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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6 【推薦序】精進不懈的創格完人

柴松林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在論及聖雄甘地的時候,曾這樣形容這位不世出的偉人:「他的行動,極其溫柔和睦,即使驟遇艱難的大變,也從未有疾言厲色。他具有純良正直的本性;且態度謙沖慈祥,對任何人,都不會顯出驕矜的顏色。因此有人以為他是膽怯、退避的人;但實際上他是最力求精進向上,為宏大理想與環境奮鬥的大勇者。」這一段對甘地的讚歎,移換到星雲大師身上,也是十分貼切。

星雲大師生逢社會巨變的大時代,度過貧困艱苦、戰亂流離,親嘗佛門棒喝、政治迫害,雖然歷盡滄桑,飽經憂患,受盡痛苦挫折、誤解毀謗,卻以其先天的秉賦與後天的修為,養成具有「過人領悟力、敏銳洞察力、強烈說服力、堅毅執行力、巨大擴散力,無私生命力」的宗教領袖。其實星雲大師的成就並不僅在宗教界是人間佛教的開拓者,高希均先生描述他:「一位果斷的、身體力行的宗教改革家;一位慈悲的、普及佛理的創意大師;一位博愛、提供知識的教育家。」並認為半世紀來,星雲大師在海內外推動的人間佛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另一次寧靜革命,另一場和平崛起。

高希均先生將星雲大師推動的人間佛教,視為一場寧靜革命;使人想起基督教周聯華牧師,在介紹基督教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教授時所用的話語:「保羅‧田立克是一位為傳統神學家所攻擊,而又為一般大眾所歡迎的宗教哲學家。傳統神學家攻擊他,因為他脫離了傳統;一般大眾歡迎他,因為他沒有傳統神學家那些生硬的術語和固執的成見。」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際遇,正如同田立克教授,堅持對真理的信念,雖遭極權的壓迫,永不屈服;且受到大眾的景仰,與日俱增。

田立克教授認為神學家的責任是把永恆不變的真理,傳遞給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而時刻變化的人們。星雲大師正是一位這樣的宗教家,他知道佛法的真理是永恆,人卻是不斷改變的,所以他是一位與時俱變、能隨時關注現世的宗教家;如果宗教家固執成見,必遭人厭棄,無有成就。

宗教家的責任是雙重的。一方面要守住真理,予以弘揚;一方面要招徠群眾,給予救贖。也因此,大師對佛法真義的體驗與理解,雖然深刻而精微,但在弘揚佛法時所宣講的內容,又易為現代人了解和接受;更以其智慧與對世事洞明和對人的體諒,能以愛心、耐心、同理心,找到與人的接觸點,讓他和群眾能產生共識,發出共鳴;這個接觸點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能以「人,與我一樣的人」這個開頭的想法作為起點。

在傳統上,不管是東方或西方的宗教家,尤其是具有深厚影響力的宗教思想家,都有些輕視常民的生活,忽視文化,甚至敵視文化;星雲大師卻是重視常民的生活,尊重文化的。他宣講佛法,從事宗教活動,創辦種種事業,都儘量與當代人類的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結。因此不論是他與人接觸時的交談指引,與弟子信眾間言行示範,還是經營道場機構和創辦慈善、文化、教育事業,都不是空中樓閣式的、概念式的、艱深晦澀的術語宣說;而是真切實際與本地文化、與當下生活密切關聯的譬喻述說與經驗指引。當他在台灣的時候,他是通過台灣文化向世界發聲;當他在美國、在澳洲、在南非、在歐洲或東南亞的時候,他是藉著美國、澳洲、南非、歐洲與東南亞文化向世界說話;他是大格局、大氣魄,真正以地球人身分,深諳文化三昧的行家。

從星雲大師的生活中可以領悟到,他是把時間分為日曆時間或量的時間;適切時間或是質的時間。前者一日一日如年歲增長,歲月消逝;後者讓人生每一分秒中都在時機成熟的過程中活著,存善念,說好話,做對的事,產生有意義的貢獻,正是「此其時也」。

