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96　我對兩岸佛教往來因緣

二○○九年，大陸總書記江澤民主席訪問揚州鑑真圖書館，因為我沒有辦法前去，就請在大陸弘法的比丘尼妙士法師前往接待；妙士法師是湖南衡陽人，在台灣出生，留學美國，並取得宗教學碩士，在大陸已有十餘年的居留，正在江蘇宜興協助興建祖庭大覺寺的工程。

他和江主席見面的時候，年齡大概三十多歲，江主席一看到他，心想，這麼一個年輕莊嚴的女性怎麼會出家呢？就很好奇問：「你怎麼會出家呢？」妙士法師回答說：「主席您改變了中國，我總要改變自己。」

因為當時美國的庫恩博士，出版了一本《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非常暢銷，妙士法師的這句話一說，讓江主席聽了非常高興，原本預定停留二十分鐘的行程，就跟他談論了一個小時的佛法。期間也以英文對話，我想這也是妙士法師的機智，贏得了江主席的欣賞。

我今年九十歲了，回想起這一生做了些什麼事，給我生命中覺得有紀念意義的，就是我對兩岸佛教的來往，我還是敢說，一切都是善心美意的。

台灣初光復‭  弘法利群生

我初到台灣來的時候，那正是一九四九年，台灣剛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回歸祖國不久，當時社會百物蕭條，一切的建設都談不上。尤其佛教界裡，國民小學畢業的人才都很少，大部分出家的僧侶都是年老之士，身分證上頂多填寫私塾二年、私塾一年，或者不識字，極少數是知識分子，當然更談不上佛教的青年。縱有一些中青年在佛教裡面撐持的，也都是受日本教育的在家居士，或曾經在日本時代做過出家人的和尚，他們稍微具有一些知識、見地，但是台灣回歸中國之後，這許多日本皇民化的出家人，在台灣社會裡也抬不起頭來。

反倒是從大陸來的僧侶，可以說在台北是很受到社會的重視。因為大陸的僧侶都受過傳統叢林的教育訓練，行住坐臥都有一定的規矩，而且他們素食、僧裝，不像日本和尚娶妻生子，擁有家庭，因此，台灣的佛教應該在那個時候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但是，一個宗教文化的傳播，不是一蹴而成，不像歌仔戲演員或者歌星，一唱成名的，都是要慢慢促進交流，才能讓全民認識；所以，我們一群僧青年，有志想從台灣神權的信仰中，讓人民皈依正信的佛教。再有，當時政府取締民間拜拜，我感覺到太過強硬，後來我們提倡「改良拜拜」，不必殺生屠宰、宴會不必鋪張浪費，改用香花素果來代替，那麼拜拜的問題就能得到疏通。同時，勸說大家受三皈五戒、奉行十善、實行慈悲喜捨，要為社會服務等。當然，這樣的想法，應該是曲高和寡，也不見得能讓全台灣的民眾歡喜接受。

不過，我來台灣最初的兩、三年中，也在學習弘法利生，就特別熱心說法，所以，從新竹到高雄、嘉義、雲林，甚至澎湖等各個神廟的道場，曾經都有我做過通俗講演的足跡。

尤其在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的夏天，有一次我應煮雲法師之邀，去鳳山做通俗講演，題目是「如何醫治人生的大病」。原本這一場講演時間預計從七點鐘開始，到九點鐘結束，沒想到當天來了兩、三千名群眾參與，算是一場很大的集會。

沒想到九點鐘一到，當我要結束講說時，台下的民眾一直鼓掌歡喜踴躍，並且高喊：「再講下去、再講下去！」像是唱歌結束時，喊「安可」一樣；那時，我也是豪氣一來，就跟他們再繼續講，直到十一點鐘才收場。這算是我最初在台灣演講中，最長的一場，一連講了四個小時，也寫下我個人的演講紀錄。後來這一場講演的內容，被收錄到我的《講演集》裡。

