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2　弊端陋習的改革──帶動佛教現代化

其三，大師對於傳統佛教的陋習勇於改革，使佛教能夠擺脫守舊、落伍而「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發展。尤其大師主張「傳統與現代融和」，他在改革傳統佛教的陋習之餘，又能順應時代的發展而走上「現代化」，故能把佛教帶出另一番新局面。

大師從年輕時就發現：「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沒有制度，像一盤散沙，各自為政。不但服裝不統一，出家、剃度、傳戒、教育等也都沒有嚴密的制度，所以弊端叢生。譬如沒有健全的剃度制度，因此如印光法師說：濫收徒眾、濫掛海單、濫傳戒法，導致佛教的倫理綱紀蕩然無存，師不像師，徒不似徒。由於沒有嚴密的制度，徒然養成一群寄佛偷生的獅子身上蟲；由於缺乏完善的制度，寺產流為私有，甚至佛門淨財為他所有，不能用於弘法利生的事業之上。」（〈佛光山制度〉，《宗門思想論文集》）

有鑑於此，大師在開山的同時就恪遵佛制，根據六和敬、戒律和叢林清規，著手為佛光山訂定各項組織章程，建立各種制度，例如人事管理訂定：「序列有等級、獎懲有制度、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運作準則；自己則於一九八五年自佛光山住持退位，傳法給弟子心平法師，為佛教民主化樹立典範。

另外，他為佛光山立下十二條門規：「不違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財往來，不染汙僧倫，不私收徒眾，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化，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紀念特刊》）。做為徒眾的行事準則，並且隨著佛光山的發展陸續制定師姑制度、教士制度、員工制度、親屬制度等。

首創信徒弘法制度

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創會後，又為佛光會制定憲章、辦法。其中尤以檀講師制度的建立，是乃佛教的一大改革與創見。過去白衣上座，被視為佛法末日，但是大師認為，佛法的弘揚，應該要僧信四眾大家一起來，他說佛教並非僧眾所專有，尤其中國有大乘佛教的性格，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除了地藏菩薩現出家相以外，觀音、文殊、普賢都是在家相，甚至維摩居士、勝鬘夫人等都能說法，為何現在的信徒不能弘法？

在大師的宏觀及睿智堅持下，如今國際佛光會成立十多年來，造就了數千名督導、會長，以及五百多名檀講師，平時應邀在世界各地巡迴講演、上課。佛教因為加入了這批生力軍，弘傳的速度與範圍因此不斷的加速與擴大；而佛光會員則因為有佛光會這塊平台，一旦加入了佛光會，馬上得與世界連線，生命的寬度與廣度因此獲得了無限的延伸與拓展。

「制度好像階梯一樣，讓我們能夠拾級而上，循序以進，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帶動佛教的復興」（《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但是制度也必須「因時、因地、因人」而訂，所以佛光山所有制度都是隨著發展需要而制定，舉凡宗務委員會組織辦法、選舉辦法、留學辦法、進修辦法、退休辦法、序級辦法、獎懲辦法、調職辦法、請假辦法、巡鑑辦法、醫療辦法等。乃至為了落實「法制重於人治」的宗風理念，樹立道場遞嬗薪傳、世代交替之優良典範，特研擬「宗長退居辦法」；甚至制定「怎樣做個佛光人」，為在家信眾建立「十有思想」（《星雲大師講演集》(四)）、出家僧眾建立「十無思想」（《星雲大師講演集》(四)）等，都是為了健全教團而訂定的制度。尤其在財務管理方面，提出「管錢的人沒有權，有權的人不可以管錢」（《佛光通訊》），更是杜絕弊端的偉大創見。

改革有違人性的舊制

在許多制度、辦法之中，大師認為法是刻板的，但是人間不外「情理法」，「法」外還須兼顧「情理」，情理是因時因地而和法制融和改變的。例如，凡是從國外調回台灣的職事，初到時都有一、兩天的休假，並可領得一、兩千元的零用金。另外還有養老、療養，甚至回家探親的制度等，都是深具人情味的福利辦法。

大師對舊有制度的改良也是不遺餘力，例如社會方面，有關宗教法的訂定，乃至剛到台灣時，從取締拜拜到改良拜拜。他主張制度要隨時修改，如國家的憲法，也要因時制宜；如果墨守成規，守舊不變，就沒有發展。「能改，是進步的動力；甚至戒律也可以修正，不能修改的就另訂制度，如百丈禪師另訂叢林清規。」（《佛光學》）大師一生很欽佩百丈禪師的創建叢林，不去涉及戒律，他認為這是佛教發展現代化必然的走向。

