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6　寺院要建在哪裡？

佛陀臨涅槃的時候交代說：「我涅槃後，把我的靈骨放在十字路口建立塔寺，讓信徒紀念、學習。」佛陀不要塔寺，但是為了眾生，不能沒有塔寺。

在這之前，佛陀的傳教生活中，應該最大的事情就是：

一、頻婆娑羅王在印度的南方摩揭陀國，布施了一塊很大的竹園，建立了竹林精舍，應該可以容納千萬人居住。

二、在北方的舍衛城，給孤獨長者用黃金鋪地向祇陀太子買下了花園，建立了祇園精舍。這座精舍的大小，應該能住萬餘人以上。

這兩地成為佛陀在南北印度弘法的據點，到現在，遺址上的磚牆都還存在。此外，一些信徒像毗舍佉夫人捐建了鹿母講堂，其他還有重閣講堂、阿蘭若處等就不知道多少了。

考察中國佛教建寺的歷史，最初，由漢明帝在城內建了四個寺院，等於是國立的，做為女眾的修行道場；在城外建了三個寺院，做為男眾修行的場所，也都算是國立的。所以後來歷代的帝王、后妃、太子也都有捐建寺院，這許多寺院名字都是「敕建」。

舉例說，敕建金山江天禪寺、敕建棲霞禪寺、敕建阿育王寺、敕建天童禪寺等，「敕建」二個字就是國立的意思。不但由國家建立寺院，甚至還要布施多少的田地，讓寺院裡的僧侶都能以收取租穀來維護生活。在大陸上，「敕建」的寺院傳承到現在的，至少還在幾百所以上。

另外，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西藏布達拉宮，號稱世界的仙山；柬埔寨的吳哥窟；緬甸雪德宮的大金塔，還有泰國的玉佛寺、雲石寺、鎮王寺等，其他日本、韓國、越南的古寺就更多了，這許多有名的大寺，很多都是由國家出資建設，如今，都成為世界的文化、人類的瑰寶。

在台灣，只有蔣介石在南投日月潭，為了玄奘大師，特地建了一座玄奘寺紀念。那個時候，沒有用佛教信徒的金錢，都是由政府捐資建設，那也算是國立的道場。

說到台灣的寺廟，初期，有大陸沿海地區如廣東、福建等移民到台灣來，比方，鄭成功之子鄭經為他的母親，建了台灣第一座寺廟，也就是現今坐落台南市的開元寺。後來閩南的僧侶，如月眉山善慧和尚建基隆靈泉寺，觀音山本圓法師建凌雲寺；客家的高僧，如覺力法師的新竹大湖法雲寺，妙果和尚的中壢圓光寺、永定法師重建高雄大崗山超峰寺、眼淨和尚建台南竹溪寺等，都找了山明水秀的地方建立道場，可以供給僧侶修持，也可以供給信徒禮拜。

另外，還有一些台灣女眾出家的寺院，如：霧峰林家在台中建靈山寺，呂氏姐妹建后里毗廬寺，玄深法師建新竹壹同寺，如學法師建南投碧山巖等，他們大多出身貴族家庭，也不用靠外緣來生活，就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到了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之後，大陸僧侶紛紛的來台。經過多年的弘法，台灣的佛教日漸蓬勃，陸續啟建許多道場。像五十年前，有我開山的佛光山；三十年前，有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二十多年前有法鼓山、中台山，到現在有福智僧團等。除了這許多名道場以外，還有許多個人的精舍、庵堂，甚至民間宗教，如媽祖宮、吳王廟、龍山寺、祖師廟、仙公廟等，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堂，在台灣，應該也不只萬餘所以上的宗教建築物吧。

不過，寺廟究竟應該建在哪裡？我們看，許多基督教堂、天主教堂都建在十字路口，和加油站、銀行、派出所旁，同樣的與民眾接觸，只有佛教的寺院放棄都市，隱居山林，實在可憐。例如大仙寺在關仔嶺、超峰寺在大崗山，凡是有山的地方就有寺廟；甚至有一些小的寺廟，都是你走到巷子的盡頭，沒有路可走了，或是靠近垃圾堆的地方，大概就到了。

其實，與民眾生活有關的，好比菜市場、銀行、保護安全的公務人員、信仰的教堂……大部分都建在十字路口，因為這是他們生活上需要的。所以，我們在全世界所看到的銀行、警察局、教堂、加油站等都立在大馬路的旁邊，唯有佛教的寺院不知建到哪裡去了？

