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30　佛教回傳印度之比較研究——達磨波羅大菩提會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邱永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提要：本文基於二○一四年底筆者對印度新德里之大菩提會佛寺和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的訪問和訪談，以及相關文獻資料來討論。印度佛教自中世紀凋零，十九世紀後由達磨波羅及其大菩提會重新引入印度，大菩提會當年的努力及其在印度的發展狀況，既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背景，也是剛在印度起步的佛光山道場可以借鑑的寶貴財富。本文比較研究的主要方面包括歷史背景、弘法思想和弘法內容及方式。文章旨在對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在印度的進一步繁榮，提供一些基於實地觀察和文獻資料的研究。

關鍵詞：佛教回傳印度　人間佛教　大菩提會

前言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十三日在高雄參加「第二屆人間佛教座談會」之後，筆者趁到印度果阿參加學術研討會之機，訪問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FoGuangShanEducational&CulturalCentre,NewDelhi,India），就佛教在印度的存在和發展問題對中心主任、法師和有關人士進行訪談，開始了「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研究。印度佛教自十二世紀凋零，十九世紀後由達磨波羅及其大菩提會重新引入印度，大菩提會當年的努力及其在印度的發展狀況，既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背景，也是在印度起步不久的佛光山道場可以借鑑的寶貴財富。基於以上認識，筆者對新德里之印度大菩提會（MahaBodhiSocietyofIndia）及其佛寺進行了再次訪談。在收集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筆者進行了相關文獻的閱讀和資料整理。本文即是基於人類學調研和歷史文獻學資料的初步研究成果。

一、達磨波羅及其大菩提會的弘法開拓

印度佛教的近現代復興，發端於阿納嘎裡迦‧達磨波羅（AnagarikaDharmapala，一八六四～一九三三）於一八九一年創建大菩提學會並立志在印度復興佛教。正是由於達磨波羅及其後繼者師子鬘、僧寶、法寶諸法師的努力，佛教在印度才重新生根發芽，並逐漸結出豐碩果實。

(一)達磨波羅發願開拓弘法之路

達磨波羅原名董‧大衛‧海瓦維他奈（DonDavidHewavitarne），出生在斯里蘭卡的一個佛教家庭，八歲入私立學校跟隨佛教徒學習錫蘭傳統經典，後進入英國教會學校，念誦創世書或馬太福音並參加教堂的服務，由於基督傳教士們對佛教經典所採取的蠻橫態度，使他因為宗教文化理念常常與校方發生衝突，並下定決心要為佛教的復興而努力。

自一八八○年開始，達磨波羅與神智學會的兩位創辦人奧爾科特上校與布拉維茨基夫人合作，促使他決定全心協助神智學會從事佛教復興事業，經父母允許之後，他決定離家從事梵行（Brahmacharya），終生服侍於法，成為一名無家者（Anagarika），並為自己取名達磨波羅，即護法之意，也因此被稱為阿納嘎裡迦‧達磨波羅（AnagarikaDharmapala），意為無家的護法者。

達磨波羅一八九○年在英國《每週電訊》上，讀到關於佛教聖地菩提迦耶面臨傾頹的報導，在專程赴鹿野苑與菩提迦耶參訪後，恢復聖地的神聖與榮耀，使其成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成為達磨波羅的奮鬥目標，而索取大菩提寺的歸屬權，成為該目標的第一步。

(二)成立大菩提學會，致力索還菩提迦耶

一八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菩提迦耶大菩提學會」（TheBuddhaGayaMahaBodhiSociety）正式在錫蘭可倫坡成立，推選希卡杜維‧蘇芒迦勒‧摩訶‧納耶迦長老（Ven.HikkaduweSumangalaMahaNayakaThera）擔任大菩提學會的首任會長，達磨波羅任祕書長，日本「印度佛跡復興協會」的釋雲照、堀內氏兩人擔任理事。根據當時發表的大會宗旨，該會的目的是：1.在印度各地設立佛教寺院、佛教學院；2.菩提迦耶大菩提寺之維持與管理，由中國、日本、暹羅（泰國）、柬埔寨、錫蘭、孟加拉、尼泊爾、西藏、緬甸的代表比丘負責；3.呼籲世界各國的佛教徒協力復興佛教遺跡；4.出版英文、印度文的佛學書籍。

學會成立後，達磨波羅提議在阿沙荼月（Asadha）（印度曆法的第四個月，約當於西曆的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五日）的月圓之夜，在菩提迦耶建立比丘僧團。四位錫蘭比丘回應達磨波羅的倡議，在預定之日到達菩提迦耶。此時達磨波羅已經籌措資金多年，趁機與擁有聖地的印度教徒商討為大菩提會購買土地的事宜，但遭遇失敗，隨即決定在菩提迦耶舉辦一次國際佛教會議。於是有了一八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大菩提學會主導下的一場國際佛教會議，來自斯里蘭卡、中國、日本與吉大港的佛教代表齊聚菩提迦耶，共商拯救佛陀覺悟處的方法與手段。

一八九二年初，大菩提學會的辦事處遷至加爾各答。五月，達磨波羅創辦《摩訶菩提》（TheMahāBodhi）雜誌，以聯絡各國教友逐步復興佛教，準備設立菩提迦耶僧院及大學，將巴利三藏譯成英文及印度文。其後，該會在各地設立分會，並在菩提迦耶、鹿野苑等地建造朝聖精舍。

至一九○○年，迦耶地方議事會應達磨波羅之請，同意由大菩提學會支付費用為朝聖者建造一座僧舍，但是直到達磨波羅去世，索還菩提迦耶的事業仍未取得進展，成為達磨波羅臨終前最大的遺憾。達磨波羅在彌留之際，聲稱要轉世到貝拿勒斯的婆羅門家庭，將以新的受用身竭盡努力，使佛教重新擁有對菩提迦耶的所有權。

