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76　捌　我的新佛教運動

我是一個出生在農村，從小在鄉下長大的小孩，十歲之前未曾走出家門十里以外的地方，不但對世間事了解甚少，對佛教的情況更是一無所知。

所幸十二歲時投入佛門，在寺院裡生活，不但空間比家中大得多，同住的人眾也總在數百人以上，因此感覺好像一下子走進另外一個世界一樣。只是寺院的規矩甚嚴，平時不但不准串寮，也不允許我們外出，更不可以嬉戲、遊樂。甚至我還被指定住在一間小房子裡，連天空都看不到，更別說室外發生的事情也是無從得悉；知識之淺陋，可想而知。不過所好的是，早晚的殿堂課誦、金碧輝煌的大雄寶殿，以及殿堂中間供著莊嚴的佛陀聖像，都啟發了我對佛教的信心。

我是在金陵棲霞山剃度的，所謂「六朝聖地，千佛名藍」，只是我對這間古寺的地理、歷史與現狀所知不多，因為那個時候年齡實在太小，根本沒有辦法了解。

不過常住每年三月初三的春季香會，總要動員很多人出來幫忙灑掃環境、清理垃圾、引導信徒等。在參與工作中，我看到來寺的紅男綠女，由於這時仍屬新春期間，還有過年的氣氛，大家無不穿紅戴綠，打扮得花枝招展。這讓我眼睛為之一亮，我發覺世間還有很多像天人一樣美麗的人。尤其從他們的笑容中，我感受到拜佛的人身上都散發著一股祥和、善良與朝氣。我突然有所感：佛教本來就應該像這樣，應該莊嚴，應該美麗，應該雄偉才對，而不是像我每天關在一間斗室裡，過著暗淡無光的歲月。

另外，來寺的信徒們為了表示虔誠，總會携帶一些物品到大雄寶殿供佛。我無意間撿到他們包裝東西後丟棄的一張舊報紙，乍看之下，真是驚為天書。因為從舊報紙上，我以所識有限的幾個字當中，也讀懂了一些社會的動態，這讓我眼界為之大開，我看到了原來外面還有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原來社會上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活動在進行著。

此中尤其報導了全民催促蔣介石展開抗日行動，以及汪精衛在越南準備組織南京和平政府，號召中國青年要為國家奮鬥的消息。我雖然搞不懂誰是誰非，但報紙上呼籲年輕人要為國家犧牲奮鬥，讓我小小心靈裡忽然生起了「我也可以為佛教奮鬥犧牲」的念頭。

如今回想起來，一張舊報紙，以現代年輕人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卻是打開了我通向世界的一扇門窗。因為一張舊報紙，我的心靈覺醒了；因為一張舊報紙，我知道自己要「走出去」，要「與時俱進」，要替佛教做一些革新與奉獻。我想這時候「新佛教運動」的種子，已經悄悄的在我心中萌芽生根了，這大概也是我出家以來，對復興佛教最早的起心動念。

後來由於中日戰爭爆發，棲霞佛學院裡屬於師範學院所擁有的圖書散落在各處。這時我們顧不得寺院規矩如何，便四處去蒐集。因為參與搜羅的人多，撿拾回來的圖書多達幾大櫃，儼然就像一座小型的圖書館。

在同學當中，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平時在常住的寺務工作上，一個小沙彌根本派不上什麼大用場，常住的大職事於是指派我看守撿拾回來的圖書。所幸有了這個任務，讓我後來成為這所圖書館的管理員，並且得以飽覽群書。

記得我看的第一本書是《精忠岳傳》，對於書中的文字、意義，雖不能全數了解，但對岳飛的「精忠報國」，以及他的兒子岳雲「雙錘大鬧朱家鎮」，乃至他的女婿張憲，與岳飛同為抗金名將，最後卻一同被奸人所害。他們的愛國情操，他們所彰顯的英勇事蹟，都讓我看得興味盎然，情緒高漲。

可惜圖書館中關於這類的書籍所藏不多，其他像《萬有文庫》及西洋小說我都看不懂，因此就儘量挑一些民間的通俗小說來看，如《七俠五義》、《蕩寇志》、《封神榜》、《隋唐演義》、《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等。後來圖書館裡的書，只要我看得懂的，無不如飢似渴的大量閱讀，幾達廢寢忘食的地步。

一、二年後，我已經能讀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以及《基度山恩仇記》、《少年維特的煩惱》、《格林童話集》等中外名著，這座簡陋的圖書館成了我的知識寶庫，從中我擁有了金玉滿堂。這時我還沒有學到佛法，但能看到這麼多趣味橫生的書籍，書中人物的忠勇事蹟，影響我的人生至鉅。

後來，老師知道我喜歡看這許多小說，嚴厲禁止，他要我背誦五堂功課，要我研讀佛教書籍如《成唯識論》等。但因為佛學深奧難懂，找不到通俗易懂的教材可讀，反而是許多中國的文史作品，引起我的閱讀興趣，也慢慢增加我的知識、啟發我的思想。

