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0　星雲大師與我

‧郭嗣汾　作家

一

生平最崇拜有兩位歷史人物，一位是東漢末年三國時代的諸葛孔明；另一位是明朝末年大儒王陽明先生。

諸葛孔明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無人不知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的功業和他完美崇高的人格，不但見重於當時，並且傳之百世而不朽。

一般人都看了《三國演義》，對於他「神化的功業」津津樂道，卻甚少人注意到他真實生活的另一面。在他未出茅廬之時，隱居隆中，潛修學問，完全過著遯世生活。他在〈出師表〉中說：「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他輔助蜀漢，達二十餘年，到他臨終之前對後主表奏中說：「我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儘可供給子孫無缺。我自己在軍中，除了衣食由公家供給外，沒有購置一尺一寸的田產。但願我死後，家中沒有剩餘的布匹，外面沒有剩餘的錢財，才不辜負我平素淡泊的志趣。」

後來，證明他的話一點也不虛假，而且到了鄧艾侵蜀之役，他的兒子、孫子都為國盡忠，戰死於綿竹。諸葛武侯之所以名傳千古，受後人尊為「一代宗師，萬古人龍」，其實絕不是一般人傳說的「未卜先知」和「呼風喚雨」。而是他的「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高風亮節，和輔佐蜀漢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公忠體國的偉大精神，使得生前的仇敵都為之感動追思。

其次，明朝末年一代大儒王守仁先生，因為在朝中彈劾奸臣劉瑾，被貶在貴州龍場驛作一個小小的驛丞。當時貴州可以說還是一處未開發的蠻荒之地，萬山矗立，瘴毒滿布，中原人士，極少肯到那地方去謀生活。王守仁被貶到那裡並不怨艾，也不自餒，以全力去教化當地的人民。跟隨他去的門人大半受不了那種險惡環境中的生活，先後走的走，病的病。王氏對於生病的門人侍從，親侍湯藥，並為病人吟詩唱歌，使他們寬心快樂。

他在最惡劣環境中，仍然能保持樂觀曠達的心情，完全由於他有著一分崇高的理想：做世間第一等人，做第一等事。這種理想鼓舞著他，無論在任何險惡環境中，依然能夠樂天安命，冷靜思考。直到他終於徹悟格物致知的道理，從而去人欲、見天理，心志大定，道德日進。遂在「貴陽書院」主講，發表他的「知行合一」的學說。

王陽明先生的功業，名揚當代；而他所創的「陽明哲學」百世不朽。其成功就在於他有堅定不拔的毅力，克服惡劣環境，戰勝自我，立定決心作世間第一等人、第一等事。最後，他終於成功了。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用這兩位先賢作為開場白，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比譬不當。實在說我根本沒有比較的意思，人與人環境不同，思想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際遇不同，成就不同，甚至古今不同，如何去比較呢？但是也總有些是相同的，例如古人把松柏喻君子，是因為松柏被公認能傲霜雪，挺立於風雪寒冷中，經冬不凋，用以比喻君子的品德操守。當我寫星雲大師時，也有感於他具有諸葛武侯的高風亮節，淡泊寧靜的德行；同時也具有王陽明的不畏艱難困苦，去人欲、見天理，立志作世間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志節。故而引用兩位先賢故事來作開場白。

我因偶然際遇，與星雲大師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間訂交，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年之久。三十年，在從前是一代。在這漫長的時間中，足夠認識了解一個人，至少在做人處世的方向，成就和影響，可以充分了解的。在三十年的交往中，雖然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但也足夠對星雲大師有相當的認識了解。我要談的不是他的成就，他的成就在各方面早有定評，由我再寫出來，不但不是錦上添花，反而成為後台叫好，有害無益，費力而收到反效果。尤其是我與大師訂交這麼多年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過彼此對未來的計畫，更談不到參與。

一個人擁有成功的人生，和他擁有事業上的成就，應該是同等重要的。也許大家都比較重視後者，但我認為前者更重要。我對星雲大師的敬重，並不完全是他在弘揚佛教事業方面卓越的成就，雖然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已經受到了普遍的肯定。我更敬重他有一分寬恕、容忍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以及一分崇高的理想。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和企及的。

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康伯蘭的秋天》，在那本書後記中我引用了西洋作家辛恩的一段名言：「在悲劇叢生的現代社會裡，我們都該有一點寬恕、容忍和犧牲的精神，方能替我們為苦難撕破的心扉保留一些完整。我們都從風雨中來，我們的心上都烙著被欺凌、被損害的創傷，這些創傷都需要愛的撫慰來使它平復。捨寬恕、容忍和犧牲之外，別無他途。」