(三)達磨波羅及大菩提會在印度和世界傳法

雖然索還大菩提寺舉步維艱，屢屢受挫，達磨波羅領導下的大菩提學會仍然始終不停地通過各種方法與途徑宣揚佛教，一方面加強在歐美及亞洲佛教國家的宣傳與聯絡，另一方面也注重在印度各個地區派駐分支機構、巡行演講、出版佛教經典與宣傳手冊，爭取印度各個階層的支持或參與。一八九六年，大菩提學會在加爾各答舉行佛誕慶祝活動，數週後達磨波羅應邀赴美，在新大陸展開富有成效的弘法工作，後經倫敦、巴黎、羅馬返回錫蘭。

自一八九九年二月起，達磨波羅從加爾各答出發，依次經過拉呼爾（Lahore）─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白沙瓦（Peshawar）─那塞羅（Nowshera）─瑪律丹（Mardan）─哈森（Hasan）─阿布達爾（Abdal）─阿伯他巴德（Abbottabad），返回途中，他又到了阿姆利則（Amritsar）─魯提阿納（Ludhinana）─安巴拉（Ambala）─沙哈蘭普爾（Saharanpur）─塔奈沙爾（Thanesar）─庫魯克塞特拉（Kurukshetra）─卡奈爾（Karnel）─德里（Delhi）─麥魯他（Meerut）─阿利迦曷（Aligarh）─哈特拉斯（Hathras）─馬土拉（Mathura）、阿格拉（Agra）─坎普爾（Kanpur）─貝拿勒斯（Banaras）─迦耶（Gaya）─菩提迦耶（BuddhaGaya）─班基波爾（Bankipore），最後回到加爾各答。達磨波羅的這次旅行使他了解到印度社會的真實面貌，並將佛陀正法傳輸給那些貧窮的人群，他對印度的種姓差別有了深入的了解，發現印度有將近一億的低種姓人群，長久處於被奴役地位。

此後，達磨波羅在南印度的馬德拉斯、拘尸那迦建立大菩提學會的分會，使得佛教在南印度得以復甦。達磨波羅隨即又將弘法的目標轉向鹿野苑、加爾各答和故鄉可倫坡，利用捐助買地，建立活動場所、醫院、學校。直到一九一五年，印度大菩提學會正式註冊，其主要工作是在加爾各答興建了法王寺（DharmarajikaVihara），這標誌著達磨波羅領導的大菩提學會已經在加爾各答立穩根基。他們對佛法復興事業的虔誠也得到孟加拉社會菁英與賢達的同情，很多人伸出援助之手，協助在印度本土復興佛教昔日的榮耀。

一九二六年，達磨波羅在倫敦設立大菩提學會的分支機構，並派駐僧侶前往弘法。一九二八年，大菩提會在加爾各答召開全印度佛教徒會議（AllIndiaBuddhistConference），有三百多人參加。會議作出一致決議，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桑奇出土的舍利弗、目犍連遺骨。這些只是達磨波羅在世界舞台上弘法的開始。一八九三年七月，達磨波羅作為上座部佛教徒的代表，應邀出席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議會。達磨波羅在會上作了題為〈世界當感恩佛陀〉（TheWorldisDebttoBuddha）的演講，在聽眾中產生頗大的反響。會議結束後，達磨波羅又以佛教與神智學為題作了幾次演講，在當地引起轟動，回程途經日本橫濱、中國上海、泰國等地，與當地佛教徒取得聯繫，倡議在印度復興佛教。

(四)建寺傳教，教育出版

為了索還聖地，一八七五年後達磨波羅開始給錫蘭、緬甸與印度的許多人寫信，一方面描述菩提迦耶的破敗情形，另一方面請求合作或協助，在聖地重建僧團。

一九一五年法王寺開始興建，大菩提學會又準備在鹿野苑興建一座佛教寺廟。達磨波羅於一九一七年在此買下一塊土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寺廟開工興建，新建寺廟命名為根本香舍寺（Mulagandhakutivihara），得名於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時的居所。該寺的建設幾經周折，於一九三一年最終完成。因胃病與心臟病於一九二九年回錫蘭的達磨波羅，此時帶著十位錫蘭比丘返回鹿野苑，見證根本香舍寺的盛大慶典，同時也使鹿野苑根本香舍寺的僧眾初具規模。在慶典儀式上，印度考古調查局局長巴哈杜爾‧薩哈尼（RaiBahadurDayaramSahni）代表印度政府，將在塔克希拉（Taxila）法勝寺發現的佛陀靈骨作為禮品，贈送給大菩提學會，祕藏於寺院佛像的基座之下。達磨波羅在開幕儀式上激動地宣布，經過八百年的放逐，佛子們重新回到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神聖而敬愛的鹿野苑。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達磨波羅因病圓寂，時年七十，骨灰被安奉在根本香舍寺。

作為其弘法事業的成就之一，達磨波羅用英文、僧伽羅語、孟加拉語與印地語撰寫了許多著作，其中英文著作有《佛陀教些什麼》（WhatdidLordBuddhateach?）、《心理之進化》（PsychologyofProgress）、《印度教與佛教之關係》（RelationbetweenHinduismandBuddhism）、《佛陀的生平與教化》（LifeandTeachingofBuddha）、《佛教倫理學》（EthicsofBuddha）、《菩提迦耶大菩提寺歷史》（HistoryoftheMahaBodhiTempleatBodhi-Gaya）、《釋迦牟尼之勝法》（TheAryaDharmaofSakyaMuni）等；孟加拉語著作有《佛陀阿提婆優婆提舍》（BuddhadeverUpadesh）；印地語著作有《佛教學》（BuddhakiSiksha）等書。

