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5　因知人間苦 所以向人間／張　毅

近代中國，是個苦難無邊的時代

清朝結束，留下了無數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和列強的殖民割據，民族的尊嚴徹底喪盡。前仆後繼的革命的熱血，換來了民國成立，結果卻是無一日休止的內戰爭鬥。列強豪奪之後，國庫幾近一貧如洗。中央無力，各系軍閥山頭林立，惡戰不休之際，中日戰爭的炮火響起。八年，中國死亡人口近三五○○萬人。想像：數千萬的冤靈，飄遊在大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間？

沒有人問老百姓日子是怎麼過的？只有硝煙戰火中的哀嚎，三餐不繼的淚眼。

名字叫李國深的十二歲少年，堅定的出了家。

他心裡想什麼？

兇殘的土匪四處橫行，軍閥目無國家的彼此殺戮，仰望的青天，期待的太平生活，只有沉寂絕望。少年李國深，經過貧苦的農村日子，經過屍陳遍地的戰爭，出了家，過的是挨打受餓的日子，他掉過眼淚嗎？他問過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到底怎麼了嗎？

今天，這個少年的出家法號，已經是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名字︱︱星雲大師。

過去，在台灣，流行一個戲謔的說法：如果從「數人頭」的角度，決定台灣最大的「黨」，答案是：佛光山，因為佛光山的僧尼信眾，加上國際佛光會的人數，可能超過五百萬以上，遠遠超過台灣任何政黨的黨員人數，堪稱台灣最大黨派。

佛光山，當然不是一個政黨，星雲大師，當然沒有想過他是什麼政黨領袖。但是，這個叫做佛光山的社會，已經是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社會，甚至，是華人世界當中，最持久的影響力量。

用自己的洪荒之力 與佛光相互輝耀

即令在兩岸關係曖昧不明的今天，星雲大師仍然是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公開肯定的對象，星雲大師的談生命，談人間佛法的書籍，仍然是大陸暢銷書的排行榜的前茅。

在私慾橫流，對立鬥爭的世代，今天，我們看到的世界，是一片不安，九一一事件，IS 主導的各種恐怖攻擊。然而，在台灣南部的大樹鄉的山坡上，星雲大師用近五十年，建立起一個奇特的天地，各式各樣的人，無論在外面的世界，他們是什麼樣的言行，進入佛光山，所有的人，突然變得慈眉善目，恭敬而和氣。

這一切，當然不是少年李國深十二歲出家的時候，所能預見的。也不是二十三歲跟著僧侶救護隊來台灣的悟徹法師，能夠想像的。

但是，對於中華民族，或者對於這個世界，星雲大師帶領的佛光山，到底是什麼意義？

佛教，當然是最方便，最直接的解釋。但是，二六○○年的佛教教義，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各自有其時代意義。客觀地觀察台灣佛教發展，我們不能不同意：八○年代之後，台灣解嚴，佛教團體的蓬勃發展，以及對於台灣社會的一定影響，是有深刻的時代意義，甚至是佛教歷史上罕見的例子。而由星雲大師引領的佛光山，更是顯著的例子。

佛教的社會影響，以日本為例：日本的佛教，雖然承其唐宋佛教的交流，在典章文物，佛寺建築的保存完整，慚愧地說，是我們望塵莫及的。甚至，迄今我們日常佛經的版本，都是根據日本《大正大藏經》。但是，我們也親眼見到日本寺廟的住持，在台灣參訪佛光山，看到滿山虔敬的信眾，驚訝得說不出話，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什麼樣的弘法方式，才能讓佛法如此普遍的，活躍的深入社會，深入民心？

人間佛教，是星雲大師的選擇

在眾多的佛教思想體系，星雲大師為什麼選擇人間佛教？強調人間佛教？

二○一六年，高齡九十的星雲大師在他親自口述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說道：

起初，我也不懂得佛教裡為什麼還要再分「人間佛教」等這許多不同的名詞。當然我知道太虛大師提倡過「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也知道一些年輕的法師，像慈航法師等曾辦過《人間佛教雜誌》等等。不過，我也管不了那麼多，我想，我就不要那麼複雜，就弘揚大眾的佛教吧。