辛恩又說：「愛裡本來就含有災難與痛苦，一個懂得犧牲的人並不是被判決去忍受痛苦，而是他寧願負起痛苦的重擔，不願拋棄他對愛的責任與信心……使我們不能忍受的，不是愛的災難與痛苦；使我們不能忍受的，是我們拚命拒絕去承擔這分愛的災難與痛苦。如果我們認為目前的犧牲是摒絕了自我的愉悅，我們就會像是生活在無盡的黑暗裡，任煩惱、憂鬱和悔恨蝕盡我們的心靈。如果我們認為目前的犧牲是為了一個崇高的愛的理想，我們內心就會產生快樂與勇氣。」

這些話，在過去，是我早已縈懷於心中，想說而未具體說出的。每個人都會追求理想：有人追尋幸福，有人追尋痛苦，有人犧牲自我去完成嚴肅的事業。即使一個平凡的人也一樣有夢、有理想、有愛，雖然可能他們缺乏高潔和理想的極致，卻都擁有一分純真與樸實的情感。

星雲大師也是一個人，也和平常人一樣有夢、有愛、有理想，但是我深信當他決定信奉接受一種信仰和責任時，不是為了任何代價，而是為了心之所安，而是信仰與責任的本身使他堅持一分追求的決心，永遠不會放棄。

所以他能一直過著儉樸刻苦的生活，一直肩負弘揚佛教的大業的責任，數十年如一日。

二

三十年前和星雲大師認識，是由於朱橋弟的介紹。去年在佛光山和大師閒談中，他還提到了朱橋（本名朱家駿），對於朱橋在文藝界的成就，以及不幸英年早逝，都有無盡的追懷和惋惜。大師視朱橋如兄弟，如子侄，他還惋惜地說：如果當他南下高雄時，能把朱橋帶到南部，或者他不到南部，朱橋可能就不會死了。大師雖是一位方外人士，卻有極濃厚的情感，不稍假飾，使我深為感動。

朱橋是江蘇鎮江人，與大師一江之隔，可算得上是小同鄉。到台灣之後，又一同住在宜蘭，所以交往極早。朱橋又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大師在宜蘭開設念佛會，建雷音寺，朱橋都曾出力，或熱力贊助支持。朱橋是隨陸軍通信兵學校由大陸遷到宜蘭，到了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進入救國團宜蘭支團部，主編《宜蘭青年雜誌》。我是一次受救國團邀請到太平山、大元山訪問旅遊和朱橋認識，然後經常通信，為他的刊物撰寫短文。朱橋編的刊物極具特色，內容生動，版面活潑，甚為各方面的歡迎。他也經常在蘭陽地區舉辦文藝講座，邀請台北的作家前往演講。我先後會去宜蘭中學、蘭陽女中演講，都是由他出面籌辦邀請的。

第一次我到蘭陽女中演講後，朱橋弟和我一道到宜蘭念佛會，拜訪星雲大師。承大師厚愛，要我在正在上課的一班學生做一次文藝談話。然後，在大師的禪房，談了很久。我自幼在一個佛教家庭長大，受佛化薰陶很深，當然所得不過皮毛。不過也許我有一顆虔誠向佛的心，與大師頗為投緣，因而我對大師在這一次見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大師留我吃素菜，但是救國團已經早有安排，不得不婉謝大師好意。我說以後一定有機會打擾。想不到這一次的許諾，到好幾年以後才實現；反而是大師到了南部佛光山開山以後，打擾的次數太多了。

那一次宜蘭之行，可說收穫十分豐富，在礁溪的鐵路招待所住了兩天，那裡是日式建築的房舍，榻榻米式房間。晚上，和朱橋、孫虹、西帆等年輕作家朋友，品茶、喝酒、聊天，總是聊到深夜才倒下睡覺。早上起來，礁溪那時房屋很少，四周田野一片青蔥，散步田畦間，我談起小時候在鄉下抓泥鰍、釣黃鱔魚的舊事，西帆是四川人，有許多共同的記憶，我們談得更投機。當然，西望海天迷濛，也難免引起無盡無限的鄉愁。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起，星雲大師在台北創辦了《今日佛教》，由朱橋負責一部分編務。大師經常往返於台北宜蘭之間，不過他極為關切編務，許多稿件都親自處理。那年五月中，見到星雲大師囑意我寫一篇長篇小說。那時候，我寫作工作極忙，一方面又在主編《中國海軍月刊》，而且經常有兩部以上的長篇小說在報刊連載，已經為「稿債」得罪了不少老編先生們了。但是，大師的囑咐我不能推卻，而且那時候見面時多，請益的機會也多，我終於答應了下來，為該刊寫了一部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菩提樹下的兒女》。顧名思義，還是一部以佛教思想為中心的作品，人物的造型、故事情節的安排，都相當費心思。