(五)從達磨波羅到今日大菩提會

經過達磨波羅及大菩提學會近四十年的努力，佛教得以在印度復甦，並在各個方面獲得長足發展。僧護法師總結達磨波羅一生的成就，認為「他不僅致力於錫蘭佛教復興事業，那兒的佛教數百年來漸趨衰落，抑且致力於印度佛教的復甦，這裡的佛教已經沉寂了近千年。這的確是一種令人震驚的想法，只有那種性靈卓異不凡、力量超乎群倫的人才敢這樣想。讓一種已經寂滅千年的宗教在其誕生地復活！其同代人都如此嘲弄道：這只是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可是無所畏懼的達磨波羅將其付諸實踐，為了拯救菩提迦耶，他不懈地鬥爭，宣揚其神聖性，建立佛法中心，並持續不斷地宣揚其夢想，於是他在世前能夠看到自己播下的種子破土而出，目前它已經長成一棵神聖的大樹」。*1

經過一百二十餘年的努力，大菩提會在英國、美國、德國、日本、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地皆設有分支機構，乃當代印度佛教復興運動之核心團體。

參訪位於新德里市中心的印度大菩提會佛寺，其占地面積小、十分安靜，令人印象深刻。該佛寺由比爾拉財團捐資修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由聖雄甘地剪綵，由比爾拉財團移送印度大菩提會。由於它臨近新德里最著名的印度教神廟──精美宏大的比爾拉廟，到比爾拉廟訪問的人眾，有時候會順路看看這座佛教小院。這個佛寺的門口正中央，是金光閃閃的達磨波羅塑像，正門左右兩邊的木牌上，用英文和印度文雕刻的「苦諦」及其三皈依「解脫之道」。住持R.SumiththanandaThero介紹說，他見的最多的參訪者，是來自日本、中國和韓國的佛教徒。這個印度大菩提會佛寺雖然門可羅雀，一片寂靜，但令住持十分自豪的是，他每年都受邀參加印度總統召集「跨信仰對話會議」。在其名片上的「印度大菩提會」下方，印有一項醒目的綠色字體──「先鋒國際佛教組織」（ThePioneerInternationalBuddhistOrganization），充分展示了大菩提會的歷史地位和其作為繼承人的自豪感。但是，院外的印度和世界，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卻正呼喚佛教以嶄新的面貌，服務社會，利樂有情。

二、星雲大師的「朝聖」與德里文教中心的弘法嘗試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歷程，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九六三年至二○○八年，星雲大師八次印度朝聖之旅之後，逐漸形成了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思想和決心，星雲大師及其徒眾對回傳途徑和方式的探索，亦初見成效；第二個階段以二○○八年德里文教中心的成立為標誌，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進入建寺辦學、慈善義診、文化交流和協調在全印度的弘法之深耕階段，人間佛教的本土化正在展開。

(一)星雲大師說：佛陀啊，我找到您了！

據星雲大師在〈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一文中的回憶，直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大師才有因緣拜訪佛陀的故鄉──印度。他當時的感覺是：「只要是在佛陀的故鄉，什麼都是好的，甚至連泥土都是芳香的。」「好像忘記了時空，忘記了人間的一切，當下覺得：『佛陀啊，我找到您了！原來您就在這裡，就讓我也死在這裡陪伴您吧！』」星雲大師發現了一個「沒有我的肉身的存在，就只有佛的世界」，當時就發願：「將來我一定還要再來。」「我一定要發現佛陀，我要和他見面。」*2

從第一次朝聖之後，星雲大師心中思念的印度，便「是一個聖潔的地方，是一個佛國世界」。但朝聖之旅的所見所聞，也讓星雲大師感嘆惋惜：印度出了這麼一位大聖者、大覺者──佛陀，卻沒有能改善印度的階級制度紛爭，真如佛陀所說：「我如良醫，知病予藥，汝若不服，非醫咎也；我如善導，導人善路，聞之不行，非導過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八三年三月，大師分別率領了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中華民國佛光山印度朝聖團」共二百多人，和「佛光山印度朝聖團」一行八十四人，朝禮佛教八大聖地，完成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朝聖。星雲大師心中越發「悲欣交集，對佛陀的景仰，是無以言之的孺慕情懷，但對印度佛教的衰微，則因傷痛不忍而思奮起」。*3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宗旨是復興印度的佛教。因此，當華僑催促去印度建寺院的時候，星雲大師認為：「我們語言人才不夠，光是在當地度一些華人，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我們應該找懂英文的人去印度，能復興印度的佛教，這才最有意義。」*4

佛光山在二十世紀八○年代發展迅速，星雲大師亦更堅定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慈心悲願，提出佛光山在未來的發展，「不可閉門造車，唯有走向世界，貼近人群，佛教始能深入社會民間，契合人心所需。我期許佛門弟子皆能發心立願，為佛教拓展新路，讓印度乃至世界各地，重新展現佛教的光輝」。*5

星雲大師想在印度建立一個寺廟弘法的心願，自始至終「一直不願放棄、也不死心的」。為滿足回傳印度的人才條件，特別派了弟子依華到印度留學，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學的比丘尼。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大師再度率領「佛光山印度朝聖團」一行七十六人，展開為期二十一天的聖地朝禮。在聖地菩提迦耶，大師產生了在印度買地建道場的念頭，後經加爾各答佛光會前督導鐘雪芳的引介，在一九九二年買下了位於加爾各答的塔霸華人區一個地方，作為當地信眾共修聚會的臨時場所。加爾各答佛光協會於一九九二年成立，是印度當時唯一的漢語系協會。

一九九八年五月，佛光山應印度華僑的請求，正式成立了「佛光山加爾各答禪淨中心」，並且定期舉辦地藏法會、禮千佛、共修法會等活動，以接引當地華人與居民。二○○六年在比哈爾邦菩提迦耶創辦「印度伽耶育幼院」。

星雲大師早年的朝聖，是因為「印度是佛陀的祖國，身為佛子，都應該在有生之年，至少擁有一次朝禮聖地的紀錄。因為當你踏在佛陀走過的路上，你會覺得泥土特別的芳香；當你呼吸著佛陀祖國的空氣，你也會覺得空氣特別的新鮮；緬懷歷史的陳跡，可以令你道心更加堅固；繼承佛陀的慧命偉業，可以令你信心更加堅強；跪伏在佛陀的座前，你會感到佛陀慈光的加被；無明煩惱，能可以在瞬間消逝；崇高的人格，可以不間斷的昇華；人類生命的價值，也可以獲得明確的肯定」。*6雖然印度衛生條件不佳，但「玄奘大師到印度修學的遺風，那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更激勵了我的情緒」。*7

