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06　引言

佛教講「願無虛發」、「有願必成」，願力是促使理想成為事實的實踐動力。世間上不管從事任何事業，如果沒有弘偉的願力作後盾，很容易在進行的過程中因遭遇困難就心生退卻，終至半途而廢，徒勞無功。所以，發心立願是目標的確立，也是堅持到底的一股無形力量；發心立願才容易獲得成功，發心立「願」才有「力」量。

佛教十分重視發願，《勸發菩提心文》說：「金剛非堅，願力最堅；虛空非大，心王最大。」又說：「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佛教裡三世諸佛都是靠著願力而成就佛道，即使菩薩也要發願才能救苦救難，度眾無礙；反之，《大智度論》說：「作福無願，無所標立；願為導御，能有所成。」學佛修行如果沒有發大願心，難以有所成就。

過去一般佛教徒常講「隨緣、隨緣」，但是有時過分「隨緣」而失去原則，甚至曲解了「隨緣」的真正含意，導致隨著外緣改變自己的初衷；一生奉獻佛教，深體「願力不可思議」的星雲大師，對此主張：「學佛就是要學佛菩薩的願力，應該轉『隨緣』為『隨願』，以願力來莊嚴國土，成就大眾。」（〈我們求法應有的認識〉，《星雲大師講演集》(一)）

星雲大師十二歲時因為「一諾千金上棲霞」，之後由棲霞渡海到台灣，再從台灣把佛法分燈至五大洲，不但實現其「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遠大抱負，也讓「人間佛教」得以光照寰宇。

大時代菩提心

分析大師這一生的成就，其背後主要的動力，就是因為懷抱著一分為教的悲心宏願。根據大師的傳記《傳燈》所載，大師十九歲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一次患了瘧疾，全身長滿膿瘡，每回脫一件衣服需要兩小時，而且如同脫了一層皮一樣。就在九死一生之中，被住在南京的師父志開上人知道，請人送來半碗鹹菜；根據大師形容：「當時接到半碗鹹菜，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感動，想到這是慈悲的師父對徒弟的愛護，因此滿含著眼淚吃下半碗鹹菜，並且從心底強烈生起一股願力，發願將來誓必以一生來奉獻佛教，以報師恩。」

因為當初這麼一念感恩師父之心，發而成為他終生為教的不變願心，讓他從此在弘法的過程中，儘管遭遇困難、挫折、委屈、難堪，乃至譏諷、誹謗、中傷、打壓等等傷害不斷，都沒有因此退失道心，反而愈挫愈勇。因為在他發願報答師恩的那一刻，他已經將自己奉獻給佛教、奉獻給眾生，所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憑著這股為教的堅定願力，他一路披荊斬棘，一步一腳印，終於為今日人間佛教開創出一番新局面。

大師為教的願心一方面是受其師父感動而萌發，其實大時代的環境背景也在無形中長養大師的菩提心，助長他激發弘法度眾的悲憫情懷。大師的成長過程，除了從小就接受傳統叢林教育的嚴厲磨鍊以外，尤其歷經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不但受過牢獄之災，而且多次在槍口下遊走生死邊緣；由於身經戰爭的顛沛流離以及大時代的苦難，讓他深刻感受蒼生之苦。如他說：「一般人耳朵聽到的是槍林彈雨，我聽到的是苦難眾生的呼喚；一般人眼睛看到的是屍橫遍野，我眼睛看到的是佛教的興衰與未來。」（《如是說》）大師堅信唯有弘揚佛法，才能解除世間疾苦，因此當一九四九年隨著局勢急轉，他率領僧侶救護隊到台灣，當時雖處白色恐怖時代，先是被誣為匪諜而無端入獄，繼而因為蔣宋美齡信奉基督教之故，佛教備受打壓，但是大師弘法利生的信念堅定，他無畏於警察單位的取締阻撓，仍然四處聚眾說法，展開他在台灣的弘法之旅。

對佛陀堅定信仰

惡劣的客觀環境固然可以憑著願心克服，來自社會的各種誘惑其實也是一大考驗。當初由大師帶團來台的僧侶救護隊，雖因參加人員日漸流失，最後無疾而終，不過當時在台南旭町營房的長官儲一貫和劉凱英都非常欣賞大師，認為他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孫立人將軍甚至鼓勵大師，想要保送他進陸軍官校，並且保證十年之內必能升為將軍，然而大師卻堅決的說：「我是出家人，我要把和尚做好，當將軍有什麼用呢？」（〈星雲大師十二問〉，《普門學報》）

後來離開僧侶救護隊，也曾有多家雜誌、報社有意網羅大師擔任採訪記者、副刊主編，但是大師皆以「非佛不作」而斷然拒絕。當時同道中有人屈就現實，易服還俗，或改宗他教，但是大師堅定其「做好一個出家人」的信念，絲毫不受外境動搖，甚至他說：「即使佛陀現身，親自叫我易服改信，我也不從。」（〈有佛法，就有辦法〉，《往事百語》）

大師一生，就是憑著他對佛陀的堅定信仰，以及懷抱一分弘法的願心，因此面對各種威脅利誘都能不改初衷，終而不致從僧團裡流失。甚至後來中國佛教會對他一再排斥、抵制，讓他雖有滿懷為教奉獻的熱誠，卻始終無緣以中國佛教會為主力發展佛教，他卻沒有因此氣餒，反而更加勇往向前，因為他相信「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心甘情願〉，《往事百語》）

就因為大師有不怕苦、不怕難、不向逆境低頭的堅毅性格，甚至不覺難、不覺苦，不以困難為障礙的胸襟器識，因此愈是無情的打壓、愈是橫逆排擠，反而更加激發他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信心毅力，他一心只想到：「佛教要改革，才能振衰起敝；佛教要弘揚，才能對人間有所利益。」（《星雲日記》）大師從一開始，他所發的弘願，就是針對時弊，欲對佛教有所振興而萌發；他的滿懷悲心，也無非是感於世間疾苦，欲對眾生有所利樂而生起。正如《華嚴經》說：「但為永滅世間苦，利益世間而發心。」

