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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都監院書記整理

「都監院」就像佛光山的中央政府，是運籌帷幄的中心，於是書記們經常有機會親近大師，聆聽他許多的開示與指導。大師為人開放包容、通情達理，這是社會人士都了解的。但是他待人處事的另外一面，別人則不容易看到。因此，在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紀念的時刻，不禁想要把幾十年來，耳聞目見大師一生為人處事的另一半內容記錄下來，讓大家能更進一步領略一代大師的智慧與風采。

一

記得大師說過，在他即將到台灣前，一度遭受政治嫌疑，就在即將被槍斃的前一刻，他想：「在人間，既沒有什麼所得，死了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因此，他安然自在，無所畏懼。

一個青年，身處如是險難，沒有喊冤、沒有訴苦、沒有委屈、沒有恐懼，實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不意，到了台灣之後，他又被政府逮捕。當時一起被捕的，還有一百多個出家僧侶，其中七、八十人被關在台北，為期一百多天，聽說慈航法師還在監獄裡帶領大家打佛七，趁此機緣，閉關精進。當時，大師和陸軍中將出身的律航法師等十餘人，被關在桃園的一間倉庫中，甚至五花大綁，多次在桃園街道上遊街示眾。

對於這二十幾天的牢獄之災，大師從沒有感到恥辱，每每輕描淡寫，不太著意。倒是曾聽大師說過，感謝那時候一個警官班長，賜給他一碗麵線充飢，也就是目前台北樹林淨律寺的住持、書法家廣元法師。

二

初到台灣時，大師輾轉得知可以到台北十普寺掛單，不料到了十普寺後，寺方卻藉故不肯收留，他只有另作打算。在大雨滂沱中，路面淹水，大師走在漭公圳旁的路上，一個不小心，掉進了河川裡，幾乎隨著急流被沖走，幸而他幼年時生長在揚子江邊，深諳水性，而能救回一條小命。

還記得大師說，當他跌落湍急的流水中時，心想這下可沒有命了。但是上得岸來，他又自嘲：「落水要命，上岸要錢。」一再和旁人說：「剛剛漂走又被我追回來的小布包裡，有師父給的十二塊銀洋啊。」

想一想，假如換作是我們，遇到這樣驚險的情況，又會作何感想呢？

三

大師在中壢圓光寺掛單時，為感謝妙果長老收留，每天為寺院供應五百桶以上的井水，尤其每天都要拉著「里阿卡」到十餘公里外的街上，購買常住大眾生活所需的食糧。上坡時，儘管一個人拉不動沉重的推車，他還是卯足全力，就算因為用力過猛而嘔吐，也都要完成常住交付的工作。當然，若是遇上雨天，黃土道路泥濘溼滑，情況就更加糟糕了。想像一下那種奮不顧身的情景，會不動人嗎？

他也說，有時候為了買一些零星的生活用品，就騎著剛學會不久的腳踏車前往。有一次，騎在一條狹窄的黃泥土路上，稍不留神，人和車子掉落到三層樓高的河溝下，原以為自己死了，瞪開眼睛一看，四周有泥土、有石頭、有草原，心想：「難道陰間和人間一樣嗎？」他坐了起來，摸摸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這才發覺到：「咦？我沒有跌死！」尤其無法想像的，竟然一點皮肉之傷也沒有。

接著，他起身將幾十塊散落在四周的腳踏車殘骸，一塊一塊收集起來，扛回寺中，想著將來或許也能賣個二、三塊錢，貼補寺用。

那一天，他在日記上寫道：「平常是人騎腳踏車，現在卻是腳踏車來騎我，扛在我的肩膀上。」人生就是這樣，你為我、我為你，物我彼此互助。像這種苦難不幸的事，也都增長了大師的道心。

四

我們看過大師最早期的作品，如由日文翻譯成中文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也讀過他著作的《無聲息的歌唱》、《玉琳國師》，都覺得義理通達、趣味盎然，增加了我們對佛教的了解及信仰的昇華。但是誰知道《無聲息的歌唱》是他在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時，伏在一間草寮地上寫成的？誰又知道《玉琳國師》的出版因緣？那是他到南投魚池鄉弘法，夜宿在一位信徒的農舍時，睡在尿桶邊上，因為氣味難聞，睡不著覺，就和同伴煮雲法師說：「我們起來，你講個故事給我聽聽吧。」為了不辜負他費心講說，大師便承諾要把他講述的故事內容寫成小說出版，《玉琳國師》就是這麼來的。

《玉琳國師》出版後，不僅在電台播放、在雜誌連載，還被翻拍成電影。但誰能了解到，那是因為尿桶的臭味難聞，才產生了這麼一本廣受歡迎的著作，講述大師出家祖庭宜興大覺寺旁，磬山崇恩寺的這麼一位人物──順治皇帝的老師玉琳國師的生平故事？

此外，他從小跟隨外婆信仰觀音老母，所以當他初到台灣，見到日本人森下大圓的《觀音經》註解時，便憑著自己略微了解的日文，將它翻譯成《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在那種窮苦的歲月，三餐都不繼的艱難日子裡，他對諸佛菩薩的信心不僅未改變，甚至更加堅定。誰又能體會到他這種信心的力量？了解到他信心的內容呢？

