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60　佛教需要評論

在我青少年的時候，大醒法師辦了一份雜誌，叫《現代僧伽》，內容是抗爭政府對佛教的欺壓，再有揭穿佛門缺漏的一面，這些文章在當時的佛教界，引起了很多的爭議。

後來大醒法師要把這許多文章結集出版，就去拜訪印光大師。大師一見到他就喝斥說：「你造口業啊！寫文章都在罵人。」大醒法師也很有風度，就把這本書定名為《口業集》，共有數十萬言，在大陸和台灣都有出版。

我有一位比較談得來的至交契友叫智勇弘度，他也喜歡評論佛教的是非得失，是一位非常有道德勇氣的人。後來我們一起在白塔國小辦學，他就邀約我辦一份雜誌，取名為「怒濤」。

我覺得作為佛教的刊物，這個名稱不是很平和；但是他說：「我們每天要用憤懣的波濤，沖毀腐爛的骯髒穢氣。」因為他是我崇拜的學長，充滿智慧，滿腹文章，能可以勇敢批評時事，我自愧不如，當然就以他馬首是瞻。

第一期內容，其中有兩篇文章，一是〈鎮江長老三鄉愿的行事〉，二是〈向東大砲開槍〉，批評佛教界裡有一些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希望透過文章的刊登，可以改革保守的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

對於弘度發表言論的勇氣，我就很掛念，因為我的性格比較和平；但這時候，我的家師志開上人寄來了一筆經費支持我們辦這本雜誌，我忽然感覺到，連師長都讚許我們，可見得今日佛教的情勢，需要有人站出來，談論這些是非得失，整理門戶。

而《怒濤月刊》出版兩、三期以後，在《海潮音雜誌》上，就刊登了一則很大的廣告說「我們又多了一支生力軍」。當時，《海潮音》是權威的佛學雜誌，內容都是太虛大師的思想、言論，可以說普遍於全國。因為這則廣告，讓我們再次得到鼓舞；因此《怒濤》也就成為我和弘度兩個人，生活中重要的工作，生命裡面重要的行事。

但第十八期以後，終於國內戰爭炮火不斷，我們失去了在宜興白塔國民小學的據點，只有再次回到南京，《怒濤雜誌》也被迫停止了。

因為《怒濤雜誌》的因緣，有一位蔭雲和尚就找我們去；他說：「你們志在革除佛教的陋習，復興佛教，我願意把南京華藏寺送給你們去做住持、去發展，做復興佛教的基地。」

在南京，我們根本沒有地盤，一般寺廟見到弘度和我，都好像遇到洪水猛獸一樣，都不屑一看；現在，竟然有佛教的長老，要把位在南京，靠近新街口侯家橋旁的一間具有規模的寺院交由我們管理，讓我們作為復興佛教的根據地，這讓我們在為新佛教的革新裡，又增加了勇氣。

在華藏寺裡，有一所小學，一間文具店，一家織布工廠，還有一個賣熱水的茶爐店；不過主要的，還是以經懺為業，寺裡大約住有二、三十個經懺僧，每日經懺佛事很多。有一位退休的老和尚，他對經懺佛事並不贊成，但也很無奈，我們去了以後，他對我們為佛教的革新運動表示支持，讓我們又更增加了勇氣。

我們預備從華藏寺革新做起，大家各就本位後，就先擬訂了一份〈華藏寺新生活規約〉。所有住在華藏寺的住眾，每天一定要早晚功課，不可隨意出門，不可以讓在家人士進入房舍，不准私造飲食；念經、佛事，隨信施供養，不可以定價買賣等等。

這樣規定下來後，那許多經懺師，雖沒有正面和我們抗爭，卻也不服氣我們這群比他們年輕的人，如此施以高壓政策，強迫他們遵循新規約。

我們以為這樣的新規約，他們受不了就會離開了，寺院裡也就不用再趕經懺，不用再做佛事，就可以成為清淨的叢林了。

出乎意料的，他們並沒有離開，一樣隨順常住的規矩，他們會這麼跟我們合作嗎？我們認為他們並不是真心配合。

但為了希望他們離開，又不能落人口實說我們不道德，後來者把舊有住眾趕走之類的閒言閒語；於是就假借國難當頭，經濟困難，每天三餐只提供稀飯，以共度難關。

吃了半個月的稀飯，那許多經懺法師也毫無怨言，也不抗議，反而我們團隊裡有兩、三人就講：「每天吃稀飯，我們吃不消。」看起來在華藏寺要革新佛教，實是為難。最後煮雲法師說他要回到普陀山去，惟春法師也說要離開此地，還有一些人說要回上海。

