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85　從僧眾到信眾

「平等」是佛法的根本精神，現在社會也在高喊「男女平等」、「兩性平權」，這是時代的潮流。其實早在四十多年前，大師已提出「四眾共有」的「平等」理念，在佛光山不但力行「男女平權」，而且「僧信平等」，早期佛光山的朝山會舘懸有一副對聯：「一山五嶺天下少，兩院七眾世間稀。」就是最佳寫照。

大師為了具體落實「男女平等」、「僧信一如」，他設立佛學院，讓有心學佛的男、女二眾，不論在家、出家，都能入學就讀，而且訂出規章制度，讓比丘、比丘尼都享有同等的權利義務。在制度保障下，年度的職務調動，大家機會均等；平時的修道作息，男女各有區域；一旦全山集眾，男女兩序，分東西單排班，沒有誰前誰後，誰大誰小，有的只是依學業、道業、事業考核而有序級不同，並無男女之別。

大師對「平等」的倡導，不但大大提升了女眾在僧團的地位，也為在家信眾開啟了為教奉獻的寬廣空間，讓在家、出家都有加入僧團、參與寺務的機會，因而帶動今日佛教的蓬勃發展。

但是，大師的悲智和願心卻經常為他帶來苦難，例如為了提升女眾的地位，他曾被同道譏稱為「女性工作隊的隊長」。不過大師並不以為意，他眼看五十多年前的台灣，比丘尼一向不被重視，只是佛教裡出家的女眾明顯多過男眾，而且女眾具有耐煩細心的特質，做起事來絲毫不讓鬚眉；不重視女眾，大大減弱了佛教的弘揚力量，且有違佛教「平等」的教義。

提升女眾的地位

有感於此，大師開始著手訓練佛教婦女從事各種佛教事業，例如成立三重文化服務處、創辦慈愛幼稚園、送青年參加幼教培訓班等，慢慢帶動愈來愈多的女眾出家，於是今日佛光山被公認為是全世界最大的比丘尼僧團。而佛光山的比丘尼也不負大師的苦心，長期以來，不管是建寺弘法、興學設校、社教活動、編藏辦報、著書立作，乃至在各大學任教等，都有傑出的成就。尤其佛光山教育院院長慈惠法師於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經大會推選為世佛會副會長，更是全體比丘尼之光。因為過去世佛會的幹部大多由南傳佛教國家的信眾擔任，歷年來一直是女性禁足之地，能讓以南傳為主的大會主動提名，並且一致通過，成為第一位比丘尼的世佛會副會長，證明大師奮鬥了幾十年，已經明顯提升了女眾的地位。

此外，慈惠法師還榮獲中華民國總統頒給最高榮譽「和風獎」，以及國際佛光會祕書長慈容法師對外交貢獻甚多，獲頒「外交之友獎」；耶魯大學宗教博士依法法師榮獲「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獎」；澳洲中天寺住持依來法師獲頒澳洲聯邦地區英雄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比丘尼；巴西如來寺住持覺誠法師因創辦「如來之子」，收容青少年就學、救濟貧困，獲得巴西政府頒給柯奇雅市「榮譽市民獎」，此為巴西首次比丘尼獲獎；泰國曼谷文教中心外事監寺妙慎法師，受頒為泰國第一位比丘尼，寫下泰國佛教史上嶄新的一頁……他們不僅為比丘尼爭光，也讓華人在海外揚眉吐氣，為國爭榮。

曾經在台灣電視公司製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名主持人凌峰先生，十數年前到歐洲走訪一周後，他公開讚歎：「為歐洲華人寫下輝煌歷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因為他親眼目睹佛光山在歐洲各道場的出家女眾，一人身兼數職，不但凝聚了華人的信心與力量，而且肩負起東西文化橋梁的重任。

大師突破窠臼，以制度保障僧信四眾的平等權益，讓在家、出家「兩序」「七眾」弟子在佛光山共創「六和僧團」，這是大師的另一偉大創見。在佛光山的僧團，在家「師姑」、「教士」享有與出家比丘、比丘尼一樣的權益，不但有宗委名額保障，而且發展各項事業，一樣可以擔任主管。