五

大師不管是在中壢圓光寺掛單，在新竹青草湖講習會任教，還是後來到宜蘭雷音寺駐錫，幾乎每個禮拜不定時地，半夜裡都要被警察叫醒，進行各種問話。

尤其住在青草湖時，大師也會應一同寺玄深法師邀約，到城隍廟廣場做一些佛教的通俗講演。但是據他說，每次講說前都要先向派出所登記、請假，再走上近兩個小時的路程，到廟前講說一、二個小時的佛法。講說完畢後，伴著殘月繁星，再回到青草湖，與他幾十名同學在廣單上和衣而眠。不一會兒，清晨板聲響起，旋即隨眾早課。

綜觀大師的一生，他把信仰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把信仰看作是自己的靈魂，把佛教看得比人生重要。所以為了佛教，面對苦難，他一切都甘之如飴，心甘情願。

在社會上，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即使是做個小工，也比出家生活快活得很多、有趣得很多，但是在大師認為，佛法、信仰才是真正的快樂，佛祖在他的心中，總是給予他支持的力量，感恩都來不及了，哪裡還敢怨天尤人，或對生活有所不滿呢？大師這種隨緣隨分的性格、勤奮自立的個性，就是他一生成長的養分來源。

六

也曾聽大師說過，他在二十六歲以前沒有使用過電燈，一來他生長在江蘇蘇北的窮苦人家，哪裡會有電燈呢？二來他生活在棲霞山古寺叢林裡，哪裡會有電燈呢？三者來到台灣後，他所掛單的中壢圓光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都位在郊區，又怎麼會有電燈呢？

二十六歲到了宜蘭，駐錫在一間隱於宜蘭市中山路邊的龍華派小廟，佛前雖然有盞燈，但是晚間九點前，信徒仍會來禮拜，也不能挪動使用。九點過後，他才用條線把電燈拉到寮區，不過最遠也只能到房門口。就這樣，大師挨著這盞燈，在一架老舊的裁縫機上，完成了《釋迦牟尼佛傳》的寫作。

縱使克難，但大師說，那時候他想著佛法的義理、佛陀的慈悲，心中很快樂、很寧靜。目前我們在佛光山宗史館裡看到幾本薄薄的筆記本，一張一張的手寫稿，也就是這本佛傳的原稿。然而，今日在東南亞、大陸、台灣等地已經出版一百多刷的《釋迦牟尼佛傳》，誰又知道那是大師在裁縫機上辛苦完成的作品呢？

後來他隨著中國佛教會訪問團到國外訪問八十天，期間每天從未間斷地將日記寄回台灣，提供《覺世旬刊》發表。他說，那許多稿件的完成並不容易，因為他擔任隨團祕書，舉凡團裡的各項事務，都得由他負責張羅，所以大多只有在飛行的途中，才能有一點時間寫作。

行程中，在印度兩個多禮拜朝聖的日子裡，大師對佛陀聖地的那種信仰感情，可以說到了全副身心都融入到佛世時代，與佛陀同在的境地。當時因為天氣太熱，加之沒有桌椅，他的那些日記都是伏在婆羅門教的教堂地板上完成的。

今日我們閱讀《海天遊褅》，看到大師在那一趟行程裡所見過的多少大人物，如：印度總理尼赫魯、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乃至泰國國王蒲美蓬邀請至皇宮裡吃飯，或者日本許多大本山的管長對他們熱情招待。但是誰又想到他辛苦的一面，每天在七、八月的豔陽高照下奔波以後，到了晚上，還要清洗衣物、整理明日出團的禮品，再騰出時間寫作。如果沒有親身體驗，實在不容易想像一個人能做那麼多的事。所以，大師說「人生三百歲」，他每天要做五個人的工作，這不是沒有來歷的話啊！

七

大師初到宜蘭時，還有一些瑣碎的雜事，記錄如下：

雷音寺房屋不到二百坪大小，裡頭住了三家軍眷，餘下四十坪左右的佛殿，佛殿兩邊廂房一邊住著一位老尼師和一位老太太，另外一邊有個小房子，大約三坪左右，他們為了讓大師去講經，特地買了一張竹製的床安置在那裡，床邊還擺了一台破舊的裁縫機權當書桌使用。只不過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稍微一翻身，竹床就會響個不停，連戶外多少丈遠的地方都能聽得到。所以，大師總是小心翼翼，輕手輕腳，忍耐著不發出聲音。

當然，過去大師在叢林裡就養成了隨緣生活的習慣，對此也不太在意，只是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寺裡沒有男眾廁所。雖有一間女眾廁所，但門外有一個火爐，如果要進去使用，都必須先把火爐搬開，才能開得了門。那時候大師很年輕，也不好意思為了搬火爐而常常去驚動人家，因此都會從雷音寺出發，經由中山路和光復路，走上大概十五分鐘左右的路程，到火車站方便。就這樣，他在那裡生活了好幾個月，才終於有了男眾廁所。

據大師表示，每天晚上睡覺，房間裡的蚊子之多，隨手一抓，就能有幾隻，甚至嗡嗡作響不停，不時還會撞到人的面孔。雖然是一場疲勞轟炸，但三更半夜的，大師也不敢任意走出房門，何況門外都是軍隊眷屬聚集在那裡，只好窩在小房子裡。好在他有讀書寫作的習慣，雖然蝸居，也自有另外一片天地。

