，反而成就我在棲霞山剃髮出家。回憶從抗戰到出家，一年多的歲月裡，游擊隊和日軍不斷在家鄉的小鎮上，呈現拉鋸戰。每天白晝裡日軍掃蕩，夜間游擊隊反攻，那個時候，兒童並不知道槍炮子彈的兇殘，經常在戰爭過後，爭相跑到剛才作戰的區域，以數死屍為樂，看誰數得最多，誰就是贏家。後來出家為僧，回想起那一段在「生死邊緣」遊走的日子，真不知道當時是如何打發過去的。

只是，日子雖然走過來了，但苦難並沒有完全過去。就在出家後的第六年，也就是十七歲那年，忽然染上瘧疾。記得那時正值秋天，一般叫做「秋老虎」。根據老一輩的說法，在秋天染上瘧疾，存活的機會很少。我自己也抱著等死的心情，其實應該說死活都沒有想，因為覺得在十七年的歲月中，人生並沒有什麼享受與快樂，所以不覺得活著很好，也不覺得死亡有什麼可怕。在那個年代裡，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叢林裡，如果一個人死了，也沒有人知道，甚至連死亡證明都不必開立，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場火化，大眾要到早晚課時，發現靈前多了一個牌位，程序多了一個靈前回向，才知道又有一個人死了。

染患瘧疾最明顯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熱。當我在病榻上寒熱交加的時候，恩師志開上人不知從哪裡聽到消息，得知我已臥病半個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來半碗鹹菜。大概因為無鹽無油，最適合病患食用，所以後來我竟然不藥而癒。回想當時接到半碗鹹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為自從出家以來，從未受過別人的關愛，因此雖然只是半碗鹹菜，但我內心油然生起一份感動，覺得我的師父真好，同時就在這個時候，心中默默發願：將來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報師恩。

翌年，我升學到鎮江焦山佛學院，那是全國佛教界最高學府，一般學生很難考進。在焦山佛學院三年的時間裡，記憶最深刻的是，二十歲那年，我全身皮膚生膿，長出一顆顆的「膿疴瘡」。因為步行艱難，有一天同學們都去過堂用午齋，我一個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顧學院。忽然一對年輕的夫婦看到我，好奇的走過來問我：「你今年幾歲了？」經他這一問，我忽然想起當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剛好二十歲。」問者可能沒有聽出我話中的意義，他把我的話當成「我今年二十歲」。

在我全身長滿膿疴瘡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為什麼會罹患這樣的惡疾呢？記得當時全身的皮膚潰爛流膿，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個黏貼在皮膚上。每回要把衣服脫下來換洗，就像脫了一層皮一樣，血肉模糊，到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驚人。

當時我閱讀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達國師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瘡」，也就是傷口像人面一樣，甚至還有嘴巴，必須餵以飲食，才能抑止疼痛。後來遇到一位聖僧，告訴他這是業障所致，不是肉體之病。悟達國師經聖僧指點，以水洗滌，消除罪業。後來為了啟示後人，悟達國師因此做了「慈悲三昧水懺」，留傳至今。

在那個青澀的年歲裡，我想起了悟達國師的故事，只有虔誠皈命觀世音菩薩，禮拜懺悔。當時也沒有人談到這種病可以醫治，但記不清是如何獲得同學給我一粒「消治膿」的藥，吃下去後隔天立刻消腫，不數日也就完全康復了。

後來根據別人的說法，這是因為在抗戰期間，死人的屍體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飲用之後，瘴毒積在體內，經過一段時間，瘴癘之氣發作，所以產生的怪病。別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聽之，因為能夠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萬分慶幸，感謝佛恩，因此更加堅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議」。

一九四八年，我時年二十二歲，應聘在出家的祖庭宜興白塔山大覺寺邊上一間國民小學擔任校長。說來慚愧，我一生不但從未進過小學，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承蒙宜興教育局委任我當校長，大概因為鄉村人才難找，他們聽說我從南京回來，以為我必然見過世面，學有專長。其實我毫無經驗，不過為了振興佛教，在我的生涯規劃裡，早就希望為佛教開辦一間農場，興設一所國民義務學校。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這個機會，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時我也相信「做中學」，自覺能力應該可以勝任。

可惜，當時國共戰爭又起，我的祖庭大覺寺，白天國民黨的軍隊不斷進出，到了夜晚，共產黨的人員也展開活動。經常在學校裡上課，聽到「砰」一聲槍響，知道附近又槍殺了人命。不管白天或深夜，經常聽到狗吠，都讓人膽戰心驚。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部隊毫無軍紀，我不知道是哪個營隊，只要他們從寺裡經過，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飛，其他能順手帶走的東西，也都被那些窮苦的軍人搜刮一空。