現在想想，那時候也很天真，沒有想到還有其他管道可運用，以為吃稀飯就可以順心如意，達到我們的目的。最終，落得自己的團隊都不願意每天吃稀飯。我想那許多經懺師也有錢，他就隨你吃你的稀飯，我可以買其他的食物在房間裡食用，生活一樣過得很舒服。

最後，此計畫宣告失敗，智勇弘度法師也想放棄華藏寺，就想組織僧侶救護隊，要到京滬一帶救護因為戰爭受傷的軍民、苦難的人群。

我知道他的勇敢、義氣、正直，當然佩服他，但他要把住持之職交給我，為了成就他組織僧侶救護隊的事業，我只有勉強的接管華藏寺。

未久，徐蚌會戰不斷失利，國民黨發行的金圓券江河日下，我們這一個窮小廟，金圓券的鈔票都是一堆一堆的堆在旁邊，也沒有人正眼一看。出去買東西，也沒有辦法數鈔票，都只有平一平鈔票看看這個東西大概值多少。我想那時候國民黨也籌不出抗戰的軍費，只有靠印鈔機來發餉。苦難的平民百姓，在這種崩潰的經濟情況下，實在是日日難過。

而這時候，智勇弘度已經招募了六百人從事僧侶救護隊的有志者，在這種經濟條件下，我想他要何去何從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忽然間，因為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他就打了退堂鼓。

我這個人一生不喜歡退票，我說：「你花了半年的時間，募集的這許多人，忽然跟人家說不做僧侶救護隊了，也對人不起。如果你不做，讓我來好了，我代替你。」因為我崇拜他，我還是願意幫助他。他也說：「好，你來。」就這樣，因緣造就我到了台灣。

到了台灣以後，當然也是走投無路；幸虧中壢圓光寺一位比丘尼，他說看過我們編輯的《怒濤月刊》，於是就對妙果老和尚敘述了一番，大概也有為我們鼓吹。這位老和尚也聽從侍從弟子的話，慈悲收留了我們。

住下來以後，一方面我也在想，前途茫茫，以後做什麼好呢？從事文藝，寫佛學作品，那時候我還不敢；想寫武俠小說，因為同學智勇法師喜愛武功，我也跟隨他對武俠小說裡的人物也稍有心得。不過又想到，一個出家人寫武俠小說也是不當；至於寫佛教的評論文章，自己本身都已經潦倒不堪，還要評論人家什麼呢？也覺得不適合。最後很無奈的，只有學習寫佛教的文藝，像《無聲息的歌唱》、《玉琳國師》，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寫出來的。

後來，東初法師發行《人生月刊》，找我做編輯；我覺得，雖然過去在焦山佛學院也沒有聽過他的課，但他畢竟是前輩、師長，還是答應他的邀約。不過，他為人慳吝，講好了要我去做編輯，發行時，卻只准寫我是編輯委員；我想他還是不放心讓我一個人負責。

當然，我也很忍耐的擔任他的編輯委員。有時候，月刊裡也有對佛教的評論文章，他在幕後也很鼓勵我們撰寫，但遇到有人責問了，他卻又推卸責任。比方，我寫了一篇〈六年來台灣佛教的風風雨雨〉，刊登後，就有一位居士來問，他就指責我們寫得不對。

奇怪，是你叫我寫的，現在聽到人家責問了，又說我不對。我想，你就不能保護我們一點嗎？讓那些居士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僧在台灣也如洪水猛獸，不敢靠近。所以，後來我只有寫《釋迦牟尼佛傳》等這類藝文作品，不再寫佛教評論了。

不過，習性難改，我自覺有公平、公正的性格，對於佛教裡的是非，偶爾還在「雲水樓拾語」、「覺世論叢」專欄，我也會給予一些評論。

後來，我走上弘法的道路，也就不再去寫佛教評論的文章，因為你評論別人，別人也會評論你。現在有了團體，要顧到團體裡大家的感受；個人給人家評論，這沒有關係，若團體因為我而給人家評論，受到批評，就覺得對不起這個團隊。因此，在筆下也就自覺要有分寸，並且專寫弘法性的講演，通俗的佛法介紹，至於寫評論文章就好像絕筆一樣。