提倡師姑入道，這是佛教歷史上一大貢獻。大師感於當初台灣佛教沒有出家人領導，都是靠著金幢派、先天派、龍華派的齋姑主持。後來雖然由佛光山發展出今日台灣佛教的新風貌，但在家眾對佛教的貢獻，仍然功不可沒，所以「師姑」在佛光山一直有其歷史定位。尤其未來針對南北傳佛教的融合，乃至到世界各地傳教，都需要很多師姑、教士參加，他們仍將擔負弘化的重責大任，自有其一定的重要性與意義，所以大師一再鼓勵他們要發大心、立大願，要有「弘揚佛教，捨我其誰」的擔當。

創設檀講師制度

由「師姑」、「教士」，大師繼而在一九九二年專為在家信眾成立國際佛光會，並且創設「檀講師」制度，主張「僧眾主持寺務，信眾發展社教」，從此佛光會教團與佛光山僧團成為佛教發展的兩大重要團體，如人之雙臂、鳥之雙翼，相輔相成。

國際佛光會是一個結合教育、文化、慈善、聯誼、信仰等多功能的社團，與國際獅子會、國際扶輪社、國際同濟會、國際青商會，同列世界五大社團之一；而國際佛光會是唯一由中國人創設的社團，並且已通過聯合國審查，正式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因為佛光會的成立，使得全世界有陽光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另一方面，由於檀講師的設立，不但提升了信徒的信仰層次，也讓佛教的弘傳增加了莫大的力量。

關於大師創設「檀講師」的目的，一方面是感於不少信徒從年輕時就開始聽經聞法，經過數十年，若以社會學者而言，早已具有「博士」資格，大可以當老師講經說法，但是佛教信徒沒有這種觀念，仍然以「弟子」自居，不敢自稱「老師」，這不但有違佛法「人人平等、生佛不二」的真義，尤其翻開佛教史上，維摩居士是許多大菩薩的老師、勝鬘夫人常在皇宮為大臣說法、梁武帝曾三次捨身同泰寺，並不時在宮中說法，乃至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除地藏菩薩外，觀音、文殊、普賢皆現在家相度眾，說明「檀講師」的制度其實早已有例可循。

另一方面，大師感於今日佛教的發展，光靠少數僧眾弘法，力量有限。他覺得在社會上，一般大學聘請任何課程的老師都很方便，但要找一個懂得佛學的教授卻不容易。目前各大專院校均設有佛學社團，可惜沒有佛學老師帶領；現在台灣共有一千多個鄉鎮，如果每個鄉鎮需要一位佛學老師，就需要一千多人，然以台灣目前僧眾而言，實在不敷需求。因此大師有心將佛教弘傳的責任，從僧眾身上拓展到信眾身上，也就是培養在家信徒成為弘法布教的檀講師，讓在家信眾除了可以布施錢財以外，更可以布施佛法，尤其是具有檀講師資格的信眾。

僧信平等　僧俗融和

大師此一主張，除了看出他的目光遠大，瞻望得到佛教的前景之外，更可看出大師主張「僧信平等」的胸懷。大師一生力倡民主、自由、平等，為了落實「僧信平等」，他不希望任何人享有特權。二○○一年四月十九日國際佛光會假南非召開理事會，在議案討論中通過一條修正案：「總會長必須由出家眾，且須出家受戒二十年以上始得擔任。」大師當場力排眾議，否決此案通過。他說若要保障出家眾擔任總會長之權利，有違自己「僧信平等」的本懷，因此極力否決。他呼籲與會大眾，不要樹立個人的權威或利益，應該在民主時代的潮流下，讓佛光會領導著劃時代的佛教走上民主、自由、平等的未來。

由於大師對信眾的重視，難免會有聲音傳出：大師對在家眾比較好。對此大師說：「其實我對出家眾、在家眾是平等的。不過，若說對在家眾好，這也是應該的，因為佛法就是一種歡喜、一種結緣，對別人好，就是給人歡喜，就是結緣。」（《如是說》）在大師的心裡，認為今天的台灣佛教，出家眾固然有很大的貢獻，在家居士也不可忽略。因此他提倡僧俗融和，相信唯有出家、在家彼此同心，共同攜手，互相成就，佛教才有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