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78　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

⊙慈容 《普門學報》發行人

前言

時代的進步，人類文明的發展，一部分源自於「物競天擇」之自然定律使然，另方面則有賴於人為的創造、改革。

自古以來，每個時代都有許多偉大的革命家，他們本著犧牲奉獻的精神，對國家社會做出許多的革新，才使得人類從蠻荒到文明，由專制到民主。

在佛教史上，歷代許多高僧大德們，不但深體佛陀本懷，崇佛奉法；尤其勇於革新，才使得佛教能在每個時代適應社會的需要，進而發揮佛教覺世牖民的教化之功。

談到佛教的改革大師，當首推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他不但是向自己革命，一生所開示的教法，也都是指導眾生如何革除自己的陋習；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革命並非消極的破壞，而是具有積極性的建設。

現在有很多人不了解佛教，以為今日學佛的人是逃避現實，是消極厭世，這實在是誤解了學佛的本義。佛陀所以出家修道成佛，一方面當然是為了解救自己生死苦惱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是為了救濟被壓迫的人民。我們如果深入了解釋迦牟尼佛住世奮鬥的經過，一定就會明白他實在是一位偉大而慈悲的革命者。

佛陀革命的對象：一是階級森嚴的印度社會，二是沒有究竟真理的神權宗教，三是生死循環不已的自私小我。

一般的革命家，雖然標榜著為民的口號，但人民並不因此而得到幸福，因為他們的革命是基於瞋恨敵人，所使用的革命手段都很殘忍。唯有佛陀的革命，完全是由於慈悲心的激發，佛陀的革命是用慈悲覆護一切，感化一切，他不用暴力，行的是不流血的革命，這才是真正的革命。

一般的革命家，大都是由下而上的。因為感到自身的不自由、不安樂，而才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所以就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唯有佛教的教主佛陀，他的革命是由上而下。他本是貴為王子之尊，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他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很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與正義，不能不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可憐的人們打抱不平。

一般的革命者，都是向外革命而沒有向內革命，明白說就是向別人革命而沒有向自己革命。唯有佛教的教主佛陀，他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自私的小我，都有生死之源的煩惱無明，為了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他不得不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他捨離一切的愛染，去過平實的生活，這才是究竟的革命。

所以，講到革命問題，世界上偉大的革命者其數雖多，但那些革命與佛教的革命精神相比，實有天地的懸殊。

本文的主旨，即希望透過古今高僧大德，舉凡在弘揚教義、改革教制、從事社會教化有建樹者，以他們的行誼做為今日佛子學習的榜樣，希望大家奮起，勇於改革，不革新則佛教無以進步。

一、古代的改革創見大師

如前所述，歷代因為迭有目光高遠的創見大師為佛教做出許多的改革，使佛教能在當代大放異采，甚至歷經時代變遷及各種法難的摧殘，至今依然屹立不搖。其中較具代表性與影響力者，民國以前諸如道安大師的力斥「格義佛教」、開創「佛典目錄」先河、「統一釋姓」，並且主張「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慧遠大師首於山林「聚眾講學」，並作〈沙門不敬王者論〉；道生大師力持「一闡提也有佛性」，主張人人皆得成佛；以及智者大師提出「五時八教」之教判、信行大師創「三階教」、玄奘大師另創「譯經體例」、惠能大師「傳法不傳衣」、神會大師「為南宗定位」、馬祖大師「創叢林」、百丈禪師「立清規」、永明禪師大力「調和禪淨」等，都帶領佛教安然走過每個風雨飄搖的時代。茲略述如下：

(一)道安大師力斥「格義佛教」

佛教東傳中國之初，為了適應傳統的思考模式，許多法師在講述佛理時，大都引用中國人熟悉的語彙，特別是以老莊術語來說明佛教的般若空義，此稱為「格義」佛教。

道安大師（三一二～三八五）生於東晉我國初期佛教急遽發展時期，也正是格義佛教蓬勃發展的時代。初時道安大師也致力於「以格義弘揚佛教」，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教，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誤解教義，因此在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守舊法。道安大師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大師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轉譯的素質參差不齊，甚至出現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道安大師有感於此，乃廣搜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收錄了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建立了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

道安大師以前，中土的沙門都是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氏）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大師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道安大師對於佛教的具體貢獻包括：組織僧侶，科制佛經，制定戒規，以釋為姓，整理佛典，主持譯經，編纂經錄，綜攝佛法等。其中任舉一項，都足以使他名垂史籍。由於道安的努力，將中國佛教素樸、草創的時期作一總結，而確定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因此，稱道安大師為中國佛教的奠基者，誠非過譽之辭。

(二)慧遠大師首開「聚眾講學」之風

佛教與政治，都是管理眾人的事，彼此息息相關。兩者之間的關係，證諸歷史，佛教愈弘揚的時代，國運就愈昌隆；反之，國家富強，政治清明，佛教才能興盛。因此東晉道安大師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然而道安大師的高足慧遠大師（三三四～四一六）卻著述《沙門不敬王者論》，強調佛教應該超然於世俗之外，立論雖然與師背道而馳，實際上是有其時代背景使然。

在東晉時代，由於太尉桓玄壓迫佛教，車騎將軍庾冰主張佛教沙門應對王者禮敬。安帝之際，桓玄支持庾冰之論，認為佛教教團應該從屬於國家權力之下。慧遠大師本著佛教徒之立場，主張沙門不必禮拜帝王，於是著書論述佛教出家之本質，將出家人乃方外之屬，不宜禮敬王者的觀點，深入列點分析。此後，出家人與朝廷之間的關係得到明確的界定，僧眾在寺院中的清修也獲得保障，對於提升佛教徒於當時乃至後世的社會地位，都是功不可沒。

慧遠大師生逢東晉戰亂時期，在道安大師「分張徒眾」時被派往南方，後留住廬山，建立僧團，率眾修行，並於元興元年（四○二）與劉遺民、雷宗次、周續之、張季碩等百餘同道創立白蓮社，專以淨土念佛為修行法門，共期往生西方淨土，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其結社念佛，提倡彌陀淨土的信仰，不但接引知識分子學佛，把佛法傳入民間，尤其開創了「聚眾講學」的先河。

慧遠大師提倡的彌陀淨土信仰，是植基於「神不滅論」的基礎上，並且依據此理論提出《三報論》，即現報、生報、後報。此論說明了業報的複雜性，相較於中國傳統的報應說只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說法，有了更深層的發揮。

此外，慧遠大師發揮道安大師的「本無論」，提出「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法性論》）。他以「法性」為萬法之本，大力闡發道安大師的性空思想，深化了當時的般若學。此與《沙門不敬王者論》及《三報論》，都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種首創，而且對後世發揮極大的影響。慧遠大師可謂居功厥偉。

(三)道生大師力持「闡提成佛」之說

佛陀成道時，曾發出宣言：「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佛性。」既然眾生本具佛性，那麼斷絕善根的「一闡提」能否成佛呢？

這個問題在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四一八），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當時法顯大師於建康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經文言及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唯「一闡提」除外。這種論點受到當時一般守舊派學者的一致認同，咸認「闡提不能成佛」。唯獨道生大師（三五五～四三四）不受經文束縛，他大膽剖析經理，洞入幽微，發揮自己的見解，以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自不應獨排同屬眾生的一闡提人，因此在宋文帝元嘉五年（四二八）提出一闡提人也有佛性，亦得成佛的主張。

道生大師這種思想在北涼曇無讖所譯《大般涅槃經》中有所記載，但當時尚未傳入南方，因此他的獨到創見被指摘為邪說惑眾，違背佛經原旨，在大眾激憤難平下，被逐出僧團。

陷入孤立的道生大師，雖被視為離經叛道，他仍堅守自己的理念，面色凜然而莊重地立誓：「若我所言不合經義，願於現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獅子座。」言罷即拂袖而去。

黯然離開建康後的道生大師，曾在江蘇虎丘山聚石為徒，闡述「闡提成佛」之說，感得群石點頭，後世遂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美談。

道生大師不拘泥於經論的言教文句，不受當時舊說的束縛，敢於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主張「一闡提皆得成佛」之說，直到宋武帝永初二年，曇無讖於涼州譯出《大般涅槃經》四十卷，經中明白指出「闡提都有佛性，都能成佛」，這時大家才一致歎服道生大師的卓越見識與造詣之深。

道生大師後來回到首都建康，備受南朝宋武帝禮遇。一日，武帝宴請眾僧，因故耽誤用齋時間，當時眾人懷疑已過午時，不敢舉箸動食。宋武帝連忙表明午時未過，但眾人面面相覷，依然不敢輕舉妄動。此時，道生大師從容表示：「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並率先取食，於是眾人不再猶疑，隨道生大師用餐。

過午不食，乃印度佛教傳來的習俗，但道生大師能通權達變，臨機巧用，化解尷尬的場面，眾人莫不讚歎他樞機得衷。

道生大師是晉末宋初佛教史上特出的思想家，他上承「般若」，下開「涅槃」，倡導「佛性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頓悟成佛」之旨，使得禪宗「頓悟說」成為眾多流派之主流，進而影響宋明理學達數百年之久，乃中國佛教史上開一代風氣之大師。

(四)智者大師創立「五時八教」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陀說法，旨在「示教利喜」，但因佛陀說法的時地因緣，以及對象根機有異，為了觀機逗教，所說的佛法義理雖然有深有淺，但都不離佛陀的本懷。

然而三藏十二部經典流傳到後世，佛弟子們因為各人根機不同、喜好不同、研究的法門也有所不同，因此產生各種宗派；各個宗派之間又競相依自己的立場來判定佛陀所說教法的價值與解釋其相狀差別，稱為「教相判釋」，又稱「教判」或「判教」。例如「一音教」、「頓漸二教」、「三時教」、「五教判」等，當中以天台宗的「五時八教」最負盛名。

「五時八教」是智者大師（五三八～五七九）根據佛陀說法的順序，分為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五時」；從教導眾生之形式方法分為頓、漸、祕密、不定等四種類，稱為「化儀四教」；又依適應眾生根機而教導之教理內容，分為藏、通、別、圓等四種類，稱為「化法四教」，以上總稱為「五時八教」。

智者大師素有「小釋迦」的尊號，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五三八），一生力弘法華精神及龍樹教學，並以中國獨特的形式加以體系化。他所提出的「五時八教」，綜合佛陀的教法思想和經典內容，在判釋經教上被視為最具代表性，而奠定天台宗教觀基礎。

此外，智者大師修正南方「輕禪重講」與北方「輕講重禪」的弊病，倡導「教觀雙運」、「解行並進」的教學，獨創依禪觀而修行的止觀法門，消溶中國幾百年來南北方佛教的偏頗。由於他博識善辯，深達禪觀，陳、隋兩朝都對他相當尊重，陳宣帝甚且敬稱他為「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