但後來發現，佛教確實有歷史的文化、各種背景，需要不斷的跟隨時代進步；因此覺得，在眾多的佛教當中，佛教應該以人為主，重視人的幸福，人的平安，人的超越，人的完成。於是，我就注重以人性為佛性，以佛性為人性，所謂「佛是人成」、「人是未來的諸佛」，人和佛應該是不一不二的人間佛教。

所以，我認為「人間佛教」可以統攝二千多年來，複雜的佛教、複雜的信仰、複雜的種種名稱，把所有在地理上不同的佛教，把時間上分別的佛教，在各人自己本心裡執著的佛教，都歸於自己、歸於人、歸於佛，就這樣，不知不覺的，我就走上「人間佛教」這條道路，也被別人認為我傳播的是「人間佛教」。

從星雲大師的立場，作為一個一生為佛教弘法的出家師父，佛教，當然是他的生命依歸，既然是佛教，自然作為一種「宗教」定義歸類。相對地，我們就用俗世生活的社會價值觀，認知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一切，是一種「理所當然」。這個「理所當然」，事實上，對於星雲大師在風雨如晦的時代，以一種對於堅定不移的信念，冀望建立一種價值觀，影響社會，改變時代的決心，是一種輕忽。

近代中國的人文運動

我們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考量所謂的「人間佛教」的本質。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在《大般涅槃經》還沒有翻譯成中文之前，東晉末年的道生，就已經發展了「佛性論」，提出了「人人皆有佛性」的說法。道生的說法，在當時能夠取得的佛經不充分的情況下，是以一種甘冒謗佛之名，被處之極刑的大勇，提出他對佛法核心必有眾生平等的論證。但是，隨之曇無讖翻譯了《大般涅槃經》，說到「一闡提」這樣斷滅善根的人，亦有佛性。這個觀念，完全支持了道生的說法。

但是，我們重視的是，中國佛法的傳統，在這樣的智慧提升之下，已經由中國人自身的覺醒，把外來的傳統佛法，自覺地發展成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生命精神的實踐。如果我們要用「人文」、「人本」、「人道」的名稱，稱呼這個思想，並不為過。

這個佛教的觀點，在清末民初，那個內憂外患，國事如麻的時代，成為關注民族的前途，關心生靈塗炭的知識分子，普遍倡議佛教救中國的主張。從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甚至魯迅，都在面對現實的民族困境，憂苦悲憤之際，在新文化的啟蒙運動萌芽之時，竟然因為接觸了佛法，彷彿是突然找到引路明燈。

以梁啟超這樣卓越的思想家，他竟然倡議：「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梁啟超讚揚佛教，「廣矣、大矣、深矣、微矣」，「可以涵養萬有，鼓鑄群生」，因此，中國應該以佛教為立國之宗教。

章太炎更是以國學大師的身分高調唱頌「佛教救中國論」：他認為，佛教「依自不依他」的精神理論，能激發中國人的獨立自強的志氣，使國人「勇猛無畏」。而佛教禪宗的「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的精神，能強化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可以增強國人的道德觀念。「欲興民德，捨佛法其誰歸？」章太炎再三強調。

這些當代卓越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在清末民初的時空下，如此迫切地推崇佛教？我們相信，這些時代的智慧人物，他們目睹私慾橫流，交相征伐下，對於「政治」的絕望，必定了然於心，而他們回顧歷史，光輝的文化盛世，如此遙遠不可追憶，鴉片戰爭以來，整個民族的尊嚴，蕩然無存，一個接一個的外侮，讓民心除了屈辱之外，一無所有。

「人心」何所依附？因此，「中國人沒有信仰」的主張，「佛教文化，有益中國社會人心」，於焉提出。

但是，現實世界的血淋淋的衝突，如何應對？如何調適自心？八年的中日戰爭，連弘一大師都只有說「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我們不能想像在炮火之中，槍林彈雨之下，血肉搏擊的生死存亡之中，多少人能夠參透眼前一切，而能夠靜心念佛？