由於我樂說的性格，在居住的中壢圓光寺裡，寺眾也不嫌棄，就讓我以小班制、像讀書會的模式一樣跟他們講說中國文學。後來，台灣省佛教會辦的「台灣佛教講習會」，也找我去做教務主任。這是繼慈航法師來台創辦的佛學院之後，另外一所較具規模，可以供給四眾弟子就讀的佛學院。期間，我也經常應邀到各個廟口、壇口講說，當時的情勢實在也很可憐，比方，每次要去新竹城隍廟口講演，都得先向派出所報告、請假，得到允許之後才准許前往。

就這樣子，在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底，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初之間，我有了另外的緣分，到了宜蘭講經。

宜蘭紮根本‭  佛教萌生機

當時宜蘭真是一個偏僻的鄉村小鎮，人口稀少，據說也出了不少優秀的人才，但是那個時候感覺到當地很落後，沒有什麼建設發展。尤其，請我去的雷音寺，是屬於龍華派下的一間小廟，兩邊的廂房已經給三家軍眷盤踞，只剩一間小佛殿，裡面住有一位老尼師和一個老太太，兩個人都七、八十歲了，當然也不能有什麼主張。有一些居士跟他們建議說，你要去請人來講經，大家學佛才能進步。他們也聽從居士的話，所以在宜蘭的空軍和通訊兵學校、蘭陽女中、宜蘭中學，以及一些外省的人士，就一起邀約我到宜蘭講經。

宜蘭地區可以說沒有佛教，我算一算好像只有我一個比丘而已，其他有幾位老尼師，都年紀老邁。再說他們住的寺廟，大概有二十家左右都由自己的兒女管理，是寺廟？還是家庭？也搞不清楚。就是我掛單的雷音寺吧，那位老尼師也有一位四肢不全的女兒住在裡面，母女相依為命。

我住下來以後，陸續來了許多的知識分子，還有一些青年和我為伴，雖然寺裡連一間客廳也沒有，大家講話除了在佛殿以外，就是在走廊上交談。不過大家都是為法而來，也不嫌棄。

為了度化青年信佛教，我成立了「光華文理補習班」，是經過教育部准許立案的，因為沒有地方，就直接在露天廣場上課；另外又成立了歌詠隊、弘法隊、學生會、青年團、兒童班……一些男女青年紛紛來跟我學習國語、文藝，如現在佛光山的長老慈莊、慈惠、慈容法師，還有鄭石岩教授等等，都是當時的學生。

有了一、兩百位青年加入念佛會之後，我就帶領他們出去環島布教，到各個鄉村弘法。當然布教支出的交通費、晚餐費，非常艱苦，也就不去細說了。那個時候大家都非常熱情，感到榮耀，為了宣揚佛法，每到一處都大聲呼喊：「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就這樣，在宜蘭的許多寺廟也慢慢增加了信徒，而破舊的寺廟也都陸續有了經費建設、修繕。

宜蘭縣議會還曾經研究過，為什麼學校的教室破爛沒有人要捐款，反而都是來修建寺廟呢？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有星雲法師在這裡傳教的關係所致。後來，宜蘭地區那許多寺廟的家人，都做了我的弟子，他們甚至要把寺廟交給我管理。我是立志不管理寺廟的，當然不會接受。不過，改變他們，影響了他們，這是絕對有的。

在那個拿香拜拜祈求、占卜吉凶的年代，教他們皈依三寶、信仰佛教是很不容易的一個轉變；但是，我每次舉行皈依典禮，都有幾百個人、上千個人不斷的來皈依。尤其是一些青年、一些老師，再加之通訊兵學校的校長任之江將軍，夫婦二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加之裘德鑑、郭言、馬騰、邢養然等等，都是上校、中校階級，也都來皈依了佛教。

其中，我最感念的，就是宜蘭中學的音樂教師楊勇溥先生。我做詞，他為我譜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鐘聲〉等，至今傳唱不絕；我雖五音不全，但我懂得重用人才來為我做助緣。

