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20　這位和尚

‧劉枋　作家

這位和尚是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這位和尚是我的師父！

奇怪嗎？我既未落髮，又未出家，怎麼竟會有位和尚師父？簡單明了的說：我信仰佛教，皈依三寶，做了佛門弟子，是自願發心，禮拜星雲大師為三皈依本師的。

我這個人從幼至長，真是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一事無成兩鬢斑」，到了垂老之年，幸而一靈不昧，找到了最後的歸依，一般人笑我痴愚也好，譏我窮極無聊也好，我自己卻深信深知，這是我一生未作大惡的一種「福報」。信佛，獲得了生活上的清淨及心靈上的寧靜，不是世俗所謂「四大皆空」，「空」實在是「有」。這兩年我「人在佛山」，日子過得無欲無求，也就一無缺失。

認識我的人大多都認知「劉枋這個人不吹牛，不說謊」，如今我身在佛門，恪守「五戒」，當然更不敢隨便「妄語」。我執筆要寫〈這位和尚〉，絕非為了諂上媚師而胡謗亂蓋，而是因為和我「有志一同」的大有人在，他們一個個的都以星雲大師這位和尚為對象，寫出了或長或短的好文章；這些好文章又被采風出版社蒐集彙編，集結成書，即將出版問世了。

這本書的名字是「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

這本書中所蒐文稿的執筆人是：公孫嬿、司馬中原、吉廣輿（方杞）、何志浩、李中和、李書錚、周志敏、郭嗣汾、郭晉秀、姚家彥、張培耕、陸震廷、鄧文來、翁景芳、端木野、應未遲、書戈、蕭滬音、蕭鴻、趙寧、簡媜，另外有慈惠、依空兩位法師，加上一個我，恰好兩打二十四名。

這些人對星雲大師各有不同的認識，寫文章的手法也絕不是「如出一轍」。

司馬中原這位名小說家，他先抑後揚的說了不少他自幼即對出家人沒有好印象，接著寫道：「說來也很奇怪，像我這頭四不像，在二十多年前，竟然機緣巧遇，結識了星雲這位和尚。恐怕在文藝界來說，我是較早認識他的人。拿他當朋友，未免自朝臉上貼金；認他做師父吧！我又缺少一分虛謙。雙方促膝相談，我覺得他不像是個和尚，他是一個平常人，有顆平常心，居然沒嫌我的俗和蠢。他的語言精短簡潔，態度誠樸真摯，使人在事後品味中，愈覺他平常的話語，無一不透達深廣，這絕非知識的汲取和經驗的累積所能達致的，那是靈修禪悟的功夫，他以無所不在的佛心，體認塵世間看似紛繁的事物，自然澄明透澈，掌握住事物的本質與神髓。當時他給我的感覺，正如他的法號『星雲』——蘊含著宇宙奧祕，有著不可知的深遠。」

公孫嬿是詩人也是小說家，尤擅長撰寫雜文，大概對星雲大師心存敬意，他的文章是正經八百的。他說：「星雲大師長於表達，他有口才更有文才。聽他說法或是拜讀他的大作，總會受到感染。而有機會到佛光山去一趟，一個再愚魯的拙夫，也會豁然有所悟。佛光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蘊藏了玄機，這都是經星雲大師施以再造化之功的成果。」公孫嬿又指出：「我奉派為駐美大使館武官，碰巧星雲大師到華府來，我們又重逢異地，那時我覺得他已經不是中國的一位和尚，而是具世界性的長者了。也就是因為他有世界性的眼光，才能使佛教在台灣放一異彩，他未來的成就，該是新寫中國的佛教史……」

音樂家李中和、蕭滬音夫婦，他們對星雲大師的認識是由音樂談起，李說：「唯今世佛光山的開創者星雲大師，確是佛教中最具前瞻性與時代性的高僧……在音樂方面他親自撰詞，請人譜曲，運用音樂弘揚佛教。我覺得星雲大師的作法與作風，是屬於有智慧的開拓……」李夫人蕭女士則說：「星雲大師是個大智大慧的人，也只有他的高瞻遠矚，才能肯定音樂在弘法中的教育力量。」

「方家」應未遲他開口先向星雲大師頂禮，一改寫副刊方塊雜文的精簡筆觸，娓娓的敘述起他和大師的一次再次的相見、共餐、合影……他建議將佛光山名稱上冠以中華民國，理由是「佛光山馳名遐邇，已經是世界級的觀光聖地，最少也該以中華民國佛光山自許。佛家雖云出世，名分似亦不可不計……」他又說：「星雲大師的一切行事，都本諸良心，了無窒礙。」他更說：「古人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語雖係對一般普通人而言，但如不妨移用於方外，則星雲大師正可當之無愧。」

另一位「方家」，《台灣新聞報‧西子灣》的主編端木野，因為人在高雄，佛光山是他常到的地方，向大師請教小乘、大乘二者區別所在，經過大師的開示，他表示：「大師深入淺出，把原極複雜深奧的佛教哲理，說得我們這般俗人都能聽懂。」他肯定的指出：「星雲大師無疑是一位傑出的佛教領導人物。」理由是「他今天創立了台灣最大的叢林道場。數今日台灣寺廟規模之宏偉，潛研佛教哲理之精深，興辦事業之隆盛，服務社會之熱忱，可說無有出其右者」。

