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52　玖　關鍵時刻

人生走過數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頭一想，在幾十年的歲月裡，功過成敗，總有一些「關鍵時刻」。別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須經過自我客觀的檢討，才能找到真正的關鍵所在。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故鄉江都是一個經濟落後，教育不興，民風純樸的鄉村小鎮。我的成長背景，既沒有顯赫的門第庇蔭，也沒有風光的親戚助成，加上從小沒有上過正式學堂，更無師友同學扶持。

所幸十二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機緣，便在宜興大覺寺出家，接著在南京棲霞山接受教育，從此得以在大冶洪爐的叢林寺院裡學習、成長，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關鍵時刻。

說起我的出家因緣，記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盧溝橋事變，戰爭爆發後日軍一路長驅直下，經過上海會戰，很快就在同年底攻陷南京，並且進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我的父親出外經商，在這場劫難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只是當時父親從此沒有了音訊，於是我跟隨母親外出尋父。

我與母親走遍京滬一帶，始終沒有找到父親的下落。就在失望之餘，途經棲霞山，看到一團軍隊正在出操訓練，我一時好奇，停下來觀看。突然身邊站著一位寺院的知客師，不經意的問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嗎？」

由於我從小受到外婆影響，早有信佛、拜佛的習慣，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儀莊嚴，總是心生羨慕，所以潛在意識裡聽到「出家」兩個字，也來不及思索就回答說：「要啊！」

大約經過一個小時，當我還在興致勃勃、專心一意的看著軍隊操練之際，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說：「當家師父找你！」

在當時那樣一個「人生地疏」的情況下，忽然說有人找我，這真是個奇蹟。不過我與母親還是隨著那個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請母親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暫等，我便一個人跟著走進了棲霞山寺裡。

進入山門後，轉了兩個彎，來到一棟小樓上，只見屋內清淨莊嚴，在幼小的心靈裡，感覺就像進入皇宮一樣。這時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約三十歲左右的法師，對著我點頭微笑，然後叫我在他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一連問我「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今年幾歲？」

我一時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害羞？好像聽不懂他的話。於是他遞給我一張紙，叫我把名字寫在上面。我嚇了一跳，幾乎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他又問：「你哪裡人？」我寫上「江蘇」，他說應該寫「江都」才對。其實說來慚愧，當時我連「江蘇」、「江都」都分不清楚。

這時，師父又說：「聽說你要出家，我是這裡的當家師，你就跟我出家好嗎？」我看他慈悲善良，當即說「好」。

答應之後，他說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我說：「我母親就在外面。」他要我去問母親，如果獲得首肯，就把母親請來和他見面。

我找到母親，跟他說我要在這裡出家了！母親即刻回答：「不可以！」他說：「我回去之後怎麼向親人交代，怎麼跟鄰居說明！」

我一聽，眼淚隨即流了下來，我說：「我已經承諾人家，沒有辦法反悔了！」

偉大的母親聽我這麼一說，立刻講：「沒有關係，我去替你跟當家師回絕！」

我說：「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絕不行！因為我也已經決定要出家了！」

於是我把母親帶到師父面前。依稀記得：當時師父好像跟母親說，將來他會怎麼樣栽培我，我的未來會如何成長、如何有前途……說得母親也動了心，於是同意讓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初一日（農曆），我就這樣剃度出家了。

出家後才知道師父的法號叫「志開」上人，他是棲霞山寺掌有實權的監院。照講，棲霞山是十方叢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納眾，為人剃度。但是家師告訴我，在棲霞山寺為我剃度，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興白塔山的大覺寺。

當時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只記得出家當天，來了很多大和尚，都是高頭大馬，身相莊嚴。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著笑容，他代替師父為我提取法名「今覺」，內號叫「悟徹」。

出家後，第一個讓師父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全棲霞山寺有數百名僧侶，但沒有一個是未成年的十幾歲小孩。雖然寺裡有一所棲霞律學院，都是二十歲以上受過戒的比丘，另外還有一間禪堂，更是清一色都是青壯年的老參。

在這樣的環境裡，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裡呢？這一點困難當然難不倒我精明能幹的師父，他讓我把母親送走之後，即刻安排我住進客堂邊的一間小淨室裡，並且找了一位書記大實法師，叫我跟隨他念「禪門課誦」，學習「五堂功課」。

母親和我離別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我想，雖然從小我就跟隨外婆長大，和母親相處的時間不多，但儘管如此，母子分離，還是難免會傷心、難過。只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來，就在此「出家」一舉，我也只有義無反顧了。