記得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我還舉辦了一次慶祝佛誕節的花車遊行，就有三萬人參加，可以說，宜蘭後街都沒有人，全部集中到中山路來參觀我們的遊行。當然，信仰裡還是有一些靈感的事蹟，在信徒之間彼此傳誦，但我並不提倡這許多的事跡；總之，佛教講究慈悲、道德、淨化人心。人有誠心，自然佛菩薩就會有感應。

台灣初期的佛教，也不是說只是我一個人這樣努力。例如：朱鏡宙居士的台灣印經處，李炳南居士的台中佛教蓮社，朱斐居士的《菩提樹》，東初法師的《人生雜誌》等等，都對台灣傳揚佛教有貢獻，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共同為佛教奉獻努力。

國際化宣揚‭  法雨潤五洲‬

在宜蘭弘法十年之後，我移師到台北，從志蓮精舍、普門精舍、台北別院、普門寺，到後來的台北道場等寺院弘法；並且走入軍中、監獄、國家殿堂，甚至各個大學去講演，例如台北淡江大學、中興大學，以及後來的台灣大學等。

此中，慈容法師協助增加歌舞、梵唄唱誦，成為創新的講座方式，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傳教達三十年之久。當時的社會，在公共場所弘法是萬分困難的，甚至遇到不信仰佛教的館長不肯讓借場地；不過，有佛法就有辦法，所謂佛法廣大，法力無邊，只要你先準備充實，加上種種善緣力量，最後他終於還是借給我們弘法。這三十年當中，數千個座位，座無虛席，聽眾只有增加，沒有減少，還有群眾坐到過道上，或者緊貼著牆壁，這是台北國父紀念館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大家都很期待，又要講演了。

不但在台北講演，在台灣，我從宜蘭的頭城、羅東，一直到台北、新竹、嘉義、雲林、虎尾、高雄等地，都成立了念佛會，把靜態的佛教，都讓它動員起來了。

慢慢地，也深入到電台、電視台，雖然要繳納昂貴的播出費用，並受到高層、信仰不同人士的施壓，但我知道媒體傳播對佛教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還是奮鬥不懈，不惜傾家蕩產，也要以電視來弘法。

後來承蒙電視製作人，身為回教徒的白厚元先生，和《大陸尋奇》製作人周志敏女士等一些助緣，讓我遊走台視、中視、華視三台，每天都有我的節目播出，數十年來沒有間斷。一九九八年之後，佛光山也創辦了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文化傳播。另外，雜誌期刊方面，週刊、旬刊、月刊更是不斷的在發行，同時編輯佛教文學書籍、大辭典、重新編修大藏經等等陸續出版，讓人人都能深入佛教法海之中。

創辦的學校，包括幼兒園到大學，如慈愛、慈育、慈航、慧慈、小天星等幼兒園；早期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我也都承擔了這許多機構的發展；再有，我效法「武訓興學」推動「百萬人興學」活動，每個人每個月出一百塊錢，幫助有心向學的清寒學子就學。所以就有了佛光大學、南華大學，乃至在海外還有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菲律賓光明大學等；在佛光山設有普門中學，至今四十多年，成就的學生也有數萬人之多。還有最早與南亭、悟一法師創辦的智光商職，以及後來的均頭中小學、均一中小學等，就不一一去說了。

所以，台灣的這許多寺廟，能可以擁有多少信徒，甚至包括一些慈善團體能有人對他們捐獻，曾經有人研究報告說，如果我們過去不熱心弘揚佛法，不長養他們的信心，又哪裡能有現在的成果呢？因此，說我影響了台灣的佛教，這是我們也能自我肯定的。

再有，遇到哪裡人民有災難了，從台灣到海外，佛光人必定前往救災；我們的雲水書車，送書到偏鄉地區給兒童閱讀；雲水醫院送醫療到鄉村，成立慈悲基金會，參與各項救災救難，以及其他服務救濟等等；五十年來，大慈育幼院已經撫養成長八百多位的幼兒，現在已在社會上成家立業。一個人家養兩、三個兒女就嫌多了，佛光山五十年來，撫養八百個兒女成功，這不是對社會的貢獻嗎？

