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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來到人間以後，至今已經九十年歲月，當然，未來也將會離開這個人世。回顧這一段漫長的人生，我沒有特別的志願和興趣，除了「做和尚」以外，其他都能隨緣過生活。

童年時，我雖也有一些不成熟的表現，但成長期中，凡是對社會、人民有利益的，我都願意隨喜、參與。

人生的前途、道路很多，究竟要走哪一條路，才能對國家社會有用？當然，有的人很早就立志未來要做些什麼，但也有一些人條件還不具足，只有隨著因緣發展。回想我自己，沒有什麼先天的條件，假如當初沒有緣分做和尚，我還能做什麼職業呢？我人生的因緣在哪裡呢？

小時候在貧困的家鄉，偶爾也會看到一些警察在民間各處活動，但是在民國建立未久的時期，那許多警察都沒有地位，或許是因為他們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也沒有什麼權力，民間都嘲笑警察的職業是「不得法，當警察，荷起棍子腰裡夾」，表示警察憑著身上的一套制服和一根棍子，就認為自己能維持社會的秩序。

那時候我心裡就想，將來我也要做警察，但我不要做只拿棍子的警察，最好能做刑事警察，如同鄉村父老說書時描述的俠客一樣，行俠仗義，為社會重大刑案，乃至危險事故，做出公平正義的評判，做那樣的警察才有意義。

當然，這只是心中偶然升起的念頭，畢竟年齡還小，又時逢「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自是沒有條件當警察了。

不過，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還是影響到我，讓我擁有一股要為國盡忠的愛國情操。儘管年齡小，可是我認為自己可以當游擊隊員，幫忙搬運軍需用品，為那許多奮戰中的大兵服務。但終究還是因為年紀太小，沒有人願意接受我，想當游擊隊員的夢想也就沒能成功。大概因緣注定我就是做和尚的命運吧。

假如我沒有做和尚，沒有當警察，也沒有去當兵救國，做耕農、工人、學徒恐怕也不是我想要的。倒不是因為我嫌棄農工地位低賤或工作辛苦，而是那種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呆板沒有變化的工作，實在與我的性格不相契合。我的性格是在不斷的變動、不斷的翻新、不斷的創造中學習；我雖沒有什麼知識學問，可是我覺得，人生不一定要按牌理出牌，也可以擁有創新、變化，這樣的人生才有意義。

我從小就不太看重物質、金錢，如今想來，以我這樣的個性，做和尚可以說是最好的選擇。甚至現在我自稱「貧僧」，也覺得是夠資格的，因為我有安貧樂道的性格，我不羨慕富豪，不羨慕榮華富貴，不著意於要擁有多少金錢財富，我這一生沒有為了要賺多少錢、拿多少薪水而計較；以「空無」作為人生觀，是我自小就有的觀念。

我對於金錢物質雖然不重視，可是對於鄉村父老們所講的話裡，舉凡古人的名字、古代的往事或者成語，都留心記住，覺得那很重要。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性格，不也就是合乎佛法所謂的「法依止」，以法為中心嗎？

那麼做了和尚以後，我就心甘情願地從事苦行工作，看山、挑柴、擔水，甚至一心想做個飯頭僧，煮飯給人吃。

進入焦山佛學院的時候，我已經近二十歲。當時大陸時興辦理義務小學，不收學費，我修學的定慧寺也辦了三所，心裡就很希望將來能被派往擔任小學教師。但是每一個學期終了，佛學院老師都是派遣別人前往教書，從來沒有指派我去。我只得安慰自己，我既沒有背景，沒有後台，也沒有特別聰明伶俐，怎能獲得老師的垂青？不過無論如何，我都要努力，爭取將來做一位小學教師。

天從人願，在我二十一歲那年的春天，不但做了小學教師，還做了政府所辦的公立國民小學校長。所以，凡事不必著急，只要有因緣，該來的都會來。

當然，在很多的職務上，也不要只能上而不能下，有的人一旦上了台，要叫他下台，就變得非常困難。但是我深信，人世間的職務是沒有什麼上、什麼下的，有緣就這樣，無緣就那樣，都不要緊；在所有職業裡，只要是正派的，你做這行、做那行，應該都可以。像我對於農工商業雖沒有緣分，但對於其他的職業則都沒有排斥過，或許這與我在思想上，對文、史、哲的興趣特別濃厚有關係吧。

