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46　從個人到大眾

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以人為本」，因此凡是對眾生有用的法門，無不努力弘揚，只要對大眾有益的事，莫不盡心去做。今日佛光山所有的弘法事業，舉凡道場、大學、電視台、報紙、圖書館，乃至養老育幼等各項文教、慈善、活動，無一不是針對信徒大眾的需要而創辦，而且只要是為佛教、為眾生，大師無論做什麼，都要求很好、很大、很多、很美。

曾經有人問大師︰「為什麼要這麼辛苦？這麼賣力？這麼精進不休息？」大師說：「不為什麼！只因為︰我為佛教、為眾生，要大、要好、要多、要真、要美，凡是我想要的，無不全力以赴。」（《星雲日記》，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相對的，有些人做事不要求好，不要求真、求美，大師為這種人取名曰「半人」。意思是不健全，只有一半像人；因為不健全，所以才會寺院不要大、度眾不要多、做事不要好！

大師認為，學佛的人要發菩提心，有菩提心的人一定喜歡圓滿。如何才能圓滿？要「上品上生」，要「究竟涅槃」，才是圓滿！過去諸佛菩薩之所以能成為諸佛菩薩，是因為他們「不成無上正等正覺，誓不離此座」、「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因為他們要大、要好、要多，故能成佛。因此大師勉勵弟子，要胸懷法界，心中要有佛教、有大眾，不能有住小山的思想，不要做個小根小器的焦芽敗種。（《星雲日記》）

大師經常打趣：「人是一個、命是一條、心是一顆。」意思是說，為了佛教、為了眾生，他願意奉獻自己的身心生命，因此平日凡是有利於眾人的事，他從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好壞、有無。例如今年（二○○五）四月應馬來西亞國家畫廊之邀，前往舉行「『覺有情』──星雲大師墨跡世界巡迴展」，事前大師一再謙稱自己的書法寫得不好，還是不要丟人現醜的好。後來徒眾說：「師父寫的墨寶，有一些句子對現代人很有啟發性，很需要學習。」他一聽是大眾的需要，也就欣然應允。

分分秒秒為眾生

大師一心一意只想為大眾服務，總是儘量撥出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例如一九八九年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大陸弘法探親團」回大陸，名義上是探親，實際上他在揚州老家停留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與久別的母親講話不到五分鐘，可以說完全沒有私人的時間。正如他所說：「每天我都是以他人的需要在過日子，沒有一分鐘屬於自己；而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奔波』只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滿足大家的願望。」（《星雲日記》，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大師不只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他一生尤其不喜歡給人留有遺憾，凡事給人歡喜；為了讓每個人都歡喜，於是不得不經常「委曲求全」。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台北道場為大師安排一場「素齋談禪」，台中的東海道場則請大師主持「記者招待會」。兩個地方同時安排在中午十一點開始，因為時間衝突，彼此相持不下。大師向來給人歡喜，所以決定兩個活動都參加。他先在台中主持記者招待會，吩咐台北道場的素齋談禪十二點報到，十二點三十分之前帶客人參觀，大師預計用餐時間趕到，與大家講話。終於，中午十一點四十分大師在台中跟記者講完話，隨即驅車北上，下午一點半抵達台北道場，圓滿雙方所願，大家皆大歡喜。

大師多年來一直有個觀念︰「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他說：「因為『你很重要』，所以我必須遷就你；如果『我很重要』，我就不會遷就你，如此就會有紛爭。所以常常有人說我很忙，就是因為我不重要之故。因為我不重要，大家都很重要，所以我必須為大家而忙。也因此我一生都在『別人重要，我不重要』中而忙，但是雖然我不重要，卻很有價值。尤其我倡導『集體創作』，集體創作就是不分你我，因此即使別人的事，我也樂於參與，率先以身作則。」（〈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往事百語》）

大師一生不但沒有個人時間，每一分每一秒都屬於大眾；尤其他沒有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只要有益於佛教、有利於眾生，即使不喜歡，也會去做。例如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記上，大師自問自己一生究竟對什麼最有興趣？於是他做了如是一番回顧：

1.文化方面：二十歲還沒有離開佛學院，就經常舞文弄墨在各報紙副刊投稿。離開佛學院後，和智勇同學用油印編印了十八期《怒濤月刊》，曾獲大醒法師編的《海潮音》譽為：「佛教又多了一支生力軍！」徐蚌會戰前，還一度為徐州的《徐報》編過〈霞光副刊〉。到台灣，編《覺群》，為《覺生》、《菩提樹》、《自由青年》、「中央電台」寫稿，前後主編《人生月刊》六年，每期都寫兩、三萬字文稿，及至《今日佛教》、《覺世旬刊》、「佛教文化服務處」、《普門雜誌》、《佛光學報》、「佛光出版社」、「佛光大藏經編纂處」等。寫稿的辛苦、改稿的煩人，多少的晨昏、多少的深夜，沒有拿過稿費，沒有得過鼓勵，這是為佛教文化的興趣呢？還是不得已為佛教的一片熱心呢？