講到這裡，不禁要問：寺廟為什麼不能如佛陀所說，在十字路口，建塔寺，供人瞻仰呢？

這樣一個問題，一直到最近，由於台中惠中寺要在新開發區的大馬路邊籌建道場，又再度被提出來。一些教授、審查委員，在會中發言說：寺廟不可以建到大路邊，應該要建到山林……不曉得這是誰規定的呢？

過去，寺院會遠離市區、建在山林，是因為明朝朱洪武曾經做過沙彌，後來當上了皇帝，怕佛教的聲譽搶奪他的位置，就把佛教驅趕到山林，由國家供養。現在，你們要佛教齊聚到山林去，失去度眾的能量，那麼他們的生活，是不是就由各位教授、審查委員來供養，好讓他們能可以生存呢？不然，把寺廟都建在深山、郊區，他們既然沒有度眾的能量，沒有信徒，他們的生存怎麼辦呢？

早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他們也很重視寺院建在哪裡。例如過去把屬於淨土宗的台北善導寺建到中正區的忠孝東路上；把屬於曹洞宗的東和寺建在上海路口（現今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把屬於天台宗的法華寺建在西寧南路的中心；把圓山護國臨濟寺建在遊客遊玩最多的台北動物園邊上等，這些都是公家的寺院。日本人讓佛教成為人民百姓的精神道德、慧命皈依的地方，去寺廟參拜，一路順暢，如同回家一樣很方便，所以人心就會淨化，社會就會安寧。

但是，除了在台北政經中心建了這許多大寺院以外，日本人統治台灣，准許在城市街道建很多的神廟，基本上他們只希望用神權讓人民信仰，不必研究佛教義理。

就等於在大學裡面，不准許設立哲學系，他不讓你有思想，不要你對宗教有太多的了解，只是推行愚民信仰，只倡導民間信仰，給你求神問卜，讓你的信仰停留在祈求拜拜的上面，求發財、求長壽、求平安，不必研究信仰的意義，不必研究生命的價值。如：北港媽祖廟、城隍爺、西門町祖師廟、松江路行天宮等，不都在大馬路邊嗎？由於這樣的關係，台灣的佛教就逐漸式微，法義的佛教也就沒落了。

回想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台灣，想找一些名山道場來掛單也非常不易。因為那個時候，像善導寺，已經為台北市政府兵役科和交通大隊占據。像東和寺，已經為一些無家可歸的民眾占領，而法華寺已經被警備總司令部使用了。所以，我只有到鄉村的地區找一些生存的地方。

初期，我找到距離中壢鎮十公里外的一個鄉村芝芭里──圓光寺掛單；後來，又到距離新竹市要一小時以上路程的一個山區青草湖去掛單生存。之後，到了宜蘭，也只是龍華派在巷子裡的一個小廟，我想能安身就好。

因為我個人從不以寺院為念，只想到佛教需要弘揚普及，因而除了為佛教的文化雜誌寫稿以外，也心甘情願幫忙佛教會做義工，四面八方的到各地去鼓勵寺廟要弘揚佛法。因此，我就在台灣環島多次，走訪寺院，甚至有一些縣市佛教會都是我去成立的。

因為我的熱心，除了宜蘭念佛會，苗栗佛教會的支會，就是我代表去成立的。新竹、桃園等地的佛教會，由於理事長妙果老和尚，等於把我當作他的秘書，我就去這許多的佛教會辦事，處理會務。甚至，後來又和煮雲法師、廣慈法師到澎湖去建立澎湖佛教會，也鼓吹在台南市要成立台南市的佛教會。早期，我們就這樣與各地的佛教，結了許多的好因好緣。

但是，可憐的佛教，要想找到一個像樣的寺院做為佛教的會址，都非常困難。因此，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台灣，你要找寺院，只要走到沒有路的地方，偏僻的小巷，彎彎曲曲的違章建築，旁邊都是垃圾堆，就可以到達你要找的寺廟。可憐的佛教寺院，都跟垃圾堆、違章建築混雜在一起，你說，佛教還有傳播的力量嗎？

那個時候，最大的寺院，大部分都是屬於道教的，如：苗栗獅頭山，是佛道共居；台北木柵指南宮的「祈夢室」名聞台灣；台南南鯤鯓、五王廟等。當然，也有一些寺廟，如大崗山、大仙寺、觀音山等都放棄了都市，建立在山區，做為老年人安單、養老之處，幾乎很難找到清淨莊嚴僧侶居住弘法的寺院。