二十歲以後的青年生涯，我對人生已經有了大致了解，所以幾次心裡也暗暗地想：在佛門裡，我絕對不做住持、不做當家，我不希望在財務、行政、人事上擁有什麼權力，我只希望在弘揚佛法上能有所發揮。

不過，我一方面又想，自己五音不全，佛教裡的梵唄唱誦不會是我的出路，而當家、住持我又不願意擔任，如此一來，弘法工作做不成，我該怎麼辦呢？所好者，我喜愛讀書，或許對將來弘揚佛法能有幫助。

那時候，佛學院裡有一位老師，他出身少林寺，武功很高強。我很敬重的一位同學智勇法師，就因為每天半夜起來跟老師練習武功，從鐵沙掌練起，最後練得一身飛簷走壁的功夫。

我自知習武必須從幼年開始，到了我這個年齡（二十歲以後），是沒有條件了。不過我想，我可以為佛教撰寫武俠小說。在我們的圖書館裡，有很多武俠小說，舉凡男主角、女主角的表現、武功的等級，乃至武功的種類，如：般若神功、一指禪、如來神掌、無影神拳等，我都很入迷地在揣摩。只是我發覺到那許多有功夫的人，到處比武，為社會仗義行俠，但奇怪的是，他們怎麼都不吃飯、不賺錢，只有每天從早到晚打來打去？如此，生活怎麼過呢？所以我就想，將來如果我寫武俠小說，一定要讓他們吃飯，要讓他們有個職業賺錢。當然，這個志願也是沒能達成。

我就又想，既不能寫武俠小說，總可以寫一些散文吧！那時候我讀過胡適之、林語堂、魯迅、巴金、老舍、茅盾、沈從文、謝冰心、郭沫若、許地山等許多文人的作品，內心有所觸動。不過我也自知沒有辦法像他們那樣，在文藝上發展出一片天。

後來由於國共內戰，不能有一個安定的居處，不得已，我就接受智勇法師好意，到南京華藏寺去做監院（即當家）。當時，就算我怎麼推辭，不願擔任監院，他都不肯退讓，基於朋友道義，我也只有幫忙助陣。不過我還是說出心裡話：「我的心願是不做住持、不做監院的，這樣好了，把『監院』改成『總務主任』，就叫我『總務主任』好了。」他聽從了我的意見，就這樣，我在華藏寺做過一段時期的總務主任，也從事了佛教革新運動。

接著，因為徐蚌會戰，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我們雖然年輕，智識不廣，也知道大勢已去，很難再有作為。就在這時候，智勇法師發起了組織「僧侶救護隊」，發心要做一些慈善事業，如救護傷患、掩埋屍體等等的工作。在他決定要去做那個功德，不再做住持後，轉而就叫我擔任。匆促間不得辦法，我只有說：「那我做代理好了。」因此，我也做過華藏寺代理住持。

只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忽然地他又說不要領導「僧侶救護隊」了。那時我很不以為然，總覺得既然事情已經在做，又有那麼多人要參加，怎麼可以半途退卻呢？所以，我就對他說：「既然你不要做，那讓我來吧！」做了這樣的決定後，首先我們共同推選了一位學長現華法師擔任華藏寺住持。很感念他的成就，因為這樣一個因緣，我才來到了台灣。

到了台灣以後，可以說我是走投無路的，因為沒有寺院容許外省人掛單；大陸來台的青年僧中，就有不少人由於食宿無著，最後流落到社會上去了。好者，在慈航法師發起「搶救僧寶」之下，也有二、三十位年輕人謹守僧侶崗位。這當中，有許多青年僧伽參與了日後台灣佛教的弘化工作。今日回想起來，對於慈航法師當年「搶救僧寶」的那種菩薩心腸，真是不得不讓人要對他尊重頂禮。

話再說回來，在「僧侶救護隊」不能成功，大家各自散去後，我只得再到寺院裡掛單。當然，我知道自己年紀很輕，道行也不夠，只有更加發心學習。所以，面對各種工作，我不分粗細、不分大小，只要有可做的事情，都想要去參與。舉凡寺廟裡的各種職事、苦行，我從不推辭；各地需要講演布教，我明知道自己不夠條件，但是在「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那個時代，還是勇敢地去參與。像台灣省各縣支會舉辦講座，只要請到我，我都會答應；各個神道寺廟要我在他們的廣場上講說佛法，勸人為善，我也從不推託。