電視節目製作人周志敏小姐，他自謙「不會寫文章」，但他以擅寫電視節目說明旁白的流暢文字，寫他因製作節目的因緣，得拜星公上人為師的種種經過，至情至性，讀來感人。他寫：「追隨星雲大師弘法數年，從未見大師有過準備的時間，但是他一開口就這樣順理成章。」接著說：「星公上人常以『先有國後有家』訓勉弟子。有人寫信問大師：『如果有戰爭遭遇敵人攻擊時，能不殺生嗎？您又該怎麼作呢？』大師的答覆是：『出家人以慈悲為懷，但我只是出家，並未出國。不殺生是為了長養慈悲心，但當敵人危害國家時，也應該當仁不讓的去制敵。如果殺一人而能救百人千人萬人，必要時我願入地獄。』這種大乘菩薩的精神，又有幾人能及？」他深切的認識了大師的智、大師的仁。

女作家郭晉秀原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友，他因需靜養曾到佛光山小住，他看到了佛光山所辦的「信徒講習會」、「兒童夏令營」、「傳戒」種種活動，他深受感動寫出：「我數著這一個又一個的活動，看著這山中運轉不停的生活的齒輪，一個『咬』著一個，緊密合縫，感到這有規律的運行，必有一隻手在推動，這位策劃者，這位授權於人的『健者』、『偉人』就是星雲大師。」他又表示：「我無緣常見星雲大師，卻有緣享受他開的山，他建立的事業，我曾讀過弘一大師、虛雲大師等人的傳記，只感到這兩位高僧縱有學問、道德、智慧、才幹，却是一切全拋，只一味自苦苦修，徒令他的家屬親人悲傷而已。而今日星雲大師挺身入社會，創大乘佛教的生活楷模，立典範、創事業，以成果來感化人群……」郭晉秀說的都是平平實實的真心話。

趙寧博士一貫的作風，出筆仍是他的「茶房」調，他應邀至美國休士頓三民主義大同盟南美年會演講，在飛機上遇見了大師，於是：「五日，赴正在奠基的洛杉磯西來寺，享受了一餐美味的素席，午後趙茶房自願發心，皈依三寶，禮拜上星下雲為三皈本師，法名普光。」由這篇文章，才知趙普光居士和我竟是一師之徒，何其榮幸也。

現任中國文藝協會的值年常務理事，名作家郭嗣汾先生，他和星雲大師相識近四十年，真是交深知也深，他寫道：「認識星雲大師，是由朱橋弟（本名朱家駿）的介紹。去年在佛光山和大師閒談中，大師對朱橋在文藝界的成就，以及不幸英年早逝，都有無盡的追懷和惋惜。……星雲大師也是一個人，也和平常人一樣有夢、有愛、有理想，但是我深信當他決定信奉接受一種信仰和責任時，不是為了任何代價，而是為了心之所安，而是信仰與責任的本身；使他堅持一分追求的信心決心，永遠不會放棄。」郭嗣汾先生，現任「文協的龍頭」，並且特別提及「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受邀撰寫《菩提樹下的兒女》乙書，星雲大師親筆為我修改這本小說的大綱，到現在仍保留作為珍貴的紀念品之一，從大師修改的大綱，也可以看出他在文藝方面的修養與造詣。」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十位，他們各有對星雲大師的公正論斷與認識外，此外如老將軍何志浩，他以近兩萬字的長文，縷述大師的生平；名作家鄧文來，寫到認識大師於少年在宜蘭時；高雄市教育局祕書李書錚女士，以及幼教工作者翁景芳女士，前者以辦教育者的立場，讚揚大師致力教育辦得如何成功，後者說大師重視幼教的慈心悲願。散文名家方杞（吉廣輿）、文壇新秀年輕女作家簡媜，以及身居南部的名作家張培耕、蕭鴻（周嘯虹）、書戈（書道規）、名記者亦為名作家陸震廷（郭風），他們有的也是大師的弟子，有的發心為佛光山工作，對大師的認識，當然更與眾不同。兩位獲碩士學位的比丘尼，慈惠法師為佛光山都監院，曾「隨侍翻譯二十年」，依空法師主持佛光山的文教工作，他倆寫大師，該不是一般人的以文字詞藻取勝的。

最後該提的是姚家彥，他以〈緣〉來敘述認識大師以及出版《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的因果，他現在新聞界服務兼營采風出版社，跟這群執筆的人有的是「舊雨」有的是「新知」，采風尊重先進欣賞新秀，他肯定大眾共襄盛舉的熱忱，更肯定星雲大師「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毅然樂願印行這本，彩色照片多幀，文稿三十多萬字的大書，否則他不會為「牟利」而冒風險，因為出書叫好未必叫座，社會上「人性向下」的現象不容諱言，試問有多少肯買有價值好書的人？而所謂暢銷書內容是否都有價值？有心者和明眼之士心知肚明。

我之所以寫這篇〈這位和尚〉，並不是要替采風出版社打廣告，只因為對星雲大師我除了「吾敬吾師」四字以外，不敢多所胡言亂道，而這些朋友他們對星雲大師的肯定和讚譽，都是我想說，要說而不知如何說的話，我感謝他們，所以把他們筆下寫的〈這位和尚〉，先睹為快擇要的向廣大讀者推荐。

    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出版前夕

    本文同時刊載於《青年日報》、《普門雜誌》、《覺世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