再說，當時的雷音寺並沒有適宜居住的環境，遑論佛門裡的課誦、禮儀，當然是更不周全了。其中有一位受日本教育，姓林的先生，很歡喜找大師談話，但每次來都不敲門，穿著皮鞋的腳一舉，就朝房門一踢，砰的一聲，房門打開了，劈頭就說：「法師在家呀？」然後問都不問的，就坐下來與大師談話，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才肯離開。

除此，還有一位精神狀況不好的老太太，經常在佛殿裡逗留不肯回家。這位女士的先生是縣政府的科長，在那個時代，科長的地位算是很高，所以他經常都叫警察來警告大師，不可以讓他的太太在雷音寺裡走動。但是，大師又有什麼辦法呢？

類似這樣的威脅，經常都發生著。甚至一位姓鄭的警察，仗著這許多縣政府官員對大師的高壓態度，總要欺負一下大師。例如經常叫大師到派出所問話，或者在大師布教播放幻燈片時，喝令著不可以放映。在台灣光復初期，警察的權威眾所皆知，沒有人不怕警察。不過後來大師也很幸運的，遇上一位刑警隊長，是很虔誠的佛教徒，自從他來參加念佛會以後，警察就很少再來打擾了。

在民國四十年初期，幾乎信佛教的人，沒有一個是中學畢業的，就連小學畢業的也很少，大多數人身分證上的學歷欄，記載的都是「不識字」，或者是「私塾一年」、「私塾二年」。那時候，台灣的文化低落，大師藉這個機會，就辦了文理補習班、學生會，傳授青年國語、寫作，甚至辦理兒童星期學校，為兒童講故事等。特別是，他雖然不會唱歌，但找來了老師教唱歌曲；他不會韻文、作詞，但是為了年輕人的活動需要，也作了不少歌詞，如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快皈投佛陀座下〉、〈鐘聲〉、〈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樹〉等。

套用大師的話講，苦難並不會把人打倒，只會幫助一個人進步。他對於「苦」的解釋，認為人生不要從消極上去看待「苦」，應該要向苦奮鬥、向苦爭勝、要超越苦，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就是他的人生觀。

八

我們曾聽大師說過，從他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來到台灣，一直到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佛光山開山，幾乎近十五、六年的時間裡，都是和靈骨睡在一起。例如，在中壢圓光寺時，臥榻就在供了兩萬多罐骨灰罈的旁邊，每天早晚進出，他都會先向那許多靈骨問好，示意大家和平相處。

離開中壢以後，就轉往台北協助東初法師編輯《人生雜誌》。東初法師留他在北投法藏寺居住，住的地方叫做「法空塔」，也是一個供奉靈骨的地方。

從北投往返台北之間處理印刷業務，到底不太方便，偶爾必須住在台北，大師只有商之於善導寺給他一席之地。但是那個時候，寺裡被政府很多單位占用，哪裡會有空間讓一個不相干的人居住呢？最後只好撥了骨灰堂的櫥櫃下方，一個不好供奉的位子，讓他在台北停留時可以有「半席」之地睡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他也住了好一陣子。

後來大師到高雄興建壽山寺，開辦佛學院。壽山寺的四樓就是一間靈骨塔。後來學生人數增加，沒有多餘的教室可供學習，不得已，只有在靈骨塔裡增設教室，從此學生便和靈骨共居一堂。有時候，家屬前來祭拜，學生們就近招呼，也正好能服務他們。相對的，靈前供過的水果，家屬也多半不會帶走，就對同學們說：「你們分了去享用吧！」學生們也都很高興。

對於這些和靈骨共住的經歷，大師倒是幽默地說，他從小在戰爭中長大，曾經在死人堆裡睡覺，甚至隔壁鄰居死了人，還把屍體擱置到他家來暫放。所以他這一生，常常都與死者為伴，不禁也覺得，死亡也沒那麼可怕，甚至人生「生」與「死」不都一樣嗎？

九

台灣光復初期，佛教並不普及，反倒神道寺廟很興盛。那時候，許多寺廟三天一小拜，五天一大拜，政府認為太過鋪張浪費，因此紛紛下令取締拜拜。

大師雖不主張迷信的神道信仰，但是對於政府取締拜拜，也覺得不公平。在台北，為官者可以天天紙醉金迷，今天一大宴、明天一小宴，難道民間的小老百姓只是這麼拜一下，就算浪費了嗎？再說，以社會的成本效益來看，人民一年到頭辛苦工作，只有拜拜這一天，可以請客交誼，可以吃吃喝喝，可以相互來往，他們覺得從中能有人生的樂趣，你卻不許他拜，如此，他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他既然歡喜拜拜，甚至把自己的錢財花用完了也覺得無妨，你又何必干涉呢？何況他辛苦賺錢，有了餘錢，唯一的希望就只是在每年拜拜時花用，讓他這樣一年一年地活在希望裡，不也是很好嗎？政府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滿足他們，不是比皇帝威權專制的時代更加嚴苛了嗎？所以大師就和煮雲法師發起，請求政府不要「取締拜拜」，改以「改良拜拜」，每逢拜拜，不要殺豬宰羊，而以香花素果替之，一樣能表達信仰的誠意。承蒙政府也覺得「改良」比「取締」更能讓人民接受，這場拜拜風波才慢慢平息，不致形成對立。