那個時候，佛教界慢慢也有了善書的印贈，諸如《安士全書》、《玉曆寶鈔》，乃至《印光大師文鈔》等，雖然我也登記索取，但沒有看，對我並未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倒是後來得到一部慈航法師的《講演集》，對於慈老愛教護教的熱誠，我很受感動，認為值得學習。

另外，我從同學口中聽聞了太虛大師的名字，忽然生起跟隨之念，我想只要能為佛教奉獻，即使粉身碎骨也絕不懊悔。尤其在學院舉辦講演比賽時，聽同學們慷慨激昂的發表他們願為復興佛教而奮鬥的呼號，我不禁也跟著熱血沸騰，恨不得衝向前去參加一份。只是徒有熱情是不夠的，回到現實面來看，復興佛教的基地在哪裡呢？我不知道！復興佛教的領袖太虛大師遠在重慶，也是遙不可及。但是此時我心裡很清楚，「復興佛教」已經是我們不容逃避的課題，我的雙肩應該要做好擔負這份責任的準備。

這時候我還在焦山佛學院就讀，基本上我的知識很淺薄，不過有些熱情為佛教的同學，他們都是我的善知識，如智勇法師，他的文、史、哲、佛學都好，尤其寫得一手龍飛鳳舞的好字，可以比美書法大家。另外他還有一身的好武藝，而且性格豪邁，富有正義感，我當然想要追隨他，但因他的個性剛直，做朋友可以，卻不是我理想中的追隨者。

不過，因為我們志趣相投，就聯絡了一些也有心為佛教奮鬥的同學，如介如、慎如、普蓮、實權、能培、松風、松泉、惟春等，大家雖然分散在各處，但因志同道合，因此，時相以書信往來，互相唱和。

就在這時候，我忽然覺得在佛學院裡讀書無法一展抱負，因此萌念離開，想到更有挑戰性的地方去創造未來。因此我毅然放下學業，放下《江蘇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向師父要求回到祖庭去。

本來家師並不喜歡我，他覺得我愛向傳統挑戰，喜歡與傳統抗衡，但一聽說我想回祖庭，卻表現得無比欣喜，特地要我到南京，他要親自送我回祖庭。

我出家將近十年了，抗日都已勝利，但我還不曾回過祖庭大覺寺。然而我心所嚮往的祖庭也不是天堂，只不過是簡陋鄉村的一間破舊小寺而已。平時由師兄今觀法師領導四、五個工人從事農耕作務。由於過去我在棲霞律學院，曾經有一位老師跟我們上過「農民學」，我對農業經營有一些概念，所以看到祖庭兩百多畝的地，我想，我們可以用現代化的農場模式來經營。

當我正準備規劃未來的時候，因緣真巧，這時候已即將過年，有一位任志磐先生得知師父回寺，特地來拜年。他一看到我，聽說我是從南京讀過佛學院回來的，就叫我擔任離寺不遠的一所國民小學校長。

坦白講，我從小別說從未進過正式的學堂讀書，甚至連小學都沒有見過，怎麼能當校長呢？但是當下我並沒有推辭，我想自己總可以「做中學」。尤其此期我的新佛教理想是：自己要能自耕自食，並且還要能福利社會！我想到，有了農場，就能生產，福利社會；有了學校，就可以教化社會，對社會展開基礎教育，如此對佛教、社會都有貢獻，這樣的出家生活就有了意義，就有了目標，所以我欣然接受。

然而雖說自己從小生長在農家，對農耕生活略有記憶，但對於辦理小學，卻是所知不多。儘管過去在焦山佛學院就讀時，因常住辦有三所義務小學，每學期都會派學長出去見習教學；另外上海的南祥小學也一直希望有出家眾前去擔任助教。我雖然始終沒有獲得前往這幾所學校見習的機會，但心裡一直在醞釀，因此略有概念。

不過，光有理念、沒有實務經驗也是不夠的，所以接受之後，只剩一個月就要開學了，我只好緊急請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提供給我一些關於「如何做個小學老師」、「如何擔任校長」的工具書。我得到朋友寄來的相關書籍，認真的閱讀、研究，一個月後我就上任當起校長來了。

這時師父已經回到棲霞山，隨著學校開課，苦難也來了，因為左近的學校經常舉辦國語、說話、作文、美術等各種比賽，紛紛來函要我們派人前去參加。我自己都還在學習中，哪裡能懂得那麼多的比賽？這還不打緊，這時國共內戰爆發，白天國民黨的軍隊武裝整齊，前來要我幫忙剿共；夜晚共產黨的解放軍來了，要我提供國民黨駐紮的情報。可憐的我，初來乍到，對於偏僻鄉村的道路都還沒搞清楚，也還不認識什麼國民黨、共產黨，不過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很嚴肅的問題，一不小心就會送了小命。

雖然我自己意識到事態嚴重，知道要謹慎應付，但周遭還是不時傳來有人被暗殺死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學、朋友，如松風、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實權也在青埔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貼壁報、寫標語弘揚佛法。至於逮捕他們的是國民黨或共產黨，也都搞不清楚。

這時候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且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透過辦雜誌，能藉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之後，就如「洪水猛獸」一般，大大的震驚了佛教界。

