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68　星雲大師十二問

‧慈惠　佛光山教育院院長

最近《傳記文學》刊出一篇〈由各種胡適傳記看幾個胡適研究問題〉，作者葉森喜先生列舉了十一個問題，對胡適先生的生平做進一步研究、考據，可見名人的點點滴滴不容許差錯。

在佛教界堪稱「佛教的胡適」之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來台弘法，最初數年應聘擔任佛教學院教務工作，專志教書。直到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開始，他從宜蘭到高雄，漸次在台灣各地，乃至世界五大洲建寺弘法，至今已經屆滿五十週年。

星雲大師的思想、學術、行事、為人，以及對佛教的革新，都一如胡適先生，有其獨特的風格，而且具有多層面與多樣化的內涵，所以他的問題同樣為世人所關心。平時大師的行誼開示，所接觸的人事往來、生活點滴等，都由我們弟子為他記錄。有一些事情因恐將來在歷史上會有所爭論，所以現在由我以隨侍大師五十年的見聞所知，選出十二個問題，在此先做一番說明。

一、大師的年齡究竟是一九二二或一九二七年出生？

星雲大師是哪一年出生的？關於大師出生的確切年歲，有兩種說法，依身分證記載，大師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出生，他現在應該是八十二歲。但是依佛光山的文獻紀錄，如《佛光大辭典》、《佛光山三十週年特刊》、《我們的報告》、《星雲大師七十年譜》，以及《傳燈》、《浩瀚星雲》等大師的傳記所載，都說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出生，那麼大師今年實際上應該是七十七歲。

大師的實際年齡究竟是幾歲？為什麼會有二種相差五年的不同說法呢？以我們跟隨他五十年以上的弟子們都了解，大師確實是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生，因為他的大哥李國華才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出生。

為什麼大師會用他大哥的出生年齡做為自己的出生之年呢？此事要回溯到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時當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第二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有心整頓戶籍，因此頒布命令，要全國所有人等均應申辦國民身分證。在此之前，全國的民眾幾乎沒有人持有身分證。

當時，大師的年齡是虛歲二十，他剛從焦山回到棲霞山，棲霞山的同學一見面就問他：「你要領身分證嗎？」大師回答：「領身分證有什麼用？」同學們說：「以後買東西是用配給的方式，你有身分證明，就容易買得到東西。」大師說：「我有什麼東西要買？我沒有東西要買。」同學們又說：「有個身分證，你會有保障，比較安全，不會隨便被壞人給陷害。」

聽到這裡，大師沉思了半晌，說：「但是我今年二十歲，如果要報戶口的話，不是明年就要被征召去當兵了嗎？」依當時中國的法令規定，男子在二十一到二十三歲是法定的服兵役年齡，適齡的役男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大師認為既然已經出家了，怎麼可以又去當兵呢？

同學們知道大師的顧慮後，齊聲說道：「那你可以多報幾歲，躲開兵役年齡就好了。」大師聽後，隨口就說：「那你就幫我報二十五歲吧！」於是一句話，讓大師從二十歲一下子跳到二十五歲，多出來的五歲就是這樣增加的。

大師在俗家的名字叫李國深，出家以後師公志開上人為了大師的出家，特地請來長老多人，共同為大師命名。融齋法師是律學院的教授，在命名會議中提議，大師的出家法名就叫「今覺」，內號叫「悟徹」。因此，大師從出家以後一直到來台之前，都是以「今覺」為名。內號叫「悟徹」，意即今天就「覺悟」，當下就「悟徹」的意思。

為了要申領新的身分證，大師考慮到不知未來的利害得失如何？心想乾脆就換一個名字吧！大師從《王雲五大辭典》中，翻到一個名詞叫「星雲」，意謂宇宙在未形成之前，虛空中有一個「星雲團」，其大無比，其廣無限。大師即刻就對同學們說：「那你們就用『星雲』的名字替我領個身分證吧！」為了領身分證，於是大師由「今覺」成為今日的「星雲」大師。

二、大師畢業沒有？

大師究竟有沒有領過畢業證書？在大師對外發表談話時，經常無意間就會提到他從來沒有畢業過。他說自己不但社會上的小學、中學沒有畢業，就連佛學院、律學院，他也沒有畢業。但是在佛光山的宗史館裡，卻又明明存放著一張大師焦山佛學院的畢業證書。大師究竟有沒有畢業呢？

