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16　【推薦序】精進不懈的創格完人

柴松林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在論及聖雄甘地的時候，曾這樣形容這位不世出的偉人：「他的行動，極其溫柔和睦，即使驟遇艱難的大變，也從未有疾言厲色。他具有純良正直的本性；且態度謙沖慈祥，對任何人，都不會顯出驕矜的顏色。因此有人以為他是膽怯、退避的人；但實際上他是最力求精進向上，為宏大理想與環境奮鬥的大勇者。」這一段對甘地的讚歎，移換到星雲大師身上，也是十分貼切。

星雲大師生逢社會巨變的大時代，度過貧困艱苦、戰亂流離，親嘗佛門棒喝、政治迫害，雖然歷盡滄桑，飽經憂患，受盡痛苦挫折、誤解毀謗，卻以其先天的秉賦與後天的修為，養成具有「過人領悟力、敏銳洞察力、強烈說服力、堅毅執行力、巨大擴散力，無私生命力」的宗教領袖。其實星雲大師的成就並不僅在宗教界是人間佛教的開拓者，高希均先生描述他：「一位果斷的、身體力行的宗教改革家；一位慈悲的、普及佛理的創意大師；一位博愛、提供知識的教育家。」並認為半世紀來，星雲大師在海內外推動的人間佛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另一次寧靜革命，另一場和平崛起。

高希均先生將星雲大師推動的人間佛教，視為一場寧靜革命；使人想起基督教周聯華牧師，在介紹基督教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教授時所用的話語：「保羅‧田立克是一位為傳統神學家所攻擊，而又為一般大眾所歡迎的宗教哲學家。傳統神學家攻擊他，因為他脫離了傳統；一般大眾歡迎他，因為他沒有傳統神學家那些生硬的術語和固執的成見。」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際遇，正如同田立克教授，堅持對真理的信念，雖遭極權的壓迫，永不屈服；且受到大眾的景仰，與日俱增。

田立克教授認為神學家的責任是把永恆不變的真理，傳遞給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而時刻變化的人們。星雲大師正是一位這樣的宗教家，他知道佛法的真理是永恆，人卻是不斷改變的，所以他是一位與時俱變、能隨時關注現世的宗教家；如果宗教家固執成見，必遭人厭棄，無有成就。

宗教家的責任是雙重的。一方面要守住真理，予以弘揚；一方面要招徠群眾，給予救贖。也因此，大師對佛法真義的體驗與理解，雖然深刻而精微，但在弘揚佛法時所宣講的內容，又易為現代人了解和接受；更以其智慧與對世事洞明和對人的體諒，能以愛心、耐心、同理心，找到與人的接觸點，讓他和群眾能產生共識，發出共鳴；這個接觸點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能以「人，與我一樣的人」這個開頭的想法作為起點。

在傳統上，不管是東方或西方的宗教家，尤其是具有深厚影響力的宗教思想家，都有些輕視常民的生活，忽視文化，甚至敵視文化；星雲大師卻是重視常民的生活，尊重文化的。他宣講佛法，從事宗教活動，創辦種種事業，都儘量與當代人類的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結。因此不論是他與人接觸時的交談指引，與弟子信眾間言行示範，還是經營道場機構和創辦慈善、文化、教育事業，都不是空中樓閣式的、概念式的、艱深晦澀的術語宣說；而是真切實際與本地文化、與當下生活密切關聯的譬喻述說與經驗指引。當他在台灣的時候，他是通過台灣文化向世界發聲；當他在美國、在澳洲、在南非、在歐洲或東南亞的時候，他是藉著美國、澳洲、南非、歐洲與東南亞文化向世界說話；他是大格局、大氣魄，真正以地球人身分，深諳文化三昧的行家。

從星雲大師的生活中可以領悟到，他是把時間分為日曆時間或量的時間；適切時間或是質的時間。前者一日一日如年歲增長，歲月消逝；後者讓人生每一分秒中都在時機成熟的過程中活著，存善念，說好話，做對的事，產生有意義的貢獻，正是「此其時也」。