現在是短暫的,只是過去和未來的分界線。當人們說現在時,實際上是在追敘過去;在憧憬未來時,實際是討論超過一切時間的永恆。現在即是過去,現在發生的事情僅是過去一連串事情的後果。現在即是未來,在現在中生活,正是向未來行進。現在的每一瞬間,是由過去邁向未來的轉機。欲求現在有意義,就要先清楚未來。現在的重要在於其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因為每一個現在,決定了未來。

人生在世充滿各種憂慮,憂慮比恐懼還嚴重;因為恐懼可以找出對象,而憂慮卻常說不出原因。譬如最基本、最普遍也是無可避免的死亡憂慮,因為沒任何活人經驗過,更加深其程度。命運是最接近死亡的憂慮,它似乎支配一切,它總是站在門外,隨時會叩我們的門,無時無刻緊隨在我們身後,不管是坐飛機的時候,還是做試驗的時候;是社會秩序喪失的時候,還是野心家要以我們作為賭注的時候。又如同人生沒有意義與虛空的憂慮,人生的沒有意義是因為人什麼都不關心,失去了人最基本的價值意義,缺少精神上的依託,無依靠也無所適從,不知道為什麼活在世上。虛空的感覺可以引人進入沒有意義的境地,當人面臨精神方面虛無的威脅,於外在的事物、內心的發展上,都欠缺了生之意志,可能對現實環境感到不滿,可能對過去依賴的事物失去信念,也可能於積極追求之後覺得只是一場空。

又譬如罪惡感與受譴的憂慮,人常會質問自己,審判自己,自問「是怎樣一個人」、「是不是有道德的人」。當我們想到這個道德的自我時,總會遭到良心的譴責,使人陷入對自我道德完全絕望的境地。任何一種憂慮,對人的精神生活都是致命傷;因此需要一種力量來對付憂慮,這對付憂慮的力量,來自人的信心,稱之為「生之勇氣」。人的信心來自對人、思想、事或物的關懷;但人的信心達到最高峰時,則是對全智全能的佛陀或是造物者的關懷,對於佛陀或造物者的信仰,是不容懷疑的,無須證明的,這種對佛法的信心,產生了勇往直前的生之勇氣,克服了一切憂慮。

祛除人生的疑惑憂慮,星雲大師自認為是他最大的責任,他胸有成竹的表示,要給人信心,給人希望,要激起人的生之勇氣。他對弟子說:「我不怕死,死是非常自然的事,我們有信仰的人,不是不會死,而是面對死亡,會認識清楚,知道死亡不是結果,而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

文學家、哲學家克利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於其所著《蘇格拉底大哉問》(Six Questions of Socrates)一書中回答「你認為你對誰負責」一問時,回答道:「我認為我對我自己負責,我是讓我的良知作我的嚮導,而我的良知命令我應該對每一個來到我面前的人都覺得負有責任。」星雲大師雖然自覺承擔了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導師責任,卻總是製造輕鬆快樂的氣氛,鼓勵人樂觀奮鬥,他常說:「世上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事,為何要愁眉苦臉。」

正如蘇格拉底對道德生活的追求,星雲大師一方面基於責任感,一方面基於佛法的信心,不單相信其弟子,也相信任何人,長久以後,必能成就他自己無法在短時期內做到的事。他不單是講經說法,更能以身作則,躬親示範;他更鼓勵人規劃自己成聖成賢的法門;他期望大眾不把他視為一位上師嚮導,而是成就獨立自主的、以自己的良知為嚮導,樹立了一種前所未見的處世為人新典範。在這一點上,星雲大師是愛爾蘭歌手也是哲學家波諾(Bono)說的:「說到底,你自己必須變成你想要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那種變化本身。」他是當代最符合知行合一的聖雄甘地期待的:「我們自己必須是自己所想望的那種世界的變革者。」星雲大師和蘇格拉底一樣都沒有用這麼多文字來表達這個觀點,但是他們是用自己一生的行誼將其表達出來。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在追憶甘地的時候,曾說:「甘地就是印度;他不但是千萬人民的代表,簡直是他們理想的化身。他有絕頂的智慧、遠大的眼光、仁慈的襟懷、優雅的情緒。將他的情感節制,納於正規,人民受其偉大人格的感召,如磁石吸鐵。他對印度了解最深,對任何局勢所下的判斷最為準確,尤其是在緊要關頭。」