大師利濟群生的發心，在《往事百語・不能不信因果》一文裡曾談到，一九四九年初來台灣時，掛單在中壢圓光寺，經常看到住持妙果老和尚寫一首偈語送給信徒：「三寶門中福好修，一文施捨萬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當時敬信之餘，心中亟思：「佛教本身固然是上好的福田，但身為佛子的我們如何將這塊福田的價值發揮到極致……後來我在世界各地創辦佛教學院，期能紹隆佛種，報佛深恩於萬一；我每年舉辦僧伽講習會、寺院行政講習會等等，藉此促進教內的交流；我設立佛殿講堂、養老精舍、墓園設施、義診醫療，希望所有對佛教有貢獻的人都能往生佛光淨土，讓他們的善心好因能在此生就可以享受善美的果報。這一切，無非是我對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

文字針砭時弊

另外，大師對改革佛教的抱負，慈惠法師在〈星雲大師十二問〉裡提到，大師早在年輕求學時，有感於當時佛教衰微，皆因寺院主管生活頹廢，不想弘法利生，尤其一些長老牽親帶眷，安插私人關係，把持寺政，使寺院叢林雖為十方寶剎，但都是法眷關係，統一控制，叢林住持已經不是選賢與能，而是憑關係就任。當時大師就發願，不做住持當家，決心不與名位權利攪和在一起，他只想做一個弘法的法師，隨緣講經說法，假如有力量，他要從事佛教的革新運動。

由於大師很早就萌發興革佛教之心，他認為「要讓佛教適應時代，必須有一番革新，才能適合大眾的需要」（《星雲日記》，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因此，雖然大師最初的人生規劃是「以文弘法」，並無意於建寺當住持，他一心只想把艱深的佛法大眾化、通俗化、文藝化，讓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能擁有佛法；甚至他以當個佛教的評論家自許，例如初到台灣時，眼看神壇充斥，打著佛教的旗號從事非法邪命事業，使佛教淪為迷信之流，他就在《覺生月刊》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比現實美麗〉，敘述大陸佛教事業建設、人才運用等種種情況，期能喚起當時教界的覺醒。

後來主編《覺世旬刊》時，更是針對時弊，發表一篇篇評論時事的文章，包括抗議西班牙鬥牛來台、呼籲政府訂定國定佛誕節、建議中國佛教會派人出國弘法以推動國際佛教、主張寺院住持與管理人應由僧眾一人統一擔任、提議佛教建立考試制度、探討僧眾置產的時代性等問題，並曾與《菩提樹雜誌》朱斐居士論辯，也曾撰文抗議顧正秋演出《火燒紅蓮寺》有損佛教形象。這些文章後來都結集成《覺世論叢》。

大師一向具有正義感，更有護教的情操，他認為做人要有道德勇氣，衛教護法更是每個佛子應負的責任，佛教不但要有聲音，甚至提倡佛教徒要有殉教的精神。大師滿懷弘佛護教的悲願，一心想以文字針砭時弊，革新佛教；不過大師並不是一個空有熱誠的人，他是既有理想，又重視實際。如他說：「有的人先有理想，然後再有事實，我的生性不是先有理想，因為只有理想往往流於空想、妄想；我有目標，例如弘法利生、興隆佛教是我的目標，但我是重視實際的人，有了實際的情況，才會實踐理想。」（〈有理想，才有實踐〉，《往事百語》）

不任一寺住持

生性務實的大師深知，寫文章雖然可以暢所欲言，大發獅子吼，為佛教發聲，但是如果只有批評建議，沒有實際建樹，還是無法達到興革之效。尤其他分析太虛大師當初的教理、教制、教產「三佛改革」所以失敗，主要是「六成就」不具足，其中尤以「眾成就」與「處成就」不具最是致命。因此儘管他無意當住持，但顧及現實需要，早在一九四八年南京華藏寺請他擔任住持時，就基於「革新佛教，必須要有根據地，總不能天天居無定所，站在馬路上空喊改革的口號，這是沒有用的」（《如是說》）。因此他與華藏寺前任住持蔭雲和尚商量，不要用住持的名義，而用教務長的稱呼。

及至到了台灣，先後也有中壢圓光寺、苗栗法雲寺、青草湖靈隱寺、嘉義天龍寺、台中佛教會館等，都曾經想請大師擔任住持，但他「不任一寺住持」的初衷未變。甚至從一九五三年到宜蘭，五十年間他創建宜蘭念佛會，二度重建雷音寺，也都不曾擔任過住持。直到後來為了實現理想，他終於從創建佛光山僧團，健全組織制度；繼而成立佛光會教團，結合僧信力量，共同弘揚佛法，希望以佛教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無我、共生等精神，甚至結合世界各宗教的力量，共同促進世界和平。

大師一路走來，如他在《往事百語・願心的昇華》一文中說：「回想這二十多年來，我雖然色身開刀多次，卻未曾間斷弘法工作；我奔走斡旋，終於讓海峽兩岸佛教的代表首次坐在同一個會議廳裡商討議案；我走訪中國大陸，為兩岸和平統一及福利眾生而祈願；我多次溝通協調，說服諸方大德，在印度佛陀成道處舉行國際三壇大戒，恢復南傳國家比丘尼僧團制度；我不辭辛勞，在世界五大洲遍設道場及佛光會，實現僧信平等，光大佛教的理想。清夜自捫：凡此艱鉅使命的一一完成，若非蒙佛加被，以願心為力量，何能致此？」

發大願心

誠然，大師一生的成就，都是源於他有「興隆佛教，捨我其誰」的發心立願，並且從悲願中獲得信心、力量與勇氣，他自己深刻體會發願的重要，也經常勉勵弟子、學生、信眾，學佛要發大願心。他在文章裡引經據典，說明過去諸佛莫不由發願而成，如：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而成就淨土（《無量壽經》卷上）、釋迦牟尼佛發五百大願而成就佛道（《悲華經》卷七）、彌勒菩薩奉行十願而能當來下生（《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藥師如來為滅除眾生病苦而發十二大願，終於成就琉璃佛國（《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等；乃至文殊菩薩十二大願而成就般若智慧（《佛說文殊師利行經》）、普賢菩薩十大願，願願歸入華嚴願海（《華嚴經》）、觀音菩薩發十大願而能苦海度生（《法華經》）、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藏經》）等，可見每位菩薩都有無限的誓願，才能完成他們的修行。（〈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普門學報》）