2.教育方面：自從二十一歲擔任白塔小學校長後，二十五歲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由台灣省佛教會主辦的佛學院）教務主任，而後創辦光華文理補習班、民眾補習班、智光中學、普門中學、壽山佛學院、東方佛教學院、叢林大學、中國佛教研究院，而至佛光山叢林學院、台北男眾佛學院、國際佛學院，甚至在美國創辦西來大學。

為了辦教育，深更半夜在山門口等北部外請的老師駕到，經費不足，甘願到殯儀館通宵誦經來增補學院的開支，學生沒有恆心、被退學，甚至溜單，多少的嘆息、多少的無奈，數十年來，是對教育的興趣呢？還是只想儘量為佛教成就人才的心願呢？

3.弘法方面：從鄉村到國家會堂，從軍營到監獄，從工廠到學校，從寺院到講堂，從家庭到機關，從國內到國外，從廣播到電視，至少講了千餘場以上。從小讀書不多，為了佛法大眾化、通俗化，多少的深思、多少的揣摩，有時拜佛，祈求佛陀加被智慧；有時靜坐，以期思慮清明。可以說為了弘法講座，海陸空行腳無定；為了上課講演，搜索枯腸，食睡難安，這是為弘法的興趣呢？還是盡一點弘法利生的責任和荷擔家業呢？

4.慈善方面：自覺自己有慈悲的性格，一九五二年的花蓮大地震，自己連公共汽車都乘不起，卻到處為花蓮震災而勸募；韓戰時，募集醫藥送往韓國；越戰後，支援購買難民船，搶救越南難民；多少次颱風之後，和黎元譽先生搶先到災區運送食物。就如一九九一年孟加拉和大陸水災，除了發動佛光協會會員捐助外，自己也傾其所有，各捐了一萬美元；和潘孝銳先生合作，在美國幫助大陸留學生的獎學金，獎助的名額已不止一百名以上，甚至慈濟功德會初創，那時佛光山開山不久，在萬分拮据下，仍慨然捐出新台幣十萬元。

在佛光山，先後創辦救濟院、養老院、孤兒院、診所、雲水醫院、公墓等，多少的誠心、多少的奉獻，點點滴滴，血淚的輸誠；片片依依，馨香的祝福。這是對慈善事業的興趣呢？還是盡一些佛子的慈心悲願呢？

5.行腳雲遊方面：多年來到過許多地方，日韓佛教的訪問不止十次以上，星馬泰弘法也有多次，八去歐洲，六朝印度聖地，十去澳紐，三去非洲，走遍美加的東西南北，也看過中國大陸的壯麗河山。每到一地，雖不夠自許是散財童子，行大布施，但廣結善緣，隨喜功德，確能做到。所到之處，不是建寺度眾，就是成立佛光協會，加強信徒聯誼。你說欣賞風景，但大都外出，花了機票，旅途勞頓，只是陪人照相，供人攝影，多少的犧牲、多少的委屈，心願已供養十方，酸苦卻藏於心底。這是對旅遊的興趣呢？還是盛眾妙華供養十方佛國的性格呢？

最後大師所下的結論是：「文化、教育、弘法、慈善、行腳雲遊等，都不一定是我的興趣，回想起來，那只是責任感罷了。」（《星雲日記》，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

大師不但以身作則，為法奔波，為眾而忙，他也一再開示弟子「一個人可以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但是心裡不能沒有大眾」、「一個人如果心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永遠不會快樂」（〈不要同歸於盡〉，《往事百語》）。他以《維摩詰經》的「佛道在眾生中求」，希望佛光人要做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大眾第一，自己第二」。他認為「凡是具有聖賢氣質的人，都是把大眾的存在建立在自己之上；凡是自私的俗人，才會忽視大眾，注重自己」、「大眾就是我們的法侶，沒有大眾，不能辦事；沒有大眾，不成僧團。愛護大眾的人，才是尊重自己的人」、「沒有大眾，就沒有佛光山；沒有大眾，就沒有個人。佛光人應尊重大眾，不可忽視大眾；應容納大眾，不可排除大眾」（《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一講》）。

