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76　讀《百年佛緣》，看「人間佛教」

滿義／佛光山開山寮書記

畢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職志的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前年（二○一一）應國史館之邀，口述當代歷史，出版了一套名為《百年佛緣》的近代史書。

此書是星雲大師走過大時代的歷史回顧，此中時間長達一百年，空間橫跨五大洲，人間的世情百態包括時代的發展變遷與佛教走向人間的弘傳過程等。閱讀《百年佛緣》，不但可以一窺當代的時尚文化、風土民情，以及諸多歷史事件發生的始末，尤其書中述及的人物，包括宗教、藝術、文化、教育、政治、軍警、司法、經濟、企業、媒體、演藝、醫界、體育、學術等，古今中外各領域的人士多達四千多人（見「別冊．人名索引」），由此可見大師平時結緣之廣，以及見識與人生閱歷之豐富了。從書中各界人士與大師的互動，乃至他們個人的生平際遇與成就，在大時代裡交織出的人生百態與寰宇萬象，乃至大師對世出世間的人情世故與佛法義理的分析、看法，林林總總，可以說各種常識、知識之豐富，都非一般史書所能比擬。

由於《百年佛緣》內容豐富多元，加上這套書的文體與大師平時寫作的風格一樣，簡潔流暢，平易生動。大師透過口述，把一個世紀前後，在人間舞台上有過互動的許多人與事娓娓道來，內中除了有他個人經歷、見聞的史實與軼事，更有許多溫馨感人的小故事，以及充滿積極、正向的思想觀念，是一部知性、感性與理性合而為一的自傳體史書，可謂百年難得一見，因此出版後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今年（二○一三）佛光山宗委會重新出版大師的《百年佛緣》，從原有的五十九篇增加為一百一十篇。「增訂版」的《百年佛緣》內容更加充實有看頭，從中不但可以看出近百年來社會發展的軌跡，還可以了解人間佛教弘傳的進程與脈絡，尤其大師個人成長的時代背景與心路歷程，以及如何把人間佛教弘化到全球五大洲的心情感悟，書中歷歷可見。

說到「人間佛教」，不免讓人聯想到太虛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過去一般人總把太虛大師奉為人間佛教的先驅，甚至就連被肯定為「實踐人間佛教第一人」的星雲大師，也對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的精神表示欽敬。

然而眾所周知，當年太虛大師雖然感於佛教日漸衰微，矢志改革，但由於太虛大師沒有自創道場做為推動新佛教的據點，加上跟隨他的弟子，也就是核心的幹部不多，因此在「六成就」不具足的情況下，最後功敗垂成。

反觀星雲大師於一九四九年到台灣，雖然當時台灣佛教處於一片荒漠，但經過大師用一甲子以上的歲月，鋪天蓋地的展開「全方位」的弘化，到了今天，終於獲得了讓他感到欣慰的成果。如〈自序〉裡說：台灣佛教得以從取締拜拜，到改良拜拜；從新寺不准建、舊寺不准修，到自由修建；從戒嚴期間不准集眾講演弘法，到開放弘講；從寺院駐兵，到遷離還寺；從取締佛學院，到佛教大學林立；從限制僧尼出國參訪，到國內外自由行腳；從三更半夜調查寺院戶口，到現在不再聽聞此事……乃至在佛教人口結構上，從老年到青年，從香客到義工，從私塾讀書到碩博士生，從台灣不重視女眾到現在比丘尼撐持起佛教半邊天，主持佛教會、擔任住持、大學教授，負責編輯出版等……大師不但讓佛教活潑潑的走入人間，並且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山林走向社會，從寺院走向會堂，從唯僧走向和信，從獨居走向大眾，從老年走向青年，從經懺走向事業，從行善走向傳教，從散漫走向制度，從遁世走向救世，從地區走向國際；他讓一向被批評為消極、落伍、迷信、散漫的佛教，一改而為人間化、生活化、制度化、社會化、國際化、年輕化、智識化、現代化的「人間佛教」，不僅成為廿一世紀佛教發展的主流，並且在無形中引領著人類前進的腳步。

探討大師成就的最大因素，一者大師弘揚人間佛教能確切把握「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根本精神與重要原則，再者，大師具足人間佛教行者應有的「因緣觀、平等心、菩提願、般若智」，因此他能成功的把佛教推動、落實在人間。