他平時對學生、徒眾開示時，經常以玄奘大師到印度求法「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終於完成西域取經的大願；以及鑑真大師「為大事也，何惜生命！」終於將佛法弘傳於日本；乃至近代慈航法師的「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例，勉勵大家要以古今高僧的行儀為典範，學習他們為「正法能久住，眾生得離苦」的精神而發心立願。（〈發心立願〉，《佛教叢書・教理》）

他甚至認為佛陀證悟的宇宙真理是「苦、集、滅、道」，由苦、集、滅、道而展開廣大無邊的佛法；然而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體而設定的義理層次，經過世間的實踐，就發展成「四弘誓願」。因為佛法不只以苦、集、滅、道來解釋宇宙人生的現象，佛法最主要是要解決宇宙人生的問題，所以他強調「光是說明苦、集、滅、道的真理是不夠的，必須還要有願力、修行、實踐……」（〈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普門學報》）。

讓願力不斷昇華

他時時不忘把佛法落實在生活的實踐上，所以撰寫《佛光祈願文》，做為信徒每日課誦的教材，透過發願，提升性靈與信仰，是一種最平實、最生活化的佛法。

他有時也以「同事攝」現身說法，說明自己最初是從發願為自己祈求智慧、信心、力量開始，慢慢進步到為父母師友乃至一切有緣人祈願事業順利、福慧圓滿，進而祈求國家富強、社會安樂、世界和平、眾生得度。五十歲以後更覺得「學佛應該是效法諸佛菩薩『代眾受苦，難行能行』的精神，為什麼自己卻總是祈求諸佛菩薩做這做那？」從此以後，他開始向諸佛菩薩做如是告白：「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請讓我來負擔天下眾生的業障苦難，請讓我來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請讓我來延續實踐佛陀的大慈大悲，請讓我來學習如來世尊的示教利喜。」他以此勉勵大家「發願也如讀書，要不斷升級，剛開始只發小小的願不妨，但漸漸的要發大願，要讓願力不斷昇華」（〈願心的昇華〉，《往事百語》）。他更希望佛光人要從「信佛」、「拜佛」、「求佛」、「學佛」，昇華為「行佛」；能夠「行佛所行」，才是信仰的真義，能夠「做佛所做」，就是人間佛教的實踐。（佛光會理監事會議開示）

他舉喻闡述發願的重要：「學佛不發心立願，譬如耕田不播種，船隻沒有指南針。種田不播種，如何能收成？航海缺乏指南針，如何渡向彼岸？所以學佛首先必須發心立願。發心立願有如時鐘上緊了發條，汽車加足了汽油，便能產生前進的動力；又如船隻裝了羅盤，學生訂了功課表，就有前進的目標。」（〈發心立願〉，《佛教叢書・教理》）

他以晚唐詩人李商隱的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為喻，說明學佛的人要如「春蠶吐絲」，把生命奉獻給佛教；要有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以「犧牲小我，成就大眾」的願心，為人間帶來光明。他以《華嚴經》的「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期許佛教徒要培養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器識，要修持只求奉獻不求報酬的梵行，要有為眾生擔荷一切痛苦，也能夠甘之如飴的願心。（〈我們求法應有的認識〉，《星雲大師講演集》(一)）

他對諸葛亮「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誠護主精神，深表敬佩與推崇。但是他說：「世間行道總有休止的時候，頂多以一生的精力從事於理想的追求；唯有佛教的願心是無止盡的。」他認為普賢菩薩「虛空界盡，眾生界盡ےے我此願心，無有窮盡」之偉大長遠的願心，以及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度盡一切眾生的願心，是每一個佛弟子求法必備的條件。（〈我們求法應有的認識〉，《星雲大師講演集》(一)）

菩薩心大願行

他強調「願從心生」，發願就是「發心」。世間上最寶貴的能源、最殊勝的財寶，不在地底下，不在深海裡，不在銀行中，不在荷包內，而是在我們的心中。「心」如田、如地，農田必須經過開發，才能播種、耕耘、收成；土地必須經過開發，才能建造樓房，發展企業。我們的心田也必須經過「開發」之後，才能產生無限的功用。因此他鼓勵大家要「發心發願將慈悲開發出來，就能夠人我一如，無怨無悔；將智慧開發出來，就能夠深入法海，自利利他；將慚愧開發出來，就能夠謙沖虛懷，不斷進步；將歡喜開發出來，就能夠利樂眾生，永不退轉。」甚至「發心」吃飯，就能吃得飽足；「發心」睡覺，就能睡得香甜；「發心」走路，就能走得長久；「發心」做事，就能做得起勁。生活上的一切都要靠「發心發願」才能進步增上，圓滿完成。（〈願心的昇華〉，《往事百語》）

他深體「發心立願可以堅定信心與毅力，可以增長菩提心、提升信仰，使我們的道德、人格臻於至善」（〈自覺與行佛〉，二○○四年國際佛光會主題演說）。他認為「發心立願不是佛教徒的專利，社會上任何一個人都應該發心立願。發心，才能把事情做好；立願，做事才有目標」（〈發心立願〉，《佛教叢書・教理》）。

他有感於「發心立願是成就一切事業的重要助緣與動力，發心立願就像開採能源一樣，心裡的能源是每個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最大財富」（《星雲法語》）。因此他指導大眾每日要不斷發願，把發願當成是一種修行的功課。例如「我願意孝順父母，和睦鄰里；我願意奉獻自己，造福社會；我願意犧牲小我，成就大眾；我願意促進世界和平，人民安樂。我願意當一座橋梁，讓大眾通行；我願意是一棵大樹，供人乘涼；我願意是一滴小水滴，滋潤眾生；我願意當大地，乘載一切眾生；我願意如日月，給人光明；我願意如和風，吹拂人心開意解」（〈自覺與行佛〉，二○○四年國際佛光會主題演說）。

他曾為新春參加朝山的信徒開示，鼓勵大家要發下「新年十願」：一願世界和平，二願中國統一，三願佛教興隆，四願黎民安樂，五願社會繁榮，六願人人有德，七願大眾慈悲，八願惡人遠離，九願善緣相助，十願福慧增進。（《星雲日記》，一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他把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改以現代的口語來做為自己的發願：一者禮敬諸佛，我願自今以後實踐人格的尊重；二者稱讚如來，我願自今以後實踐語言的讚美……十者普皆供養，我願自今以後實踐圓滿的功德。（〈願心的昇華〉，《往事百語》）

