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4　拾　我聽不懂媽媽的話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二十三歲來到台灣，說來已經六十年了。

前面二十三年，我的人生未必很好，來到台灣六十年，未必不好。此話怎講？因為我生於北伐的年代，母親跟我說，我哇哇來到世間的時候，正是中國最動亂的時候。

我十歲稍懂人事了，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八年抗戰期間，我的家鄉是游擊隊、國民黨、日本人緊張接觸的地方，甚至南京大屠殺就在我的家鄉揚州隔壁。父親為了生計在外經商，在外兩年毫無音訊，生死未卜，母親帶著十二歲的我去南京找父親，但鄉人猜測，他可能死在南京大屠殺了。

我就是在這槍林彈雨中、刀光劍影中，慢慢地成長。十二歲那年，被一位青年和尚看中，我告別母親，在棲霞山出家了。

八年抗戰勝利後，國共戰爭。就是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在宜興白塔國小擔任校長，白天國民黨的軍隊來，要我們告訴他們：「共產黨的軍隊在哪裡？」晚上解放軍、地下工作人員來，要我們告訴他：「今天國民黨的部隊多少人來？」

現在這些話講起來很簡單，實際上是小命不知放在哪裡？說錯話隨時就可以結束生命。我也曾遭到逮捕，國民黨說我是匪諜，要槍斃；共產黨說我是國特，要殺頭，兩面不是人。有天下午，應該是帶著我要抓去槍斃了，在面臨死亡前的那一刻，我深深體驗到人生的境界是什麼滋味。在那種情況下，你說一個年輕人青春在哪裡？

在這種絕命之下，我二十三歲帶領救護傷亡、服務眾生的「僧侶救護隊」來台灣，七十幾人從上海登船，來到台灣，才到基隆港，就有三十人不告而別，各奔東西了。

初來乍到的我無親無故，生活艱困，吃不好、睡不好，僅有的包袱弄丟了，唯一的一雙羅漢鞋也不敢穿，因為那時台灣人大都打赤腳，我穿鞋，他們會盯著我看。

不久，白色恐怖就來了，就是親生兒女都不能信任，誰來伸出援手？

那幾年，政府對我們不諒解，警察經常查戶口，我常一覺起來，就被問這個、問那個。生活謀食困難、投靠無門等等都沒有什麼了不起。最困難的是，當時我住在一間寺廟裡，偶爾要出門上課講經說法，都要先報備，必須到派出所警察局「請假」，他們同意，我才可以去。

來台灣時，並不需要「入境證」，後來辦戶口的時候，「入境證」卻是不可少的文件。那時沒有戶口是很危險的，不能居住，會被視為來路有問題。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省議員吳鴻麟老先生其實不認識我，但我向他求助，請他幫忙報戶口，他竟一口答應，親自帶我到警察機關報了戶口。後來，我們三十幾位僧人被人誣告是匪諜，被警察逮捕審問，幾乎面臨槍斃，也是吳老先生奔走，才將我們保釋出來。因此，我和他的公子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成為至交。

總之在亂世，人不如狗啊！政府那時對外省來的年輕人不放心，懷疑我來路不明，這個精神的壓力很大，持續了三年之久。

來台三年後，二十六歲的我，來到宜蘭這個純樸的農業城市，落腳在雷音寺。這個寺院原本不小，卻有三家軍眷占住，前半年我沒有房間，都是在佛桌底下睡覺。後來好不容易有個小房間，像土地廟那麼小，除了一張破舊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舊的縫紉機，但我已經很滿足了。

後來從監獄撿來一把獄所不用的椅子，每天晚上大家就寢後，我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趴在縫紉機上寫作。二十六歲的我，平生第一次使用電燈，群蚊亂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

但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寺廟裡沒有廁所，要「方便」得走到火車站廁所，我往往要走二十分鐘的路。

每次走在這段路，宜蘭的民眾就好奇地像看西洋鏡，圍過來看熱鬧，「來看，來看，一個和尚在街上走！」

我知道他們在看我，我從小受訓練，出身叢林，舉手投足當然都要像個樣子。他們就像我的老師，行禮啊、走路啊，我想在老師面前還是要表現好。久了之後，大概我表現得不錯，在當地他們就認可我了，會幫我說好話，也漸漸接受我了，於是我在宜蘭這個小小地方，展開了我與佛教的運動。

為了倡導佛教，我開始找專業人士教歌詠隊的青年唱歌。過去佛教是不唱歌的，我組織弘法團、青年會、兒童班，帶領男女青年到鄉下弘法傳教，當地不少民眾會從家裡拿出小凳子，在廣場上給大家坐，幫助我講道傳教，青年們會替我弘揚佛法，用台灣話講：「咱的（我們的）佛教來了！」這一句話令我感動，至今難忘。

這句話現在聽來沒什麼了不起，但那時在政治上有股壓力。蔣夫人是信基督教的，對佛教很排斥。當年，你說你信佛教，你會不能升官；填表格時說信佛教，就不能出國，這裡面有宗教的歧視。

台灣最早期是這樣的。不過，政治的力量還是抵不住廣大信仰的群眾，最後我還是獲得民眾支持。我的弘法團、青年會、兒童班，幾乎都是全家人一起來，佛教得到了幫助，當地人會去宣傳，替我製造機會。警察查戶口時，人們出來幫我講話，說這個師父怎麼好，怎麼慈悲啊！來我們這兒多久了等等，這些都是保護我。

