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9　回憶比現實美麗--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

離開了大陸雲遊到台灣來快將兩年了，兩年的日子說來容易，過起來卻又是多麼的長久啊！

在這兩年雲遊的日子裡，沒有什麼值得可留戀，因此我常常用回憶來消磨現在這悠悠的歲月。

回憶把我帶進了抗戰勝利後的年頭，那時候佛教已經漸漸往復興的路途上邁進；尤其是江蘇和京滬的佛教，那一股興盛蓬勃的朝氣，令全國的佛教徒都憧憬著一個像彩虹一般美麗的遠景。不幸幾年的努力，而今付之東流！我想將來佛教的歷史上，一定會有抗戰後江蘇和京滬佛教興盛的一頁。這裡，讓我先來作個簡單的記載，供將來佛教史家們的參考，並獻給現在能讀到《覺生月刊》的佛教徒前，希望大家知道今後該如何來努力復興。

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年，我正在焦山佛學院讀著最後一年的書，我知道的也只限於江蘇和京滬一帶的佛教，別的省分知道不清，這裡不能敘述。記得當抗戰勝利的號角剛剛吹起，我們江蘇和京滬一帶的佛教徒，歡舞若狂。住持老和尚忙辦佛教學院，青年僧徒們忙著讀書，當法師的忙教書、忙出版佛教雜誌，鄉村小廟裡的僧徒忙著增產，居士們熱心的忙著為佛教護法奔跑，新來皈投佛教的人也漸漸多了起來──好一片佛教興隆的氣概！

我們大家都知道，佛教自從民國以來，雖然經過很多高僧大德的呼籲，提醒僧徒的自覺。然而那時候能覺悟的只寥寥無幾；有錢有勢的方丈不肯興辦教育，有知有識的法師忙著自了，僧青年留在小廟中做經懺不准出來讀書，在家居士們對不景氣的佛教只發出無可奈何的浩嘆！然而國家勝利了，虛大師從重慶隨政府還都到了南京，開始組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僧徒好像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你看：誰不在熱烈為佛教復興而努力。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秋天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秋天，這僅僅四年的時間，江蘇和京滬的佛教徒不知做了多少可歌可頌的事業。我們先從辦社會教育的方面說起：虛大師在重慶本來創辦了一所大雄中學，這時候也由重慶遷到南京臥佛寺開學了。三十五年間雖然遭過一把無情的大火，但並未因此停辦，相反的卻日日進步，與南京那時五個市立中學同時譽為是南京的模範中學。此外棲霞山志開和尚辦了宗仰中學，只收男生，董事長是于右任先生，董事有孫立人將軍等，湯禮志先生當校長，陣容非常雄壯。雨花台普德寺的覺民和尚辦有普德中學，教員有北京大學畢業的聖緣法師，國立安徽大學畢業的治愚法師，清華大學文學系畢業的爾明法師等。和尚辦中學，和尚當教員，這真是僧徒一時高尚的風氣。三岔河法雲寺辦有資生農業學校，優曇和尚任董事長。國立音樂院旁的金陵寺正籌辦著金陵中學。上海有興慈中學，是興慈老法師創辦的，裡面特別設一教室教導出家學僧的佛學，出家學僧除繳膳費外不要學費，可見這些大德高僧辦學，一方面因為替國家作育英才，另方面造就佛教向社會弘法人才也是真的，這些實在令人可敬可佩。

除了忙辦中學以外，一般僧徒創辦小學的也真如雨後春筍。單是江蘇一省就辦了二十餘所小學；鎮江有超岸寺小學、鶴林寺小學、福善堂小學，焦山定慧寺單獨辦了三所義務小學，宜興大覺寺辦有白塔小學，澴陽縣佛教會辦有下橋小學，上海縣有南翔小學，東台有泰山小學，泰州有淨因小學、東石羊小學，南京法雲寺辦有三百多名的孤兒院，大雄中學有附屬小學，淮安辦了三所佛教小學，這都是勝利後才創辦的。其他各地正有無數不知道的佛教徒在計畫辦著或已經辦著的小學、中學。

那時候記者行足各處，在路旁常見到十多歲的男女小學生站下來向我鞠躬，並很恭敬的喊我「法師」，起初我很懷疑著我並不認識他，他為什麼要喊我？有一次為了好奇心，拉住一個喊我法師的小學生的手，我笑著問他為什麼要喊我，他天真的回道：「我們老師辦學堂給我們讀書，不要我們的錢，你看我們老師多好；我們的老師是和尚，所以我知道世界上的和尚都是和我們老師一樣的好。」慚愧，原來這都是忙著利人的僧徒的效果。我想全國的佛教徒都能這樣做，數十年後，還怕世界上不是一個佛化的樂國嗎？除辦小學、中學外，甚至有很多大心菩薩在籌劃辦佛教大學，太虛大學和慈航大學，雖然大學因了時局的關係沒有辦得成，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佛教前途光明的曙光。

