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61　從本山到教界

大師的人生觀「以眾為我」，因為心中有大眾，因此成就了今日的佛光山。大師更是「以教為命」，凡有所做，都是以佛教為第一，從來不曾為「我」或「佛光山」而有一己、一家之私。例如，他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三十年，從來不提佛光山，也不化緣；他每回主持皈依三寶典禮，總是開示信徒：「皈依不是拜師父，而是皈依佛法僧三寶，成為正信佛弟子。」（《佛教叢書・皈依三寶》）他強調，舉行皈依典禮，是為佛教增加信徒，不是替個人收徒弟。他曾提出「把信徒還給佛教，把寺產歸還教會」（《覺世論叢》）的主張。他所撰寫的《怎樣做個佛光人》不只適用於「佛光人」，其實每一篇都是在為佛教的未來發展提供方向，不但指出為僧之道，同時也是健全僧團、興隆佛教的圭臬。

此外，如上一章提過，凡是有功於佛教的法師、信眾，不一定是佛光山的信徒，大師都盡力照顧、回饋他們。他說：「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恩。」他成立功德主會，並於一九八九年召開第一屆大會中通過組織章程、品位辦法，以制度、福利來回饋信徒，這種代替佛教報恩的思想是佛教前所未有的創意。他尤其提出「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佛光山三十週年特刊》）的信條，做為僧信融和、興隆佛教之最高精神依歸。

立制度樹典範

大師一心只想興隆佛教，他創辦佛教學院，為佛教培養人才；他從事各種佛教事業與弘法活動，接引社會人士學佛。他為佛教建立制度，並且為了樹立典範，身先表率，於一九八五年毅然從佛光山退位。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及中國文藝界聯誼會會長何志浩先生說：「星雲大師過人之處，卻並不在於創建這座雄大的名山和事業，而是在於他苦心孤詣，胼手胝足所建立起來的這些基業，為了維持制度，毅然傳法弟子，實踐『十方來，十方去』的精神。」（《一代高僧星雲大師》）

大師感於過去基督教堂、天主教堂，都是建在繁榮的十字路口，而且金碧輝煌；反觀佛教，走到窮鄉僻壤、交通不便的地方，就會發現寺院到了。他不懂為什麼佛教的寺院都要建在交通不便的深山陋巷？於是他發展都會道場，發願要在大都會中為佛教興建一棟辦公大樓，甚至有心提供位於美國的紐約鹿野苑土地，設立佛教總部，就如天主教的梵蒂岡一樣，成為佛教的中心。

他綜觀歷代學者撰寫的佛教史，多數是批評佛教、汙衊佛教，完全不去探究佛教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只是引用官方的公文書，而官方的檔案資料就如現在的某些傳播媒體，好事不報，所報者盡是壞事。其實佛教裡不乏德學兼備，受到全國上下一致尊崇的高僧大德，但這些傑出優秀的出家人，其行儀頂多只有高僧傳記，並沒有公文紀錄。由於官方的公文檔案資料幾乎沒有佛教的好事記載，所以歷代學者援引公文書研究佛教，而且肆意批判佛教，當中有的以偏概全，有的故意扭曲、醜化佛教，對佛教是一大不公。因此，大師一再呼籲教界「我們要自己寫歷史」，他認為身為現代佛子，大家有責任還原事實真相，為佛教討回公道。

大師從初到台灣時，就一直希望促成政府將佛誕節訂為國定假日，除了在「覺世論壇」上不斷撰文呼籲，每年佛誕節開示時更是一再重申此意。直到一九九九年，昭慧法師與沈智慧立委發起佛教徒向政府申請立法，並且親自到佛光山請大師協助促成。大師歡喜允諾，立即與教界大德聯絡會商，發動信眾集體簽名，主動拜訪道教會、一貫道、人事行政局及立法院。終於在當年的六月經立法院二○七位立法委員連署通過，贊成佛誕節訂為國定假日，並於八月三十日，總統李登輝先生親自在佛光山為「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歐洲行授旗時宣布，將農曆四月八日訂為國定假日，成為佛教東傳中國兩千年首度國定佛誕節。