進一步，他期勉「佛光人的作為，不可以只為個人的福樂打算；凡有所作，總想到團體。佛光人不能孤芳自賞，應該顧到團隊精神；佛光人應有大我的觀念，應有共同的法則、制度，共同所信，共同所依，才能共創『人間佛教』」（《怎樣做個佛光人──第十五講》）。

大師生性淡泊

由於大師「心懷度眾慈悲願」，時時以眾生疾苦為念，為了解除眾生的生老病死苦而創辦文化、教育、慈善等各種事業及活動。但是相對於為佛教、為眾生而求大、求好、求美，大師個人平日生活則崇尚簡單樸實。多年前大師接受《中央日報》訪問時曾說：「生活中，只要有一張桌子、一杯茶水、一份報紙，人生就滿足了。」後來《中央日報》一直將這句話做為廣告詞。

大師生性淡泊，自奉甚儉，但是他待人熱誠，處處替人設想，凡事給人歡喜。大師平易的處眾行儀與儉樸的生活習慣，一直讓弟子、信眾感動，而且傳為美談，例如：

・大師一生對「吃」很不著意，三餐經常以茶泡飯，一飯一菜一湯，一生一以貫之，即使再豐盛的一桌菜，他也只是簡單的吃前面一、兩樣；醬瓜、豆腐乳，是他一生所愛。平時從不要人煮什麼菜給他吃，總是「你煮什麼，我就吃什麼」，但對道場的齋飯，他認為這是度眾的法門，因此要求徒眾不可輕心慢心。大師其實很精於烹調，從小家鄉有人請客宴會，父親總會受聘前去幫忙，因此大師對素食弘法，不但有理想，而且有家傳。

・大師生性不好買，東西愈少愈好，而且簡樸，只求適用就好。在佛光山剛開山的二十多年中，大師客廳裡的椅子，都是撿自信徒搬新居後不用的舊家具，他一用就是幾十年。一生奉行「清貧生活」，自己直到二十六歲才擁有第一個皮箱；但一生有一個所好，每次經過機場，總會想要買個東西送人，總計不知買過多少皮箱跟人結緣，但從未想要自己留下一個。

・大師在一九八五年從佛光山住持退位時，很多電視、電台、報紙等媒體記者，大家莫不好奇想要知道大師退位後住在什麼地方，結果竟是住在走廊上。甚至平時睡的地方，一遇有師友如月基、實泉法師等人來訪，大師總將床鋪讓出來供他們安住，自己卻睡在陽台上。

・大師所乘的車子都是國產車，有一次參加《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告別式，車抵現場，負責接待的賴處長不敢上前開車門，因為他不敢相信星雲大師乘坐的是這種車子。

・大師平時在國內南來北往，到處弘法，他不勞駕信徒接送，都是自己「限時專送」，甚至「快遞」（守時）而到。走遍世界，所到之處，尤其不歡喜有人到機場迎接，也不准請吃飯，他曾立下「四不」：一不迎接、二不送花、三不拉布條、四不請吃飯，成為佛光山派下道場的戒律。

・大師的鞋襪、衣服，經常有補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寒熱溫帶，走遍世界，只要一件夾襖，就是全部的家當。

・大師平時雲遊世界弘法，所到之處，信徒都是安排總統套房，但除了晚上睡覺的一床一被之外，其餘都是原封不動。大師六十歲生日時，信徒送了一張床，大師放著不睡，寧可睡在地上。

・大師一生不喜物累，從棲霞山到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原有的東西一樣也沒帶走，悉數送人；從焦山到大覺寺，依然就地結緣。正如徐志摩說：「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孑然一身，瀟灑自如。甚至從南京到台灣，雖然此去前途未卜，但是他毫無掛礙，身邊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帶走，只是交代：所有方的，送給弟弟；所有圓的，送給同學。

・大師一生不注重個人擁有，從來沒有自己的房門鑰匙與私人抽屜，從南到北，從國內到國外，他只求有一個桌面，可以用來辦公、看書、吃飯、會客。

・大師從創建佛光山到西來寺，再到南天寺，都不是為自己而建，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寮房在哪裡？」直到心平和尚擔任宗長數年後，才想到為大師建一間開山寮。但他一生總是不斷在為功德主設想，讓他們回山有地方可以活動、休息，所以建檀信樓、設立功德主會等，甚至為回山的徒眾設想，讓他們回山有個地方可安頓，所以每人有一張桌子、一把鑰匙。

・大師天生有「給人歡喜」的性格，對於信徒上山，總習慣要給人一些佛法、一些歡喜帶回去；「大佛法語」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設立的。

・大師指示，佛光山派下的道場不能只有佛殿，還要有客廳；不能只有客廳，還要有教室；不能只有教室，還要有閱覽室……道場要成為信徒的人生加油站，更要讓信徒到了寺院有「回家」的感覺。