(五)信行大師創設「三階教」

在佛教裡，依佛陀教法弘傳的情形，可分為正法、像法、末法三個時期；亦即：如來滅後，教法住世，依教法修行，即能證果，稱為正法；雖有教法及修行者，多不能證果，稱為像法；教法垂世，人雖有稟教，而不能修行證果，稱為末法。

隋代的信行法師（五四○～五九四），有鑒於隋代已進入末法時期，因此主張必須修行「普法」，始易有成。他根據時、處、機（人）三項，將佛教分成三階，創立「三階教」，成為中國佛教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個教派。

信行法師創立「三階教」的信念，是秉持「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之慈悲救世的大乘菩薩情懷。他極力宣揚大乘利他精神，親執各種勞役，供養悲敬二田；他反對偶像崇拜而僅禮拜佛塔；他仿效《法華經》的常不輕菩薩，道路遇人，無論男女皆禮拜之，名為「普敬」。因其行持嚴峻，躍出時流，因此遠近僧俗俱來請益，門徒漸增。

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信行大師在相州光嚴寺發願為皇帝、諸師、父母乃至一切眾生，施捨身命財物，建立禮佛、轉經、眾僧、眾生、離惡、頭陀、飲食、食器、衣服、房舍、床坐、燈燭、鐘唄、香、柴炭、洗浴等十六種「無盡藏行」，勸化信徒布施錢糧，由寺院庫藏統籌運用，供作修繕寺塔經藏或救濟、借貸貧苦百姓之用。

「無盡藏」實際上是一種普利大眾的財政組織，亦為根據布施波羅蜜所衍伸的福田思想。不久，一般寺院紛紛仿效，成立寺庫，藉以成為寺院經濟主要財源，當時第一名剎化度寺即因信徒爭相布施，而成為天下聞名的佛教財務中心。此一濟貧撫孤的「無盡藏」制度，也為後世佛教財政組織及慈善事業樹立典範。

(六)玄奘大師創新「佛教譯經」

佛教源於印度，卻在中國大放異采，主要得力於經典的漢譯，才使得佛教在中國開花結果，璀璨耀世。

根據《高僧傳》記載，歷代留名譯經篇的高僧有百餘人，其中以鳩摩羅什（三四四～四一三）、玄奘（六○二～六六四）、義淨（六三五～七一三）、真諦（四九九～五六九）四人為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經家。

鳩摩羅什譯經以「達意」為原則，主張依義不依文，他的譯筆流利，句偈清潤，帶動佛法通俗化、文學化，對佛教、社會貢獻卓著。玄奘大師則開創另一體裁的翻譯，他以「忠於原典」為要，並主張「五種不翻」，後世學者以玄奘為界，稱玄奘大師以前所譯之經典為「舊譯」，玄奘以後為「新譯」。

玄奘大師，洛陽緱氏縣（河南偃師）人，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六○二），隋煬帝大業十年（六一四），年方十三歲即被破格以沙彌身分錄入僧籍，提取法名玄奘。

出家後的玄奘大師，遍訪名山耆宿，卻發現各處教法異說紛紜，尤其諸漢譯佛典的義理解釋不一，令人莫知所從，於是發大宏願，決心親至西方取經，追源考證梵文原典以解眾惑。

貞觀三年（六二九），由長安偷渡出關，前往西域。沿途沙河阻隔、鬼魔風暴，他抱著「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的決心，走過八百里流沙，終於抵達高昌國；之後於貞觀五年抵達摩羯陀國，留學當時印度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參禮戒賢論師，前後共五年。

其後，遍遊五印度，歷謁名賢，叩詢請益，尋求梵本，寫下《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載西域、印度、錫蘭等一百三十八國的歷史、地理、宗教、神話傳說、風土人情等。此書被譽為最早的地理名著，對於研究佛教史與古代西域、印度、中亞、南亞之史地、文化，乃至中西交通史，富有極高的價值，直至今日，仍為治印度史地學者之寶典，為國際學術界肯定的一部巨著。尤其印度十大古蹟埋藏地底多年後，終因《大唐西域記》而得以重現人間，為此尼赫魯總理曾經親對星雲大師說：印度世稱文明古國，若無佛教，印度又有什麼值得向世人展現的呢？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玄奘意欲東返。戒日王及各國國王挽留不得後，於曲女城為玄奘舉行無遮辯論法會，五印度十八國王均列席，大小乘僧及婆羅門等七千餘人到會，此即佛教史上著名的「曲女城辯論大會」。

次年，玄奘大師正式辭王東歸，取道今日新疆省南路、于闐、樓蘭等地，於貞觀十九年正月返抵長安，結束十七年歷經五萬餘里的西行之旅，共請回佛經梵文原典五二○夾、六五七部。回國之日，唐太宗敕命梁國公房玄齡等率文武百官迎接，各地夾道歡迎，舉國歡騰。

玄奘大師深為太宗、高宗所欽重，曾與唐太宗三次出巡，太宗並曾經兩度勸他棄道輔政，玄奘均以「願守戒緇門，闡揚遺法」而固辭。太宗尊重其志，助其譯經工作，建長安譯經院詔譯佛經。玄奘先後於弘福寺、大慈恩寺、玉華宮譯經，十九年中主要譯出《大般若經》六百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俱舍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等，共計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總數遠勝羅什、真諦、不空諸大師所譯卷數總和。

玄奘大師集我國最偉大之佛學家、譯經家、外交家、地理學家於一身，是中國人的光榮，是求道者的示範，是青年奮鬥的楷模，是佛弟子學習的中心，更是第一個把中華文化宣揚到海外的使者，也為我國歷史寫下輝煌的一頁。

(七)惠能大師「傳法不傳衣」

「衣缽相傳」，缽和法衣（袈裟）是佛教傳法的信物。佛教自印度佛陀時代，以至中國古代祖師，均有傳承法衣的傳統，也就是在門下選出優秀的弟子，而將教法傳之，為表徵記，亦授予僧衣，因而又稱這種僧衣或袈裟為信衣。

禪宗尤其特別重視傳法，通常以傳授袈裟作為正法傳授的象徵。此種傳承溯自靈山會上佛陀將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之後西天二十八祖，一直到中國六祖，都是衣缽相傳。然而到了唐朝咸亨二年（六七一），五祖弘忍（六○二～六七五）授記惠能為禪宗第六代祖師時，特別囑咐惠能，此後不必再傳衣缽，因此在六祖惠能大師（六三八～七一三）臨入涅槃時，弟子法海問：「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六祖大師說：「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

六祖大師為甚麼不傳衣缽給弟子？其原因有三：

第一、「衣缽」是紛爭之端，因為傳「衣」、傳「缽」就會造成門徒弟子之間的紛爭；每一個人都自不量力，總覺得自己的修行很高、很好，自己應該要得到「法」、得到「衣缽」。六祖大師想到「衣缽是爭端」，因此不傳。

第二、六祖大師根據達摩祖師的本意：「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六祖大師實踐達摩祖師的偈語，因此決定以「法」印證，而不傳「衣缽」。

第三、所謂衣缽相傳，傳衣缽，只傳一個人；如果不傳衣缽而傳法，則一個人可以得法，二個人也可以得法，乃至一百個人都可以得法。也就是說，假如不傳衣缽，會有更多的人得到傳法印心，所以，六祖大師說：「我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稱為《法寶壇經》。如果你們能珍重守護，遞相傳授的話，這就叫做『傳法』。」

後來，六祖大師準備回新州入滅之際，又有門徒們向六祖大師請問：「大師既曰不傳衣，只傳法，法當傳付何人呢？」

六祖大師說：「法已付給大家，不須再問。我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惑亂，擾亂我的宗旨，屆時會有人不惜生命，出來替佛教釐清是非，樹立宗旨，那就是我現在只傳正法，衣不復傳的原因。」

果然，後來六祖大師的弟子神會禪師，在滑台無遮大會中，高樹法幢，大作獅子吼，為六祖定位，使得六祖大師功垂中國文化史上，光輝燦爛，照耀古今。可見五祖弘忍大師與六祖惠能大師的「傳法不傳衣」，實乃睿智卓見。

(八)神會大師「為南宗定位」

禪宗自西天二十八祖達摩東渡來華，衣缽傳法，歷經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弘忍門下又分南宗與北宗。

南宗以六祖惠能大師為中心，北宗以神秀大師做代表。南宗、北宗一向紛爭，如同兄弟鬩牆，因為彼此對於修行的方法，認知不盡相同。惠能大師認為心性本淨，本來是佛，識心見性，即可頓悟成佛，故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神秀則認為佛性人人本具，但為客塵所覆，故須透過時時修習，拂塵除垢，才能成佛，因此有「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之偈。

南宗的禪重在頓悟，北宗的禪主張漸修，頓漸一直紛爭不已，惠能、神秀的門徒也勢如冤家，各護其主，一直認為自己一方才是得自五祖法脈的正統。

其實，頓、漸的分歧主要就是六祖和神秀兩位大師，他們對戒、定、慧這個根本佛法有不同的看法。神秀大師以「七佛通偈」來解釋戒、定、慧，他說：「諸惡莫作名為戒，眾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神秀大師對於戒、定、慧的這種解釋，可以明顯看出是一種對待法，他要人不做惡事，而要行善。這種法門，是接大乘人，同時也可以勸小根智的人。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對於真正的佛法不容易深入的話，很簡單的告訴他：「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就是戒、定、慧。

六祖惠能大師對於戒、定、慧的解釋是：「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痴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惠能大師講的是心地法門，只要心地無非、無痴、無亂，那就是戒、定、慧，還要另外再找什麼戒、定、慧呢？還有什麼另外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呢？所以這一種道理是接最上乘人，是勸大根大智的人，是頓悟的法門。

神秀和惠能大師的法統之爭，到了六祖大師的弟子荷澤神會禪師（六六八～七六○）時，達到最高峰。神會禪師一生的主要願望，就是要打倒北宗的神秀禪師，要立南宗惠能大師的禪門為正統的地位。因此，神會禪師一再大聲疾呼：「唯有曹溪的宗旨，唯有六祖惠能大師才是禪門的嫡傳。」北方的普寂禪師，也和神秀大師一樣，受到朝野的敬重，被尊為國師。他推立神秀大師為六祖，視自己為七祖，所以也挺身而出，斥責荷澤神會禪師，同時也高聲疾呼：「惠能不是達摩的正統。」

