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30　參　得失之間

人生在世，經常都為「得失」而計較，得則高興，失則悲哀；人之一生，就在「得失之間」歡喜和無奈的過去了。

雖然人生本來就像一場賭局，贏了感到欣喜，輸了就會失望，這是人之常情；即使民主政治的競選，每一次選舉過後，當選的、落選的，也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然而就如老子所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人在得意的時候，往往於不知不覺中埋下了「驕恣必敗」的種子；有時候遭逢逆境，只要心存慈悲正直，禍患反而變為成功的「逆增上緣」。

《淮南子‧人間訓》有這麼一則故事：邊塞有個老翁很會養馬，大家都叫他「塞翁」。有一天家裡所養的一匹母馬無故丟失了，心中為此感到無比懊惱。沒想到幾天後，母馬不但自己跑了回來，同時還帶回一匹駿馬，老翁因為失馬反而得馬，自然異常欣喜。

不久，老翁唯一的獨子騎上這匹駿馬，因為不諳馬性而被摔斷腿骨，一家人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先前得馬的歡喜之情盡失，只覺得平白得馬未必是福。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國家因逢戰爭而大量徵兵，凡是年輕力壯的青年都應詔出征，多數人因此馬革裹屍，戰死沙場。老翁的兒子因為傷殘，故能免被徵召，得以保全一命，所以說塞外的老翁，即使失馬，又何嘗不是「因禍得福」呢？

每個人的一生當中，難免都要經過幾番風雨，或者幾次得失的淬鍊；能夠從失望之中，看出另外一方面的所得，則人生對於「得失之間」，又何必那麼計較呢？

我一生都是在逆境、挫折中推動弘法事業，經歷了多次的「得」與「失」。不過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管得失，我認為都是幫助我、成就我的資糧。例如，從小我出生在貧苦的家庭，童年時因為繳不起學費，只有斷斷續續讀過一、二年的私塾，幾乎沒有上過一天的小學，甚至連幼稚園都沒有看過。

一般來講，沒有機會讀書受教育，人生能有什麼希望呢？除了在農村做個苦力勞工，又能有什麼作為呢？但是正因為家境貧寒，知道沒有讀書上進的機會，因此想到「出家」也不失為是人生的一條道路。

出家，有的人是為了「了生脫死」，有的人則希望能「遠離煩惱無明」。說來慚愧，在我出家時，還只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根本不懂什麼叫「生死」，什麼叫「煩惱無明」。雖然有人讚歎我，說我很有善根，小小年紀就懂得出家為僧。其實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心想要獲得讀書的機會，希望在山中古寺裡，得以親近佛菩薩，能與一些善知識、師友們朝夕相處。

記得是在出家後的第五年，也就是十七歲那年，正當抗戰勝利，從重慶歸來的一些教授，一時不容易在社會上安身立命，不少人便住在我們的寺裡。當中有個教授看我年輕，也稍懂一些文學與佛學，因此告訴我，想要保舉我進入國立教育學院就讀。這對一個沒有進過幼稚園，甚至沒有上過一天學堂的人來說，能夠一下子就進入國立大學當大學生，機會太難得了，於是興沖沖的找到剃度恩師，告訴他這個喜訊。

哪知恩師一聽教育學院的教授，要保送我入學讀書，馬上板起面孔，高亢的聲音喝斥道：「胡說，出家人怎麼可以去讀社會學校！」

我被恩師這麼一訓斥，心頭立刻跟著說道：「胡說，我出家了，怎麼可以去讀社會學校呢？」

失去上大學的機會，照說應該是非常可惜的事，但後來我轉念一想，不去就讀社會學校，又何嘗不好！因為當時佛教學院的生活十分清苦淡泊，如果我教育學院畢業後，必定有資格任中學教員；假如我的能力更好，說不定還能當校長，甚至教育局局長呢！如此一來，我有了待遇優渥的工作，是不是還能安於刻苦自勵的出家生活，是不是還能把和尚當好呢？所以不能念大學，就像「塞翁失馬」，其實是「焉知非福」！

後來到了台灣，又有一次機會，我以著作《釋迦牟尼佛傳》，申請到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修學，並且很快就獲得校方的入學通知。當時我滿懷欣喜，想到自己這一生雖然沒有上過小學、中學、大學，不過沒有關係，現在終於有機會到日本修個博士，那麼今生既能出家，又是個博士，總算沒有虛度此生了。

