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44　俠情正氣，沛乎蒼冥——記述幾段與星雲大師的深厚法緣

‧昭慧　玄奘大學宗教系主任

個人自學佛開始，就蒙星雲大師覆護義助之厚恩，以迄於今。

學佛的啟蒙恩師

六十六年（一九七七）暑假，透過高醫廖敏洋學長（現於豐原懸壺執業）的安排，筆者抱著「到山上玩玩也好」的態度，參加了佛光山夏令營，在那裡第一次見到大師，並聞其慈祥溫煦的開示，內心頓生對佛法的景仰之情。可以說，大師正是筆者此生學佛的第一位啟蒙恩師！

這也是筆者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出家人與正統佛法。佛光山師父們的活潑熱誠、善說法要，給筆者很大的震撼，因為在此之前，筆者對出家人還是停留在灰色的刻板印象，自此卻完全改觀。回家之後，就逐漸看佛書、素食，並於一次大師至中山堂弘法時，報名參加了集體皈依。

思凡事件極力相挺

爾後另有因緣，竟未在佛光山出家，一晃眼，十年都不曾見到過大師。直到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底，筆者帶領著中佛會護教組，掀起了全國轟動的「思凡事件」，緣此才與大師作了第一次單獨的接觸。

那時大師還完全不知筆者與佛光山過往的一段深厚因緣。他只是從媒體中知悉：筆者為了維護佛教，不容崑曲《思凡》的內容扭曲佛門尼師形象，而與國立藝術學院、教育部和許多傳播媒體、藝文界人士都槓上了，為此他大為讚歎，乃於雙方僵持不下，氣氛緊繃的某個晚上，以電話告知：「昭慧法師，我會全力支持你！包括去基隆文化中心抗議，你看需要發動多少人？我們就去多少人！」

這通電話，讓筆者吃了顆定心丸。要知道：當時筆者不但被許多傳媒醜化為大魔女，連教界許多知名法師，也都為了維持他們「與世無爭」的社會形象，對筆者不是敬而遠之，擺明了絕不動信徒的一兵一卒，就是說些「何必如此？自己做好就好了」之類的風涼話。所以大師的支援，對筆者而言：是不折不扣的「雪中送炭」！

事件結束後，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初，筆者到台北普門寺向大師禮座，這才告知自己在佛光山的學佛緣起。大師更為歡喜讚歎，乃命筆者為普門寺的佛學講座，講兩次的開示。此後因事忙緣故，與大師還是疏於聯絡。但當他知道筆者離開了汐止慈航堂時，有一次竟打電話來福嚴佛學院，關心筆者的居處，並主動表示：願意無條件提供居所。那時因已在景美落腳，覺得環境還差強人意，所以並未即時接受大師的雪中送炭，但是想到家業如此龐大，終年國內外奔波弘法的師長，竟還會關注一位與他距離如此遙遠而又疏於向他請安的晚輩，內心不禁是又驚訝，又感動，又慚愧！

大力留下祈安觀音

八十三年（一九九四），觀音像事件爆發，原來心胸狹隘的異教徒將大安森林公園預定地上的楊英風先生銅雕「祈安觀音」，當做是「魔鬼撒旦」，必欲除之而後快，故結合其在政界的廣大人脈，向市府施壓，要求鏟除觀音像。

幾經努力護像無效，護觀音人士準備在二月十九日，於新生南路七號公園門口的紅磚道上，發起「觀音不要走」大集會活動。筆者趁寒假的春節期間，到南部發動諸山長老響應，但發現到：除了高雄市佛教會理事長會本法師仗義力挺之外，其他長老法師似都有所顧忌，反應冷淡。

筆者生怕集會活動人氣稀薄，會讓官方與異教，更是無所忌憚以鏟除觀音聖像，想來想去，只好鼓起勇氣打電話給大師，向他簡報事件緣起，請他鼎力相助。他老人家沉吟片刻，乃慈悲告知：「當日本來在台北道場，還有法會正進行中，但既然你昭慧法師關切此事，我答應你：當天會來到現場，也會發動信徒聲援。」