信仰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即使有的人說他沒有信仰，也還是有信仰，就是信仰「不信仰」。一個人可以不信仰佛教、不信仰神明，但不能不信仰自己、不能不信仰國家，如果你連自己都不信，也就表示自己什麼都不能、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可以了。這樣的人，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因此，人生要提倡信仰，全國人民都能生活在信仰裡，甚至讓信仰昇華、讓信仰超越，人生活著才有意義。

現今世界上進步的國家，對於宗教，都認為是神聖而應該尊重的，希望我們重視中華文化的政府，也能對信仰重新估定價值。

一○

大師在四、五十歲左右就患有糖尿病。說起來，他的家族沒有人罹患此病，而他自己對飲食也不好吃，從小幾乎是素食，應該不至於有糖尿病。但是在佛光山開山初期，有一次，他和學生們座談講話時，卻不知怎麼的，不斷地要跑廁所。一開始他也不懂，只覺得奇怪，後來經過醫生診斷，說是患上了糖尿病。

大師一生對身體並不很重視，如他所說的，他是「以病為友」，縱有一些小病，像感冒，也都沒有特別醫治過。只要他認為一個禮拜就會好的，像是眼睛腫起來了、舌頭破皮了，或者身體哪個部位有一點小毛病，都覺得可以不必靠醫藥治療，他自己發明了「時間治療法」，認為過幾天就會好。

這在目前講起來，實在是不合乎健康之道，也不合乎衛生之理，不過在那個貧苦的歲月裡，他的這一些想法，也是他的生存之道啊！

雖然歷經五十年的糖尿病、二十年的手抖、十年的眼睛、耳朵退化、十年的中風歲月，但是這些都沒有影響到大師的工作。他雖然坐在輪椅上，一樣每天靠著一隻手書寫「一筆字」，或者指導徒眾這裡怎麼做、那裡怎麼做，甚至開會、教書、會客也從來沒有間斷，一直奉行著「人生三百歲」的理念，把時間用到極致。

曾經有人來採訪他，說：「您工作既沒有薪水，又沒有假期，哪裡來這麼大的工作熱忱？就是佛光山的千餘名徒眾，也都是如此賣力，這是怎麼做到的？」

大師說，社會上的人，過的是「有」的生活，要有假期、有薪水、有待遇；有，是有窮、有盡、有限。但出家人過的是「無」的生活，不求升官發財，只想為社會人民做一些服務、奉獻的工作，有力氣就多做一點，沒有力氣就少做一點，在無欲無求裡，人生的潛能、希望也就產生了。因此，每天的生活，無論再怎麼忙碌，怎麼委屈，怎麼犧牲，縱使毀謗、難堪加之於他，他都感到雲淡風輕，毫不著意。

我們也聽過大師念誦著宋朝程顥的詩作〈春日偶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他一再說自己不管年紀多長，都有一顆年少的心，與青年永遠靠在一起。我們在佛光山多年來看到的大師，確實也就是如此。

一一

在我們感覺，大師不但有一顆赤子之心、慈悲之心，還有一個明朗正直的性格，尤其他的忍耐精神最是不容易為人所學。例如他在宜蘭時，為了辦一所幼稚園，受盡了多少的屈辱；在台北創辦智光商工學校時，受到多少人的排擠；甚至為了佛教的弘法事務，遭受多少人的誤會、批評。當時他既沒有朋友支持，也沒有師長鼓勵，所擁有的就是一個「信仰」，為了信仰，他什麼事都甘願犧牲、甘願放下。

又如同他說過的「普門大開」的故事。初到台灣時，他幫忙編輯《人生雜誌》，為了能如期將出刊的雜誌交到發行人東初法師手中，經常餓著肚子從台北大理街印刷廠，走路到萬華火車站，然後乘坐火車到老北投，再轉乘公車到新北投，到站後，摸黑徒步走上位於山頂的法藏寺。

有一次，他半夜十一點多鐘抵達，東初法師好意留宿，不料到了隔天臨走前，老法師忽然就說：「我中午要請客，你留下來幫忙招待客人吧！」話說大師是答應了，但是等到餐具一切布置就緒後，客人一來，要吃飯了，老法師卻突然說：「你怎麼不到廚房裡吃飯呢？」好歹那時候大師也是個雜誌主編，怎麼就不可以與大家同桌吃飯？雖然心裡納悶，他還是往廚房走去。只是到了廚房，裡頭全是不認識的人，哪好意思待在那裡吃飯？最後只有悄悄地下山去了。

在連著三餐都沒有吃飯的情況下，我們問大師後來如何？他回憶說，當時餓得頭暈目眩，走下台階時，就像在雲霧裡，輕飄飄的，最終怎麼下山的都不知道了。

不過，大師並沒有因此記恨在心，反而在他往後所開創的道場裡，要求徒眾們擺設飯桌，好讓一些歡喜素食的人方便前來用齋，吃過了，也不必道姓名，就能自行離開。如今，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樟樹林設立的一間滴水坊，更是免費供應遊客飯菜，一天下來，都有千百人使用。為什麼大師要這麼不惜成本？為的就是實踐觀音老母「普門示現」、「普門大開」的精神。

一二

當年大師創辦佛教學院，是在條件尚不具足的時候所辦。實在說，那是他在遭受高度欺壓，無路可走時，所激發出來的一股勇氣。當時，東山寺圓融法師要開辦屏東東山佛學院，身為創辦人的他，儘管已經請了大師擔任教師，但是他所聘請的院長卻強烈反對，認為大師年輕，而且還是個革命新僧，如同洪水猛獸，不可以碰觸。圓融法師不得辦法，便搭衣持具來向大師懺悔、請罪。