此中就拿「因緣觀」來說，大師深懂因緣的重要，他曾說：「我一生弘化，從不強求，凡事只是隨順因緣、盡力而為罷了，從來不企求得到什麼；然而世間事只要有心，只要有願，必能待緣而成。」

大師深知世間萬法都是靠因緣合和而成就，因緣具足才能成事。尤其他看出佛經裡，佛陀每次說法，都必須具備六個條件，稱為「六成就」，也就是：信成就、聞成就、時成就、主成就、處成就、眾成就；因為有此「六成就」，所以講經的法會圓滿後，大眾都會「信受奉行，作禮而去」，這是佛經一個非常科學的記事。

因為大師懂得「眾緣和合」的重要，所以他能「無我」的隨緣弘化，因此在「六成就」具足下得以發展出今日的人間佛教，不但獲得普世肯定、認同，而且成為帶動時代進步發展的重要思想學說，這一點在《百年佛緣》裡處處都能見出端倪，並且獲得印證。

首先就以「信成就」來說，大師剛到台灣弘揚人間佛教之初，佛教界的同道並不認同，他們不但嗤之以鼻，認為人間佛教是星雲大師所自創，人間佛教是標新立異，是旁門左道，是庸俗、膚淺的佛教，因此都以不屑的態度在冷眼旁觀，不時的還要加以阻撓、打壓。

但是大師堅信，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佛陀出生在人間，出家、成道、弘化都在人間，佛陀對人所說的法，就是人間佛教；佛陀的教法本來就具足人間性，只是後世弟子在弘化方式與說法內容上產生了偏差，使得佛教失去人間性，所以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就是為了重整如來一代時教，也就是為了回歸佛陀降誕人間「示教利喜」的本懷。

大師強調，人間佛教並不是他所自創，也不是某個個人或某個地區的佛教；追本溯源，人間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普世應該信奉的佛教，是佛陀專為人而說的教法，因此真正發表人間佛教宣言的，其實就是釋迦牟尼佛！

因為大師對佛陀、對人間佛教有著堅定不移的信仰，因此儘管初到台灣時，面對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政治打壓，以及有蔣宋美齡為後台的耶穌教之排擠，當時台灣佛教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許多出家人因此屈就現實而易服還俗，或是改宗他教。但是大師卻堅此百忍，不因社會的各種威脅利誘而動搖。

所謂「利誘」，包括孫立人將軍曾想說服大師從軍，他保證十年內將讓大師升任少將，但是大師認為「把和尚做好」才是重要；乃至當時台北市政府人事室主任錢江潮教授，也要大師負責主編《自由青年雜誌》，但是大師仍然堅守出家人的崗位，他以「非佛不作」斷然拒絕，終而不致從僧團裡流失。（見「社緣篇」，〈孫立人與孫張清揚〉）

至於「威脅」，大師於一九四九年到台灣時，因為台灣剛經歷了二二八事件，整個時局動盪不安，這時國民黨又聽信謠傳，說共產黨派了許多出家人滲透到台灣來，因此下令大肆搜捕，大師因此遭受二十三天的牢獄之災。（見「僧信篇」， 〈大陸僧侶在台灣〉）

後來雖然幸經營救出獄，卻面臨掛單無著、三餐不繼的窘況，但是再大的艱難困苦，都動搖不了大師弘法利生的願心，他不但克服了生活的困頓，也突破了現實環境的各種阻礙，而從最初「外出需向派出所請假」、「集眾說法要和警察鬥智」的困境中，逐一展開各種弘法事業與活動，也一步一步走出他的弘化之路。（見「行佛篇」，〈和警察捉迷藏──我初期弘法的點滴〉）

當時大師看出，佛教要在社會上立足，首先要有利生的事業，如此才能讓社會看重；同時還要辦各種弘法活動，如此才有因緣讓社會大眾接觸佛教。於是他創辦了佛教第一所慈愛幼稚園，一時驚動社會；他先後成立國語補習班、文藝寫作班、青年團、兒童班、歌詠隊、文化服務處等，接引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學佛，後來更成為佛光山的核心幹部，此中包括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法師等人，甚至中生代的依空、慧傳法師，也都是當年兒童班的學生，如今也都在佛光山身負要職。

因為大師深知，佛教要能利他，才能化世，因此不能只是閉門空談理論，要能走出去，要能弘揚，要能推動，如此才能讓社會大眾有機會「學佛、聞法」，繼而把佛法落實在人間生活裡，如此才能對人有益，這才是真正的人間佛教。