就這樣，二月十九日下午，不但佛光會有眾多法師居士先行來到，而且在集會進行的淒風細雨中，大師翩然蒞臨現場，獲得集會大眾的如雷掌聲。他不卑不亢地表達了「佛教徒應該護像，觀音像應予留下」的基本立場，演說內容，擲地有聲！

此後，他持續關切觀音像事件的發展。當一切努力均告無效，觀音像拆在旦夕之時，我們徹底絕望，於是立委林正杰與筆者，決定在新生南路紅磚道上的觀音像前，以「絕食」的方式，做最悲切的抗議。筆者並答覆媒體：若市府魯莽動粗以拆除聖像，我會讓他們鬧出國際新聞！那時心裡已有了「與聖像共存亡」的最壞打算。大師又一次出現在關鍵時刻。他到台北道場，親自召開佛光會幹部會議，請佛光人全力動員來支持護像行動。至今印象猶新的一幕是：筆者絕食期間，有一次他透過行動電話與筆者聯繫，當時正是氣氛最為低迷的時刻，電話那頭慈祥的聲音飄入耳際，筆者忍不住哽咽了：「大師，我的性命就交到您的手上了！」

「昭慧法師，你放心！我會全力聲援你的。你聽到了沒有？大家在這裡向你鼓掌的聲音，你聽聽啊！」

就這樣一通電話，讓我心裡篤定下來，而且隱約感覺：有了大師力挺，事情必有轉機。果不其然，佛光會挺身而出，大師以「三百輛遊覽車將於三月二十九日來參加公園開幕」的實力與台北市長黃大洲先生展開溫和而堅定的談判，讓我們在絕食六日之後，終於成功地留下了這尊台北佛教的地標——永遠慈悲俯瞰著台北蒼生的祈安觀音。

那一次，由於中央教會、知名大師與許多法師「放冷箭」，使筆者深深承受著內憂外患的艱苦，要不是大師以其豪氣俠情，極力相挺，筆者早已屍骨無存了。所以筆者常常告訴師友：星雲大師對筆者而言，不但是佛法的啟蒙恩師，更是救命恩人！

促成國定佛誕紀念日

數十年來，由於國府領導人有特殊宗教信仰，乃將耶誕以「行憲紀念日」的名義放假。過往已有許多長老法師向官方反映：佛誕應比照耶誕而放假，但官方總置之不理。至八十八年（一九九九）初，筆者考量到年底即將舉行總統大選，此時正是發動「佛誕放假運動」的良機，於是與幾位青年法師共組「佛誕放假促進會」，分別請教內大老為召集人。

二月十日晚間，電話追蹤到宜蘭，找到了星雲大師，請他擔任總召集人並聯署支持，他二話不說就應諾了。筆者連夜寫信，將排名順位的難處稟告大師：「雖然籌備會為了尊重中佛會而將淨心長老列名為第一順位的總召集人，但是您的首肯，在學人心目中，卻有最特殊的意義，因為每一個佛教有難的歷史關鍵時刻，您都是在包袱最沉重的情況之下，於長老中率先聲援的，令晚輩敬重的長老！」

說實在話，論國內資歷，論國際聲望，論教中戒臘，大師都應排在前面，但我們卻為了全佛教的團結，把他排在總召集人的第二順位。他老人家了解我們的尷尬處境，竟然寬容了我們，自己簽署之外，還順為請兩員大將──慈惠、心定兩位法師──共同聯署。

到三月時，促進會之聯署活動已於全國展開，有些團體仍在觀望，但也有非常熱心的團體（如現代禪），一口氣簽了三千五百多人。筆者明知大師大病初癒，正在靜養，卻仍忍不住傳真信函到美國，向他尋求進一步的奧援：

「目前我們相信：倘若佛教徒能有一百萬人聯署，力量一定會相當可觀，當局也不敢小覷此一能量。……明年總統大選，執政當局勢必不得不考慮佛教徒的心情。所以學人估計：這是佛教界不可失去的唯一機會，若此時不推展此一活動，以後就沒希望了！由於這個緣故，若待民間佛教力量慢慢醞釀而浮現，實屬緩不濟急，因此促進會急切渴盼大師號召佛光協會動員簽署之力量。學人聽說後天下午佛光山將在屏東舉辦一場顯密淨獻燈法會，時日迫近，只好斗膽懇求大師同意，讓學人親自率領促進會義工，來至法會場外，呼籲與會大眾聯署。」