時光進入九○年代，「為了發心復興印度的佛教」，有了一九九二年七月的第六次印度行──星雲大師率弟子慈容、永妙、蕭慧華師姑等人前往印度拉達克。大師深切感受到：

拉達克的人民，具有勤勞、善良、尊敬、滿足的美德，是我見過的最具堅強信仰的一群佛教子民，在拉達克的古文化祥和蘊含下，我不禁喚起內心思古之幽情，期盼在保留當地傳統佛教特色之餘，也能引注一股現代國際佛教的泉源活力，以振興印度佛教。

拉達克是印度殘存的佛教地域中最古老的地區，可追溯到阿育王時期。若能以此地佛法的力量，再回饋印度本土，則印度佛教的復興在望。*8

星雲大師在佛陀的祖國發現，「佛教學校屈指可數」，更堅定了「教育救人」的理念。星雲大師認為：

對於佛教的復興，我認為不在寺院的多少，也不是僧數的多寡，而是在於佛教教育的普及。

今天佛教徒在印度只占百分之一的人口數，但對許多當地人來說，佛陀的聖地，就是他們討錢或賺錢的地方，朝聖客就是他們乞討的目標。一張張哀求的臉龐，我想，錢救得了他們一時，卻救不了他們一世。唯有教育，才能令他們改變。唯有佛陀的教育，才能救得了他們的下一代。*9

因此，除在拉達克為當地小學提供贊助外，星雲大師提出每年提供佛教獎學金給十名拉達克的學生，可以到台灣或者美國進修深造。「一千三百多年前，印度那爛陀大學有學生三萬多名，但願以後拉達克的佛教教育，能像那爛陀大學一般有輝煌成果。」

一九九八年二月，星雲大師首次到菩提迦耶菩提場（第七次到印度），傳授「國際三壇大戒暨在家三皈五戒」，以恢復印度及南傳佛教比丘尼教團。此次三壇大戒，有二十三個國家、一百五十位戒子前來參加，並有十四個國家、三十七位佛教長老大德擔任尊證阿闍黎，也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種族、區域、法脈傳承的戒會。而在家三皈五戒，則有近三十個國家、二千五百名在家信眾參加。這也是漢傳佛教第一次在印度進行戒會，中華佛教的儀禮得以展示。

一九九八年五月，星雲大師在加爾各答成立「佛光山加爾各答禪淨中心」，帶領當地的信眾共修。

二○○六年十月，星雲大師「帶著心律不整和心臟衰老之虞的色身」，第八次前往印度。星雲大師在海德拉巴市的十字街道上，主持皈依三寶典禮，計有二十萬人參加。又應印度奧士馬尼亞大學之邀，在該大學泰戈爾禮堂舉辦「佛教論壇」，以紀念安貝卡博士打破種姓制度的平等精神；並接受新德里大學文學院大講堂邀請，進行主題為「般若的空義」的演講，近千人聆聽。

為了落實本土化的原則，星雲大師早年派依華在印度學習佛法，一九九九年派弟子覺明、滿淨前往興辦「佛光山印度佛學院」，以培育更多的佛學本土人才。二○○○年更派乘禪等五位沙彌前往印度求法。二○○二年覺明前往印度德里大學攻讀佛學研究所，二○一一年取得德里大學佛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另外一提，佛光山叢林學院創辦四十多年來，外籍學生已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有不少拉達克籍學生在山上學習期滿，又被派回印度佛學院服務。

慈善行佛成為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必要方式。一九九八～二○○○年，佛光山連續三年在印度舉辦「千戶萬人賑濟活動」。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亞海嘯造成重大傷亡，佛光山也派覺門法師等協同馬德拉斯協會會員，募集賑災物資送至災區救濟災民，開辦「海嘯婦女和學生就職訓練所」，並成立「海嘯孤兒院」。二○○五年又派弟子妙如前往印度，陸續開辦婦女裁縫班、刺繡班、學生打字班、電腦班等課程，讓貧民能有一技之長，遠離窮苦生活，提高學童們的品德。

星雲大師已經完成八次印度之旅，鼓舞他前往弘法的，是佛陀祖國的芳香泥土和善良人民，是玄奘大師那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星雲大師明確提出，他以宣導平等思想的佛陀、大乘佛教的發起人龍樹菩薩和積極發揚平等精神的安貝卡博士為榜樣，為了印度佛教的未來，共同學習佛菩薩偉大的精神，勇敢走出種姓制度的桎梏。至二○一三年，大師總結認為，「印度之佛教復興和人間佛教的弘揚，至今漸露曙光」。

(二)德里文教中心的弘法

二○○八年，星雲大師派弟子慧顯前往印度，成立「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培育印度新一代僧伽，致力復興印度佛教。而在此之前，佛光山已經在加爾各答和菩提迦耶成立禪淨中心、育幼院和佛學院。慧顯法師到印度之前，曾擔任佛光山馬來西亞總住持，弘法業績「花繁果盛」。他與印度的因緣，開始於一九九八年星雲大師於菩提迦耶傳授三壇大戒，當時慧顯法師是男眾戒子班首，他在菩提樹下發願要回饋印度，十年後如願地踏上印度的弘法之途，一肩扛起佛光山新德里文教中心的重任。

自二○○八年八月至二○一四年底，德里文教中心在主任慧顯法師的帶領下，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了弘法工作：