夜晚，共產黨的軍人出來活動，因為學校有油印機，因此就要我為他們油印一些資料，這也是不能拒絕的事。雖然明知這事如果讓國民黨的軍隊知道，就有通敵的嫌疑，但是在這種地方，這樣的生活下，也只有玩命，只能憑運氣賭命了。

終於有一天，記得是一九四八年的二月，半夜裡被人叫醒，睜開雙眼一看，幾十個武裝軍士，各個用長槍短槍對著我，喝令道：「不要動！」我當時並不害怕，只是不知道這究竟是國民黨的軍隊，還是共產黨的軍隊？正當我還在納悶時，不由分說的已被五花大綁，強帶著跟他們在黑夜裡穿過田野，越過荒原。大約一個小時後，我被帶到一所空屋，裡面早已綑綁了數十人。我一到達，其中一個看起來像是長官的樣子，大吼一聲：「把他吊起來！」所謂吊起來，就是用繩子扣著兩手的大拇指，懸空垂掛在那裡。

我當時一聽，心想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隨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邊耳語兩句，他馬上說不要吊我，只把我綑綁在一旁。於是我就待在這間空屋子裡，看到今天槍斃兩個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的被帶出去，不多久就皮開肉綻的用門板抬了回來。

這時候我想到佛教說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就這樣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繩索綑綁著帶出空屋子，也不知道將會被帶往何處？只見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大家如臨大敵一般，我心想，這必定是要把我綁赴刑場，應該是要被槍決了。

一個人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心裡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這種經驗。當時我並不畏懼，只是感到萬分遺憾。心想：我才二十二歲，到這個世間上來，什麼事情都還沒做，就這樣又悄悄的離開了人間。師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槍決了，母親也不知道，他的這個兒子只能活到二十二歲！人生真像水泡一樣，「啵」一聲，水泡破滅了，世間一切又歸於平靜。

這樣想著、想著，已被帶到另一間屋子裡，只見裡面放著各種刑具，包括老虎凳、鐵鉗子、鐵鏈、三角帶、狼牙棒、木棍等。我以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沒有在刑場上被槍斃，也是活罪難逃，最後也會跟其他難友一樣，皮開肉綻的用門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當場釋放我。我記得當天由師兄帶我回寺，途中所經的道路雖然屈曲，但還算平坦，可是我的雙腳卻不聽使喚，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樣的回到寺中。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顫抖，只是經過十多天的關閉，兩隻腳已經不善於步行了。

我在宜興的那段歲月，國民黨說我是「匪諜」，共產黨指我為「國特」，我被關了十多天的土牢，竟連對方是什麼黨、什麼部隊都沒有搞清楚。

這時我思忖著，雖然又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但是當地的治安如此惡化，實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別師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華藏寺監院，再任住持。但因時局實在動蕩，尤其徐蚌會戰，國民黨失敗，南京已經陷入一片紛亂。在京滬的路途上，逃亡的難民之多，大家爭先恐後的搶搭交通工具，有的抱著火車頭，有的人攀登在火車上，一腳在車內，一腳在車外。路邊的死屍，隨處可見。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發願集合同道，希望組織「僧侶救護隊」，救傷恤亡。

然而，「僧侶救護隊」豈是民間之力所能組成？只有寄望公家機關能夠成全。那時我指望僧侶救護隊能做一個短期的訓練，唯一可去的，就是到達台灣。所以在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領導了七十餘人的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達了事前茫無所知的台灣。只是從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險路上。

我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夏天來到台灣，但是沒有入台證，幸經前內政部長吳伯雄先生的尊翁，時任警民協會會長吳鴻麟老先生出面為我作保，我才得以獲准留台。但是當時台灣省政府聽信廣播，說大陸派遣五百位僧侶到台灣從事間諜工作，因此我和來自大陸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紅皂白的就被分別關在台北、桃園等地。

其中，慈航法師被關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師等一行十餘人，被關進桃園的一間倉庫裡。有一天，忽然傳來命令，將我們綁起來拉去遊街。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來到一間警察局，裡面一人見狀，大罵一聲：「誰叫你們把這些和尚帶來的，趕快帶回去！」於是我們又被帶回倉庫，就此在裡面住了二十三天。最後幸經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曾任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先生的父親吳經明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監察委員丁俊生先生等人營救，才把我們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裡，人民只要一經逮捕，很少能活著出去的。即使僥倖獲釋，也已遭刑求而傷筋斷骨，體無完膚了。我們雖然沒有死於冤屈，也沒有受到刑求，但從此難獲台灣各地寺院的信賴，他們不能接受來自大陸的僧青年，不少人到處掛單遭拒，在生存艱難的情況下，許多有為的僧青年就這樣流失了，殊為可惜。

