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62　上弘佛法下化眾生--《普門雜誌》的無限期望

在我出家、修道、弘法的生命歷程中，自己最喜歡的是讀書與寫作，最重視的是教育與人才，而與我關係最為密切的則是文化事業。過去，我為電台寫過廣播稿，親自主編過好幾份雜誌，也辦理過佛教文化服務工作。我為佛教文化工作奉獻過力量，文化工作也鍛鍊、充實了我。

誠然，續佛慧命弘揚佛法，不能沒有僧伽、教會、寺廟，以及以宣揚佛法為中心的法會和活動。文字般若雖非究竟，但它有一特點就是不受時空限制，所以無時不在、無遠弗屆，處處可得、時時可讀。我一直相信，佛教要現代化，為時代所認同；要大眾化，為社會所肯定；要國際化，為全世界、全人類所共信、共行，則佛教文化工作之積極開拓，必須高度重視、大力推展。

基於這樣的信念，乃於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把發行二十年的《覺世旬刊》增刊為《覺世雜誌》發行，每月出刊一期，實際等於增加一份月刊。《覺世雜誌》月刊問世以後，篇幅增加，內容更多、更廣、更深，與《覺世旬刊》攜手並進，分別滿足不同讀者的不同需求，各方反應十分良好。也可以說，以這兩份刊物為橋梁，佛光山接引了廣大的信眾進入佛門，也教育了眾多的信徒深入佛法義理，使他們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中，獲得了扎實而又安穩的安身立命之道。讀者與信徒們，因為閱讀這兩份刊物，不僅獲得無限法喜，也對佛光山的開山理想，未來計畫以及種種設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而彼此之間建立非常良好的默契與深厚的道情。這份可貴的了解、認同與情誼，乃成為推動佛光山成長發展最堅實的助緣與力量。

基於我對文化工作一貫的認知與理想，加上如此的經驗和體認，益加堅定了我對文化工作的重視與信心。六十八年秋季，決定把《覺世雜誌》停止發行，另行創刊《普門雜誌》，並於十月之初以新的面貌與讀者見面。當時毅然決然「脫胎換骨」的理由，一是把佛光山兩份刊物從名稱、內容、風格、使命，做一個清楚的劃分，以免混淆重疊；二是更進一步擺脫佛教刊物過分專門、艱深、難讀的缺點，希望在「普遍化」、「大眾化」、「生活化」、「文藝化」、「通俗化」、「趣味化」等方面有所突破，以求增加其可讀性，進而做到能上契如來的佛法義理，下應廣大眾生的根機。

轉眼之間，《普門雜誌》創刊已屆八年有餘，發行到第一個一百期。一百期，是一個完整而又圓滿的數字。八年多來，我沒有能力給予《普門雜誌》巨額的基金與充裕的經費。歷任社長都是捉襟見肘慘淡經營，歷任編者也都是竭智盡慮挖空心思，耗盡心血灌溉《普門》這一園地。《普門》雖然沒有什麼耀眼的光華與輝煌的成就，但是《普門》已經受到社會的重視，教界的肯定與讀者的喜愛，則是不爭的事實。就憑這一點小小的成就，也是得來十分不易。對於所有曾經為《普門》奉獻過力量的編者、作者、讀者、護法大德與工作人員，在此我要表達我由衷的敬意與謝忱。

雖然退位之後，我已經不是佛光山寺的住持，但因為我是《普門雜誌》的創辦人，這兩年，雲遊四方行蹤不定，但我與《普門》的連繫從未中斷，對《普門》的關注與鍾愛從未稍減。相反的，由於世界文明有著明顯而嚴重的危機，人心人性也有著日趨腐敗墮落的跡象，而佛教文化傳播事業以及對文學藝術的有效運用，較之其他類似團體也顯然有所不足，而且相當落後。所以我對《普門雜誌》的要求更為嚴格，希望也更為殷切。我對《普門》支持不算太少，然而獎勵並不很多，並不是我不知道大家的辛勤勞苦，而是我總覺得《普門雜誌》距離我的理想尚有一段相當遙遠的里程。

《普門雜誌》已經採取公開發行與自立的管理方式，並且已經裝置了電腦。我希望《普門》能在發行業務與經營管理方面，樹立一套制度與模式。如果成功，今後可以作為本山其他文教事業的參考。至於編輯工作，永遠是一份雜誌的根本基礎，希望大家虛懷若谷、精益求精，在「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大前提下，要做到「插圖張張精采，文章篇篇可讀」。總之，我希望從一○一期開始，《普門》的進步更快，發展更大，內容更好，更受到讀者的喜愛與歡迎。

最後，祝福讀者法喜充滿，作者如意吉祥，編者工作圓滿，《普門雜誌》的前程無量光明。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刊於《普門雜誌》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