但是正當我興高采烈的準備負笈日本時，有一位信徒朱殿元先生跟我說：「師父，你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為什麼又要去當學生呢？」

乍聽此言，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對呀！我既然身為信徒的皈依師父，為什麼又要去當學生呢？以後如果有人問他：「你的師父是何人？」他必然要回答：「我師父是某某大學的學生！」學生怎麼能做師父呢？

思及於此，於是我當下便打消了留學的想法，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興起過要念什麼社會學校，讀什麼碩士、博士的念頭。直到今天八十多歲了，我只是一心想把和尚做好！

現在，七十多年的和尚生涯裡，我總共創辦了三所大學，三所中學、十餘所佛教學院，而且獲得世界上十所學校的名譽博士學位，讓我更加肯定：失去機會，並不是失去一切；人只要努力進取，開展前程，希望的機遇，就會不斷向我們招手。

我自出家懂得佛教以來，對於「弘法利生」就立下了堅固的志願，我經常把復興佛教的使命，責無旁貸的一肩挑起，正如我在〈佛教青年的歌聲〉歌詞裡說到：「青年復興佛教的巨浪狂潮，就要來到……」我為佛教學院所作的〈畢業歌〉，歌詞也強調：「我們要為佛教爭光，要把佛教復興……」由於我把復興佛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所以在佛門裡對於一切「得失」，自然也就不是用一般常理可以衡量的了。

例如，我在一九四九年初到台灣，當時才二十三歲，雖然過去曾當過寺院住持，也曾做過國民小學校長，甚至擔任過報紙的副刊編輯，但想到自己生逢戰亂連年的多事之秋，能夠苟全性命於亂世，已是值得慶幸的事，因此也就心甘情願的為一間寺院做了兩年苦工。直到二十五歲，受大醒法師之邀，為「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只是當時自覺年輕，佛學基礎不夠扎實，因此謙讓給來自香港的演培法師任教務主任，我只是當一名教師。

一年後，主其事者已經決定要把「台灣佛教講習會」搬到台北，而且表明不要我一起前往，因為我不是太虛大師的正統學生。就這樣，在面臨失業的情況下，我於二十六歲那年的正月，應邀到宜蘭，初次踏上了台灣這個東部的城鄉，從此正式走上弘法之路。

初到宜蘭時，可以說「一無書桌，也無櫥櫃；既無熟人，更無親友」。雖然我孑然一身，別無所有，但在宜蘭一住多年，我把興隆佛教的理念，透過組織青年團、學生會、弘法隊，熱烈展開了接引青年、興辦教育、用文學弘法、參與社會救濟等弘法工作，所以後來有人說「宜蘭」是我在台灣為佛教工作的基地！

確實沒錯，後來佛光山許多幹部，都是出身宜蘭地區，如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依空等。因此即使別人不要我，也不是人生的絕路；當初如果我一直留在講習會教書，頂多也只是一名教師，又何能接觸到廣大的民眾，何能與佛教信徒接近呢？由此看來，世間沒有絕對的得與失，一個人的「得失」，往往就在他的一念「取捨」，有時候對一個名義、一件事情、一份堅持，想出種種方法要去擁有，但不一定能成功；已經擁有的，能在適當的時候分享他人，也不一定會失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到宜蘭雷音寺弘法的同時，先後在頭城、羅東、虎尾開創念佛會，分別請成一法師、真華法師、煮雲法師前去領導；我在高雄創辦佛教堂，更把遠在香港的月基法師請來當住持。基本上，我覺得道場不管大小，都是十方的。甚至世間上所有萬事萬物，你有心包容，都是我們的；無心包容，是我的，也會成為別人的。

我對於「得」的，未必介意，「捨」的也不會著意，世間上的一切都各有因緣，不必羨慕他人。

五十年前，屏東東山寺住持圓融尼師，邀我去東山佛學院教課，我欣見他有心辦僧伽教育，慨然應允。沒想到開學前，他所聘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任教，圓融尼師覺得對不起我，只好披搭袈裟來向我頂禮懺悔，我不但毫不介意，反而心裡生起「我自己可以辦佛學院」的念頭，因而創辦了在當時口碑甚好的壽山佛學院，乃至後來的東方佛教學院、佛光山叢林學院，甚至如今遍及世界各國的僧信教育，都在這個看似「失」的因緣中衍生而「得」來的。