尤其在宜蘭的時候，我於學習寫作之餘，雖不善於唱歌，但組織歌詠隊；雖不曾領導青年活動，但組織青年會、弘法隊、學生會、設立文理補習班，甚至辦理兒童班、幼兒園；偶爾也到台北幫忙編輯《人生雜誌》、《今日佛教》、《覺世旬刊》，在做中學習。另外，像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影印大藏經，要我進行環島布教宣傳，雖然整整四十天，我也直下承擔，擔任領隊。到今天，跟隨我的那班青年中，如慈惠、慈容等人紛紛出家，大概就是因為上述的這些因緣吧！

隨著時間的推移，相繼地，我也應邀到各個監獄講說佛法。在台灣，可以說大概沒有我沒去過的監獄了。我曾經與重刑犯、死刑犯談話，給予他們安慰和鼓勵，讓他們知道就算人死了，也要發願來世做個好人。

我多次到土城看守所，乃至香港關閉死刑犯的赤柱監獄等從事教化工作，也在各個監獄裡舉辦過皈依典禮、短期出家修道會等許多活動。有一次花蓮監獄還邀請我前往為兩千多位重刑犯講演。當時一眼看去，盡是年輕力壯、氣勢昂揚的青年，記得我還勉勵他們：為什麼要犯法而讓自己失去自由呢？假如能跟我出家做和尚，雲遊世界，救苦救難，那不是很美好的人生嗎？

我雖然受政府聘請，正式擔任監獄教誨師，但是只要有機會，我也到各級學校，公私立的大學、中學去講話，師生們也都報以熱烈歡迎；甚至有時候受工廠、政府機關邀請，我也自不量力，抱著學習的心情前往，覺得那都是我做和尚的本分，做和尚就應該弘法利生，給人方便。

除此，郝柏村先生做參謀總長時，邀請我到三軍官校講演，並且派了所有軍種各三位上校陪我走遍全台軍營，就連外島，如金門、馬祖，甚至綠島、蘭嶼、東沙群島，也都有我弘法的足跡。

乃至應香港政府之邀，以直升機帶我到大嶼山等小島上，為許多受難的船民開示說法，給予精神和心靈上的慰問。

其實，早年我在高雄壽山寺，還一度想要辦理「人間佛教之家」，設立求職中途站，幫助一些在養女制度社會裡的可憐鄉村女青年，找到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免於被職業介紹所推入火坑而墮落一生。

在我的構想，他們不必去找職業介紹所洽詢，而由寺院免費提供住宿三個月，期間再慢慢考慮找什麼職業，不必著急。假如找到了職業，工作後發現不適合，可以再回來，我們還是會繼續讓他住一個月，不收取任何費用，並且供應飯食，甚至幫忙介紹工作。

一個月後他找到工作，如果還是覺得不適合，我也願意再提供住宿一個星期。我想，到了這時候，他對社會往來的情況大抵是熟悉了，接下來總應該要找到職業了，如果還是找不到，必定是自己本身有問題，而無法讓人接受，那我也就沒有辦法再給予幫助，得要他自我改變、自我進步、自我重新學習了。

不過，這樣的一個想法，後來並沒能成功。當時我們雖已備有六十個床鋪，即將辦理這項事業，但因為這是創新的事業，我年紀輕，資源也不足，最終還是不敢隨便跨出一步，就停止了。之後便死心塌地用心在培育青年的工作上，實際上，也就是新佛教運動。

只是說，上述這些事情都不能算是我一份正式的職業，只能算是我對社會的服務，所謂「正職」，還是要在寺廟裡領一份出家人的工作，對佛教本身要能有所貢獻。佛教有「掛一單」的說法，既然我人寄身在佛教裡，理所當然地對佛教就要有「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國保一國」的感情。

說到叢林寺院裡的職務，有所謂「四十八單職事」。四十八單當中又分有「西單」和「東單」，西單的職務稱為「序職」，東單的職務稱為「列職」。序職代表階位等級，比方書記、堂主、首座等，就如同政府機關裡，武官有校級、尉級的位階，文官有特任官、簡任官、薦任官、委任官等職級。在這許多階級以外，每個人還會有個執行任務的職務，就像軍隊中營長、連長的職權，在叢林則謂之「列職」。