根據實際的了解，大師自己說他沒有畢業，必然是正確的，他不會有畢業而說沒有畢業。大師之所以說他沒有畢業，原因是他從小沒有念過現代的小學，只有讀過幾年的私塾，是在抗戰前後，一共上過二、三間。據他說，到現在連老師的名字都記不得了。

有關大師的求學過程，他十二歲出家後就進入棲霞律學院，隨著年長的同學寄讀，當時的學長都是二十歲以上的比丘，只有他是十二歲的沙彌。因為他在棲霞山剃度後，年齡還小，也沒有同伴，師公志開上人就叫他到律學院去寄讀。

大師十五歲受戒，十八歲離開棲霞山。當時在棲霞律學院有一個規矩，五十名左右的學生，從來沒有舉行過畢業典禮，只有當你自覺這裡的學院不夠你所學，你就可以自由地遠走高飛。所以在棲霞山讀書，大師也遵照學長的前例，到了相當的程度後，他就轉往其他學院升學，因此一樣沒有領到畢業證書。

大師出了棲霞律學院之後，先是申請焦山佛學院。焦山佛學院在當時佛教界的名氣，是抗戰勝利後頂尖的高等學府，一般人很難考得取。另一方面棲霞山也不會放人出去考試，他們的規矩是，你要走可以，走了就不能再回來，所以大師只有透過信函申請的方法，請焦山錄取。

哪知焦山佛學院婉拒了，大師不得已只好退而求其次，轉往常州天寧寺，想進入天寧佛學院就讀。孰料天寧佛學院也因人滿為患，同樣拒絕了大師的入學申請，因此只好請求在天寧寺參與行堂工作。這個職務對大師來說，非常的習慣，因為大師在棲霞山就曾領過行堂、司水、香燈等苦行的工作，所以在常州天寧寺擔任行堂時，每餐要為數百人添飯添菜，在他做來，實在是游刃有餘，勝任愉快。

大師是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七月到達常州天寧寺，八月抗戰就勝利了。大師的行堂工作只做了一個多月，忽然接到焦山佛學院的信函，通知他前往入學。但是天寧寺的知客職事起初不肯把信給大師，他們看到焦山佛學院爭取大師前往，也想把大師留下，因此主動提出要保送大師進入天寧佛學院。

但是，當大師得到訊息後，怎麼樣也不肯留下，所謂「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能到首屈一指的教育學府就讀，大師怎麼樣也不肯放棄，所以再三請求天寧寺的當值職事諒解，他仍堅決的束裝前往焦山佛學院。

從民國三十四年到三十六年（一九四五～一九四七），眼看著就要畢業了，因為焦山佛學院的人事更換，教育政策改變，大師毅然決然離開焦山，要求師公讓他回到出家的祖庭大覺寺禮祖。就因為大師提早半年離開，因此也沒能畢業。

大師回到祖庭後，宜興教育局的任局長聽說大師是從鎮江焦山讀過佛學院回鄉的，竟然親自到大覺寺訪問大師，要大師擔任白塔國小的校長。大師對社會學校其實一無所知，不過想到為了弘法，應該當仁不讓。再者，大師從小出家，在他的觀念裡，總覺得佛教要發展，一定要興辦學校，要開設農場，現在有機會一試身手，真是求之不得，如魚得水，因此也就欣然接受。

大師在三十六年底就任校長之職，經過一年多，因為國共戰爭，白天有國民黨的軍隊進出，晚上又換共產黨的游擊隊巡迴。期間大師還遭共產黨逮捕，坐了十天的黑牢。放出來之後，大師不敢再久居，於是趕快逃到南京。

在南京，大師參與了華藏寺職事發起的革新佛教運動，他把在宜興辦的《怒濤月刊》也帶來繼續發行。但是大師所推動的「新佛教運動」、「新生活規約」，不能獲得經懺道場住眾的奉行，所以在一番紛爭後，只有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參加僧侶救護隊到台灣。