團結佛教徒

大師心心念念的，是佛教的發展，而不是只為佛光山或國際佛光會。他歡喜與教界往來，彼此共生共存，例如慈濟功德會的發展，他樂觀其成，甚至自己捐款贊助，鼓勵佛光會的會員參與；他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創設多年，卻一直走不出亞洲，因此努力促成，終於在一九八八年首度在亞洲以外的美國西來寺舉行第十六屆大會，一九九八年則到澳洲假南天寺舉行第二十屆大會。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國際佛光會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在澳洲雪梨舉行，會中印度代表僧伽先那（Sanghasena）法師當著來自全球八十多個國家地區的五千餘名代表面前，與多位代表聯名提議，推薦大師參加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大師予以婉拒。甚至早在一九九三年，僧伽先那法師就寫信給大師，希望去函挪威諾貝爾獎協會（Norweign Nobel Insti-tute），向陸吉爾（Geir Lunderstad）先生提出將諾貝爾獎頒發給大師的建議。當時大師回函，請僧伽先那法師等人集中力量，共同推薦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星雲日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師深知佛教徒要團結，佛教才有力量，所以一心想要融和佛教界。為了促進台灣各寺院道場的交流，從一九九八年起，每年舉辦一至三次的「台灣佛教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一九九三年起，連續於台灣佛光山寺、加拿大溫哥華講堂、澳洲雪梨南天寺等地，召開「國際佛教僧伽研習會」，每次都有上百位來自世界五大洲二十餘國的佛教僧伽及居士參加。

一九八五年，由董樹藩先生等人發起組成的「中華漢藏文化協會」，公推大師擔任理事長。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以「顯密融和與世界文化發展」為主題，在佛光山舉行一項世界性的顯密佛學會議，對於顯密佛教的融和及對世界佛教文化的發展，有極其重大的影響。

大師對南北傳佛教的融和，也是盡其所能，二○○二年前往寮國、緬甸、柬埔寨、泰國等中南半島及東南亞，展開一個月慈善弘法之旅，主持輪椅捐贈儀式，並為南北傳佛教做進一步交流。尤其為了恢復南傳比丘尼教團，一九九八年假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戒會，計有二十餘國，一百五十多位戒子參加，這是中國首次於印度傳戒，也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種族、區域、法脈傳承的戒會。

其實，早在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時舉行的國際三壇大戒，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越南、韓國、大陸、台灣等全球十六個國家的兩百六十餘位戒子參加。其中出生德國的美國籍比丘尼阿雅・克瑪（Away Khema）說，他在錫蘭的一個島上創了比丘尼僧團，但仍不能受三壇大戒，因為錫蘭不允許出家女眾受戒。由於星雲大師的慈悲、智慧，讓他有機會受戒。他形容那次的戒會是「一千年來的歷史性大事，是南北傳首次一同受中國佛戒的紀錄。」他歡喜表示：「我今天受了戒，成為真正的比丘尼，回去後將傳戒給其他女弟子，重新恢復錫蘭比丘尼的傳統。」事後《中國時報》記者卜大中報導：「這是世界宗教史和中國佛教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也是小乘佛教徒頭一遭到大乘佛教寺院受戒，其中意義非比尋常。」（〈西來聚眾，一匡天下〉，美洲《時報周刊》，一九八九年一月五日）

推動國際佛教交流

「在我出家的六十年歲月中，一再掛念的就是如何讓佛教普及在世界各地，以獲得信仰上的共識」（在「國際僧伽講習會」中致詞，一九九八年）。為此，大師終年馬不停蹄的奔走於世界各地，進行交流訪問。一九六三年，他與白聖法師等人組成「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訪問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香港等地；並會見泰皇蒲美蓬（His Majesty King Bhumibol Adulyadej of Tailand）、印度總理尼赫魯（Indian 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及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President Diosdado P.Macapagal of the PhiliP-Pine Republic）等人；在印度，還曾要求釋放七百名被捕華人，並救出高雄漁船兩艘。（《海天遊踪》）