不過，那時候，我手中正在寫的長篇小說，有《自由談雜誌》的〈懸岩的悲劇〉；《暢流雜誌》的〈春波〉；以及《中華日報》副刊的每天一段〈生命的火花〉。這些工作已經夠忙，我無法一次交卷。《今日佛教》是每月出版一期，大師也同意我邊寫邊刊，每月交一萬字稿。我先寫好故事大綱，送請大師指正，他就我的大綱，作了十六點修正建議，使得這一個故事，增加了不少的內涵。有了具體的骨架，寫起來頗為順手，這部長篇小說，從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五月動手寫，是年七月一日開始連載，到第二年年底結束，每期都在一萬字左右。連載完以後，四十九年（一九六○）五月由「皇冠雜誌社」出版單行本。只可惜，我現在手頭一本書也找不到了。

值得一提的，當時，我保留了大師為我修改的小說大綱，是他親筆所寫的，到現在，成為我珍貴的紀念品之一。藉他修改的大綱，也可以看出他在文藝方面的修養與造詣。

那時候，他住在新北投山上的一棟小建築中，清幽精緻，命名「普門精舍」。在假日，我常去那裡，請教談天，洗滌心靈。也認識了幾位高僧，如像悟一（原在善導寺主持，後來去香港）；乘如（又名若水，後來在馬尼拉主持隱秀寺，去年十二月，我去菲參加亞洲華文作家會議第二屆大會，曾專程去拜晤，盤桓了一個下午。他在民國五十年間，出版《慈航雜誌》，我曾每期寫稿達三年之久）；妙然（筆名華嚴關主，常在《中央日報》等處發表文章，為文空靈深遠，雋永清逸。後來主持智光商業職業學校。初識時，他正在新北投坐關）等三位大師，學問德行，都深使人敬佩。

另外，值得一提的，在民國四十年間，文藝界有十來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每月聚會一次，輪流作東。最早由我發起，有司馬桑敦、彭歌、周棄子、聶華苓等，多半在咖啡室中，喝咖啡聊天。後來變成了定期集會，參加的人也多了起來，計有何凡、林海音夫婦、李唐基、潘壘、公孫嬿、郭衣洞、王敬羲、劉守宣、張朋、夏濟安、夏道平、歸人等。有一次，我代大師邀請他們去普門精舍，由大師作東吃素菜，大家很高興，吃得很盡興，也談得很盡興。後來其中的好幾位朋友都成了大師的好朋友。那一次，大家也去拜訪了正在坐關的妙然法師，對於他的苦修，每個人心目中都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以後，我由海軍出版社轉到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工作，全家搬往台中，和大師見面時間減少了。後來，大師在高雄建了壽山寺，在南部時多。我只在去高雄出差時，到寺中去拜訪，但多半見不到，他仍然在宜蘭、台北、高雄三處奔波，為弘揚佛法盡力。後來，佛光山開山建寺開始以後，整天忙著在工地督工，那一段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辛苦，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的。見面時雖少，偶爾有事情時，仍有書信往返。我們像劃過天空的兩顆星，各有各的軌道，相切相交的機會太少。不過，在新聞大眾傳播媒介中，佛光山已經像奇蹟般地出現在南台灣了。

三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我替台北「地球出版社」主篇了一套《錦繡台灣》叢書，一共二十二本，前後編了三年才完成，這是一套菊版八開圖文各半的精裝版本，也是在台灣開大套書的先河。只可惜出版社到後來資金困難，只出了八本。其餘已經寫好編好，也拍好了照片，都不能印刷出版，至今尚引以為憾。已出版的八本中，有一本《十大景觀之旅》，以台灣的十大名勝景觀為對象，這十處名勝景觀是經過大家提出來商討研究最後通過的，其中包括了佛光山。

為了拍攝照片，和蒐集佛光山的文字資料，我先後去過佛光山兩三次，我不想打擾大師，除了必須請教他而外，都儘量自己去進行拍攝和蒐集的工作，一方面也是希望儘量客觀地描寫風光勝景，不作主觀的報導宣傳。因此蒐集的資料也是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綜合各方面得來的。