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致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但是戰爭帶給我們這一代青年的苦難，卻是紛至沓來。我的許多同學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罰，但是我知道，我們彼此是誰也救不了誰。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幾十個壯漢，拿著長槍短刀對著我，我也被捕了。至於是什麼人抓我的，不敢詢問，也不能有什麼動作，只是眼看著一起被捕的同伴當中，今天被帶出去槍斃二個，明天又有三個被砍頭。好在我有一個可愛的師兄，他花錢買通獄方人士救了我，才能免於一死。但這時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學校長，眼看著實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師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於是囊空如洗的我們，只有帶著幾本才發行十幾期的《怒濤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無絕人之路，有一位南京華藏寺的退居蔭雲和尚，由於他的繼任者生活不知檢點，把一個曾經擁有學校、書店、水廠的大規模寺廟，揮霍殆盡，土地變賣到所剩無幾。蔭雲和尚於是找我們去負責，我們也正在走投無路，便欣然前往。

我與智勇法師商量，誰做住持？誰任監院？智勇法師說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較像住持；我說您的學歷、能力超過我許多，您才像個住持。最後約定名分不計，兩人共治華藏寺，把這裡當做推動新佛教的基地，一時能培、惟春、淨山都從各地前來，實權也從普陀山趕來聚會。

但是，大家聚集以後，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華藏寺已住有二十幾位住眾，他們以經懺為業，儘管我們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這群僧眾除了念經拜懺以外，經常不做早晚課，有的連佛殿在哪裡都不知道，有時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時在房間裡更是喧譁唱歌，並且帶回一些軍人、警察等，男男女女來往不斷，進出複雜，整個寺院簡直像是個大雜院。

我們一群熱血僧青年，當然看不慣這種生活，迫不及待的要為寺院樹立新風氣，於是訂定僧伽規約。例如：所有住寺的人必須做早晚課；社會、寺廟有別，非僧眾不可安單寺院；三餐不准自製飲食、不准從外面購買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應；進出山門必需經過請假；每個月的單銀、嚫錢，只給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為儲存，將來離寺時再發還帶走……。

新生活規約發表以後，起初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抗議，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一群有著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時日一久，抗爭的行為還是難免。於是我們就以寺中經濟困難為由，每天只吃稀飯，希望讓他們吃不習慣而自動離開。

這時正逢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過去暫住寺院的軍人眷屬紛紛撤離，前往四川、廣州、台灣等地。但是他們臨走之前又把房間廉價出賣給後來者，我們一群革新派的正愁房間不夠用，就阻止他們不當的行為。但寺裡數十名經懺派的一致站在他們這一邊，替他們搬家、通風報信，寺中就分成新僧與舊僧兩派，一所寺廟已不像個寺廟，每天警察、憲兵川流不息，黑白兩道在裡面公然活動，我們所依賴的政府自顧不暇，哪有力量來保護我們呢？所以注定我們的新佛教運動，必然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後來國共協商，傅作義在北京主持和談會議，我們以為有了一線希望。但是和談破裂，這時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的「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

就這樣，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在一個寒風細雨的日子裡，我從南京搭乘京滬線火車到上海，由黃浦江乘船到台灣。在船上搖呀搖的，但是台灣究竟在哪裡？我不熟悉，甚至直到在基隆港上了岸，我還完全不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不過，既然已經到了台灣，對台灣的佛教界也不能不做一些了解。據我所知，台灣的佛教是在鄭成功光復台灣前後，由閩南僧侶到台灣開創的。根據統計，在有清一代，台灣境內的純佛教寺院有一百多所，此中以創建於一六六二年的台南竹溪寺歷史最悠久，是台灣最早的佛寺，與開元寺、法華寺並稱為當時台灣的三大名剎。後來清末到日據時代，整個台灣佛教以福州湧泉寺的僧侶為主流，他們發展出大崗山、觀音山、大湖山、月眉山等四大派系，都是仿效大陸的寺院建築，也是台灣初期頗具規模的道場。

早期的台灣佛教出家眾不多，受過教育的為數也少，但大家都是持戒嚴謹的本分出家人。只是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慢慢的有些台灣人士改當日本和尚，有的人轉而信仰日本佛教，如日本的東海宜誠在南部廣結善緣，為日本佛教攝受了不少台灣佛教信徒。當時也有一些台灣人反日，如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他們結合宗教信仰的力量，大舉進行抗日行動，史稱「西來庵事件」，雖然死傷慘烈，犧牲很大，但也因此掀起一股極大的抗日風潮。

終於對日抗戰結束，台灣光復了，中國的和尚紛紛到台灣，如大醒、南亭、慈航、東初、章嘉活佛、白聖等，乃至後來我們僧侶救護隊的數十名年輕人也一湧而來，最初大家投靠無門，之後為了生存，只有各奔前程，各自尋找安身之處了。

我在僧侶救護隊紛紛離散之後，心想自己也得找一個棲身之處，這時在台中寶覺寺擔任監院的大同法師是我的學長，因此想去投靠他。但是當我到達台中時，他已經因為被指有匪諜之嫌而遠赴香港了。之後我找過白聖、大醒、慈航法師等人，但都因緣不具。