我覺得人生「有得有失」是很公平的，只是一般人勘不破榮辱，因此容易有得失之心；有了得失之心，就會產生種種的煩惱無明。因此，能夠本著平常心處境，不管得失、好壞、榮辱、有無，處在各種境界裡，都能以平常心來面對，則「得」的未必是得，「失」也未必是失。

譬如在我出家生活中，最感遺憾的，就是我「五音不全」，不擅唱誦。可是身為一個出家人，「念經唱讚」又是必要的基本能力。我不但「五音不全」，而且節拍不準，自覺在佛門裡沒有辦法跟人較長論短，因此只有告訴自己：隨心、隨喜參加佛事，把精力節省下來，用以著書立說、講經說法，一樣可以為佛教服務。所以，拙於唱誦看起來是我的弱點，實際上反而助成我在文教弘化上，找出一條更能對佛教有所奉獻的路。

尤其，在五、六十年的弘法生涯中，由於基礎佛學研究不夠，每次在弘法時，只有窮思苦想，希望能把佛法的道理說得淺顯易懂，讓人能接受。但是，我發覺要把佛法講得讓人聽不懂，非常容易；要講得讓人明了、接受，非常困難。儘管如此，我還是選擇了困難的道路，我主張弘法不但要「契理」，還要「契機」，所以我倡導佛法需要「大眾化」、「文藝化」、「生活化」、「趣味化」。

為了讓佛法事理圓融、簡明易懂，我編造了很多譬喻，也創作了一些簡單的故事。不過在最初幾年，每逢到講經說法時，還是感到無比的艱難辛苦。所幸經過數年之後，我找到了一種「四分法」的講經之道，終於感到得心應手。所謂「四分法」，就是把整部經或一個佛法義理，經過自己消化融會後，提出大綱，再加以演繹、分析、解說、歸納、綜合，讓聽者很快就能掌握要旨，並且融入、會意。

在弘法的路上，雖然有苦有樂，但是佛法所謂「以聞思修，而入三摩地」，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缺陷，只要有「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的精神，只要發揮「慧心巧思」，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就不必為自己的缺陷而自怨自艾了。

在佛教裡，「我」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我有」、「我要」、「我思」、「我想」……凡是與「我」有關的，就執著是「我」的，因此即使是學佛多年的人，對這個「我」還是很難領導，很難處理。

有人告訴我，是佛光山的信徒、會員，又再進出別的寺院，對此頗不以為然。我說：「沒有關係，我們的有緣人參加他們的法會，他們的信徒也都是我們的有緣人。」只是常見有的人一接觸到名位，就不肯讓人，一接觸到利益，就要占為己有，尤其在人事上，「爭信徒」成為寺院之間明爭暗鬥的較量，不免讓人感到遺憾。其實，寺院道場是我的，信徒群眾是我的，因緣關係是我的；因為「我」的擁有不能給人，就等於要求進步，後面的腳步不能放開，哪裡能夠向前呢？所以世間一切事情都有轉機，但先決條件是，自己的心念也要能轉；「轉心」、「轉念」，對我們人生的得失，有很大的因緣關係。

創辦於一九六五年的台北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是一群福州同鄉，也是台電工程師。他們有心想要合力創辦一所佛教中學，由於他們都是我台北念佛會的會員，包括陳秀平、程世俊、陳錫銘、陳思曾等人，因此請我領導。

只是當時我本身並沒有什麼力量，因此就代為尋求其他助緣。我請了二位在台北很有聲望的佛教界人士當董事長，不過他們開出條件，希望學校所有董事都讓給出家眾擔任，否則他們不願應邀受聘。不得已，我只有商之於這些福州老鄉，希望把董事的名義讓給佛教僧侶。幸而他們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因此欣然同意。

就這樣，我與他們二人同時成為智光中學的創辦人。但是他們的格局很小，一直聯合起來排擠我，甚至把我剔除在創辦人的名單之外。例如每年學校寄給外界的賀年卡，都只見他們二人具名，從未把我列名其中。不過我從來不介意，我覺得列名未必多了什麼，不列名也不會減少什麼。

再說，一所中學在我的生平志願中，只是為了奉獻社會、服務大眾，我並不認為學校是我的私產，而是社會公有的。在我的觀念裡：世界都是我的；我的，也都是大眾的。是我的，可能都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陽光空氣，花香鳥語，都不是我的，但也都是我的。