我初到台灣時，也想我應該可以領一份職，只是台灣並沒有那樣的叢林，而我也志不在創建寺院。

不過，我想假如做和尚是職業的話，寺廟裡的四十八單職事，應該通通都要能擔當；甚至弘法利生，所謂「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與社會上的士農工商接觸，也都是我們和尚的任務、職業。當然，從事這許多職業都沒有待遇，只靠發心；只要發心，也沒有不能做好的事。

所謂「欲做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我知道，這樣的發心、努力，是我的責任，是我的使命，是我的學習，假如我不弘法利生，我要做些什麼呢？所以，在那個階段，雖也有一些人找我到社會上從事文教工作，但我一概拒絕；在佛教裡，有這麼多的事業，這麼多的舞台，這麼多的用武之地，我怎麼可以捨棄呢？

我在宜蘭幾十年，既沒有做過住持，也沒有什麼名義，就只是以「法師」這個名稱，領導青年學生參與活動。當大家介紹我時，都是稱「宜蘭法師」、「北門口的法師」，並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那時候，身分證上有一個職業欄，政府單位替我填上了「僧侶」二個字。為此，我與鎮公所諍論：「『僧侶』不是我的職業！做和尚是自己發心的，我的職業是布教師。」我央請他們替我改為「布教師」，但是無論怎麼說，經過多次的來往爭取，他們都不肯。我就想，在社會上，理髮的叫做理髮師，照相的叫做照相師，甚至在我的故鄉揚州，洗澡、擦背、修腳的叫做修腳師，為什麼和尚的職業就不能叫做「布教師」呢？直到後來有了佛光山，大概在我年近五十的時候，身分證的職業欄才改成「布教師」，這時也才真正覺得「名」與「身分」相應，我是佛教的弘法布教人員，我以此為職業。

這也難怪，因為我沒有學歷，哪裡容易為社會所認同呢？記得過去我經常被鬧情緒的司機半途放鴿子，甚至遭到不肯開車的待遇。我就想：求人不如求己，去考個駕駛執照吧！只是當公路局監理所工作人員知道我沒有國民小學畢業證書後，都不肯讓我考試。他說：「你連國民小學都沒有畢業，哪能認得路牌上的字？這樣怎麼能做駕駛呢？」我告訴他：「我寫過書。」他卻說：「你雖然寫過書，但你開車的時候，會把那本書拿出來閱讀嗎？」我自知無趣，後來也就放棄考駕駛執照了。

說到佛光山開山前五、六年，我才三十多歲，知道有計畫地規劃人生，所謂「自利利人」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就想，透過文字的教化，力量還只是散居在外緣，沒有集中，應該要辦教育。當然，最初自己沒有力量辦佛學院的時候，也會希望其他的佛學院請我擔任教師，再說，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我就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具有教育資格，但是台灣的佛學院負責人卻都認為我年輕，思想太新潮，而把我看成洪水猛獸，不敢用我。

例如屏東東山佛學院的圓融尼師，他是東山寺住持，原本已經說好請我去擔任教師，我也已經承諾，很歡喜地預備了教材就要去做講師，卻因為他們的長老反對，弄得圓融法師非常尷尬，穿袍搭衣來向我懺悔，說明我不能前去做教師的理由。

不過，發生這樣的事情，並沒有讓我灰心，反而更加激勵我：沒有關係！你們不要我去教書，我可以自己來辦佛學院！所幸那時候已有一棟剛剛建築完成的壽山寺，我想就來培養人才吧。當然，那時候的佛教教育還沒有受到大眾的重視，加上寺院地方不大，信徒們也都不贊成我辦教育，覺得應該要作為活動的空間。

但是我認為，寺院光是讓信徒活動而沒有培養人才，未來佛教的發展必然會受限。因此，雖然信徒不斷警告我：「如果你辦佛學院，會沒有飯吃！」反而更加激發我要向上的念頭。我想，只要佛學院有學生進來，縱使沒有飯吃，我也要到殯儀館、太平間去念通宵，貼補費用，讓大家有飯吃。就這樣，壽山佛學院興辦起來了。

