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7　這是一位真正的貧僧

鄧子美／江南大學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貧僧有話要說》是九十高齡的星雲大師最近對青年，對所有關心人間佛教思想事業的人們想說的話，由於我正忙於編撰《當代人間佛教傳燈錄》，所以只對其中略談感想。

在〈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中，大師說：他「十八歲到了焦山，更受新思潮的影響，我知道了五四運動，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難，知道了太虛大師『教產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三革運動，我覺得要爭取佛教，非此不可。我也知道印光大師論及佛教衰微的『三濫』，所謂『濫收徒眾』、『濫傳戒法』、『濫掛海單』，我也很同意，但我認為，這還不是革新佛教最緊要的問題。」換句話說，十八歲的星雲已知道漢傳佛教革新的最緊要問題就是教產、教理、教制改革。

我看了當年的很多資料，那時有很多很多青年僧伽贊同太虛大師的革新理念，但他們後來要麼是沒有條件去做，要麼是盡自己能力去做了，像星雲大師當年在南京華藏寺一樣，但最後失敗了、灰心了。只有星雲大師能堅持，如果條件不成熟，那就積蓄、培養力量，待條件成熟再抓住時機立即做；如果失敗，那就不斷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屢挫屢奮！最後終於在佛光山成就了太虛大師當年未能成功的偉業。如果說，太虛大師是近代中國第一代佛教改革家的集中代表，雖然他的改革失敗了，但啟導了後人。那麼，星雲大師就是當代中華佛教改革家的卓越代表，但從思想史看，他屬於第二代。

星雲大師還講：「自己曾親耳聆聽太虛大師籌組『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時，他曾說過：『佛教要靠我們青年僧伽』，這是我那個時候最欣賞的名言了。可惜，在太虛大師即將被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前數月，就在上海圓寂了，當時他才六十歲。我為此真是如喪考妣，幾乎數日間，精神恍惚，覺得天地日月無光。這一段時間，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時日。」這一感受，是當年太虛大師的弟子與學生以及僧青年所同感。我看到很多類似的，甚至更悲痛的表達。星雲大師並非太虛大師親傳弟子，但年僅十九歲的他卻真正領會了太虛大師的思想光芒（感到失去了思想指導，日月無光）。

我在香港、美國、加拿大與許多西方人士接觸，他們對中華佛教大都不了解，對人間佛教就更不了解了，但他們對此非常感興趣。雖然佛教與基督教在一些根本教義方面完全屬於相反類型，比如在宇宙人生觀上，佛教主張緣起構成說，基督教主張上帝創世說；在世間與個人命運的解釋方面，佛教主流主張純自力的業報說，基督教主張純他力的上帝決定論等等，因此作類比不盡妥當。

但為與他們溝通，我只能從他們熟悉的基督教背景知識出發，解釋星雲大師以及太虛大師的學生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本人之間的思想聯繫：太虛大師好比西方宗教改革的宣導者馬丁．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印順法師好比基督新教路德派的理論家馬丁・開姆尼茨（一五二二～一五八六），而星雲大師好比新教成功的改革家加爾文（John Cal-vin，一五○九～一五六四）。當新教改革在其發源地德國遭受天主教反撲與路德派四分五裂的危機時，與路德並不存在思想直接繼承關係的加爾文，在瑞士日內瓦的發動的改革卻取得了成功。

不無相似，當太虛大師及其親承弟子、學生推動的佛教革新在大陸正處於最低谷時（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星雲大師在台灣推動的佛教改革也初步取得了成功。當然，在台的其他人間佛教倡導者也均各有成就，但星雲大師在宜蘭與佛光山的成就是最早的而且是最大者之一。第十四說的標題「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也指明了人間佛教相對於保守的明清佛教模式而言，就是新佛教，正如基督新教相對於十四、十五世紀的天主教而言一樣。

讀了〈我被稱為「大師」的緣由〉也有所感觸，我想，有人對「大師」名號感冒，是因這本來作為尊稱的詞被用得太濫的緣故，特別是在大陸民間，「大師」幾乎成為稱呼搞命相等巫術者專用的貶義詞。星雲用「貧僧」自稱，既合乎佛教慣例，又表明與此區隔。但在佛教界，普遍對星雲大師都特別尊敬，「大師」名號也很少濫用。星雲大師這次對其由來作了多層次解釋，即最早是為了防止直呼其名的不尊，與稱呼「院長」、「法師」容易混淆。的確，名相並不重要，既然教界已約定俗成了，我們還是稱「星雲大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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