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級大小:

A-

A

A+

p194 論星雲大師對中國佛教的卓越貢獻

李四龍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前言

星雲大師,是當今佛教界當之無愧的高僧大德,是中國佛教界的榮耀。他所創建的佛光山事業,把中國佛教帶到了世界各地,把中國文化饋贈給世界人民。大師的佛法,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佛法智慧與現實生活的結合,是禪宗在當代社會的新發展。

大師的事蹟、著作,現在大家並不陌生。我的這篇文章,想從個人的角度談談大師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希望也能藉此探討中國佛教未來的發展方向。我把大師對當代中國佛教的貢獻概括為:一個核心、五大方面、四個亮點。

一、大師的貢獻,其核心是宣導「人間佛教」,展現人間佛教的時代內涵

「人間佛教」是太虛大師(一八九○~一九四七)最先提出的佛教改革口號,是要表明佛教「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者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虛大師全書‧支論》)這位法師心目中的佛教,最初被他稱為「人生佛教」,希望是能服務於現實人生的佛教。在他看來,佛教本該「契真理」、「協時機」,「適應現代之現實」。然而,從印度來到中國的佛教,受制於儒、道兩家的思想而有所變易,最終使中國佛教成了一種變態的家族制,成了替老百姓超度亡靈的風俗、迷信。他說:

佛教之來中國,以先有軌範人生之儒教,興祭天、祀鬼、求神仙之道教。故承受發揮者雖在大乘思想,然以人生社會已為儒化所專有,故佛法應乎少數儒道之玄學者,則為禪宗興天台、賢首,遊之之外;應乎一般民眾之習俗者,則由淨土、密宗而流為專度亡靈及鬼神禍福之迷信。隨俗之習,而真正之佛法未能成中國之人群化也。且反受中國宗法社會、家族制度之影響;而將原來六和僧眾之僧團,亦化成變態之家族制。(〈人生佛學的說明〉十七年夏在上海儉德儲蓄會講稿)

所以,太虛大師很早就提出佛教界要進行「三大革命」: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命,後來規範為「教制、教產、教理」革命。不過,太虛的理念太過超前,並不能被時人接受,乃至於他自己到最後都慨嘆自己「失敗」的原因。

物轉星移,太虛當年播下的思想種子,到今天已落地生根,甚至可以說是枝葉繁茂。在印順、趙樸初、星雲大師等諸位大德的努力下,「人間佛教」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星雲大師的率領下,佛光山的實踐讓人看到了人間佛教的表現樣式,讓人意識到這種佛教是「佛說的、人要的」。綜觀大師的弘法生涯,「人間佛教」是他的生命主軸,他是人間佛教的身體力行者,要把佛教落實於人間。最近他還在佛光山專門成立「人間佛教研究院」,努力總結、推廣人間佛教理念。

在他看來:「真正需要的是落實人間佛教的行者,人間佛教不能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也不只是引用一、二句經論就算。」*1要讓傳統佛教開創一番新局面,就要達到「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的目標,佛教必須「走向城市、深入社會、關懷群眾、超越國界、弘化全球」。為此,星雲大師提出了佛教「十化」的實踐方向,即:國際化、社會化、藝文化、本土化、現代化、人間化、生活化、事業化、制度化、未來化,希望緣此能以佛法來淨化人間,完成佛光淨土的建設。他認為,唯有如此,佛教才能深入家庭、社會、人心,才能與生活結合在一起,成為人生需要的佛教,佛教才會有前途。

佛教的修行,主要是為「了脫生死」,生死,原本是一體兩面。但在中國的民間,對佛教的期待,主要是想藉佛菩薩、法師的力量消災祈福,超度鬼魂。人間佛教的關鍵,則要引導信眾去理解佛法,要讓他們自己以佛法智慧回到現實生活,轉化煩惱,甘心奉獻。也就是說,人間佛教要把佛法還原為一種生活的智慧,而不僅僅是一份神祕的功德。星雲大師以種種方法,把佛法落實到信徒的日常生活裡。上面提到的「十化」,最重要的內容,在我看來是佛教的「人間化」、「生活化」。大師對現實社會的變化與發展,具有敏銳的觀察與深刻的領悟。在他那裡,佛法從來就是活潑可愛的,富有幽默感,是對現實生活的會心微笑。這讓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馬祖道一的名言,「平常心是道」。以前,我們是臨命終時或死了以後才會想起佛教,但是現在,很多人甚至舉辦了「佛化婚禮」,大師的人間佛教讓大家在舉手投足之間就能分享佛法。大師要求自己的信徒堅持四個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而在他們用餐之前,都會唱誦佛光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