一九七四年，大師出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赴日訪問。翌年再率領訪問團訪問日韓，在漢城成立「中韓佛教促進會」。一九七六年率領「中國佛教美國訪問團」赴美訪問，參加美國建國兩百週年慶祝大典，由於這次因緣，大師決定在美國籌建道場，因而有了今日被譽為「西方紫禁城」、「西半球第一大寺」的西來寺。

此外，有一段時期日本佛教一心傾向於大陸佛教，致使原與台灣佛教的密切關係漸漸疏遠。大師感於日本佛教重視學術研究，應該互相交流，所以多次在佛光山舉辦學術會議，邀請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水谷幸正、鎌田茂雄等學術界的泰斗參加，使得台灣佛教與日本佛教之間又拉近了不少距離。

由於大師積極推動國際佛教之間的訪問、交流，目前佛光山與韓國、泰國的各大寺院都往來頻繁，互動良好。例如，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佛光山與泰國法身寺締盟兄弟寺，希望在教育上互相學習，在文化上互相研究，促進彼此的交流，並在信仰同一教主，以及在共遵的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等教法下，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攜手發展佛教的未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佛光山與韓國通度寺締結為兄弟寺；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擁有一千兩百餘年歷史的松廣寺傳統講院與佛光山叢林學院締盟為兄弟院，雙方協議未來推動參訪觀摩，結合兩院特長共同推展國際性的人間佛教，同時互派教師或研究員進行短期講學，定期舉辦佛教學術研討會與佛學研究計畫，為中韓佛教做實際性、建設性的交流。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又與海印寺締結「文化交流協議」，雙方議定今後將積極從事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動，藉此推廣國際佛教，期能透過佛教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等精神，共同促進世界和平。

面對困難　絕不沮喪

大師一生不主張發展個人的力量，他講究「集體創作」，總希望佛教界能團結。但令大師感到遺憾的是，在台灣弘法五十多年，佛教界一直怕他以大吃小，從開辦佛學院之初，大師就希望各個佛學院能互相觀摩，促進院際交流，但一些道場深恐學生被佛光山吸收，始終不肯。甚至在「東方佛教學院」初辦時，一名長老於召集教界人士開會中，把「如何打倒東方佛教學院」當成議案討論，所幸席中有國大代表馮永禎先生仗義直言，說道：「基督教辦聖經書院，天主教建立神學院，我們都沒有想要去打倒他們，為什麼卻要打倒佛教人士創辦的佛教學院呢？」

大師一生盡力想要融和佛教界，卻一再受到教界的打壓，諸如中國佛教會藉故扣留資料，不讓大師出國參加會議；各地教界人士多方阻撓佛光山在各地建設別分院等。尤其在大師六十八歲那年，本有機會當選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但有心人士臨時修改憲章，規定為七十歲始得擔任。其實大師原本也無意角逐此一職務，只是感嘆以他戒臘四十八年的資歷，若依軍中的序級，早已是五顆星的上將，但大會卻刻意修訂為受戒五十年以上始得擔任。由於主導者鄙陋的心態，讓大師滿腔為佛教奉獻的熱誠，備受打壓與阻撓。

但是儘管教界人士一再置大師於絕地，大師從不失望沮喪，也未曾以牙還牙，反而主動和他們廣結善緣。例如，佛光山自一九七七年舉辦三壇大戒以來，每次都禮請佛教耆宿擔任和尚阿闍梨；舉行國際佛教會議時，也力邀各地佛教菁英共同參與。甚至大師自己無意當住持，因此婉拒多處寺院的託付，但為了讓同道能發展長才，他曾主動向林務局爭取阿里山的慈雲寺，交給倫參法師；他介紹真華法師到羅東念佛會、推薦成一法師到頭城念佛會、引介煮雲法師到虎尾念佛會，並把親手籌建完成的高雄佛教堂委請從香港邀請來的月基長老擔任住持。