第一、扎根過程中的接待參訪和接引大眾，在廣泛合作交流中弘揚佛法

印度德里文教中心興辦之初，以文化弘揚佛法，廣交朋友爭取支持，接待更多文化界、社會賢達，成為扎根印度的重要環節。例如，二○○八年八月十日，德里文教中心正式啟用之前，馬來西亞駐印度大使拿督陳成昇（譯音）攜同夫人、兒子到訪及參觀，文教中心準備具「馬來風味」的家鄉菜招待，慧顯法師介紹中心的花園、中心的未來規劃和功能，印度佛學院同學則呈獻人間音緣歌曲及拉達克的傳統舞蹈，讓這位信奉基督教的大使對佛光山有了初步認識，深感人間佛教開放、活潑、進取、積極的態度，而成為文教中心的護持者。幾年來，文教中心接待了台灣駐印度代表、印度園藝商人（中心內的花園交由該公司全權打理）、大陸佛學研究者、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二祕和政務參贊、北京大學印地語教授、北京慈航遠洋中心的代表團等，廣結善緣，對文教中心的扎根起到重要作用。

文教中心為了解印度歷史、服飾、飲食、歌舞和生活習俗等，舉行了各種生活情趣深厚的活動。比如在農曆新年舉辦「生耕致富新年聯歡會」，吸引印度人、越南人、韓國人共同參與新春祈願、墨跡展覽、天廚妙供、文化表演等，透過文化藝術來傳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訊息，加之華人前來共襄盛舉，促使扎根工作既中國化又本土化。

作為弘法機構，文教中心與印度的佛教文化和教育研究機構建立了密切聯繫，中心的法師常年出席德里大學佛學系「學術會議」，探討佛教教派的源流與發展，國際佛光會德里大學協會亦藉此學者雲集的機會，舉辦「贈書典禮」，贈送《雲水三千》及《佛光山四十週年紀念特刊》等。

佛光山四大宗旨的第一條是以文化弘揚佛法。德里文教中心秉持大師的理念，經常舉辦文化交流活動，讓每一位參與者了解不同的文化與習俗，慧顯法師為彰顯本土化而演唱的印地語歌曲〈非暴力〉（Ahimsa），傳為佳話。受佛光山精神的鼓舞，幾批在印度留學的中國交換生發心為沙彌們授課，與文教中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第二、沙彌學園──培育「菩提種子」

德里文教中心的教育，可大致分為三類。其中包括針對普通大眾，特別是那些接近佛教的青年的佛學教育和共修教育。例如，二○○九年一月覺明法師講授「人間佛教在印度的希望與播種工程」，說明佛光山在印度的各種因緣、大師對印度人間佛教發展的期許及弟子們的努力過程。又如，二○○九年一月德里佛光青年團長GelekPhunsok講授「印度史地」，從舊石器時代到近代史，看到印度朝代的更替及印度佛教的起起落落，激起了佛子「為聖教也，何惜生命」的願心。另外常年有為期數日的「修道會」，主要宗旨為「認識人間佛教」。

另外一類教育，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而進行的「全人教育」，即針對所有人的道德、科學、人文的教育，如二○○九年三月在德里文教中心舉行的「個性發展和國際禮儀」（PersonalityDevelopment）講座，由印度華裔李麗雲老師發心教授。

德里文教中心最重要的一類教育，是為培育未來弘法人才而創立的「沙彌學園」。心定和尚寫道，德里文教中心「為了培育菩提種子，又創辦了沙彌學園，招收釋迦族後裔的兒童少年，為他們舉行剃度儀式傳授沙彌戒法」*10。

二○一○年四月成立的「印度沙彌學園」，由慧顯法師擔任沙彌教育養成的負責人。慧顯法師於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考察了「僧伽施」並為申請就讀「沙彌學園」的學員面試。此地是佛陀為母說法畢，從忉利天宮下降人間處，一千年前這裡曾經是佛教興盛、佛教徒集聚的地方，後因種種因素，佛教滅亡，他們的後代亦因此失去他們的信仰。此地現為釋迦族後代散居地之一，有印度青年會（YBS）轄下的Kamalpur佛寺從事接引「新佛教徒」學佛的復興佛教運動。

沙彌學園的入學資格：滿十二歲、身心健全、六根具足、經父母同意之男孩。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剃度典禮前夕」，時任佛光山住持的心培和尚蒞臨印度朝聖弘法。心培和尚此行最後一站巡視德里文教中心主持「沙彌學園剃度典禮」。沙彌學園是奉星雲大師慈命為第一屆學生剃度，為佛光山第三代弟子，以心培和尚為師父。學園二○一○年度共招收二十六位學生，經嚴格篩選後只有八人符合條件，八人當中先批准最早的五位學生剃度出家。

二○一一年度「沙彌學園」共招生十九名，只錄取十一歲的小朋友五人。二○一一年九月一日開學典禮，開始由唱〈三寶頌〉開始，祈求慈悲偉大的佛陀加持沙彌們安住身心。最後由沙彌唱出一首激勵人心的〈WeShallOvercome〉英文歌曲。

課程設置方面：第一部分（印度教育部為三年級及五年級規定的）：數學、環境科學、電腦、英文、印度文；第二部分：中文（簡繁體）、瑜伽、中國武術（忠義拳）、美術、烹飪、印度古樂Tabla、天然香皂製作；第三部分：佛學教育之基礎禪修、佛門用語、五堂功課、學佛行儀。此外還不時安排「朝聖課」，例如在二○一四年三月八～九日，慧顯法師和勇度老師帶領十三位沙彌（四年級五人，三年級三人，二年級五人）進行了阿旃陀和埃朵拉（Ajanta&Ellora）參訪朝聖活動，到佛教聖地親身體驗佛陀信仰的偉大，從而加深自我的「宗教情操」；學習「善財童子」的參學精神，參訪大善知識，體會祖師大德的慈心悲願；實踐師公星雲大師「走出去」的精神理念，「走出去看世界」增廣自己的所見所聞。

師資陣容方面：印度籍七人、中國籍八人、馬來西亞籍二人、新加坡及台灣各一人。特別是瑜伽老師Mr.Kaushal已有二十六年的瑜伽教學經驗；教簡體中文的是尼赫魯大學前中文系主任葉書君老師。