到了今天，雖然他們二人都已相繼往生，我是智光中學唯一的創辦人，但我從未居功自恃。因此，我希望在智光的各位有緣人，大家不要掛念，也希望大家都能真正的認識我，即使我創辦了數所大學，但從來不認為是我的，將來終有一天也必定要獻給社會，讓社會來主持校政，讓學校能永久發展。我的意思是，當佛光山的子弟有能力時，可以貢獻給各大學；否則就應該把大學獻給社會，讓有能力的人來繼續發展。

回顧我這一生走來，所經歷的波折，真是不知凡幾。就拿初到台灣來說，當時舉目無親，到處掛單無著。我曾經有意暫住在台中一間寺院，遭到婉拒之後，想到台北觀音山掛單，但因天雨，山路坍方，臨時改變主意到十普寺。就這樣，五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我從未踏進過觀音山一步，想來人世間的因緣真是奇妙。

當時我轉到十普寺，仍然遭到拒絕，於是在走投無路下，不得已在善導寺大鐘下住了一宿。後來投靠基隆月眉山，也因人滿為患，只願供應一餐稀飯就必須離開。所幸後來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收留，到台中編輯《覺群週報》，卻因治安單位到處緝拿大陸來台僧侶，因此避走他處，不敢再到台中，但仍然遭到治安單位拘留，被關在桃園某個倉庫裡長達二十三天。

這二十三天裡，南京棲霞山寺香港分院正好託人帶三百港幣，幫助我欲前往香港弘法，卻迫於沒有路費的困難；眼看願望就要實現，卻因我受冤被關，錯失了機會，等到我獲釋，受託人已經返港。我一方面缺少盤纏，一方面也沒有門路取得入港證，希望一再落空。

那個時候，亟盼能到中國佛教會服務，一展生平的抱負。但是要讓只有三、五人辦公的中國佛教會接納我，談何容易！於是我先是為《人生雜誌》擔任編輯，住在善導寺的納骨堂骨灰罈下長達半年之久，承蒙章嘉活佛對我的賞識，邀約我跟他前往尼泊爾，參加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二屆大會。

正在為此感到欣喜之際，又聽說台北市某位長老堅決反對章嘉活佛的提議，不肯讓我前往，從此我再也無緣代表中國佛教會出國參加會議。其中光是二年一次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從第三、四屆，一直到第十三屆，在此長達二十多年的期中，他們反對我，都沒有讓我沾上邊的份兒。

直到一九八八年，因為我在美國洛杉磯創建西來寺，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跟我商量，請我贊助他們在西來寺召開第十六屆大會，這是世佛會第一次離開亞洲，到其他洲際開會。繼而第十八、二十屆分別在台灣佛光山及澳洲南天寺召開，到了第二十三屆又再到佛光山舉行。

我一生沒有被中國佛教會列入參加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代表名單之內，但我為世佛會主辦過多次大會，並且受聘為「永久榮譽會長」。二○○○年更以世佛會榮譽會長身分，應邀在泰國曼谷國際文教中心舉行的第二十一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發表演說，承蒙泰國總理乃川先生親自頒發「佛教最佳貢獻獎」給我。可見一個人一時的失落，不必灰心，只要自己有表現，世間必定不會辜負人的。

我一生因為志在復興佛教，一心想為中國佛教會做些工作。例如，我初到宜蘭，就有心把雷音寺提供給宜蘭佛教會當辦公室。後來創建高雄佛教堂和壽山寺，也曾想把他當成高雄佛教會的會址。甚至初建佛光山時，也想交給中國佛教會，用來主辦東方佛教學院。但是他們大概怕我「來意不善」，所以拒絕接受我的好意。

雖然我幾經努力奮鬥，希望能夠有所奉獻，偏偏中國佛教會與我無緣。那個時候政府也有意化解佛教內部的糾紛，中央社工會主任邱創煥，乃請張培耕擔任中國佛教會祕書長。但因張先生和我熟識，因而遭到排斥，不被接受。後來繼任的中央社工會主任蕭天讚，也曾經親上佛光山，要我支持中國佛教會的會務。

我曾為中國佛教會主辦最初的「仁王護國息災法會」，我幫忙他們召開「世界佛教僧伽大會暨世界華僧會議」，並支持他們興建會址。

尤其有一年日本主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國佛教會的辦事人員在報名參加時，因為表格填寫錯誤，已被排除在參加名單之外，我前往日本，化解此事，讓中國佛教會得以恢復參加資格。