母親走後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淨室裡，聽到外面傳來高亢的吼叫聲，夾雜著棍棒擊打的聲音，很是訝異，就偷偷的從門縫裡往外觀看。只見之前問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彌光法師，正拿著一根門栓，死命的打著一位跪在地上、負責照顧大雄寶殿的香燈師，甚至還用腳踢他。因為打的力道很大，門栓都給打斷了，碎裂的木屑四處飛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憐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饒，原來他在大雄寶殿裡私自化緣，接受信徒的五塊錢供養，因此受到嚴厲懲戒。當時我並未心生膽怯，只感到這也是對我的當頭一棒，我知道做一個出家人，不應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緣，所以後來佛光山的建設，點滴歸公，從來沒有人敢私自化緣。

到了第二天，我想師父也感覺到，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整天把他關在一間小屋子裡，總不是辦法，因此很快的就把我送到棲霞律學院，和那些比我年長許多的學長同住、同學，於是我就這樣開始了將近十年苦難的叢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棲霞律學院就讀，六年後升學到焦山佛學院。二年後，也就是我二十歲那年的冬天，離開焦山回到祖庭大覺寺。在大覺寺這段期間，我做過短期的國小校長、寺廟監院、雜誌主編，後來還到南京擔任華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歲那年，我就率領了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這是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捩點。

當時我剛接任南京華藏寺不久，同學智勇法師自告奮勇，要組織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因為當時各地戰俘、傷兵眾多，死難的軍民亟需救助。初時我並未動心想要參與，但在他們籌備二個月後，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組織僧侶救護隊前往台灣了。

我一生最不喜歡人「退票」，因此就說：「你們不去，我去！」他欣然同意。我即刻請人從南京的新街口，走了八、九個小時的路程到棲霞山寺，稟告當時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開上人，說我有意到台灣。師父即刻贊成，並且叫來人帶回二十塊銀元，以壯成行之志。

這時由智勇、惟春等同學所倡導的僧侶救護隊，已經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隊，所以我臨時又再募集了大約一百多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達台灣後，人數實在太少，既不成團，也不成隊，同時也沒有團體願意收留我們。經過幾天的投石問路，因緣實在不具，因此僧侶救護隊也就只得解散，大家各奔西東了。

正當這個時候，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台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口的流動，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一所倉庫裡。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監委員們的大力營救，才能九死一生，逃過劫難，並在台灣居住下來。

期間，香港的師友雖然也濟助旅費，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帶錢到台灣的人沒有找到我，因為當時我被政府拘留。等我獲釋出來之後，他已經回到香港，彼此緣慳一面，讓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信徒，輾轉來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馬來亞的佛教會，也希望有布教師前往弘法。但我都因為旅費無著，同時也自感語言不足，所以不敢貿然前往，於是我就這樣安分守己的在台灣住了下來。

最初我住在中壢圓光寺，後來掛單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分別主編《人生雜誌》，以及為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餘暇時間就撰寫《玉琳國師》、《無聲息的歌唱》等。但實際上這時候我的弘法重點，已經慢慢轉移到宜蘭了，在宜蘭展開我的理想，到各個鄉村弘法布教。

我於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蘭，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我在宜蘭念佛會成立青年團體，用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廣泛攝受、度化青年學佛，我用克難樂隊唱歌，用連環圖紙戲、幻燈片等道具輔佐傳教。一些兒童、青年、婦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機學佛者，聽到我們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他們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我傳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對象當中，大部分都是軍人、青年、婦女、學生。我除了到學校布教、監獄弘法外，同時舉辦鄉村同樂會、佛誕遊行等等。我還開辦施診所，展開鄉村的冬令救濟，尤其每遇颱風來襲，我率先趕至災區，給予受災民眾關懷、幫助。我在宜蘭來來去去至今數十年，雖然沒有做到「萬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稱我一聲「宜蘭法師」，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深遠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宜蘭、台北弘法十餘年，感覺在台北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為這裡會議特別多，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會說我不跟他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的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個月沒有回寺吃飯。如果婉拒，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國際的賓客很多，東南亞、歐美也慢慢與台灣有來往，經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召而至，又說「你不幫忙」。

為了跟大家合作，為了看得起大家，更為了應該要幫大家的忙，我經常到處應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裡？所以感覺長此以往，終非久遠之計。在此同時，因為我和南部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緣分，我曾經多次前往講經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眾聽講；每次來去，聚在火車站迎送的隊伍，都在幾百人以上。