後來神會禪師在滑台的大雲寺開了一個無遮大會，他要立南宗為正統。他開滑台大會的主要目的有三：

第一、攻擊北宗神秀大師的法統非正統，不是五祖弘忍大師的嫡傳。他要大家認識，只有惠能大師才是真正的法統。

第二、攻擊北宗漸修的法門。他認為漸修是一種方便，禪是頓悟的法門，唯有六祖大師所講的禪，才是禪的正統。

第三、在歷史上，所謂「南能北秀」：南宗惠能大師主「頓悟」，北宗神秀大師主「漸悟」。神會禪師就是希望透過滑台大會，把頓漸的差別，讓大家分別、認清。

神會禪師為了擁護六祖的頓門成為禪宗的正統，一生奮鬥不懈。後來六祖惠能大師的法脈經過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兩位弟子的弘傳，開演出「五家七宗」的輝煌局面，使得南宗頓教的「一花五葉」，燦爛繽紛，光耀後世，從此禪的芬芳永傳人間。

(九)馬祖大師「創叢林」、百丈禪師「立清規」

禪宗自初祖達摩東來，最初的三百年當中，禪僧大都依住在律院或是巖穴、樹下，並沒有建立禪剎。由於法制有限，共住時生齟齬，大家深以為苦，馬祖道一（七○九～七八八）大師於是創立叢林，以安禪侶，由此宗門益盛，轉化無窮。

馬祖大師以「平常心是道」、「即心是佛」大弘禪風，入室弟子有百丈懷海、南泉普願、大梅法常等百餘人。當中懷海禪師（七二○～八一四）繼師之志，為了安僧隆剎，於是參照大小乘的經律，制定叢林規矩，撰寫了二卷的《百丈清規》，此為禪宗清規之濫觴。

《百丈清規》一書包括叢林的一切事務，諸如法堂、僧堂、方丈之設置，並從僧眾當中選擇賢德者擔任首座、書記、知客、監寺、維那、典座等職事，專職負責各項事務。此外，對於大眾平日的朝參、夕聚、齋粥、普請等行事，皆有規定。學眾聚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並設長連床，供坐禪偃息。而住持須為兼具道眼及德行者，居住於方丈之中，時時出法堂，上堂陞座、小參垂示，以御大眾。凡此種種都成為叢林的新例，而與律法不同，世人即稱為《百丈清規》，自此以後天下叢林皆依此規為寺院生活的儀則。

《百丈清規》之後，我國陸續有宋代宗賾作的《禪苑清規》十卷、瑞嚴的無量宗壽禪師所作的《日用小清規》一卷、婺州金華的惟勉禪師所作的《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二卷，以及元代東林澤山之弌咸禪師作《禪林備用清規》十卷、中峰明本禪師作《幻住庵清規》一卷、明代壽昌下第三祖天界之道盛禪師作《壽昌清規》一卷等。

百丈禪師自從建立禪院，制訂叢林清規之後，並且率眾修持，實行農禪生活，力求自給自足。直到晚年，一直耕作不已，弟子中有人不忍他年老辛苦，在屢勸無效下，遂悄悄藏起鋤頭，師因此絕食，留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

師所訂之《百丈清規》，天下叢林無不奉行，為禪宗史上劃時代之功績。宋代儒者也仿效而創立書院，元明清三朝更以書院為鄉學，充為養士之所，此皆拜師所賜。

「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由於禪林清規不涉及戒律，避開鋒頭，迂迴而進，是一種創見，也是智慧。後代佛子，不如祖師的智慧，硬是執著教條，造成文字障，甚至彼此互相批評、鬥爭，抵銷傳教的力量，實在可惜。

(十)永明禪師倡導「禪淨共修」

佛教自東漢傳來中國，歷經各個朝代的演進，到了隋唐時期，由於經典的翻譯大致完備，各個學派的基本立場與思想旨趣也已確立，因此先後開宗立派，形成中國大乘八宗齊頭並進的佛教輝煌時期。

然而到了五代趙宋時期，由於佛教經歷「三武一宗」教難，元氣大傷。當中僅剩禪宗與淨土宗因為「禪以觀心、淨以念佛」，二者皆不受典籍流失的影響，而且也不一定需要有寺院殿堂作為基地，山林水邊皆可參禪，行住坐臥都能念佛，故能並立於世，並且彼此相互爭主，希望自宗成為佛教主流的地位。

在當時，禪宗的行者認為，佛性本具，無須依靠名言教相及念佛修懺，即可悟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境，因此譏嘲淨土宗是靠「他力」的佛教，是屬於老公公、老婆婆等人所修行的「鈍漸法門」，不似禪宗的一超直入之「頓悟法門」為高。淨土人士也對禪宗提出反擊，認為禪宗的修行者狂妄傲慢，訶佛罵祖，偏見執著，沒有宗教情操。又說禪者的修行容易走火入魔，不如淨土三根普被、廣大易行，於是有《十疑論》等著作，指斥禪宗的偏見。

正當禪淨互爭主流地位的時候，幸有永明延壽禪師（九○四～九七五）出來調和，他倡導「禪淨共修」，不但撰著《萬善同歸集》，闡明見性成佛，亦得誦經，並且廣作萬善行門；尤其他作〈參禪念佛四料簡〉偈，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世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以標明「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是最理想的修行方式。這種主張給予當時禪林一大啟示，後代禪師如天衣義懷、慧林宗本等，亦有此共鳴。

永明延壽禪師是中國佛教史上，首位透過宗門禪而融攝教、律，並提倡「禪淨雙修」法門者。他以禪淨融通法相、三論、華嚴、天台等各宗派教義，並主張「祖佛同詮」、「禪教一體」的思想，使得「禪淨雙修」在元、明之後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二、現代的改革創見大師

前面提到，佛教傳到中國，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到了唐代，由於八宗已臻成形而達於鼎盛狀態；之後歷經宋、元、明、清，慢慢走入山林，此時大部分的出家人紛以自了為要務，致使佛教漸與人間脫節，終而成為吃齋拜佛的老人佛教。其間雖然也有力圖振興之士，疾呼奔走，但是直到民國，教界仍有改革與守舊二派，意見紛歧。

在改革派中，以太虛大師為代表，他提出教理、教制、教產改革，但因理論多過實踐，終致功敗垂成。近代以來，慈航法師慈悲響應改革，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等，都對佛教做出了貢獻。然而真正把老邁消極、出世遁俗的台灣佛教，帶動發展成為今日朝氣蓬勃，充滿生活化、社會化、知識化、年輕化，甚至走向國際化的世界佛教，則非「人間佛教」的推動者星雲大師莫屬。

星雲大師對今日佛教的貢獻，來自於他對不合時宜的陳舊陋習勇於改革，他對未來佛教的發展有方向、有理想、有宏願、有創意。

至於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思想成形於何時？受誰的啟發最大？所做的第一件改革是什麼？改革過程中受到的阻力、障礙是什麼？諸多改革中，對今日佛教究竟發生了哪些具體的影響？他希望把台灣佛教帶到什麼樣的境地？他的改革最大動力又是什麼？筆者有幸隨侍大師學佛多年，以親身所見所聞，及從大師的諸多著作中，將針對上述問題作一番探討與釐清。

(一)星雲大師的創意源頭

經濟學者高希均曾說「星雲大師是佛教的創意大師」，天主教的丁松筠神父也曾讚美星雲大師是「佛教的馬丁路德」。若從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創見來看，以上兩者堪稱是星雲大師的知音。然而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思想成形於何時，卻鮮為人知。根據星雲大師的傳記《傳燈》一書記載，星雲大師從小便隨外婆同住，由於外婆是虔誠的佛教徒，經常與外婆到寺廟燒香拜佛。至於拜的什麼？星雲大師說他並不懂，唯一懂得的是，大家邊拜邊念：「教你修來你不修，死後變牛拉額頭。」

當時星雲大師年紀雖小，但是他說，當他看到寺院的大雄寶殿裡，雖然三寶佛、二十四諸天，乃至四大金剛、十殿閻羅等，都極為莊嚴巍峨，然而整個寺院卻見不到任何佛教事業，也沒有感受到佛教對人間的關懷，當時小小的心靈裡就覺得這不是真正的佛教。他認為真正的佛教應該是教人如何解脫自在、如何獲得幸福安樂，如果缺少這些義理的弘揚，則佛教對人生又有什麼意義呢？

產生這樣疑問的同時，在他八識田裡其實早已種下了改革佛教的種子，所以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思想，應該是早在未出家之前就已經在心中萌芽了，而他的發心出家，就是對佛教所做的第一件改革，因為唯有出家，才有機會實現理想。

出家後的星雲大師，所受的佛學院教育並不完整，並且是很零碎的。根據筆者親聆大師開示說，當初就讀叢林學院時，每日上山砍柴，到河邊挑水，這是很正常的事。尤其他所受的是閉塞的教育，是專制的教育，每天不准看報紙，不許用鋼筆寫字，當時大師心裡就直覺這樣的教育是不好的，因為佛教應該要應機接待十方，要有充實的知識。因此當時雖然自己堪受如此教育，卻意會到：這只會養成一個保守的出家人，對整個佛教、社會，並沒有太大的用處。

所幸這種情況在中日戰爭之後，因為棲霞山擁有棲霞師範學院圖書館，當時大師一邊當學生，一邊兼任圖書館管理員，每日從中獲得許多新知。如此經過了六、七年，在這段期間，大師每年於寶華山傳戒時，從未間斷的前去找同參道友，於戒期中用心學習。這時期遇到的融齋法師、雨曇法師、海珊法師、覺民法師等，也給大師上過佛法概論，奠定了佛學的基礎。後來轉學到焦山佛學院，但還是沒能順利的就讀畢業。

在此之前，大師曾掛單於天寧寺，參學於金山江天寺，也到過蘇州靈巖山寺，所以禪、淨、律、教都有了廣泛的涉獵。尤其在焦山佛學院時，遇到的芝峰法師為他教授佛學、聖璞法師為他上文學課程、薛劍園老師指導國學，也得到一些年輕法師傳授數學、外文、生物學等。大師說：「這時自覺一時心開意解，世間學問都向我蜂擁而來，對於未來新佛教的種子，對於合乎人間化的教育，就在我心中慢慢建立了藍圖。直到二十二歲時擔任華藏寺住持，看到寺內設有農場、工廠、學校等，當時更對佛教的未來滿懷憧憬，因為我知道，佛教要想振興，就是需要有這些事業為後盾。」

從以上這段文字看來，過去一般人總認為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是受到太虛大師的啟發，其實真正啟發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是他自己。他也曾在著作中說到：「人間佛教不是哪一個個人的佛教，甚至不是因為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理論，就把『人間佛教』歸於六祖大師；也不是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的思想，就把『人間佛教』推給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是每一個人的心、每一個人的道、每一個人的理；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是每一個人生命的淨化、昇華，凡能圓滿涅槃之道的教示，都是人間佛教。」（〈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普門學報》第一期，頁四七）