還有佛光會裡的檀講師、檀教師數百人，也幫忙在各地宣揚佛法，我們不光是在都市裡面弘法，也不只是在寺廟裡面談經說論，可以說對於佛光普照、法水長流，他們也有無量的功德。我敢肯定的，佛光人是真正走入了窮鄉僻壤，深入高山雲嶺，凡台灣有土地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在那裡傳教服務。

此外，我為佛光山訂立了教團的制度；為義工分層次，給予他們在不同領域發揮所長；為信徒組織佛光會，為青年組織青年團；為護法功德主成立「功德主會」，訂定各種信徒福利辦法，如萬壽園、佛光精舍、養老院、老人公寓等都是為信徒服務而施設。

我們也把佛教的儀禮，如滿月命名、入學典禮、成年禮、佛化婚禮、祝壽禮、喬遷之禮、開光典禮、喪葬儀式等等，融入到信徒的生活中，讓佛教不再只是度死的宗教，讓信徒的一生自然而然，從出生到生命的盡頭，都能獲得佛教的加持，我也敢直下承擔地說，大部分都是由我所倡導。

還有，寺院裡舉行的共修法會，不單只是以念佛、禪修、法會的形式進行，我們開創出多元化的方式，有佛學講座、座談會等各種共修活動。甚至為了讓一些忙於工作的人，也可以利用假日到寺院來參加修持，辦有禪淨共修法會、假日修道會、福慧家園共修會等。為接引不同階層人士，讓在家信眾有機會體驗僧團生活，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更與監獄合辦三皈五戒、短期出家等，至今已經有數十萬人次參加。在冬夏兩季也辦有大專青年佛學營、兒童夏（冬）令營、童軍團、教師禪學營、生命營等等，結緣的人數更是不計其數。

每年，各分別院舉辦供僧法會、消災法會、光明燈法會、水陸法會、藥師法會……讓佛教各個大小寺廟都動員起來，讓寺院淨財、信徒都增加了。如果他們回顧一下歷史，都可以追溯到這許多根源，了解到這些都是因緣成就。

我們也主張將傳統與現代融和，讓寺院成為人生的加油站、學校、百貨公司，在寺院道場內設有客堂、會議室、圖書館、教室、滴水坊……並且開辦都市佛學院、短期遊學的勝鬘書院等，體驗「我們的教室在世界」，以旅行行腳的方式參學，讓學員拓寬視野，拓展見識。

另外，在台灣我們也開辦二十多間的人間社區大學，每週至少都有數萬人以上在寺院裡受教；光是在台北道場、惠中寺、南屏別院、南台別院辦的老中青課程，綜合起來，每週都有百次之多。其中，覺培法師成立的「人間佛教讀書會」，光在台灣，就有兩千多個分會，帶動了全民讀書的風氣。而為了培養信徒的正知正見，各地也舉辦佛學會考，鼓勵佛光人參加考試進修。

為了讓佛教與文化、藝術結合，我們在海內外成立了二十四個美術館，把佛教藝術融入到信徒的日常生活中；而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更榮獲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認證，成為該協會史上最年輕的正式會員。館長如常法師還當選了「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的副理事長。

尤其在活動方面，我們把原本在大雄寶殿裡早晚唱誦的梵唄，帶入國家殿堂，甚至走到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澳洲、香港、新加坡等國際會堂表演，實現了「佛歌傳三千界內，佛法揚萬億國中」的目標。

而慈惠法師在二○○三年辦的「人間音緣」佛教歌曲徵選活動，也有來自英國、法國、德國、南非、印度、韓國、兩岸等二十多個國家地區參加。此外，為了將佛教音樂結合多元藝術，成立「人間音緣梵樂團」到世界各地巡迴表演。

近幾年，成立的「三好體育協會」，我也鼓勵信徒參加，一起推廣全民體育運動，健全身心，藉由籃球、棒球、足球、體操等各項體育運動競賽，接引青年學佛，也增加了佛教的信仰人口。並且成立「公益信託教育基金」獎勵社會各界，如真善美新聞傳播獎、全球華文文學獎、三好實踐校園獎，以及卓越教師獎等等，以此寸心，鼓勵各界優秀人才。