佛光山開山建設，始於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據說，星雲大師從北到南，到處尋找一處地方，建寺清修，最後找到了這地方，地僻人少，地價便宜，於是他賣掉了高雄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的房子，得來的價款用來買下這一座僻野荒山，默默地進行建寺工程。這地方本名麻竹園，位於高雄縣大樹鄉，從高雄到旗山的途中，為一丘陵地帶，山上雜樹叢生，綠竹成林，人跡罕到，交通不便。但是登上這座小山遠眺，山下高屏溪橫臥眼底，洞床廣闊，一灣碧水，蜿蜒南流。附近翠谷青山，蕉園四布；山外阡陌縱橫，人家處處，風光綺麗，佳景天成。星雲大師大概是登上山峰遠眺之後，才決定在這地方開山建寺的吧。

自從開山以後，十年間，這一片大約五十公頃的丘陵地上，已經遍布了各種式樣的建築物，想來佛經上的靈山勝景，也不過如此。更想不到的是：十年之前，這裡是一處人跡罕到，斧斤未鑿的原始山林，一變而成為南台灣的佛教勝地，全台第一大叢林，馳名國內外的觀光勝地了。每天到山上去朝山進香的十方僧眾，善男信女，以及慕名而往的國內外的嘉賓名流，不絕於途。高旗道上，車馬輻輳，人潮洶湧。據山下小店統計，每天觀光巴士，載客來山上的，次數都在五十輛至一百輛左右。

佛光山在台灣眾多的寺廟中，堪稱別樹一幟，有其獨特風光的寺院。它是一座集佛教教育、文化、慈善、觀光為一體的道場，博大莊嚴的十方叢林。它具有學校化、大眾化、事業化的內涵，可說是集古今中外佛教事業於一山，顯是人間淨土，又成觀光勝地。實質上以舉辦教育、文化、慈善等事業為主；以提倡人間佛教、社會教化為其遠大的宗旨。因此，除了莊嚴肅穆的殿宇經堂外，還有佛教大學、中小學與幼稚園。可供八百人頤養天年的養老院；可供千人以上住宿的朝山會舘和麻竹園信徒講習會。以及醫療所、出版社、公墓等設備和附屬機構。由於多元化的設施，使得佛光山真正成為十方叢林、大海叢林。

當《十大景觀》這本書出版以後，我先後又上山兩次，都會和大師見面暢談，其中一次還承大師邀請，和山上法師們共聚一堂，作一小時的文藝講話。也從大師口中，得悉開山建寺的艱苦。大師自從買下這座山之後，已無分文可供建寺之用，完全憑著他堅定的信念，不屈不撓的意志與精神，高度的智慧與決心，完成了一般人認為絕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當然廣大信眾的無條件支持更是重要因索。

大師以建設朝山會舘為例：由於佛光山地點偏僻，對於遠道前來朝山的信眾，食住都成問題，因此在全山的中心點，設計了這一座外型像印度建築，內部則設有餐廳、客室、會議室、接待室等的現代化建築。發包後，負責管理財務的部門向大師報告，銀行戶頭中已無存款，而購買各種建材都需要不少的費用，不如暫停工程進行，等到有足夠經費時，再行興建。大師指示，工程繼續進行，他親自打電話訂購鋼筋、水泥等各種建材，並說明須延稍後付款。建材商都對大師全力支持，先交付建築材料，不使工程中輟。然後各方捐款源源而來。一年後，一座嶄新的朝山會舘工程完工了，朝山的信眾也有了食宿之處。那兩次，我就在會舘中小住，並和法師們共同研討文藝創作的問題。

大師對我說：他心中想到的事是該做些什麼事，從來也沒有想到過錢。他自幼出家，身邊從來沒有錢，也不知道怎麼用錢。他舉例說：當他在南京棲霞寺出家，到寺中後，就寫了一封信向母親報告在寺中的情形，但是這封信他藏在身上有三年之久，仍然沒有發出去，因為他沒有錢去買郵票，而那時候，發一封信的郵資不過幾分錢。

他雖然身為佛光山宗長，但是生活上一點沒有特別的享受，一切和山上的僧眾無殊。信徒或外賓到山上去，可以住不亞於觀光旅館設備的豪華套房，吃精緻的素菜。而他和山上的男眾法師們，大家都住在山上一棟三層樓的宿舍中，每人一間房，房中陳設簡單，一張單人木床、桌、衣櫥，和一把電風扇，僅此而已。