其實也難怪，因為當時距離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為時不久，我們在台灣很自然的就遭人排斥、誤解。事實上，「二二八」的悲劇，是民族的不幸，當時台灣人民死傷很多，但是大陸人士傷亡也不在少數。今日評論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視大陸人民死難的事實，坦白說，也並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歲月裡，我非常感謝慈航法師喊出「搶救僧寶」的口號，以及妙果老和尚對我的厚愛，特別留我在中壢圓光寺安單。我也感恩圖報，盡力為寺中的大眾服務。只是我在台灣，還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請到台中編《覺群週報》，這是太虛大師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於上海發行的一份刊物。我從中壢到台中，只編了一期，聽說警察要逮捕我，嚇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後，台灣的警備總部經常有人密告我，有時說我偷聽大陸廣播，有時說我晚間換裝出外和人聚會。其實我一生從來沒有使用過收音機，哪裡會收聽廣播？我平時除了講經說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習慣於在世俗的場合裡聚會。甚至佛光山開山以後，也有人檢舉我藏有二百支長槍，事實上佛光山至今兩百支棍棒都沒有，哪裡有兩百支長槍呢？

曾經有一次，我在宜蘭歡迎章嘉活佛到訪，致詞時我說：「歡迎我們的領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員竟然說我要造反，要擁護章嘉活佛當領袖。根據台灣南區警備總部常持琇司令說，我遭人檢舉的密函，在他那裡少說有一、二尺高，可見我被人誣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說我走在「生死邊緣」上，都能化險為夷，平安歸來。

雖然我自身的安危難保，但我記得當時有一位陳秀平先生，服務於電力公司，被冤屈為共產黨派遣的匪諜，我為了保證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後來陳秀平先生幫我在台北創建智光中學，並且擔任校長。另外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誣指為匪諜，三天兩頭被叫去問話，有時一問就是整夜，有時半天，甚至一連幾天的疲勞審訊，並且還限制他的居住自由，最後也在我的全力營救下，終於獲得昭雪。

我初到台灣那幾年，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掛單在圓光寺時，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然後拉著手拉車到中壢鎮上，六時抵達市場喚醒賣菜的小販，為寺中八十人備辦生活所需的油鹽米菜等，來回總得五、六個小時左右。

為了爭取時間，我也學會騎腳踏車，有時採買的東西不多，我就騎腳踏車就近到「大崙」的小街上購買。我騎腳踏車的技術並不純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樣，我騎著腳踏車準備上街。當車行在羊腸小徑上，忽然看到遠遠的前方，有兩位幼童迎面走來，我一急，大喊一聲：「讓開！」由於喊的聲音力道太大，人車倏地騰空彈了起來，然後掉進大約有三層樓高的深溝裡。

由於我掉下來的時候，頭先著地，而且結結實實的撞上一塊大石頭，頓時，我頭暈目眩，眼冒金星，只覺得天旋地轉，日月無光，心想：這下子我必死無疑！

不知經過多久，我坐了起來，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後的世界，怎麼也和人間差不多！你看，黃土地上，石子纍纍；溝渠岸邊，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遠的地方，已經摔得支離破碎的腳踏車，輪胎、零件散落一地。這時我才慢慢回過神來，發現原來我並沒死，我還活在人間。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點傷痕也沒有，連頭上撞擊的地方，也是毫髮無傷，甚至沒有疼痛的感覺。因為沒有摔死，不禁興奮的一躍而起，不過還是捨不得我的腳踏車，於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塊塊撿起來，再拿出車後的繩索加以綑綁，我想把它當成廢鐵出售，至少也能賣個三、兩塊錢，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當天的日記上，我寫下這樣一段話：「平時都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我被腳踏車所騎；人騎車，車騎人，偶爾轉換一下立場，倒也公平。」

這一次從「死亡邊緣」回來，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樣，僥倖自己又撿回一命，所以我在圓光寺居住一年餘，每天為常住拉車購物，掃除四周落葉，供應六百桶井水。勞動之餘，偶爾抽空寫些短文，投稿給台北的報章雜誌，一經獲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費，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勵。