為此，大師著手展開各種弘化，舉凡著書立說、講經說法、設校辦學、興建道場、文化出版、施診醫療、養老育幼、共修傳戒、朝山活動、掃街環保、念佛共修、佛學會考、梵唄演唱、素齋談禪、軍中弘法、鄉村布教等，大師都不遺餘力的努力在推動。

大師曾如是說：「我自覺我一生不是只有研究佛學，我是研究佛教；佛教太龐雜，不光只是研究佛法，所以我不敢自承是佛教的義理大師。不過我雖然沒有時間一門深入，但我自覺自己稱得上是廣博多聞。因為我提倡『人間佛教』，我研究的是佛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法，既是教育，就必須透過各種方法、管道來弘揚佛法，而不能只是安居一處，深入研究佛學。」（見「行佛篇」，〈我推動人間佛教〉）

正因為大師不是只光研究「佛學」，而是研究「佛教」，所以能廣行弘化，因此能讓社會大眾得以接觸，並且真正認識「人間佛教」，繼而讓普世重視、接受人間佛教，這就是大師具足第二個條件──「聞成就」。

只是大師一向「但開風氣不為師」，他總是「功成不居」的把「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所以今日人間佛教的成就，他一樣不曾居功，而是將此歸之於民主時代來臨的結果。他認為後來由於台灣社會慢慢步上民主化，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不得不對佛教示好，因此給了佛教弘傳的空間。

但事實上，若要論起時代背景，真要探究「時間因緣」，應該說，大師生逢戰亂的大時代，他走過北伐，歷經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不但受過牢獄之災，而且多次在槍口下遊走於生死邊緣。（見「行佛篇」，〈雲淡風輕的事件──從挫折中發展〉）

因為一生飽嘗戰爭的顛沛流離，以及大時代的苦難，讓他深刻感受到蒼生之苦，因此長養他悲愍眾生的慈悲心與弘法度眾的菩提心；他相信「佛法是苦難人生的慈航」，愈是苦難的時代，愈需要佛法的救度，所以愈要好好弘揚人間佛教。也就因為懷抱這分「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悲心弘願，因此他用半個世紀以上的歲月致力於人間佛教的弘揚，終於成就了今日高希均教授口中的「星雲奇蹟」。

我們縱觀歷史，愈是非常的時代，愈能造就非凡的偉人，此即所謂「時代創造英雄」。然而時代雖然能夠造就英雄，但其實真正的英雄，應該要能創造時代，否則同樣身處苦難的大時代，應該人人都是英雄才對，何以別人做不到的事，唯獨大師能？這就說明了「時成就」之外，「主成就」更是成事的重要因素。

大師曾經說過，人間佛教不能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也不只是引用一、二句經論就算；弘揚人間佛教真正需要的，是落實人間佛教的行者。

大師一生，一直把落實人間佛教當成是自己責無旁貸的使命，他認為人生最大的發心，就是利眾，不能只求自了！所以大師本身其實就是一位具足「悲智雙運、解行並重、事理圓融、真俗一如」的菩薩行者。在大師的理念裡，佛教所謂「修行」，並不是個人片面的解脫，而是全方位的弘法利生。

為了展開全面的弘法利生，也為了提升佛教的社會地位，大師多年來一直秉持「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四大宗旨，積極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與舉辦各種弘法活動。

例如，在教育方面，他從「僧伽教育」到「信眾教育」，再到一般「社會教育」，不但有幼稚園、小學、初高中、大學、研究所，而且不只一、二所，光是佛學院就有十六所，正規的社會大學四所，以及多所社區大學等。

在文化方面，他從藏經的重編到佛書的出版，以及雜誌、報紙的發行，甚至成立電視台、美術館、圖書館，乃至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各種文化活動及佛學講座等。

社會福利方面，諸如養老育幼、撫孤恤貧、施診醫療，甚至喪葬超度等，可以說人的一生，包括生老病死，都有常態性的單位給予周全的照顧，並且針對世界性的重大災難，也隨時隨地提供「仁愛關懷」、「急難救災」等濟助。

此外，在活動共修方面，各種淨化人心的社會運動，乃至針對青年、兒童、老人、金剛、婦女等各種不同對象所舉辦的共修、社教、學術等活動，每天都在佛光山五大洲各別分院推動下，同步在全世界進行。