他效法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為自己擬出四十八個大願：第一：我願作一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第二：我願作一泓清水，盪除垢穢，淨化身心；第三：我願作一個冬陽，溫暖大地，成熟萬物；第四：我願作一盞路燈，照破黑暗，指引光明……第四十八：我願作一個菩薩，發菩提心，光大佛法。（〈願心的昇華〉，《往事百語》）

他勉勵徒眾，同時自我期許：「以菩薩心，發大願行，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只要做一天出家人，就要撞一天的鐘，負起振聾發聵的責任，上求下化。」（〈我們求法應有的認識〉，《星雲大師講演集》(一)）他甚至發願來生還是要當和尚，他說：「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當和尚，但願來生，還能再作和尚，甚至生生世世我都要作和尚。」（《傳燈》）

最好的無言身教

出家這條路，大師一路走來，始終無怨無悔，有的只是滿懷度眾的悲心宏願；因為有願力，所以他能突破重重困境，創建佛光山，繼而興辦各種佛教事業。根據〈願心的昇華〉一文說，早在一九六六年剛買下佛光山時，信徒們看到滿山都是野草刺竹，交通又不便利，不禁大失所望，個個都說：「這種地方，誰願再來！」但是大師不管眾人的看法，毅然率領出家弟子同心協力，搬石運土，移山填溝，終於在願力成就下，將刺竹遍野的荒山開闢成殿宇輝煌的道場。

大師對佛教事業一向有所堅持，從年輕時就希望為佛教辦一份報紙、設一家電視台、創一所大學等，這些理想如今也都在願力的成就下一一實現；甚至不只一所大學，而是同時創辦四所大學，另外還有十六所佛學院；不只一間電視台，另有多家廣播電台；不但辦一份報紙，同時又成立《法藏文庫》，出版《普門學報》等。因為大師心中有願，所以無事不成。如他自己說：「我一生弘化，從不強求；凡事只是隨順因緣，盡力而為罷了，從來不企求得到什麼。然而世間事只要有心，只要有願，必能待緣而成。」（《如是說》，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大師一生的事業都是因為願力而成就，他為教的願心也經常感動別人發心護持佛教。早年在宜蘭帶領青年下鄉布教，經常乘坐火車到瑞芳、南方澳弘法，宜蘭縣火車鐵路段段長張文炳受到大師及青年們弘法的熱誠所感動，自覺淨化社會之責自己也有義務，因此每回火車的起訖、速度，都會儘量配合大師等人，讓弘法團能順利乘坐往返。

大師一生為教忘軀、為法忘我的故事，一直是他對大眾最好的無言身教。例如有一年大師從台東到屏東布教，為了保護一部約二十公斤重的錄音機，沿路一直把錄音機放在膝蓋上。經過五個小時路程後，雙腿因此不良於行。後來到醫院看病，醫師診斷為關節炎，說明必須把雙腿鋸掉，以免感染致命。大師聞言，心中泰然安穩，毫不激動，反而覺得從此可以安住一處寫作，未嘗不好？由於大師不以為意，也沒有再到醫院複診，後來竟然不藥而癒。根據大師自己的說法，或許是常年穿棉毛褲的關係。（接受《浩瀚星雲》作者林清玄採訪，談「對生老病死的看法」，二○○一年一月十日）其實不管原因為何，此事說明的是，在大師的心中，只要佛法能弘揚，個人的生死何足掛懷？

大師的遺憾

然而儘管大師以無比的信心、願力，甚至置生死於度外，一生獻身佛教，一心只想興隆佛教，廣度眾生；但由於外在的一些人為障礙、空間阻隔，乃至時機因緣未具等因素下，仍然有一些事讓大師感到無奈與引以為憾。

一九四八年，大師與一批響應人生佛教的青年學僧到南京華藏寺，住持蔭雲和尚不但慈悲接待，並將全寺交給大師等人管理。華藏寺原本是一個經懺道場，大師有心改革，因此為華藏寺訂立「新生活規約」，明定寺中住眾早晚功課正常，三餐飲食定時，不可隨便外出。此舉引起寺中數十名住眾反對，而此時正好智勇法師本來發起組織僧侶救護隊要到台灣，後來因故改變主意，大師毅然接下任務，率隊到台灣。後來大師四處打聽蔭雲和尚的消息，卻遍尋不獲，直到今日，大師心中一直感到無限遺憾。

大師從年輕時便一心想為佛教做事，但教界某些人士一再排斥他，認為有了大師就沒有他們生存的空間，尤其中國佛教會始終防著大師，不肯讓他加入。實際上，大師只想對佛教有所奉獻，例如他舉辦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希望促進教界之間的聯誼往來；他創辦東方佛教學院，有心把學院交給中國佛教會管理，希望為佛教多培育一些優秀人才。然而由於主事者心中的成見，始終拒大師於門外。曾經有人認為，大師一生沒能當上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是一大遺憾！大師說，確是一件憾事，因為他有建設佛教的理念與理想，卻始終無法一展抱負，確有「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遺憾。（《如是說》）

大師很早就呼籲，佛教要「團結、統一、動員、交流」（《覺世論叢》），才有遠大的未來，至今未能實現，豈不遺憾！乃至四十多年前，雲林縣媽祖宮有意加入中國佛教會，遭到拒絕，大師基於「佛教應該為媽祖定位，就如關公、伽藍、韋馱、天龍八部、四大天王一樣，在佛教裡都有屬於護法神應有的地位」（〈當代社會問題座談紀實・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普門學報》），因此挺身而出，但是說項未成；因為媽祖宮未能成為會員，致使台灣佛教減少四百萬會員信徒，至今仍感遺憾。

大師一心想辦一次世界宗教領袖高峰會議，透過宗教力量來解決恐怖分子的問題，共謀世界和平，至今也是未能如願，更是遺憾。多年前，大陸因為對大師的不了解，曾經拒絕他到大陸，大師雖然遺憾，但是從不灰心，也不會失望。倒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生前一再希望大師對大陸佛教有所貢獻，最終還是沒能實現，這是趙樸老的遺憾，也是大師的遺憾。