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雖然並非受到太虛大師的直接啟發，不過他也不諱言，當時太虛大師提出教制、教理、教產改革，受到僧青年的推崇，大師本身也是一個充滿改革熱忱的青年僧，難得佛教有此大德想要振興佛教，自己跟著崇拜、尊敬，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事。

後來因為中日戰爭，局勢急轉直下，星雲大師率領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最初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大醒法師為會長。當時因為是借助別人的地方與力量來辦教育，不管在經費上、制度上、課程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與影響，所以當時大師心中就已埋伏了日後創辦教育的理念，他認為應該從生活教育、思想教育著手，從學生身上切實打好基礎，這才是辦學的要務。

本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師為了培養弘法人才，首於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創辦「壽山佛學院」，三年後開創了佛光山，第一棟建築物就是現在的佛光山叢林學院院舍。三十七年來，佛光山辦學不輟，並且由原來的一所佛學院，到現在遍布非洲、澳洲、馬來西亞、香港、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十六所佛學院。多年來所培育出來的僧青年，目前弘化在世界五大洲，建立了一百多所的國外道場，加上台灣的百餘所別分院，都成為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發展國際佛教的種子部隊。

其實，年輕時的星雲大師，他曾自許要當佛教的評論家，他也確曾每十天就在《覺世旬刊》發表一篇短評，針對當時佛教的陋習、弊病，提出建言，例如建議中國佛教會派人出國布教以推動國際佛教、加強教會與訓練人才、信徒資格審查、確立佛教考試制度等。此外，他呼籲政府訂定國定佛誕節、主張寺院住持與管理人應由僧眾一人統一擔任，並且建議政府以「改良拜拜」代替「取締拜拜」，尤其對於政府頒獎表揚慈善，直言不諱地說此乃促使佛教墮落之舉，政府應該鼓勵佛教從事文教弘法（《覺世論叢》）等，這些在當時都對保守的台灣佛教產生很大的衝擊，對日後佛教地位的提升，更是貢獻良多。可惜後來大師創建佛光山（一九六七），一心忙於建寺安僧、課徒教眾，並且致力於文教、共修、慈善、社教等弘法工作，自此也就少再撰文評論了。

當時大師如果繼續大發「獅子吼」，是否會對佛教的改革做出更大的貢獻？星雲大師堅定地表示：「會有很大的貢獻，只是必須要有另外一個甚至好幾個星雲，因為有人提出改革，也要有人去落實；改革破壞舊有之餘，要有新的建設成果，才能看出改革的成效，否則光是喊口號要改革，而沒有人實踐，就會被批評、被攻擊，如此縱使理想再好，也只流於空談。今天我著手改革，雖然有人批評、毀謗，但是因為我實際做出了具體的成績，別人也就不敢再無的放矢，胡亂攻擊了，所以舊的要破壞，新的要建設，才是真正的改革。」

在這樣的理念下，星雲大師多年來所做的改革，確實對今日台灣佛教的發展，有著再造之功，只是一般人並不容易深刻感受到。因為文化不同於武力革命，以武力侵城掠地，成果一夕可見，信仰思想的改革是慢慢成之於無形的。不過話雖如此，只要對五十年來台灣佛教的發展有所研究的人，都不難發現，當初星雲大師提出弘揚人間佛教的理念時，反對、批評、質疑、不屑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但是放眼今日全台灣的佛教寺廟不都在奉行人間佛教嗎？這不就是星雲大師改革佛教的成就？過去社會人士大多信仰基督教，經過這些年來人間佛教的推動，台灣社會信仰自由、平等，報紙也不再以基督教的活動為唯一的報導題材。現在佛教人口增加，青年入佛的比例日增，弘法布教的活動日漸旺盛，法師可以進入校園、軍中傳教，佛教的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佛教的文化學術會議每年不斷召開，政治官員對佛教也重新估定價值，甚至二○○一年中華民國政府首定佛誕節為國定紀念日，由於弘化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共同慶祝，成為世界的一大盛事等等。這一切的改變，雖然星雲大師謙稱並不全然是自己改革的成果，他說：「台灣實施民主，也是一大助緣！」

其實，台灣縱然實施民主改革開放，但是若無星雲大師胸懷興隆佛教的悲心、願力與智慧，創辦多所佛教學院，培養無數僧俗人才，多年來分散在各地推動佛教的文化、教育等事業，並舉辦各種活動，接引青年學佛，尤其成立佛光會，結合廣大佛教信徒的力量，共同弘揚佛教，相信佛教還是很難走出寺廟，走向社會。

說到台灣實施民主，此中星雲大師其實也發揮過一些影響力。例如一九八八年大師曾以中央評議委員的身分，出席國民黨在台北陽明山召開的十三全會。會中大師發表建言，希望國民黨應當開放、包容，對黨外人士要容他、化他；言談間並且對高玉樹、邱連輝等多位黨外人士多所推崇。此段言論在當天的會議中留有紀錄，對於促進後來的解嚴開放，不為無功。

此外，大師對於李登輝先生在執政時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深表不以為然，他覺得今天這個時代，凡事應該積極發展，不能抱殘守缺。果然後來陳水扁總統就任不久，便明確表示，他也主張積極發展。

大師對海峽兩岸的關係，主張對等的和平統一。他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美國西來寺主辦第十六屆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一舉把代表北京之中國佛教協會，和代表台北的中國佛教會，以及中華佛教居士會，同時拉上同一張會議桌開會，打破往常中國海峽兩岸之佛教人士不同桌議事的禁錮。多年後，大陸學者方立天教授到佛光山參觀，忍不住由衷的說出一句話：「人間佛教統一了兩岸！」

近十年來，國際佛光會先後在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和平紀念館、澳洲雪梨達令港會議中心、法國巴黎國際會議中心、紅磡香港體育館、加拿大多倫多星座大飯店、台灣中正體育館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會員大會，星雲大師均發表主題演說，作為會員的精神指標與未來的行事方向，如「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圓滿與自在」、「自然與生命」、「公是與公非」、「人間與生活」、「發心與發展」等；每篇主題演說都有中英文對照的翻譯本，由於內容都在呼籲和平、倡導平等，正是符合當代的思潮及人心之所向，因此結集出書（《當代人心的思潮》）以來，受到各國人士的推崇，已經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對於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福祉，貢獻至鉅。

(二)星雲大師的弘化創新

星雲大師的改革創見，不管對佛教，對國家社會，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但是大師的建言、改革，也並非一時就能被接受，就能看出成果。例如早在二十多年前大師便呼籲政府要發展交通，因為交通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所繫；遺憾的是直到近幾年當局才慢慢懂得發展交通的重要，才開始建設捷運，並增建第二條高速公路等。

大師也曾在十多年前建議政府，應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致歉，但是當時政府並不表重視，造成民間與政府對立。直到一九九一年，經大師發起國際佛光會舉辦「二二八平正法會」，政府有些人士支持，雖然影響了當道政治，但是總覺嫌遲。

再如四十年前大師擔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就希望政府能夠制定宗教法，擺脫「寺廟管理條例」中不合理與過時的法令規範，也希望宗教界要團結。他說：「因為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這樣的觀念是由西方帶入中國，也是佛教賴以生存的法則，希望各宗教未來都能在這樣的架構下，平等地共同發光生熱，因此我們需要一部平等、合法的宗教法。」遺憾的是，至今政府還只是在立法訂定中，遲遲不見宗教法出爐。

大師不守舊，他在弘法方式上一直不斷地求新求變。雖然他也知道戀舊是人的慣性，而且舊的並非全然不好，只是如果一味的守舊，不能順應時代的潮流發展，必然落伍，成為包袱，無益於世，如此便得要改。這就是星雲大師改革的理念。大師並非刻意的想要改變什麼，或者想要標新立異，圖謀什麼，他只是單純的希望佛教不要被時代的潮流所湮沒，而能不斷的引領人類開創幸福美滿的人生，因此一路走來，自然而然的做了許多改革與創新。例如：

1.過去一般人學佛，不看重今生，只指望來生能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大師認為這種思想太消極，因此提倡「藥師法會」，主張重視現世的富樂，把握今生難得的人身，好好培植福德因緣，來生才會更好。甚至在「度生重於度死」的理念下，推廣「佛化婚禮」、「報恩法會」、「成年禮」等，一改過去「人死了才找法師誦經」的觀念。

2.過去一般寺院，對於信徒的護持，總是為他們祈福祝禱說：阿彌陀佛會接引你往生極樂世界。大師主張：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恩，信徒護持我們，我們就應該自己回饋。所以他教導徒眾「要對信徒添油香」，除了要對信徒慈悲愛護，以法施利益眾生之外，並且建設佛光精舍，接受對佛教有貢獻的長者安養；並成立「功德主會」，訂定各種功德主的福利辦法，甚至為照顧徒眾父母而創辦「佛光親屬會」，這些在佛教界來講，均屬首創。

3.為樹立叢林規矩，落實生活的佛法，大師特別建設雲居樓，提供全山徒眾與來山信眾、遊客一起過堂用餐，讓過慣物質享受的社會大眾，體驗簡單樸實的寺院生活與莊嚴肅穆的叢林規矩。

另方面，他又提倡「素齋談禪」，一面享用「飛機餐」或「自助餐」，一面談禪論道，由此可見大師的度眾法門，靈活而多樣化。

4.對於寺院的功能，大師提出「傳統與現代融和、信眾與僧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宗教與藝文結合」的主張。所以佛光山及各別分院的建築，都設有講堂、會議室、教室、談話室、簡報室、圖書館，乃至美術館、滴水坊等。大師認為，所謂現代化，就是不將傳教弘法的責任推給大雄寶殿（只管叫信徒去拜佛），而由講堂、會議室、教室來擔當（要有佛法開示），並能將出世與入世調和、山林與社會結合、出家與在家相輔相成。

談到建築，佛光山的雲居樓是大師的傑作，在上千坪的偌大空間裡，看不到一根柱子。大師一生沒有學過建築，但對空間的規劃、應用，無人能及。大師對寺院建築的理念是「要以設備代替人力」；在此原則之下，空間的規劃，室內格局的搭配、設計，一切要以方便大眾、符合弘法所需為要務。雲居樓乃至佛光山的任何一棟硬體設備，都是值得研究的「建築學」，裡中都有星雲大師的思想與智慧。