大師的思想不守舊、不迂腐，他的弘化方式不斷隨著時代潮流而改變，並且處處以人的需要為出發點，凡矯情造作、不合情理、有違人性的舊制，都在改革之列。例如：他主張夫妻到寺院裡可以同寮掛單，並且提倡佛教不一定要裝窮、不一定要修苦行，佛法是要帶給人歡喜的，有歡喜才會有法喜。他改良寺院儀制，諸如延後早課時間、改良課誦內容、說唱弘法、三皈五戒、水陸內壇佛事一律在白天進行、開會唱「三寶頌」、三餐念「四句偈」等。

他對寺院的建築，從過去只有佛殿，到現在除了佛殿之外又增設講堂；從講堂進而有會議室、談話室、圖書館，甚至研究室、電腦教室等。他從都市佛學院到電視佛學院，乃至到了現在的網路佛學院、遠距教學等。尤其佛光山很多道場設立在大樓裡面，樓下是理容店、卡拉 OK、MTV、保齡球館，很多人歎為怪事，大師認為其實不足為奇，這正是實踐佛教化導群倫的精神，如過去佛陀率領弟子到各大城市托缽乞食，也是藉此走入社會，教化大眾，因此儘管那些地方五趣雜居，能把淨土、天堂建在上面，不是很好嗎？

大師的弘法創見

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弘揚，有很多新理念，例如：

・寺院學校化，每個住持都是校長。

・要對信徒添油香，也就是要用愛語、讚美給信徒鼓勵。

・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對信徒報恩，應該由我們自己來報恩。

・以設備代替人力。

・八宗兼弘，四眾共有。

・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雙修。

・人能拜佛，神明也可以拜佛。

・不一定要拜佛，只要行佛。

・我訂報，你閱讀；我買書，你幫忙看。

・有錢的人出錢，幫助沒錢的人看病等。

此外，大師首開在「大座講經」中安排獻供、節目表演等內容，希望達到「解行並重」的效果。乃至「偈語教唱」、「說唱弘法」等，都是希望呈現多樣化的風貌，以接引不同層面的信徒。尤其早在一九五三年起，在宜蘭組織佛教歌詠隊、灌製佛曲唱片、利用幻燈片做為弘法工具、開辦兒童星期學校、設立學生會與弘法隊、製作佛教廣播節目和電視節目、舉辦空前未有的佛誕節花車遊行等，都是大師的弘法創見。

大師主張弘法的方式應該與時俱進、走入人群，因此率先到廟口宣道、工廠布教、學校說法、監獄指點迷津，甚至到國家殿堂講經、到三軍陣營開示等。他使用音符樂曲弘揚佛法，以聲光化電敷演妙諦；他改變傳統講經型態，採取座談方式，上下交流，一起研究討論；他推行家庭普照，直接與信徒接心；他召開各種會議，讓大家報告心得；他舉辦各類活動，彼此聯誼交流；他興建台灣第一座講堂（雷音寺）；他發起第一次環島布教（一九五五年為宣傳影印《大正大藏經》，帶領慈莊、慈惠、慈容等青年，展開為期四十七天的環島布教），甚至為了擴大在家信眾參與弘法的空間，他創辦了國際佛光會，建立了檀講師制度等。

大師一生尤其致力於三寶節的推動（四月八日佛誕節、七月十五日僧寶節、十二月八日法寶節），並且舉辦世界佛學會考，鼓勵讀書，打造書香社會。他創辦佛光衛視（今人間衛視）、發行《人間福報》；設立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滴水坊；興辦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等，其中佛光大學開設未來學、生命學、生死學課程，都是首創。

順應時代調整弘法方式

大師的改革其實並非全然捨棄傳統，他主張「傳統與現代融和」。他說佛教可以分為「佛法」與「佛教」。佛法就是教義，諸如緣起、中道、無常、因果等，這是人生的真理，從釋迦牟尼佛宣說至今未曾更改，是「亙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但是佛教在時空裡流傳，有時候一些儀式、規矩、制度，都需要隨著時代而進步。例如現在科技時代，通訊往來都是利用電腦 e-mail，也就是講究快速。又如電台的傳播，過去一個人講演，沒有多少人聽；現在透過電視轉播，萬萬千千的人都可以同時收看，因此他認為在不違傳統根本教義的情況下，弘法方式要隨順時代的進步與人民需要而調整。他提出：「教義是傳統的，方法是現代的；思想是出世的，事業是入世的；生活是保守的，弘法是進步的；戒律是原始的，對社會入世是現代的。」（《星雲日記》，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這就是傳統與現代融和的原則。也就是說，弘法度眾的方法要順應時代與眾生的根機而走上現代化，但佛法的根本義理是不容改變的。