雖然評論絕筆了，我記得有一天道源法師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你可不要寫文章罵我啊！」我一聽，慚愧，我都在寫文章罵人嗎？不然長老怎麼見到我，就替我定下罪名說我寫文章罵人？所以就更加收斂了。

後來有機會辦學，就想到用四攝法來革新佛教，不一定只能用議論來評論，用言論來講說；所以，我就辦歌詠隊、辦弘法隊、辦青年團，到電台去廣播，到學校去講演，到監獄去弘法，用行動來樹立未來佛教要走上社會，讓佛教跟社會不要脫節，因此與評論一類的文章，路線也就更加不同了。

一九六七年，我創建佛光山之後，有了僧團，更加覺得為了僧團的平安，對佛教的議論，就更不敢輕易的再談說；不過我想，在我這一段生命裡是可惜的，依自己的性格，應該能為佛教做評論員。

因為我自覺自己有道德勇氣，對人事不分親疏，我有一個公正的理念；對於自己的人格，自覺應該知道分寸，沒有名利的心，沒有是非的計較，只想到佛教要健全，佛教要發展，佛教要復興，應該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拿出良心來為佛教發展努力。為了辦佛教事業，我不再寫評論的文章，也覺得這是佛教的損失。

假如佛教裡面能有一個人，具正直、正見，有公平正義，有為佛教的信徒何去何從發聲，能直言不諱的，像過去雷震編輯《自由中國》，像過去的智勇、大醒法師他們那樣為教發言，佛教的前途，必定光明。

我雖然不要像他們那樣的凶猛，但是我對佛教的前途意見，佛教的未來何去何從，我還是本諸太虛大師等大德先賢的理想，為佛教在評論上，可以做一些貢獻。這樣的人才，像巨贊、通一、竺摩法師等，可能很少。所以，我也不禁為自己感到惋惜。最初想做一個飯頭僧，後來想做評論僧，最後在佛教裡變成一個弘法僧，對我個人而言，究竟是對是錯呢？也很難認定。

現在我已垂垂老矣，忽然對青少年時評論的心情，又再度興起，覺得對佛教未來的發展，我還是不能放棄自己的良知，也不能鄉愿。在佛教裡面，只想到息事寧人，不知道佛教的未來，不管佛教的前途，就像一個國家沒有監察院，如古代沒有御史大夫，這一個國家沒有了評論，沒有是非，官監也無人敢言，那佛教談何發展呢？

一個國家要有法治，需要有輿論、清明、正直，我想大家在輿論之下，受監督、受評論，對於國家的何去何從會有重要的利益；而現在，不但說佛教不能以戒為師，不能革弊從新，不能正本清源，甚至還讓一些障礙佛教的人，兀自的在那裡暢言。

比方，短期出家不標準。難道八關齋戒不是短期出家嗎？像對佛化婚禮不贊成，為什麼男女觀念那麼強烈？你為什麼不看佛法只看男女呢？像把持寺廟，把寺廟交給自己的家人、徒眾，像這樣的佛教，公私不分，就等於古代外戚干預朝政，這個國家還會有辦法嗎？佛教還會有辦法嗎？

對於佛教人士的思想保守，諸多不合法，佛教會也不管，政府也外行，光是「宗教法」，幾十年都制定不出來，不禁對佛教的發展良深浩歎。

關於評論，從佛陀開始，他就是為社會的階級森嚴、對社會的苦難貧困不能解決，對於生死煩惱沒有方法斷除，讓他興起了出家想要解決這許多問題的願力。

難道我們現在學佛的人都沒有像佛陀的這許多慈心悲願嗎？甚至，佛陀有很多的辦法、佛法給我們，而我們卻給它曲解、讓它扭斷，像批評「白衣不可以上座」，這阻斷了在家信徒弘揚佛法的機會，難道世間還會有佛法嗎？又例如，一見到佛法與他個人的利益有了衝突，就一再排斥、排擠，完全不以佛教為念，不以佛教的未來為關心。

現在，我們希望年輕的一代，真正有這種公平公正性格的僧青年，對佛教的革新意見有評論的人，我們還是要向大德學習、發心，所謂「寧叫老僧墮地獄，不拿佛法做人情」，希望像憨山大師那樣有建設性、有貢獻的大師們，有意見的人士，都能夠在世做今日佛教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