在佛法實踐上獲得肯定

大師不念舊惡，不計前嫌，他歡喜與人為善，而且從善如流，一心只希望佛法廣被，眾生受益。為了弘法，大師雖然受盡各種屈辱、譏諷、誹謗、打壓；但是大師一生所受的榮耀，也是一般人所難企及。他得過的獎，舉凡文化、教育、慈善、寺廟、社會教化等，不知凡幾；頒獎的單位包括內政、外交、國防、教育，乃至僑務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尤其在國際間受到肯定而得獎無數，分別有：

・一九八四年：榮獲教育部頒發個人「社會教育」榮譽獎，為佛教界獲得社教榮譽獎的第一人。

・一九八五年：榮任美國佛教總會首任會長。

・一九八五年：榮任中華漢藏文化協會首任會長。

・一九八六年：榮獲高雄市長蘇南成致贈「高雄市之鑰」，並獲頒為「高雄市榮譽市民」。

・一九八八年：美國阿罕布拉市（Alhambra）市長博克（Mayor Palmage Burke）親臨佛光山頒贈「榮譽市民」證書及「市鑰」。

・一九八九年：榮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蒙藏文化中心基金會」董事長。

・一九九二年：榮獲美國德州奧斯汀及休士頓兩市市長頒贈「榮譽公民」暨「親善大使」證書。

・一九九五年：榮獲「美國傳記學會」選為「二十世紀年度世界傑出人物獎」。

・一九九七年：獲頒中華民國內政、外交壹等獎章。

・一九九七年：榮獲中國國民黨頒發「華夏壹等獎章」。

・一九九九年：榮獲「第二屆國家公益獎」。

・二○○二年：榮獲陳水扁總統頒發「中華民國第二屆私校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獎」。

・二○○四年：榮獲美國德州州務卿傑夫・寇納（Jeff Conner）頒贈德州貴賓證。

・二○○四年：榮獲美國拉斯維加斯歐斯卡・古德曼（Oscar Goodiman）市長及德州史丹佛市李奧納德・史卡斯拉（Leonard Scarcella）市長頒發「榮譽市民」及「市鑰」。

此外，光是電視弘法一項，先後獲獎的有：一九七九年首開電視弘法先例所製作的《甘露》，獲得行政院新聞局及教育部頒獎；一九八二年《信心門》獲頒「廣播電視社會建設金鐘獎」；一九八三年，《甘露》、《信心門》同時再獲法務部頒發「教化功弘」銀盾一面；一九八五年及一九九五年，《星雲大師佛學講座》與《星雲法語》先後獲頒新聞局「廣播電視社會建設金鐘獎」……

佛光山及國際佛光會歷年來所獲政府頒發的獎項，也是不計其數，諸如：一九九二年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榮獲第二屆「和風獎」及「傑出社會風氣改善獎」；二○○一年佛光衛視（今人間衛視）榮獲新聞局頒發優良衛星電視頻道獎；二○○一年澳洲中天寺榮獲「昆省多元文化服務獎」；二○○二年西來大學獲得「美國西區大學聯盟」（WASC）認證，成為準會員。乃至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獲教育部八十一年度「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獎」，翌年起連續數年榮獲內政部頒發「全國績優社會團體獎」、國際佛光會美國佛州協會獲頒「亞裔傳承獎」、澳洲昆士蘭佛光協會獲頒「昆省國際義工年團體銀牌獎」、香港佛光協會榮獲香港政府頒布「公益金特別籌募獎」等。

然而，得獎之於大師，正如「雁過寒潭水無痕」，並不留任何痕跡，倒是二○○○年大師以世佛會榮譽會長身分，應邀在泰國曼谷文教中心舉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二十一屆大會中發表演說，會中國務院總理乃川（H. E. Chuan Leekpai）親自頒發「佛教最佳貢獻獎」獎牌一座給大師，感謝大師數十年來創辦教育、培養人才、寫書著述、在全世界宣揚佛教、接引當地人士學佛、增加佛教信仰人口等貢獻。乃至一九九五年，全印度佛教大會在印度福利部部長克斯利先生（Keshari）及當地信眾五十餘萬人現場觀禮下，頒發「佛寶獎」給大師，獎牌上寫著：「全印度佛教大會所有會員於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在印度馬哈拉士達省那格普郡（Maharashtra-Nagpur），特頒佛寶獎給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星雲大師，以表揚尊座實現佛陀友愛與慈悲的理念，及建立世界和平的貢獻。」