與人歡喜結緣

趙樸初居士一生倡導人間佛教，重視以教育培養人才，尤其致力於佛教文化等各項事業的推動，他對興隆佛教及促進兩岸交流的理念和願心，與大師不謀而合。兩人於一九八七年同時應邀參加泰王六十大壽慶典中結緣，彼此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二年後（一九八九），大師在趙樸老邀請下，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中國弘法探親團」，踏上闊別四十載的祖國鄉土，展開台灣佛教界第一次在大陸的公開弘法活動。此行不但為海峽兩岸的宗教、文化、學術交流做了一次很好的開端，兩人更成為莫逆。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滿耕法師曾在《普門學報》第二十二期發表一篇〈星雲大師與趙樸老〉，文中對於兩人的相知相惜，以及對兩岸佛教的推動，有很深入而生動的描述。

在佛教裡有謂「莫嫌佛門茶飯淡，僧情不比俗情濃」，實際上大師一生，由於他有與人為善、從善如流的性格，歡喜結緣，加上滿懷為教的熱誠、悲願與理想，因此從年輕時就受到教界多位長老如慈航法師、妙果老和尚等人的賞識、愛護；走遍世界各地，更與各國的教界人士結下深厚情誼。例如，日本佛教會國際部部長岩本昭典與大師在一九七四年大師率團到日本訪問時結緣，雖只短短幾天的相處，但當大師結束行程、即將回國臨別之際，他把身上所有能掏出來的東西，一一送給大師，可見兩人之投緣。大師與曹洞宗的管長丹羽廉芳也是交誼深厚，每回大師到日本訪問，或是他本人到台灣，兩人相見時的歡喜之情，已經無須言語表達。

二○○三年大師到漢城（今首爾）弘法，松廣寺住持菩成老和尚不畏強烈颱風，從順天搭乘五個多小時的火車到漢城與大師會面，一見面兩人就相互行禮，雖然語言不通，久別重逢的歡喜之情盡在不言中。

大師與菩成長老、丹羽廉芳、岩本昭典等人的情誼，不但不受語言障礙，而且超越國界與年齡的距離，彼此相知相惜，結下生死不移的法緣。由於他們都有為教的共同理念，因此在一九七八年日本主辦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時，台灣的中國佛教會因辦事人員疏忽，沒有完成報名手續，本來已被排除在參加團體名單之外，後來大師與聖印法師到日本接洽、補救，就因大師與岩本昭典熟識，因此得以重新報名通過。當時消息一傳回台灣，未等大師等人回台，中國佛教會已決定好參加赴會人員的名單，其中沒有聖印法師，也沒有大師。聖印法師因此語帶戲謔的對大師說：「我們在前線作戰，他們在後方分贓。」然而大師一點也不計較，他說：「我不懂日文，不必參加也很好。」（《如是說》）

是勇氣，也是智慧

大師凡事以大局為重，不念舊惡，不計前嫌，凡事往好處想，他總覺得人生的路很多，此事不能做，還有其他許多事可以發心。在大師的心中，只要佛教能興隆發展，個人的委屈又何足掛齒。只是對於佛教界一直無法團結合作，他認為「同歸於盡」、「玉石俱焚」，這是思想上的愚痴，應該改進，因此撰文呼籲「不要同歸於盡」（《往事百語》）。

大師為了弘法，不但不計個人得失有無、榮辱毀譽，尤其他不怕困難，一生都在與困難挑戰。一九七八年佛光山指派慈莊法師與依航法師代表常住到美國建寺弘法，因久久找不到合適的房子，弘法工作陷入膠著。大師於是與心定法師親自到美國，每天開著車到外面尋找，後來終於在加迪那（Gardena）地區找到一間教堂。當時身上僅有五百美元，根本買不起，但大師運用智慧克服困難，順利買下，成為佛光山在美國弘法的第一站，展開美國的弘法之旅。

之後籌建西來寺時，因經濟窘困及受美國法規的種種限制，尤其先後經過六次公聽會、一三五次協調會，可以說歷盡千難萬苦，最後終於一一克服，成就了第一座佛教國際化的十方叢林。

大師勇於突破困難，尤其勇於革故鼎新，如他在《往事百語・勇敢的一面》一文中談到，初到台灣時，感於佛教需要提升素質，才能廣度眾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發展創新，才能與時俱進，福利社會；佛教需要青年參與，才能發揮光熱，照亮世間；佛教需要創辦事業，才能培養人才，自給自足。但當時老人當權的教界不能忍受這些主張，保守閉塞的民風也無法理解這些觀念，於是信徒揚言不資助他以求自保，教界人士放話要殺他以杜絕後患。但大師深信佛祖不辜負人，儘管沒有人支持，他還是「敢」於口宣筆書，主張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藝化、生活化；儘管自己沒有飯吃，他「敢」於開辦免費的國文補習班、歌詠隊、佛教學院、大專佛學夏令營，吸收優秀的佛教青年；儘管蠻不講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於他，他「敢」於付諸行動，破除佛道不分的陳年積弊；儘管不明情況者唇槍舌劍問難於他，他「敢」於出面應對，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儘管沒有地方安單，他「敢」於各地行化，宣揚妙諦；儘管身無分文，他「敢」於建寺安僧，接引十方。

因為他「敢」於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才得以在寶島開花結果。所以他說：「敢，是發心，也是擔當；敢，是勇氣，也是智慧。」

大師的成功理念

所謂「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無上道」（《大方便佛報恩經》）。大師的勇敢，其實代表的是一分為教的願心與理念。他曾說：「有理念就有願力，有願力就能成功。」大師成功的理念，諸如：

・不做焦芽敗種。

・「無用」不要緊，但不能「無明」。

・不要向別人要求什麼，要問自己能給別人什麼。

・對不悅不喜的人，要懂得「珍惜」，就如打籃球，要感謝有對手，球賽才玩得起來。

・做人要如滾雪球，不要如吹氣球；做事可以失敗，做人不能失敗。

・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只要是對眾生有利的事，就要敢說、敢做、敢想、敢為，才能突破難關，有所作為。

・一個人的心量有多大，成就便有多大；願力有多堅，力量就有多強。

・過頭的飯可以吃，過頭的話不可以說；凡事講清楚，說明白；「假相」要能隨來隨遣。

・人可以不同意他人的意見，但是不能不傾聽他人的心聲。

・拒絕要有代替。因為輕易拒絕別人，往往傷人信心；若能以積極的方式代替消極的拒絕，才是自利利他之道。

大師認為「觀念就像種子，播了什麼種，就結什麼果，所以學佛修行，建立正確的觀念最為重要」（《如是說》，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大師有很多很好的觀念與性格，例如他主張：