每年元月均為沙彌學園一年一度的「一日念佛共修會」。從早上六點起香到晚上十點安板，總共有九支香的用功時間。所謂「一聲佛號一聲心」，念佛的人除了要「口念彌陀」、「身禮彌陀」外，更重要的是「心憶彌陀」，就如〈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裡提到的：「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至二○一四年元旦，一年一度的「念佛修道會」從往年的「一日念佛」增加到「二日念佛」。祈福念佛會從早上六點開始一直到晚上十點結束。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人人沉浸在殊勝祥和的氣氛當中。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佛光山印度沙彌學園第五屆（二○一四～二○一五學年度）的二十位新生在父母和推薦單位的陪同下，到沙彌學園報到。第一梯次「招生考試」共有六十位新生報名，經初審合格的有三十七人。二審考試是在德里文教中心進行，最後通過的只有二十人。二○一四年九月一日沙彌學園第五屆「開學典禮」。

慧顯法師在二○一四年的弘法報告中總結：沙彌學園自二○一○年奉星雲大師慈命開辦至今已滿四年，今年（二○一四～二○一五學年）邁入第五個年頭，目前共有學生四十二人，分別來自北方邦、拉達克、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大吉嶺等。二○一二年二月，時任佛光山住持的心培和尚寫道：「沙彌學園的成立和精心培養新一代僧伽，體現了星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才』的理念，也為復興印度佛教的宏大目標奠定基礎。」*11

第三、慈善義診方面──「一劑能暫時止痛的藥」

組織一切可以動員和召集的力量，在印度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進行義診，已經成為德里文教中心的日常工作，也是佛光山在印度進行慈善的突出特點。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進寶教士的帶領下，團長Gelek、祕書Mipham及理事Dawa等五人到印度北方的Himachal省Kee村考察，計畫次年舉辦的慈善義診活動，預計為五個村莊約一千位村民免費看診，同時到當地的學校發放教具和文具。二○○九年六月，文教中心集合佛光山在印度的各方面機構和人員，邀請相關熱心人士，圓滿完成此次國際慈善義診活動。

二○一○年二月十七～十八日，由德里大學佛學系、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國際佛光會德里大學協會及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聯合主辦的「德里大學慈善義診」（NaturalHealingMedicalCamp,17th&18thFebruary）於德里大學文學院進行。兩天的自然療法中共有四百人受益。此次的義診有以下的「四成就」：一是向印度知識分子推廣南華大學的自然醫學研究所；二是為愈來愈受上流社會歡迎的針灸療法加溫；三是受到學術組織的認同並受邀明年在不丹及海德拉巴推廣自然療法；四是各國使節來看診（馬來西亞大使夫婦、緬甸大使夫婦、台北代表處文化組張組長等）。

二○一○年四月二十二～二十九日，國際慈善義診（InternationalFreeMedicalCamp）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舉行。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作為聯辦單位之一，與國際佛光會青年總團部德里青年分團（BLIAYoungAdultDivisionDelhiSubdivision）、尼泊爾大塔寺（ShreePranidhipurnaMahaVihar,Balambu,Nepal）和台灣醫療隊（TaiwanHealthCorps），共同主辦了此次義診。

二○一○年七月五～十五日，德里文教中心秉持著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出世精神，組織國際佛光會印度德里青年分團和馬來西亞華人醫療隊，在物質及醫療資源缺乏的印度拉達克地區（Zanskar區的Padum村、Raru村和Zangla村，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進行義診和衛生教育活動，希望有助於解除眾生的悲苦。選擇該地區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佛光山的印度籍法師及師姑都是拉達克來的，為了感謝當地孕育這些人才，因此去做回饋及報答。二是因為此地環境條件較差，醫療資源也十分缺乏，即使看診人數不多，但這些醫療資源能夠更精確的提供給當地需要的人，更有意義。此次看診人次約七百一十人，衛教營隊人數約一百四十人。

二○一一年的義診於三月初在北方邦（UP）小城Mainpuri周邊的四個小村莊進行。二○一○年文教中心在Mainpuri組織了公益旅行活動，對當地施以教育關懷；法師們為村民的質樸而深深感動，也發現周邊村莊的醫療資源極為匱乏，於是極力促成此次義診。在台灣奇美醫院和印度佛教青年會的幫助下，此次義診十分成功。並照此模式進行了二○一二年七月十九～二十七日在比哈爾邦邦伽耶的義診。

二○一四年十一月四～九日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協同印度青年佛教會，舉辦北方邦義診活動。義診地點是印度北方邦的Etah縣、Mainpuri縣、Kannauj縣與Hardoi縣，看診人次達六千五百人。

二○一三年，德里的冬天異常的冷，氣溫一度降到○至一度之間，據說僅德里地區就有約百人被凍死。幾年前由國際佛光會印度德里大學協會覺明法師所發起救濟活動──「毛毯發放活動」（自二○一○年起德里文教中心開始參與此活動），在氣候異常之時更顯急需，於是二○一三年冬季，文教中心當機立斷籌備了一千件毛毯，使五百位無家可歸的窮人受益。

慧顯法師知道，在印度窮人眾多的國情下，「慈善雖不能立即改善印度人的生活，卻是一劑能暫時止痛的藥」。*12到如今，從印度首都德里到海拔近五千米的喜馬偕爾郡人煙罕至的思比堤（Spiti），上山下鄉千山萬水做慈善義診，已經成為文教中心在印度弘法活動的一個傳承，體現了佛光山在荒蕪貧瘠的土地上播撒關愛，「以慈善福利社會」的優良傳統。

第四、「印度佛光文化公司」與出版文宣弘法

印度佛光文化公司成立於二○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其成立目的主要為落實星雲大師「以文化弘揚佛法」的理念，透過文化出版把人間佛教的信念傳播在佛陀的故土。自成立以來，翻譯出版了佛光山系列書籍和星雲大師的系列著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二○一二年五月沙彌學園的學生們自己的作品──《沙彌日記》（TheDiaryofNoviceMonk）和《沙彌歌集》正式出版發行，德里文教中心專門舉行了新書發布會和新CD發布會。