現在是短暫的，只是過去和未來的分界線。當人們說現在時，實際上是在追敘過去；在憧憬未來時，實際是討論超過一切時間的永恆。現在即是過去，現在發生的事情僅是過去一連串事情的後果。現在即是未來，在現在中生活，正是向未來行進。現在的每一瞬間，是由過去邁向未來的轉機。欲求現在有意義，就要先清楚未來。現在的重要在於其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因為每一個現在，決定了未來。

人生在世充滿各種憂慮，憂慮比恐懼還嚴重；因為恐懼可以找出對象，而憂慮卻常說不出原因。譬如最基本、最普遍也是無可避免的死亡憂慮，因為沒任何活人經驗過，更加深其程度。命運是最接近死亡的憂慮，它似乎支配一切，它總是站在門外，隨時會叩我們的門，無時無刻緊隨在我們身後，不管是坐飛機的時候，還是做試驗的時候；是社會秩序喪失的時候，還是野心家要以我們作為賭注的時候。又如同人生沒有意義與虛空的憂慮，人生的沒有意義是因為人什麼都不關心，失去了人最基本的價值意義，缺少精神上的依託，無依靠也無所適從，不知道為什麼活在世上。虛空的感覺可以引人進入沒有意義的境地，當人面臨精神方面虛無的威脅，於外在的事物、內心的發展上，都欠缺了生之意志，可能對現實環境感到不滿，可能對過去依賴的事物失去信念，也可能於積極追求之後覺得只是一場空。

又譬如罪惡感與受譴的憂慮，人常會質問自己，審判自己，自問「是怎樣一個人」、「是不是有道德的人」。當我們想到這個道德的自我時，總會遭到良心的譴責，使人陷入對自我道德完全絕望的境地。任何一種憂慮，對人的精神生活都是致命傷；因此需要一種力量來對付憂慮，這對付憂慮的力量，來自人的信心，稱之為「生之勇氣」。人的信心來自對人、思想、事或物的關懷；但人的信心達到最高峰時，則是對全智全能的佛陀或是造物者的關懷，對於佛陀或造物者的信仰，是不容懷疑的，無須證明的，這種對佛法的信心，產生了勇往直前的生之勇氣，克服了一切憂慮。

祛除人生的疑惑憂慮，星雲大師自認為是他最大的責任，他胸有成竹的表示，要給人信心，給人希望，要激起人的生之勇氣。他對弟子說：「我不怕死，死是非常自然的事，我們有信仰的人，不是不會死，而是面對死亡，會認識清楚，知道死亡不是結果，而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

文學家、哲學家克利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於其所著《蘇格拉底大哉問》（Six Questions of Socrates）一書中回答「你認為你對誰負責」一問時，回答道：「我認為我對我自己負責，我是讓我的良知作我的嚮導，而我的良知命令我應該對每一個來到我面前的人都覺得負有責任。」星雲大師雖然自覺承擔了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導師責任，卻總是製造輕鬆快樂的氣氛，鼓勵人樂觀奮鬥，他常說：「世上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事，為何要愁眉苦臉。」

正如蘇格拉底對道德生活的追求，星雲大師一方面基於責任感，一方面基於佛法的信心，不單相信其弟子，也相信任何人，長久以後，必能成就他自己無法在短時期內做到的事。他不單是講經說法，更能以身作則，躬親示範；他更鼓勵人規劃自己成聖成賢的法門；他期望大眾不把他視為一位上師嚮導，而是成就獨立自主的、以自己的良知為嚮導，樹立了一種前所未見的處世為人新典範。在這一點上，星雲大師是愛爾蘭歌手也是哲學家波諾（Bono）說的：「說到底，你自己必須變成你想要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那種變化本身。」他是當代最符合知行合一的聖雄甘地期待的：「我們自己必須是自己所想望的那種世界的變革者。」星雲大師和蘇格拉底一樣都沒有用這麼多文字來表達這個觀點，但是他們是用自己一生的行誼將其表達出來。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在追憶甘地的時候，曾說：「甘地就是印度；他不但是千萬人民的代表，簡直是他們理想的化身。他有絕頂的智慧、遠大的眼光、仁慈的襟懷、優雅的情緒。將他的情感節制，納於正規，人民受其偉大人格的感召，如磁石吸鐵。他對印度了解最深，對任何局勢所下的判斷最為準確，尤其是在緊要關頭。」