去年，我在佛光山度春節，全家大小一共十五人，過了一個記憶中永遠難忘的春節。山上正在舉辦花燈展覽和法會，全山一片燈海。朝山拜佛和觀光者，把山上擠得水洩不通，車子開到山下一兩公里外就開始塞車，最後只有走路上山。由於山上一下子添了上萬的人，吃住都得張羅，全寺的僧眾都派了臨時任務，分別在各部門、各個場合照顧上山的信眾。朝山會舘從早到晚開「流水席」，人潮不斷。各法師們放下平日手頭的工作，分別去為大眾服務。如像文教處負責的依空法師，選擇到廚房去燒菜；在山上授課的女作家劉枋大姐，自動到東禪客堂去為大家奉茶。都是不分晝夜在忙著。可是，廚房分不出人手為自己人作飯，也沒有時間吃飯，只好每人發一個便當果腹。我看了那便當，飯是冷的，菜只有兩片蘿蔔、兩小塊豆腐。所有人都一樣待遇，沒有特殊，沒有差別。

二十年間，大師赤手空拳，默默地在一片荒山上，建起了全台灣最大規模的叢林，興起了史無前例的佛教教育文化事業，實在太像奇蹟了。

我國浙江省第一名山天台山，是有名的佛教聖地，從南北朝起，有晉代的支遁、曇蘭等高僧；而對天台山佛教貢獻最大的，當是隋代的智顗大師，他在天台山住了二十年，先後建了十二所道場，遺著有數十種，成為後代佛教有名的天台宗祖師。以後天台還有豐干、拾得、寒山等高僧，都是後代十分景仰的。智顗大師在山上所建的道場，如國清寺為規制最宏的大寺，也是天台山的第一大寺。傳說大師起道場時曾說：「吾寺成，則國清。」但寺未成而大師已圓寂。隋煬帝大業元年（六○五），賜名「國清」；唐代有柳公權書「大中國清之寺」。國清寺不但是天台山第一大寺，也是天台宗的發源地。但是建寺卻到智顗大師死後才告完成。

星雲大師常說：「不比較，不計較。」我也無意用國清寺與佛光山相比較；也不是拿智顗大師和星雲大師相比較。而是有感於作為一代宗師，其決心、毅力、信念、堅忍種種德行，實在不是平常人所能企及的，從我認識大師到現在三十年中，大師已默默地在台灣和海外建起了十餘處道場，弘揚佛法。而佛光山如此大的規制，只費了十餘年就建成，將在我國佛教史上大著一筆，將是無可置疑的了。

我相信許多人都去過羅馬，也去瞻仰過聖彼德教堂的偉大建築：也深信每一個看過這座教堂的人，莫不同聲讚美它的建築藝術和繪畫雕刻藝術運用得登峰造極，令人歎為觀止。大家都知道那是偉大的藝術家米開蘭基羅的成就。這一位舉世聞名的偉大藝術家，在世上活了八十九年，在他一生歲月中，除了幼年時代而外，幾乎全是過著艱苦窮困的生活。他是靠他激越的熱情和堅決的毅力去完成那不朽工作的，星雲大師也是如此。在這世界上要想做一件有價值的事，那就彷彿負著重擔，走最艱險崎嶇的道路，唯有具有崇高理想，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才能獲得最後的成功。

茲記述大師的三個傳奇故事，以供讀者參閱，並作本文結束。

星雲大師為了在海外弘揚佛教，在美國洛杉磯市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佛寺，名「西來寺」。它是歐美地區最大的佛教道場。在寺旁，還闢建了一個佛光社區，建築二層樓的高級別墅，已被當地的佛教信徒訂購一空。

這一座寺院，費了兩年多的時間，無數次的奮鬥，才獲得市政當局的許可核准。但是這一筆巨額建築經費的籌措，也費盡了苦心。由於各方贊助，為數都不大，建寺工作又不能緩，在美國購買建材，不比國內可以通融付款時間。有一天，大師正在為籌募經費苦思時，突然有幾位中國人來寺中，向大師表示，願意捐贈全寺所需的琉璃瓦，價值在一百萬美元左右。這當然是一樁好事，但是大師卻十分慎重的考慮應不應該接受。因為這些中國人，過去都不認識，也無淵源，在談話中，發覺他們也不是佛教信徒，為什麼會如此熱心，肯捐這麼大一筆錢來呢？後來大師考慮之後，決定拒絕這一筆巨額的捐款。