這封信在三月十二日晚間傳真過去，翌日上午他已從洛杉磯打電話來，慈祥地說：「昭慧法師，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已交代佛光會全力支持，你可直接與祕書長永富法師聯繫相關事宜。」

那一次，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分別於三月十四日屏東體育館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彰化體育館的兩場「獻燈大法會」中，發動與會信眾支持，聯署者將近萬人；三月二十八日，星雲大師已從美國返台，在林口體育館親自主持「萬人獻燈大法會」，此後，他慈悲指示佛光協會及佛光山各分別院，全力動員僧信四眾連署，支持該項運動。所以那次的聯署名單，佛光會以十餘萬人之眾，居所有聯署團體之首，而且也讓執政當局不得不重視此中所隱藏的佛教實力。

六月初，他自佛光山北上，拖著病體，帶著我們馬不停蹄地拜訪部會首長、行政院長與各宗教領袖，尋求支持。經過這一連串的努力，破除重重障礙，佛弟子數十年的心願終於達到了一部分：立委沈智慧的提案獲得朝野一致通過，明訂農曆四月初八日佛誕為國定紀念日，得調移至週日放假。

調移放假，這是因為我們體諒工商業界「怕假日太多影響營運成本」的難處。另一方面，無法爭取到全面的放假，這還是因為政客看穿了：佛教界並非全面團結的──扯後腿、放冷箭、夜奔敵營去向政要通風報信的，都大有人在。

後來有人竟還責怪我們：沒爭取到放假，有什麼意思？殊不知：連耶誕都還只是掛在「行憲」名義下，而佛誕卻首先訂定為國定紀念日。至今（二○○一），人事行政局才終於一併將道教節、耶誕節都列為「國定紀念日」了。佛教開風氣之先，其意義還是極為重大的！

也有人罵大師：為何好好將佛誕與母親節相混淆？其實，那根本與大師無關，原立法院所通過的提案，明確寫的就是「得調移至週日」；但李總統於九月一日上佛光山公布此一消息時，由於旁人提供的資訊錯誤，竟宣布成「調移至母親節」了，行政院只好將錯就錯，如此訂定了下來，而與原立法院所通過的提案文字略有了出入。這一點，一直到去年，筆者還是不斷努力尋求更正，而且業已獲得效果，讓佛誕之假日與母親節重作區隔了。

更有人酸溜溜地說：「到底是誰在主導這件事？」但那能怪我們嗎？當日在艱苦的奮鬥過程中，這些在意「主導權」的人在哪裡？相形之下，大師又是如何地不計排名順位，不計本山利害，義無反顧地偕同我們年輕人一起衝刺的呢？他根本沒向我們談到「誰來主導」的難題，卻以無私與至誠的人格，感動了我們，讓我們自然地將後續的主導權交到他的手上的。

總的來說，那次的佛誕運動，內有自己人扯後腿，說風涼話，甚且還有人夜奔敵營，向政客們交心表態，外有異教徒用盡所有手段暗中抵制，要不是大師出面力挺，一方面以佛光會成員的實力展現，讓官方不得不盱衡時勢，順水推舟，另一方面也走訪一貫道、道教與天帝教等本土宗教領袖，感動到他們出面表達支持立場，我們還未必見得能得到這樣的成果呢！

聲援廢除八敬法運動

對女眾，星雲大師一向就是仁慈而平等對待的。他常常向南傳國家的僧眾提議恢復比丘尼戒的傳承，而且相當肯定女眾在佛教中的貢獻。老實說，沒有女眾，就沒有佛光山，也就不會產生今天舉世聞名的國際佛光會。他在行動上也鍥而不捨，於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在印度佛陀成道處的菩提伽耶，聯合南傳上座比丘，為女眾舉行了比丘尼戒的傳授。