那時民眾對我個人最好奇的問題，是語言的溝通。這個講來很神奇，我到今天都不會講台灣話，都是靠信徒替我翻譯，奇妙的是，本土的老太太、老公公，幾乎都聽得懂我的話，不必翻譯。我也多少聽得懂他們的話。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跟他們真是打成一片。他們知道我是師父，但我又像兒子、又像孫子，又像他們的家人，好像沒有分別，他們還會鼓勵兒孫來參加我的弘法。宜蘭是我和台灣結緣的開始，從這裡之後，才有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佛光事業。

海峽兩岸一刀兩切，思念故鄉是人之常情，站在兒子立場，缺憾是有的。一九八一年，還沒開放探親，我不能去大陸，媽媽不能來台灣，我們要到第三地才能見面，經過特殊安排，某一天我們來到日本東京機場。

看到中國民航客機一點一點緩緩降落，我知道母親要下來了。這種見面不能公開，如果被人照了相片，說我在哪裡跟大陸人見面，那是犯法的。

我們裝不知道，好像不期而遇。因我穿僧袍，他看到我比較認識，我看到他反而不認識。我母親由弟弟和弟媳陪同，到底快四十年了，過去他是年輕的，後來變成八十多歲的老太婆了。

他朝我看，我也朝他看，沒錯，是母親。我們也沒擁抱，也沒有痛哭，但攙扶他的弟媳婦竟然哭起來了，淚灑機場不好看吶。我就說：「不要哭，不能哭啊！」給人發現怎麼得了。

我看他那努力忍住的眼淚，我自己竟然也溼了眼眶。我小聲說：「不要講話，趕快跟我走。」我們默默走出機場，上車，直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才開始講話。

不過那時真的是……人間的悲慘（大師顫抖，一手拿出衛生紙拭淚），我母親講的話，我居然一句都聽不懂。他講道地的揚州話，已經離開快四十年的我，都不會聽了。我後來甚至有個奇怪的念頭：眼前這個婦人是不是我母親啊？我母親是這樣嗎？會不會有個人假冒我母親，故意來騙我的呢？

我第一句話叫他不要哭，「媽媽您坐好啊，路很遠啊，累不累？」後來我們談了兒時的往事，我還問：「當時您怎麼會准許我出家？」原來出家是我跟他要求的，他一開始為難，後來准許了。

但我覺得要證實一下，他回說：「你小的時候，媽媽沒有能力培養你，看得出你也是人材，將來是個有出息的孩子，當時你師父要培養你讀書，我想或者你會有前途……」從這件我們母子間的事情，我得到了印證，才很確定說：「媽媽！你是這樣講的沒有錯。」我又再看他一下，雖然他老了很多，但沒錯，我們才又回到兒時母子的感覺。

相隔三十二年，最令我感慨的是，兒子聽不懂媽媽的話，世間有這樣的事嗎？

我覺得歷代的政治人物都對不起人民，他們為了一己的權力鬥爭，讓好多的老百姓有國難歸、有親難投、流離失所，承受很多苦難。不可以有戰爭，和平最好，日子苦一點也沒關係，但不要有恐懼。

政治使人恐懼，隨便一個砲彈，把人的性命賭上了。我對政治深惡痛絕，對於台灣的未來，我只求不要有戰爭。不能為了表現英勇，就來攻打，這世界不是你一個人的，不能逞匹夫之勇。

佛教在台灣扮演了重大角色，它沒有地域之分。過去歷史仇恨、政治恩怨，因為佛教，我們可以重新來過，信仰幫我們結合一切，無形中對社會國家貢獻很大。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對外省人有很多排斥，這是族群問題的一個敗筆。其實二二八的問題，該被怪罪的那些人大概都已經走了。我在台灣六十年，沒有感覺被排斥，都只有本省人都對我很好。

陳水扁先生當政之前，台灣族群不是問題，外省男人娶本省媳婦，本省姑娘嫁外省男人，已經分不清誰是外省，誰是本省。但後來政治操弄下，變成本省、外省對立，是很可惜的事，這對整個歷史與人性，都很不公平。

這幾年，我多次到中國弘法，我跟故鄉相隔六十年以上，回鄉後，他們也都不認識我，叫我「台灣來的和尚」。我從美國回台灣，從台灣回大陸，從一個地方回到另一個地方，一直都是在「回」……回國，回家，可是美國不承認我是美國人、台灣不承認我是台灣人、大陸又不承認我是大陸人……我不在乎，因為國家在我的心上！

我到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美國、歐洲，都不是他們的居民，他們都不承認我，但他們不會對我不好，一樣保護我，在那裡銀行存款都不會少兩塊，我去買東西，也不會有人找麻煩。

因此要看得透。儘管我被當成台灣的外省人，故鄉人眼中的台灣人，不要這麼麻煩，我是地球人。地球不捨棄我，我住在地球，地球包容我、承認我，地球都承認我，我還怕你們不承認嗎？因此，不會計較。

台灣現在處於弱勢，佛法說的逆來順受，但不是沒有尊嚴的。我想台灣要創造我們道德的偉大，人格的偉大，文化的偉大，包容的偉大，慈悲的偉大—人格道德的提昇，這比經濟啊、大砲飛彈啊，都還要重要。

政治語言需要改變，不要結仇結恨，語言不要像刀子傷人。我從故鄉飄洋過海，來到這個沒有父母兄弟血緣的大家庭，不但如此，我現在去大陸，他們看到我也真心擁抱、歡喜，我沒有遺憾，感到一切很美滿。

台灣不必和大陸對立，大陸一定是台灣的大陸，不一定台灣是大陸的台灣。大陸是我們台灣的大陸，我們彼此是兄弟嘛，相互承認、相互尊重、包容幫助，這可能是未來需要努力的。

（本文收錄於《台灣，請聽我說》二○○九年八月天下文化出版　吳錦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