有人說：佛光山一日所作，一般道場一年都做不了。這句話一點也沒有誇張，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師在從事「利他」事業的同時，所展現的「無我」精神，才是他能成功推動人間佛教的關鍵所在。

大師個人的人生觀，一直都是「以無為有、以退為進、以眾為我、以教為命」。大師一生凡有所做，都是為了弘法，都是為了利眾，他的心中只有佛教，沒有個人。

例如大師最初的人生規劃是「以文弘法」，他並無意於建寺當住持，而是希望做個佛教的輿論家，透過文章來針砭時弊、改革佛教，同時針對一些對佛教不公的言論大發獅子吼，以此弘法護教。

但是大師生性務實，他深知寫文章雖然可以暢所欲言，為佛教發聲，但是如果只有批評建議，沒有實際建樹，還是無法達到興革之效。尤其他分析太虛大師當初的教理、教制、教產「三佛改革」所以失敗，主要是「六成就」不具足，其中尤以「眾成就」與「處成就」不具最是致命，因此儘管他無意當住持，但顧及現實需要，早在一九四八年南京華藏寺蔭雲法師請他擔任住持，他就基於革新佛教，必須要有根據地，總不能天天居無定所，站在馬路上空喊改革的口號，這是沒有用的。因此他與蔭雲法師商量，不用住持名義，而與智勇法師不計名分，兩人共治華藏寺。（見「僧信篇」，〈師恩高於山〉）

及至到了台灣，先後也有中壢圓光寺、苗栗法雲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嘉義天龍寺、台中佛教會館等，都曾經想請大師擔任住持，但他「不任一寺住持」的初衷未變。甚至從一九五三年到宜蘭，五十年間他創建宜蘭念佛會，二度重建雷音寺，也都不曾擔任過住持。直到後來為了實現理想，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並且從台灣發展到全球五大洲的三百多個別分院道場與事業單位，做為他推動人間佛教的據點，每日展開各種弘法活動。

大師甚至不但以寺院為弘法道場，他更讓佛教走出寺院，走向社會，走入家庭。他在駐錫宜蘭雷音寺弘法時就帶領青年下鄉弘法，舉凡廟宇宮觀的廣場，乃至公園綠地，甚至街頭的十字路口都是他布教的地方。

慢慢的，大師更把弘法平台延伸到工廠、機關行號、學校、軍中、監獄等，甚至走向國家殿堂，例如每年固定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及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的「佛經講座」，場場都是座無虛席，乃至多次到可容八萬人的馬來西亞莎亞南體育場舉辦佛學講座，更是一次次造成轟動，掀起聞法的風潮。

及至現在，隨著科技發達，除了電視、電台弘法以外，透過網際網路進行遠距教學，更使佛法無遠弗屆的走向世界各個角落。甚至數十年來在五大洲創建的四所大學與數十所中華學校，以及台灣多所社區大學及各級中小學，乃至佛教學院、美術館、滴水書坊等，都是他傳播佛法、育才化人的處所與管道。尤其前年（二○一一）才剛落成的佛陀紀念館，其硬體本身就是在做無言的說法，更把佛教的弘傳推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人生，要有舞台才能施展；佛教，要有道場才能弘法。雖然大師弘化的道場並不侷限在寺院裡，但是總要有地方，才能集眾說法，總要有場所，才能弘法傳教，這就是「處成就」的重要。

數十年來，大師因為在世界五大洲到處都有弘法據點，到處都有人邀請他說法，因此也就不得不馬不停蹄的雲遊世界，展開他「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的弘化人生。

但是世間事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了的，所以要靠「眾成就」，因此要培養人才。人才的培養，要靠教育。大師一向很重視人才的栽培，他深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而早在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後，就顧不得信徒反對與杯葛，毅然設立了「壽山佛學院」，後來更為了擴大招生而開創佛光山。他把佛學院從壽山寺遷移到佛光山，更名為「東方佛教學院」，繼而再到現在的「佛光山叢林學院」，成為五十年間辦學不輟的第一所佛教學院，甚至後來發展出全球十六所佛學院，包括美國西來佛學院、澳洲南天佛學院、南非佛學院、馬來西亞東禪佛學院、印度佛學院等（見「社緣篇」，〈我辦大學等社會教育〉），多年來接引了許多當地青年就讀，所培育出來的人才已為本土化的佛教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具有五十年歷史的佛光山叢林學院，可以說是大師培養人才的重要搖籃，歷年來畢業的學生如今都在世界五大洲弘化，帶動國際佛教的發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佛光山一千多名僧眾，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佛光山叢林學院畢業，所以在思想、理念上有共識，大家都以「弘揚人間佛教，建設佛光淨土」為共同目標。由於佛光山並不是一個癡聚的團體，而是有共同的理想、方向與願景，所以大家能安住身心，修行辦道，因此佛光山能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佛教僧團。