一個一個現實世界裡的橫逆挫折，因時因地，階段性地阻礙了近代佛教發展的可能。基督將軍馮玉祥，對於中國北方佛教，造成嚴重的迫害，來到台灣之後，原來推崇佛教的蔣介石先生，在和宋美齡女士結婚之後，改信基督教，幾乎全面抵制佛教的傳播和發展。

但是，更巨大的橫逆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之內，佛教在大陸的發展，幾近斷絕。千年的佛教文化，被徹底地摧毀，根據資料，北京統計：全市六八四三處文物古蹟，有四九二二處被毀掉，各類文物五十三萬八千件被毀，都是永不再生的佛教國寶。各地寺廟被毀之外，僧眾被批鬥，羞辱，強迫還俗。對於近代佛教的發展，是一個千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個單純的封建統治力量摧殘佛教，它是發動了由所謂「造反有理」的年輕人紅衛兵，全面攻擊佛教之外；它攻擊所有信仰，學生批鬥老師，子女批鬥父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全然滅絕，因此，它除了摧毀了佛寺，摧毀了佛教文物，摧毀了僧眾，更摧毀了剛開始萌芽的社會倫理道德，對於人心之殘害，無以復加。

近代中國的激變，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激烈地探討，我們如何走到現在這個狀況？我們用什麼方式可以改善這個狀況？從中國歷史的觀察；從世界歷史的檢視；我們有太多的「為什麼」要問，也有太多的「因為所以」要回答。如果我們把學者、思想家，如梁啟超、章太炎等，對於倡議佛教，當成對於這個時代精神文化的一種主張，一種民族文化改革言論。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太虛大師、印順法師、星雲大師等「人間佛教」的出家眾，視為一種時代精神改革的實踐者？

宗教，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

宗教，是不是對於社會，對於族群，有絕對具體的影響力？

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是近代宗教社會學的重要代表學者，韋伯對於新教倫理，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論述，已經世人耳熟能詳的。他認為新教倫理的先定論，強調一個人是不是上帝的選民？早已命定，但是人活在世界，是天職，仍然必須透過誠實努力，創造財富，獲得事業成就，證明自己是選民，由此榮耀上帝。新教教義，替西方資本市場社會，合理地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倫理支持。由於財富的本質，是為了榮耀上帝，鼓舞了資本更好更大的積極管理和創造。

我們只想引用一個比較具體淺顯的論述：在喀爾文教派興起，強調人的救贖，決定在人自己的善行，沒有任何教會、修士可以協助。必將依靠信者自己的絕對修行。因此，禁奢，勤勞地工作，節儉，愛惜時間，都是喀爾文教義，這些教義激盪出的美德善行，催使教區信眾的工藝，轉向精密的鐘錶製造。就因如此，今天，在瑞士為主的喀爾文教區，建立起世界最有競爭力的鐘錶產業。

因知人間苦 所以向人間

這種宗教深刻地影響社會的鮮明例子，在那個宗教全然主導政治，主導社會的西方社會，宗教深入人心的程度，影響人心的廣泛，不是我們能夠切身了解的。尤其近代中國，在長久的歷史文化嚴重斷層的時代下，宗教無所依附。

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封建帝制，結束不過百年，接踵而來的是軍閥割據，中日戰爭，戰爭方休，是國共之戰。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為時間點，兩岸確立在一個非緊張狀態，迄今不過六十年。

引用黃仁宇先生說法：我們有史以來，中國第一次進入一個「上層」和「下層」的可以以「數字化」管理的時代，整體的國家公共設施、經濟稅賦、教育體制，在逐漸整合狀態。然而，它仍然像一個潛水艇三明治。新的智識運動：如五四運動，努力地策劃了上層那塊麵包，但是，數億農民的「智識」，仍然等待如何透過任何方法，建立一種案例，使得整體中國能夠接近世界標準，能夠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個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增進它結構上的實力。

近代中國社會，我們所有的人，無可避免地穿著西式衣服，吃批薩，我們要我們的下一代學鋼琴。但是，我們的確很難回答：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的生命價值觀念是什麼？我們的信仰是什麼？潛水艇三明治的上面那片麵包，正在努力論證、探索之中。那麼，下面的那片麵包呢？等待一個答案，若大旱之望雲霓。