星雲大師常講「佛陀不是神,是人」,強調以人為本的思想,他的人間佛教所展現的是一種回歸人間、回歸生活的人文精神。這種人間佛教的人文精神,在我看來,可以有五個方面的具體表現:重視文教、立足制度、開拓事業、宗教對話、關懷生命。

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五大方面

(一)重視「文教」,重塑僧人的正面形象


成為佛教徒,首先是要皈依佛法僧三寶。然而,從明代的筆記小說開始,僧人在社會上的形象逐漸變得不太正面,僧尼成為社會諷刺對象的情況,並不鮮見。在上世紀五○年代,星雲大師初到台灣之時,出門遇到法師仍被看成是一種「晦氣」。然而,到了今天,僧人在台灣社會很受尊重,星雲大師每到大陸,都受到極高的禮遇,信眾都以見到大師為榮。我想,這種形象的轉變,總的來說,除了大師個人的魅力,主要得益於人間佛教的實踐,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緣於大師始終推崇「文教」,僧人既有佛法,又有文化,能為大家解答人生的困惑。

禪宗是主張「頓悟頓修」的宗派,貴在明心見性。針對隋唐時期佛教界側重經教的風氣,禪宗明確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這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受此風氣的影響,中國佛教界對佛典的講解與注釋,在宋元明清時期逐漸弱化,對佛典的學習,往往出於各種儀式、法會的需要。同時,唐宋以後的僧人往往隸屬於某一宗派,他們對佛典的關注,往往局限於各自宗派所推崇的有限幾種。因此,這一時期的僧人的佛學素養急劇滑坡,其社會形象也就會有相應的下降。然而,這並不歸咎於禪宗本身,因為禪宗並不意味著不重視佛典,不重視學習,它所反對的只是囿於文字的障礙,「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只是特定時代的口號。

經歷了明清時期的中國佛教,亟需文化的滋養。如何讓僧人成為有文化而受社會的尊重?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的重要課題。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其基本的弘法模式,是以文教為主,以慈善為輔。佛光人相信,只有「文教才能究竟解救人心,才是真正的慈善」;「慈善人人能做,並非佛教的專業,所以佛光山只是隨喜而作;文教是理想的發揮,並非人人能做,也非人人相投,但這是佛教的根本,是究竟解救人心的慈善事業,所以佛光山堅持以文教弘化。」*2因此,佛光山一直在扶持文化、興辦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佛光山應有盡有;從報紙雜誌到廣播電視,佛光山一應俱全;成立佛光會,建立佛化家庭與檀講師制度,把佛教的文化與教育直接帶進家庭,融入生活。佛光山把自己的弘法宗旨概括為四句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在大師的事業中,辦學校是他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一應俱全。他在台灣創辦了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尤其是在美國創辦西來大學,殊為難得。一九九一年一月「西來大學」(原名HsiLaiUniversity,後改稱UniversityoftheWest)正式開學,最初暫借西來寺上課,一九九六年遷到現址。這所大學位於洛杉磯郡的柔似蜜市(RosemeadCity,LosAngelesCounty),地理位置優越,當地的文教機構、博物館、美術館近在咫尺。西來大學雖是佛教界出資興建的大學,但不是傳統的叢林教育,而是一所能與現代教育體制接軌的、合乎美國規格和標準的現代大學。該校設有工商管理系、宗教系、推廣教育系、英語系,設有世界佛學研究院、佛教心理學及諮詢研究中心和少數族群及小企業研究中心,各系分設學士、碩士和博士課程。該校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多所院校建立學術合作關係,二○○六年成為美國「西部學校及大學聯盟」(WesternAssociationofSchoolsandColleges)正式成員以後,所授學位及學分獲全美各大學承認。