雖然經過一番苦心，但終因基本上對佛教的理念不同，中國佛教會不但不讓我有機會參與工作，甚至一直封殺我。我籌組中國佛教青年會，他們多方奔走呼籲反對或阻攔，好像一旦「佛教青年會」成立，就是世界末日來臨一般。

當時政府當然也不樂見青年會成立，後來幸而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董樹藩先生，認為佛教有團結民族情感的功用，所以幫我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藉此我曾召開過「世界佛教顯密會議」，我曾代表漢藏文化協會，和達賴喇嘛多次會晤。我認為「這裡的失去，可以在另外一方面再起」，因此一九八五年我辭去佛光山住持之位，投入到世界佛教的傳揚，一九九二年，我在美國成立「國際佛光會」，現在已邁入第十七年，在世界名都，如巴黎、倫敦、多倫多、雪梨、東京，都召開過五千人以上的大會，不但為佛教，而且也為華人在世界上盡了一點心力。

我始終相信，人生的過程，有得有失，我們在某一邊失去了，並不需要完全絕望，因為在另外的一邊，或許可以得到一些什麼。就如當初在台灣佛教講習會，由於受人排擠，不再擔任教員，我因此得以到宜蘭，故能擁有更廣大的發揮空間。甚至最初台灣大學不准我進入講演，我因此結交更多的大學教授，要他們幫我散播佛法的種子。乃至佛教會壓制我的弘法活動，救國團借給我幾面團旗，我幫助他們辦大專青年暑期活動，他們幫助我在青年和教育裡開拓更寬廣的道路。後來佛光山經常舉辦青年會議、校長會議，尤其每年的教師會議，有時由救國團具名主辦，有時則由教育局出面舉辦，佛光山儼然是青年的佛光山。

早期的佛教寺廟都很簡陋，過去我經常說：你想要找一間寺院，只要走進陋巷裡，在許多違章建築之後，大概寺院就快到了。能把寺院建築得莊嚴堂皇，成為觀光勝地，佛光山一開始就得到教育界和青年的肯定，因此縱有少數人對我們欺壓，但社會大眾畢竟還是不會辜負我們的。

在五○年代，宜蘭救國團的楊尊嚴，高雄救國團的張培耕，都成為我的好友，甚至一位編救國團刊物的朱橋先生，我把他接引到佛教裡來幫我編《覺世旬刊》，開拓佛教編輯的新境界。一時《幼獅文藝》等社會刊物，都向佛教刊物看齊，朱橋也成為文藝界的一朵奇葩。可惜雖然才華橫溢，終因情關難過，英年早逝，我為此感到惋惜。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愛情的盲目、愚蠢，我用一首小詩說明，所謂「天上的星星千萬顆，地下的人兒比星多；真傻瓜，為什麼痛苦、煩惱只為他一個」？

我的意思是說：世界如此廣闊，自己何必往死胡同裡鑽呢？就如古靈禪師有一天看到一隻蒼蠅想要飛出屋外，但牠不知道有門，卻拚命往紙窗上鑽，所以說了一偈：「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痴，百年鑽古紙，何日出頭時？」

人有時候也像蒼蠅一樣，因為「患得患失」，有則歡喜，無則煩惱，得則高興，失則悲傷；一心繫於有無得失，自然無法解脫。

「得失」是人生的一大考驗，尤其「一半一半」的世間，白天一半，黑夜一半；佛的世界一半，魔的世界也一半。在佛、魔各半的世界裡，刀槍棍棒一半，慈眉善目也一半；惡霸一半，慈善家也一半；欺壓百姓的政客一半，誠實為眾的君子也一半；消極懶惰的人士一半，積極向前的好漢也一半。甚至環繞在我們身旁左右的人，敵人一半，朋友也一半。

世間本來就是「一半一半」，當然「得失」也是一半一半，但是有時候得未必是得，失也未必是失。

話說美國微軟公司對外招考清潔工，有一位青年前往應徵。經過考試面談後，順利被錄取獲用。

當青年歡喜準備離去時，主考人員說：請你留下 E-mail（電子信箱），以便跟你聯絡。

青年回答：我沒有 E-mail。

主考人員說：我們公司不能採用沒有 E-mail 的員工！於是又宣布拒絕錄用。

青年感到十分失望，在回家途中，摸摸口袋，只剩下十美元，想到沒有職業，不知如何賺錢養家才好。不得已，掏出身上僅有的十美元，買了一大袋馬鈴薯，然後挨家挨戶推銷。沒想到很快就全部賣完，而且賺了一百美元，於是信心大增。第二天，又買了不少馬鈴薯，再去挨家挨戶推銷。