・有錢是福報，用錢才是智慧；凡事不一定要用金錢去堆砌，要用智慧去莊嚴。

・要明理，不要光是說理；明理才能從善如流。

・人要守信，許下的承諾一定要兌現。

・受冤枉委屈要想當然爾，受苦受挫也要能不以為意。

・不計較別人的傷害，只要對方肯認錯，總想吃虧就是討便宜。

・小事要能隨緣隨眾，與人為善；大事要堅持原則，順勢應理。

・對任何成敗不要太介意，要能舉重若輕。

・弘法度眾不可灰心，要有鍥而不捨的精神，愈是困難挫折，愈要視之為逆增上緣。

・凡事不一定非我不可，但當好事別人不做時，必要直下承擔，捨我其誰！

・不叫苦、不喊累、不怕難、不灰心，要善於轉化逆境為力量。

心中不著相

此外，大師心中不著相，他覺得「什麼都是我的，什麼也都不是我的」（《往事百語》），他把光榮歸於佛陀，把成就歸於大眾。他不比較、不計較，不怕事、不諉事，矢志把歡喜布滿人間。對於世間的有和無、窮和富，在他看來都是一樣。初入叢林時，一封家書幾年都寄不出去，因為沒錢買郵票，但他不以為苦；來台後，唯一的一件長衫，欣然送給煮雲法師，他也不覺得自己貧窮。他給得起，也受得起；他不怕吃虧，覺得吃虧就是占便宜，甚至主張「給人利用，才有價值」（《往事百語》）。他是新文豐出版公司最初的股東之一，卻被另一名股東將權利讓贈他人，他從來不計較；他是智光中學創辦人，卻一再被排擠，甚至想將他從董事名單中除去，他也隨緣無爭。他堅持理想，想做的事，必定努力培養因緣，矢志完成。

他「不要錢」，信徒供養紅包，他寧可他們去購買佛書，流通佛法；他從來不想沾別人的光，也沒有想過要人家的錢，一心只想布施，跟人結緣，他說：「我跟別人結緣，人家自然也願意跟我結緣；我沒有別的本領，只有用感動、用佛法、用真誠的心跟人家結緣。」（《星雲日記》）他看到別人有了困難需要幫助時，總是不求回報的盡力資助，而且錢一旦出手，就當成是布施，從來不曾有「再要回來」的念頭。

他一生沒有假期，也沒有專用的辦公室，經常路上辦公，分秒必爭，所以提倡「人生三百歲」。他善於創造因緣、隨順因緣，懂得順勢而為，但是也很有耐心等待因緣成熟。設大學、辦報紙、成立電台等理想，都是年輕時就定下的目標，直到三十多年後才成就，但是他一以貫之，不曾改變。

他凡事以大局為重，做事有組織、有計畫、有前瞻性、有魄力，識大體而且很實際。一生雖然自期做個佛教的評論家，不以建寺當住持為願，但因現實需要，還是建立佛光山僧團與佛光會教團，成為實現理想的後盾。

他從來不曾罵過信徒，待人親切有禮，凡事替人設想周到，給人有充分被尊重、受禮遇的感覺，因此一生不管走到哪裡，大家都爭著希望為他服務，甚至以能和他一起工作為莫大的榮幸與快樂。

他自謙自己沒有什麼才華，但自覺自己有慈悲、有發心、有耐力、有勤勞、有隨緣、有坦誠、有合群、有惜福、有慚愧、有感恩、有明理、有擔當；相對的，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壓力、有危險、有困難、有忙碌、有是非、有寒熱、有榮耀、有委屈、有時差、有空距、有灰心、有缺乏。

他有「與時俱進」的思想，他所提倡的「現代化」，無非是希望布教方式能適應時代潮流，所以主張傳統佛教和現代佛教要能融和起來。儘管有人批評他太現代化，但是他認為「現代」是適應、進步、契機、美好的意思。他舉例：南北韓的往來，海峽兩岸的交流，歐美各國經濟上競相發展科技、政治上講求自由民主；乃至過去中華民國政府提倡十大建設、十二大建設，甚至中國大陸也提倡「四個現代化」，無非都是為了走向現代化。太空梭把人類送到月球，更是現代化的成就；蘇聯的戈巴契夫之所以獲得諾貝爾獎，也是因為他的政策朝向自由民主的現代化發展；東西德的統一，都是具有現代化意義。（《星雲日記》，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在「現代化」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避免的潮流下，他致力於南北傳佛教的融和，以及顯密融和、禪淨融和、僧信融和、兩性融和、出世入世融和等，都已獲致具體的成果。

他的眼光永遠瞻望未來，能綜觀全局，洞燭機先；他對當代的現況有意見，對未來的發展有看法，尤其能提供整個大時代的發展方向。二○○五年四月，他應大陸國家宗教局之邀，到海南島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議」，成為大會指定發言人之一。會中提出四點建言：以共識增加團結、以包容促進統一、以會議發展交流、以政策強化整合，與會大眾聞言，咸表此乃一針見血之高論。另外，針對四月間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應邀出訪中國大陸的「和平之旅」，他在接受鳳凰衛星電視台專訪時表示：「這是中共的開明，是國民黨的春天，是民進黨的轉機。」

他的身心血液時時與時代的脈搏共跳躍，創辦《人間福報》固然是為了弘法，更重要的是，希望藉此讓佛光山的弟子能掌握時代脈動，懂得關懷人群，培養國際宏觀。

給人生路　給人因緣

思想的開闊、眼界的宏觀以外，大師尤其具有識人之明，而且很肯給人因緣，讓人發揮所長，因此一生成就許多人才。早期在宜蘭弘法時，有位宜蘭通信兵學校軍官朱橋先生，皈依大師後不僅執弟子禮，甚至視大師如父親。偶然的因緣，大師發覺他有編輯才華，因此在主編《今日佛教》、《覺世旬刊》時，特別請他幫忙。每次到道場，大師親自為他倒茶送水，有時編到深夜，大師親自為他準備點心，同時陪在一旁，直到工作完成。朱居士對美工編輯有其獨特風格，例如版面適度留白，呈現空間的美感；利用花邊設計，增加視覺效果；透過字體變化，突顯文章內容的重要性等，這些創新的手法對當時的雜誌編輯都是一大突破。後來朱居士被政府挖掘，主編《幼獅文藝雜誌》，當時雜誌界的編輯水準隨之提升，朱居士貢獻很大，而發掘人才的幕後英雄就是大師。