作為一所佛教界開設的大學,星雲大師希望「人間佛教」是西來大學的精神依恃,在課程方面能融合人文與科學、理論與應用、東方與西方,希望學生不但學得知識和技能,開創事業前程,還要發展健全人格及高尚品德,使心靈充實、身心自在。這樣的學校,已經超出了現在所謂「佛學院」的運行模式,其人才培養的目標並不是單純的僧人,而是社會大眾,一方面傳授能在社會上謀生立足的技藝,另一方面在校園文化裡滲透佛法的智慧,以佛教的戒定慧滋養當代的青年學生。與此同時,大師還把優秀的僧人送到世界各地的高校學習,不僅學習佛學與宗教學,還學習教育學等多種學科,因此佛光山有一批獲得世界名校博士學位的法師,他們是有世界眼光與學術素養的新型僧人,既有僧人的品格,也有熟練處理世間事務的能力。

在佛光山也有恪守叢林制度的佛學院,基本是以培養僧人為主,是派駐到各地、各部門的僧人養成學校。到了佛光山所辦的大學或道場裡,這些僧人經常會擔當重任,不辭辛勞地承擔弘法事業和管理的菁英。這樣的出家人,怎能不受人尊敬?

(二)立足「制度」,造就現代僧團典範

佛教的制度,包括個人與集體兩方面:對個體僧人而言,戒律最重要,當年佛陀留下遺訓,「以戒為師」;對集體而言,叢林規約最重要。戒律是佛教徒修行的根本依據,古往今來,其變化並不很大。雖說對得道高僧而言,可以持守「無相戒」,也就是不必拘泥於戒律的表象,但對絕大部分僧人而言,尤其是針對凡夫僧,「無相戒」的說法過於高遠。因此,在中國佛教裡,嚴持傳統的戒律成了佛門的根本。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什麼創新的空間。佛光山的制度創新,主要體現在寺院的組織、管理制度上。

集體生活的前提,是尊重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當年百丈創清規,也是要讓寺院生活能適應中國的社會環境。因此,專靠眾生護持、居士供養的僧人,在中國的寺院裡便需要自力更生,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出坡」,農禪並重成了一項光榮傳統。現在的中國社會,跟以前又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化勢不可擋,民主化深入人心,大家的經濟水準與教育水準都已今非昔比。在這種形勢下,僧團幾乎無法躲在某個僻靜的地方隱修,即使你不去理會別人,別人也會找上門來,外來的宗教與文化無孔不入,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與衝突已無法避免;在這種形勢下,僧俗之間的等級觀念也受到衝擊,大部分居士已不滿足於禮敬師父,也不滿足於師父僅僅跟他們講因果報應、神通風水,他們還期待師父要講佛法智慧。也就是說,居士對僧團發展的影響力正在加大,如果不能好好地處理僧俗關係,許多以前的佛教徒就有可能變成其他宗教的信徒,如何穩定佛教徒,是當代中國佛教的重大難題之一。佛光山的制度創新,在我看來,最大的亮點是處理好了現代社會的僧俗關係,從而化解了穩定佛教徒的時代難題,讓佛教徒成為有尊嚴的群體,其信眾人數不斷攀升,讓佛光山成為現代僧團的成功典範。

大師經常提到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這就是一種鮮明的創新意識。譬如,他在加州洛杉磯建立的西來寺,是佛光山在美國的總部,即「佛光山美國別院」,該寺占地面積不大,僅有十五英畝,卻被認為是西半球最大的佛教寺廟。西來寺的主體建築,包括大雄寶殿、五聖殿、寮房、禪堂、藏經樓及懷恩堂等,建築精緻,工藝精湛。中國傳統的寺院建築風格,讓整座西來寺氣勢恢宏,法相莊嚴。同時,這所寺院的功能十分現代,特別重視文教事業,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西來大學」。大師的這種創新意識,並不僅僅表現在寺院建築與寺院功能上。