大師說：「我一生得獎無數，自覺都是虛名，並不放在心上，但獨獨為此感到欣喜，因為它代表佛教的祖國對一名中國比丘在『佛法』實踐上的肯定。」（〈佛法所在必為第一〉，《往事百語》）

為佛教絕不沉默

大師念念只在弘揚佛法，一生從來不為自己的利害得失而爭，不為個人的榮辱毀譽而辯，但是如果關乎佛教的興衰得失，他會挺身而出，絕不做沉默的羔羊。例如一九九四年三月發生「觀音不要走事件」，當時因為台北市政府受到其他教徒施壓，欲將坐落在大安區七號公園內的觀音聖像移走，引起佛教徒強烈不滿，而由大雄精舍的明光法師發起「絕食靜坐護觀音」運動。當時有昭慧法師與林正杰立委響應，在公園內絕食靜坐以示抗議。然而佛教界人士有人存觀望態度，有人在一旁說風涼話，無法榮辱與共，團結一致。

大師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與佛教的權益，毅然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時間，分別拜訪靈糧堂牧師，聯絡市議員和市政府協調，與佛光會員座談。後來佛光會決議要發動三百餘輛遊覽車北上陳情，當時台北市長黃大洲聞言大驚，邀請大師代表佛教界到市長公館會談，與會者還有議長陳健治、市議員江碩平、秦惠珠、牧師周聯華等。經過深夜長談，觀音聖像終於可以留在原址，供民眾瞻仰！

此事的原委始末，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及後面數日的《星雲日記》裡，有很詳細的說明。不過在事件還在發展的當時，大師曾談到對這個事件的看法，他說：

1.觀音留與不留，過去各人意見不一，有人主張留，有人說不留也沒有關係。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非留不可！因為現在已經訴諸輿論、訴諸社會公眾的力量，社會輿論看準了佛教界不團結，沒有力量。如果今天讓觀音像走了，佛教在台灣會慢慢沒落，今後佛教徒就會被人看扁。所以為了佛教未來的形象，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大家要一起努力，非讓觀音留下不可！要達到「觀音不要走」，就要看我們的實力，力量來自團結！

2.這次事件是給佛教徒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學習團結，學習表現力量，學習爭取佛教應有的權益與地位。

3.「留住觀音」不是一個社會運動，是我們的修行，是給佛教徒學習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機會教育。

4.過去梵蒂岡的教皇呼籲世界和平，在蘇聯莫斯科的史達林幽默的說了一句話︰「請問教皇有多少軍隊？」意思是說，要呼籲和平，就要有力量，沒有力量空談什麼和平？所以，今天佛教徒要緊的是，要表現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能和平！

5.當初越南政府不准佛教徒掛佛教旗，越南佛教徒遊行示威，持續了好幾個月；最近電視轉播韓國街頭運動中，也有不少僧侶參加；今天，我們也要讓世人知道，中國有佛教！

大師表示，他是個出家人，是佛教徒，他從事佛教教育、文化的弘化，一生都是一個佛教法師，並不願當什麼慈善家。他覺得佛教並非某一個個人所有，而是每一個信仰者的佛教；為了喚醒大家不要再做沉睡的獅子，他願意打破沉默。

大師憂心佛教、毅然挺身護教的情操，正如樂觀法師（太虛大師的學生）說：「我回國定居這十幾年來，默察佛教中幾位活躍人物，看他們有的成功，站了起來；有的失敗，倒下去了……我看這成敗之間，只是『公』與『私』一字之差，並無別種講究，星雲大師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處處為公，為整個佛教求發展……」（〈看星雲法師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佛學講座的一幕〉，《春秋別集》，頁七四，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誠然，大師的心中，只要佛教界能融和、團結，共謀佛教的發展，他經常「寧可委屈自己」。因為大師心量大，能尊重、包容別人，所以助緣多，其成就大也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