甚至從佛光山僧團，大師繼而成立佛光會教團，並且制定檀講師制度，讓廣大的在家信眾也有平台參與弘法護教的行列，如此「兩序平等，四眾共有」，成為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重要長城與堅實堡壘。

除此之外，大師本著「人間佛陀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人間佛教不捨棄任何一個法門」的信念，多年來施設各種管道，廣為接引社會各階層人士學佛，不但增加了佛教徒的數量，素質也因此大大提升。例如慧開、依空、依法法師等人，當初就是因為參加「大專佛學青年夏令營」而學佛入道。（見「文教篇」，〈佛教叢林學院的發展與成就〉）

大師認為，過去的佛教只是叫人「拜佛」，因而把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都給拜走了，所以他提倡「行佛代替拜佛」；過去的佛教只把共修局限在「念佛」上面，於是念到後來只見佛堂裡都是一群老人家，因此大師認為應該擴大「共修」的內容，舉凡禪坐、念佛、抄經、讀書會，乃至各種學術、藝文、公益、慈善、社教等活動，都是佛教應該推動的「共修」；唯有如此，才能讓不同根機的社會大眾，有更多機會、各依所需透過研習共修、聽經聞法、素齋談禪、喝茶論道、義工服務等因緣來接觸佛教。

由於大師的遠見、睿智，今日佛教徒不但年齡愈來愈年輕化，知識水平也愈來愈高，甚至一般社會大眾也對佛教心存好感，大家願意接觸、認識佛教。例如一九九四年台北道場落成時，曾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生命的活水」名人講座，邀請各宗教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講演，一時佳評如潮。期間每天並有大師親自主持的「素齋談禪」活動，也是深受社會人士喜愛，因此後來一直持續舉辦。

光是「素齋談禪」這項活動，一年之間就洋洋灑灑聚集了來自政治、企業、藝文、銀行、媒體、教育、司法、宗教、演藝等各界近萬名人士參加，由此可見大師度眾的能量之大。（見「社緣篇」，〈素齋談禪的意義〉）

大師為何能讓這麼多高階人士願意與之親近？最主要的是大師見多識廣，博學多聞，雖然大師自謙一生未曾進過正式的學校讀書，也沒有拿過一張畢業證書，但如今卻獲得世界十三所名校頒贈給他榮譽博士或名譽教授的稱譽。（見「文教篇」，〈我與榮譽博士的緣分〉）

因為大師見聞廣博、世出世間的學問豐富，因此不管任何對象，大師都能應機說法，甚至談古論今，舉事說理，大師都是信手拈來，談笑風生。例如曾經採訪過美國艾森豪將軍的名記者陸鏗先生，他與大師不論信仰、個性或生活背景，都是迥然不同的兩個人，但他們卻相識、相交幾十年，而且無話不談。

據大師分析，陸鏗的人生歷練豐富，見聞廣博，平時並不容易找到談話的對象。但他與大師往來，不管是談過去的歷史，或談現在的時事，甚至對大陸各界人士，大師都約略知道，都能和他附和，因此他把大師當成知音，是他談話的對象，自然也就樂於和大師交往了。（見「社緣篇」，〈名記者陸鏗的性格〉）

其實大師不但學識豐富，尤其大師生性慈悲厚道，喜歡與人為善，凡事從善如流。他躬親實踐自己倡導的「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很多與大師接觸過的人，都感受到大師的平易親切，讓人如沐春風；聆聽大師開示，就像加油、充電一樣，人生可以獲得許多啟發，因此莫不終生難忘。

由於大師深具攝眾度人的能量，因此不但僧信弟子喜歡跟從，社會人士也樂於相交。此中尤以大師從年輕時就喜好文學，熱中寫作，因此剛到台灣之初，就一直與不少文人、作家，乃至報刊的編輯、記者時相往來，如：郭嗣汾、朱橋、何凡、林海音、公孫嬿、方杞、柏楊、劉枋、瑢弦、司馬中原、高陽、陸震廷、吉田實、翁慕良、丁中江、卜大中等。