當時高雄的信徒，像是和宜蘭的信徒展開拉鋸戰似的，經常想出種種方便，要我南下高雄。終於，禁不起信徒的熱誠，我承諾南下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籌建，以及幫助壽山寺的建設工程。就這樣，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歸路，就此落腳在高雄，成為我人生的第四個關鍵時刻。

我先在高雄籌建佛教堂，眼看著即將竣工，就把它交給了月基法師住持；我在壽山公園建設壽山寺，這時屏東東山寺要辦東山佛學院，住持圓融尼師請我前往任教。我已經答應，但後來他向我道歉，說他所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擔任教師。

我聽聞之後，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培養人才非常重要，當時自己也已經有了壽山寺這個小寺院，所以我認為應該自己來辦佛學院，這是當仁不讓的事。

那時候我蝸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壽山寺，雖有五層樓高，但是兩班學生六十人，已經把各個樓層擠滿，其中有一班學生還得在納骨堂裡上課。學生們不但不忌諱，甚至還對著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誼。其中有一個公路局的車掌阿秋小姐，因車禍意外身亡，父母幾乎每天都帶水果來靈骨前祭拜，學生們也幫忙關心靈骨，同時分食祭拜後的水果。生亡同樂，也是一趣。

壽山佛學院雖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屆招生時，壽山寺的有限空間，實在無法再容納新生，因此商之於慈莊、慈惠、慈容，把座落於高雄火車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售，得款五五○萬元，買下高雄縣麻竹園山坡地二十餘公頃，著手籌建校舍，把壽山佛學院遷移至此，改名為「東方佛教學院」。之後陸續建設，成為今日的佛光山，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第五個關鍵時刻了。

其實，最初我並沒有很大的志願想建大叢林來安僧度眾，再說我也沒有雄厚的經濟力量。之所以創建佛光山，一者是因為壽山寺實在沒有辦法安置學生；再者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為經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於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只是純粹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買下佛光山現址。

現在回想起來，那已經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奠基典禮，建寺的工程於焉展開。

當時正是佛教弘揚最低靡的時期，因為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他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員就業填寫個人資料表時，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面對這種非常時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為「佛光山」，當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在此之前，還有一段插曲。本來我有意購買現在澄清湖旁的圓山飯店所在地，然而就在即將簽約之際，一位學生在談笑中非常興奮的說：「院長（指我）在澄清湖買土地，把佛學院遷移到那裡，以後蔣總統來澄清湖時，也會到我們的佛學院參觀。」

聽聞此言，我立刻取消購買之意，我想自己不必沾澄清湖的光，讓總統能來此一遊，只要我有辦法，管他什麼人，都會專程前來。後來佛光山開山不久，蔣經國先生在總統任內，曾經四度蒞臨佛光山。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後，特別租了一部遊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後，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一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並不感到失望，只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二個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係，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

不過，等到真正著手開山之後，才出乎意外的發現，這塊土地簡直無法使用。說來實在叫人難以想像，現在的不二門前，當時是兩座小山、三條深溝，我請來推土機，把兩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條深溝裡，才勉強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這片土地，雖然不是很大，只有十餘公頃，但是因為經年累月遭受雨水沖刷，土壤流失嚴重，有的山溝真是深不見底。我從山下高屏溪，總計大約買了上萬輛卡車的沙石，才填出現在佛光山的這塊建地。

之後我又陸續收購旁邊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價一萬元，到後來竟然每坪要價十萬元。當時因為經費拮据，記得建設第一棟房子時，我想應該要建一間齋堂，以供大眾過堂吃飯之用，但是限於經費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節省經費。

當八尺高的牆砌好，窗戶也有了，正要建屋頂時，一位吳大海先生忽然捐獻新台幣十萬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齋堂增高為十二尺，但是窗戶已經做好了，怎麼辦呢？當時我就說：「那有什麼關係，就在窗戶的上面，再加設一層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現在佛光山的舊齋堂，一層樓的房子有二層窗戶，這在建築學上，也算是奇事一樁。

為了感謝吳大海先生的捐獻，我把東山所建的水塔，取名為「大海之水」。佛光山開山初期，將近二十年內，都靠這個水塔蓄水，供應數百人飲用，不但解決山上大眾的用水問題，也讓草木生光。