「現代化」是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很重要的理念。他解釋「現代化」有進步、迎新、適應、向上之意。所謂現代化，其實就是「把過去諸佛、大德的教化，以現代人熟悉、樂意接受的方式，揭櫫於大眾」。也就是「因應每一時代的需要，以最巧妙的方便，將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於社會，讓佛教現代化於每一個時代」（〈佛教如何現代化〉，《星雲大師講演集》(四)）。

大師尤其強調：「佛教不但要與時代結合，而且要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才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一定會遭到社會淘汰。」（《佛光學・序》）所以人間佛教就是要讓社會大眾能夠在生活中很方便的接受佛法，能在身心裡奉行佛法，感覺到對佛法有所體驗、有所證悟；身心有了禪悅法喜，感到佛法與他有密切的關係，自然就會需要佛教，那麼佛法的傳播，不管在哪個國家、哪個地方，都會被群眾接受。

由於「現代化的佛教是實實在在以解決人生問題為主旨、以人文思想為本位的宗教，而不是虛幻不實的玄思清談」（〈佛教現代化〉，《星雲大師講演集》(二)），因此針對「佛教如何現代化」，大師提出：佛法「現代語文化」、傳教「現代科技化」、修行「現代生活化」、寺院「現代學校化」（《星雲大師講演集》(四)）；針對「如何建設現代佛教」，他主張：要有人間進取的精神、要有樂觀喜悅的說理、要有資生利眾的事業、要有悲智願行的性格。（《星雲大師講演集》(四)）唯有將佛教慈悲、容忍的精神，提供給社會參考，希望社會遵循佛教的平等法、因緣法、因果法等原理原則，而使人間臻於至善至美的境地，這才是弘揚人間佛教的目的。（〈佛教現代化〉，《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

有佛法，就有辦法

大師的改革一直都是在和平、尊重、包容的情形下進行，不但有理念，更有實踐。他不與人對立，他認為「『改革』並非打倒別人，樹立自己，而是應該相互融和。」（《如是說》）但是儘管如此，大師的弘法之路一路走來，還是經常遭受打壓、障礙，其中尤以早年成立佛教歌詠隊時，受到教界人士的圍剿，甚至揚言欲殺之而後快，但是大師一點也不計較，他認為別人的傷害，其實正是替自己消災。

乃至當初帶領青年到鄉村弘法、上街頭布教，主張佛法要下鄉去，要把佛教弘傳到工廠、學校、機關、團體裡，也都一再遭到教界的阻撓。有時候政府也不允許，例如一九五五年應邀到台灣大學講演，日期已訂，一切也已準備就緒，但是到了當天卻臨時通知取消，因為「佛教不可以進入大學校園」。

然而大師並不氣餒，他邀請日本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的校園上課，並到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等。大師為了弘法、為了理想，總是善巧方便的排除各種阻力，結果時至今日，不但台灣大學主動邀請大師到該校講演，乃至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國的康乃爾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柏克萊大學、夏威夷大學、加州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Ngee Ann Polytechnic）、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Bond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都曾邀請大師前往講學。一九八九年大師更應邀在大陸的北京大學公開講演，是為出家比丘在共產國家講學的第一人。