大師一生結交許多藝文界的朋友，而他們的文筆長才，也為人間佛教提供諸多助力。例如曾經擔任台灣省新聞處處長的郭嗣汾先生，他在大師主編《今日佛教》時，一句話點撥，幫助沒有畢業文憑的大師，以實務經歷順利取得發行人登記，並應大師之邀，在《今日佛教》發表小說〈菩提樹下的兒女〉，為佛教的雜誌增加篇幅。（見「文教篇」，〈我與藝文界的朋友〉）

再如中央社的記者翁慕良先生，自從佛光山開山之初，就一直為佛光山撰寫新聞，他的一篇〈佛光山開山特寫〉，引起了《中央日報》社長曹聖芬先生的重視，特地上山訪問大師；一九六九年佛光山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他的報導再度成為焦點新聞，之後就引來一批批的年輕人紛紛到佛光山參觀。（見「文教篇」，〈我與無冕之王的因緣〉）

他們對佛教的助緣，至今依然讓大師感念在心。尤其有感於文字的傳播力量之大、宣傳效果之迅速，大師一直很重視文教工作，對文化人更是禮遇有加，不但與文人時相往來，自己一生也是寫作不輟，著作等身。

另外，佛光山的弘化一直以來也都是以「文教為主、慈善為輔、活動共修為方便」，甚至佛光人常自豪說：「佛光山是以文教起家！」這句話說得一點也沒錯，因為當初購買佛光山這塊地，乃至興建大悲殿及大雄寶殿的經費，是來自大師著作《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及譯自日文《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的版稅所得，所以直到現在，大師常說：佛光山是玉琳國師買的，大悲殿是觀世音菩薩蓋的，大雄寶殿是釋迦牟尼佛建的。

目前大師已出版的著作多達二千多萬言，類別包括經典、論文、儀制、教科書、主題演說、問題座談、講演集，以及時論、散文、書信、詩、歌、序、緣起、賀文、格言、日記、物語、說喻、說偈、禪話、自傳等。可以說佛教的三藏十二分教幾乎含括竟盡，而且還翻譯成英、日、韓、印尼、葡、西、德、俄、梵等十幾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流通。（見「別冊」，〈大師著作一覽表〉）

大師的文章既有佛法的哲思內涵，又有文學的優美意境，如名教育家陳之藩教授說：大師的文章充滿人文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學性！他建議佛光山的弟子要把大師的文章翻譯成英文或法文，未來應該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大師一生「以教育才、以文化世」，他志在弘法，並不在乎得獎與否。不過二○○六年「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還是頒給了大師「終身成就獎」。（見「文教篇」，〈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們〉）

甚至二○一○年，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報《星洲日報》，主辦一項「二○一○年度最受歡迎國外作家」票選活動，由讀者從四十位被提名的國外作家中，選出十大最受歡迎作家，結果大師以高票榮獲第二名。

在被提名的四十位作家當中，大師是唯一的宗教人士。大師以一介僧侶獲選為最受歡迎作家，不僅是佛教界前所未有的事，而且突顯了一個重要的意義。

過去社會人士普遍把佛教定位為慈善團體，尤其只要是直接從事慈善救濟的寺院道場，政府即認定其「功」在社稷，每年都會頒獎表揚。但是一向以文教弘化為重的大師認為，政府如果一味獎勵慈善，將使佛教墮落。因為佛教最大的功能，應該是宣揚教義，以佛法真理來化導人心，提升人性的真善美，帶動社會的和諧安定，繼而促進世界和平，這才是佛教的本懷，也是佛教可貴之處；如果把佛教定位為慈善團體，則與扶輪社、獅子會等社會公益團體有何不同？

大師堅持，佛教不同於一般慈善團體，不能只是從事救濟工作，應以文教弘法為重。大師的信念，在他獲獎的那一刻，已然得到認同。事實上，大師長期致力於文教弘化的努力，早已獲得肯定；大師經年累月到處說法傳教，並且著書立說，早已改變了過去佛教給人迷信、落伍的錯誤印象，而讓社會人士從鄙視佛教，繼而肯定、接受，並且尊重佛教。

大師的文教弘化改變了佛教，提升了佛教的社會地位，最明顯的莫如早期佛書因為印刷粗糙，內容都是一些勸世文，只被當成善書送人，根本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書局也不肯擺放、流通；時至今日，大師的著作分別受到天下文化、香海文化、佛光文化、時報文化、台視文化，以及圓神、巨龍、皇冠、希代、聯經、九歌等出版社，乃至大陸的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爭相出版。