另外，在佛光山建設之初，「統一」的吳修齊先生、「南豐」的潘孝銳先生、「永記造漆」（虹牌油漆）的張添永夫婦，對山上的資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棟房子，也就是「東方佛教學院」，院舍落成時，上山參加典禮的人數超過五萬人；大悲殿落成當天，內政部長徐慶鐘先生親自上山主持，參與的信眾、遊客，超過十萬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以後，便獲得海內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雖然未曾出外化緣，但是感謝十方信徒，以及護法龍天的護持，在諸佛菩薩的加被之下，開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佛光山開山後，我擔任主管十八年，當硬體建設和弘法事業稍具規模時，我宣布退位，經過「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共同推選，產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師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對「世代交替」的傳承問題，做個示範。那一年我五十八歲，正當身強體壯的時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裡，自從懂事以來，曾經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想做一個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為應該以弘揚如來家業為職志，所以對於文化、教育，我樂此不疲，尤其對弘揚佛法，到處講經，一直表示我的「樂說」。

我在宜蘭數十年，雖然雷音寺只是一間小廟，我將之重建兩次，但都沒有擔任住持；我創建高雄壽山寺，也是請來善定、慧定兩位法師當家。我總想儘量的遠離寺院行政，但後來為了發展佛教教育，我知道還是需要有一個據點，因此不得已才開山，卻從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創建佛光山期間，雖然我仍然在佛教學院上課、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規劃、監管，以及經費的籌措等，我都親自負責。當一切都有了相當的成果，可以做一個交代時，我想到為什麼不培養後代弟子來繼承呢？於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記得當時對外發布消息以後，意外的接到總統府給我的電話，說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為「傳位」，因為有影射要蔣經國總統也退位的意思，所以後來改為「傳法」。由於當時電視台的採訪，報章雜誌的刊登，甚至《中國時報》的社論，都評論、報導了此一「退位傳法」事件，一時大家都說我為佛教和台灣的企業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我覺得各界的領導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應該選定接班人，讓事業有計畫的發展，才能永續經營。那個時候，台灣企業界的第一代創辦人，大概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為我的「退位傳法」，證明「後繼有人」確實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重視。想到我以一介僧侶，能夠引導社會的進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於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化」等。其實說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沒有進出過政府機關，沒有接受過公家補助，甚至開山之初，美國的某一位善士，主動發心想要捐獻五千萬元，我都予以婉拒。因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額捐款，將來說寺院都是他興建的，我會對萬千信眾感到抱愧。

因此對於「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常有官員上山訪問，又怎麼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

想想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再說佛教也講「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所以從此我就稍感釋懷，不再引以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評說佛光山太過「商業化」。其實，我生性「非佛不作」，我沒有經營世俗的商業。佛光山的朝山會舘，提供參拜者用餐，信者用過齋後添油香，這是很正常的事，談不上是商業買賣。乃至小攤位出售念珠，順便流通一些佛書，廣為傳播佛法，這也是為了弘法的長久之計，不得不有的佛教事業，否則佛書都是免費贈送，哪有那麼大的後援資助呢？

另外，社會輿論帶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說我星雲某人「很有錢」。有人說我有共產黨的資助，有人說我挖到地下黃金。總之，他們認為我很有錢。

其實恰恰相反，我現年八十三歲，一生都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當中度過。我沒有錢，也不經管錢；即使有錢，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分毫都把它用來推動佛法，發展佛教事業。我自覺自己也是一個信徒，應該也要學習捐獻、喜捨，因此我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版稅，以及上電視講演，乃至到公司、工廠開示的車馬費，都捐做佛光山建寺、傳教、興學之用。

一般人一生頂多只辦一所大學，我創辦四所大學之外，並與政府合辦八所社區大學，同時在全世界有數十所的中華學校、佛教專科學院，以及美術館、圖書館，另外還成立「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平時經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我都說：「佛光山是『從無而有』、『從空而來』。」因為我不要錢，我也沒有錢，所以大家才肯幫助我，護持我建寺弘法，興辦佛教事業；如果我有錢，誰會「錦上添花」，願意拿錢來護持一個有錢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傳法」時負債一億餘元，交給繼任者幫我償還，我長久以來一直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繼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內，乃至一生弘法所經歷的艱辛過程，只有佛菩薩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當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後，真有「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先在北海道場住了一段時期，過了一個冬天之後，就飛往美國洛杉磯閉關。其時正值西來寺初創，在關房裡，我籌思著各種因緣，想到未來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華寺」，可以到馬來西亞建「東禪寺」，甚至不忘大陸故鄉，只是由於政治上的台海風雲，兩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後的因緣了。