往後，佛學院每年招生，學生人數持續增加，不到兩、三年就到達上百位。在壽山寺已無法容納這麼多學生的情況下，我想，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過去文化事業所積聚的一點資金變賣，買一塊土地來辦佛學院。於是就有了後來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的興建工程。

有了這麼一塊近五十公頃的土地以後，儘管山坡、山溝縱橫交錯，但是我想人定勝天，只要有土地，還怕不能生長萬物嗎？所以我就立下了五十年的發展計畫。

第一個十年，我專心一意培養寺院住持、當家、知客等人才。

我個人在佛教裡，舉凡律下的棲霞律學院、寶華山學戒堂，都有參學過；宗下的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的禪堂，也都禪坐過；尤其我在教下的焦山佛學院學習時，獲益良多。所以，到了這時候，我就把各宗各派的規矩傾囊相授給在東方佛教學院學習的學生。也確實不負所望，第一個十年，一些年輕人都能有所作為。

進入第二個十年，我讓有專才的學生到外國留學，做更進一步的學習，以幫助我們的僧伽教育更加擴大、更加起飛。例如：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第一批留學國外的青年，雖然他們人都已經在佛學院擔任教師，但是為了讓教育事業更上一層樓，我寧可以自己多做一點佛光山的事務，也要讓他們都到外國去留學學習。

跟後，又再派第二批留學生依空、依昱、永智、永倫、滿庭等人前往。那時候中日之間還有邦交，彼此往來非常友善。除了日本，佛光山與韓國也有來往，例如依恩就是到韓國留學的。如此一來，中日韓的佛教，也就像國家結盟一樣，經常交流，我不但擔任過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也擔任過中韓佛教促進會會長。

就這樣，第二個十年悄悄地過去了，佛光山也逐漸成長，到了第三個十年，我自覺已有力量把一些年輕學生送往亞洲之外的歐美國家留學，因此就讓他們到耶魯大學、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等校學習。甚至我想到英文是世界的語言，所以就在佛光山成立英文專修班，後來又在美國創辦西來大學。

美國到底是一個先進的民主國家，無論什麼人想做什麼事，都會獲得幫助，但是你要想成功，要達到目標，則還要再努力。例如美國政府雖然同意我辦西來大學，但是卻一直等到學校的圖書增加、教室增加、校園擴大了，才頒給我們I-20的認證，准許我們對外招生，只不過招生範圍仍局限在美國當地。

往後在我們不斷地努力下，終於又通過‭ ‬WASC‭ 認證，加入美國西區大學聯盟行列。這麼一來，從西來大學畢業的學生，學歷就能獲得全世界的認同了。‬

西來大學校務得以蒸蒸日上，除了在美國留學的慧開、依法、妙士、在香港留學的覺繼、慧峰，以及在倫敦留學的依益、永有等人盡心盡力，尤其當年慈莊購置校舍，增加設備，慈惠、慈容、依空等人親力親為，讓大學創立成功，運作順利，更是功不可沒。

當然，也有一些人在得到博士、碩士學位以後，就不再回來了。不過，我並不灰心，總覺得每個人的福德因緣不同，有些年輕人因為在佛門裡的福德因緣不具備，自我流失了，這也是難免的事情。

那麼，後來台灣開放創辦私立學校，我又相繼辦起了佛光大學、南華大學。近年，澳洲的南天大學、菲律賓光明大學也陸續成立。除此以外，我在印度、南非、馬來西亞等地，辦了十幾所佛學院，也為海外的青年、兒童辦理了數十所中華學校。在我覺得，辦教育不但是提升自我的事業，也能對國家社會做出廣大的貢獻，應當積極為之。

在佛光山的人才持續成長下，我不但辦學，也在美國成立英文譯場、在南美洲辦理葡萄牙文譯場，讓有語言專長的徒眾都能參與翻譯工作，發揮所長。

進入第四個十年以後，早期在各地寺院擔任要職的人才，我讓他們有的回到叢林學院教書，有的回到佛光山總本山服務，轉而讓許多留學海外的後起之秀，在全世界各地別分院擔任住持、當家，薪火相傳。

例如妙士，他是西來大學宗教所碩士，我讓他擔任復興祖庭的工作；在日本留學的慧寬，我讓他在揚州鑑真圖書館展開弘法工作；在日本留學的滿蓮，我讓他到上海文教館發展；同樣在日本留學的永固，我則讓他到加拿大的幾間道場服務。