後來聽說，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和孫張清揚女士合作，花了一千五百萬舊台幣，買下了善導寺的大雄寶殿，讓政府准許信徒來禮拜。東和寺還保存了偏僻的一間廂房，供給台北市佛教會的理事長心緣老和尚居住，此外，台北就沒有什麼佛教了。包括中國佛教會都沒有一個地方生存，後來被逼到神佛共有的萬華龍山寺一個偏僻的廂房裡，做為中國佛教會的辦事處。幾經交涉，請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讓出一間大約三十坪的屋子，讓中國佛教會可以搬到善導寺來辦公，如此，大家聯絡比較方便。

最初，我們也沒有想建寺安僧、為佛教做一些安排發展的長久計畫，以為在台灣只是一個過度，國共戰爭終究會解決，我們究竟只是雲水漂泊，遊蕩到何方也還不知道，所以並不關注居住的問題。

但是時間久了以後，國共對峙，兩岸大海遙隔，看起來一時也不容易回到大陸，只有想方法生存下來。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盡一己的力量來弘法利生。

當時，我們年紀輕，又無信徒，也無佛門的法系兄弟，可以說要想找一個地方弘法度眾，真是難如登天。尤其我隻身在台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每到了晚上，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安身。替《人生雜誌》編輯的時候，承蒙善導寺看在東初法師、南亭法師的面子上，准許我睡在他們安奉骨灰最下一層，沒有人願意供骨灰的一個櫃子裡面，我可以把櫃子的門打開，就睡在骨灰罐子的下面，也睡了好久一段時間。想來，活人也不如骨灰的價值，還要在他們下面才能安居。

不過，大部分的時間我仍在宜蘭。其實，宜蘭的雷音寺實在簡陋，沒有居住的環境條件，但是我生活一向欠缺，養成我對衣食住行忍耐的習慣，也因為那邊信徒、青年的熱誠，寺院裡的老尼師、老太太等對我的友善，我也就樂於在宜蘭落腳，和他們共處。就這樣，也過了二、三十年的時間。

後來，有不少信徒來遊說我建寺院；由於在大陸，我還在讀書的時候，曾經立志，將來不建寺院、不做住持，只要有機會弘揚佛法，能從事文化、教育事業就夠了。其實，那個時候我還不太懂得如何弘法利生，不過是心中的一個願望，那就是我的目標。

其實，太虛大師復興佛教不能成功，就是因為他沒有基地，那時候我們也不懂太虛大師復興佛教失敗的原因在哪裡？我們只是學習他不要寺廟，這也是最早時候的一些不切實際的觀念。

到後來，想到弘揚佛法，還是需要基地，但是我們的力量已經趕不上土地的價值升值，只有在大樓上買一層樓作為弘法的道場，所以台灣的佛教就慢慢變成與民間共有的大樓為基礎的佛教。因此就有一個笑話：大樓的下面他們開舞廳、KTV，我們在樓上拜佛；人家都說下面是地獄，上面是天堂。

宜蘭的信徒還是很熱心，為了我的講經說法，在中山路口，建了一個五十一坪的念佛會。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雖然這麼一個小小的念佛會講堂，我就把章嘉活佛、南亭法師、東初法師、印順法師、演培法師、白聖法師，以及台灣本地的賢頓法師等，都請到念佛會來講經說法。

我從這裡得到一個利益，那就是每當這許多貴客蒞臨的時候，信徒們就會熱切的加添設備，如：衣單、蚊帳、鍋碗瓢盆等，讓我感覺到，只要有人來，這裡（念佛會）就會有所成長。可見得，集眾就有改變的因緣、進步的功用。

每次布教都是在一些神道廟裡，或者農人的晒穀場所，並且要和警察捉迷藏，不斷地被警察取締。這許多的經驗，真是一言難盡。我心裡就想：要建寺院，有地方才能傳教。所以，後來藉著歐伯颱風把雷音寺大殿門戶吹倒的機會，就不計較法令，准許我重建雷音寺了。

此外，台南一些信徒居士的響應，一再鼓勵我在高雄建立高雄佛教堂。可以說，高雄佛教堂第一筆捐款，就是由我捐贈二十本《無聲息的歌唱》所得。當時每本五塊錢，總計一百元。因為這樣，居士們得到鼓勵，就發心來籌建佛教堂了。