不過，我繼一九九一年在台灣成立「中華佛光協會」後，翌年在美國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我請時任中華民國內政部長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家游象卿等人擔任副會長。

成立大會選在曾辦電影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洛杉磯音樂廳舉行，當天約有五千人與會，美國雷根總統親自電函祝賀，台灣社工會主任鍾榮吉先生特別赴美出席大會，甚至遠在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克總統塞紐瑞爵士，不但親往美國參加大會，並且擔任「佛光之友會」的榮譽會長。

之後相繼多年，國際佛光會分別在多倫多、巴黎、倫敦、雪梨、東京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大會」，每次都有五千餘人參加，這是華人在海外難得僅有的盛大集會。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來寺落成之際，不但傳授「三壇大戒」，同時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從此之後，我也一再應邀在美國各大學講演佛法，包括柏克萊、耶魯、加州、康乃爾、哈佛、夏威夷等大學。此外，加拿大、澳洲、歐洲、巴西、智利等國家的各大學，我也經常應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時，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紛紛成立協、分會，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餘個協會，數千個分會。甚至佛光山也在這許多地方設立道場，總計不下二百所以上。所謂「人間化」、「國際化」的佛教，此時已經蔚為風氣。

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會，我到過俄國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巴塞隆納，以及北歐的冰島、挪威、瑞典，東歐的南斯拉夫、波蘭等地。我立志發願要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這種「國際化」佛教的推動，應該是繼我推動「人間佛教」後，又把佛教推向另一個新里程碑，同時也應該是我人生中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時刻了。所以當初我從佛光山退位後，雖然兩袖清風，口袋裡除了裝些衛生紙，再有的就是一身芒鞋、袈裟，我靠著徒眾為我購買飛機票，開始了雲遊世界，到處講經說法，展開推動國際佛教的生涯。

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正當佛教走上「國際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時候，我又想到，現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於是推動「本土化」的佛教，又成為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

其實，在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來，除了前面提及的幾個重大因緣轉折，成為人生的「關鍵時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對我的人生關係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監獄弘法布教，當時獄方就有意要請我當正式的教誨師，並說要替我向上級呈報。但是我認為當一名教誨師，是為了替社會服務，是要做眾生的義工，如果把他當成職業，就失去了意義，所以當時並沒有應允。

另外，台北中央廣播電台也曾有意請我專職為他們撰寫廣播稿，然而我寧可免費為佛教的雜誌撰文，也不願意一篇一百元的為了稿費而賣文維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雜誌社的錢江潮社長，因為讀了我撰寫的一篇〈茶花再開的時候〉，特地親到中壢，邀請我到台北擔任編輯，我也斷然婉謝，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麼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個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嘉義天龍寺要請我擔任住持，由於當時慈航法師告訴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後才正式晉山當住持，我當即回絕，因為我不想當個小媳婦。

乃至初到台灣時，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後都想請我前去負責領導。但是在佛光山開山之前，我立志不擔任住持；建設佛光山以後，我規定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的寺院。由於我「不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餘所寺院道場，從來沒有產權糾紛的問題發生，自然也就不會橫生枝節而造成無謂的困擾。

另外，長期以來在台灣乃至國外，也有不少單位、團體，先後邀請我前往從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為中國佛教會工作，偏偏沒有這個機會。不過雖然「事與願違」，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我認為重要的是「非義不取」、「非禮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時空上的，都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有時因緣指導我們，但是性格也會影響我們。有的關鍵時刻，因緣稍有錯失，對未來就是彌補不了的遺憾。

人生的關鍵時刻，不只是事業的轉換，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緣，我想內在的起心動念，對人生、社會，都有重大關係。我一生除了上述幾個重要的關鍵時刻以外，我的思想、觀念、精神、習慣等內在的因素，也都影響了我的人生，成為關鍵時刻，例如：

第一、正確的觀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眾為我、以團體為依歸、以別人的需要為需要」。例如，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獨自到某一個地方去，也從未一個人居住在哪個房子裡；幾十年的歲月，我都活在「大眾」中。

我一生，不管走到哪裡，都是一群人跟著我，他們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姊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們當成是老闆、上司、領導，他們都是我的師友，我的助緣，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時除了到寺廟，或者到各個學術團體講演之外，我不會走訪世俗人家，也不會到百貨公司、市場、商店去採購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產、財物，都不在我名下，甚至銀行裡也沒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餽贈，我都分享大眾。