除此之外，還有耶魯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廈門大學、德里大學、香港大學等博士徒眾，也都替我在所創辦的佛光大學、南華大學、西來大學、南天大學裡承擔任務。例如美國天普大學博士慧開，在南華大學擔任教授，現升任副校長；依空自東京大學畢業後，回到台灣，也在各大學擔任講師等等。

第四個十年不聲不響地就過去了，現在佛光山已經開山五十年。在這十年當中，我們的教化工作又再跨進一步，想到應該讓培養出來的人才學有所用，因此當年在巴西服務的覺誠、妙遠，我鼓勵他們除了翻譯葡文以外，再成立「如來之子」足球隊，讓貧困兒童自幼稚園起就能接受栽培。如今這許多小孩都已經高中畢業，不久前還到台灣、日本、馬來西亞等地，與各足球隊互相媲美，不僅在台灣連獲冠軍，在馬來西亞的比賽場上也接連獲勝，只有在日本以一比二的成績輸了一場，可以說實力是已經在水平之上了。

另外，在菲律賓服務的永光是師範學校出身，妙淨大學時期主修化學，相繼又在幾個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我除了責成他們辦理光明大學，並且請他們在當地成立藝術學院。菲律賓人有很好的歌喉，雖然他們都是天主教徒，但在我倡導「一個人可以信仰兩個宗教」下，同時信仰天主教和佛教的人士也不少。尤其一齣《佛陀傳》音樂劇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演出，十天之中每天滿場，與會觀眾都深受感動。這個歌劇團不僅在台灣到處演出，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表演也頗受好評，連新加坡副總理、部長都前往觀賞。

除此之外，我在台灣辦有「三好體育協會」，組織了籃球隊、棒球隊、體操隊等等隊伍。有人會好奇，為什麼我要倡導體育呢？一來是希望輔助國家社會培養體育人才，為國爭光，二來也希望藉助體育增加佛教的信仰人口，畢竟講一場經，頂多三、五百人聆聽，可是舉辦一場體育競賽，可能就有三、五千人，甚至三、五萬人觀賞。像是每年暑假舉行的「佛光盃國際大學籃球邀請賽」，法國、美國、大陸、日本、韓國等各大學的球隊，甚至馬來西亞國家隊都來台參與賽事；在宜蘭佛光大學懷恩館、高雄巨蛋體育場比賽時，可謂萬人空巷，尤其透過電視台轉播，更獲得廣大觀眾的收看。因此，慢慢地，信仰佛教的人士也就不斷增加了。

除了這幾支隊伍，我們在南非還成立有直排輪「天龍隊」，隊員全由當地的黑人同胞組成，他們也曾經在台灣和大陸做過表演，民眾看到黑人佛教徒，都不勝驚訝。

特別是今年元旦，維也納佛光青年愛樂團遠從歐洲來到台灣演出，也是成績斐然。許多年輕人由於這次演出的機會，更增加了自己的信心，有的甚至發願要組織佛教音樂團，今後在世界各地演唱彈奏，提升佛教的音樂水準。

此外，像如常，對文化的推動不遺餘力，不但讓我的「一筆字」在世界幾十個展館展出，也促成在聯合國、大陸國家博物館、馬來西亞國家藝術館等處展覽。覺培，憑著一股弘法熱忱，在台灣成立了二千多個「人間佛教讀書會」，並且受邀到山東大學等各大學院校演講，尤其他擔任佛光會祕書長一職，更帶動佛光童軍團到世界各地露營、佛光青年團參加國際公益旅行。

覺元，每年舉辦四十八天的名人講座，邀請當今知名講師，如：白先勇、嚴長壽、李昌鈺、李開復等講演，受到社會大眾的正面評價。甚至覺誠，帶領馬來西亞佛光青年團八千人合唱〈佛教靠我〉，真是前所未有；特別是所成立的大馬佛光救護隊，是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搜救隊，此次亦來台參與協助台南「二○六地震」的救援工作。

佛光山開山五十年來，致力於以教育培養人才，在集體創作下，到了今天，可以說我十年為一期的計畫，是終於見到成果了。因此，我要告訴大家的是，職業不一定都是在社會上找，在佛門裡，人的用武之處很多，只要你肯發心奉獻，就有你的一席之地哦！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連載於《人間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