此外，我們也推展社會運動，淨化社會人心，例如：南北行腳托缽，數百位僧侶在台灣環島一個月之久。又舉辦過多次回歸佛陀時代、把心找回來、七誡運動、慈悲愛心人、三好運動、媒體環保日等等，都為社會增添祥和之氣。

甚至為了佛教爭取「佛誕節」為國定假日，我們與昭慧法師配合，結合佛教界人士發動連署，終於讓政府訂定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為母親節，同時也是國定佛誕節。而每年春節，佛光山的平安燈會，影響全台灣佛教跟進，現在每年各縣市政府也都輪流舉辦燈會。

對於台灣政府，針對佛教苛刻的臨時條款，及佛教繳稅限定的措施，我也很努力的抗爭，並舉辦「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讓佛教界人士對寺院行政管理的認知。

為了團結佛教，佛光山與教界團體、學者、教授等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參與成立「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而為了促進宗教交流，在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佛陀紀念館舉辦神明聯誼會之外，還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古今人文協會……感恩台灣的米水養育我，我也應該對台灣的社會民眾，表達一點情義、報恩，這就是我人間的性格。

在國際上，我們也與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各宗教進行對談。我也派心定法師到歐美等世界各大學去講演，讓佛教走出寺廟，進入大學。每次佛教的活動，都由慧傳法師當主持人，至今可以說在一般社會專業人士裡，他也是第一流的主持人。

所以，早期對於台灣佛教弘法方式的改變，雖然有人認為我走火入魔，但是人間佛教的精神，對台灣佛教的普及，不能說沒有貢獻。而今日的佛教徒也都不知五、六十年前的情況了；不過，我能活到這麼長的年齡，過去這段經歷，自己也感覺到我不是「吃教」的和尚，我是立志讓佛教靠我，也感覺到今生做和尚，雖有慚愧不足的地方，但我也在精進盡力，努力以赴。

當然上列也只是大方向的列舉，其他也難以詳盡細說。假如有人到過佛光山，看佛光山的叢林教育，看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看佛光山的一千多位僧侶，大家無私無我為佛教打拚的熱忱，就知道我們對台灣佛教的小小貢獻了。

我在台灣的發展，雖然受過多少治安單位的壓力，或者受過佛教同門的排斥、嫉妒、壓制，受過中國佛教會種種的霸凌，但是我想，只要有發心，只要肯得勇猛，人可以辜負我們，佛菩薩不會辜負我們的。所以，我今天也可以很驕傲地說一聲：「我影響了台灣的佛教！」雖然很慚愧，但是我也敢大聲的說出這句話。

大陸重往來‭  兩岸一家親‬

此外，一九八七年，好像蔣經國先生預備要開放和大陸來往，但社會還沒有訊息傳出；在此之前，國民黨在陽明山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因為我是中央評議委員，蔣經國先生就邀約我前去參加，並且要我致詞。我在會中，繼郝柏村參謀總長、國民黨祕書長馬樹禮之後，建議台灣應該要開放，主要是歷經數十年的戰爭，讓人民有家難歸，有親難投，實在是人間的慘事；我也希望國民黨要開放，讓黨外人士在競選時，給他們多一些空間，不要給太多的壓力，自由民主是很寶貴的；我的這些談話，我想應該在國民黨的紀錄檔案裡還有保存。

據說蔣經國先生的性格是不太聽從部下的建議，但我是一個和尚，和他並沒有太多的關聯；後來聽說他提到：一個和尚都能想到我們應有的作法。不久之後，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讓老兵回家鄉；而我也有幸於一九八九年，領導「國際佛教促進會中國大陸弘法探親團」僧信四眾五百人，踏上闊別四十餘年的中國大陸。

除了在北京獲得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的隆重接待以外，也得到國家主席楊尚昆、政協主席李先念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宴請。

