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74　星雲大師的禮佛歷程——從佛光初現到佛光普照

‧宋光宇　中央研究院民俗研究所研究員

佛光山寺住持星雲大師可算是佛教界中的一位奇才。而今，佛光山名聞遐邇，連金馬獎應邀出席的外籍貴賓亞蘭德倫等人，在典禮結束後，也立即驅車前往參觀遊覽。由此可見佛光山作為佛教勝地的吸引力。

佛教界中曠世奇才

由於佛光山發展很快，短短時間把荒山變成勝地，是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正因為不容易，佛教界和社會上對星雲大師的所作所為，有正反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支持星雲大師做法的人，讚美他、佩服他，譽他為曠世奇才。

「佛光山的建立，真是不簡單。要規劃出這樣龐大規模的寺廟，一定有過人的智慧。」

「佛光山的設想真周到。也便利我們無法日日上香禮佛祭祖的人。他們設計點萬佛燈，對天天為生活奔波忙碌的人來說，出錢不多，但在心靈上，就認為已經天天燃燈祭祖禮佛，不因在家中忘了燃香，而有所愧疚。」

「從佛光山身上才能依稀看到昔日大陸大叢林古剎的影子。」

「星雲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適合現代工業社會的需要。」

「星雲大師的講經說法，淺顯易懂，好喜歡聽他講經。每次大師在國父紀念館講經，場內坐得滿滿的，場外還有幾千人在看閉路電視現場實況轉播。只要去現場聽聽看看，包準你會佩服星雲大師的學識。」

一個有能有為的人，總免不了遭到別人的物議。星雲大師在致力建設佛光山的同時，謗亦隨之。

「哎唷，把朝山會舘弄得像觀光旅社一樣，哪像是出家修行喔。」

「立那麼多的佛像，每尊佛像都是由信徒認捐塑造，你算算看，一定賺了不少錢。」

「一次中元法會，到佛光山去的人啊，哎唷唷，有好幾萬吶。所寫下的功德費香油錢，關著門吃它一年，也用不完。」

立志不與三刀為伍

星雲大師隸籍蘇北。

在近代中國的佛教界中，隸籍蘇北的人很多，有它特殊的意義。

第一，蘇北是個貧窮的地方。地勢低窪，淮河因出海口淤塞，假道大運河注入長江而出海。大運河的河幅窄狹，每當夏秋淮河水漲時，就宣洩不通而鬧水災。水災頻仍，居民的生活收益大受影響。而且蘇北的土地是海升現象所逐漸淤積形成的。原本就是鹽場灶地，不合適農作物的生長。基於兩項原因，蘇北人經常顛沛流離，生活艱苦，常會感嘆「人生無常」轉而追求宗教方面的寄託。

第二，和尚的教育程度雖不是頂高的，但是在中國傳統以文盲為主的社會中，要比一般鄉民有學問得多。容易使鄉民生崇敬之心。

第三，民間普遍流行著「一子出家，七祖升天」的觀念，把「出家」與「孝道」合而為一。認為出家和尚是具體行孝道的表現。

蘇北由於社會經濟條件貧困，鄉民盛行到外地謀生，主要的外出工作地點是江南各大城鎮，尤其是十里洋場的上海。所操任的職業，大體上都是以勞力為主的行業，尤以三把刀─剃頭刀、剪刀和菜刀為主。星雲大師從稍懂事起，就立下志願，將來一定不與三把刀為伍。於是，他選擇了出家當和尚這條路。他自己說：「平日見大和尚，身著袈裟，法相莊嚴，甚得鄉民敬重。因此，心生歡喜。」