大師對此並不介意，心想：「沒有關係！你既然不請我做教師，那我就自己來辦佛學院吧！」就這樣，他在高雄壽山寺這棟高樓裡一個不到一百坪的地方，創辦了佛學院。第一年招生，學生勉強還可以容納得了，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人數愈來愈多，實在容納不下，不得辦法，只得另作打算。後來找到偏遠山區，也就是目前佛光山所在地，先以簡陋草寮，供應學生安住讀書。

即使有信徒警告他：「你不要辦佛學院，否則連學生吃飯都會成問題。」大師卻發願：「我就是到殯儀館去念通宵，也要給他們生活、給他們讀書。」就這樣，佛學院創辦至今五十多年來，不但沒有向學生收過任何費用，還供給他們食宿、衣單、零用金，有時候學生人數多達數百位，大師也不覺得為難。

甚至佛光山舉辦三壇大戒、短期出家修道會、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佛學講座、翰林學人研習會、各種夏令營，每一個活動，光是供應大家簡單的飯食，至少也要花費個幾十萬元，但他從來都沒有向參與者收取費用。

假如在大師的一生當中，沒有從佛教的信仰裡養成一種自我犧牲奉獻的性格，又哪裡能有現在這許多偉大的弘法事業呢？

一三

記憶中聽大師說過，佛光山開山初期，他試圖尋找一塊地建設佛學院，最初看中了高雄澄清湖旁圓山大飯店的那個地段，並且已經和地主談好價碼，準備要簽約了。沒想到就在簽約之際，有一位學生忽然很歡喜地對人說：「等一會兒大師要和人家簽約，買下澄清湖附近的土地建佛學院，以後蔣總統到澄清湖來參觀，就會順道來我們佛學院參觀了！」

大師一聽，心想：「哎呀！辦一所佛學院，還要靠澄清湖的明媚風光，才能獲得總統青睞而來參觀？」即刻，大師就向那位簽約者致歉，婉拒了簽約事宜。或許一方面也是因為經費還不夠，不過後來他就立志：即使我在窮鄉僻壤的地方建設，也要讓政府領導人專程來參觀，不是順道過來！

總之，大師放棄了澄清湖這個比較好的地段，也是個緣分。從此，他就在佛光山麻竹園這一塊到處都是溝壑的貧瘠土地上，發心建設。

當然，開山初期，發動學生一起幫忙揀石頭、除草，在所難免，況且大家同是一家人，都樂意要參與，但是一些佛教界人士卻另眼看待，惡意散播謠言，說他利用學生做苦工，所以在佛教學院開辦初期，大師所受到的來自佛教界的壓力、佛教會的打擊不少。大師一向留有口德，要聽到他的這許多往事就不容易了。

一四

大師說，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破土典禮舉辦過後，他每天都從高雄坐客運到楠梓，再轉車到嶺口，接著走路到佛光山所在的這個地方，或者從九曲堂乘坐台糖五分車，前來察看這一塊地的建設情況。不過，因為地方貧瘠荒涼，毫無可看之處，因此沒有一個信徒願意到此一遊。

大師每次早早的出發前來，大都是在下午一、兩點鐘才到達。一來就坐在現今萬壽園的土地上，思考著佛光山的建設藍圖。但因為佛光山的地理位置面向東方的高屏溪，太陽升起，正好曬向萬壽園，受山勢阻擋，熱氣不得辦法散發，只要坐在那裡一分鐘，全身就大汗淋漓。所以，大師心裡就想：「這麼一個像火爐的地方，怎麼好辦學呢？」轉而就開發了現在男眾部的那塊土地。

開山初期，佛光山所擁有的土地只有十一公頃，也就是從現在的男眾部到麻竹園、到大悲殿的這個範圍。當時普門中學、佛光精舍、大慈育幼院的土地，都還是屬於別人的。

再說，男眾部這塊土地一開發下來，才發現到它的地形過於狹長，難以建築佛殿，大師只得再請人以推土機開道，繼續往另外一座小山開發。在深渠溝壑之中，好不容易開闢到大悲殿所在的土地時，赫然看到一塊平地，實在叫人萬分歡喜，終於可以建設佛殿了！就這樣，大師先從平地下方的佛學院院舍建築起，完工後，再建大悲殿。

日後，佛學大師──南懷瑾先生，造訪佛光山，非常讚歎大師獨到的眼光。他說，佛光山的山勢就像一座五指山，又像一朵蘭花瓣，是一個能永續傳承發展的地方。但也有人說大師沒有眼光，因為對面高屏溪的水都往高雄大寮、屏東那邊流去，財富都流走了，佛光山哪裡還能聚財呢？

對此大師說，建道場並不是為了聚財，而是為了讓佛光普照、法水長流，所以他就將此處定名為「佛光山」。

因為沒有錢財，沒有經濟來源，所以佛光山早期的建設，例如在東方佛教學院下面的法味堂，如果大家有心，不妨可以去看看，很奇妙的，一間房屋有兩層窗戶。一般人家的窗戶都只有一層，但是它在有了一層窗子之後，往上隔了一段，又再有一層。那是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經費困難，大師只想建設一間比較省錢的、低矮的，約八、九尺高的房子就好。但是建築到一半的時候，忽然有吳修齊先生捐水泥、吳大海先生捐「大海之水」水塔，大師便改變計畫，請負責建築的蕭頂順先生把房子加蓋得高一些。當時，蕭頂順先生還說：「不行啊！窗子都已經裝設好了，現在忽然又要往上加高，窗子必然會變成在下面，沒有房屋是長這模樣的呀！」