那個時候，大陸的出家人沒有地位，我去了一次大陸之後，出家人忽然地位提升了，沒有幾年，各地的佛教會漸漸恢復、成立，有別於過去出家人不能站前排，只能站到邊上的困境；甚至二○○三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在上海大劇院表演後，我與大眾講話，當時在場的一些老和尚有感而發的說：「今日的時空不同了，幾十年來，沒有看過出家人在公共場合講過話了。」

由於我在大陸出入的關係，也承蒙原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原台辦主任陳雲林等人的護持。記得有一次，在上海參加一個活動的宴會，當時有兩位部長表示會出席，宴席裡的位置怎麼排？誰坐中間呢？我聽到葉小文局長在電話裡指示，讓星雲大師坐在中間，因為這樣的關係，出家人就慢慢地受到領導們的尊重，寺廟的建設，也漸漸開放，講壇、佛學院也紛紛成立。可以說，我提升了大陸的佛教，影響了大陸的佛教。

記得在二○○二年，我聯合台灣佛教界，共同迎請西安法門寺佛指真身舍利來台供奉，為兩岸直航及兩岸宗教文化交流寫下歷史紀錄。隔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進到北京中山堂、上海大劇院等國家殿堂表演；未久，梵唄讚頌團與大陸僧眾共組「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走出大陸到世界巡迴展演。

二○○三年，我應邀出席揚州「鑑真東渡日本一二五○年紀念活動」，並捐建一座「鑑真圖書館」，二○○八年落成，每月兩次舉行「揚州講壇」名家講演，至今不曾間斷，獲得「北有百家講壇，南有揚州講壇」的讚譽。後來又捐建「中國書院博物館」、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大樓」（佛光樓），支持中華優良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弘揚。

二○○四年，獲得宜興市政府批文，重建祖庭大覺寺。之後相繼成立大覺文化、南京雨花精舍、蘇州嘉應會館，並於上海設立星雲文教館、北京光中文教館，作為福利兒童，從事文化教育的單位；現在承蒙南京市政府支持，我們於南京也建了一座天隆寺，傳播中華文化。並獲准成立雲湖書院、北京文化書院、上海文化書院、金陵文化書院、揚州文化書院，在當地推動文化教育。

過去大陸的寺院都要收門票，等於商業往來，我過去有因緣與大陸各界人士會面時，對此也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大陸的寺院不收門票，將寺院和商業隔開；祖庭大覺寺開放後，在當地沒有收取門票，漸漸也影響各大寺院取消門票收入的情況。

而我的一筆字書法，在二○○六年起，於大陸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南京博物院等全國各省博物館、美術館展出。據有關當局說，是數年來第一位在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展出書法作品的出家人。因為文化藝術的結緣，佛陀紀念館從開館以來，與大陸文化部簽訂有五年為期的文物交流協議，由大陸方面運送古文物到佛館展覽，供台灣民眾欣賞，目前已經進入到第二個五年。

二○一四年，成立「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並在京、滬和宜興大覺寺設有辦事處，希望對大陸偏遠鄉區的青年也能有一些幫助。這在大陸現行政策下，能有國家宗教局、文化部、民政部大力支持成立，是非常不容易的。當然，我們也捐贈了首部「雲水書車」啟用，未來將陸續打造「行動圖書館」，送書到偏鄉，讓一些貧窮的兒童也能閱讀。

在文化出版方面，從一九九五年起與大陸學者合作，讓佛經現代化、白話化、藝文化，編撰出版了《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總共一百三十二冊；受北京、人民、南京、四川、蘭州大學等多位名教授鼎力相助，收錄出版三十年來大陸、香港、台灣博碩士佛教論文，編輯出版《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共計一百二十冊。

也承蒙北京人民出版社重視，出版了我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與佛教寶典》，並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書發表會。另外，我的其他著作也獲准在大陸各出版社出版。

