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98　第四章　以佛教興亡為己任

六年棲霞歲月，奠定了星雲大師終身奉獻佛教的信念，一九四五年，當他離開棲霞考進焦山佛學院時，已從懵懂的孩子長成英氣風發的卓犖僧青年。

進入佛教界的北大

焦山佛學院，素有佛學界的「北大」之稱，無論師資及學生素質均堪稱一流，當時的院長即為備受佛教界推崇的雪煩長老。在焦山求學時，受原始佛教於芝峰法師，另有聖璞法師、薛劍園老師等人，分別教授國文、地理、歷史、生物學等；但是真正受益於圓湛法師所教授的《莊子》、《俱舍論》，經過這位老師指導後，大師才慢慢體會出讀書的趣味來。

為此，大師還曾經執弟子之禮，邀請圓湛老法師到美國，盤桓一月之久，共敘往年情誼；對於未曾親炙聞課的院長雪煩長老，也邀請他一起同往。

在焦山和大師同學過的史銘，則以與這位有成就的大和尚同窗為傲，他回憶當年相交相知：「我在《新江蘇報》上開闢『新聲』和『頻伽』兩個副刊專欄，你以滿腔熱情支持我，每當我索稿時，你先是兩手搖搖表示沒有，習慣使我知道你說沒有就是有。本來山前散步有說有笑，頓時你低頭沉默不語，我知道你在獨立構思，暗打腹稿。果然不到晚上自修堂，你就把文章寫好謄清送到我手中。

「後來我到南京為《佛教月刊》做採訪，有一次我整理掛包準備出發，你悄悄的把一疊紙幣放在我口袋裡，你說：『採訪要緊，肚子也要吃飽。』當我採訪回來，開玩笑的掀開衣服給你看：『瘦了嗎？』你是一陣哈哈大笑。」

回溯過去，那幾年應該是他思想體系雛形初步孕育的階段：「焦山佛學院位在揚子江中心，每天藥石（晚齋）之後，我喜歡走到門外沙灘上散步，一走數里之遙，面對那一望無際的江水，思緒就有如波濤相繼的浪潮般，從遠處拍岸而來，起伏的念頭也像是暮靄返家的帆船般，不斷駛進心中的港口……」

就讀於焦山佛學院時，他曾經建議學校展覽佛教文物，從構思到宣傳，從計劃到籌備，都一絲不苟的參與。展出時，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數十萬人潮參觀。展覽完畢，收拾善後時，回想整個過程，深深體悟到發心工作的最大報酬就是學習到靈巧與智慧。

繼焦山佛學院之後，大師又入各大叢林參學，從棲霞律學院到寶華山學戒堂；從焦山佛學院到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的禪堂，經歷律門、教門、宗門的洗禮，體悟行解並重的大乘佛教精神。打個比方，相當於受過佛教完整的海陸空三軍訓練，基本功扎實、資歷完整。

參學過程中，他常常一個人徒步行腳數百華里，日日夜夜，穿越城鎮，行經鄉村，俗話說「寧為太平狗，不做亂世人」，旅次中他眼見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中，從小就有正義感的他感到激憤，佛門薰陶又使他懷著不忍人之心的慈悲。

多年以後，他對徒眾描述當時心情：「一般人耳朵聽到的是槍林彈雨，我聽到的是苦難眾生的呼喚；一般人眼睛看到的是屍橫遍野，我眼睛看到的是佛教興衰與未來。」

一頁中國佛教史

自東漢明帝時由印度東傳，經歷四百年，隋唐為佛教的黃金時代，當時佛教主流思想是相當入世的。這一代的高僧，有許多與政治、文化高層交往密切，例如天台宗的智者之於隋煬帝、法相宗的玄奘之於唐太宗、華嚴宗的法藏和禪宗的神秀之於武則天等。至於白居易、王維、李翱等文人雅士交遊於當時高僧，亦傳為佳話。

當時的佛教界還與廣大的群眾相結合，他們透過文學、戲劇、繪畫，接引民眾親近佛門，同時豐富了中國文化的涵養。甚至也開辦金融及慈善事業，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例如盛行於隋唐的三階教，即開辦了「無盡藏」（相當於銀行），無息貸款給貧民，貸款時不必立下任何契約或字據。又如收容貧窮病人的醫院──「病坊」、「養病坊」，以及賑濟性質的「悲田」等，也在隋唐風行一時。