如果文化是一個答案

「深入人心」、「人文教化」在中國社會認知上，容易陷入一種通泛概念，缺乏實質而準確的定義，廣義的定義，只能說是一種結合「道德」、「知識」、「習俗」、「信仰」以及社會的「價值觀念」總合。

「文化」，是這個總合的一個概念。雖然我們也十分傾向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用拉丁文的定義：「cultura animi」，定義「文化」是「靈魂的培養」，但是我們仍然只有勉強先借用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在談及「文化」的定義，他扼要地說：「文化，是一種態度，一種價值，一種信念。」

文化，如何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族群，甚至，文化如何改造人類？是近代國際發展學者重要的研究題目。

山繆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勞倫斯哈里遜（Lawrence Harrison），在他們合編的《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e Matters），幾乎是危言聳聽地強調了文化能夠促進人類的進化。

杭亭頓在序言裡，開宗明義地列舉，在一九六○年代，他觀察兩個國家，一個是南韓，一個是非州的迦納共和國，他發現兩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如此相似，GNP 相當，都以產品製造外銷為主，都接受一定的經濟外援。但是，經過三十年，南韓，已經是一個經濟巨人，它發展了自己的跨國企業，電子工業，它的汽車工業，已經是可以出口的產業。而迦納共合國，它的經濟規模，只有南韓的十四分之一，一切沒有太大的改變。

這一切的差異是為什麼？有什麼合理的解釋？杭亭頓同意，一定有許多因素，但是對他而言；「文化」，是最大的因素。南韓民族文化裡的勤勞美德，工作努力，教育，團結，紀律，是促成這個繁榮進步的動力，換句話說：文化，改變了一切。

如果，文化，終於是可以改變這個時代的總體觀念。文化可以改變世界，改變人類，星雲大師不需要接觸上述杭亭頓等等西方近代學者的文化理論，早就透過一生的經歷，和對歷史社會的觀察，相信「佛法」是一種文化，而只有「文化」可以導正人心，只有「文化」可以強國。

我們其實逐漸可以了解星雲大師以「出世之心，推動入世之事」的真義。我們更應該了解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的宗旨，反覆地強調「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他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任何可以利益眾生的方法，他都無我無私地去做。因為，客觀地說；自幼從困苦裡走過，對於人間的冷暖，國家民族的顛沛，他早已洞悉了然。

曾經倡議「人間佛教」的太虛大師、印順法師，雖然因為時空的因緣未具，少了全面推動，但是，「人間佛教」的觀念，仍然是深具時代意義的佛法文化。對於這個「人間佛教」的「文化」，星雲大師深信的是：改變民族的命運，改變世界人心的力量，是「人間佛教」；「無相布施，無我度生」的終極目的。

「無相布施，無我度生」的實踐

這個時代，無論我們從人、時、地，從民族，從世界的角度，我們都覺得「人間佛教」充滿一切因緣。

從世界的角度，無論所有宗教教義，如何強調悲憫和尊重，世界各個教派的信眾，仍然因為「自我」的價值觀念，產生彼此的隔閡與敵視。如果再有實質利益的介入，無休無止的爭戰，殺戮，此起彼落，仇恨覆蓋世界每一個角落。

觸目驚心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三千多人，死於剎那，是什麼樣的仇恨，讓人類最有價值的智慧，思考能力，投注在精密策劃殺戮同類的行動？催成如此史無前例的殘暴的動機是什麼？是宗教？是政治？

九一一事件之後，我們看到的是周而復始的報復屠殺，無數稚嫩的少男少女，以宗教之名，背負著炸藥，進入人群聚集的鬧市，自己引爆身亡，他們到底相信什麼？一場不知何時能夠終止的戰亂，可以讓超過一千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成千上萬的民眾舉家冒著生命的危險在海上逃亡，結果妻子幼兒斷氣在沙灘上，那樣慘絕的畫面，我們閉目掩耳，就能當作從未發生的事嗎？

這一切仇恨衝突的背後，最大的糾結是什麼？無論我們的分析是政治的操弄，是宗教的衝突，用佛法語言，都是「我執」的無明，困於私欲，是人的最大的通象，尤其政治活動，指涉的權勢爭鬥，利益的沉溺，是俗世現實世界裡，讓全世界動盪不安的主要因素。