大師於十二歲就在南京棲霞山拜志開上人為師，剃度出家。法名「悟徹」，號「今覺」。屬禪門臨濟宗的「悟」字輩。棲霞山是中國有名的禪宗道場。大師出家後，就在此接受為期六年的禪宗教育，奠下了深厚的佛學基礎，也影響到往後星雲大師的所作所為。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星雲大師轉往焦山佛學院就讀。自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以後，焦山佛學院可說是佛教界中的「北大」，無論是師資、學生都是一流的。星雲大師自言他從兩所佛教學院中收穫甚大，像受唯識學於覺民法師，《俱舍論》於圓湛法師，原始佛教於芝峯法師。這幾位老師都是上上之選。焦山佛學院的國文老師對他的影響最大，由於要求嚴格，使得星雲大師養成先打腹稿，提筆就寫文章，且辭句通暢的習慣和能力。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離開焦山佛學院，至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受聘為白塔國民小學校長。這時候，與佛學院的同學辦《怒濤月刊》，出二十多期。星雲大師在這份雜誌中力主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讓年輕的一代有機會接觸到深奧的佛法，改革佛教的諸多陋習。這種想法與抱負迄今仍是其主要中心主張之一。

無地容身　艱苦備嘗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陸山河變色，有兩百多萬軍民輾轉播遷來台。星雲大師也是這股難民潮中的一分子。他到台灣，舉目無親，又不熟悉這個地方的風俗人情和語言，一時之間，頗為狼狽，據他自己描述當時的情形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我從大陸逃亡流浪到台灣，僅有的一個包袱，在兵荒馬亂中遺失了。身上除了一套衣衫，一雙鞋子外，什麼都沒有，真是『身無長物』。走在路上發現路人都朝我腳上看，原來很多鄉下人都赤著腳走路，我為了怕本省的同胞感到奇怪，所以趕快把鞋子脫下丟了，和他們一樣的打赤腳，希望他們不要用奇異的眼光看我。後來，我又把僅有的一件長衫也送給法師，這樣孑然一身，了無掛礙。」

「最初我想到台北某寺掛單，可是到那兒，他們告訴我說已經人滿，沒有地方住。當時，外面雷雨交加，很多低窪地方積水漫過膝蓋。我冒著大雨走向台北另一座寺，沒想到在路上摔了一跤、跌到水溝裡，全身溼透，還被水沖走了一段路，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當辛苦走到某寺，當家師告訴我說：寺裡大法師交代，不接受外省人掛單。這一下子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再去了。那時，我飢寒交迫，身心疲憊，又沒有地方可以去，只好在那個寺院的大鐘下屈睡了一個晚上。」

「翌日，茫茫然的，最後想到不如去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可是，人地生疏，路又不熟，當我輾轉找到那座寺時，已經下午一點多鐘。寺裡有人問我：『吃過飯沒有？』」

「我說：不僅中飯沒有吃過，從昨天中午到現在粒米未進，滴水未喝呢！」

「我的同學看到了我，說：『趕快先到廚房吃碗飯罷！』可是就在同時，另外有一個人說話了：『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都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去設法好了。』」

「也難怪，在那時，社會動盪、人心不安的時候，誰也顧不了誰。我看看大家，心想這地方也無法住下去。正想離開，有位同學過來招呼我，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出錢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三個人吃。飯碗端在手裡，我兩隻手不停的發抖。」

「吃罷稀飯，只有告別而去。前途茫茫，不知所止。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只有走到哪裡算到哪裡」。

「後來到中壢的圓光寺，住持妙果法師非常慈悲，他收留了我們。當時，我感激涕零，下定決心替常住效命。老和尚叫我當老師教書，我心裡想：一個逃難的人，奢想當什麼老師？只要有地方住，什麼粗活苦工我都不會推辭的。就這樣，我在妙果老和尚那裡一面教書，一面做事情。」

「那時候，該寺有將近一百位住眾，每天所需之水，都要從井裡一桶桶打上來，平均每天最少要六百桶的水才夠用。我每天毫無怨言地在井邊打水，只希望多打一些水，供應大家充裕使用。」