5.大師提倡「寺院學校化，學校信仰化」，因此平時雲遊在海內外各地弘法時，總不忘勉勵徒眾要重視文教工作，要負起對社會教化的責任。甚至，在大師的思想理念裡，認為籌建大學比建設道場更為重要。目前佛光山派下有十六個佛學院、三所大學，也很有心要將普門中學，擴大成為一個教育城，從幼稚園開始，進而小學、中學、高中、大學乃至於研究部，不完全重視知識教育，對生活教育的要求也不容忽視。因為大師深感：一個人有學問並不代表就會做事、做人；人我的相處之道，要靠生活教育來啟發。

6.歷代以來，大藏經的編印都由王朝支持，但是到了明朝以後再也沒有人編印過。佛光山自一九七七年成立大藏經編纂委員會，著手將大藏經加以重新標點、分段、註解、排版、編印，亦屬創舉。

7.成立「法藏文庫」，計畫分成數個階段，將近百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及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之佛教文獻，有計畫且有系統的加以整理，編輯出版，配合《普門學報》編撰、發行，以提升佛教的義學，培養高級佛學人才。

8.過去佛教藝術不被看重，所以懷素大師不能入《高僧傳》。大師感於佛教只重義理，不能包容其他，故而不能人間化、生活化、社會化、普及化，於是提倡佛教與藝文結合。他手著的《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都曾拍成電影，雖然飽受批評，但他從不灰心，仍然不惜一切地奮鬥，現在又繼續編《玄奘大師傳》，準備拍成電影，透過玄奘大師的成就來提升佛教的地位，同時也為被《西遊記》醜化的玄奘大師還原本來面目。

過去智者大師九旬談妙，成為佛教史上的一段美談。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現代人凡事講究快速、速成，一部《阿彌陀經》講說二個禮拜的時代早已過去，已經不符現代人的生活步調了。為了改善繁瑣的講經方式，大師早在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的時候，便建設了淨土洞窟，目的就是要讓生活繁忙的現代人，只要利用二個小時參觀一遍淨土洞窟，就能認識極樂淨土的殊勝，不但生動活潑，而且簡單明了。

大師又首開在「大座講經」中安排獻供、節目表演等內容，希望達到「解行並重」的效果。乃至「偈語教唱」、「說唱弘法」等，都是希望呈現多樣化的風貌，以接引不同層面的信徒。

此外，大師為佛光山的人事管理訂定：序列有等級、獎懲有制度、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運作準則。自己則於一九八五年自佛光山住持退位，傳法給弟子心平法師，為佛教民主化樹立典範。

大師一生致力於推動三寶節、國定佛誕節、宗教立法；並且舉辦佛學會考，鼓勵讀書，營造書香社會。他創辦佛光衛視、發行《人間福報》；設立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滴水坊；興辦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等，其中佛光大學開設未來學、生命學、生死學，都是首創。

一九九二年成立國際佛光會，設立檀講師制度，並且鼓勵信眾不必等到老來退休才到佛門發心當義工，年輕時就可以到佛門支薪工作，把信仰與生活結合。尤其去年（二○○○）創辦《人間福報》，以「奇人妙事」當頭版，事前大家並不看好，包括老報人陸鏗都力勸大師莫作這樣的嘗試，但報紙一經發行後，馬上引來熱烈的回響與同行的競相傚法，咸讚大師的睿智，實非常人所能及。

總之，星雲大師自小在叢林裡即懷抱改革佛教的悲心宏願，因此在六十多年的弘法生涯中，創下了無數的「佛教第一」。諸如：

文化：《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佛教叢書》、《佛光教科書》、《白話經典寶藏》、《法藏文庫》、《普門學報》雙月刊、每月印經、民眾圖書館、佛教文物陳列館、佛教藝術展覽館、佛光緣美術館、滴水坊、百人碑牆。

教育：第一所免收學雜費的大學、世界佛學會考、民眾講習班、幼教研習班、星期學校、信徒講習會、都市佛學院、網路佛學院、勝鬘書院、印度文化研究所。

慈善：雲水醫院、如意寮、安寧病房、友愛服務。

活動：夏令營（大專、教師、老人、兒童、媽媽）、青年學生會、兒童班、回歸佛陀時代弘法大會、信徒香會、南北行腳、佛光親屬會、佛化婚禮、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坐會、印度朝聖、朝山團、金剛會議、傑出婦女會議、週六念佛會、假日修道會、禪淨密三修法會。

法會：念佛會、藥師法會、平安燈法會、報恩法會、八關齋戒、供僧法會、傳法大典、禪淨密三修法會，又至美國、印度、澳洲等地傳授國際萬佛三壇大戒。

布教：佛教歌詠隊、錄製唱片、電台弘法、電視弘法、環島布教、國家殿堂弘法、監獄短期出家、三軍及離島布教、美國議會開議祈福法會、梵唄音樂會、家庭普照、教唱佛教詩偈、佛光祈願文。

其他：第一張唱片、第一間講堂、第一本白話精裝佛書、第一部開山史實紀錄片、用幻燈片投影機弘法、光明燈、萬佛殿、高樓寺院、信眾穿制服、僧眾等級制度、師姑（教士）入道、人事有序級、黑人剃度、澳洲公民授證典禮、國際佛光會、檀講師制度、金佛獎、佛門紀念品、素齋談禪、敦煌古展、陀羅尼經被、大樓道場、書寫春聯、供養來山法師、統一剃頭日、陶壁功德芳名錄、封山等等。

(三)星雲大師的教理新詮

星雲大師一生念茲在茲，都是為了弘揚「人間佛教」。他說：「在我自己的這一生當中，自認一直都很用心在推廣『人間佛教』，當我在講述佛法時，要讓大眾聽得懂；書寫文章時，要讓大眾能體會；興建道場時，要讓大眾用得上；舉辦活動時，要讓大家能參與；開辦法會時，要讓大家能法喜；海外弘法時，也總會提供語文翻譯，我隨時隨地顧及大眾的需要，因為實用的佛教，才是人們所需要的佛教。」

正如大師所言，他一生所開示的佛法，乃至所推動的佛教事業，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言談、行儀，無不呈現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涵與具體實踐。例如：大師開示佛光人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大師一生雲遊海內外弘化，不管走到哪裡，他不喜歡信徒接送，但每到一地，總還是有許多信徒到機場或道場迎接、送行。每當這個時候，大師不管旅途多麼勞頓，身體再怎麼疲累，他總要對現場的信徒做一番開示，哪怕只是幾句鼓舞、關懷的話，總能帶給信徒無比的歡喜與信心。可以說，大師一生對自己所開示的每一句佛法，無不躬親實踐，力行不已。

因為星雲大師的佛法開示，都是經過自己身體力行，是體悟、融匯後所流露出來的「內自證」，是禪者的境界，絕不是一般人生吞活剝、消文解字，之或以名相解釋名相的生硬佛法所能比擬。正如煮雲法師說：「星雲大師所開示的佛法，很難找出是出自哪一部經、哪一段經文；但是如果你以為大師的開示不是佛法，偏偏他又句句都不離根本義理。因為大師的佛法都是經過自己融匯、消化，所以散布在每一部經論中，卻又找不出是哪一部經、哪一段文。」

大師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功力？如前所說，因為大師一生堅持，他所開示的佛法，一定要讓人能懂、能實踐、能受益，這才是人間佛教。因此，他在講經說法時，總是以一般人共通的生活語言來詮釋佛法名相，例如他解釋「六和敬」為：

見和同解：就是「思想上建立共識」。

戒和同修：就是「法制上人人平等」。

利和同均：就是「經濟上均衡分配」。

意和同悅：就是「精神上志同道合」。

口和無諍：就是「言語上和諧無諍」。

身和同住：就是「行為上不侵犯人」。

他對「普賢十大願」，更作如是說：

一者禮敬諸佛，就是實踐「人格的尊重」；

二者稱讚如來，就是實踐「語言的讚美」；

三者廣修供養，就是實踐「心意的布施」；

四者懺悔業障，就是實踐「行為的改進」；

五者隨喜功德，就是實踐「善事的資助」；

六者請轉法輪，就是實踐「佛法的弘傳」；

七者請佛住世，就是實踐「聖賢的護持」；

八者常隨佛學，就是實踐「真理的追隨」；

九者恆順眾生，就是實踐「民意的重視」；

十者普皆回向，就是實踐「圓滿的功德」。

讓人能懂、能受用，這就是「人間佛教」的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大師一生，本此初衷，從未動搖，即連撰寫學術論文，都不離這個本懷；他總能把深奧難懂的義理，以淺顯的譬喻詮釋，讓人一看便容易了然會意。例如，他在〈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一文中，對「皈依三寶」及「受持五戒」，做了如下譬喻：

皈依三寶：

佛如光；皈依佛，就是點亮心靈燈光，為自己建設了一間電力公司；

法如水；皈依法，就是儲蓄甘露法水，為自己營建了一座自來水廠；

僧如田；皈依僧，就是長養菩提花果，為自己開發了一畝良田土地。

受持五戒：

不殺生，就是對別人的生命不侵犯；不殺生而護生，自然長壽。

不偷盜，就是對別人的財產不侵犯；不偷盜而布施，自然富貴。

不邪淫，就是對別人的名節不侵犯；不邪淫而尊重，自然和諧。

不妄語，就是對別人的信譽不侵犯；不妄語而守信，自然譽好。

不吸毒，就是對自己的理智不傷害；不吸毒而正常，自然健康。

在〈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一文中，大師對「六波羅蜜」做了如此註解：

布施可以種一收十，改造自己慳貪的性格；

持戒可以三業清淨，改造自己惡性的行為；

忍辱可以自他得益，改造自己瞋恨的惡習；

精進可以無事不成，改造自己懈怠的因循；

禪定可以身心安住，改造自己散亂的思想；

般若可以觀空自在，改造自己愚痴的認知。

所以：

1.布施，是給人呢？是給己呢？看似給人，實際上是給己。

布施能度「慳貪」，是自己發財之道。

2.持戒，是束縛呢？是自由呢？看似束縛，實際上是自由。

持戒能度「毀犯」，是自己平安之道。

3.忍辱，是吃虧呢？是便宜呢？看似吃虧，實際上是便宜。

忍辱能度「瞋恚」，是自己做人之道。

4.精進，是辛苦呢？是快樂呢？看似辛苦，實際上是快樂。

精進能度「懈怠」，是自己成功之道。

5.禪定，是呆板呢？是活潑呢？看似呆板，實際上是活潑。

禪定能度「散亂」，是自己安心之道。

6.般若，是外求呢？是內求呢？看似外求，實際上是內求。

般若能度「愚痴」，是自己明理之道。

大師在〈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一文中，曾說：「佛陀證悟的宇宙真理是『苦、集、滅、道』，由苦、集、滅、道而展開廣大無邊的佛法。然而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體而設定的義理層次，經過了世間的實踐，就發展成為『四弘誓願』。」