然而，對於堅定地以「人間佛教」弘法的星雲大師眼中，「佛法」，和「政治」是同一件事，佛法依眾而生，政治是眾人之事，既然都是「人」的事，星雲大師在「無我」的基礎，當然有他的態度，他的觀念。

二○一六年，台灣選舉陷入「分化」和「對立」的糾纏惡鬥，近九十歲高齡的星雲大師，在六個月當中，以趙無任為筆名，寫了七十篇文章，他只有一個目的：撫慰沉默大眾在不休不止的惡聲惡言的沮喪絕望，化解島上族群的無限惡質分化，希望建立一個人心和諧的選舉氣氛。

星雲大師當然知道，「政治和尚」的攻擊，必會潮湧而至。但是星雲大師毫無退縮地承受一切。而這樣的抉擇，對星雲大師而言，不是第一次。

一九九八年，許家屯先生，以大陸駐香港最高領導人的身分，對六四事件，發表了大陸當局不認可的看法，只有走避美國，舉目無親無故之下，無人敢出面收容，星雲大師義不容辭地請許先生留住佛光山西來寺。星雲大師不明白這件事會給他帶來多大的困難嗎？對他個人；他不知道這件事，對佛光山的弘法事業，他要面對多少磨難嗎？星雲大師只說：「寺廟是救苦救難的道場，沒有理由拒絕受難的人。」

從許家屯事件之後，極長的一段時間，星雲大師不能進入大陸，連星雲大師的在家高堂老母大壽，都沒有能夠通融。

用「政治和尚」的名義，攻擊星雲大師，口舌之快，當然容易，但是，誰能看見星雲大師的「政治」背後的「無相布施，無我度生」的「人間佛教」真意義？真勇氣？真慈悲？

這個時代　是人間佛教的時代

佛法，當然不是解決這個時代人心的唯一智慧。但是，這人間，來去的無數人物，從政治上，從學術研究上，到底給這個紅塵人世留下了什麼長遠的、經得起考驗的生命價值觀念？從人、時、地，從民族，從世界的角度，星雲大師早就深知「人間佛教」充滿一切因緣。讓「無相布施，無我度生」，化解一切自我的執著，建立一個普世的慈悲關懷，一個以度化我執的智慧，成為一種人間文化，是星雲大師心中不變的理想。

近七十年來，無論星雲大師從僧眾的出世觀點，對於自己的弘法影響，如何自謙，我們都必須同意：星雲大師帶領著佛光山，在近代華人社會，創造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宗教影響力，佛光山的傳播力量，是台灣的，它也是跨兩岸的，它更是世界的宗教傳播模式。

然而，用世俗的角度考察，人間佛教，作為這個理想的傳播內容，它的傳播媒體是什麼？

《華嚴經》說：「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

寶誌禪師，在〈大乘讚〉說：「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睹，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聲色言語。」

意思極易明白，佛法多麼宏大的義理，都在我們眼前，但是，常人很難深刻明白，要相應體認其中真義；仍要智巧方便的高明講授引領。

星雲大師是近代佛教的領導人當中，少數能夠圓滿一切，又能夠雲水自在的智者。星雲大師的慈悲智慧，不是我們俗眾能夠夏蟲語冰的，但是，作為一個人間佛教的學習者，我們仍然努力透過觀察，學習星雲大師的典範。

星雲大師是以身示法，以自身的人格，示範佛法的教義。

近代佛法，歷經亂世動盪，早已失去了歷史和傳統的依附，星雲大師二十多歲到了台灣，莫說弘法，連掛單之處都沒有，台灣社會，僧眾猜忌，政局不安，老百姓對於這個陌生的外省和尚，連說話溝通，都有問題，談什麼講經說法？然而，七十多年，星雲大師一路克服艱困，堅守著一個出家人對正法正念的奉持，走到今天，他是以自身的信念，自身的人格，接受了現世社會萬千大眾的檢視，取得了信服。