後來到了中壢圓光寺，遇到妙果老和尚，他不失為台灣佛教界的一位長者，滿面笑容，滿口和氣，承他收留我，我就這樣跟隨了他。但因為我沒有台灣的入境證，無法報戶口，所幸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當時是台灣省參議會的參議員，也是警民協會的會長，由他出面具保，幫我報了戶口，我因此得以在台灣立足，所以我和吳伯雄一家世代就這樣結了深厚的因緣。如果沒有當時這一段因緣，真不知道自己現在會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飄泊，或者在陰間的哪個閻羅殿裡往來。

我住在圓光寺，每天忙於打掃環境、清洗廁所、司水、採購等，以勞役作務來服務大眾，終能獲得暫時的安頓。只是妙果老和尚雖然讓我生活無憂，卻不能保障我安全無虞。因為陳辭修先生主持的台灣省政府，有一天忽然下令，全面逮捕由大陸到台灣的出家人，慈航、律航法師等人都因此入獄，我也被關了二十三天，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牢獄之災。

由於我被警察逮捕，因此才剛編了一期的《覺群週報》就此夭折了。《覺群》是上海市佛教會所發行，旨在宣揚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的思想，後來祕書大同法師把它帶到台灣，一時無人編輯，就由我上陣主編，沒想到才編了一期就無疾而終了。

說到太虛大師，當一九四六年對日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隨政府還都南京，在焦山舉辦「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當時我有幸參加，恭逢其盛，知道佛教要革新，應該從佛教會開始整頓起。而這時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也預備在南京成立第一屆大會，擬推選太虛大師擔任會長。只是很不幸的，太虛大師竟在這個時候於上海圓寂，消息傳來，我感到「人天眼滅」，好像佛教的末法時代來臨一般，覺得世界暗淡無光。

本來我覺得太虛大師有條件當領袖，我也願意追隨他，沒想到忽然之間希望幻滅，因此多日裡我茶不飲、飯不思，整個人失魂落魄，真是「如喪考妣」一般。後來覺得佛教也不能只靠太虛大師一人，便把希望轉寄到在斯里蘭卡大學教書的法舫法師身上。

當時我已經到了台灣，雖然並不認識法舫法師，但憑著一點熱情，我不斷的以函電催請他到台灣，希望他能擔任中國佛教會的會長，由他來挽救佛教。然而遺憾的是，不久之後聽說他被人暗殺了，死在教室的走廊上。其時我人在中壢圓光寺，得知消息，又再一次感到如天崩地裂一般，三天裡粒米未進，鬱鬱寡歡，自己躲在一個小房間裡哭泣，我為佛教今後不知道要靠誰來領導而感到憂傷。

法舫法師出身閩南及武昌佛學院，留學過印度，是太虛大師座下第一弟子。他的驟然去逝，給我感覺就如過去皇朝時代找不到繼承人一樣，覺得是佛教的一大不幸。而當時的台灣佛教界，除了慈航法師有新意、東初法師有理想之外，其他大都是佛教的保守派。尤其這時台灣的神道教盛行，很多人根本分不清神與佛，平時只知道拜媽祖、王爺，根本不知道佛是何名，教是何義！

因此，當我出獄之後，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仍然不改原有的志向，繼續編輯雜誌，並且寫文章投稿到各報章雜誌，也為電台撰寫廣播稿。尤其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妙果老和尚擔任新竹佛教會理事長，管轄桃、竹、苗三區的佛教事務。當時整個台灣佛教界幾乎找不到一個會寫公文的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擔任他的祕書，後來又奉他指示，住到苗栗的山林裡，在深山野外與竹林為伍，整整三個月之久。

這時台灣民間盛行「拜拜」，政府當局未能深入了解民情，只是一味的嚴格取締拜拜。對此我期期以為不可，因為拜拜不僅是民間信仰的基礎，也是過去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風俗，許多人利用這一天的集會慶祝，互相聯誼，藉以擺脫工作壓力，使身心得到紓解，自有其存在價值。

再說，當時一些高官大員，他們上舞廳跳舞、喝酒、玩樂，這跟「拜拜」有什麼不同？民間拜拜的風俗雖然不符道德建設的範疇，不是純正的宗教信仰，但是一次拜拜過後，人民可以為了明年，甚至為了來生更幸福而辛勤努力；如今只准高官吃喝，不准百姓拜拜，我深感不以為然，所以為文呼籲，建請以「改良」來代替「取締」拜拜。這個提議承蒙主政當局接受，我想對於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也不無貢獻。

另外，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他主演的戲劇有辱佛教，我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衛教；台大的林曉峰先生譏評佛教是神道教，我也為文駁斥。甚至當時社會上常有一些人批評佛教是消極、出世、不事生產等不符事實的毀謗，我也經常跟他們打筆戰。我總是盡己所能的透過文字來弘揚佛法、護持佛教。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應大醒法師之邀，到新竹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為了加強講習會的師資陣容，我邀請中國石油公司苗栗出礦坑研究所的幾位科學家，如李恆鉞、程道腴、許巍文等大學教授，利用週日到講習會上課。我和這些知識分子因此相交往來，故而得以涉獵到一些現代的科學知識。甚至當中有一位新竹師範學校的關凱圖老師，到講習會教授理化和歷史。授課之暇，他教了我六個月的日文文法；因為這個因緣，後來我把日本森下大圓教授所著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翻譯成中文。