名畫家李自健先生尚未成名之前，在美國因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會長吳劍雄先生的介紹而認識大師。大師第一次看到他的畫，覺得很溫馨，很有人情味，與人間佛教同樣有人間性，因此請他畫一百幅「人情味」系列畫作，不但事前提供住所，讓他安心作畫，事後還協助他開畫展，因此一炮而紅，一夕成名。至今李先生仍感念在心，他總說：「若無大師，就沒有今天的李自健。」

大師愛惜人才，對於弟子凡有所長，無不鼓勵並給予因緣繼續深造。甚至對於社會上一些學有專精但未被發掘的人才，也無不全力提拔。除了李自健以外，大師也曾提供畫室給高爾泰作畫，並為他開畫展，讓他的才華得以受到世人肯定。此外，大師提供中國大陸獎學金、贊助有心研究佛學者之研究經費，乃至接受美國哈佛大學錢思度博士安單在佛光山，並請專人指導其論文寫作等。

大師很有慧眼，很會識才、愛才、用才、惜才，而且「用人不疑」、「充分授權」，總能給人空間盡情發揮。他請龔鵬程先生當南華大學校長，事前並不認識，只打了一通電話就講定。後來陳淼勝先生繼任南華大學校長，之前也不認識，後來才慢慢有了接觸，但是一旦講定，大師就會放手讓人去做。西來大學聘請陳迺臣先生任校長時，大師也一再叮嚀時任西來寺住持慈容法師，一定要全力支持陳校長。

大師善於「給人因緣」，也樂於「給人因緣」，他說一般人講「放生」，最重要的是「放人」，能夠給人生路、給人因緣，這才是積極的「放生」，也是最大的「護生」。（〈當代問題座談佛教・對「生命教育」的看法〉，《普門學報》）

大師毅力異於常人

大師一生，除了願心大，他有很多一般人所難具備的人格特質，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大師寬以待人，對自己則是刻苦自勵，而且精進不懈，他每日忙於弘化之餘，不忘讀書、寫作。二○○○年《人間福報》創刊，他在頭版發表「迷悟之間」，連續三年後又以「星雲法語」繼續至今；他為《普門學報》撰寫論文，出版各種著作，並為報章雜誌寫稿，平均日述萬言，從未間斷。

大師的毅力更是異於常人，他於一九九五年心臟開刀後，遵照醫師所囑，每日步行一萬步，不管寫作、講說、會客再忙，仍堅持完成日課，對自己要求甚嚴。

大師不管做任何事，無不全力以赴，例如二十一歲擔任白塔國小校長，一個月的時間就讓整個學校煥然一新，令人刮目相看。他說當時的心態是：「既然要做，就要做出一番成績來！」這也是他數十年來從事弘法工作始終不變的堅持。

有一次，大師的同學煮雲法師對他說：「你好像是一塊大磐石，哪個人想動你是不容易的！」大師說：「當時聽了，心想，真是這樣嗎？那麼我就來做個大磐石吧！」（《如是說》）

大師善於轉化，遇到困難挫折、屈辱難堪時，很能轉境。例如當初到宜蘭雷音寺弘法，寺中有位林松年居士，能力強、做事效率高，是大師工作上的好幫手；但是為人強悍無禮，每次到寺裡找大師，從來不曾敲門，總是一腳踢開房門，看到大師在裡面，就說：「喔，法師在啊！」

當時大師以客卿身分應聘到雷音寺，每月支薪三百塊，每次領到薪水，大師以一百五十元買卍字項鍊，送給來寺發心的年輕人。因為當時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幾乎人人佩帶十字架項鍊，大師為了弘揚佛教，也買卍項鍊送年輕人。剩下的一百五十元就資助當時尚未出家的慈惠、慈容法師等三人到台中進修幼教。

一日，大師到林松年家談事，林松年問：「你是不是有拿錢給優理（慈惠法師）他們？」大師據實回答：「有！」林松年一聽，生氣的往桌子大力一拍，罵道：「你要死啊！你怎麼可以給他們錢。」

大師當下只覺得為佛教感到難過，因為當時基督教組織「世界道德重整委員會」，正大力栽培青年，為何佛教連資助三個年輕人進修幼教都不行？因此回寺後動念想要離開宜蘭，他覺得宜蘭的佛教沒有辦法。就在此時，台南有位慧峰法師因與信徒意見不合，憤而遠走新竹，事後台南信徒請了四部小包車，熱鬧哄哄的到新竹把他接回。大師心想，我不能也讓宜蘭信徒僱四部小包車把我請回來啊！「算了，為了佛法，就忍一下吧！」因此打消去意。

大師說，這一忍對他的修行功力至少增加二十年！因此他很感謝宜蘭信徒給他的磨鍊，比起當初在大陸所受的叢林教育對他的幫助還要更大，所以他總對徒眾開示說：「在修行的路上，唯有忍，忍，忍；不忍，則道業無以成！願，願，願；唯有發願，才有未來。」（《如是說》）

大師自承：「從小我就自我訓練忍耐力，忍之再忍，愈挫愈勇。從忍中忍出了擔當，忍出了化解的方法，忍出負重不推卻，忍出如何排解不平等。」（《星雲日記》，一九九五年六月八日）又說：「學佛就是在學忍耐力、信仰力、慈悲力、道德力、慚愧力、智慧力，有了這些力量，世間上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沒有什麼可懼怕的事。」（《星雲法語》）

做時全力以赴　結果隨緣無求

大師待人「慈悲厚道」，歡喜「與人共享」，處事「公平公正」，隨時「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一生「守時守信」、「有情有義」、「不拒不求」、「無我無私」，他的人生觀是「以無為有」、「以空為樂」、「以眾為我」、「以教為命」，他奉行「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對我錯」、「你樂我苦」的人生哲學，他對自己「不忘初心」、對社會作「不請之友」、對同道「不念舊惡」、對社會「不變隨緣」，他以「平等觀」提倡「男女平權」、「僧信平等」，大大提升了比丘尼地位。他一生做事都是先求有，再求精；不是有了才去做，習慣「以無為有」，他凡事「做時全力以赴，結果隨緣無求」。