大師到了台灣之後，從事教書、雜誌編輯。最先是東初法師創辦《人生雜誌》，從第二期以後，他請大師主編。東初法師是大師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的副院長，後來因為他繼任院長，大師感覺與他思想不合而離開，沒想到真是「冤家路窄」，到了台灣又「不是冤家不聚頭」。不過感謝東初法師不念過往，希望大師擔任主編。當時大師半開玩笑的對東初法師說：「老師，我佛學院都沒有畢業，哪裡能主編這份這麼有分量的《人生雜誌》呢？」

東初法師聽後很豪爽的說：「那有什麼問題？我給你一張畢業證書好了。」所以他就到印刷廠特地為大師印了一張畢業證書，並且親自簽名蓋章。

這張畢業證書是木造紙印刷的，如果內行人一看就知道，當時在大陸沒有木造紙，只有台灣才有，可見這張畢業證書不是真實的。

然而，證書雖然不是實際由焦山佛學院所發給，卻又確確實實是焦山佛學院院長所頒發。所以現在佛光山宗史館才會存有這麼一張「茲查學生星雲，係江蘇省江都縣人，現年二十五歲，在本院正科第二屆修業期滿，考查成績及格，准予畢業」的證書（二十五歲是依身分證年齡，實際上大師時年二十歲），上面並且清楚蓋著「鎮江焦山佛學院院長東初」之印章。這是東初法師方便特別發給大師的，只是大師還是說他這一生沒有領過畢業證書，因為大師說：「老師雖然承認我畢業，我這個學生並沒有畢業的感覺。」

三、誰是大師真正的老師？

誰是大師真正的老師？關於這個問題，大師說他無法回答。不過，大師說他心儀的老師是融齋法師、芝峰法師，二人都是佛學大家。

其實，大師並沒有跟隨他們受業聽講，甚至副院長東初法師也沒有跟大師上過一堂課。現在問大師，在棲霞律學院的老師，記得的有些什麼人？大師說：「只有被打、被罵有記得，老師的名字幾乎都記不得了。」或許是很少上課的原因吧，因為當時正逢戰爭，飛機經常空襲，晚上睡在床鋪上，一個炸彈可以把人炸得蹦起來摔到地上，生活的艱苦，真是日食三餐難繼，在鍋子裡的水已經燒開了，下鍋的米在哪裡還沒有著落呢！

可是，儘管當時的生活條件極端貧乏，大師從來沒有想要離開那個讀書環境。所好者，在棲霞圖書館裡擁有來自鄉村師範學校的圖書，大師得其所哉，每日看書，從中國的章回小說，到西方的長篇文學，從散文小品，看到名家著作，像《基度山恩仇記》、《少年維特的煩惱》、《茶花女》，托爾斯泰的文學、杜威的哲學等，大師先後看了不少。

不過，大師回憶一下，他說：「勉強的，只記得一位老師的名字叫『海珊』，正巧和現在伊拉克總統的名字，同音同字。」大師說，時隔六十多年，也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如何了？

何以大師會特別記得這一位老師的名字呢？大師說：「我只記得這位老師替我批改作文，如果我寫得好，他認為我是抄襲的，因此批說『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如果我寫得不好，他就批『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意謂『不知所云』。」

後來大師負笈焦山佛學院，有聖璞法師、薛劍園老師等人，分別教授國文、地理、歷史、生物學等。但是大師真正崇拜受益的是圓湛法師，他教《莊子》、《俱舍論》，大師說經過這位老師指導後，他才慢慢體會出讀書的趣味來。

目前圓湛老法師人還健在，雖然年已近百，還在海南省主持建寺。大師一直希望有機會再去拜見，只是很多因緣很難逆料。不過大師曾經邀請圓湛老法師到美國，與他共敘師生之誼，同在一起生活了一個月之久。另外，未曾替大師上過課的院長雪煩長老，大師也一起邀請他同往。

誰是大師真正的老師？大師說，字典是他的老師！舉凡《王雲五字典》、《辭海》、《辭源》、《康熙字典》，以及《教乘法數》、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等，他都經常翻閱。他經常說：「字典是我無名的老師，我應該敬愛他。」