除了教書、寫作之外，在當時的大環境，事實上也不容許我們有多大的作為。據說在我掛單中壢圓光寺期間，每天上街採購都有人跟蹤；後來我到新竹，偶爾外出弘法，也必須事先到派出所報告、備案。基本上，來自政治的壓力，讓佛教毫無喘息的空間，很多由大陸來台的優秀出家人，不得不被迫還俗，另謀出路，甚至更多人最後投靠香港的道風山，這是基督教成立，專門用來吸收佛教僧侶的機構。

當時佛教的社會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尊重，一般商家只要見到出家人，總認為是來化緣的，都是說：「老闆不在家！」出家人在社會上難以立足，到處被人瞧不起；我們眼看著佛教的處境堪慮，內心的苦悶無處宣洩，真不知伊于胡底，哪裡還能對新佛教有什麼想法呢？

所幸這種情況到了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冬、四十二年春，我應邀到宜蘭雷音寺弘法時，終於開始有了轉機。當時雖然政治氛圍依舊濃厚，佛教的發展仍屬嚴冬季節，不過我的新佛教運動總算有了伸展的空間。

初到宜蘭時，我除了每期為《覺群》與《菩提樹雜誌》各寫二篇文章以外，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應邀到台中、雲林、虎尾、嘉義等地的城隍廟、媽祖宮布教。後來慢慢的，我透過成立國語補習班、文藝寫作班、青年團、組織佛教歌詠隊等方式，接引了一批有理念、有熱情的年輕人到雷音寺學佛，如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等，他們跟著我下鄉弘法，到電台、監獄布教，以及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等。後來他們甚至出家，幫我創建佛光山，並在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四大宗旨下，辦理佛教學院、重編大藏經、出版各種佛書，以及從事養老、育幼、恤貧、醫療、賑災等慈善工作，開始推動各種弘法事業，舉辦各種弘法活動。

當時我的想法是：佛教一定要創辦各種事業，有事業才能接引青年進入佛門，才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佛教才能發展，才能福利社會，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所以我喊出「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的口號，我認為彼此是相需相成的。

果真，這批優秀的青年並沒有辜負我的期望，他們加入佛教的弘法行列，成為佛教的中堅幹部後，志氣昂揚的跟著我展開各種弘法活動，大大的拓展了弘法空間，並且接引愈來愈多的社會人士信仰佛教。慢慢的，有了廣大的信眾作為後盾，我的新佛教運動終於得以一步一步的實現，終於能夠逐步改革舊有佛教的陋習，而讓佛教走上年輕化、知識化、現代化、人間化，甚至成為國際化的佛教。

只是這個過程說似簡單，實行起來卻是阻礙重重，例如最初我主張佛法要下鄉去，要讓佛教走入工廠、學校、機關團體裡，因此經常帶領青年到街頭布教、到鄉村弘法。當時舉凡媽祖宮、城隍廟的廣場，以及鄉下人家的晒穀場，我們只要把汽油桶往場中一擺，上面放二塊木板，就是弘法的舞台。

但是這麼單純的布教活動，卻經常遭到警察的阻撓，以及教界的杯葛，可以說每回出外布教一次都不容易，不但要跟警察捉迷藏，還要排除種種的障礙，因此每次弘法前，團員們開著廣播車到街上宣傳，我聽到他們熱情的呼著口號：「咱們的佛教來了！」都會從內心裡湧現一股莫名的感動。

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一方面因為政府實施戒嚴，加上基督教的打壓，佛教的弘傳空間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但是為了新佛教的實現，也只能一一去突破。例如，最初我想在電視台製播弘法節目，卻因當局一句「和尚不能上電視」而夭折。可是我並未因此而氣餒，我相信「只要有佛法，就會有辦法」，於是幾經再接再厲，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電視弘法之先河，於中華電視台製播了佛教史上第一個電視弘法節目《甘露》。

之後，又陸續在中國電視公司及台灣電視公司，製作《信心門》、《星雲禪話》、《星雲法語》、《星雲說偈》等節目。我不但成為第一位進入電視台弘法的出家人，而且打破當時三台的默契，首開遊走三家無線電視台製播節目的記錄。後來佛教界紛紛跟進，利用電視弘法，直到現在，海內外的各電視台都有佛教的節目播出。

其實，不僅電視弘法的路一路走來辛苦，校園弘法也是幾經努力才得以突破封鎖。記得一九五五年，我應台灣大學之邀準備前往講演，但是到了當天卻臨時被通知：講演取消！理由是：佛教不可以進入大學校園！

但是我也沒有因此灰心喪志，我轉而邀請日本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各校園上課，並且陸續到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等。經過我以各種權巧方便來排除各種阻力後，時至今日，不但台灣的各大學經常邀請我到校講演，乃至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國的康乃爾、耶魯、哈佛、柏克萊、夏威夷、加州等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香港中文、理工大學等，都曾受邀前往講學。一九八九年我到大陸弘法探親，更曾應邀在北京大學公開講演，成為在共產國家講學的第一個出家比丘。