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大師的自傳《傳燈》一書，曾連續蟬聯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達數月之久；皇冠出版社也曾發行大師的《星雲禪話》，出版當天在上海造成五千多人爭相排隊搶購的熱潮，而且光是第一天的銷售量就達到八萬餘冊。

現在一般書局不但願意設專櫃流通佛書，甚至還有專門出版佛書的佛教出版社、佛教書局等；影響所及，現在的佛教作家、佛教音樂創作者，乃至佛教美術館、佛教博物館等，也紛紛應運而生。可以說，現在的佛教文化多元發展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而這樣的結果不但帶動佛教更加普及化，同時也接引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學佛入道，從而提升佛教徒的文化水平與知識程度，因此今日佛教的社會地位與往昔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人間佛教呈現出年輕化、知識化、全球化，前途充滿了一片朝氣蓬勃的榮景，這都是大師重視文教弘化為佛教帶來的新局面。

除此之外，更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因為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已對當代社會產生實質的影響與貢獻。舉例說，現在社會上到處可見很多「義工」，他們樂於到寺院、醫院、養老院，或是社服機構、公益團體去發心奉獻，並且以當義工為榮、為樂。

義工的普及，是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很少人知道，最早倡導義工思想、發起義工服務的就是大師。早在一九五三年大師在宜蘭弘法，當時聚集了一批青年，如朱橋、楊錫銘、周廣猷、蕭碧霞、吳寶琴、李新桃、張優理、吳素真等人，他們發心到寺裡幫忙編輯雜誌、設計壁報，或是寫字、校對，甚至掃地、包書、寄書等。當時大師為感謝他們，都會主動為他們倒茶送水，準備點心，陪他們工作，大師說「信徒到寺院當義工，我們也要當義工的義工」，因此直到今日，佛光山的每個出家眾都有個共識，那就是：我們要當義工的義工。

為了宣揚義工服務的神聖，二○○八年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中，大師特別以「菩薩與義工」為題發表演說。大師說，菩薩是眾生的義工，義工是人間的菩薩，只要我們的社會多一個義工，人間就多一位菩薩；人間增多一位菩薩，社會自然就多了一分祥和的動力。

因此，大師認為，身處廿一世紀的今日社會，雖然電腦、醫學、生化、航空等科技的迅速發展，帶動人類文明一日千里；但是比這個更偉大的成就，應該是放眼全球，到處都有很多發心的義工，他們在社會各個角落奉獻一己之力，默默的服務人群，造福鄉梓，為社會增添溫馨與善美，為人間點燃光明與希望，這種人性光輝的散發，才是最了不起的成就。

事實確是如此，我們看現在的科技如此發達，如果沒有人文思想做後盾，如果不能把人性善美的本質加以提升、顯發，那麼科技愈發達，只會危害人間愈多。例如現在的電腦、手機之發明與不斷推陳出新，雖然帶來生活上的諸多方便，但也造成人際疏離、犯罪案件層出不窮；再如現在舉世一致關心的環保問題，其實地球環境被破壞，很大的一個因素是源於科技發達所帶來的副作用。所以現在我們面對地球的危機，唯有喚起人類的「自覺」，只有把人性的真善美不斷提升，讓「人文與科技並重」，這才是人類自救之道。因此帶動義工風潮、灌輸「我為人人」的服務信念，讓我們的社會愈來愈和諧，人心愈來愈善美，這是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偉大貢獻之一。

另外，大師感於現在舉世都在倡導和平，但和平的先決條件要有平等心、要懂得尊重包容；不平等、不能相互尊重包容，就沒有和平可言；沒有和平，人間也沒有幸福安樂的日子可過。

為此，大師長年致力於「世界和平」的促進，他希望把「人我一如」、「同體共生」、「法界圓融」的思想落實在人間，所以在歷屆佛光會會員代表大會中，先後發表了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自覺與行佛、環保與心保等主題演說，他不斷倡導地球人思想，告訴大家，我們都是同居共住在一個地球村上的居民，我們從緣起的法則來看，每個人都是互為因緣，都是生命的共同體，所以大家要互相幫助、彼此合作，要尊重包容，和諧共處，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能夠尊重很多不同的存在，大家才能共存共榮。