因此，他認為：

所謂苦諦，因為眾生多苦，所以發願「眾生無邊誓願度」；

所謂集諦，因為苦由業集，所以發願「煩惱無盡誓願斷」；

所謂道諦，為令眾生向道，所以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

所謂滅諦，為使眾生證果，所以發願「佛道無上誓願成」。

大師所以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因為大師心心念念都在「弘揚人間佛教」，也就是要把佛法作積極面的詮釋。例如，一般人學佛未久，就急著閉關、住山，以求「了生脫死」，然而什麼叫了生脫死？了生脫死以後又怎麼辦呢？

大師為了改變這種觀念，他對弟子開示道：「所謂『了生脫死』，就是能夠透視人生的真相，了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當下活得自在。甚至認識死亡後的世界，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能夠無懼於生死，超越生死，這就是『了生脫死』。如能進一步幫助別人認清生死實相，同樣解脫自在，這就叫做『自覺覺他』，這就是大乘菩薩道的實踐，也是人道的完成。」（《佛教叢書》）

大師又說：「『告別式』就是替別人解決生死問題，對『生』者安慰、節哀；對『死』者慰靈、祝福，就是『了生脫死』。了生脫死是心靈的世界、精神的世界，能『廣結善緣』，本身就是『了生脫死』」。（《星雲日記》）

大師的開示，尤其善於觀機逗教，應機說法，例如他對佛光會員開示說：「佛光會的最終目標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但真正說來，不只是『佛光』，其實是每一個『我』，『我』的光要能普照才重要。『我』的執著要能放下、解脫，才能形成『光』，這種光自然能普照眾生。」

大師對參加念佛會的信徒如是開示：「我們的心，平常接受了太多的是非好壞，而念佛就是『心理建設』，也是一種『希望工程』，將心建設成佛國淨土。至於佛國淨土在哪裡呢？就在念佛的當下，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以『信願行』相續的佛號聲中，繞佛時的每一步，都是往西方的路上接近。所以，念佛者，都是建築師，要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建築起來。」

大師在新加坡對國立大學醫學院同學開示時，談到對複製動物的看法時，他說：「世間一切都離不開因緣法，一粒種子如果沒有土壤、陽光、空氣、水分等因緣，便無法開花結果；因為宇宙萬有一切都在緣起法中，因此複製動物乃至基因改造，都離不開因緣果報。」大師話鋒一轉，說道：「為善不造惡，就是基因改造；意義一樣，只是名稱不同。」

二○○○年的農曆春節，大師在台北道場對信徒開示說：「過年，人人都向財神爺祈求發財，其實只要自己雙手能勤勞，財富就會源源不絕；雙腳多走些路，財富就會滾滾而來；頭腦多加運用，智慧就是財富。所以大家不必祈求財神爺；勤勞、發心，就是財神，語言、聲音，就是財富。因此，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都是財神爺，甚至自己就是自己的貴人。」

大師主張，凡事要用智慧莊嚴，不用金錢堆砌；智慧是大師創意的活水源頭，因為有智慧，很多話一經大師的口中說出，總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甚至「拍案叫絕」，直歎真乃「智者之言」也。例如：

澳洲國會議員羅斯‧卡麥隆問：「世界上的宗教領袖當中，哪一個最好？」

大師說：「你歡喜的那個，就是最好的！」

李濤新聞廣場節目邀請大師錄影，主持人請大師用一句話說明「如何改善社會亂象？」

大師說：「人人心中有佛！」

大陸《苦戀》的作者白樺問：「大陸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

大師簡潔有力地答道：「假！」

此外，諸如：

◎「佛很多，哪尊最大？」

「你最大！」

◎「有外星人嗎？」

「阿彌陀佛等都是！」

◎「怎麼都用水泥做佛像？」

「我只看到佛像，沒有看到水泥！」

◎「世間上，愛情、自由、生命、財產，何者重要？」

「佛法、因緣最重要。」

◎「四大菩薩在哪裡？」

「觀音菩薩在慈悲裡，地藏菩薩在願力裡，

文殊菩薩在智慧裡，普賢菩薩在實踐裡。」

印度佛教研究所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曾說：「星雲大師通身是寶，百年一人而已。」大師為何通身是寶？因為有佛法也。然而大師的佛法並非開口閉口都是佛陀怎麼說，或是佛經怎麼講，他雖然引用聖言量，但絕不是生硬的引經據典，照本宣科。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吉田實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朝日新聞館聽過大師開示後，讚歎說：「星雲大師前後二小時的開示，從未提到任何一個佛字，但二個小時的開示，字字都是佛法。」

大師的這一說法本領，在他最近為《人間福報》撰寫的「迷悟之間」裡，也發揮了同樣的效果。大師說，當他在撰寫「迷悟之間」時，心中就打定一個主意，他不要讓人覺得是在說教、傳法，但又很用心的要讓人感受到佛法的妙用，所以「迷悟之間」很講究方法，它是把世法、出世法，佛法、世間法相互交錯運用，既不讓人覺得膚淺，也不希望讓人覺得傳教的意味太濃。

大師的這段話，道出他撰寫「迷悟之間」的初衷與用心。由於「迷悟之間」每篇都是從何謂迷、何謂悟做出對比，然後明確的指出方向，讓大家經過深思後，豁然開朗。尤其大師對每一篇文章所探討的主題，都有卓見、都有新意，因此刊出以來，一直受到讀者的喜愛，回響熱烈。

綜觀「迷悟之間」，它具有四個特色：

1.寫作手法新：「迷悟之間」是從迷與悟的角度，緊緊扣著主題做正反的論述，然後再從正面指出方向、提供辦法，展現了人間佛教的積極性、樂觀性。每一篇文章不但文字簡潔扼要，一句話就是一個意見，一句話就是一件史實，一句話就帶著你上天入地，遨遊法界。尤其體例萬變，但都不離其宗。

2.關懷層面廣：「迷悟之間」題材內容包羅萬象，可以說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例如從世界和平的促進、生態環保的提倡、社稷民生的關懷，到個人修心養性的指導，乃至親子、婆媳、夫妻、朋友相處之道，以及心靈淨化、政治、經濟、讀書、旅遊、就業、愛情等議題，大師都有看法、有見解、有新意，並且提供出路，顯示大師的人間佛教充滿了社會性、普濟性。

3.理事皆圓融：「迷悟之間」除了充滿真理、道理、哲理，而且每篇配以生動的故事、譬喻、實例，不僅達到理事圓融、佛法與世間法應用無礙之外，尤其世間法中，舉凡天文、地理、科技、人文、風俗、民情等，古今融通，顯示大師人間佛教的時代性、包容性。

4.佛法生活化：大師以佛法指導人生方向，但並非空談深奧的道理，而是希望透過生活實例，讓人覺得佛法不再是高談空理，也不再是嚴肅的教條，而是可以從生活中親身感受到它的妙用無窮。所以每一篇的「迷悟之間」，都有一、二個譬喻、故事，讓人從淺顯的事例中，體會深奧的佛法，不但理事圓融，而且生動有趣；讀者若想轉述他人，也很容易講說，不但有成語、詩詞，同時有例可證、有喻可舉，所以「迷悟之間」目前已成為學校乃至各種讀書會最佳的教材、讀本。

大師透過文字般若，總想對國家社會、對世道人心、對家庭倫理、對個人的修心養性，提供指南，指引出路。因此，「迷悟之間」處處流露一代大師悲愍眾生的情懷，這是許多讀者在閱讀「迷悟之間」時，除了受用之外，更是深受感動的原因。

(四)星雲大師的改革動力

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說：歷史上每五百年出一偉人，二千五百年前是釋迦牟尼佛，二千年前為耶穌，一千五百年前有穆罕默德，一千年前是玄奘、惠能，五百年前是馬丁路德，現在是星雲大師。

李中和教授也說：星雲大師是繼玄奘大師後，劃時代將荒蕪變良田而能獨當一面的大德！

偉大不是憑空而得的！星雲大師的偉大，在於他時時心懷眾生，念念心繫佛教。在一九九八年舉辦的「國際僧伽講習會」，大師於致詞時說：「在我出家的六十年歲月中，一再掛念的就是如何讓佛教普及在世界各地，以獲得信仰上的共識。雖然大家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教主佛陀，共同的教義三法印、四聖諦等真理，但除此之外，在服裝上、制度上、戒律上，卻有很多不同；因為不同，各地區就形成不少宗派，在各自發展下，自然不容易團結。如何在各個不同的宗派中，取得相同點，是舉辦僧伽會的主要目的。現在的佛教徒都各自執著自己的所行是最高、最好、最標準、最合乎佛法，但若得不到大眾認同，也是徒然。」

大師又說：「佛教過去重在出世及隱居山林，所以與社會大眾有距離，要如何將佛教統一、團結，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我一再想把艱深的佛法大眾化、通俗化、文藝化，讓每一個人在生活中，皆擁有佛法，明白說，要讓佛教適應時代，必須要有一番革新，才能適合大眾的需要。」

大師洞見觀瞻，語重心長！然而大師的改革立意雖好，卻不被保守派的舊有思想所接受，因此成為大師改革過程中最大的阻力與障礙，也使得大師在弘化路上的許多新意，一開始都是受到嚴厲的批評，甚至無情的打壓。就以推動人間佛教來講，人間佛教既是佛陀的本懷，過去不但沒有人提出，甚至在星雲大師最早提出時，還遭受到各方的排擠、打壓。他們認為人間佛教是世俗化，是社會化，他們要住在山林裡，才表示清高。

其實佛教要走上人間，就必須融入生活；「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這才是人間佛教」。如今經過大師多年的堅持，終於獲得普遍的認同。

由這件事例，便可想見，星雲大師的改革創新，一路走來並非雲淡風輕、風平浪靜，而是充滿了橫逆阻礙，困難重重，甚至連生命安全都飽受威脅。例如大師為了接引青年學佛，同時欲藉佛教音樂弘法，於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成立佛教歌詠隊，結果遭受到當時守舊派的攻訐打壓，抨擊大師為破壞佛教的大魔王，揚言殺之而後快，但大師對此絲毫不為所動，仍然勇往直前。大師這種「為教也，何惜生命」的大勇、大無畏精神，正是他改革創新的動力所在。誠如他在《星雲日記》所說：「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只要是對眾生有利的事，就要敢說、敢做、敢想、敢為，才能將難關破除。」

