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73　我慢慢走近星雲大師

‧李瑞騰　　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我在一九八○年退伍以後，一邊回學校讀博士班，一邊在出版社、報社和雜誌社工作，亦任教職，也經常參與文壇活動。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博士班畢業，應聘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校園之外的事務還是照做，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任祕書長；一個是《文訊》雜誌，任總編輯。緣於工作，我認識很多學界先進和文壇前輩，常有互動往來的機會。

次年夏天某日，我到台北民權東路普門寺參加作家馮放民（鳳兮，一九一九～一九八八）的告別式，文壇前輩到的很多，由星雲大師主法，現場肅穆莊嚴。那是我首次參與佛教喪禮，感受佛事度生慰死的一點道理；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見星雲大師，覺得親切而遙遠。那時佛光山開山超過二十年，大師已逾耳順之年，浩瀚星雲，我輩只能仰望。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轉往中壢中央大學任教。那時，我正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任上，積極推動以文學為中心的橫向跨域研究，已辦過文學與傳播關係研討會，還想辦會研討文學與佛學關係，我想到了佛光山，我去找鄭羽書。

羽書是新聞科班出身，在幾家媒體工作過，當記者，也做編輯，她自己寫散文、小說，在文藝圈名氣響亮，那時正主持一家巨龍出版公司。羽書頗有幾分俠氣，我告訴她我的想法，她二話不說，為我引介了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該基金會由佛光山僧眾行腳托缽所得善款而成立，旨在從事佛教學術研究，甫成立兩三年，由慈惠法師擔任執行長。

記得基金會和我聯繫的是滿綸法師，我因欠缺和出家眾交往的經驗，互動中顯得有些拘謹，但滿綸法師很有他的節奏，一切都很得體，讓我減輕不少壓力。一九九三年五月底，會議在中壢中央大學遊藝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發表了十餘篇論文，其後結集成《文學與佛學關係》（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九四）。佛光山來了幾位法師，代表基金會在開幕式上致辭的是依淳法師。

隔沒多久，星雲大師在普門寺宴請合作單位和與會學者，那一次有幾位學界長輩出席，兼通文學與佛學者亦多，大師謙沖自牧，禮敬讀書人的風範，我迄今猶印象深刻。

人間情分，緣深緣淺，自有主客觀的因緣在其中。公元二○○○年三月，星雲大師創辦《人間福報》記者會在台北道場舉行，時任職於《聯合報》副刊室的我妻錦郁奉派專訪星雲大師，專文〈法水自在流〉於《福報》創刊當日刊於聯副。那時台灣的紙媒已日漸走下坡，我的看法是，一心辦報的星雲大師逆時潮而為，辦了一份乾淨清新的報紙，在弘揚佛法、闡釋佛典的同時，關心地球，悲憫眾生，營造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人間社會，而出之以可親可近的敘寫方式。

而從一位讀者到成為它的作者，為它做一些小事，因緣來自錦郁。二○○○年年底，錦郁在本職之外另協助《福報》靜態版，我也應總編輯永芸法師之邀，為報社辦文藝寫作班，為副刊寫專欄，寫作班辦了五、六屆，專欄則前後寫了十餘年。

我因之而日讀《福報》，讀星雲大師的文章，我知其中有新作，也有舊文，都明白易解。十幾年來，就像是我的一種晨課，面對著一位慈悲智者的殷切叮嚀，究竟有多少哲思慧語，內化成為我的人生理解之核心，已很難條分縷析，然我確信，我的人間踐履，深受星雲大師的影響。

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我竟能在中央大學迎來星雲大師的法駕，並從中央研究院請來時任副院長的曾志朗院士，和大師對談「人生是一部大書」。我承乏主持，穿針引線，話題圍繞閱讀、體悟與實踐之間。面對著爆滿的聽眾，大師勉勵青年學子要像「海綿」一樣，不斷進修，向外尋知識、向內求智慧，讓自己言行一致、內外雙美；還勉勵大家，對自己要「不忘初心」，對朋友要「不念舊惡」，對家庭要當「不請之友」，也就是任何事情要主動幫忙，對社會要「不變隨緣」，也就是一方面要堅持原則，一方面也要隨緣，這樣人生大書，才會寫得精采、寫得漂亮。

那真是一場精彩的盛會啊！我那時是圖書館館長，總覺得圖書館不應只是一棟擺放書刊的屋子，採購、典藏、借閱都重要，但更要推廣服務，要能散發知識的光和熱。台灣的高校，以產學為口號，以創意為導向，日漸市場化、功利化，星雲大師要我們內外雙修，要雙「美」啊！何處尋？何處求？成了我們最大的難題。