幾個月後，青年買了汽車；又過了數年，自己開了一間規模不小的售貨公司，許多企業界人士都很歡喜與他往來。大家認識相交之後，都說：有事我會傳 E-mail給你。

青年說：我沒有 E-mail。

有人聽了驚訝不已，不可置信的說：你生意做得這麼大，竟然沒有 E-mail ？也有人說：很可惜，如果你有 E-mail 的話，事業一定能發展得更快。

青年淡淡一笑，他說：如果我有 E-mail 的話，或許我現在還在微軟當清潔工呢！

其實，人生有得必有失，在「得失參半」的人生裡，經商，有賺有賠；事業，有起有落；計畫，有成有敗；比賽，有勝有負；股票，有漲有跌；成績，有高有低；地位，有上有下；際遇，有好有壞。重要的是，吾人不要因為一時的得失，影響一生的期許，因為得失是一時的，理想是一生的。

我在青年時期，立志不做寺院住持，看起來是放棄出家人住持三寶的職責，但實際上養成我不戀慕權位，逍遙揮灑的性格。初到台灣的十年，有多家具有規模的寺院同時想請我當住持，如妙果老和尚的苗栗法雲寺、無上法師的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慈航法師介紹的嘉義天龍寺等，因為自知與志向不合，皆毅然拒絕。因為毫無掛礙，在建設佛光山時，而能全心投入。

及至後來不只多家道場要付託給我，我皆以責任重大，不堪負荷而加以婉謝。此中基隆極樂寺、嘉義圓福寺、台南福國寺，都是既有的道場，但因為基隆極樂寺需要購買國有土地，我願助一臂之力；嘉義圓福寺積欠國稅局四百餘萬元，我不忍見佛寺被國家沒收，便到稅捐處付款救下圓福寺，目的是為了拯救道場慧命。

位於台南的福國寺也是一樣，當初是由一位方居士好心促成，他一直希望福國寺能由佛光山主導。前後講了五年之久，由於我志不在接管他人寺院，所以一再婉拒。但五年鍥而不捨的誠意，也實在難得，最後終於被他感動而接受。哪知接受後才發現，寺裡負債六百多萬，但此時也不能因為負債而後退，只得硬起頭皮為其償清債務。

除此之外，佛光山在世界各地的道場，除了曾經接受過政府捐地以外，寺院的建築，一磚一瓦都是慢慢從喜捨結緣，從服務奉獻中而得，甚至可以說是從「不要而有」。

我對於「以無為有」、以「不要而有」的信念，非常堅持，全世界的佛光人、信徒應該都知道，我一生當中，從未開口向他們募集金錢，甚至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法講座三十年，連「佛光山」三個字都不願提及。

我一生沒有什麼所長，但有一個性格，一般人不容易知道，我沒有「購買」的習慣，也沒有「擁有」、「聚集」的念頭，全世界各地的佛光山道場、土地，都不在我的名下，銀行的戶頭也不是我的名字。

我不積蓄金錢，經常囊空如洗，但我堅持「儲財於信徒」的理念。平時一些普通大眾想要送個紅包給我，往往紅包在他的手提包中一放多年，都不容易送到我的手中，因為我和信徒甚少有個人來往。我不認為我失去了「擁有」的機會，反而取得了「空無」的富有，那實在是人生的無限、無量、無窮、無盡。

我一生服膺佛陀的教法，所有「共財」都敢說與我有關。天上的太陽供我溫暖，皎潔的月亮讓我感到清涼；遊走大地山河，享受和風明月；凡是取之於別人的，我必然付款。在佛光山，滴水坊的一碗麵，我不但不享受優待，還加倍付款；流通處的一個小禮物，要拿來送人，我照樣付款。所有信徒，也都是十方的，我叫郭覺義居士去為真華法師工作，我請陳秀平居士為南亭法師效勞；我請朱殿元居士等人，重新皈依領導他們的法師，以便為他服務。「以無為有」，我想就是我一生的轉機。