大師不愧是個聰明的設計師，就說：「那我們就在上面再加一層窗子嘛！」所以，佛光山早期的法味堂，兩層窗子的設計就是這樣來的。

可以說，大師為了給信徒歡喜，經常有許多異想天開的做法，像建設萬佛殿（後來改稱「大悲殿」），供奉萬尊觀音，就是一例。在今日來看，大悲殿或許是很平常的建設，但在五十年前，卻是很奇妙的建築設計，連蔣中正總統聽到消息，都在高雄等待，要大師把正在辦理中的講習會停止，好讓他能前來佛光山住個兩天參觀。

只是那時候講習會的舉辦都是定期的，不能隨意解散改期，大師只得央求總統府讓他把這一期辦理結束。但是就在這時候，總統聽聞中美斷交，立刻從高雄趕回台北去處理，從此也就沒有這個緣分了。

當時，老總統在佛光山的房間、浴室都已經設備好，甚至安全人員都請了。雖然最後他沒能前來，不過後來經國先生擔任總統時，四次來山參訪，甚至命何應欽將軍代表他來協助佛光山，鼓勵我們種樹，這也算是一段非常值得回憶的因緣了。

一五

佛光山開發初期，請來台南成功大學劉定國先生，希望能設計建築一座比較像樣的學府。但是劉定國先生看了以後，卻說：「這種地方哪裡能建房子？」也就不肯設計。

不得辦法，大師只有再找別人。但是這回，他們又說：「你必須要有等高線圖。」當時大師不懂什麼叫做「等高線」，倒是聽說進行等高線測量，需要花費好多錢。房子都還沒有建設，光是為了地形的了解，就要花去那麼多錢，實在捨不得，後來就轉而詢問在高雄壽山寺負責裝修工程的一位年輕木工蕭頂順先生：「你會建房子嗎？」蕭頂順先生雖然很年輕，初中剛畢業，但他直爽地就回應大師說：「可以！」

既然不用等高線，也就不必有額外的花費，大師決定當下就開始建房子。那時候，因為山區開發不需要建築執照，何況荒蕪的山丘也沒有人管理，所以很快地就展開了建設。

話說蕭頂順先生在佛光山從事建築，一建就是五十年，他底下的瓦工、木工、水泥工等，也都是原班人馬。就算是後來有人知道他會建築，不斷地要來挖角，他都不為所動，還告訴他們：「我在佛光山賺到了歡喜，並不想賺取多少錢財、待遇。」

另外，一位在石油公司從事加油站建築設計的謝潤德先生，客家人，信佛很虔誠，與大師一見如故，他為大師能擁有佛光山這麼一片土地，能在這裡發展，感到歡喜高興。大師就對他說：「你能為我畫一張平面示意圖，好讓大家知道未來這裡的殿堂、寶塔、佛像等位置在哪裡嗎？」他聽了大師的話以後，覺得做這件事情很有意義，沒有幾天，就畫好一張八開大小的佛光山建設計畫圖。

這一張圖是彩色的，看上去就像西方極樂世界的景象。大師心想：「奇怪，他既沒有向我要什麼等高線圖，也沒有要什麼地籍圖，就能替我把計畫圖畫好？」這一張圖樣後來透過《覺世旬刊》發表，信徒們看到了以後，對大師開山建寺的想法，也就增加了很大的信心。所以，謝潤德先生繪製的這一張建設計畫圖，對佛光山的貢獻很大。

佛光山開山五十年了，回想起謝潤德居士的希望，他要大師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也能建幾所道場。大師也都如他所願，先後在苗栗、桃園、新竹、頭份、竹東等地，建了佛光山的別分院。

一六

佛光山原有的山坡地，並不是現在的五十公頃。最初，因為大師幫助越南華僑褚柏思夫婦度過經濟難關，夫婦倆為了感謝大師，就把這裡一塊約有十一公頃的土地送給大師。不過，大師心裡明白，以平面來算，實際上不到它的三分之一，要想在這裡發展，勢必還要再有多一點土地。但是詢問居民能否出售鄰近的土地，各個都說土地是放領的，非他們所有。

對此，大師倒不計較土地是否為放領，只要能用就好，居民也都很正派、很有信用，講話都算數，因此很快就以每一分地五千塊錢到一萬塊錢不等的價格成交。直到大師真正來這裡開山拓土以後，情況就不是那麼簡單了，土地的價格忽然飆漲到十倍以上，每一公頃都超過二十萬塊錢。雖然如此，大師還是自信會有力量去發展。

最初開山時，大師認為，今後到這裡，坐吃山空必然無法生存，就想種些鳳梨、荔枝，自給自足，因此他就請人到台中收購荔枝幼苗回來山上種植。沒想到，少部分的人買回幼苗後，就把它種植到自家的土地上，甚至還將我們「大海之水」的水源，引到他們的土地上灌溉。之後，大師要再向他們買土地，一公頃已經不只一百萬元了。他們改口說：「我的土地上長著水果，還有水源到達，是塊黃金地耶！一公頃一百萬塊錢，很便宜啊！」聽他這麼一說，大師倒也覺得滿公道的。