然而宋、元之後，統治階層貶低佛教地位，使得佛教和知識分子疏遠，離世索居。明朝以降，開國皇帝朱元璋年輕的時候當過沙彌，作過和尚，了解佛教巨大的影響力。為了怕宗教成為謀叛的溫床，即位後就對宗教，尤其是佛教，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把山林劃歸寺院所有，命令全國的出家人到山林中去修行，使佛教脫離社會，無法和群眾接觸。因此佛教由積極入世，變為關閉山門、保守退避的出世佛教，衰微已經呈現。

明末蓮池大師，即曾在他的《竹窗隨筆》中，痛心描述當時僧侶腐敗的情形：「有作地理師者、作卜筮師者、作風鑑師者、作符水爐火燒煉師者」、「有手持緣簿如土地神者；有持半片銅燒，而鼓以竹箸，如小兒戲者……」這些行為，前者與江湖術士沒什麼兩樣；後者看來又像乞丐，難怪蓮池大師痛心疾首的說：「末法之弊極矣！」

至此，佛教已成為「冷」的宗教，除了喪葬超渡，不知和一般人有什麼關係。加上僧伽素質低落，僧格不彰，更使佛教發展每況愈下。自此以後中國的士大夫與僧道絕緣，貶為下流；若有出家人熱心世間之事，或聲望與士人並駕齊驅，就抨擊其為世俗，例如民初太虛大師就曾飽受其苦。這種觀念形成多數人對佛教的刻板印象，甚至到今天仍根深柢固。

接著到了民國初立，某些受了半吊子西方教育的人高喊打倒孔家店，不明就裡的遷禍佛教。泥菩薩、土和尚，在青年知識分子眼裡，簡直是集「封建」、「落伍」、「迷信」於大成，很多「新青年」對求仙拜佛嗤之以鼻，搖頭逃避，唯恐不速。甚至政府頒發的救國救民信條之一，便是「毀廟興學」。軍閥四起期間，「基督將軍」馮玉祥甚至下令毀佛，河南佛教遭摧毀殆盡，並殺害或放逐僧侶。浙江省政府也有逐僧之議。內政部長薛篤弼甚至建言改僧寺為學校。

太虛大師功敗垂成

值此教運危急之秋，愛國憂教的佛門新青年發現一位足以領導他們的前輩導師，對佛教又燃起了希望，那就是太虛大師。

星雲在焦山讀書時，許多老師都曾受教於太虛大師，他也讀太虛大師的文章、書籍，間接接觸其主張。那時，太虛大師喊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僧伽有責」，令青年學僧十分振奮感動。太虛大師倡議應將消極避世的佛教，導入積極入世的道路，發動教制革命、教產革命及教理革命。

所謂教制革命，是要求把散漫的僧伽加以重新組織訓練，使男眾都能成為一個布教師、一個法師；女眾要會教書、要會看護，提升神職人員的素質和工作能力。教理革命是要揚棄陳舊迂腐的說法，肯定人生的價值，提倡用正當的觀念和態度去享受人生，不再陷於「生即是苦」的宿命論中。教產革命是打破靠教吃飯的態度，倡導依靠自己的勞力、自己的道德行持來自給自足。而寺院廟產應歸佛教公有，不是某住持的私產。

在佛教教育方面，太虛大師也有首開風氣之功，開辦閩南佛學院，可惜當時院舍借用寺廟，因雙方意見不合停辦。之後雖陸續也有人辦佛學院，卻始終沒有一貫性。

太虛大師是一位知識分子型的僧人，深知沒有國就沒有教，在對日抗戰期間不忘救國，呼籲佛教徒支持政府，投入抗日行列，因為「國家、社會、眾生是一體的」。

老一輩的教界大德認為太虛的主張離經叛道，對他口誅筆伐，但頗能引起青年僧伽的共鳴，認為他是中國佛教的救星。了解到佛教正處於末路關頭，充滿愛教熱情的星雲不斷思索如何改革佛教，以開創新機運。

「不要想佛教給我什麼，要想我能為佛教做什麼！」他心中縈繞多時的念頭，恰恰與太虛大師的主張非常契合，抗戰勝利第二年，他放棄回家省親的機會，參加了太虛大師所辦的「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親歷教席。

可惜天時地利人和條件都相對薄弱，對日抗戰甫畢，百姓尚不得機會調養生息，國共又起鬩牆之爭。隔年，太虛大師圓寂，佛教改革的呼聲也隨之嘎然而止，他生前曾感慨繫之的說：「我一生的改革史都是失敗的改革史。」