在處理僧俗關係的制度創新方面,我印象特別深的有兩點:一是創建「國際佛光會」,二是設立「檀講師」制度。一九七八年八月,星雲大師會同國際友人、世界各地的佛光山信徒,以推動國際佛教發展為宗旨,在洛杉磯發起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InternationalBuddhistProgressSociety)。後在一九九二年進一步創辦「國際佛光會」(Buddha'sLightInternationalAssociation),這是佛光山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年五月十六日,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在西來寺正式成立,這由五大洲出家僧眾和在家居士組成的國際佛教組織,旨在推動佛教生活化,在五大洲百餘個國家或地區成立國際佛光會的分會組織。國際佛光會,在二○○三年正式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成員,這一組織的成立,直接推動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的發展空間。其工作的活力來自於有效組織居士團隊,激發了居士在僧團裡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另一方面,居士的深層參與,使數量相當有限的出家僧尼能有機會安心辦道,在佛光山的很多分支道場,通常僅有二、三位法師,卻能運轉數以千計的信眾團隊。僧俗之間有比較明確的分工,「僧眾主持寺務,信眾發展社教」。不僅如此,該會成立以後,大師定期發表主題演講,歷次的講演反映當時的弘法理念和工作重心,譬如:「歡喜與融和」(一九九二年在洛杉磯)、「同體與共生」(一九九三年在台北)、「尊重與包容」(一九九五年在澳洲雪梨)、「平等與和平」(一九九六年在巴黎)、「圓滿與自在」(一九九七年在香港)、「自然與生命」一九九八年在多倫多)、「公是與公非」(二○○○年在台北)、「發心與發展」(二○○二年在東京)、「化世與益人」(二○○六年在高雄佛光山)、「菩薩與義工」(二○○八年在高雄佛光山)。這些講演,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借助於現代傳媒技術,採用雜誌、報紙、圖書、錄影、電視、互聯網等方式,大師以睿智的說法拉近了僧俗之間的心靈距離。滿義法師寫的《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第三章,概括出佛光山「僧信平等,僧俗融和」的特點。

在佛光山,居士並不僅是義工,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可以給大家講法,這就是大師設立的「檀講師」制度。國際佛光會,原則上是專為在家信眾設立的,同時讓有條件的在家信眾給其他信徒講法,這是「發動群眾教群眾」的策略,真正體現「人人平等、生佛不二」的思想,落實大乘佛教的菩薩精神。如何培養一批合格的「檀講師」,是我們現在需要思考的問題。現在大陸地區的佛學院,學員主要是出家的僧人。其實,這些佛學院很有必要招收一些在家信徒,讓他們畢業以後,到居士中傳播正信的佛法,推廣人間佛教的理念,使佛教團體成為重要的社會保障力量,為基層百姓服務。

而在佛光山的僧人系統內,道場之間形成了總本山與分支道場的垂直管理系統。這套管理系統非常值得研究,看上去有現代跨國企業的管理方式,但又不盡然,佛法智慧隨處可見。佛光山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學,他們有自己的「徒眾手冊」(後更名為《佛光山清規》),他們的社團管理也有特色。目前,中國大陸的佛教界正在嘗試走出國門,各個全國重點寺院也在積極提升自己的服務職能,佛光山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學習。

(三)以「新事業」,開拓佛教的發展空間

現在大陸,常有人說,富人喜歡佛教。社會媒體經常議論佛教寺廟的商業化現象。大陸佛教的商業化,在有些地方已與佛教的精神有所悖離,原因十分複雜,需要專門的解釋,但不管商業化的負面作用有多大,這並不表示佛教不能從事商業活動。在印度的戒律中,類似商業的活動是不允許的。但就像中國古代的佛教發展出「出坡」這樣的制度,現代的中國佛教寺院需要有自己的事業。這些事業,表現出來的就像商業活動,但與商業不同的是,並不以牟利為目的,而是為了資金的有效運轉,最大可能地發揮佛門「淨財」的使用價值,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有新的寺院經濟模式。