一個在台灣南部高雄，一個在台灣東北部宜蘭，那個時候的交通，來往一次，都要十個小時以上；可憐的我，就這樣每個月奔波南北。

不過，這樣子也很好，結下了台南、嘉義、虎尾、龍岩、台中、苗栗、新竹的緣分。所謂「行走山河」，有的時候，我連火車都不要坐，今天走幾十哩路到這個寺院，明天走幾十哩路到那個寺院，他們也都歡迎我跟他們說法。其實，我哪有資格講說佛法，他們只是我試煉的對象，等於我在實習講說，他們來參與做聽眾，他們多少也得到一點佛法。我自己為了要和他們講說，就是沒有讀書，也要想方法要用功。

雖然我沒有進過正式的學校念書，也由於這樣，我感到，社會就是我的大學，寺廟就是我的教室；因此，我在北港媽祖宮的宗聖台、台南五王廟裡的講堂、大甲的鎮瀾宮、嘉義的天龍寺、義德堂，連縱貫路的許多山區小廟，在六十多年前的時間，都留下了我許多的足跡。時光迅速，今天當然也不再去講述了。不過，寺廟究竟要建在哪裡？

後來，在一個叫「一善堂」的神道教小廟的樓上，我承諾替他們做早晚課，為信徒上供、消災，這樣，他才准許我成立念佛會。那是我第一個成立的台北念佛會，地址是：台北三重埔大同南路十六號。再加上宜蘭念佛會，相繼的虎尾念佛會、龍岩念佛會、高雄念佛會等。一下子，我在台灣有了一、二十個念佛會。

曾經，台中的某些居士，虔誠的信仰淨土，認為我排斥念佛，他們忿忿不平，甚至要驅逐我離開台灣。其實，他們哪裡知道，我在這幾十個念佛會當中，已經播下了多少的菩提種子，增加了多少的信徒。台灣後來的什麼功德會、救濟會、什麼布施建廟，我度的這許多信徒對他們會沒有貢獻嗎？

給人很傷心的，我把雷音寺建在宜蘭的中山路口，我把高雄佛教堂建在高雄成功一路的十字路口，我把壽山寺建在壽山公園的大門口；這樣一來，佛教會的那許多的法師們，好像我的這許多建設，在他們的心坎上插了一把刀似的，他們就非常不喜歡我。

我自己檢討，我不要寺廟，也不要做住持，像在宜蘭弘法六十幾年，我沒有做過雷音寺的住持；高雄佛教堂是我建的，但我怎樣都不肯擔任住持，還邀請香港來的月基法師前去主持。我實踐自己青少年時期就立下「只要弘法利生」的理想，不做住持。到後來，就是建立了佛光山，我也不敢用住持的名義，所以說自己是宗務委員會的宗長，我也不要「住持」這個名稱。

但是，由於我不做住持，到處弘法困難、辦學困難，不得已才改變了主張，創建佛光山。最初，也只是要辦叢林學院，我志在弘揚佛法，做院長、做住持，什麼名稱也不去計較。就這樣，慢慢的，自覺我的法緣，在台灣不斷地展開。

台灣地小，土地難求，我寫稿、弘法，也想積聚一點金錢來興建道場，但是，從民國四十年到民國六十年，這二十年中，自己的財務狀況，始終趕不及土地上升的價碼。本來一坪一千塊的土地，好不容易，我積聚了五萬元，想買一塊五百坪的土地來建寺院，但是它已經漲到五十萬了，建寺的夢想又碎了。

沒有關係，我再來積聚。又過了幾年，當我有了五十萬以後，再去買地，這個土地又漲到五百萬了。我不死心，繼續積聚我的稿費、出版的收入，但是當我有了五百萬的時候，已經又漲到五千萬。我知道建寺院的這個夢想，是不能成功的了。

後來，變賣一所由標會所得的幼稚園，哪知道，因為土地增值，從最初十五萬建設的幼稚園，沒有兩年，竟然上升到價值六百萬。我們決定把它賣了，用這筆款項來建寺院，籌辦佛教學院。

但是，六百萬還是不夠的。那時候，我四處尋找土地，像現在的高雄圓山大飯店、正修工專（正修科技大學）、長庚醫院等等。我天天看，卻買不起，把土地的價格看得都更提高了。

後來看看建寺無望，算了，就把一點錢捐助給落難中的華僑褚柏思夫婦。他們也很好心，就說，我就把大樹鄉一塊土地送給你吧。

那時候，他擁有的大樹鄉這一塊土地，只有萬壽園到不二門，大約十一公頃。我覺得有了十一公頃的土地，不管它好不好，總可以發揮了。當然，我須要增購旁邊的一些土地。

五十年來，佛光山麻竹園這裡，原本是公有的、放領的土地，沒有所有權，興田村的人，最初賣給我只有幾百塊一坪，到了現在，一坪都要三萬塊、五萬塊，價碼已經漲到不知道百倍以上了。我也很耐煩，和山下的老百姓周旋了五十年。