從尼赫魯相同的觀點來看，星雲大師正如同甘地一樣具有偉大的人格，深厚人文精神，是真正的大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詞源出舊俄時代那些關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社會大眾的問題，並且積極參與改造社會的行動；能超越自己的專業領域，關懷公眾的利益與福祉，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社會思想，懸出理想，規劃方案，引領社會前進。星雲大師不僅是一位不世出的宗教家，更是如范仲淹那樣的古典大知識分子，其精神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話來概括。在國命民脈面臨危急存亡的時刻，必會以民胞物與的俠義精神挺身而出，如范仲淹在《靈烏賦》對靈烏的歌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不是像那些雖在宗教界享有盛名，卻在國家民族面臨危機時刻逃避責任，討好當道，或以方外人自居，甘做鄉愿；而是挺身而出，以道德勇氣、慈悲、智慧，提出箴言，引領方向，指點迷津。

星雲大師在《星雲日記》中，曾寫下如下的詩句：「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五大洲。」所以從根本上，他是將自己定義為一位宗教家，一位「血液與大眾分不開，脈搏與群眾共跳躍」，以「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為宗旨的人間佛教倡導者、設計者、推廣者、護持者。

佛教自佛陀迄今兩千五百餘年，論其規模之宏大、信徒之眾多、事業之多元、僧伽素質之高、服務範圍之廣、服務對象之眾、影響之深與貢獻之大，當以今日為最。推佛教之能有今日盛況，固集合眾人之力；但若論其間貢獻最大的領袖，非星雲大師莫屬。

星雲大師對弘揚佛教的貢獻與服務社會達致的成就，在林清玄著《浩瀚星雲》、符芝瑛著《傳燈》、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以及無數論文、專文、報導中皆有詳實、精緻而令人感動的敘述。但若論其在整個佛教發展史最具革命性貢獻的是：

一、佛法西傳。兩千餘年間佛教雖發源於印度，涉崇山峻嶺沙漠荒野東傳而發揚光大；卻未能向鄰近便捷的中亞、歐洲西進；今日真正使「佛法長流五大洲」的當推星雲大師為第一人。

二、眾教協力。自古以來雖同為正信的宗教，非但不相往來，甚且彼此抵制、互相攻擊；星雲大師與世界上各主要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日本神道教、本國的道教、一貫道等，皆能包容尊重、建立友誼，協力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而奮鬥。

三、建立傳承制度。向來佛教僧伽道場皆師徒相繼，未能建立傳位的規制。星雲大師於一九八五年，其所開創之基業至相當之規模，佛光山的貢獻為世所肯定，乃依其自創之民主機制退位，成為佛教永久的義工，佛光山僧團中的一員。其光明磊落與無私忘我，為佛教傳承建立可大可久的宏規，最能突顯其人格之崇高偉大。

柏拉圖以降的倫理學家在論及人之所以為人、人的卓越性時，最常提出的有「六大觀念」：一是「德」。人對自己、對人群、對宇宙皆負有責任，既要實現其天賦潛能，不斷提升自我的價值，還要使天地萬物形成具有美與秩序的和諧整體，超越時空的限制，成為真正的人。二是「中庸」。中庸在希臘文中是「適度的節制」，能節制才能免除貪欲，才能積極規劃人生。三是「正義」。正義是合乎人道主義的公平，靠誠實勇敢來實踐。四是「善」。善是愛人如己，為自己利益傷害別人是惡；善是給人希望，惡是讓人絕望，對抗邪惡的上策是努力行善，讓世界充滿希望 。五是「勇敢」。勇敢是克服恐懼，面對死亡，為別人冒險犯難，是出於「以人類更高的善為依歸的良知」。六是「虔誠」。虔誠是要真誠的面對自己，對父母感恩，對國家忠誠，對萬物珍愛，對造物者的崇敬。以這六大觀念來看星雲大師，是真正能行善驅惡，力求完美的典範，堪稱「創格完人」。

一九六九年林衡哲先生譯《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一書時，在序言中感嘆的道出在三十六位堪為表率的代表性人物中，竟然沒有一位華人，甚至連整個東亞地區也沒一人上榜。而今有星雲大師出，當可彌補此一缺憾。

二○○六年三月

（本文作者時任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