大師很多理想，更非一朝一夕就能輕易實現，但大師總是默默的培植因緣，以待時機成熟。例如成立佛光會、開辦佛光衛視、創設佛光大學、發行《人間福報》等，每一件都是歷經多年的醞釀，慢慢從困難重重中突破而出的，所以大師的改革動力之一就是「忍」！

大師自承：「從小我就自我訓練忍耐力，忍之再忍，愈挫愈勇。從忍中忍出了擔當，忍出了化解的方法，忍出負重不推卻，忍出如何排解不平等。」又說：「學佛就是在學忍耐力、信仰力、慈悲力、道德力、慚愧力、智慧力，有了這些力量，世間上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沒有什麼可懼怕的事。」

勇敢、無畏、堅忍的信念是大師改革最大的動力，除此以外，「不要錢」的性格也是一大要素。不要錢，這種性格不是人人都能養成，有的人不要錢，是因為沒有錢，當然不要；大師的不要錢，是有而不要。大師的生活裡，承弟子好意給他最好的，但是他未想要擁有什麼，也從來沒有想要擁有多大！他生活裡，只要一桌一床就夠了。大師的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大眾，都是希望佛教更好，希望眾生能獲得幸福安樂。他「以不要為有」，例如佛光衛視沒有廣告、南華大學初辦時不收學費等；他習慣於「以無為有」，他所創辦的一切事業，都不是有了錢才去做，而是「從無到有」，邊做邊想辦法籌錢。因為他無我、無私，因為他不要錢，所以能大其心量為佛教開創未來，所以能創造出今天如此恢宏的佛教事業。

無私、無我之外，明理、平等，也是大師人格的一大特質。大師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來台，即與家人失去連繫，直到近十年才又重獲音訊往來，並於一九八九年回大陸弘法探親。但是大師從來不曾為自己的家人而存有私心，他平等、公正，例如一九九三年母親節前夕，大師接受《普門雜誌》記者訪問，請大師說出「給母親的一句話」，作為母親節賀禮。

大師說：「我給母親的，不只是一句話，而是一點孝思、一分歡喜、一個因緣。」大師把家人當成芸芸眾生之一，只是盡力為他們培養得度的因緣，如此而已！反而是對有功於佛教的人士，不一定是佛光山的信徒，大師都盡力的照顧、回饋他們。他說：「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恩！」大師這種無我無私的心量，絕非一些惡意批評大師存有「山頭主義」者所能了解。大師的心量，正如悟一法師說：「星雲大師的心量之大，前無古人！」

綜觀大師的一生，他對佛教改革創新的動力，可以歸納出以下數點：

1.思想不落伍：大師的身心血液，時時與時代的脈搏共跳動，他創辦《人間福報》雖然是為了弘法，更重要的，是為了讓佛光山的弟子能掌握時代的脈動，懂得關懷人群，培養國際宏觀。大師的眼光永遠瞻望未來，他能綜觀全局，洞燭機先，他對當代的現況有意見，對未來的發展有看法，能夠提供整個大時代的發展方向與辦法。

例如，他創設檀講師制度的目的，就是看到佛教未來的發展不能光靠僧眾弘法，這是不夠的。他說：「在社會上，一般大學聘請任何課程的老師都很方便，但要找一個懂得佛學課程的教授卻不容易。目前各大專院校均設有佛學社團，但很可惜都沒有佛學老師帶領。再者，若以台灣而言，全省有一千多個鄉鎮，如果每一個鄉鎮需要一個佛學老師，就需要有一千多人，以台灣目前僧眾而言，實在不符需求！所以我很有心要將佛教弘傳的責任，從僧眾身上拓展到信眾身上，也就是說，培養在家信徒成為弘法布教的檀講師，讓在家信眾除了可以布施錢財外，更可以布施佛法，尤其是具有檀講師資格的信眾。」

大師此一主張，除了看出他的眼光遠大，瞻望得到佛教的前景之外，更可看出大師等視一切眾生的平等心量。大師主張「僧信平等」，他說：「有不少信徒從年輕時就開始聽經聞法，經過了數十年，若以社會學而言，早就具有『博士』資格，可以講經說法了，但他們卻從沒有這個觀念說自己可以講說佛法，仍還是稱弟子，不敢稱老師。但佛法真義不是如此，是主張人人平等、生佛不二的，在家與出家一樣可以當老師。」他舉例道：「像維摩居士，是多少大菩薩的老師，勝鬘夫人則常在皇宮為大臣說法，梁武帝不喜做皇帝，曾三次捨身同泰寺，並不時在宮中說法，這些範例都是檀講師的先驅。」

大師尤其基於中國大乘佛教的弘揚是以四大菩薩為主，除地藏菩薩外，其他的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皆以在家相在度眾。因此，大師創設檀講師制度，希望真正達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

2.心懷度眾慈悲願：星雲大師時時以眾生疾苦為念，他為解除眾生的生老病死苦，創辦文化、教育、慈善等各種事業及活動，接引各種根機的人學佛，讓大家都能往生佛光山，都能在佛法裡圓滿人生。他提倡：

禮佛的人不要花錢，由不拜佛的人出錢──添油香。

看病的人不要花錢，由不看病的人出錢──雲水醫院。

念佛的人不要花錢，由不念佛的人出錢──打齋。

看書的人不要花錢，由不看書的人出錢──助印。

此外，大師自己著述不斷，並且經常馬不停蹄的應邀到各地講演，只是當數十年前國家還處戒嚴時期，學校、軍中是不准法師進入弘法傳教的。有一次，師範學院邀請大師蒞校講演，就因中央黨部下令不准佛教法師到學校講演而作罷。為此，大師特地邀請日本的水野弘元等教授來台，安排他們到各校講演。大師為了弘法，為了理想，總是不惜奮鬥，與各種阻力抗爭到底。如今，大師不但榮獲美國東方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一九七八年），隨後應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聘任為所長，並在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後來更到世界各大名校講學，如美國的康乃爾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夏威夷大學、加州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一九八九年並應邀在大陸的北京大學講演，是為出家比丘在共產國家講學的第一人。

一九八九年，郝柏村擔任國防部長期間，更以一個月的時間，邀請大師在台灣本島及金門、馬祖、綠島、蘭嶼等地的陸、海、空三軍院校、基地及管訓中心巡迴講演。大師以佛法征服一切，正是所謂「有佛法就有辦法」。

3.掌握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精神：大師認為，佛教不是出家人的，也不是供學者研究的，佛教應該是有益於全民大眾的。佛教不是行儀、抽象的，而是重視人性，具有人間性格，能為世間帶來幸福快樂的宗教。

大師認為過去佛法之所以不能興盛，原因之一是因為沒有奉行佛法，佛要我們忍耐而沒有忍耐，要我們慈悲而沒有慈悲，要我們精進而沒有精進。佛法是佛陀為人而說，故我們要將佛法落實人間，推動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所弘揚的人間佛教，處處以人的需要為出發點，凡矯情造作，不合情理，有違人性的舊制，均在改革之列。例如：他主張夫妻到寺院裡可以同寮掛單，並且提倡佛教不一定要裝窮、不一定要修苦行，佛法是要帶給人歡喜的，有歡喜才會有法喜。他改良寺院儀制，諸如延後早課時間、改良課誦內容、說唱弘法、三皈五戒、水陸內壇佛事一律在白天進行、開會唱〈三寶頌〉、三餐念〈四句偈〉等。

4.思想具有圓融的時代性：大師的思想不守舊、不迂腐，他的弘化方式不斷隨著時代的潮流、隨著人性的需要在改變。例如他開示弟子：「共修不但指念佛會、禪坐會，還應該包括佛學講座、讀書會、座談會、問題討論，甚至各種活動等。」他說：「過去佛教只重視念佛、拜佛，失去了許多信徒；佛教是要普度眾生的，普度眾生就是要讓大家歡喜什麼就做什麼。你不念佛，可以禪坐；甚至不信佛也沒有關係，你可以行佛，替佛教動員人一起來做善事。乃至你不歡喜拜佛也沒有關係，你可以來吃素菜；你覺得素菜吃不習慣，你也可以到寺院來談話聯誼，可以來唱梵唄、聽音樂。所以現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就是多元化、多功能的弘化，依大家的根機需要，實踐佛陀的『觀機逗教』，這就是人間佛教。」

大師的「行佛，不一定要拜佛」，的確為佛教接引了許多各階層的信徒，也讓佛教走向藝文化、慧解化、現代化、年輕化。

此外，過去佛教的建築，大都紅柱黃瓦，顯得金碧輝煌；現在佛光大學的建築，則以黑瓦灰牆，展現素樸高雅。大師說，這是順應時代的潮流！因為過去社會貧窮，佛教應該展現富足莊嚴的一面，引發一般人對佛國世界的嚮往，現在民生富饒，佛教應該從華麗回歸淡泊。

大師的思想理念，不斷隨著時代的潮流演進，說明他的佛法沒有框框，具有圓融的時代性。

5.具有尊重包容、歡喜融和的性格：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師主持南天講堂落成開光法會，談到佛光山在澳洲建寺，最主要就是希望融和雙方文化，不是只為了傳教，而是帶著尊重的心，以佛教來和澳洲的文化信仰融和。

大師說，澳洲有一千多萬人口，近十年來，已從最初的十四萬佛教徒，增加到如今不只五十萬佛教人口。澳洲人不執著自己是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只要他覺得你很好、很慈悲、很善良，看到你就歡喜，他就會跟你在一起。例如，目前每逢例假日，在南天寺當義工的澳洲人總有近百人，他們不僅在大殿幫忙拿香、送花、點燈給中國人拜佛，甚至自己跟著一起拜佛。

由於澳洲人歡喜美術、音樂、宗教，所以大師在澳洲提倡一人可以信仰二種宗教。乃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遭受恐怖分子攻擊事件發生後，大師於十一月十九日率眾入紐約世貿大樓廢墟灑淨，在為罹難者祈願祝禱時，大師也是祈求佛陀與上帝接引亡者上升天堂、淨土。

大師說，一人信仰二種宗教的情形，在台灣比比皆是。例如，有人信仰道教，如果你問他信仰什麼宗教，他會回答，我信仰佛教；信仰佛教的人，他也會相信道教的各種儀式。

「其實，人，最主要的應該是建立起對佛性的信仰；人人都有佛性，所以最值得信仰的就是我們自己。」大師總結他對信仰的看法。

此外，大師提倡「同體共生」，自稱「地球人」；他在編著的十二冊《佛光教科書》裡，其中一冊「宗教概說」，廣為簡介各個宗教，在在顯示大師對宗教的「尊重包容」。乃至二○○一年四月十九日，大師在南非約堡杉騰飯店會議中心（Sandtonsun）主持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一次理事會議。會中，大師提出四點意見，期勉佛光會員今後共同努力致之：