星雲大師說,「用新事業增廣淨財」,所得的「淨財」還可以做新事業。綜觀大師的人生經歷,他所做過的事業超出常人的想像。大師一九四九年隨「僧侶救護隊」到台灣,一九五三年到宜蘭雷音寺講經弘法,正式駐錫以後,常作鄉村弘法、監獄布教,成立宜蘭念佛會、青年歌詠隊,開辦佛教界第一所幼稚園。一九六七年佛光山開山,一九七二年制訂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組織章程,使佛光山成為有制度、有組織的現代教團。佛光山創立之初,陸續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兒童星期學校」,成立「朝山團」,興辦育幼院、救濟院、醫院診所等慈善機構,創辦東方佛教學院、中國佛教研究院、英語佛學中心、《佛光學報》、《普門雜誌》、佛光大藏經編藏處、佛教梵唄音樂團等文教機構,並於一九八八年舉行全台灣行腳托缽,募集資金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該基金會支持出版《佛光大辭典》、《普門學報》、《法藏文庫》,舉辦多種以「人間佛教」為主題的兩岸或國際學術研討會,傾力推動兩岸佛教學術界的交流與研究。佛光山還有「人間福報」、「人間衛視」等大眾媒體,以期更快捷地傳遞佛光山的弘法資訊。二○一一年十二月,佛陀紀念館在佛光山落成啟用,以期更好地實現以佛法教育信眾的目的。

佛教依靠的力量,在過去的二千年裡,不斷地發生變化。東晉的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當時,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主要依靠帝王將相這些貴族的支持,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出家的僧人要有很高的文化素養,才能與上流社會交往。到了宋朝,中國社會的結構發生變化,以往的貴族體制逐漸瓦解,科舉制度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依據,民間社會的力量逐漸突顯,因此,佛教依靠的力量從貴族轉向平民。這在宋元明清的佛教裡,一方面表現出修行方法的簡易化,念佛法門幾乎一統天下;另一方面,寺院裡發起了大量的經懺活動,成為寺院經濟的主要來源,替代了以往的貴族供養。到了現代社會,主流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科學」幾乎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單純的經懺活動很難吸引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而且,現在的佛教徒,愈來愈不喜歡無緣無故的捐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輕人,他們雖然也很願意布施,但需要理由。寺院、僧人接受布施的理由是什麼?大師說:「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出家人是義工的義工。僧人是當代社會的慈悲使者,這是佛教接受布施、供養的理由。現代佛教的依靠力量,是有善心的普通公民。因此,佛教必須要有新事業,做一些能對大家有幫助的事業。從原則上說,寺院的經濟來源,不應該是對信眾提供有償服務的回報。寺院經濟的收入與支出,都是為了布施,方便十方眾生。

至於有哪些新事業,這就見仁見智了。但寺院的門票,實在談不上是「新事業」,應該儘快成為歷史。

(四)宗教對話,豐富中華文化的時代內涵

眾所周知,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主張儒釋道「三教合流」,佛教從一個外來宗教演變為徹底的中國宗教。到了晚清,基督教、天主教全面進入中國社會。在清末民初的一批知識分子中間,流行了一股融合儒、佛、耶三教的思潮。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後,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無法迴避基督教、天主教的影響。明智的態度就是要面對它們,積極地參與到各種各樣的宗教對話中。星雲大師的弘法實踐,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推動宗教對話,並在他的一些說法中與基督教精神有所契合,成為當前佛教界最有世界眼光的高僧大德之一。

一九三八年,太虛大師做了一個著名的講演,題目是「中國需耶教與歐美需佛教」。他說,中國佛教「需借鏡基督教,改良佛教,振作佛教精神,影響民間,以共同的團體精神生活,培養組織能力,是中國整個民族所需要的」,這位提倡「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旗手,高調宣稱需要學習基督教。我們這些後學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見卓識,這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已是佛教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困境:在上世紀八○年代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以後,基督徒的人數迅猛增長,目前已達到兩千八百萬人,而佛教徒的人數基本穩定在一億左右。有趣的是,在台灣地區,基督徒的人數並沒有多少增長,佛教明顯表現出華人第一宗教的興盛氣象。原因何在?我個人認為,這與台灣地區普遍主張「人間佛教」有關。