「除了打水供應大眾之外，我每天一早還拖著手拉車到鎮上買菜。從寺裡到鎮上市場約有十里多路，常常我拖著車子走在黃泥路上，天上繁星點點，樹梢微風輕拂，大地一片沉寂，只有偶爾遠處傳來幾聲狗吠，劃破寧靜的夜空。此時，我心情非常平靜，默念著觀世音菩薩的聖號，伴著滴滴嗒嗒的木屐聲。常常我到了市場，賣菜人家還沒起床。」

「如此，日復一日，我在妙老那裡住了兩年，身上只有一件小褂，腳上只有一雙木屐。」

以文弘法　埋首著作

在圓光寺的兩年中，雖然語言不通，但是勤快的工作拉攏了他與本省信眾之間的距離，博得他人的好感。一九五○年，星雲大師主編《人生雜誌》，繼續他在大陸上以文弘法的意願。

一九五一年，星雲應大醒法師之請，到新竹青草湖佛學院教書。這種機緣使他接觸到佛教教育，進而深刻的認識到當時台灣佛學教育的近況。在台灣社會中，真正的佛教勢力並不大，大的是一般人都信奉的民間信仰。佛教教育在台灣並不普遍，真正在名剎叢林待過，在全國最好的佛學院讀過書的和尚，並不太多，當時台灣僧眾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這種偏頗現象，使得星雲大師覺得有徹底改良的必要。

一九五二年，星雲大師轉往宜蘭雷音寺，前後住了十二年。至今，雷音寺成了佛光山的宜蘭分院。

在星雲大師沒去雷音寺之前，為了生活，曾到苗栗法雲寺為老和尚看守山林，在深山草寮中，完成了一部作品《無聲息的歌唱》。初到雷音寺時，沒有房間睡，晚上就睡在佛桌下面；沒有書桌可供寫字，就利用一架破舊的縫衣機當書桌，埋首完成了《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書。

逐步實現人間佛教

在宜蘭的十二年中，他逐步實現「人間佛教」的理想。把佛教從「出世」的立場帶進「入世」的境界，改變傳統的做法。大師先後組織「念佛會」來接引信徒。所謂「念佛會」，顧名思義是由在家的善男信女共同來念經。在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文盲在社會上所占的比例非常大，特別是在偏遠的鄉下，可說全都是文盲。另一方面，佛教的影響力深入人心，從宋朝以降，人們都偏好以念經拜佛作為消除罪障，以達超生了死境界的方便法門。台灣原有的佛教泯混於民間信仰中，念經變得無足輕重，及至在大陸受正統佛教教育出身的和尚來到台灣，才設法使佛教從民間信仰中釐清出來，恢復本來面目。星雲大師組織念佛會就是朝著這個方向邁進。讓與佛有緣的人接觸到真正的佛法佛經。換個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又何嘗不是推廣國民教育的一種，讓不識字的人，參加了念佛會後，也能拿起經文逐字逐句的念下去，甚至成誦能背。當時的年輕人中有幾位成了今日佛光山上的主要幹部。

大師國文底子很好，他教授國文，批改學生的作文又極為認真。大師的高徒之一慈惠法師就是當年接受星雲大師教導國文的學生之一，他在〈隨侍翻譯二十年〉一文中提到當時的情形：「當年師父領導宜蘭念佛會，有各種接引青年人的活動，但他的「佛經講座」、「定期共修」都使我感到乏味而卻步不前，甚至想盡辦法藉故缺席。唯一能攀上緣的是唱歌、郊遊和古今文選等課。在這些活動中，師父高雅的談吐，睿智的思想，廣博的學識，給我無限的震撼、無比的感受。我們把他當成父母，當做老師，忘記了他是和我們有隔閡的方外人，也忘記了自己心中曾經有過對佛教的成見和拒絕。不久，我們要求師父指導學習寫作。每天清晨，我們把寫好的文章放在雷音寺佛堂中的供桌抽屜裡，第二天又放進另一篇，同時取回昨天的作業。在那方格上，有許多朱紅的圈點，有鼓勵、讚美、指點的批語。拿到手裡，我們就迫不及待地互相傳閱，歡喜雀躍。隔了一段日子，師父會集合我們，當面講解各種寫作技巧，指示每一個人的文章結構之得失。」