到二○一四年底，印度佛光文化出版社已經三度參加印度書展。第一次是在二○一二年初，在人力及物力非常不足的情況下，經過半年的辛苦籌備，印度佛光文化出版社參加了印度德里展示中心（PragatiMaidan）第二十屆世界書展參展。主辦單位國家圖書信託基金（NBT，TheNationalBookTrustIndia）成立於一九五七年，是印度政府高等教育及人力資源部門。此次參展超過二千五百個攤位，約一千三百戶書商及出版社，包括三十家國外參展者，全場占地約四萬五千平方米，場面盛大。德里文教中心實現了首次亮相。

二○一三年，印度佛光文化出版社成功的走出新德里，到北方邦首府拉克腦參加由國家圖書信託基金舉辦的書展。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三～三十一日印度德里國際書展是印度佛光文化出版社第三次參加的印度國際書展。共有一千二百個印度參展商及三十一個外國參展商，每天參觀人數大約有一萬人次左右。書展的第一天，如弘法師及印法老師便帶著沙彌們到書展讓他們自己選購故事書及參考書。印度佛光出版社為了這次的書展準備了四十三本英文、六本印度文、一本泰米爾文及最新出版的《沙彌日記》。書展的每天吸引了不少的訪客，他們都對星雲大師的書非常感興趣，印地語版最暢銷書有《佛光菜根譚》和從星雲大師講座中抽選翻譯結集而成的《佛教對當代問題的探討》。

三、佛教回傳印度之比較研究

(一)時代的呼喚

達磨波羅於一八九一年創建大菩提學會，立志恢復被強制性的「全球化」而損毀的傳統文化，並在印度和全球復興佛教，開創了佛教回傳印度的新時代；星雲大師一九九八年在印度主持三壇大戒並繼而在加爾各答建立禪淨中心，立志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開創了佛教適應全球化浪潮和面向未來的新時代。因此，大菩提學會與佛光山的佛教回傳印度行動，在時間上雖然相距大致一個世紀，但卻都有全球化的背景。

達磨波羅決定復興佛教的歷史背景，是一個南亞次大陸被殖民地化，即被強制地拉入全球化的背景。達磨波羅認定佛教文化是錫蘭已經持續二千餘年的文化遺產，在祖國受到葡萄牙、荷蘭與英國入侵者的連續打壓和人民被迫改信基督教的情形下，被殖民的人民更應當將復興佛教文化視為復興斯里蘭卡的宗教文化，並進而恢復對自己的種族、語言與膚色的自信，這是一條文化自覺必經之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努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為佛教適應歷史發展而進行的努力，可視為佛教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在弘法思想方面，達磨波羅所思所想，是恢復佛教聖地，讓佛光重新照耀印度；而星雲大師自年輕時就認識到，「這個時代佛教需要改革、需要創新，不能像過去只是契理，重要的是契機」。*13

就弘法的內容和方式論，達磨波羅和星雲大師均採取了建立組織、修建寺院、與各國佛教團體合作、出書宣傳等方式，但達磨波羅處於一百年前的回傳佛教的開拓時期，其早年在故鄉斯里蘭卡的經驗並不充分，而星雲大師到印度弘法之前，已經在台灣和世界其他地區就「佛教適應於當代」逐步做了一番改革創新，如「佛教歌詠隊、錄製唱片、光碟、電視弘法、家庭普照、素齋談禪」等*14，可謂積累了豐厚的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達磨波羅在印度復興佛教的時代，雖然毫無組織根基，條件更為艱難，但從佛教派別、語言和地理環境論，則更為便利，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是自隋唐以來「中國化」了的漢傳佛教的改革新派，其傳法的派系、語言和地理環境更為困難。因此，達磨波羅所進行的佛教回傳印度的努力，與佛教文化在錫蘭的復興密切相關，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開始，則與佛教文化在大中華地區的復興密切相關，因而需要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進行艱苦的「本土化」努力。

評估當今印度大地上的佛教力量，與印度教相比仍然十分微弱。而佛教團體之中，南傳佛教派系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如今進入了平穩階段；佛光山作為漢傳佛教的代表，僅在北印度的三個地方進行著弘法嘗試，其沙彌學園培養的「菩提種子」成長為「佛門龍象」，尚待時日。特別是在複雜多變的印度國內政治社會形勢和全球形勢中，佛光山在印度的未來的發展，將充滿許多不確定性，真正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並形成重大的影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大菩提會弘法對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啟示

「法水長流五大洲」是星雲大師的終生心願，其中法水回流印度，是星雲大師自第一次印度朝聖便產生的弘願。本文「比較」大菩提會弘法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初步嘗試，是旨在「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話語中，探討達磨波羅大菩提會給予的啟示。

首先是宗派方面的團結包容與合作。從佛教宗派傳統論，大菩提會屬於南傳佛教系統，但是達磨波羅大菩提會一百多年的弘法，卻是在團結和包容南傳、北傳（漢傳和藏傳）的多元佛教之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一八八九年達磨波羅到日本京都出席佛教會議，親眼目睹到日本民眾對佛法的虔誠與崇信，更了解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國，深受鼓舞，致力於佛法復興的信心更為堅定。

其次是面對今日印度佛教之多元格局──歷史悠久的南傳、強勢的藏傳和弱勢的漢傳，大菩提會一直努力保持佛教的莊嚴與統一，並得到各個宗派的認可。

第三是在對佛教文化的認識方面，大菩提會最初是將本土佛教作為反殖民主義的傳統文化，其弘法過程亦伴隨印度復興民族文化的進程；今天的大菩提會也從未將佛教作為「文化軟實力」，斯里蘭卡政府從未將軟實力進行硬輸出，或者介入佛教僧團的弘法行動。

第四是在「入世工作」與複雜的國際國內政治的關係方面，大菩提會作為「先鋒佛教國際組織」，自始至終作為民間組織從事弘法事業，始終遠離國際國內政治，從而與印度政府、印度教組織和全世界佛教團體（包括藏傳佛教團體）建立了友好合作的關係，從而獲得普遍認同。