從尼赫魯相同的觀點來看,星雲大師正如同甘地一樣具有偉大的人格,深厚人文精神,是真正的大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詞源出舊俄時代那些關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社會大眾的問題,並且積極參與改造社會的行動;能超越自己的專業領域,關懷公眾的利益與福祉,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社會思想,懸出理想,規劃方案,引領社會前進。星雲大師不僅是一位不世出的宗教家,更是如范仲淹那樣的古典大知識分子,其精神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話來概括。在國命民脈面臨危急存亡的時刻,必會以民胞物與的俠義精神挺身而出,如范仲淹在《靈烏賦》對靈烏的歌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不是像那些雖在宗教界享有盛名,卻在國家民族面臨危機時刻逃避責任,討好當道,或以方外人自居,甘做鄉愿;而是挺身而出,以道德勇氣、慈悲、智慧,提出箴言,引領方向,指點迷津。

星雲大師在《星雲日記》中,曾寫下如下的詩句:「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五大洲。」所以從根本上,他是將自己定義為一位宗教家,一位「血液與大眾分不開,脈搏與群眾共跳躍」,以「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為宗旨的人間佛教倡導者、設計者、推廣者、護持者。

佛教自佛陀迄今兩千五百餘年,論其規模之宏大、信徒之眾多、事業之多元、僧伽素質之高、服務範圍之廣、服務對象之眾、影響之深與貢獻之大,當以今日為最。推佛教之能有今日盛況,固集合眾人之力;但若論其間貢獻最大的領袖,非星雲大師莫屬。

星雲大師對弘揚佛教的貢獻與服務社會達致的成就,在林清玄著《浩瀚星雲》、符芝瑛著《傳燈》、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以及無數論文、專文、報導中皆有詳實、精緻而令人感動的敘述。但若論其在整個佛教發展史最具革命性貢獻的是:

一、佛法西傳。兩千餘年間佛教雖發源於印度,涉崇山峻嶺沙漠荒野東傳而發揚光大;卻未能向鄰近便捷的中亞、歐洲西進;今日真正使「佛法長流五大洲」的當推星雲大師為第一人。

二、眾教協力。自古以來雖同為正信的宗教,非但不相往來,甚且彼此抵制、互相攻擊;星雲大師與世界上各主要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日本神道教、本國的道教、一貫道等,皆能包容尊重、建立友誼,協力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而奮鬥。

三、建立傳承制度。向來佛教僧伽道場皆師徒相繼,未能建立傳位的規制。星雲大師於一九八五年,其所開創之基業至相當之規模,佛光山的貢獻為世所肯定,乃依其自創之民主機制退位,成為佛教永久的義工,佛光山僧團中的一員。其光明磊落與無私忘我,為佛教傳承建立可大可久的宏規,最能突顯其人格之崇高偉大。

柏拉圖以降的倫理學家在論及人之所以為人、人的卓越性時,最常提出的有「六大觀念」:一是「德」。人對自己、對人群、對宇宙皆負有責任,既要實現其天賦潛能,不斷提升自我的價值,還要使天地萬物形成具有美與秩序的和諧整體,超越時空的限制,成為真正的人。二是「中庸」。中庸在希臘文中是「適度的節制」,能節制才能免除貪欲,才能積極規劃人生。三是「正義」。正義是合乎人道主義的公平,靠誠實勇敢來實踐。四是「善」。善是愛人如己,為自己利益傷害別人是惡;善是給人希望,惡是讓人絕望,對抗邪惡的上策是努力行善,讓世界充滿希望 。五是「勇敢」。勇敢是克服恐懼,面對死亡,為別人冒險犯難,是出於「以人類更高的善為依歸的良知」。六是「虔誠」。虔誠是要真誠的面對自己,對父母感恩,對國家忠誠,對萬物珍愛,對造物者的崇敬。以這六大觀念來看星雲大師,是真正能行善驅惡,力求完美的典範,堪稱「創格完人」。

一九六九年林衡哲先生譯《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一書時,在序言中感嘆的道出在三十六位堪為表率的代表性人物中,竟然沒有一位華人,甚至連整個東亞地區也沒一人上榜。而今有星雲大師出,當可彌補此一缺憾。

二○○六年三月

(本文作者時任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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