很多人間佛教的實踐者,綜觀他們的一系列活動和各種著述,我發現,推行人間佛教,存在一個大致類似的模式:儒家的說法、佛家的想法、基督教的做法。高僧大德在向信眾說法的時候,最容易接引眾生的方便法門,首先講述儒家的思想。自從「文廟」、「書院」、「私塾」等儒家教學機構淡出中國人日常生活以後,儒學的教育責任,在很多時候落在寺廟、道觀身上。若從源頭上說,這是明清以來三教合流的餘緒;若從近的原因來看,那就是人間佛教的理念。當年宣化上人在美國萬佛城辦學,有專門講授儒家思想的課程,包括《論語》、《孟子》,他所開設的學校要求學生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做人基礎,在小學提倡孝道,在中學提倡忠貞愛國,在大學提倡忠孝仁義。宣化的這些做法,絲毫不影響他的高僧形象,因為儒學只是一個接引,真正的思想還是佛教。正如太虛大師所說的一句名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人間佛教所要成就的「人格」,是以釋迦牟尼佛為典範,就好比現在佛光山建造了「佛陀紀念館」。因此,人間佛教的內涵,還是佛教的想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星雲大師所講的「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表面上是講做一個好人,對於華人來說,首先聯想到的很可能是儒家的做人原則;而在佛門,「三好」首先是身、口、意三業的清淨,儒學是接引,持戒是昇華。在大師通俗化的表述當中,佛教的思想融會其中,潤物細無聲。

台灣的人間佛教實踐,在慈善與教育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慈濟功德會的救災與醫療、佛光山的教育、法鼓山的學術,堪稱是給當代佛教界參與社會事務做出了不朽的典範。這些教團的實際做法,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基督教的經驗,基督教的團契組織,往往能給信徒提供很多精神的與物質的幫助,儘可能展現「信、望、愛」的理念。星雲大師給佛光人提出了「四給」的要求,「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這種植根於佛家慈悲精神的通俗說法,展現為「無我」的大愛,落實在現實生活裡,足以與基督教的團契互助精神相比肩。我個人認為,正是人間佛教的這種包容精神,才使佛教展現出空前的活力,在全球化的時代保持了中華文化的傳統魅力。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星雲大師及其佛光山教團,是中華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偉大實踐者,豐富了中華文化的時代內涵,包容了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以及西方的基督教思想,為當前的中華文化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走向世界的典範,也是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深入人心的典範。

(五)關懷生命,彰顯宗教的勸善功能

人間佛教的重要內涵是使佛教回歸「人間」,而不是像明清佛教那樣熱衷於趕經懺、做佛事,成天為死人超度。像太虛、印順所呼籲的那樣,人間佛教要為現實人生服務,確切地說,首先是要為活人服務,回歸人間,其實質是要熱愛生活、熱愛生命。在我看來,這是佛教煥發活力的最重要原因。

星雲大師說:「佛教乃生命之學問。」他認為,人間佛教的主要內涵是「關懷生命」,人到世間「生活」,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生死」。他說:「人間佛教包括生命、生死、生活;生命是人間佛教的體,生死是人間佛教的相,生活是人間佛教的用,乃至人間萬有環環相扣的關係,就是人間佛教。」因此,如何在生活中運用佛法,這是大師弘揚人間佛教一以貫之的精神主旨。他認為,佛教有自己的「生命學」與「生活學」,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放人哲學」:佛教「最重要的是『放人』,能夠給人生路、給人因緣,這才是積極的『放生』,也是最大的『護生』。」

當前,世界上源於宗教的衝突並不鮮見,地球上的這麼多人,彼此的宗教信仰並不相同,自大或自卑、排他的心態並沒有因為全球化而減少,反而更加劇。如何去化解那些由於自大或自卑、排他而出現的仇恨?回歸人間,這是人間佛教給這個時代的重要啟示。宗教之間的對話,需要回歸現實人間,要讓大家熱愛生命、熱愛生活,不要活在雲端的那些抽象概念裡,更不要為了抽象的概念相互仇殺,而要面對共同的生活。

宗教家並不能解決政治家所面對的現實衝突,但能給大家提供一個美好的理想:回歸人間,也就是回歸現實人間的實際問題,關注人類的整體處境,是我們新世紀宗教對話的根本理念,或許是我們解決宗教衝突的唯一出路。

