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1　第五章　台灣，斯土斯人

船身在驚濤駭浪中逆風而行，一位意外的旅客憑欄遠眺，黑黝黝霧茫茫的大海，哪裡是邊際。回首故土，漸行漸遠，歸期未卜。想起親人，心中隱隱憂慟。不知不覺，微曦破曉，才發現船已經駛進基隆港，數十位年輕僧侶魚貫上岸。他們臉上除了寫著疲憊，更有些今夕是何夕的困惑。莫非，這就是命運的十字路口？

這一年，百萬人踏著先民的足跡，跨過黑水溝，來到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台灣。年輕的星雲正是眾中的一人。對他來說，幾個月以前，台灣不過是遙遠的地理名詞，在古籍中被描述成蠻荒、瘴癘之地。關於這個小島，他一無所知，倒是聽得謠言紛紛，說是有很多大官、富商裹挾鉅款來此享福，窮人去了沒有地方睡，睡馬路一夜都要舊台幣三十萬元。

孤僧心情，冷暖自知

和許多倉惶東渡的唐山客一樣，他來台灣時可謂孑然一身。僅有的一個包袱在兵荒馬亂中遺失了，一件長衫送給了同道的煮雲法師，身上只有一件短褂，甚至連唯一的一雙羅漢鞋也不敢穿，因為他看到本省同胞大多打赤腳，穿鞋走在路上，很多人都盯著他的腳，投以異樣眼光。他只好趕快把鞋子脫了，入境隨俗打起赤腳來。

環顧數十位與他同來的夥伴，踢踢踏踏，寥寥落落，才到基隆港就有大約三十人不告而別，他們到哪裡去了呢？想是在台灣有親人朋友，既然到了台灣，很快就各奔西東。

這時隊伍只剩下四十多人，領頭的星雲代表大家一再和在台南的訓練司令孫立人將軍聯繫，要求參與軍中的救護。孫立人將軍指示，先到台南旭町營房參與軍訓。他即刻說明，我們都是僧侶，不是要來當兵的，我們願意救護傷亡。孫立人將軍回答：「即使是僧侶救護隊，也必須要有前線的軍事常識，才會安全。」就這樣，約四十名的僧侶就參與了記不得是什麼團的訓練。

由於出家人在叢林裡接受的訓練，一向都是眼觀鼻，鼻觀心，講究威儀，到了軍中，則是要生龍活虎、奔跑跳躍──吊單槓、爬竹竿、伏地挺身等，許多人不能適應，紛紛要求退出。當時的長官儲一貫和劉凱英都非常欣賞大師，認為他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要保送他去陸軍軍官學校，同時孫立人將軍也致電勉勵，保證十年內可以升到將軍。大師回答說：「我是出家人，我要把和尚做好，當將軍有什麼用呢？」

離開了旭町營房，大師想起了朋友大同學長在台中寶覺寺任當家，曾經去函大陸，邀請他來台協助辦一個三千人的佛學院，他心想，何不先去學長那裡暫時住下。

幾經艱辛，到達寶覺寺時，方才得知大同法師因為被冤枉有匪諜嫌疑，早已逃亡到香港。住持非常委婉的說明不能收留，所幸大同法師的出家妹妹覺道法師聞說來者是他兄長的同學，出面情商，讓他在寶覺寺住了大約一週。

後來經過觀音山大覺寺住持慈靄法師介紹，想去台北的成子寮觀音山投靠慈航法師（後來在汐止創彌勒內院，圓寂後成就肉身菩薩）。慈靄法師並且請來一位法師帶路，可惜這位法師的名字現在已記不得了。

才剛到達台北火車站，忽然下起滂沱大雨，公路被沖毀，班車全部停開，只能忍著飢寒，觳觫逗留在車站裡，天下之大，何處容身，孤僧心情，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話說二十三歲的星雲，短短兩天內從台中到了台北，去不了觀音山，只好去南昌路十普寺詢問能否掛單，卻被幾位外省長老喝斥：「你有什麼資格跑來台灣？」萬不得已，只好再到善導寺，寺廟裡的人要嘛說「沒地方，已經住滿了」，要嘛說「法師交代不接受外省人掛單」。當夜幕低垂，風雨交加，積水漫過膝蓋，一路跌跌撞撞，還摔了一跤，全身濕透，飢寒交迫，只得蜷曲在大鐘下度過一個晚上。

隔天再到月眉山，看看能不能找到過去的同學。

語言隔閡，道路陌生，輾轉打聽到寺廟位置，抵達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鐘，早就飢腸轆轆。某法師正在為十餘名外省籍的學生上課，也婉拒收留。所幸一些年輕的學弟問他：「吃過飯沒？」他靦腆作答：「不知您指的是哪一頓，從昨天中午到現在粒米未進、滴水未喝呢！」他的同學看到了他，連忙說：「趕快先到廚房吃碗飯吧！」可是，就在同時，另一個人說道：「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都難保，還是請他另外設法好了！」當頭碰了個大釘子，心想這裡亦非棲身之地，正想離開，那位同學過來招呼他，叫他等一等，自己掏荷包去買米，煮了一鍋稀飯。當飯碗端在手裡，餓得兩隻手還不停的發抖。