記得在我剛開創佛光山的時候，請一部堆土機每一小時要付二千元，一天十小時要二萬元。實在說當時連一台堆土機都請不起，因為山上的丘陵地，深溝高壑，光是推土整地，沒有一年半載是無法完成的。

在那一無所有的艱難時刻，美國有一位沈家楨居士託人告訴我，願意捐給佛光山五千萬元。在六○年代，能獲得五千萬元的捐助，基本上佛光山的建設就大致沒有問題了。但是雖然這筆金額能夠讓我完成開山建寺的志願，我卻斷然拒絕，因為佛光山不是某個人士捐建的，乃是十方大眾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點點滴滴的小錢匯聚所成。因此我在開山時早就表態，受不起大功德主的捐獻，寧可讓萬千信眾共襄盛舉，所以我常幽默的說：大悲殿是觀世音菩薩賣身相所建，當時每尊佛像五百元，是集結萬人的功德所建，因此當初叫「萬佛殿」，後來改名為「大悲殿」。

大悲殿是觀音菩薩的威德所建，大雄寶殿又是誰建的呢？也是釋迦牟尼佛像一尊一千元，集結一萬四千八百人，捐了一億四千八百萬元才完成了大雄寶殿。

在佛光山成為地標的「大佛城」，也是四百八十尊的接引佛像，每尊一萬元提供信徒出資當供養人，那是四百八十位供養人所成的大佛城。

基本上，我只是秉持「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的理念，集合大眾的力量，完成大家的希望而已。在我的性格中，寧可沿門托缽，與萬人結緣，吃萬家飯，也不受一人供養。所以佛光山一開始就為募集散布在社會各界的功德主而辛苦，但是因為我不享受一人所成，所以現在佛光山能獲得海內外佛教大眾的支持，可謂其來有自。

在佛光山的萬千信眾中，台南統一集團的吳修齊先生，是最早支持佛光山的企業人士。他經常上山來遊說我：「你需要什麼幫助嗎？你要我怎麼支援你嗎？你們穿的太子龍衣服，我可以供養；你們建寺用的水泥，我可以叫公司打折扣優待。」但是我從來沒有藉機貪取。我數十年都購用環球水泥，但從未要他們優待，我認為信徒供養是做功德，功德歸功德，供養要發自內心的喜捨，因此從來不會強要他們布施。

南豐集團的董事長潘孝銳先生，是拆船界的大亨，他支持我建佛光山，也知道我在經濟上十分困難，因此把印章交給我，跟我說：「在二千萬元之內，你可以隨時自己開票。」他以名字擔保，對我絕對信任，這種古道熱腸，真是令人感動，但是我從來沒有利用這樣的關係，我寧可「日日難過日日過」，也不會對信徒有太多的訴求。

我一生志在弘揚佛法，佛教當然是要靠信徒來護持，但我也非常鼓勵徒眾要對信徒添油香，所謂「為信徒添油香」，就是給予鼓勵、讚美、服務，為他們做一些心理建設及精神武裝，為他們點亮一盞心靈的燈光。

我一生提倡「人間佛教」，因為佛法不只是羅列在書櫥裡的藏經，而是能可以注入生活、廣被社會的實用法門，因為貼近人心，因此受到信眾的護持，但同時也有很多人不了解，而批評我是「政治和尚」。事實上我對政治一點都不懂，雖說台灣是民主社會，凡是公民都有權利和義務關心國家政事，而太虛大師也曾經說過「問政不干治」，但我連「問政」都不會，哪裡談得上「干治」？只因政治人物覺得我有信眾，而主動來親近，向我爭取票源。我是一介和尚，豈有把有心親近佛法的人拒於山門外的道理？

最初我對「政治和尚」的稱號，也很不能接受，我不僅對政治一竅不通，甚至建設佛光山時，本來可以向政府申請一部分公共設施的經費，我也不曾想要爭取這許多福利，只想著我有微薄的能力照顧鄉里，那該屬於我的福利就留著讓政府去照顧更多人吧！

後來，有一位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人家講你是政治和尚，是看得起你，是對你的尊重，表示你很有力量，別人想當還不能如願呢？」

這樣的說法，讓我發現，原來一個問題可以有多面的看法，重要的是自己不要太介意。所以在政治上，台灣由於民主立憲，選舉帶來佛教的新機運，「政治和尚」對我而言，究竟是得是失，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不過，長期以來台海兩岸的政治局勢，還是對我造成一些影響，尤其衝擊最大的，莫過於「許家屯事件」了。許家屯先生是中共駐香港新華社的社長，主持香港政經大事，但因為受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影響而下台。在自覺安危有慮的情況下，他在一九九○年從香港出走到了美國三藩市。當時我正在澳洲弘法，他的朋友，也就是名記者陸鏗先生打電話給我，說：「西來寺能否供他短期暫住？」