在購地的過程中，大師遭受到的刁難不一而足。例如，大師要想興建一間大雄寶殿，雖不是說要世界最大，也會是全台最大，至少要能容納二、三千人在裡面集會。這麼大的一塊建地在哪裡呢？在佛光山早期的土地上，要想找個兩百坪的平地都有困難，哪裡可能會有二、三千坪的平地？雖然最後沒有辦法達到理想，不過大雄寶殿總算是開始建設了。

興建期中，為了讓屋簷往兩旁伸展，大師以支柱撐持，再進行水泥的澆灌。不意，因為我們的建築材料稍稍地逾越了村民的土地，也就是現在藍毗尼園的這塊四分地，地主竟然就把我們的支柱給砍斷。不得辦法，大師只有跟他說：「你把這塊四分地賣給我吧！」起初開價兩分地八萬元，隔了一段時間，改口說要十六萬塊錢；過了一個禮拜，地主獅子大開口，要價三十二萬；再隔段時間，價格又更動為四十八萬……一波三折之後，終於買下了藍毗尼園那塊地。

另外，在佛光山山門口彌勒佛像旁，曾經豎立有一面「萬巒豬腳」的牌子，讓人覺得道場不像道場。怎麼辦好呢？總不能叫地主不要掛牌子，畢竟那是人家的自由，他要做生意嘛！後來大師決定向地主買地，才是根本解決之道。當時地主開價一坪十萬元，總共八百坪，有過去購買四分地的前車之鑑，大師立即就答應了以八千多萬元買下。

類似這種情形，像現在佛陀紀念館前問道堂的那塊土地，原本也立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斗大的「法輪大法」四個字。許多大陸人士到此一遊，見了都說：「哎喲！佛光山倡導法輪功啊！」想到那是人家私有地上的廣告，總不能由我們去撤除，只有走買地一途。當初，地主要價一坪十萬塊，四百坪也就是四千萬元，我們毫不猶豫地就買下來，趕緊把那個廣告牌子撤除，免得讓人誤會。

誠如大師說他買地的歷程，就像「蠶食鯨吞」一般，時而一塊一塊慢慢地買，時而也必須當機立斷。五十年歲月過去了，現在是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紀念，假如要研究佛光山買土地的歷史，其中的辛苦艱難真是難以想像。所以，我們現在身處佛光山，可以說所走過的每一塊土地，都比「黃金鋪地」還要難得的哦！

一七

我們聽聞跟隨大師數十年的長老們說，他沒有跑商店、買東西的習慣。我們也聽說，佛光山開山的時候，他從未到各個商家買過建築材料，都是委託發心的人士購買。但是用人之難，聽說當中有許多人都歡喜拿回扣。

據我們了解，有一位地方人士幫忙大師買下不少土地，大師也因為他有功於我們，就讓他在佛光山領職，給予待遇。但是每次他去購買建材，比方一塊磚頭只要五毛錢，他報帳時總要說是六毛錢，非得從中圖利不可。大師為人非常耿直，對於這種貪汙的行為，實在感到不妥，只得不再任用他了。

當然，像這樣的人也不是只遇到一位，例如大師有意在佛光山種植果園時，恰巧一位農業常識豐富的人士來找，大師便委託他購買一些果樹的幼苗，他也是從中貪取多少回扣。又例如一位高階人士，大師原本預備請他擔任主任一職，但是他在建設麻竹園時，向台灣水泥公司索取三十萬元回扣，只有打消這個念頭。

一直到了蕭頂順先生之後，這一類的事情才不再發生。於是每逢過年，大師都會預備一個紅包感謝蕭頂順先生，他也都不肯要。儘管大師說：「你拿去運用，可以出去旅行，增長見識。」蕭先生卻回答：「我自己有預備。」因為蕭先生人品極佳，數十年來，大師與他往來，也就彼此信賴。

再說，有的人幫忙大師做事，雖有能力，卻難免貪心，認為大師非常好說話，就經常向他化緣，化個十萬元、二十萬元都有。由於大師自己不貪、不要，對於這種和他性格迥異的人，雖不會給對方難堪，但也不會去欣賞，因此對這許多違反信譽的人，一概不用。當然，如今在佛光山，關於用人之事，他也不干涉了，全權交由都監院和各級主管去選任，縱使有哪一個人的人品不是那麼好，即使他心裡明白，也都給予包容，不說破。

說到常住金錢的損失，在佛光山開山之初，教界某一位長老向大師借款八十萬元，抱定了吃定大師的心理，一直不肯歸還。甚至於有一位法師向他借貸一千六百萬元，至今也都沒還。後來大師就為自己和教團立了一個條約，叫做「不共金錢往來」，往後在成立佛光會時，他也昭告佛光會員，信徒之間彼此不可以有金錢來往，因此大家參加佛光會的集會，就減少了很多是非煩惱。