辦佛教醫院的，上海有靜安寺的佛教診療所，免費替窮苦的老百姓醫治疾病，每天前往醫治掛號的有五百名以上，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玉佛寺、關帝廟等各處都設有施診所。常州天寧寺辦有天寧醫院，鎮江惟願法師辦有佛性診所，裡面的醫師都是和尚。是的，我們的教主佛陀是一個大醫王，他醫治一切眾生苦惱的病痛。他指示一切眾生要出離生死的苦海。你看那時的佛教遵循著世尊的教旨，辦佛教醫院，從現實方面不知救了多少苦惱眾生的生命，那是多麼光榮的任務和作為！

辦佛教學院的，本來江蘇和京滬就很多。勝利後更加擴大招生，充實內容。最有名的鎮江焦山佛學院，曾譽為是近年的佛教高等學府，院長雪煩和尚，教師大都是大學教授和對佛學極有研究的法師，例如仁山老法師、芝峯、守培、震華、現月、智光、雨曇、圓湛等法師二十餘人。學僧八十多名，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僧。要中學畢業或已讀書多年的才能考得進這所學院。

那時候鎮江有四家報館，有專欄副刊由焦山佛學院的學僧編輯，登載佛教論文和文藝。副刊的名字有新生、大鵬、光明、慧炬、涓流之類。其他報館裡的副刊如新思潮之類的，每天都選載焦山學僧的文稿，記得那時候焦山的學僧每從鎮江街道上經過，馬路旁的民眾都會投過去羨慕的眼光，這眼光絕不如一般人見到一般和尚的眼光，的確那時候江蘇省的省會鎮江，文化界中好像成了和尚天下。其他的上海有靜安寺佛學院，天竺寺有佛學研究班，玉佛寺有上海佛學院，法藏寺有法藏佛學院，圓瑛法師辦有圓明講堂，在南京有棲霞山寺的律學院，毘盧寺有毘盧佛學院，古林寺有古林佛學院，普德寺有普德佛學院，金陵寺有金陵佛學院，龍潭寶華山有學戒堂，鎮江還有竹林寺的竹林佛學院，常州有天寧寺佛學院，無錫開元寺有漢藏佛學院，蘇州靈岩山有研究院，泰州光孝佛學院，北山寺有北山佛學院；尼眾界在上海有上海尼眾佛學院，江陰有江陰尼眾佛學院，泰州有準提庵波闍尼眾佛學院，這都是有名有實的佛學院，絕不是只有招牌而無內容的。每個佛學院裡的教師五人至二十人不等。課程每個佛學院裡有佛學、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史地、動植物、公民等。相信佛教能那樣辦下去的話，數年以後的佛教弘法人才真要多如「過江之鯽」了。

佛教的雜誌，在各省出版的很多，是本文的題外，所以不談。在京滬和江蘇出版的，有歷史最悠久的《海潮音月刊》在上海發行（現在遷來台灣照常出刊），有登載世界佛教消息的《覺有情半月刊》在上海大法輪書局發行，有專門弘揚淨土的《弘化月刊》。勝利後的佛教雜誌新出刊的真是空前的熱烈，上海辦了《覺群週報》，虛大師自任社長，已故的福善法師任編輯，通常寫稿的全是佛教四眾弟子中最負聲望的名流。這是一本佛教向社會發展的宣傳刊物，每期和其他新聞雜誌一樣的在報攤上或書店裡出售。不幸的後來虛大師和福善法師相繼圓寂，後繼無人，才一期不如一期，是故有上海佛教青年會主辦的《覺訊月刊》，內容很充實，是幾個熱心佛教的居士編的。鎮江焦山編有《中流月刊》，也是很有權威的刊物。無錫辦有《佛教文擇季刊》，登載佛教文藝，靜安寺佛學院辦有《學僧天地》，玉佛寺佛學院辦有《心聲月刊》，都擁有廣大的讀者。還有《怒濤月刊》在佛教界中也曾發了不小的力量，《怒濤月刊》是由幾個僧青年集資創辦的，他們用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向舊佛教和頑固腐化的僧徒進攻，提高僧徒警覺，大受佛教青年歡迎。不幸炮火一聲，京滬淪陷，現在不知什麼情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在鎮江焦山開學，也是一件大事，全國各省各縣推派代表到訓練班去受訓，真是集各地僧徒英豪於一堂，雖是短短的兩個月的訓練，造就了各省縣佛教會會務的基幹人員；後來我在江蘇掛單各處，經過每縣的教會，每天都有正式人員辦公，經常有理監事會議，這證明佛教徒已經有了有組織的團結，不再像一盤散沙的給一批地痞流氓任意毀辱攻擊。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中國佛教會在南京召開代表大會，那更是替我們僧徒的生存打下了永久的柱石。