儘管先後遭遇到各種的困難，最後西來寺依舊建成了，成了僑胞的一個有力的信仰中心。大師除了在海外弘揚佛教而外，並決定在西來寺成立一個華僑服務中心，使它成為僑胞愛國聚會的場所。

舉一個很小的例子來說，如果從國內去洛杉磯的旅客，下了飛機，沒有人接機，也不懂英語，只要打一個電話到西來寺，他們會立刻派車接到西來寺，照顧食宿，幫助你找到親友接走為止，絕不會讓同胞們流落街頭。

大師處理西來寺巨額捐款的故事，使我不禁想起了佛教史上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六祖惠能在廣州法性寺，正值印宗法師講經說法。這時殿外風吹幡動，引起大家議論，有人說是「幡動」，有人說是「風動」。這時惠能大師進而回答說：「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人的心動。」這故事也許有人認為很玄，但它確定含有許多哲理，有許多事都基於始念的動機，先總統蔣中正曾有兩句名言：「明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機於心意初動之時。」就是這個道理。在佛教史上，六祖惠能發揚佛教，功勞甚大，後人對他評論說：「所演佛法，如日麗天，山川並照；如日光澄潭，一窺見底。」星雲大師不為巨額捐款所動，而先去研究捐款的動機，其胸襟智慧和定力，都是值得吾人敬佩的。

第二個故事是發生在佛光山上的事情，而且是經常發生的。有一次，朝山會舘接待了一批朝山的信眾，大約有兩百多人，在會舘中進了午餐後離去，一位領隊招呼大家上遊覽車，然後到服務台香油簿上寫了二百元香油金，留下了兩百元台幣。服務台小姐覺得太不應該，他說：「施主，你們一共開了二十多桌進餐，只捐了兩百元，這樣不太好吧？」

想不到那人竟惱羞成怒，用手拍著服務台說：「你們廟上是作生意的嗎？那你要多少錢，開發票給我照付好了。」

這時，一位法師趕快過去，反而向那個人道不是，把他勸走了，而服務台小姐也委屈得哭了起來。

事後，星雲大師知道了這件事情，他在一次會議中表示：他一直向大家說，我們對人對事，都應該「不比較，不計較」。居士們到山上來是客人，我們招待他們是應該的。他們肯捐錢，不管多少，我們都應該感謝才是。他們不捐或是少捐，我們都不能計較。再說，我們山上每一個人都沒有帶一文錢來，山上的一切都是十方信眾捐贈的；我們的生活，也是十方信眾供養的；取之於信眾，用之於信眾。大家能夠這樣想，還要計較什麼呢？

這分胸襟，這分慈悲度人的氣度，實令人敬佩。

第三個故事，是我在山上親身經歷的一個靈異故事：有一年，我去山上，和星雲大師閒談中，他說，當佛光山正在建築時，他住在工寮中督工，在靜夢中，不只一次聽到山上有鐘鼓齊鳴，梵唄法音，彼起此落，不絕於耳。等到他起身出去查看，則全山寂寞，只有竹梢風聲沙沙，草間蟲鳴的天籟，哪裡有鐘鼓梵唄之聲？

我聽了之後，曾想到可能是大師虔心向佛，日有所思，或許是夢中聽到天籟。但是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八月，我追隨文協諸位文友，到高雄辦兩次「文藝薪火座談會」，夜宿佛光山麻竹園，由大師和我共同主持。晚上，我和陸震廷兄同住麻竹園二樓一號房間。一覺醒來，已是早上四時左右，躺在床上，忽然聽到遠處有絲竹之聲傳來，曲調柔和優美，彷彿十分熟悉，但記不起是何曲子。最初我以為寺中早課配樂，但繼而一想，早課時間尚未到，而且只有鐘鼓之聲，不會有絲竹之聲。

於是我起床聆聽，聲音來自窗外對面山上，那邊是東方佛教學院和星雲大師以及寺中法師們的宿舍。我站在窗前，聽了五分鐘之久，直到大雄寶殿梵唄聲傳來，絲竹聲才消失了。

早上起床後，我問寺中法師們，沒有人聽到；同樓的二十多位文友，也沒有人聽到。同室的震廷兄正在熟睡中，我沒有驚動他。倒是另一個房間住的上官予詩人，他也清楚地聽到了。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一次靈異事件，當時樂聲持續了五六分鐘之久，絕非是在夢中。我是生長於一個佛教家庭的人，只因塵念未盡，未能皈依佛教，而這也算是有佛緣吧！也許有一天，我會隨著天籟去追求真理道路的。

    本文收錄於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