對於佛法的宣講，一九八九年我到大陸弘法探親，曾應邀北京大學公開講演，是第一位進入大學講學的出家比丘；而後也常應邀到大陸各大學演講，如北京、復旦、交通、南京、中山、揚州等名校，像在廈門大學，也有四千名學生聽講；並擔任南京、北京、廈門、揚州、南昌等二十多所大學的名譽教授。我能夠到各大學演講，也感謝教育負責人給我因緣，讓我跟這些學子結緣。

二○一四年，我受到鎮江市政府的邀請，在鎮江體育館做了一場演講，有八千多人與會，次序非常良好；我在上海大劇院演講，創下了僧侶進入公共場所講演的先例；我也曾經訪問過北京，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公開宣揚佛法。其他，還有三峽博物館、湖南嶽麓書院、內蒙古烏蘭恰特大劇院、上海中華藝術宮（原世博中國館）、北京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大連人民文化俱樂部、山東濱州明珠大劇院、廣西人民大會堂等等，都做過講演，這也是佛教跨出寺院弘講的一步。尤其在揚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的時候，我應揚州市政府之邀，首度於揚州講壇以「般若心經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為題，舉行三天佛經講座。

其他還有：二○○六年，首屆在浙江杭州舉辦的「世界佛教論壇」，我也應邀出席講演，這場會議有別於過去的宗教會議，只在大陸內部舉行，這也是佛教跨出國際交流的第一步。二○○九年，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在無錫靈山梵宮舉行開幕典禮，在台北小巨蛋閉幕，對後來促進兩岸的來往、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

二○○八年，當時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組織「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前往北京訪問，為兩岸直航跨出了一步。雖不敢說完全是我促成，但我也參與其中；兩個月後，兩岸闊別六十年，終於直航，我也有幸共同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二○一二年，在宜興大覺寺舉辦「首屆宜興兩岸素食文化暨綠色生活名品博覽會」，根據公安單位報告，活動現場「零事故」，過後年年舉辦，成為當地重要素食文化活動。另外，也辦了多次的三皈五戒、短期出家、親子集會，可以說也影響了大陸的風氣，從如何排隊、輕聲慢語中，培養溫、良、恭、儉、讓的美德，體現出倡導中華文明的重要。

二○一五年，國際佛光會第六屆第一次理事會議，承蒙大陸國家宗教局領導同意，全球佛光人首度在宜興大覺寺，商討如何在中國推動中華文化發展。

而大陸地區如發生重大災情，我也本著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盡了一點棉薄之力，如二○○三年‭ ‬SARS 疫情、二○○八年四川大地震等；另外也捐獻了百餘間希望中、小學及雲水醫院。

二○一六年三月，我將信徒送我的北齊佛首造像，轉贈給大陸河北博物館，有了「金身合璧」的美談。我想兩岸共同擁有的中華文化，不是外力所能分隔的。同年九月初，「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組織近三百個寺廟、教界、社會賢達人士等一百八十人的團體，到大陸進行兩岸佛教文化交流，受台辦主任張志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宗教局局長王作安等親自接待，這都是我們兩岸多年來努力的成果。還不夠值得台灣榮耀嗎？

大陸曾經來到台灣訪問的領導，多數都到佛光山來參觀訪問，原台辦主任陳雲林、台辦主任張志軍到台灣友情訪問時，千餘名信徒夾道歡迎，這對於兩岸和諧尊重，我們也共同地寫下了歷史。

大陸的佛教，如四大名山，信徒朝山熱烈，雖然門票高，不過到寺廟參觀、拜拜的信者還是絡繹不絕，其他還有撞頭鐘、燒頭香……雖然我並不提倡這許多迷信的行為，但接引學佛也有一些過程，大陸的佛教也在改變、淨化中，我們也是樂見未來大陸佛教的改變，更希望兩岸的佛教，將來能和平共存、合一，這是我最高的希望。當然，兩岸交流，不僅兩岸一家親，讓民心回歸到中華文化的中國，回到中華歷史的中國，回到溫良恭儉、和諧歡喜、心靈提升、文明強大的中國，這是人民群眾的安全發展，也是面向未來極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