另外，在當年同樣屬於佛教禁地的軍區，在郝柏村先生擔任參謀總長任內，便曾邀請我到軍中布教，不但掀起一股軍人學佛的熱潮。尤其一九八八年起，我更陸續應邀到金門、馬祖主持佛學講座及皈依典禮。之後又受國防部之邀，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巡迴海陸空三軍官校和憲兵部隊、軍事院校、管訓中心等單位弘法，足跡踏遍台灣本島及金門、馬祖、東沙群島、澎湖、綠島、蘭嶼、小琉球等地。一路上更承軍方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想我一介和尚，竟能獲此殊榮，這都是仗佛光明，也可見佛法的尊貴。

為了弘傳佛教，普及佛法，我不但首開電視、學校、軍中布教之先例，甚至到監獄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此外，並針對社會各種不同的對象，舉辦各種活動，開辦各種課程，諸如成立兒童班、婦女法座會、青年會等，同時舉辦大專、兒童、老人、教師等各種夏令營，以及創辦「人間衛視」，發行《人間福報》，設立「佛光緣美術館」及「佛光緣滴水坊」，乃至舉辦「世界佛學會考」，鼓勵讀書，打造書香社會。尤其首創「素齋談禪」，藉著餐會談法論道，數年來也度化了不少社會人士學佛。

我在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舉辦各種弘法活動的同時，也針對佛教的一些陋習，一一加以改革。首先我感於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沒有制度，佛教徒像一盤散沙，彼此各自為政，不但服裝不統一，出家、剃度、傳戒、教育等也都沒有嚴密的制度，因而弊病叢生。

有鑑於此，我在一九六七年開創佛光山的同時，就恪遵佛制，根據「六和敬」的戒律和叢林清規，著手為佛光山訂定各項組織章程，建立各種制度，包括人事管理方面，我訂定「序列有等級、獎懲有制度、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運作準則。

我從早期太虛大師提出的「三革」：教制、教產、教義改革，以及印光大師的「三濫」：濫傳戒法、濫收徒弟、濫掛海單，了解佛教的一些現象，也有了革新佛教的理念，所以建設佛光山之後，我撰寫一系列的〈怎樣做個佛光人〉，並提出「不違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財往來，不染汙僧倫，不私收徒眾，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化，不私自請托，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等十二條門規，做為佛光山徒眾的行事準則，並且隨著佛光山的發展，陸續制訂「師姑制度」、「教士制度」、「員工制度」、「親屬制度」等。

除了制定規矩、制度之外，我覺得這樣還不夠，佛教應該從消極的「否定」到積極的「肯定」，從「不可」到主動的「給」，所以又提出「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

我覺得佛教要從「四攝法」、從「給」來接引信徒，從建設各項事業來發展佛教，因此早期從印度到佛光山參學的桑加仙達法師，在學成回印度弘法後，佛光山特別到印度為他們修築道路、裝設水管、創建女眾道場等。另外有一些男眾在家居士，他們從佛光山學道後回印度開設旅行社，生意十分興隆，事業都發展得相當成功。佛光山造就他們，並不希望得到他們任何的回饋，只希望能對印度佛教的再興有所幫助。

此外，我也曾幾次到拉達克弘法，在那高海拔的地方，雖因罹患高山症，連講話都喘不過氣來，但為了弘揚佛法，我還是在那裡停留數日，每天行程排得滿滿的，不但跟他們說法，還為他們皈依三寶等。現在有很多拉達克的青年到佛光山就讀佛學院，都是那時播下的種子。

我覺得教育、文化是佛教的根本，重視文教才能提升佛教，所以佛光山在國內外，先後創辦了西來、南華、佛光，以及在澳洲籌建中的南天大學之外，同時發行《人間福報》、開設「人間衛視」、成立「佛光文化公司」等，乃至養老育幼、恤貧救急等慈善事業也不偏廢，透過各種弘法活動及佛教事業的推展，慢慢讓佛教走入人群、走進家庭、走向人間、走上國際，這就是所謂的「人間佛教」。

過去的佛教只有在寺院而已，現在佛教能普及到家庭、社會、生活中，這都要歸於「人間佛教」的提倡。「人間佛教」就是要與生活結合，要利益大眾，要能給人受用；佛教要走向社會，便要從事生產，所以我主張出家人要有三張執照，也就是至少要具備三種專長，包括住持、當家、策畫、行政、說法、寫作、建築、駕駛、電腦等。尤其住持不能做一輩子，要交棒，要世代交替，所以我在一九八五年從佛光山住持退位，傳法給心平法師，就是想為佛教民主化樹立典範。

另外，我看到過去佛教界各寺院之間常有互相爭搶信徒的現象，乃至有的廟產被在家信眾把持，所以提出「把信徒還給佛教，把寺產歸還教會」的主張。我認為信徒皈依不是拜師父，而是皈依佛法僧三寶，成為正信佛弟子，所以舉行皈依典禮是為佛教增加信徒，而不是替個人收徒弟。