最後，在「人間佛教如何面對主流宗教是印度教的國家」方面，大菩提會也給予很好的啟示。一百餘年來，佛教回傳印度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佛教與印度教、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之間的互動，也呈現出更為複雜的局面。在達磨波羅時代，恢復本土的宗教文化，是反殖民壓迫的政治鬥爭的一部分，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無論是聖雄甘地還是尼赫魯及其印度國民大會黨（Congress），均秉持宗教多元觀，在政策上堅持「世俗主義」，在態度上尊重宗教自由，並保持印度傳統文化是最優秀的人類精神財富的觀點。為避免印巴分治時期的教派衝突，為達成宗教和平和社會穩定，印度政府堅持抵制極端印度教思想和勢力。這種政府和態度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六○、七○年代，正如星雲大師在二○一四年十二月「第二屆人間佛教座談會」上的回憶：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到印度朝聖，見到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他對我說：「人們都說印度和中國是文明古國，我們不能想像沒有佛教的兩個文明古國是什麼樣子。」*15

雖然印度政府對佛教的態度溫和，但印度教勢力對佛教的復興，則始終採取抵制的態度。當年達磨波羅以不變的熱情與不倦的精力在印度弘法時，處處遭遇嚴重的敵視，當達磨波羅執意去大菩提寺懸掛佛像時，受到印度教婆羅門教長、印度教組織甚至設在倫敦的英國──印度學會（TheBritishIndiaAssociation）的攻擊，認為這是對印度教的侵犯。達磨波羅訴諸法律，但在加爾各答高等法院中敗訴，攻擊他們的暴徒無罪釋放。

二○○九年，當時正在印度學習的覺明法師，在其〈人間佛教在印度的希望與播種工程〉一文中，提出了「人間佛教如何面對主流宗教是印度教的國家」這一關鍵性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力量上漲，「一個民族（印度斯坦族）、一種語言、一個宗教」的呼聲再次出現，並且以「每個生活在印度的人就當以印度教為自己的宗教，以印度為自己的聖地」加以表述，公開攻擊其他宗教和文化，並發起數次針對其他宗教團體和信徒的行動，製造社會動亂。在此背景下，佛光山法師「受到黑白兩道壓榨」和「故意刁難」*16，便成為常有之事。當下的印度，包括人間佛教在內的致力於回傳佛教的任何團體和個人，均需要一方面擔負起「宗教對話」的任務，爭取「各美其美」，另一方面則可能面對來自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及其激進分子的威脅和破壞，因而必須提高警惕，防範危險。在一個以印度教為主流宗教的國度，人間佛教在印度的未來發展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佛教在與印度教的互動和交流中，實現和平對話，因此仍然需要思考「佛教應以什麼面貌，再度重振旗鼓呢？」*17這一問題，並本著星雲大師提出的「窮則變，變則通」精神，創新弘法方法，逐步實現星雲大師宏願，讓「佛光重新照耀於印度的土地，為世界和平帶來光明！」*18

（刊於《二○一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下）

【註解】

*1A.C.阿歇爾：《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先驅》，頁二五。

*2星雲大師：〈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百年佛緣》（十），高雄：佛光文化，二○一三年五月，頁二九四—二九五。

*3同註*2，頁三○六。

*4同註*2，頁二九八。

*5同註*3。

*6同註*2，頁三○八—三○九。

*7星雲大師：《海天遊踪》，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

*8同註*2，頁三一一—三一二。

*9同註*2，頁三一二—三一五。

*10心定和尚：〈序文──菩提種子〉，《沙彌日記》2。

*11心培和尚：《沙彌日記‧序》。

*12釋妙熙：《行腳印度》，台北：香海文化，二○一四年五月，頁一二○。

*13星雲大師：〈但開風氣不為師—─我對佛教有些什麼創意〉，《百年佛緣》（十二），高雄：佛光文化，二○一三年五月，頁一一一。

*14同註*13。

*15星雲大師：〈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一文中，此段話的回憶表述是：尼赫魯先生說得對，「印度是世界的文化古國，但假如沒有佛教，印度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呢？」參見《百年佛緣》（十），頁二八七—三一九。

*16同註*12，頁一四○。

*17釋覺明：〈人間佛教在印度的希望與播種工程〉。

*18同註*2，頁三○七。

【參考書目】

1.星雲大師：〈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百年佛緣》（十），高雄：佛光文化，二○一三年五月。

2.星雲大師：〈向佛陀訴說〉，《合掌人生》（三），台北：香海文化，二○一一年四月。

3.星雲大師，〈但開風氣不為師──我對佛教有些什麼創意〉，《百年佛緣》（十二），高雄：佛光文化，二○一三年五月。

4.星雲大師：《海天遊踪》，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

5.釋妙熙：《行腳印度》，台北：香海文化，二○一四年五月。

6.慧顯法師：《德里文教中心二○○八～二○一四年》（電子檔）。二○一四年十二月慧顯法師拷貝，供邱永輝研究使用）。

7.釋覺明：〈人間佛教在印度的希望與播種工程（二○○九年講座稿）〉。

8.《沙彌日記》1，印度佛光文化公司出版，二○一二年。（TheDiaryofNoviceMonk:AnamazingaffinityofagroupofIndianboyswiththeBud-dha.BuddhaLightArtandLivingPrivateLimited,NewDelhi,2012）

9.《沙彌日記》2，印度佛光文化公司出版，二○一三年。（The2ndDiaryofNoviceMonk:AnamazingaffinityofagroupofIndianboyswiththeBud-dha.BuddhaLightArtandLivingPrivateLimited,NewDelhi,2013.）

10.MahaSthaviraSangharakshita,FlameinDarkness:TheLifeandSaysofBodhisathvaAnagarikaDhar-mapala.MahaBodhiSocietyofIndia,Kolkata,2014.

11.周廣榮：《印度佛教史》下編（尚未出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