總歸一句，大師說，凡是借錢的人都不會歸還，只要借到手，用了，錢也就沒有了；沒有了錢，接下來當然還是不會再有，他會愈陷愈深，哪裡有錢能還給你呢？

一八

佛光山開山五十年來，我們沒有見過大師向信徒化緣，只有人家布施給他，也沒有看過他向人借貸錢財。正因為他與人沒有金錢往來，所以一生當中都沒有財務上的糾紛。

不過，他對於金錢的運用，倒是有一些理念。例如徒眾之中，有的人家庭比較富有，偶爾親友探訪，也會帶點日用品來給他，那麼他就不須再動用到教團給予的單銀；但是有的人家庭比較窮困，也就需要佛門給他一點方便了。

每個月只靠常住固定發給二百元單銀，對有錢的徒眾來說，或許不覺稀罕；但是對沒有錢的徒眾來說，有時候也會感到不夠用。所以大師就曾經試驗過，在一座屏風的後面放置了一些錢財，讓每一個徒眾各取所需，自由拿取。

另外，在佛光山，還設立有「因果福利社」，所有常住採買的日用品一律擺放在架子上標明單價，也沒有人管理，各人需要什麼，就自己取用，自行繳費。甚至到了現在，常住也不計較大家要不要付費了，所有東西擺在那裡，哪一個人需要，就拿去使用。

這樣的辦法，只有好人才能不逾分。這方面，佛光山的徒眾們倒是大多數都有因果觀念，需要多少才拿多少，不會逾越。總而言之，大師給人，總是給得方便，給得讓人歡喜、感動。

一九

在佛光山發展期中，大師一直都很重視敦親睦鄰。比方過年了，他會準備一些禮品送給山下村民，寒冬送溫暖；包個壓歲錢給兒童，作為祝福；甚至於邀請大家來山吃年夜飯。但是往往地方上的人士都不肯到場，只叫自己家的兒童前來參加，令大師不勝感喟地說：「大概我是外省人，他們看不在眼中吧。」所以，有時候召開鄉民大會、村民大會，大師都會親自去出席，至誠邀請他們上山開會，運用本山的禮堂、空調設備，可是山下的人從來都不肯接受大師的這番好意。

又好比在佛教界裡，以大師的性格，他有團結友好、一家親的性格，一再希望和各個寺廟來往，所以他辦過多少次的「寺院行政管理講習會」，不僅食宿全免，還掏心挖肺地與大家分享如何接待、如何行政、如何管財務、如何弘法、如何發展。曾經也有過五、六百人前來參加，但是一個禮拜的學習過後，經驗學得了，有人就從此不肯再與我們來往，以後要再請他做什麼，他說什麼都不願意。所以，現在佛教的團結友好，還只是單方面的我要你，而他卻不要你。對此，大師也常常慨嘆奈何！

雖說數十年來，山下的居民與我們遲遲無法契合，不過到了最近十年，已開始有了轉機。由於大師舉辦「國際水果節」，幫助當地果農賣水果，提供攤位給果農販售水果，甚至在他們水果賣不出去時，大師將之全部買下，再協助他們做處理，這樣的美意，終於感動了許多農民，從此與佛光山成為朋友，與山上有了往來，還經常上山來做義工，成了佛光山的好鄰居。

所謂「感動的世界最美麗」，縱觀大師的一生，一直都在給人感動，可是這個感動，也得要有情有義的人才會來相應，換作是無情無義的人，你對他再怎麼好，他也無動於衷，那又奈何？

二○

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一般人總認為，一個地方必得要有龍天護持、諸佛菩薩感應，才能興旺發展。但是大師不提倡靈感，他推動的是「人間佛教」，希望信徒們能有真正的信仰，不要老是求佛菩薩保佑自己。

但是，在大師一生七、八十年的出家歲月裡，聽聞過的感應事蹟也很多，甚至於他自己也有過親身體驗。例如在宜蘭主持念佛會時，大家忽然看到佛像開眼，感動得五體投地；甚至一位雙腿殘障的人士，念佛念到一半，竟然能行走自如，讓整個社會為之轟動。

在佛光山，也曾經於大白天或半夜三更，聽到多少次音樂和鳴，梵音繚繞；又或者見到有人在毀謗佛法的瞬間跌跤，以致不能走路，勸他誠心懺悔，才又恢復；甚至於舉辦水陸法會期間，大佛忽然轉身，千萬信徒看到了，都紛紛俯伏在地，磕頭禮拜。還有一次，觀世音菩薩示現於大悲殿的竹林上方，許多學生們都激動地合十祈願。

不過，像這一類的事情，大師都覺得沒有必要過度宣揚，他認為，人間佛教要倡導的是每一個人的奉獻、每一個人的耕耘、每一個人的布施，只要大家能將善美的種子播撒下去，還怕會沒有收成嗎？

因此，在佛光山，靈感的事情固然也很多，但因為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所以佛光人的信仰都逐漸地在提升。畢竟人有人理、地有地理、情有情理、天有天理，你能知道因果的道理，才會明白人生的真實。否則，等於一顆石頭沉到水裡，你再怎麼祈願：「讓它浮上來吧！」它都不會浮上來；油飄浮在水面上，你祈願：「讓它沉下去吧！」怎麼樣都不可能發生啊！

正如大師所說，人大可不必為了求長壽才放生，你若能護生，還會不長壽嗎？甚至你肯布施，還會不發財嗎？你能尊敬人，不侵犯人家的家庭，自己的家庭還會不和諧嗎？所以，人間佛教重視怎麼做人處世、怎麼居家生活，對人生的超越、人生的發展，具有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