甚至我看到有些寺院裡，師兄弟各自收徒納眾，導致徒弟為了各護其師，因而爭端迭起；為了避免教團的分裂，我主張「所有出家人都是師父」，因此在佛光山，所有第二代僧眾都是第三代的師父，所以沒有師父、師伯、師叔之別，也就不會有分門別派的情形發生。

在佛光山，我尤其提倡「男女平等」，反對「八敬法」。我看到今日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優秀女眾，常礙於「八敬法」而不敢進入佛門，實在是佛教的一大損失。為了提升比丘尼的地位，我特地讓佛光山第一代的女眾慈莊、慈惠、慈容、慈怡法師等人主編《佛光大辭典》。這套歷經十年完成，被喻為「佛教百科全書」的大辭典，是研究佛學的最佳工具書，一九八九年曾榮獲國家優良圖書「金鼎獎」，尤其在兩岸開始交流時，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第一個就跟我要《佛光大辭典》在大陸發行的版權，可見佛教界對這套書的看重。

另外，第二代的如常法師現在正著手編輯《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這是為了便於讀者了解世界佛教美術之全貌而編輯。全書按美術學科分類，計有建築、石窟、雕塑、繪畫、書法篆刻、工藝、人物等二十冊，每冊約有五十萬字。內容有收錄自世界五大洲的二萬多張圖片，以及詞條一萬條以上，採用中英文解說一文一圖或多圖的形式編排，必要時並加上輔助圖片予以說明，是一部研究世界佛教美術的最佳寶典。

我不但提倡「男女平等」，而且主張「四眾共有」，因此在一九九一年創辦「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在美國成立，從此為廣大的在家信眾提供了一個為佛教奉獻的舞台。

尤其我為佛光會建立「檀講師」制度，可以說是佛教的一大改革與創新。因為過去佛教都只樹立出家人的權威，在家信眾永遠只能當弟子。但我認為，佛法的弘揚應該僧信四眾大家一起來，佛教並非僧眾所專有，尤其中國有大乘佛教的性格，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除了地藏菩薩現出家相以外，觀音、文殊、普賢都是在家相，甚至維摩居士、勝鬘夫人等都能說法，為何現在的信徒不能弘法？為什麼他們不能當維摩居士呢？難怪《維摩經》不能普遍通行。因此，我在創建佛光山僧團之後，就亟思成立佛光會教團，希望兩者能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並行不悖的弘揚佛教。

除此之外，我改革寺院建築，不但有大殿供信徒拜佛，還增設客堂、會議室、談話室、圖書館，甚至研究室、電腦教室等，台灣的第一間講堂「雷音寺」，就是我所創建的。

我感於佛教徒平時只知道念經，卻不懂得要讀經、講經，因此把過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只念〈楞嚴咒〉的傳統早課內容，改成一天誦一部經，之後再花二小時的時間，輪流由一個人主講，如此一來，一年不就可以研讀一千部經典了嗎？

我對寺院儀制的改良，還包括延後早課時間，以及把水陸內壇佛事一律改在白天進行，乃至開會唱〈三寶頌〉、三餐念〈四句偈〉等。尤其我一生致力於三寶節的推動，也就是訂定四月八日為「佛誕節」、七月十五日為「僧寶節」、十二月八日為「法寶節」。

甚至為了籲請政府明訂佛誕節為國定假日，幾經聯合教界努力奔走，終於在一九九九年，經立法院通過，並由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先生正式宣布。十年後，也就是二○○九年的五月十日，國際佛光會更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舉辦「國定佛誕節暨母親節慶祝大會」，當天有十萬人參加，總統馬英九先生親臨現場致詞，此舉可以說再度為佛教的歷史，寫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此外，我發現過去佛教都很重視「五明」，但現在的佛教只能「以佛法解釋佛法」，而不能弘通應世。我想，如果能以世間法來融和佛法，不是更好嗎？所以主張改良論文寫作方式，並提倡佛教藝文化。雖然我自己並不具備撰寫文藝小說的條件，但為了弘法，不得已只有用白話散文體，把偉大佛陀的行誼寫成《釋迦牟尼佛傳》；我以物語的筆法，把自己化身為大鐘、木魚、海青、袈裟等，寫出《無聲息的歌唱》等。

除了散文，我還以自己的名字「星雲」，寫了一首新詩：

夜晚，我愛天空點點明星，

白天，我愛天空飄飄白雲；

無論什麼夜晚，天空總會出現了星；

無論什麼白天，天空總會飄浮著雲。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

點點的星，能擴大了人生。

片片的雲，能象徵著自由。

花兒雖好，但不能常開；

月兒雖美，但不能常圓。

惟有星呀！則嬌姿常豔，萬古長新；

藍天雖青，但不會長現，

太陽雖暖，但不能自由。

唯有雲呀！則萬山不能阻隔，任意飄遊，

夜晚，有美麗的星星，

白天，有飄動的白雲。

我首開在「大座講經」中安排獻供、節目表演等內容，希望達到「解行並重」的效果。乃至「偈語教唱」、「說唱弘法」等，都是希望呈現多樣化的風貌，以接引不同層面的信徒。

我推動佛誕餐、製作佛誕卡、舉辦佛誕節花車遊行、發行佛教小叢書、組織佛教歌詠隊、錄製佛教音樂唱片、推動佛教紀念品等。當年一串小小的念珠，曾在台灣流通幾千、幾萬條，乃至一張小佛卡、一尊小佛像，都把佛教帶到社會，帶到家庭，帶到每個人心裡去。