甚至大師基於人間佛教的倡導，主要就是希望用佛法來美化人間，也就是要把佛陀對人間的開示、教化，落實在生活裡，透過對佛法的理解與實踐，增加人間的幸福、快樂與美滿。因此他推動「三好」、「四給」、「五和」，鼓勵人人「身做好事、口說好話、心存好念」，隨緣隨力「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繼而共創「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五和社會」，這就是人間淨土的實現。

大師這些善美、淨化的思想，在在成為當代人心思潮所向及普世共同追求的價值，並且已在無形中影響了很多人、改變了很多事。例如二○一二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大陸史無前例的邀請佛教出家人參加，佛光山覺培法師不但應邀與會，而且成為與談人；同年，一個層級更高，更具影響力的「夏季達沃斯經濟論壇」同樣在大陸舉行，他們更特別邀請大師做了一場主題演說，主講「信仰的價值」。

以上這些都足以說明，大師弘揚的人間佛教，已經徹底改變佛教的社會功能與定位，他讓佛教不再只是一種宗教信仰，或是純學術研究，而是一種契合時代需要，可以圓融應用於生活，能夠指導世道人心，發揮經世致用、覺世牖民之功的偉大學說與智慧。正因為如此，所以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把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成就，喻為台灣「經濟奇蹟」之外的另一個「星雲奇蹟」，他認為大師所弘揚的人間佛教，已經「改革了宗教，改善了人心，改變了世界」，甚至推崇大師的貢獻實在已經「跨越宗教，超越台灣，飛越時空」。

高教授此言並非憑空謬讚，而是有跡可尋，有事可證。這些事實例證都在《百年佛緣》裡昭然若揭。《百年佛緣》可以說儼然就是一部「人間佛教的弘傳史」，只要讀過《百年佛緣》即可發現，大師所以能在六十多年前，把台灣佛教從一片荒蕪的荊棘地裡，栽植出今日花果繁茂的「人間佛教」來，主要是因為大師能把握人間佛教的「人間性、生活性、時代性、利他性、喜樂性、普濟性、平等性」，所以人間佛教能夠順應現代人既要幸福美滿富貴，又想昇華精神生活的文明渴望。

多年來，大師就是因為緊扣人間佛教的這些特性，因此能把佛教徹骨徹髓的落實在人間，讓人間佛教成為社會人生確實需要的指南。而今日人間佛教，可以說早已和現實人生緊緊融合在一起，成為社會大眾生活的一部分；「人間佛教」一詞，也成為當代最為膾炙人口的一句話，幾乎老少都能朗朗上口。

現在社會大眾只要談到「人間佛教」，很自然的就會聯想到「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與「星雲大師」已然劃上等號──星雲大師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星雲大師；就像「佛教」與「人間佛教」已被當成同義詞一樣：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這個說法從理體上看，是沒有疑義的，但從事相上看，星雲大師為了落實人間佛教，這一路走來，他是如何堅苦卓絕、如何忍辱負重、如何突破重重困難與阻礙，才終於締造出今日人間佛教的風華，這些成就的背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現在一般人聽到「人間佛教」，感覺好像一切都是自然天成，根本不費吹灰之力，理所當然的「佛教」就成為了「人間佛教」，一切都是那麼不假施設，本來如是。

事實上，現在大眾看到的是人間佛教的「成果」，所謂「果」從「因」生，無因無緣不能成果。任何果實在成熟之前，都需要辛勤的耕耘灌溉，都要經過不時的除草施肥，甚至還要忍受風吹日晒、雨雪霜寒的煎熬，這些不為人知的艱辛付出，今日大師自己回顧起來，一切也都是那麼雲淡風輕，那樣的不落痕跡。

然而，只要細細閱讀《百年佛緣》，還是可以感受得到，數十年來大師為教的悲心宏願，大師度眾的苦心孤詣，大師行化的人格風範，大師弘法的思想行誼；乃至從《百年佛緣》裡，也能發人深省，領會大師所謂「付出才能傑出，投入才能深入，磨練才能熟練，平凡才能不凡」的至理！大師此言誠然不虛，大師一生的成就，就是最佳明證！

・滿義法師，一九六一年生。曾任佛光山《覺世旬刊》、《佛光通訊》、《佛光世紀》等編輯及佛光山都監院文書、法堂書記室書記多年，忠實記錄大師開示內容，如《迷悟之間》、《人間萬事》等。現任佛光山傳燈樓人間佛教研究室研究員、佛光山開山寮書記。著有《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星雲學說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