然而，稀飯吃完了，謝過同學，仍必須告別。

這也難怪，當時人心不安，經濟條件惡劣，又怕匪諜蒙混進來，惹禍上身，泥菩薩自己都過不了江，哪還管度不度得了別人。

之後又趕到中壢找慈航法師，這時慈航法師已前往獅頭山，但經智道法師介紹，拜見了妙果老和尚，兩人一見投緣，妙果老和尚十分親切，殷勤招呼，並且在他耳邊細聲的說：「你安心的住下來，別人都可以離開，你千萬不要離開。」

蒙受收留，發心勤作

終於，來到了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慈悲收留下他。

存著感恩的心，大師向老和尚領了許多粗重活兒，發心勤作。每天要從深邃不見底的井中打六百桶水，才夠全寺約八十個人梳洗食用。另外要上街買菜，每天尚未破曉，總是踏著稀清月影，拖著卡卡作響的手推車，到十五里黃土路外的街上採買，樹梢微風輕拂，大地一片靜謐，只有遠處偶爾傳來幾聲狗吠，劃破黎明清空。他邊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伴著嘀嘀嗑嗑的木屐聲。到了市場，菜販子還擁枕高眠呢！挨家挨戶把商家喚醒，買妥油鹽米柴、一天的菜，再踩過黃土路回到寺中。

由於寺中缺乏青壯人力，他既要典座行堂，又要灑掃庭院，甚至在沒有清潔工具的狀況下，用手指摳掉廁所的汙垢臭穢。碰到寺中有人往生，協助包裹，將亡者抬去安葬的也是他。

他平日隨眾學習客語，與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長老開示時，擔任即席翻譯，使各省籍人士都能共享法喜。大師在圓光寺兩年，十分受妙果老和尚器重，也讓許多人產生好感，縮短了和本省信眾之間的距離。他仍記得，一位善心的老菩薩（指虔誠向佛的老年信徒）總是偷偷煮一碗麵，為他療飢止餓。「每當他用布滿皺紋的雙手將熱騰騰的麵碗，就著寮房的窗櫺送進來時，湯汁滴落窗台，隔著氤氳蒸氣，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

由於誠懇待人、勤奮工作，刻苦耐勞，漸漸贏得寺眾信任，妙果老和尚還帶他出外弘法，受到台灣佛教長老的賞識，甚至想把寺院交給他。但看到同道們外出做完經懺佛事，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他反而警覺長此以往固然溫飽無憂，卻不能對台灣正信的佛教有所助益，乃告辭離去。

初涉文教

在圓光寺期間，奮力工作之餘，不忘情讀書寫作。有一次出去幫忙佛事，得了二十塊錢，趕快跑去買紙買筆，其歡喜滿足終身難忘。這期間他曾到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三月餘，趴在草地上開始寫《無聲息的歌唱》這本書。當他回到寺院，勞動完畢偶爾伏案寫作，卻被其他出家人或信徒認為是偷懶，無所事事。至今仍記得，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老信徒達賢姑苦口婆心的勸他：「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嘸飯呷（沒飯吃）唷！」

離開圓光寺之後，初期他為中廣公司撰寫廣播稿，又在《自由青年》、《勘戰日報》、《覺生月刊》等多處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一度被譽為「佛教文藝明星」。曾有教外文友遊說他還俗，當個褒貶時局的無冕王，但終究這些都不是振興佛教的事業，被他委婉拒絕。

也曾受東初法師之托，義務為《人生月刊》擔任編輯達六年之久，連發行、郵寄都交給他一手包辦。憑著滿腔熱誠，白天為撰文排版傷神、夜晚為改稿潤筆費心，甚至因為沒錢坐車，常從台北大理街走到萬華火車站的印刷廠。

記得有一次，他從印刷廠拿到剛印出來的刊物，小心翼翼送到北投東初法師的精舍給他過目，途中忽然下雨，他還脫下長衫把雜誌包起來。到達時，精舍已近傍晚時分，老法師留他住一晚，並且說明天中午正好要宴客。他想老法師賜宴，殊為難得，心中升起一股暖流。第二天，沒人招呼他吃早餐，一直等到中午，賓客入座，杯盤之聲叮叮咚咚響起，老法師忽然回頭說，你怎麼還不去廚房吃飯？走到廚房，幾個人忙成一團，誰有空理他！他愈想愈不是滋味，佛門裡莫非連吃一頓飯都那麼難嗎？縱使餓得前胸貼後背，仍挺起胸膛大步離開。「怎麼回到台北的我已經不太記得了，只記得從北投下山，走那幾十個階梯，雙腳發軟，好像走進棉花堆裡。」事後他回想這一段尷尬的遭遇，話語中並無火氣，「邊走邊默默發願，我星雲有朝一日建了自己的寺院，一定普門大開，讓每一個人隨時進來都有飯吃。」