為了弘揚人間佛教，為了實現我的新佛教理想，多年來我不但走遍台灣及所有離島，甚至遍及五大洲，即連非洲的史瓦濟蘭我也曾經去過。承蒙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謬讚說：「星雲大師的一生，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改變了世界。」其實我只是希望學習佛陀，替佛陀把佛法弘遍五大洲，所以曾自許「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

如今走過一甲子的出家歲月，幸能完成「弘化五大洲」的心願，回首自己在十二歲出家之後，就一直想要革新佛教，至於為什麼要革新？甚至怎樣革新？坦白說，我並不知道！我也不懂。但總覺得有機會出家，就要好好弘揚佛法，對於佛教的一些陋習、弊端，凡有礙佛教發展的問題，就應該一一改革。所以綜合多年來所做，我的確在制度、教育、文化、弘法、觀念、儀軌、事業等方面，作了一些革新，包括：

在制度改革方面：以民主選舉方式產生住持、制定僧眾序級考核、成立「親屬會」與「功德主會」、制定「檀講師」制度、倡導寺院功能多元化、不由中國佛教會發戒牒而逕行傳授三壇大戒，以及改變中國佛教會「不團結、收紅包、趕經懺」等陋習。

在教育改革方面：創辦了第一所連續四十五年來招生不間斷的佛學院，並且遍及五大洲均有分部。另外，創辦西來、佛光、南華、南天等多所社會大學，以及成立都市佛學院、勝鬘書院、社區大學等。

在文化改革方面：成立多所美術館，編佛教文學書籍、重編大藏經等。

在弘法改革方面：以歌舞傳教、透過電視弘法、發行《人間福報》、成立雲水書車，乃至首創婦女法座會、採用遠距教學等。

在觀念改革方面：以「行佛」代替「拜佛」、提倡「身做好事、口說好話、意存好念」等三好運動、提出「你對我錯、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樂我苦」為處世準則，並以「忙就是營養」、「為信徒添油香」、「儲財於信徒」、「當義工的義工」、「學佛不是個人清修，而是要為大眾服務」等理念，作為僧眾的修行準則。尤其提出「五戒就是不侵犯」、「我是佛」、「建立心中的本尊」、「業是生命的密碼」、「行善不造惡就是基因改良」、「做自己的貴人」等佛法真義。

在儀軌改革方面：舉辦短期出家、佛化婚禮、菩提眷屬、青少年成年禮，以及兩天一夜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

在福利改革方面：為僧眾訂定休假、醫療、進修等福利辦法，以及成立公益信託基金，從事各種社會公益等。

說起對佛教的改革，其實我並不是一味的打倒舊有，我認為改革並非打倒別人來樹立自己，而是應該相互融和，因此我雖然主張佛教要革新，但也不排斥傳統。例如過去的信徒只在初一、十五才到廟裡拜拜，我則提倡「週六念佛共修」；舉凡全台灣的別分院，甚至全世界的佛光山道場，每週六晚間都會同時舉行念佛共修。過去一般信徒的往生佛事，都要拜懺誦經，甚至放焰口，我則以「隨堂超薦」來代替。我覺得不一定要由個人獨力出錢，如此負擔太重，可以改在共修時，讓有緣人一起來共同為父母、祖先隨堂超薦。

我一生不趕經懺，我重視文化弘法，但在來台之初就提倡「藥師法會」及「光明燈法會」等，因為我覺得佛教的信仰儀式也很重要。何況眾生根機不同，各有得度的因緣，因此我自己不做的，也不一定就要排斥他人。

我想到當初釋迦牟尼佛的革命，他是向心內而不是向心外，是向自己而不是向他人，是本著慈悲為人而不是瞋心恨人，是用真理服人而不是以暴力討伐。因此，我願效法佛陀，永遠以佛法為眾生祝福，祈願能把功德留給人間，把佛法留給大眾，把一切用以莊嚴佛教。我個人並不想要任何一個名義，只願作一名雲水僧；我不要擁有任何一樣東西，只想孤僧萬里遊；我也不希望多少師友隨侍，只希望獨自遨遊天下。

我一向奉行「以無為有、以退為進、以眾為我、以空為樂」的人生觀，我擁有了空無，不帶走一片雲彩，不管走到哪裡，都本著「掛一單」的精神，哪一個人要我，我就「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國保一國」。我但願以禪心悟道來伴隨生命，到處隨緣放曠、逍遙自在，做到來去自如，生死都不牽掛，也不拖累別人。

至於未來，走不盡的世界，我要勇往向前；走不盡的人生，還要繼續前去。對於還沒有因緣接觸佛教的人，也希望都能跟他們結個善緣；只要能讓佛法落實在人間，此生於願足矣！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