社會上的一般人一向是看不起和尚的，他們輕視僧徒，他們譏嘲僧徒，甚至有的公開用強權侵占出家人的（也是佛教的）財產。上海市民政處長張曉松恃強借寺廟的地方辦公，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不管和尚允許不允許，就這樣在市參議會決定了。消息傳出，他們哪裡知道勝利後的佛教徒已不是過去老給人欺侮的可憐蟲了！一夜之中，上海團結了好幾千的佛教徒在第二天向市參議會請願。那時候是現任台灣省長的吳國楨先生當上海市長，他也很同情出家人已經到了不能再忍讓的地步。結果固然是張氏撤銷提議，登報道歉，同時反而把一位不信佛教的市參議會的潘公展議長見到佛教的新生氣象而信佛了。親愛的一盤散沙的佛教徒們！你看團結的力量多麼偉大啊！

抗戰勝利後的那幾年佛教，尤其是青年佛教徒表現復興佛教的情緒最為熱烈。他們在南京組織中國佛教青年會，團結佛教四眾青年，為建設新佛教而努力。上海佛教青年主辦有社會服務團，僧徒開始從事各項生產的很多，鎮江焦山有織布工廠，上海靜安寺有電機工廠，南京有草紙坊，各處鄉村佛教寺廟開辦農場的很多。那時候更有很多的僧青年跑進社會大學讀書的實在不少。他們是為了求更高的世間學來便於弘揚佛教的出世法。我就有很多同學他們考進了大學讀書的，國立江蘇醫學院有恒濟同學，國立藝術學院有月輝同學，國立新聞專校有曉賓同學，國立東方語專有融寬同學，農業專校有廣慈同學。一般開通賢明的師父送徒弟到普通中學讀書的，多得不可勝數。這些僧青年在大學或普通中學讀書，讀者認清他們不是捨戒還俗，他們是為了學一點社會上普通知識來代佛宣揚。聖緣、治愚法師就是大學畢業後再來為佛教做事的例子。

說起出家人到社會學校讀書有其光榮的一幕，他們在學校的成績都是名列前茅，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冬天，全南京市學校的學生有什麼聯合論文競賽的大會，只錄取五名，發榜的結果，第一名（道達師）、第二名（理詳師）、第五名（已記不清）都是出家人；誰說出家人的教育水準低落？誰說出家人是庸碌無能？我們佛教徒靠著自己苦學，在復旦大學當教授的有天慧法師，在金陵神學院當教授的有本光法師，他們都不曾用國家的栽培而來為國家服務，誰說和尚不愛國家！前面所提到的僧徒生產，誰說和尚是國家的消耗分子？

在勝利後的那幾個年頭，佛教徒再也不把佛教藏在寺廟裡或深山叢林中，他們常常到軍營中去布教，他們常常到學校機關去作學術演講。上海縣馬橋鎮的佛學圖書館、南京棲霞寺圖書館，都在這時候先後出現了。

是的，勝利後的江蘇和京滬佛教自有其燦爛輝煌的一頁，要說的豈止千萬，記者孤陋寡聞，掛一漏百在所難免。總之勝利後的江蘇和京滬的佛教，是從自利的佛教走上利人的佛教，從保守的佛教已經走上進取的佛教，從一盤散沙的佛教走上精誠團結的佛教，從山林的佛教走上社會的佛教，從做經懺的佛教走上進入工廠的佛教，從黑暗和衰敗的佛教步上光明和興盛的佛教。

我雲遊在台灣，看台灣佛教這樣冷落的樣子，不禁感慨填滿了胸膛。馬路旁到處可以見到基督教國語禮拜堂的招牌，香火興盛的不是媽祖宮，便是土地廟。小巷角落還有的是鬼鬼祟祟的扶乩壇，又怎樣能怪報紙上不時刊有佛教是迷信的文章？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刊於《覺生》第七、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