四、大師的筆名是什麼？

前面說過，大師的俗名叫李國深，出家後法號叫「今覺」，內號叫「悟徹」，現在的「星雲」是為了領身分證而自取的。

關於大師字號的由來，也牽涉到禪宗法脈的傳承。原來在佛教的宗派裡，大師是屬於禪門的臨濟宗第四十八代傳人。臨濟宗僧人的字號有一定的排序，依《臨濟宗法脈偈語》所說，分別是「湛然法界，方廣嚴宏，彌滿本覺，了悟心宗，惟靈廓徹，體用周隆，聞思修學，止觀常融，傳持妙理，繼古賢公，信解行證，月朗天中。」

僧眾的法號，也如古代的族譜一樣，從字號就可以看出彼此的輩分關係。大師的師父志開上人，內號叫「了然」，到了大師，依序而下，取名「悟徹」。現在佛光山的弟子，如「心平」、「心定」，甚至就連我們女眾，也都各有內號，如「心慈」、「心靄」、「心愚」等，都是以「心」字為內號。   

平常也會有人好奇的問大師，他是隸屬於佛教的哪一個宗派？大師總是回答：佛光山是八宗兼弘，不單屬於哪一宗。不過，從法脈師承上來說，大師是隸屬臨濟宗，嗣法於志開上人，所以法號「今覺」，內號「悟徹」，這是大師字號的由來。

另外，大師在《覺生》、《自由青年》、《人生》、《菩提樹》、《覺群》等一些報刊雜誌上，為了護教，經常用「筆名」撰文，大發獅子吼，以為佛教喉舌。例如顧正秋女士在永樂戲院所唱的戲劇《火燒紅蓮寺》，明顯詆毀佛教，大師為文加以撻伐；甚至為了台大教授林曉峰說佛教的神佛分別，也有一些爭議。在佛教裡，對於寺院住持資格的認定，對於信徒代表的產生、對於佛誕節慶祝日期的統一等問題，大師都有話要說，他經常把心中的意見發抒為文，因此就有許多的筆名產生。尤其大師主編《人生雜誌》時，經常一期裡就有三篇自撰的文章，大師不好用同一個名字刊出，所以也用各種筆名代替。

在大師的諸多筆名中，例如最初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他用的是「摩迦」。「摩迦」者，即摩訶迦葉，是佛陀的大弟子，苦行第一，大師自許能行頭陀行，以效法佛陀的精神。寫《玉琳國師》時用「腳夫」，意謂替眾生作馬牛，像搬運工的腳夫而已。他寫《懷古慨今集》時用「初參」，意謂在佛教只是一個初學而已。他寫雜感時都叫「雲水樓主」，所以「雲水樓拾語」這篇雜感後來編為《覺世論叢》。

其實，大師為文不喜歡用筆名，因為他覺得寫文章要負「言責」，不可躲在後面掩掩藏藏，所以後來他寫的文章有時送給別人發表，有時則不具名，例如《迷悟之間》在《人間福報》發表一千多篇，三年期間，不曾用過名字。

五、大師是怎麼樣會發起唱歌的？

大師從小出家，每日做早晚課誦時，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就不斷生起疑問：為什麼梵唄只唱給佛祖聽，不唱給一般社會大眾聽呢？

基本上，佛教的梵唄就如京劇一樣，兩個字拉得好長，一般社會人士不容易有此唱誦素養。大師有感於此，同時他也發現，基督教、天主教能普及到社會，他們用唱誦聖歌、聖詩這種方法傳教，非常進步。因此，大師雖然不善於唱歌，也不愛好此道，但為了弘法，他初到宜蘭時就試著寫了〈西方〉這一首歌，前後只花十五分鐘的時間。他請楊勇溥老師作曲，後來又繼續寫了〈弘法者之歌〉、〈鐘聲〉、〈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樹〉、〈佛教青年的歌聲〉等。

隨著因緣日趨成熟，大師更不顧佛教輿論的聲浪，成立佛教有歷史以來的第一支歌詠隊，甚至在念佛共修時，他把最後的「回向偈」改為唱誦〈西方〉這首歌曲，在佛教界更是引起軒然大波，認為這是佛教的末法現象，竟然唱起歌來了。雖然大師一再努力說明，佛教古代的俗唱、俗講，甚至天人用歌舞來供養諸佛，表達敬意，佛歌跟梵唄其實是一樣的，只是時代不同、需用不同罷了，但是在當時還是不為一些守舊派的人士所接受。