任何人讀了二○一三年，星雲大師的〈真誠的告白──最後的囑咐〉一文，無不為之動容。

首先，星雲大師說：他不在乎死亡，因為他一生經歷了戰爭，牢獄，病痛，生死邊緣，來回無數，但是，七十多年的出家歲月，「成住壞空」的還滅，生死的問題，他早已坦然。

其次，星雲大師反覆地以「無我無私」，說了佛光山所有學校、寺院……都不是他的，是十方共有的，他甚至說：「我一生，不曾使用辦公桌，沒有自己的櫥櫃，一生沒有存款。」

「佛道遍滿虛空，真理充塞法界」，星雲大師強調：「法界一切都是我的，但形相上的無常，一切都不是我的，人間佛教雖然不捨世間，但是『猶如木人看花鳥』，不要太多留意，太多分別。」

九十歲的長者，以交待身後之事的心情，表述了自已一生的心志。字字句句，仍然是「無相布施，無我度生」的一以貫之。

這個一生奉行佛法的言行一致，是星雲大師以自身的人格，切身實踐，昭信眾生的第一真誠。

星雲大師的弘法語言，與時俱進，深入人心

星雲大師的弘法語言，用俗世語言，是星雲大師弘法的總體大眾傳播概念。這個概念，不僅限於星雲大師的開示，可以更廣泛地包括：所有形式的傳播，也就是俗稱的傳播的軟體和硬體。

首先，從傳播的核心內容來看：星雲大師以立足現代生活文化，然後闡揚佛法的時代性觀念。佛教，由於歷代的部派眾多，教義分歧，星雲大師決定了「人間佛教」的主張，反覆地強調「佛說的，人要的」。「人」，當然是今天這個時代的人。因此，以佛法的智慧，解決這個世界的煩惱，淨化這個世界的人心，已經決定了「人間佛教」的時代性定位。

其次，星雲大師從強調佛法的「依法不依人」，佛陀教誡的「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人間佛教立即展現了一種接近民主的現代觀，一種可探討，可以論述的開明理性。但是，相對地，以戒律強調了約制和秩序規範，完全建立一個現代的自由法治思想典範。

提出人間佛教的綱領，民國以來，眾所皆知，早有太虛大師、印順法師的倡議，但是，宗教文化之推廣，任何時空都需要客觀條件的因緣俱足。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因為傳統文化的保存，成為華人世界少數能夠讓宗教生根的社會。

星雲大師因緣際會來到台灣，他堅忍地克服一切困難，讓人間佛教在這土地上萌芽茁壯。更重要的是，他放下身段，機敏地運用所有的傳播媒介，傳播機會，接近社會。星雲大師親自辦輔導課業補習班，舉辦郊遊，舉行花車遊行。以及任何可以接近群眾的活動，接近群眾，深入大眾。星雲大師可以從七十年前，在簡陋的鄉間晒穀場，舉行講經說法的傳播形式，一直發展到今天的佛光電視台，佛光山自營的報紙──《人間福報》，以及一年吸引了千萬人參觀的佛陀紀念館。無一不是星雲大師為了弘揚佛法，淨化人心的傳播模式。這已經是一個佛教弘法史上，沒有任何前例的宏大格局。

星雲大師自己說：「六十年前，我還是青少年的時期，就讀於棲霞律學院，附驥在高齡的學長之後，當時我就想到：未來的佛教需要文藝化、俚語化、大眾化、電影化；不如此，則佛教不能普及於社會民間。」

星雲大師對於社會文化，觀察之深入，執行力之堅定。任何文化傳播形式，對於星雲大師而言，都只是一種「語言」，一種方便善巧，星雲大師的弘法之心，是一種不為塵念所困的自在超然。洞悉人心，睿智堅定，卻仍安住人間。

近七十年的歲月，星雲大師對於「佛教需要文藝化、俚語化、大眾化、電影化」的想法，無一不身體力行，全心推動，星雲大師的通俗易懂的弘法文字，粗估超過三千萬言以上，他不光是寫作，而且，這些書，都是名列極受歡迎的暢銷榜書籍。星雲大師傳奇的弘法講座，更是人山人海，廣受歡迎。然而，星雲大師弘法的文字、開示，表面上，如此深入大眾人心，本質卻無一脫離佛法的義理。