佛教對生命的理解比較寬泛,並不以人類為中心,包括六道一切眾生。但人間佛教首先關懷人道的生命,確立了人類交流的底線。在這世界上,不分種族、膚色、地域、語言和宗教,只有尊重彼此的生命,才能解決現實中各式各樣的衝突與矛盾。所有的宗教,都有教化民眾的功能。在中國的宗教傳統裡,以人為本,「觀乎人文」,體貼「止於至善」的文明境界。我們對宗教的期待是能勸人為善,有助於社會的和諧、人生的幸福。當年唐高祖李淵要舉行儒釋道「三教講論」,他在詔書裡說,「三教雖異,善歸一揆。」這個思想,直到今天,依然還是中國人心目裡對所有宗教的正面理解。「勸善」,因此是中國宗教的基本職責,鼓勵大家去追求道德上的至善。當然,這裡主要是指儒家所講的道德規範。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同樣是勸人為善,只是其中的「至善」,不僅僅是平常的道德規範,而是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這是佛家的大悲心。這是人間佛教的終極關懷,也是佛教的根本訴求:珍惜生命,善待生命,達到生命的解脫與永恆。在佛教徒的世界裡,眾生平等,永遠不會有「仇殺」。

三、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四個亮點

以上五個方面,其實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五大理念。文教、制度、事業、對話,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過程,而對生命的關懷,是人間佛教的旨歸。在這些理念的實踐過程中,其實都有許多具體的舉措,我在前面也已有所說明。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想針對中國大陸佛教界當前的實際情況,概括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四個亮點:組織居士隊伍、創辦佛教大學、重視現代傳媒、建立國際道場。

(一)組織居士隊伍

佛光山在組織居士隊伍方向,可以說經驗豐富,有效地發揮了佛教徒對社會發展與穩定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國際佛光會」的創辦,意義非凡。當前國內各主要寺院都有自己的義工團隊,如何管理與組織這些義工,包括義工的工作範圍,現在應當做出一些研究:既要符合大陸的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也要適應時代的新發展、社會的新變化,去創造性地為信眾乃至為寺院周邊的社區服務,有條件的寺院可以從事更大範圍的社會慈善活動。佛光山在這方面的主要經驗,是要處理好僧俗關係,要重視對居士的教育及其相互教育。

(二)創辦佛教大學

這是很多大陸佛教界人士的夢想,佛光山在這方面已有很多實際的經驗,現在應當認真研究。在現階段,大陸地區的佛教辦學,重點還應該在佛學院的自身建設。目前條件較好的佛學院,已有能力開設一些僧團面對未來的新專業,但需要穩定的經費支援,師資結構與學員結構都要有新思路。現有的課程設置過於老化,單純以僧人為學員,今後將會愈來愈難。社區大學、普通高校的部分功能,可以納入到佛學院中,努力實現國民教育與宗教教育的雙贏格局。

(三)重視現代傳媒

這是所有與佛光山交往的學者們共同的感受,從雜誌、報紙、出版社到電視台、互聯網,一應俱全。新技術的運用,對傳統佛教的傳播影響極大。如果傳統宗教不加利用,那麼各種新興宗教就會在社會上通行無阻。

(四)建立國際道場

中國大陸佛教正在努力走出國門,佛光山有「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經驗,是國際宗教界最重要的現代教團之一,遍布全世界二百多所道場,其對大陸的借鑑意義不言而喻。從我對大陸佛教界的觀察來看,現代傳媒與國際道場的發展,主要瓶頸是人才。我們一方面期待佛學院教學品質的提升,另一方面,大陸寺院要有足夠的魄力,願意把自己的優秀僧人送到高校學習。

星雲大師所創建的人間佛教道場佛光山教團,毋寧是大陸佛教最好的典範。

    (刊於《二○一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下)

【註解】

*1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普門學報》第五—六期,高雄:普門學報社,二○○一年九、十一月。

*2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文化,二○○五年八月,頁一五二。

回到頁面頂端
回到星雲大師全集首頁
搜尋
調整
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