慈惠法師這段文章寫得很活，把一個青年學生如何接受星雲大師教誨的情形，生動的描繪出來。單憑這一點，就能證明星雲大師的教導有方。

專題演講　弘法創新

星雲大師的講經說法，與眾不同，有兩點特色。第一，以題目為主，一次講經一個題目，不像傳統的和尚講經是以一部經典為主，講一部經要好幾個月的時間。現在的人都忙，白天忙上班，晚上忙兼差。要他花幾個月時間去聽完一部經典非常不可能，斷斷續續的聽些片段，聽了也等於白聽。因此，要對社會大眾講一部佛經，在現代社會形態中，是不適合的。星雲大師有鑒於此，就揚棄了傳統的講經辦法，改以題目為主。一個題目就是一段佛法，聽者能夠很容易的領悟到佛法的真諦。讀《星雲大師講演集》時，就能體會到這種方便法門的好處。

其二，是國台語雙聲帶發音，即席翻譯成台語，便利聽不懂國語的人士。星雲大師是揚州人，說起國語來帶有一股揚州口音。他亦如許許多多的外省人一樣，來台灣二、三十年仍不會講流利的台語。星雲大師設法克服這個困難，讓大弟子慈惠法師做即席翻譯。

很多人總以為講經說法，只要一間較大的屋宇，能夠擺下幾排椅子就可以了，這是舊式的做法。在現代化的社會中，舊有的辦法往往發揮不了太大的效果。星雲大師深知這一點的重要性，他做了突破。近幾年來大師每年都會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做為期三天的弘法。今年，筆者也去聽了一場，對於會場的布置和所烘托出來的氣氛，有深刻的印象。

當布幕揭開後，紅色地毯、藍色背景，襯托著五尊佛像。在聲聲鼓音的指引下，四隊負責獻供的居士分別捧著鮮花、燭光、水果、香茗，踩著乾冰製造的雲霧緩緩而進，舞台燈光也跟著舞台人物的進出而變化，讓全場觀眾有一種特別新奇的感受。在說法之後回向祈福時，眾比丘尼也在乾冰護送下進場，星雲大師與四位比丘也佇立雲氣中，這種景象像極了傳說中的仙境。與會者同聲唱偈，產生濃厚的宗教氣氛。這種把舞台效果加到傳統的說法場合是星雲大師的創新之舉。

觀機逗教　應變有方

大師說法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依照說法的對象，講不同的內容。有一回，有個歌舞團請大師向團員開示佛法，在旁人想來，要講還不是講一些五戒禪定之類，還有什麼戲法好變？星雲大師則不然，他先從佛教的天女散花、飛天獻佛等舞蹈開始，一直講到佛教的梵唄音樂，佛歌讚頌，並強調梵唄在佛教中所占的地位。團員本以為歌舞和佛教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聽他一說，才知道佛教中也有歌舞，歌舞也能弘法。

又有一次，文藝協會在佛光山開會，會中安排了一次大師的講演。大師以「佛教與中國文學」為題，從佛教傳入中國講起，講到佛經是如何翻譯，中國文學詞彙如何因此而添增了新的詞彙，文學作品中又如何透露佛教思想，讓在場的文藝作家感到大師原來也是同行。

這種隨緣「觀機逗教」的布教方式，需要有深厚的才學修養和臨機應變的能力，才能做到「大小根機，皆入佛法」的地步。

高瞻遠矚　建大叢林

大師出身於中國大陸上首屈一指的佛學院，目睹台灣佛教教育不振和佛教事業偏重個人的現象，決心要仿照大陸上名剎叢林的規制，在台灣也創建一個標準的叢林道場。在這種心願下，才有佛光山的建立。佛光山立於一九六七年，地點是在高雄縣大樹鄉麻竹園。