第一、佛法人間化：大師說，我們不只是要推動佛法走向世界、走向社會、走向家庭，更要走向人心。人心愛之，佛法與之；人心惡之，佛法去之。真善淨美，人之所愛；真善淨美，皆人間佛法也！邪惡驕慢，人之所惡；邪惡驕慢，佛法應予去之！慈悲惜緣、智慧開闊、禪淨戒忍、感恩發願，是為人間佛法之真義。

第二、生活書香化：大師說，要提升世界人類的生活，必須鼓勵人人讀書；人人讀好書、讀善書、讀佛書，唯有讀書，才能變化氣質，才能昇華人格，希望佛光會的會員大眾，不但人人擁有收藏書、床頭書、桌上書，更能人手一書，每一個佛光會員都是讀書人，都能在行住坐臥之間實踐書香生活，建立書香人生。

第三、僧信平等化：大師說，佛光會是由四眾弟子所組成，凡參與佛光會者，正如江、湖、河、溪，一旦流入海洋，均為一味，沒有誰高誰低、誰大誰小。為了實踐佛陀「眾生平等」的理念，在佛光會裡，僧信四眾，出家眾可以弘揚佛法，在家眾也能主持寺院行政；男女二眾如鳥之雙翼，佛光山和佛光會如人之雙臂，皆為同等重要，凡是佛光人，都應該明白「同體共生」的意義，應該與人間和平相處，共同實踐真正的平等。

第四、寺院本土化：大師說，凡佛光山的信徒和佛光會的會員，在世界共創的數百間寺院道場與弘法事業，不為某一人所有，此乃大家的共財；然而佛光人有一心願，在十年、二十年之間，將使世界各地的寺院予以「本土化」。目前在佛光山佛學院受教育的學生，各國弟子都有，未來希望更擴大種族的吸收，使其都能成為佛光人，將來組織寺院，發展佛光普照，使佛法真正流傳於三千世界。

大師開示過後，隔天在議案討論中通過一條修正案：「總會長必須由出家眾，且須出家受戒二十年以上始得擔任」。大師當場力排眾議，否決此案通過。大師說，他一生力倡民主、自由、平等，他不希望任何人享有特權。尤其自己昨日在開幕典禮才剛提出「僧信平等」，此刻保障出家眾擔任總會長，有違本懷，因此極力否決。

大師對此有感而發說出了自己的一段經歷。大師說，在他六十八歲那一年，本來有機會當選世界僧伽會會長，但因有心人臨時更改憲章，規定為七十歲始得擔任。大師說他原本就無意角逐此一職務，只是感嘆以他戒臘四十八年的資歷，若依軍中的序級，早已是五顆星的上將，但大會卻刻意修訂為受戒五十年以上始得擔任。由於主導者鄙陋的心態，讓大師滿腔為佛教奉獻的熱忱，倍受打壓與阻撓。

大師又說，自己來台五十年，身受中國佛教會專制獨裁之害，他不希望自己創設的國際佛光會仍沿襲此陋習，他呼籲與會大眾，不要樹立個人的權威或利益，應該在民主時代潮流下，讓佛光會領導著劃時代的佛教走上民主自由平等的未來。

大師一生，不為自己利害得失而爭，更不為個人的榮辱毀譽而辯，但如果關乎佛教的興衰得失，絕不做沉默的羔羊。

例如一九九四年三月發生的「觀音不要走事件」，當時台北市政府因為受到異教徒施壓，欲將坐落在大安區七號公園內的觀音聖像移走，引起佛教徒強烈不滿，而由明光法師發起「觀音不要走」運動。當時雖有昭慧法師與林正杰立委響應，在公園內絕食靜坐以示抗議，但是教界人士中，存觀望態度者有之，一旁說風涼話者有之，無法榮辱與共、團結一致，力量當然也就削薄了。大師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與佛教的權益，毅然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時間，四處奔走，拜訪靈糧堂牧師，聯絡市議員，和市政府協調，和佛光會員座談。後來佛光會決議將發動三百餘輛遊覽車北上陳情，當時的黃大洲市長聞言大驚，邀請大師代表教界至其公館會談，與會者還有議長陳健治、市議員江碩平、秦惠珠、牧師周聯華等。經過深夜長談，終於達成共識：觀音可以留下來了！

事後大師談到對這個事件的看法時說：

1.觀音留與不留，過去各人意見不一，有人主張留，有人說不留也沒有關係。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非留不可！因為現在已經訴之輿論、訴之社會公眾的力量，社會輿論看準了佛教界不團結，沒有力量。如果今天讓觀音像走了，佛教在台灣會慢慢沒落，今後佛教徒就會被人看扁。所以為了佛教未來的形象，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大家要一起努力，非讓觀音留下不可！要達到「觀音不要走」，就要看我們的實力，力量來自團結！

2.這次事件是給佛教徒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學習團結，學習表現力量，學習爭取佛教應有的權益與地位。

3.「留住觀音」不是一個社會運動，是我們的修行，是給佛教徒學習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機會教育。

4.過去梵蒂岡的教皇，呼籲世界和平，在蘇聯莫斯科的史達林幽默的說了一句話︰「請問教皇有多少軍隊？」意思是說，要呼籲和平，就要有力量，沒有力量空談什麼和平？所以，今天佛教徒要緊的是，要表現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能和平！

5.當初越南政府不准佛教徒掛佛教旗，越南佛教徒遊行示威，持續了好幾個月；最近電視轉播韓國街頭運動中，也有不少僧侶參加；今天，我們也要讓世人知道，中國有佛教！

6.我是出家人，我是佛教徒，我從事佛教的教育、文化，我一生都是一個佛教法師，我不願做什麼慈善家。佛教不是某一個個人所有，是每一個信仰者的佛教，我們不能再作沉睡的獅子，因此我願意打破沉默。

「時勢造英雄！」在每一個苦難的時代，都有一些不世之才應運而起。星雲大師可謂佛教的一盞慧炬明燈，他以自己的悲心宏願，力挽狂瀾，他以般若智慧照亮積弊難返的中國佛教，帶動台灣佛教：

(1)從傳統的佛教到現代的佛教

(2)從獨居的佛教到大眾的佛教

(3)從梵唄的佛教到歌詠的佛教

(4)從經懺的佛教到事業的佛教

(5)從地區的佛教到國際的佛教

(6)從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

(7)從靜態的佛教到動態的佛教

(8)從山林的佛教到社會的佛教

(9)從遁世的佛教到救世的佛教

(10)從唯僧的佛教到和信的佛教

(11)從弟子的佛教到講師的佛教

(12)從寺院的佛教到會堂的佛教

(13)從宗派的佛教到尊重的佛教

(14)從行善的佛教到傳教的佛教

(15)從法會的佛教到活動的佛教

(16)從老年的佛教到青年的佛教

至於未來的佛教，還有些什麼需要改革的？希望把台灣佛教帶到什麼樣的境地？星雲大師不假思索的說：「人間佛教藍圖的實現。」具體地說，就是家庭裡，父慈子孝；社會上，人我和諧；國際間，平等和平。希望大家本著佛法的慈悲智慧，彼此尊重包容、歡喜融和、同體共生，個個真心實意相對待，共創圓滿自在的人生。

大師一生，從沒有個人的時間，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屬於大眾的，他沒有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只要有益於佛教、有利於眾生，即使不喜歡，他也會去做，誠如他在《星雲日記》裡說：

2B1.我不是一個喜歡改革的人，我很保守，但是當典章制度不合時宜的時候，我就要勇於除弊，革故鼎新，而不能因循茍且，積非成是，就如同傑弗遜所說，衣服必須隨著人的身高體重的增長而加寬加長。

2.我不是一個喜歡創新的人，我很傳統，但是本著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精神，我覺得自己應該力求突破，而不應故步自封、墨守成規，以現狀為滿足，就如同走路，必須要捨棄過去的一步，才能邁步向前。

3.我不是一個喜歡權利的人，我喜歡集體創作，但是當有人破壞章法時，我必須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以維護正義，就如同醫師必須找出病因痛下針砭，才能拔除病痛。

4.我不是一個愛做領袖的人，我很樂於被人領導，與他人配合，但是遇到眾望所歸，應有所為的時候，我願本著捨我其誰的精神，當仁不讓，就如同堆土成丘，我們忍心因一己之好惡，踐踏踹平，而使堆土者前功盡棄，傷心失望嗎？

5.我不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我喜歡寧靜自處，但是當世界需要真理正義之聲時，我必須奮起力呼，就如同雞鳴劃破寂靜的長空，這一聲雖然渺小，但我希望將人們從睡夢中喚醒。

6.我不是一個喜歡計較的人，我喜歡隨緣放下，但是當有人侵犯真理，危害大眾時，我必須鼓起道德的勇氣，據理力爭。就如同我們要挑出籃中的那顆壞蘋果，以免影響其他的好蘋果。

大師的話，說明他的改革其實就如孔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結語

經云：「法無貴賤，應機者妙；藥無好壞，對症者良。」佛教自二千多年前從印度傳來中國，歷經時空因緣的變遷，雖然佛教的教義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但是傳教的方式若不能隨著時代發展而改變，佛教終將失去人間性、生活性、社會性、時代性，最後必然為人所唾棄。

星雲大師就是有感於此，所以一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最大的心願。正如他自己謙稱：「我並非佛教的改良者，只是將傳統佛教與現代融和，並給予制度化、現代化、國際化。也就是說，弘法度眾的方法可以順應眾生的根器，但對佛法的義理定律是無法改變的。」

大師數十年來對佛教的改革創新，改變了一般人對佛教的看法，不只是正法的弘傳，對台灣的族群融和、文化創發、心靈提升，更發揮深遠的影響，對整個社會貢獻良多。

本文所舉，只是大師改革創見中犖犖大者之一二，雖然不盡所言，但是從中可以看出，由於大師能把握「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精神，在「以出世思想，做入世事業」的中道精神下，使佛法不致流於世俗而又能契合世間的需要，因此人間佛教已經成為今日佛教的主流。

再者，因為大師的人間佛教既有義理思想上的理論根據，又有實踐方法上的善巧方便，終於使得佛教能夠蓬勃發展於現代，在台灣開出燦爛的花朵，而且走向國際化，枝榮葉茂地繁衍於全球。

大師一生所作，正如大陸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所說：「當初佛陀未能完成的事，星雲大師都已完成了。」樸老此言是對星雲大師的讚譽，也是對大師的肯定，更是說明人間佛教不能只是徒呼口號，而應該有所作為、有所實踐，這才是人間佛教的行者。

    （刊於二○○二年元月、三月《普門學報》第七、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