我「以無為有」、「以眾為我」，因為這樣的觀念，讓我深深體會到「眾」的力量、「無」的無限、無量，但是這種觀念的養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憶二十歲那年，雖然學生生涯「一窮二白」，但出家十年，總有一些衣單、文具。當我離開焦山的時候，連一個手提袋都沒帶走，只有一句話，我告訴同寮的同學：「你們喜歡的話，就分別拿去吧！」

我二十三歲時又聚積了一些衣物，當我決意到台灣時，也只是交代說：「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單、枕頭，交給我正外出謀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單、物品，就交給同學智勇法師。」

我經過了這兩次「喜捨」的實踐以後，自知我有「能捨」的性格。所以後來一直本諸香嚴智閑禪師的「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我自覺「能有能無」、「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捨能得」；人有無限的「潛能」，為什麼我不能做一個無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學道，最待養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個人忍飢忍餓、忍貧忍窮、忍苦忍難，都還容易；忍氣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我出家之初，在叢林裡參訪、學習，接受一連串無情的打罵教育，我在「委屈受氣」之餘仍能「忍辱負重」，最主要的就是我「心無怨恨」，我自覺自己很有力量。及至出道弘法，受到同門的排擠、長老的歧視，也經歷了一些讓我感到很挫折的因緣，尤其是在佛教會所受到的難堪。

記得有一次，我出席一場「密勒日巴學人會議」，會中我提出一些建議，有位長老當眾要大家不可以參考我的意見。雖然他傷害我，給我難堪，但是事後我自覺「忍辱」的功夫，讓自己增加了無比的力量，我肯定自我的修行，也深深佩服佛陀所說：苦行、持戒，其功德不如忍辱。

回首自己這一生當中，雖然經常遭受別人的譏諷、毀謗、批評、打擊，但是多次的忍辱，對我的修行，何只增長數十、百年。

第三、認錯的勇氣：我覺得世人有一種「不肯認錯」的習慣，凡事總喜歡說理，例如開會遲到，認錯就好了，但他偏要說「天雨」、「塞車」等，總要用一些理由搪塞，不肯認錯。講話得罪別人，或者行事妨礙了他人，應該道歉就沒事了，但他偏是不肯認錯，總說「我是無心的」、「這是不得已的」，總之一句，就是說自己沒有錯。

其實，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想到過去的賢能君主「下詔罪己」；專制時代的帝王，都能有這種雅量，何況我們凡夫在世間做人，哪能處處圓滿，處處被人肯定？有時候不經意對人語言上的冒犯、行為上的不夠禮敬，認錯道歉就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在佛光山，經常有徒眾向我報告說：外界有人批評我們這裡不對，那裡不好，為此感到氣憤，深不以為然。我總是及時開導他：我們有犯這些錯嗎？有，就不要怪人家批評我們，只要自己修正就好；如果沒有，不去介意也就沒事了。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一生堅持，認錯就是美德。

第四、勤奮的習慣：我想，自己今生若真有些許小小的成就，最大的關鍵，應該就是我自幼便有勤奮的習慣。

在我一生的行事當中，從來沒有為自己放過假，不但例假日比平時更忙，尤其新春過年，我不是在大寮裡煮飯炒麵，供應信徒用餐，就是在頭山門前指揮交通。

佛光山開山期中，每天除了上課教學以外，經常混在工人當中，肩挑沙石，搬運水泥。乃至自從《人間報福》創刊起，我就每天為專欄撰寫文章，不但從來沒有脫稿過，也沒有讓徒眾催過一次稿。雖然不能創金氏紀錄，但是在一般的文人作家當中，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能夠十年如一日的寫作不斷，我想應該也是創下了一個紀錄。

甚至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應邀遊走在台視、中視、華視三家電視台，雖然每天各家只有五分鐘的節目，但是累積下來，也是多少的時間、多少的歲月！

我一生參加、主持過佛七、禪七，不下百次以上，那也是需要多少時間、多少心力的付出。所以我說「人生三百歲」，我一直努力，要讓一天能當五天用，一個人能做五個人的事。假如我有六十年服務於佛教、社會，五乘六十等於三百，所以自覺「人生三百歲」，於願足矣！

人生，有許多關鍵的時刻，也有許多關鍵的想法；細數一生的歲月，點點滴滴，其實「一念三千」，哪一分、哪一秒，不是足以影響我們一生的「關鍵時刻」呢？

二○○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