今天佛光山已成名剎勝地，雖然在本質上是一個以星雲大師為首的子孫叢林，但是也歡迎緇眾前去掛單，臨去時一定奉上盤纏。

佛光山的建立經過也相當富於戲劇性。當星雲大師有建大叢林的心願表露後，前林務局長沈家銘相當幫忙，在台北附近找過幾塊土地讓大師去選，結果都有枝節問題作梗而作罷。大師盱衡局勢後，認為應該到南部求發展，放棄了在北部找地的念頭，到高雄附近找找看。最後，在澄清湖畔看中了一塊面積兩甲多的土地。賣掉高雄市中山一路佛教文化服務處的房子，得款一五○萬。剛夠買這塊地。

在簽約的前夕，大夥正為將有一個規模的道場而歡欣時，有人說：「澄清湖是個名勝地，每天來遊玩的人很多，他們一看到有座廟，就會順便進來參拜。」

星雲大師一聽這話，怵然心驚。「建廟的目標是要讓信徒誠心誠意的專程來進香，這種沾澄清湖之光，等人家順便進來，太貶抑自己了。」就在這一念之間，大師決定放棄澄清湖畔的土地，另外找一塊土地。

剛好在這時候有一位越南華僑正在求售麻竹園二十甲山地以償債，請求大師務必算一算，相同的價錢可以買大十倍的土地，又可助人，何樂不為，就答應了。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

當星雲大師把買下麻竹園山地，準備建佛光山的意願告訴高雄地方的信徒時，信徒認為大師大概是瘋了。在他們的想法中，既然有壽山寺可以拜佛，何必要老遠的跑到荒鄉僻野的麻竹園去開山建寺？那樣做，何異於自找苦吃？當大師用大巴士帶他們到麻竹園實地察看時，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下車，那滿山比人還高的刺竹雜草把他們嚇住了，異口同聲的說：「到這種地方來開山，哪個人會來？到時候，讓師父你自己來住！」星雲大師不理會這一片反對聲，獨自一個人下車，在荊棘雜草中穿梭走動，繞行二十甲山地一周，然後滿臉笑容的走回巴士。

「對不起！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大師一邊擦汗，一面對車上的信徒抱歉。

星雲大師認為中國的大叢林如普陀、五台、峨嵋、九華都在大陸，為了中興佛教，為了淨化人心社會，必須在台灣再建一個佛教聖地，以作為廣大群眾精神信仰的中心。

星雲大師的信心和毅力，在最後終於贏得信徒的支持。

最初興建佛光山時，沒有什麼具體的計畫。星雲大師和他的信眾一鏟一鍬的、一筐一擔的展開台灣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建寺工程。依照先後次序排列，首先建的是東方佛學院和懷恩堂。懷恩堂旁為圖書館，而且是堪稱當前佛教界藏書最多、設備最好的圖書館。然後是大悲殿和大慈育幼院，接著是覺華園、果樂齋、放生池、不二門和朝山會舘。再是大智殿、男眾部、極樂世界。跟著興建的是接引大佛、萬佛城、佛光精舍、歷史公園和大雄寶殿，最晚建立的是普門中學。

品德能力　招徠信眾

星雲大師在十四年中，相繼建立這些建築物，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事。佛光山不像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那樣，有外國教會做為後盾，支援財物。完全要靠著星雲大師個人的品德能力和新穎的做法，招徠信眾，共同合作。估計整個佛光山到目前為止，所投入的資金高達十億。星雲大師自己也說：「不怕你見笑，到目前為止，我星雲個人身上債務就有七千萬。」這麼大的事業，才只七千萬元債務，在一般民營企業中也找不到幾個可以相比的。