在這個時期裡，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個妄念，認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癆」的念頭一直在腦海裡縈繞，身心飽受煎熬。原因是曾經聽過一位老師說，一個人如果過度辛苦勞累，營養不足時，很容易罹患肺癆。

或許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謂「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圓光寺這段時光裡，一面為常住勞動服務，一面憂慮著自己的肺癆。有時候自己也想，我身強體壯，應該不會有肺癆才對！但是肺癆的陰影，仍然盤旋在心中，始終揮之不去。

直到有一天，那是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的冬天，正是番茄盛產季節，有人說，吃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聽，太好了！那時候自己雖是一介貧僧，但買番茄的能力還有。所以一口氣買了一抽屜的番茄，有時間就吃。一段時間後，心想：吃了那麼多的番茄，肺病應該好了吧！

實際上，我並沒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過我吃了番茄，心裡健康，身體當然也跟著健康起來。所以我感覺，世上有許多人「庸人自擾」，自己疑慮的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人要自我調整思想，自我改正觀念，才有得救的希望。

我對佛教的傳播，一向熱心於文化、教育。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為了編輯《人生雜誌》，我曾在台北善導寺納骨堂骨灰龕下的櫥子裡，掛單數月之久。期間，遭逢花蓮大地震，那時寺中重重疊疊直擺放到屋頂的骨灰罈，幾乎被震下，我擔心壓到我身上，還跟那些靈骨開玩笑說：「拜託，不能壓傷我！」

地震過後，花蓮市區死傷慘重，我雖然無力無錢，但是仍用《人生雜誌》的名義，四處奔波，為花蓮災區裡那些活在「生死邊緣」的災民，聊盡棉薄之力。

佛教講「世事無常」，世間眾生有誰能不在「生死邊緣」上受著威脅呢？記得那是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我率領宜蘭二十幾位青年、信徒，為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展開為期四十四天的環島宣傳布教活動。一路從台北，經花蓮、台東而到屏東。就在台東到屏東的碎石公路上，我怕團中最寶貴的一台重達二十公斤以上的錄音機，受不了石子路的顛簸而受損，就把它放在腿上，抱在懷中。

當經過五、六個小時的路程，車抵屏東後，在一間寺院掛單、禮佛時，我感到雙腿疼痛，屈伸困難。原以為是一路上受到錄音機壓迫的結果，心想一段時間以後疼痛應該就會過去。哪知回到宜蘭，在一個小講堂的閣樓上，一躺就是一個月餘，疼痛不已，寸步難行，不得已，只有延醫治療。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我得了急性關節炎，雙腿必須立刻截肢，否則會蔓延，不但影響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一旁的信徒聽了，無不驚惶失色，但是我卻不自覺的生起一個歡喜的念頭，覺得雙腿鋸斷也很好，從此我就可以不必到處辛苦的奔波勞動，行腳弘法，而能安住一處，好好的著書立說，可能對我未來的生命，更有意義。

不過，鋸斷雙腿，總是茲事體大，我也沒有全然聽信醫生的建議。就這樣經過一段時日後，疼痛慢慢消除，只是長坐、跪拜時，雙膝稍感不便，醫生囑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現在，即使再怎麼炎熱的夏天，我都穿著衛生褲，以免吹到電風扇或冷氣時，引起關節炎復發。

數年後，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數十年來，除了血管硬化、筋脈老化以外，絲毫沒有對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響。不過因為自己這一生，經常在「生死危難」的邊緣走過，因此對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熱愛；但也懂得要勘破他，要能逆來順受，不要計較，不要執著，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只要你懂得轉個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經過「關節炎」的事件以後，應該是六十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在榮民總醫院做身體檢查。當時因為創建佛光山的關係，小有名氣，承蒙榮民總醫院各科主任醫師對我特別厚待。經過兩天檢查後，一位主任級的醫師為我做檢查結果說明，看他似乎很為難，幾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難啟口的樣子。我立刻告訴他：「檢查結果如何，直說無妨！」

醫生反問我：「你曾經跌跤過嗎？」當時六十歲的我，自信身體健壯如牛，怎麼會跌跤呢？因此很肯定的回答說：「沒有」。

醫師又問：「出家人怕死嗎？」這就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了。因為如果我說「不怕死」，感覺太過矯情，螻蟻尚且貪生，人怎麼會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只怕醫生要笑我是個沒有修行的出家人。我只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為疼痛有極限，超過能忍受的極限，疼痛的反應會喊叫，會呻吟，那時可就英雄變狗熊了。」