大師更曾應聘擔任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以及受邀為基督教所辦的東海大學擔任教授六年，改寫過去出家人不准進入校園弘法的歷史。現在台灣幾乎沒有一所大學不曾邀請大師前往上課或講演，甚至大師現在是三所大學④、十六所佛教學院的創辦人，並分別榮獲美國東方大學（Oriental University）、泰國瑪古德大學（Mahamakut Buddhist University）、朱拉隆功大學（Maha 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智利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韓國東國大學（Dongguk University）等多所大學頒發的各種「榮譽博士」學位。大師以佛法結緣，證明只要「有佛法，就有辦法」（〈有佛法就有辦法〉，《往事百語》），亦如他所說的：「別人對我們不好，是我們成長的養分，不要太在意別人的言談，有人批評、指正、督促，自己才會進步。」（《星雲日記》，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另外，在當年同屬佛教禁地的軍中，則在郝柏村先生擔任參謀總長任內，邀請大師到軍中布教，一時掀起軍中學佛的熱潮。一九八九年大師更踏上金門、馬祖主持佛學講座，受到司令官黃幸強及後來的葉競榮等人誠摯歡迎。之後又受國防部之邀，連續巡迴海陸空三軍官校和憲兵部隊、軍事院校，甚至到前線廣開法筵。他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足跡踏遍台灣本島及金門、馬祖、東沙群島、綠島、蘭嶼等地，一路上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這種禮遇在佛教界尚無第二人獲此殊榮。乃至在電視弘法方面，從最初的「和尚不能上電視」，到後來以一年數百萬元向電視公司買時段播出；現在則是電視公司情商大師撥冗做節目，每集三分鐘致贈六百元車馬費。

這一切的改變，都是由於大師遇事勇於突破困難、善於轉化逆境為增上緣，尤其他悲智雙運，願大量大，他有理想、有信念，遇到挫折永遠不灰心、不失望，因此能夠成就今天這麼多的弘法大業。當然，此中大師對佛光山制度的建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助力，因為制度健全，團體才能健全；團體健全，才能對外發展，誠所謂「自覺」而後才能「覺人」也。

大師的勇於革故鼎新，建立制度，不但把佛教由散漫帶向制度化，也讓佛光山的發展更穩健，更受社會各界所肯定。尤其二○○五年元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第七任住持晉山陞座典禮，一般社會學者看出佛光山已將「世代交替」制度化，莫不為佛光山未來的永久發展而慶賀。

對國家社會提出建言

大師在改革佛教之餘，偶爾也會對國家社會的建設提出建言，但誠如慈容法師在〈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一文所說：「並不是一時就能被接受，就能看出成果。」他舉例，早在二十多年前大師便呼籲政府要發展交通，因為交通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之所繫；遺憾的是直到近幾年當局才慢慢懂得發展交通的重要，才開始建設捷運並增建第二條高速公路等。

大師也曾在二十多年前建議政府，應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致歉，給他們「平正」。但是當時政府並不表重視，造成民間與政府對立。直到一九九一年，經大師發起國際佛光會舉辦「二二八平正法會」，政府有些人士支持，雖然多少影響了當道政治，但是總覺嫌遲。

再如四十年前大師擔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便一再建議政府，希望制定「宗教法」，一者讓佛教擺脫「寺廟管理條例」中不合理與過時的法令規範，再者希望宗教界在共同遵行的宗教法之下，彼此團結。尤其大師認為「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這樣的觀念是由西方帶入中國，也是佛教賴以生存的法則」，他希望「各宗教未來都能在這樣的架構下，平等的共同發光生熱，因此亟需一部平等、合法的宗教法」（《星雲日記》，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雖然大師極力呼籲教界共同力促宗教法的制定，至今還是有人反對，而政府到現在也一直停留在立法訂定中，遲遲不見宗教法出爐。

大師對佛教的弘揚，一直有他宏觀的遠見與目標，也有滿腔的熱誠與悲願，但是遇到現實，總是令人感到無奈。大師的改革創新其實並非刻意想要改變什麼，或者想要標新立異，圖謀什麼，他只是單純的希望佛教不要被時代的潮流所湮沒，而能不斷的引領人類開創幸福美滿的人生，如同他在日記裡說：「我不是一個喜歡改革的人，我很保守，但是當典章制度不合時宜的時候，我就要勇於除弊，革故鼎新，而不能因循茍且，積非成是……我不是一個喜歡創新的人，我很傳統，但是本著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精神，我覺得自己應該力求突破，而不應故步自封，墨守成規，以現狀為滿足。就如同走路，必須要捨棄過去的一步，才能邁步向前。」（《星雲日記》，一九九二年五月三日）

正是本著這樣的一分信念，因此大師一路走來，自然而然做了許多改革與創新。經濟學者高希均教授曾說：「星雲大師是佛教的創意大師。」天主教的丁松筠神父也讚美大師是「佛教的馬丁路德」。大師對佛教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傳燈》作者符芝瑛小姐更肯定說：「不但對中國佛教具有汰舊換新的意義，對現今企業決策經營者，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