日後星雲傳燈台灣，站上世界，太虛大師生前大概怎麼也料不到，教理、教制、教產的改革理想，竟然在一位只有一面之緣的後起之秀手中發揚光大。

拯救佛教捨我其誰

胡適之先生曾說：「中國苦難的命運，一是因為窮，一是因為無知。」

大師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底，才回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禮祖歸宗。大覺寺坐落在白塔山的半山腰，風光明媚。前殿後殿共二進，另外有東西廂房。後面是占地一、兩百公頃的山丘，前面是廣大的田園。寺產約三百畝，蓄水的池塘數十個。當時因逢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土匪猖獗，使得白塔山經常遭受土匪攻擊、軍隊騷擾，一度無人敢居住。

他奉師命回到祖庭整頓寺政，西廂房借給地方辦國民小學，東廂房住有二十餘名寺中員工，自耕自食。

他還利用過年的時候，親自到每位信徒家中送春聯、送灶符，以聯絡地方的感情。看見這個青年亟思有一番作為，一位大覺寺的信徒，時任宜興教育局局長，邀請他擔任白塔國小校長。這可說是正中下懷，因為他相信要救國興教，一是設學校，一是辦農場，從教育與經濟兩方面著手。這是他最初的志願，冀望都能在祖庭一一實現。

年輕的大師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現代教育，也毫無執教經驗，但他即刻寫信到南京，請同學幫忙蒐集教材，藉助書本，自己研究一套教學法。一個月後開學，除了聘請當地教師，自己也擔任國語、公民等課程，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地方上為之震驚。當時他的心態是：「既然要做，就要做出一番成績來！」

無奈正處於國共內戰時期，白天國民黨在寺中進出，晚上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到寺裡印刷。這些事情，只要洩漏一點消息，雙方都會隨時羅織他的殺頭之罪，而他這個校長也就在兩難之間一度遭到逮捕，國民黨說他是共產黨的匪諜，共產黨也說他是國民黨的特務，冤枉坐了十天的牢獄。

當時的混亂，實非人力可抗拒，白塔國小校務無法推展，開辦農場的計畫也胎死腹中。他不得不告別心愛的祖庭，回到南京去發展。透過師長推薦，與幾位同學接管南京華藏寺，並且擬定寺院僧伽制度，設立新生活規約，力挽狂瀾於既倒。可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寺中保守勢力頑強抵抗，衝突頻仍。加上隨之爆發的徐蚌會戰，南京淪陷，傷兵一批批增加，百姓也顛沛流離，人心惶惶。這場改革宣告夭折，大師等青年僧剛跨出的一小步也在彌天漫地的煙硝彈屑中頓挫受阻。

組成僧侶救護隊

一九四九年，戰事急轉直下，當時一群僧侶受樂觀長老影響，紛紛組成僧侶救護隊，救護傷亡，為眾生服務。

當時大師志同道合的夥伴，也是好同學的智勇法師，發起號召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到台灣，奔走了兩個月，卻遲遲無法成行。他們在「不要同歸於盡」的共識下，隨即決定由智勇留守神州護教，大師則臨危授命，負責領導僧侶救護隊赴台灣。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他完全沒有時間與家人通消息，告知赴台的打算，只能先去棲霞山，向師父志開上人請示去留。一聽到徒弟有志到台灣弘法，師父立刻歡喜成就。臨行前一天晚上，師父親自辦了一桌上堂齋為愛徒餞行，師徒二人對著一桌菜餚，卻無心舉箸，彼此相望默然，熱淚盈眶。

拜別師父，聽說上海有一班輪船要開往台灣，他連夜趕路到常州天寧寺禪堂，在黑暗中搖醒熟睡的僧侶，邀集有志青年共奔寶島，開創新局。後來徒眾在聽他訴說這段往事時驚訝的問道：「你半夜把他們弄醒，這些人你全都認識嗎？」他毫不猶豫的回答：「一個也不認識，我們青年僧仗義救人，任誰也不會拒絕我的。」

大時代的洪流很容易沖毀一個人，當年還俗的、轉入軍中棲身的青年僧不在少數；但大時代的考驗也可以堅定一個人，大師抱著為佛教留存法脈的願心，竭力奔走，僧侶救護隊成行時有一百多人，回到上海登船時只剩七十幾人，包括印海、浩霖、宏慈、淨海等法師。

一趟未知的旅程，帶著他飄洋過海，讓中國佛教分燈彼岸，慧命不絕，為中國佛教史譜下新的篇章。

一生中只能開放一次的青春花朵，義無反顧的迎向一場不可避免的時代風雨，走上追尋理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