我感覺我正慢慢走近星雲大師，親切猶在，陌生感已消失。二○一○年二月，我在文學院院長任上借調台南，擔任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時任《人間福報》社長的妙開法師特別南下，引介南台別院的住持妙勤法師以及佛光會的友人，他的用心我完全了解；在台南，距離佛光山近了，我也上山拜見了星雲大師。這樣，府城對我來說，也就不那麼陌生了。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秋陽燦爛，星雲大師在慈惠法師、永芸法師、妙廣法師、妙香法師陪同下，蒞臨台灣文學館。下車後坐輪椅進得館舍，他堅定起身，和館員在中庭寒暄致意並拍照，走一段路後再坐上輪椅參觀。

我們陪著他樓上樓下看了三個展覽：再見李潼——兒童文學的呼喚、台灣文學的發展常設展、施叔青文物捐贈展，他聽著導覽員解說，時而微笑，時而略顯興奮，有時也提問，讚歎文字的可貴。

這個機會太難得，我們在徵得他的同意下，請他在會議室和館內部分同仁見面，他當下談了他的文學經驗，特別是受惠於古典小說，以至畢生以文字弘揚佛法的因緣。大師說，他在台灣文學館感受到歷史長河中台灣的價值。多麼精闢的一句話啊，不同時代的作家以文學回應歷史對他們的呼喚，和宗教一樣，文學存有向上向善的力量，它們同源異流，卻又不斷合流。在談話的尾聲，他提到他一直想回饋文學，存有辦好一個文學獎的心願，想邀我協助。

我對於與文學相關的公共事務，素有參與的熱情，更何況是為星雲大師做點事，本該欣然應允，但我想到我們這個社會太複雜，好事都可能被看壞，我必須排除可能的阻力，於是去請教了人事部門，也向盛治仁主委請示，都獲得正面的回應，這才聯繫本山，盼能向大師面報我的想法。

那時星雲大師已經以「公益信託基金」的名義創辦了教育獎和新聞傳播獎，我看了相關資料，原擬借鏡諾貝爾獎的架構，提出一個整合性思考：以全球華人為對象的「星雲獎」，再把文學獎放進去。但想到旁涉太多，因緣未足，隨即決定專注文學獎。由於我經常有機會參與各種文學獎，且早就把它放進文藝生態系統的傳播場域來思考，認為它應是一個開放性的競技空間，重要的是一定要先想清楚營造這個空間的目的，再設定競技項目，研修相關規則等；我因之而參看了包括香港紅樓夢獎、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以及台灣幾個大獎的設置辦法。

以星雲大師為名的這個信託基金主要來自於筆墨所得，包括稿費、版稅、墨寶等，回饋到以文字為表現媒介的文學上面，願心單純卻意義深遠。我想起大師因學佛而進出古今經典文獻，對於歷史長河多少興亡事，以及「人」在其中的回應表現，每有體會，他那麼早就寫成《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確定他對於反思歷史有相當程度的興趣，於是而有「歷史小說」的設想；也在《海天遊褅》和《人間萬事》等書中，發現極豐富、平實而有力量的敘事力，想到這文類能深刻面對現實社會，於是而有「報導文學」的獎項。然而，這兩種文類都偏難，就再加上比較多人能參與的「人間佛教散文」，形成創作獎三大文類。我更想到大師結緣四方，於文壇作家以禮相待，對於有累積性成就者給予獎勵，應該很重要，因此而設「貢獻獎」。

大師接受了我提出的構想書，對於文學獎以「星雲」為名有所疑慮，我們以彰顯特色為由，盼大師同意，最後決定了獎名為「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接著當然就是確定設置辦法、邀請文壇重要名家組成評議委員會，委員有王潤華、何寄澎、林載爵、封德屏、陳芳明、我和妙廣法師，積極展開活動宣傳等實務。委員會設在台北道場，大師堅持讓它獨立運作，由覺元法師任執行長，工作小組由吳淑華師姑領導，負責做好一切行政庶務。二○一一年三月，一個全球華人重要的文學獎就此開展，一屆又一屆，至今已成功舉辦了七屆，去年也增設了「人間禪詩」獎項。

一路走來，我常憶起，二○一○年在台南，秋陽溫煦，我目送大師的坐車緩緩駛離台文館，轉身之際，彷彿若有光，我因之而有了更堅定的力量，繼續攀登我心中那座人文的聖山。

本文刊於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