大師尤其善於利用「零碎時間」，他早年經常在宜蘭、高雄往返來回的火車上寫作、編輯，尤其他總是利用夜間乘車，以便隔天回到寺院又可以開始工作。大師一生都是如此善於利用時間、爭取時間，以便從事更多的弘法工作。

《緇門崇行錄》說：「如非拜佛，不妄行一步；若非看經，不多點一燈。」大師一生，若非弘法，平時不肯輕易走出山門一步。但因為目前佛光山在國內外有兩百多所寺院道場，以及佛光會有兩百多個協會，乃至各國的大學、社團等，也經常邀請大師前往弘法，所以經常在一個月之中，不只台灣南北往來好幾次，甚至北半球、南半球來回兩、三趟。作家林清玄有一回心血來潮，根據大師的日記，把他一個月的行程在地球儀上標示出來，他說：「如果每一期把大師的行程畫成地圖，就會發現，歷史上沒有一位師父為了弘法，曾走了那麼多的路。」（〈微笑與感動──讀《星雲大師講演集》〉，《普門雜誌》，一九九三年一月）

大師每到一地，都是行程緊湊，一站接一站，經常還來不及喘一口氣就要上場，有時還沒來得及搞清楚狀況就已被人推上台。但由於大師從小在叢林裡受過「不見不聞」的教育，練就善用身體感受、用心靈體會的功夫，他善於察言觀色，一到現場，只要眼睛稍微看一下，就已知端倪；一件事，別人大略敘述一番，他已能知道其中原委，所以每次都能及時進入狀況，絕非蒙混過關。

大師有很多說法、想法、看法、做法，都顛覆過去一般佛教給人的印象，例如，主張寺院要對信徒添油香──因為佛教如果只重視寺院僧侶的利益，而漠視對信徒的關懷，必然會慢慢沒落。如何再創佛教的新生命？大師認為首先應該「為信徒添油香」，舉凡對信徒鼓勵、教化，讓他們得到信心、歡喜、力量等等，這就是添油香。大師強調：佛教講布施、慈悲，並不是用來要求別人的，而是要自己去實踐；自己能做到，才是佛教。他認為南傳佛教主張法師不可以對信徒布施，這種思想有違「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的教義；佛教基本上能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為何不給？他舉譬：能幹的主管，什麼都 OK，因此希望奉行大乘菩薩道的人，要什麼都能。

大師的人間佛教重在關懷生命，真正的生命雖然不死，但是現實的人生還是必須面對「生」與「死」兩件大事。大師對生死觀有很積極的詮釋，他形容死亡如同搬家，再換一個新的身體，「喬遷之喜」應該感到高興才是。大師把過去一般人以為苦的、難的、不歡喜的，說得讓人覺得很有希望、很有未來，即連死都不再是悲傷的事，這就是「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為佛教心甘情願

大師一生倡導「尊重與包容」，尤其在宗教信仰上，其本身從來不曾因苦或難，而動搖過對佛教的堅定信仰，但是他主張對其他宗教應該尊重包容、交流往來，甚至對於具有「迷信」色彩的民間信仰，都能從「淨化」、「提升」的立場給予定位。他認為信仰宗教能夠「正信」最好，不能正信時，「迷信」也不錯，迷信至少還有個信仰，連迷信都沒有的人空無所有，最為貧乏。所以他說：「正信」比「迷信」好，迷信比「不信」好，不信又比「邪信」好。

大師甚至主張一個人可以信仰兩種宗教，他的想法有時候看起來很另類，但其實大師所有的創意，無非都是希望佛教能千年萬古的永遠流傳，都是為了正法能亙古不滅的恆住世間。大師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透過佛教化導世間，建立一個沒有戰爭、沒有惡人、沒有欺騙、沒有恐怖的世界。他曾說：「自由民主誠可貴，和平與幸福安樂更重要。」（接受《朝日新聞》記者吉田實訪問，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他覺得太虛大師五十歲壽誕的自敘：「……我壽如海騰一漚；願令一漚攖眾苦，宗親國族咸遂求；世人亦皆止爭殺，慈眼相向凶器丟；漚滅海淨普安樂，佛光常照寰宇周。」太虛大師的思想、願心，大師覺得與自己很能相應共鳴，所以幾十年來每逢母難日，總會習慣念它一遍。甚至為了實現此一願景，大師用一生的時間力行實踐，從願心的實踐中，大師的人生因此更加擴大、昇華，正如北京大學哲學系余子先生說：「星雲大師的願心是在弘揚人間佛教的躬身實踐中逐步昇華的，這同時也昇華了他對佛教的理解，堅定了他弘揚人間佛教的信心。」（〈遍布歡喜的人間佛教── 讀《往事百語》〉，《普門學報》）

其實，佛教講「信心易發，恆常心難持」，願，人人都有，只是有的人「發長願」，有的人「常發願」，有的人發大願為國家為人民，有的人發小願為個人為家庭。《楞嚴經》說：「因地不正，果招迂曲。」發心立願要合於《大乘起信論》的「大」、「正」、「圓」、「真」，要能不受世間物欲、名位、權勢所誘惑，甚至不管遭遇任何艱難困苦，即使攸關生死，也絕不忘失自己的誓願，一心只為求證無上菩提，只為救度眾生出離生死洪流，如此發願，才不會偏離正道。

大師一生，只要對佛教、對眾生有利的事，一經決定，即使碰到挫折困難，也永不改變。他曾經處於一無所有、萬分苦難的窘境，但卻從不悲觀、不失望，他認為這一切都是一時的，只要目標確立，現實總有改變的一天。因為他有為教的願心與毅力，所以能「心甘情願」的忍受各種委屈、不平，進而轉化為力量，成就各種事業；因為他有弘法的願景與熱誠，所以遇到障礙、阻撓時，總能堅此百忍，更加勇往向前，因此能夠突破困境。大師一生的事業，可以說都是在艱難困苦的逆境中成就的，從中亦可見其勇敢、精進、樂觀、奮發、慈悲、智慧、願深、量大、鍥而不捨、永不灰心等等人格特質。

以下試從幾個方面，說明大師不同於一般人的為教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