・大師心中有人、有時空，每次集會，自己早早就張羅好場地、排好桌椅。帶人參觀，人還未到，總會叮嚀主其事者要開燈、開門。

・大師從小養成的習慣，晚間洗澡時，為怕水聲吵人，總用一條毛巾包住水龍頭，讓水順著毛巾流下，以減低聲音；走路說話，也總是輕聲慢語；只要一出房門，穿戴整齊，一生極重威儀。

・大師歡喜與人分享，有東西絕不會自己獨享；自己所有，不吝喜捨，尤其歡喜送人好書。

・大師一生奉行「對人好」，只要用餐時間看到徒眾進門，不管大小，總會招呼用餐。講演時，看到有人沒位子坐，心中就掛礙，總要想辦法讓大家都能坐著，他才安心。

・大師一生守時守分，不肯接受信徒送紅包，要供養可以，請他們訂報紙、買佛書，或參加百萬人興學活動。有時信徒送再大的紅包，轉個身就忘了；買他一本書，幾十年後依然記得。他總告訴信徒，送紅包就等於減弱了自己的地位，表示沒有辦法來往，只有靠著送紅包來做為橋梁。他鼓勵信徒與他之間應該重在佛法的來往，重在接心，尤其為了佛法的流通，他所有的著作，只要出版社有意願，總是不計個人權益，充分授權出版。

・大師早期買的車子，都是大型車，主要是為了弘法，為了大眾需要而買，所以他是如實在實踐「以眾為我」的人生觀。

總之，大師一生從沒有想過自己「要什麼」，凡事以大眾的需要為前提，而且他一生的成就可以說都是「不要而有」，尤其「不要錢」更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創辦人間衛視不播廣告、南華大學初辦時不收學費等；甚至創建佛光山也不是有錢而建，而是在「沒有錢」、是「不要錢」而建設起來的。如他所說：「因為我不要錢，不擁有錢，錢來了，覺得都是十方信施的，要把錢用了，才能發揮錢的價值；反之，如果有錢，人都有貪心，就會把錢存到銀行裡，就要積聚，就不能創建事業。」（〈星雲大師十二問〉，《普門學報》）

捨得給

「不要錢」的性格並非人人都能養成，有的人不要錢，是因為沒有錢，當然不要；大師的不要錢，是有而不要。例如，五十多年前大師在宜蘭弘法，有一次過年信徒供養一個十萬元的紅包，大師只象徵性的收下一百元。甚至早期的在家弟子，如林清志居士等，也像兒女一樣，每月、每年按時寄奉供養，大師都把功德款悉數轉交給常住司庫處理。

過去常有人說大師很有錢，這是對他最大的傷害，實際上大師不是很有錢，而是很會用錢，而且很捨得用錢，大師說「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他經常捐助各宗教、慈善、公益團體，如愛滋病防治協會、陽光基金會、心路文教基金會、善牧修女會、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西班牙天主教聖母隱修院等。

大師一生都是「給人」，因為捨得「給」，所以大家也願意護持他發展各項弘法事業，因此他詮釋六度的「布施」：「看起來是給人，實際上是給自己。」（〈六波羅密自他兩利之評析〉，《普門學報》）大師對金錢的看法是「受得起」，也「給得起」，他覺得自己不曾富有過，也不曾貧窮過，一生總跟佛教、大眾生活在一起，他認為人不一定要擁有金錢、感情，只要擁有信心、悲心、大眾、人緣，才是最寶貴的財富！（《如是說》）

他對於用錢的哲學，覺得錢要用在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上，例如他創辦多所大學，就是要把錢用了。他在該花錢的時候很大手筆，絕不吝惜；不該浪費的，一張擦手紙，用了再用。他對佛光山在全世界所有的建築，一向不喜歡用金錢去堆砌，他的名言是：「要用智慧莊嚴，不要用金錢堆砌。」（〈以智慧來代替金錢〉，《往事百語》）他經常告誡弟子要「儲財於信徒」，他認為佛教要有辦法，必須讓信徒有錢。

大師的生命中，所有一切都是為了大眾，都是希望佛教更好，希望眾生能獲得幸福安樂。因為他「無我無私」，心中只有「大眾」，所以能「大」其心量為佛教開創未來。如大陸名作家余秋雨先生說，他第一次見到星雲大師，總的印象可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大」。他說：「大師形象大，格局大，氣魄大，心胸大，理想大，秉持慈悲，心懷天下，所以能把東方佛教在西方發揚，這是創造歷史的不朽功業。」（《陸鏗回憶與懺悔錄》，頁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