佛光山很懂經營管理。好的經營管理，必須是一方面能開源，一方面能節流。佛光山在這兩方面都做得很不錯。

所謂開源，就是設法增加佛光山的收入。

佛教僧眾的基本收入是靠化緣。一個遊方和尚沿門托缽，化募錢鈔財物，是最最原始的辦法。中國的和尚除了托缽化緣之外，所憑藉的辦法還有：趕經懺、油香錢，以及大施主的施捨。

星雲大師不喜歡傳統的這幾種辦法。他認為趕經懺、油香錢，若不以法師個人的道德與修為作為基礎，很容易讓人陷入安逸墮落。經懺是趕不完的，念久了就產生疲勞倦怠，而且容易一心向「錢」奮鬥。

星雲大師認為僧侶為施主做法事，是一種相互的應盡義務，不該有金錢上的交易。平時施主有功於寺院，到施主有事時，僧侶理當幫忙。所以，佛光山以及各地分院較不喜歡做純交易式的經懺儀式。

找大施主也不為星雲大師所喜用。因為，一個人對某個寺院出錢出多了，就容易產生「那個寺院我一手扶持大的」心理。這種心理就是日後和尚與施主發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廣結善緣　積小成大

星雲大師既漸捨棄傳統的化緣辦法，那他又是用什麼辦法呢？

星雲大師不要大錢要小錢，不要一兩個大施主要無數個小施主。也就是說，他要廣結善緣。佛教出家僧眾的生活，依照傳統的規矩是靠廣大的善男信女布施而得。所以，像《金剛經》一開頭就說：「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趺座而坐。」

乞食或云化緣就成了出家僧侶的基本謀生方法。佛教傳到中國後，國情風俗不同於印度，於是發展出自給自足式的叢林制度。一個叢林古剎擁有自己的田地房產，並且設有專人管理，收益全歸寺院公庫，做為叢林的開銷。像《水滸傳》中就提到開封的大相國寺擁有無數的房舍，租給商人做生意買賣，形成熱鬧的廟市。魯智深到酒館，買酒喝，店家就不敢賣給他。唯恐把酒賣給和尚，大相國寺老和尚怪罪下來，收回房子，他們就慘了。

台灣的佛寺，如一開始就說過，沒有叢林古剎。在經濟活動方面，就更著重信徒的捐輸。信徒多，香火就旺，廟宇就昌盛繁榮。星雲大師的做法正契合這種局勢。當然，大師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一般人多不注重小錢，目前社會中，出個三、五百塊錢，甚至上千元，根本不當一回事，絕不會想到他出了這筆錢，就能控制或干涉寺務。所以，我要廣結善緣，緣結得愈多，來佛光山的人也愈多，我所能得到的小額捐款也就愈多。」

現代社會中，人人忙著為自己的事業奮鬥努力，雖然相信積陰德和功德可以增福田果報，無奈沒有充裕的閒暇時間來做這些宗教活動。於是，出錢到寺廟裡點一盞燈，塑一尊佛，或捐建一根柱子，就成了積功德的方便法門。更何況照佛家說法，一個現世貧困的人，其前世必定是慳吝小氣的人。藉著布施寺院僧眾，將來一定會得到好的果報。

星雲大師所掌握住的就是這個社會現象。因此，他不要可以出資百萬的大施主，他要用各種辦法與社會大眾結緣，讓大家共同出錢出力來建設佛光山。在這種策略下，佛光山的蒸蒸日上是有道理的。

積極服務　無私無我

從以上所說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的種種作為來看，我們可以說他是一種積極的入世做法。以觀光作為寺院經濟的主要財源；以結緣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關係；除了清修之外，還積極的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如辦教育、辦育幼院等，更懂得運用現代大眾媒體來弘揚佛法。這樣的做法，讓人耳目一新，扭轉一般人把佛教看成悲觀的、消極的、厭世的看法。