今年三月底，弘誓文教基金會為印順法師之九六嵩壽，舉行「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適逢達賴喇嘛於是日來台。由於海峽兩岸佛教近年對尼眾的箝制加劇，而藏傳佛教亦在保守僧侶的阻撓下，遲遲不得恢復比丘尼制度。筆者認為：時機業已成熟，於是將印順法師「五十七年前就已提倡男女平等」與達賴喇嘛無法恢復比丘尼制度的困境兩相提比，一方面呼籲達賴：儘速恢復比丘尼制度，另一方面，則於台灣發動「廢除八敬法運動」。這樣一來，社會各界叫快叫好，卻也引起了嗣後佛教保守派對筆者的全面反撲。當其時，諸山長老之中，只有星雲大師公開地在媒體上支持此一運動，而且坦然宣稱：「佛光山是全世界最大的比丘尼教團，沒有比丘尼就沒有佛光山。」

比較起其他長老法師的表現，大師的開明、公道與勇敢，真是讓人不得不佩服得五體投地！難怪一向對佛教界批評甚為峻厲的江燦騰教授，忍不住對大師致以最高的推崇云：「當時在台灣佛教界的大師級前輩中，唯有佛光山的開山祖師星雲長老能以高瞻遠矚的眼光，在第一時間內即公開呼應台灣現代比丘尼此一追求佛教兩性平等的合理訴求，真不愧一代大師，值得後輩們的景仰讚歎！」

支持制訂宗教團體法

今年五月，宗教團體法的制定，開始引起了教界的關注。筆者原本無意關切此一議題，卻因為看不慣某佛教單位用種種不光明的手段（如黑函詆毀與黑道恐嚇等），將該法之草案講得極其不堪，意圖挑唆佛教法師居士上街頭反對立法，筆者唯恐這樣不負責任的煽動行為，讓佛教平添社會的惡感與鄙視，於是站出來卯上了他們，當他們於公聽會上動用人海戰術時，筆者責備他們道：「如果這樣，趕明兒我們也請佛光山的法師們來，把整個樓層坐滿如何？」

後來《中時晚報》以四版頭條刊出此一新聞，翌日的日報跟進報導，將所有黑幕來個大曝光，連該單位在北部國家公園內的大違建使得兩位比丘做了鋃鐺入獄的「人頭」，也都被有心記者挖了出來。該單位之氣燄頓挫，後續的小動作就沒敢再如此明目張膽了──當然，詆毀他人名節的黑函還是不斷四處散發，但已極少法師願意給他們利用了。

大師看到了報導，打電話來垂詢關切，並讚許筆者的勇敢。不但如此，他還慨然提供台北道場的會議廳，與中華佛寺協會合辦了一場「宗教團體法研討會」，討論過程一切透明化，讓記者們自由旁聽。這對佛教建立「立法共識」，以及爭取媒體與官方的同情了解，至關重要。是日政府官員與媒體朋友，看到教界法師是如此理性地在討論法案，而且不斤斤於本位利益，於是減少了許多因某單位興風作浪，而對佛教所平添的誤會與惡感。

俠情正氣，沛乎蒼冥

筆者認真思想起來，幾番投入護教事業，都還是因為星雲大師以佛光會龐大成員的實力，挺身義助，才得以順利完成。筆者以此常自謔是「狐假虎威」，浪得虛名；也常感恩地自忖：若無愛教心切的星雲大師，不計本山利害以拔刀相助，筆者可能連性命都早已無存，更遑論成就那幾樁難度極高的護教事業！

大師平日矢志「給人信心、給人歡喜」，願作眾生「不請之友」，自然流露的是極其寬大、慈和、溫煦、雍容的氣質，但是在幾次大師義助護教的事件中，對映於其他諸多教中名僧的涼薄、怯弱、退縮、把持私利、諂媚官方、落井下石，筆者更見證了大師的另一面，那就是「時窮節乃現」的風骨，是生命深層無比的正氣俠情，相信那應是源自於對佛法的敬信與忠誠，也源自於對一個晚輩無條件的慈憫護念！

茲當大師七五華誕前夕，筆者主動向永芸法師表白：想寫一篇文章，記述與大師的幾段法緣，讓世人知道，大師的功業，絕不僅只於建立了無遠弗屆的國際佛光會；大師的人格偉大，更表現在「不計本山利害，存念全體佛教」的光風霽月！這一面向，經常是被佛教中人忽略，甚至故意詆毀而加以扭曲的。

懇祝大師為法為眾生而常住世間，嵩壽無疆！

本文刊於二○○一年九月八、九日《人間福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