現在佛陀紀念館代表佛寶，藏經樓代表法寶，佛光山、叢林學院代表僧寶；佛光山三寶具備。每天至少都是萬人以上前來朝拜，比都市十字路口更有價值了。

除此之外，我自己遵守佛光山的法規制度，做了十八年住持以後就退位讓給青年僧去主持，培養他們來接班。記得那個時候，我還不到六十歲，退位以後做什麼呢？沒有關係，我可以周遊世界。

就因為這樣的因緣，在世界各地如：倫敦、巴黎、柏林、荷蘭、澳洲、南非等，都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緣分。我沒有一一敘述這許多事，總希望佛光山有弟子能發心，把佛教國際化，把寺廟能夠建到全世界，並且把它做一個紀錄，讓「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本懷」，這也是我最大的期望。

尤其過去，我的志願是不建寺院，但是因緣發展也由不得你。所謂因緣成就，後來在世界七大洲陸續建了二、三百個寺院，巴黎、倫敦、柏林、雪梨、東京等，大概世界的名城都有佛光山的寺院。這並不代表我有什麼能力，都有當地的信徒發心，和我集體創作，大眾因緣的成就。

但是，現在遇到了這個難題，佛光山位在台中市惠中寺，靠近重劃區台灣大道旁有一塊土地，由於台灣地小人稠，我們只有建高樓式的寺院來爭取使用空間。最初，政府相關單位不肯發給建築執照，認為必須要有宮殿式的屋簷才像寺廟，才准許你建築。後來甚至主其事者說寺院不可以建在馬路邊。

我們感到很奇怪，基督教堂也沒有宮殿式的屋簷，他們只要豎個十字架就代表教堂了。台北的行天宮、雲林的媽祖廟、大甲的鎮瀾宮、台北龍山寺、各地的清水祖師廟，都在十字路口，神道教的宮廟都可以在大馬路邊，佛教的寺院為什麼不能在大馬路邊？

現在，台中佛光山的住持覺居法師，為了籌建惠中寺，對這塊地畫圖設計，已登記三年以上，但都不能獲得批准。最初學者教授評鑑，認為寺廟來往人多，不可以在馬路邊；後來又說停車場要加大，不得已，我們再用高價買下旁邊的土地作為停車場。這許多學者教授，你們對中華文化、宗教信仰，就這麼忍心的踐踏嗎？現在的主管官員還是不肯批准我們在大路邊建寺，甚至還揶揄說，怎麼不建到郊區、建到山裡云云，我認為這樣的話，已經構成宗教歧視。

我們看到，《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這些學者教授阻礙佛教的建設，難道他們都不懂法律嗎？他們都不知道憲法的規定嗎？

尤其，宗教是人民心靈的加油站、是百貨公司、是學校，更應該在大路口建設，信徒才能得到方便。我認為，這些學者教授審查委員已經侵犯到憲法保障人民信教自由、居住自由的權利。幾十年來，我在全世界走動，都沒有聽說過，哪一個國家的佛教寺廟在大路邊不可以建設的。現在，我已經通知負責的覺居法師，可以向這許多人提出告訴。

我個人一生，沒有和人上過法院，甚至我都協助調解別人的法院糾紛，將它化干戈為玉帛。如今，到了我這九十歲的老邁之齡，還起瞋恨心，為了這句話，不惜和這許多人對簿公堂。因為這是有關佛教的整體，我不能讓神聖的佛教信仰，給一些官僚學者隨意的踐踏。不得已，只有鼓起道德勇氣，將它披露出來。

寺院究竟要建在哪裡？請信徒和台灣社會廣大的民眾一起來關心，做個公評：「寺院，能建在大路邊嗎？」

當本文寫到這裡的時候，聽說問題已經解決，惠中寺建寺一案審核通過，准許我們在大馬路邊建設寺院道場了。我的一點不平之心，也才慢慢平復。

在這年老之齡，為了佛教，不惜一切要跟他們法庭相見，我想起佛陀當初在印度和外道的糾纏，受外道的欺壓，跟外道的鬥爭，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個時代，是佛與魔共存的世間，就看我們的佛心，能不能夠升到佛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