星雲大師在弘法時坦誠的說：「要以出世的精神來辦入世的事業。」所謂出世精神的具體表現是指一個出家人要能安貧、服從和貞潔。佛光山上每個僧尼自奉甚儉，不為自己的財富操心煩惱。一切的收入，涓滴歸公，信徒供養大師的紅包，大師都隨手交給當家師處理，充做佛光山的經費。星雲大師說過：「今天能夠建立佛光山這個道場，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秉持著『無私』這個原則。」也因為如此，在星雲大師以身作則領導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權責指揮體系。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佛光山所居的地位和所負擔的權責範圍。

百丈清規　建立制度

佛光山的基本組織型態還是依照唐末懷海禪師所訂的《百丈清規》而來。只是名稱方面隨時代而有了些改動，也添加了些新的職位名稱如院長、主任等。佛光山的最高組織是宗務委員會。宗務委員會下設五堂（宗務、教育、慈善、文化、福利），二會（計畫工作會和策進工作會）。整個人事制度分成兩類，一是個人資歷，一是職位分類。前者分成五等十五級。最低二等是清淨士（初入佛門須清淨身心者），一年一級，共六級；其次是學士（努力學習知識者）兩年一級，共三級；再上是修士（重修行者），四年一級，共三級；再上是開士（教化別人者），五年一級，共三級，再上為大師。從入門到升為大師需時四十年。目前佛光山開士二級有女眾二人，開士一級有男眾二人，女眾兩人。他們就成了目前佛光山上的核心。

星雲大師設計這套人事制度是把出家年資、受戒年資（戒臘）、社會學歷、佛學院的教育程度、對寺院的貢獻、服務時間的長短等標準，做彈性運用。一個大專畢生初入佛門時是清士四級，兩三年內表現良好，貢獻卓越，升級就不受輩分及戒臘的限制；反之，一位表現平庸、守本分的僧侶，只能經由年資累積而升，無法躐等上升。

星雲大師表示，年資與職務分開，可以讓整個團體顯得朝氣蓬勃。一位平庸但年資高的僧侶，能在佛光山享受很高的禮遇，但不能管事。遇到年資低但主管職務者，必須尊重職務的尊嚴。大師的眼光看得相當遠。年資好比秦漢的爵位，爵位愈高，有相對的崇敬地位，但是無權；職位相當於「俸祿」，辦事任命都依在職位上的表現而定。

佛教二法　入世樂修

星雲大師對於佛教振興的看法，歸納起來，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肯定現實生活的可貴，認為需要先求入世，解決生活問題，然後再求出世的超生了死；另一方面是主張樂修而非苦修。

第一、學佛的人總是嚮往清淨無歸的出世生活。到山林修行的意願洋溢在歷代各種文學作品中，又引導著人們神往清淨的生活。星雲大師認為這種生活是不值得提倡的。他的舉例相當精闢：「我們經常遇到初學佛的人，開口『我喜歡過清淨生活』，閉口『我要入山修行』，這是非常冠冕堂皇的話，可是當我們仔細的去推敲，就發覺其中有問題。因為你喜歡過清淨的生活，我就活該倒楣的替你張羅生活，弄飯給你吃；你要入山修行，我就該苦命工作，運米送柴的幫忙你生活所需。你不覺得這種修行學佛太過自私了吧？你去修行了脫生死，我卻天天要為你謀取生活，無暇修行，永遠沉淪在生死苦海中，我們怎麼辦呢？」

而且，修行的界說又當為何？只願自己修行，對世上俗事不聞不問，而生活所需卻仍取之於社會，不就成了社會的寄生蟲？如此真能超生了死、脫離生死的輪迴嗎？中國的佛教對這個問題早已起過懷疑，做過革命。禪宗的六祖惠能大師就揭示說：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求菩提，