我當時根本未經考慮，只想到佛門廣大，對許先生應該如對一般信徒一樣，本著慈悲、人道、宗教家的立場，接引一切眾生。再者，我剛於一九八九年訪問中國大陸歸來，心想和大陸應該多一些來往，多給予一些回報、照顧，因此就一口答應說：「如不嫌棄，歡迎光臨！」

後來我兼程趕回洛杉磯，才知道他是私自出走，暫不願外界知悉。但實際上這個消息在社會大眾之間，尤其報章媒體已喧騰得沸沸揚揚，因為許先生身為中國的高級官員，私自離國，必定造成震撼，這是可以預料的。因此，一時之間不只各報記者到處追查，美國中央情報局也高度關注，並且說明：許先生如果需要他們協助，當給予厚待。

然而許先生很快就表明態度：不願投靠美國，也不願叛國；不願召開記者會，也不願背叛共產主義。我覺得他的立場明顯，因此勸他和正在空中飛行，準備訪問墨西哥的楊尚昆通話，也為他和北京駐華盛頓大使朱啟禎聯繫，朱大使並且親自到洛杉磯探望。

另外，我也跟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總領事馬毓真先生報告各種情況，同時請許家屯先生出面公開說明。於是他提出「四不」：不尋求政治庇護、不公開發表講話、不招待記者、不接觸民運人士等四點聲明，託我招待記者，說明他的心意。

我自覺處理得十分圓滿，但後來中國並不諒解，怪我收留他們的叛逃之人，因此我的好意變成壞意，被北京當局誤會了十多年。此事看起來，中國對我的誤會，讓我很受傷害，尤其我背負著佛光會的發展，萬千信徒們旅行往來，都受我的影響、衝擊，看起來損失很大。但其實在那個時候，我正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第四年的講演，本來每天二萬多名的聽眾，已經是稀有難得了，不過因為「許家屯事件」，讓我在香港一下子獲得港民的注意，所以後來每年逢到紅磡香港體育館的講座，即使購票入場，也是天天爆滿，甚至場外還有數百千人觀看閉路電視，使香港佛教忽然有了一個大力的轉變。

後來，我得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之助，回鄉探親，自此我和大陸的關係終於稍獲疏解。加上後來「恭迎佛指舍利」來台供奉，以及在上海和江澤民先生會見，乃至江蘇省宗教局翁振進局長鼓勵我回宜興重建祖庭，我都抱著隨喜結緣的心。一方面是基於同文同種、如兄如弟的情誼，同時想到兩岸的前途必須和諧、和平，因為大陸沒有百萬台商，進步不致如此迅速；台灣沒有大陸的腹地，不會有太大的成就。因此在世局變幻之中，我只是為了佛教的前途，隨波逐流，至於究竟是得是失？也就不太去計較了。

不過，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翁局長要我興建祖庭之初，本來有意把白塔山原址的一塊土地送給大覺寺，但是我說：已被拆除的寺院上面已經有民眾居住，寺院也不與民爭地，不好叫他們拆屋，你就隨便在任何一個地方，讓我建個活動中心，提供給民眾做各種交流聯誼活動，也算是作為紀念，並不一定要建寺。

哪知我這樣的結緣風格，感動當地首長，他們紛紛出面鼓勵我，要我建個有規模的寺院，並主動為我找地、規劃，所以站在宗教交流的立場，我也不得不為兩岸之間跨進一步。

關於兩岸之間的問題，長久以來台灣最不喜歡的，就是大陸經常說，他們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不管是用航空母艦，或用飛彈。台灣民眾因為不願受北京的恫嚇，當然造成兩岸的對峙，所以二○○七年時，透過中共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發起把寒山寺「和合」對鐘之一的大鐘，作為「和平鐘」捐贈給佛光山。我站在宗教的立場，能促進兩岸之間的相互了解，讓雙方能夠以「和平」相互對待，如此能說佛教對世間沒有貢獻嗎？

因此，對於「得失之間」，我覺得個人的得失事小，只要有益於社會大眾，為什麼不能身先示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