聽了我的這番話，醫生這才直接告訴我：「你的背上有一個黑點，經過切片檢查，還不知道結果如何，不過請你明天再來複檢一次。」我說：「不行，明天我要到宜蘭，為一位圓寂的老比丘尼達德法師舉火荼毗。」他說：「後天也沒有關係。」我說：「也不行，後天我要到高雄，有個會議要開。」

醫生苦笑著對我說：「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視呀！」我只有謝謝醫生，說：「我會再來。」

從榮總回到台北普門寺，徒弟們關心，問我檢查結果如何。我幽默的告訴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們並不懂得什麼叫「切片」，我說：「就是從身上割下一塊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聽，急忙再問：「切的是哪一塊肉？」其實這是一句玩笑的話，所謂「切片」檢查者，就是從身上採取一些組織，抹在玻璃片上，以顯微鏡觀察，以此判斷身體的健康狀況，哪裡是把肉切成一片片？只是由此可以得見，當時一般人對醫學名詞的無知，對醫療常識的見解是如何膚淺了。

經過兩個月後，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門寺，徒眾告訴我，榮總來了幾次電話，一直催我複檢。我這時突然想到，醫生曾經問我是否跌過跤？我驚覺到，幾個月前颱風過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寶殿前的一棵大樹。我爬到欄杆上，想把樹幹扶正，一個不慎，整個人往後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這大概就是背後出現瘀血、黑點的原因。

於是我馬上趕到榮總，把這個發現告訴醫生，醫生也如釋重負般，「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同時不禁為我歡喜。

這段過程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從「生死邊緣」再次安然歷劫歸來一樣。直到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國際佛光會理監事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那天晚上，忽然感到心臟一陣陣的刺痛，整夜難以入眠，當時以為是晚餐吃多了乳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過回台後，我還是隨即到台北榮總醫院看診，結果經心臟科專家江志桓醫師做「心導管」檢查後，他說我罹患了心肌梗塞，需要開刀。

承蒙時任副院長，並曾擔任兩位蔣總統御醫的姜必寧醫師，為我成立了一個心臟手術的小組，要我選擇一個主刀的醫師，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選擇了相當年輕，曾在南非開普敦接受心臟開刀訓練的張燕醫師為我主刀。當時我並不認識張燕醫師，但是我知道，在那個心臟手術還不普遍的時候，必須找一位經驗豐富，年紀又輕的醫師，比較能接受挑戰。

後來，張燕醫師升任台中榮總醫院心臟科主任，我們成為互動良好的朋友。他曾隨我到過加拿大的洛磯山脈，也到過義大利、法國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歷史。回想當年他在開刀房為我進行八個小時的手術，事後他很自豪的對我的弟子說：「你們關心你們的師父，但是只有我看過你們師父的心是什麼樣子！」

在《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說：「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我以疾病的因緣，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後，他們邀請我擔任「台灣心臟協會」的理事，我欣然應命，至今一直以參加此會為榮。

最近，我又再次於「生死邊緣」走了一回。那是去年（二○○六）為了日內瓦佛光山會議中心落成，我前往歐洲，在瑞士一個小山區住宿時，忽然中風。所幸只是造成輕微的手臂動彈不得，但我仍帶著衰殘老邁的身軀，主持巴黎道場的安基典禮，以及日內瓦會議中心落成開幕。在會中，我把海峽兩岸的大使，讓他們歡聚一堂，握手言歡，自覺得意。

我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邊緣」來回無數次，也曾為別人的生死做過一些服務。例如，曾經照顧過一位第三期肺癆的同道，直到痊癒；也曾為往生的老僧擔負棺木，送至火葬場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戰後期，不少難民紛紛逃亡，我曾獻金購船，幫助難民逃離戰火。後來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難民，都成為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關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為他們說法。乃至香港赤柱監獄，一些被判終生監禁的死刑犯，我曾與他們做過「生死邊緣」的談話。也曾在台灣的土城監獄，與一些垂死的囚犯，聆聽他們的心聲。我覺得一個人縱使犯法判刑，也要用愛去教育他們，例如蘇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從死亡邊緣又被救了回來，我曾在土城監獄和他們面對面，講說生死，講說因果，講說冤屈，講說緣起緣滅。

其實，人生本來就一直在「因緣果報」裡流轉，也在「死亡邊緣」接受考驗。有信心的人，無論生死危亡，一切盡付笑談之中。實在說，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於人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生，未嘗可喜，死，也未嘗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時鐘一樣，輪轉不息。死亡，並沒有邊際；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間，如此而已。

二○○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