猶如覓兔角。

根本就否認離世清修可以成正果的說法。禪宗談佛法，一言以蔽之，「佛法者，人的善良本性而已矣」。在吃飯、睡覺、走路上都有禪機，等待著人們去領悟。依照惠能大師以及諸多禪師所做的指示，禪宗說的修行，就是希望商人規規矩矩的經商，不使詐術，不逃漏稅；軍人驍勇善戰的衛國；官吏能克盡職責為國效忠；學者精於研究；教師誨人不倦……說得更簡單一些，就是把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好，且做得完美，就是修行。佛法就是存在於工作與生活之中。一個人若是一心想藉清修而證菩提，就犯了佛教所說「執著」這個毛病。既是執著，必有所偏，再清修，再苦行，終究是枉費心機。

星雲大師出身於禪宗，對於這個禪宗的至理當然清楚。看他的所作所為，不正是符合這個標準嗎？

隨俗而修　不倡苦修

第二、星雲大師不主張苦修，主張應該隨俗而修行。只是不要標新立異。「我所謂的人間佛教，是生活樂趣的，是財富豐足的，是慈悲道德的，是眷屬和敬的，是大乘普濟的，是取法佛國淨土的。」佛國淨土所描述的，是一個相當富裕的生活，用黃金鋪地，用七寶建屋，有永不凋謝的花，有會說法的水與鳥。這原本只是個理想中的社會，而今日科技昌明的結果，把這種本屬虛幻的構想一一實現，造條高速公路一公里造價一億台幣，比黃金鋪地還貴；佛經上所說天耳通、天眼通，不就是今天的電視電話？一棟大樓所費大大的超過七寶的價值。佛經中的七寶，其中一項是琉璃，也就是今天的玻璃，家家戶戶都在用。這樣的世界、這樣的生活，不去好好的享受，那該追尋什麼樣的生活呢？既然佛經以美好的生活條件來加強信徒學佛法的向心力，佛光山上的設備當然也就遵循佛經的指示，採用社會上中上的設備標準。大師的法語集中有一條：

「從阿彌陀經裡所敘述極樂世界的情況，可知極樂世界的物質生活實在太豐富了。由此可知信仰佛教並不一定要吃苦。從淨土法門的角度來看，佛教是一種﹃幸福』之教，即是信仰佛教可以獲得幸福快樂。」

中興佛教　實至名歸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兩千年之久，在隋唐時代達到了發展上的顛峰，一時宗派林立，各抒其說。從晚唐開始，各大宗派的勢力逐漸衰退，唯獨禪與淨土興盛。從宋代以降，人們都偏好以念佛和經懺儀式為超生了死的方便法門。一時以一個高僧大德為核心的俗家淨業念佛團體特別盛行。到明朝以後，萬般歸於念佛，產生了念佛即可上極樂世界的觀念，帶給中國社會莫大的震撼。

佛教在中國到了「萬般歸於念佛」這個階段，已經走上了消極出世的途徑上。及至民國初年（一九一二），太虛大師才發出振興佛教的呼籲，要求發動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教產革命。教制革命是要求把散漫的僧侶重新加以組織訓練，使男眾都能成為一個宣教師，一個教員，一個法師；女眾要會看護、能當保譫，提高神職人員的素質和工作能力。教理革命是要揚棄掉陳舊迂腐的說法，肯定人生的價值，提倡用正當的觀念和態度去享受人生，不再陷於「生即是苦」的宿命論中。教產革命是打破靠教吃教的態度，倡導依靠自己的勞力、自己的學識德行來養活自己，寺院都屬教會所有，不是某某和尚的私產。

太虛大師的改革呼籲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再加上民國肇造以後，國難方殷，誰也無法在顛沛流離之際改革宗教上的問題。台灣三十年的安定，提供了實驗改革的機會與場合。星雲大師早年求佛時，就心儀太虛大師的改革呼籲。來台灣三十年，因緣際會，把太虛大師當年的改革呼籲一件件付諸實施，就中國佛教發展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只是，任何的改革都會引起強烈的抗拒，從這個角度來看，星雲大師有毀有譽不正是應該的嗎？不過，譽是實至名歸，而毀是妄造黑白，經過時間的考驗，會不攻自破。

    本文刊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