星雲大師的同參煮雲法師說：「星雲大師所開示的佛法，很難找出是出自那一部經，那一段經文；但是如果你以為大師的開示不是佛法，偏偏他又句句都不離根本義理。」

我們雅不願意用「傳播」，「媒體」，「訊息」；甚至「社會影響力」，「地球村」，這些近代大眾傳播理論，詮釋星雲大師的弘揚「人間佛教」的智慧，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提出這些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影響的理論，因而轟動學術界的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比星雲大師晚了三十年。

為什麼沒有任何所謂學院背景的星雲大師，能夠在那麼早的年代，就能夠洞察這些學術研究的社會傳播道理？而且早已經在他弘法生涯之中，逐一實踐。

我們當然很容易歸於星雲大師的一生之中，自我教育的勤奮不懈，但是，回顧星雲大師九十年的行誼，我們突然覺悟：「無相布施，無我度生」才是一切最根本真義。

俗世人間，才智超絕，稟賦絕倫的人，多如牛毛，各領其風騷，他們如彗星一般的劃過人間，引起諸多讚歎，但是，深刻檢視其中，能夠無我利他，一生奉行如《金剛經》所說的「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的，可能寥然可數。星雲大師建立了佛光山在全球的弘法志業，以人間佛教為名；把佛教淨化社會人心的影響，引領到一個普世價值層面。但是，對於這一切成就，星雲大師仍然只說：「一切是集體創作，我只是眾中之一，做時全力以赴，結果自然隨緣。」

因知人間苦，所以向人間

反省，據說是所有思考裡，最重要的特質，世間所有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小說，詩歌，如果缺乏反省，生命的靈魂，就少了翅膀，永遠無法飛揚。

一九三八年，名叫李國深的少年，決定出家，有一個非凡的特質，相信已經在他的心裡生根，他時時刻刻想著，念著。歲歲年年地想著，念著，沒有一分一秒忘記。無論那個念頭，叫苦難，叫慈悲，或是佛法，今天，我們尊稱「星雲大師」的出家人，對這個世間，他早已經是一個徹悟之人。

為什麼是人間佛教？因為深知人間苦，所以向人間。

【後記】

跟隨星雲大師學到的

俗世人間的文字，無論如何地經營，面對星雲大師，常覺空泛，因為，所有的辭彙，其實只能在人的有限知識經驗下溝通、交流。對於我們心中沒有存在過的任何觀念、價值，我們只是揣摩得知，這個「揣摩得知」，並不是我們真的「知道」。

二○一三年，楊惠姍和張毅承如常法師不棄，允我們在佛陀紀念館辦琉璃展。近三十年，楊惠姍和張毅，在琉璃創作上，談不上成就，如果有一點貢獻，只有說三十年來，任何困難挫折，對於琉璃創作，都沒有放棄。另外，也只能說，在人生摸索之中，有些零碎的佛法領悟，因此，展覽的名稱，就定為「唯有慈悲」。

展覽開幕當天，如常法師突然告知：星雲大師要為展覽主持開幕。坦白說，我們雖然覺得這比任何的殊榮，都讓我們興奮鼓舞，但是，另一面，也讓我們惶恐不已，星雲大師的身體健康一直欠佳，為了我們的展覽開幕，這麼勞動，實在實在過意不去。

展覽當天，星雲大師親自主持，雖然靠輪椅行動，但是仍然堅持起立，向全場致意，然後親自開示。這樣的殊榮，對我們的鼓勵，已經讓我們又感激又慚愧，實在不知道如何以報。

儀式結束，楊惠姍和張毅，親自送星雲大師回寮房，我們一進入電梯，片刻沉默之後，星雲大師突然愧疚地跟我們說：「對不起，我今天說得不好……我應該說得更好……」

我們只記得一陣兜頭而來的更多更大的愧疚、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胡亂的回應：「您萬萬不要這麼說，您說得很好……」

我們何德何能，讓這位病痛纏身的九十歲的長者，為了我們區區的展覽，如此勞動？而他一心一意地為了我們的好，而竟如此歉疚？要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們。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