如今佛光山全球別分院的香積廚一天二十四小時供應飯菜，就是緣起於那個念頭。

此後大醒法師在新竹青草湖興辦「台灣佛教講習會」，他受聘請前往擔任教務主任，同時替當地派出所為民眾代辦了國語補習班，每天聽課的人數有增無減，居然將講習會的一間大教室擠得水洩不通，警察也因此對他刮目相看。

弘法條件難上難

台灣的佛教是在明朝末年，荷蘭人統治時期，由閩粵移民傳入。到了鄭成功經營台灣時，漸受重視。由於鄭成功的兒子鄭經虔信佛教，曾經興建彌陀寺，其母又建開元寺，並延請僧侶主持。

到了清朝，來自閩粵的僧侶日漸增多，台灣各地的佛寺也陸續興建起來，除了彌陀寺外，竹溪寺、法華寺、超峰寺、凌雲寺、靈泉寺，都是百年以上的古剎。

日據時代，台灣佛教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由於日本佛教不重戒律，使得台灣許多出家人有樣學樣，娶妻吃葷，在寺內著袈裟，出外則西裝革履。龍華派、先天派的齋公、齋婆帶髮修行，以致僧信混淆，一般人對佛教也缺乏正確認識。

這段時期物質上的貧乏及生活上的磨難，其實是台灣光復初期一般生活的寫照，多數人最大的夢想不過就是一家大小平安、衣食無愁。與眾不同的是，大師的心中始終有一股宗教徒的熱力，不以一己安樂為足，時刻不忘要在台灣振興佛教，讓更多人接觸正知正見的佛法。然而在五十多年前的台灣，實現這個理想又談何容易呢！

大師熱愛創作，於新竹青草湖任教期間新詩「星˙雲」手稿。

何況，當年台灣出家人的教育水準普遍不高，一般只會超度誦經，幾乎談不上弘法布教。佛教停留在「葬儀的宗教」，對社會、對群眾生活起不了作用，知識分子學佛的更有如鳳毛麟角。

更不利的是，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在戰後藉由美國對台灣的強大干預，又挾雄厚財力，把觸角伸入大城小鄉。早年蔣介石夫婦篤信基督教，不少政商界達官貴人跟進，社會大眾以信仰基督教為尚，而貶佛教為市井流俗。

經歷那個年代的人或許還有印象，由於佛教勢弱，清淨莊嚴的寺廟庵堂常為軍隊、機關占駐。台北善導寺大部分房產給市政府兵役科當作辦公室；圓山臨濟寺連大雄寶殿都做了中山堂。當幾個回教國家國王要來台訪問時，為了爭取回教國家的友誼，甚至有人建議把百年香火的台北西寧南路東本願寺改為回教之寺。幾經立法院反對，才保住東本願寺，改由政府撥出鉅款，在新生南路蓋了一座頗具規模的清真寺。

機智因應大環境

另外，由於政治軍事上仍風聲鶴唳，不但有省籍疑忌，也有保安工作上的反應過當，連出家人都不免遭池魚之殃。從大陸來的佛教僧侶三天兩頭被盤查詢問，不要說是弘法布教，連行動都備受限制。無奈之下，許多同道另謀出路，一些佛教徒為了就業方便及身家安全，也紛紛轉信他教。據大師回憶，他一生中坐過三次牢，前兩次分別是任白塔小學校長時，到了台灣，由於謠傳三百名僧侶被密遣來台從事滲透顛覆工作，他與慈航法師等數十名外省籍出家人一起被捕入獄。

前後被關了二十三天，不但不能躺臥休息，還受到綑綁扣押、呼來喚去的待遇。所幸由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居士擔保，吳經明居士等人奔走，才被營救出獄。

後來警備總部又連續接到黑函投訴，檢舉他白天收聽大陸廣播，晚上穿著便服外出，張貼親共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甚至後來到了高雄，也被人密告他在佛光山窩藏長槍兩百枝。

其實他那時貧無立錐之地，不要說買不起收音機和槍械，就是油印傳單的紙錢也拿不出來。儘管如此，仍日夜受到跟監。若干年後，黑函內容不攻自破，跟監的人反而受到感化，皈依為佛弟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雖然個人境遇艱逆，大師不愧是出身叢林名剎，受過正統佛學教育的濡染，一股「佛教靠我」的願心沛然莫之能禦，在青年一代外省僧人中逐漸脫穎而出。

站穩每一個腳步，珍惜每一分因緣，他跨入台灣社會及信徒群中，了解這塊土地、這些人，也默默在心中勾勒未來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