不過，外來的打擊雖多，大師還是義無反顧。大師說他在推動佛教歌唱弘法的過程中，最感苦惱的就是歌曲的創作。大師從小雖然對文學有興趣，但是沒有學過韻文，對詩歌的韻文體、駢文體，他不精於此道。他一生為佛教寫對聯、寫輓聯，甚至佛教歌曲，都是在弘法的需要下，不得已如擠牛奶一樣硬擠出來的。

談到佛曲創作，大師也說，他能寫一些韻文體的詩歌，最感謝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每天晚餐用過藥石後，常常獨自一人走到江邊跑香，面對著江水茫茫、白雲蒼蒼，黃昏的景致令他靈感泉湧，回到學院後馬上動筆，日積月累就寫下了一篇篇的新詩。

不過，大師還是強調，他說自己並不懂新詩、舊詩，所寫的只不過是心靈感動下的自然抒發而已。大師雖然如此謙稱，但是他的詩作經過師長看過以後，幫他寄到鎮江的《新江蘇報》發表，一時引起文壇的重視，使得大師在報界還小有名氣呢。後來大師甚至應聘在《鎮江日報》主編〈新思潮副刊〉，前後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後來到了佛光山，大師寫了〈三寶頌〉、〈佛光山之歌〉、〈佛光會會歌〉，以及很多的「四句偈」、「佛光人信條」、「祈願文」、「佛光菜根譚」等，大師說都是不得已硬逼出來的。「其實也沒有人逼，只是為了弘法需要，不得不做。」大師幽幽地說著。

大師為了提倡佛教用唱歌弘法，除了受到教界的批評，甚至有人揚言要殺害他以外，他自己每逢唱歌集會時，都親自為青年搬桌子、排椅凳，侍候老師上課，對音樂的推動，可以說不遺餘力。

後來大師率領歌詠隊到中國廣播公司錄音，製作唱片，發行了一套六張的《佛教音樂大全》，這是佛教首開生面，第一次有了佛教歌曲唱片。說到這裡，大師指著我們幾個弟子說：「像你，像慈容、慈莊，你們大家不都是因為唱歌而入佛門的嗎？」

六、大師有當過兵沒有？

有人說，大師服過兵役，也有人說，大師沒有當過兵。大師究竟有沒有當過兵呢？也是值得做一個研究說明。

大師沒有當過兵！因為他說，他從來沒有拿過槍，沒有打過靶。在台灣，高中生上軍訓課時，就有機會操槍打靶，大師說他沒有讀過高中、大學，當然就沒有這個機會。

說大師沒有當過兵，但是他在民國三十八年正月確實是隨軍隊來台的。先是有智勇法師等人一起發動六百個出家人，組織僧侶救護隊，但當時兵荒馬亂，資訊不全，遇到了阻礙。大師知道後，即刻自告奮勇說：「你們不組織僧侶救護隊，我來。」

大師即刻從南京回到棲霞山，面見恩師志開上人，志開上人當時擔任棲霞山的住持。大師向他報告要組織一個僧侶救護隊到台灣，請志開上人和在台灣的朋友孫立人將軍連繫。志開上人即刻非常歡喜的允諾，並且還辦了一桌素齋，師徒二人共進晚餐，唯一的陪客是棲霞山的知客及糾察合塵法師。席間，合塵法師並且對志開上人說，要他補助一點經費給大師，志開上人很慈悲，即刻拿出十塊銀洋交給大師，大師即刻回南京，於第二天整裝上路，當時已是農曆正月底。

大師先至常州天寧寺，時已半夜，一個人輕輕的走到禪堂，一一的在每個人耳邊告訴他們：「我們組織僧侶救護隊，可以到前線去救亡。」大師與大家約好在上海會合，結果當天等船的約有七十餘人，當時值逢戰亂，已經不容易有交通工具，必須有特殊管道才有機會到台灣。

到了台灣之後，才剛上基隆港就有大約三十人不告而別，大師很訝異，他們到哪裡去了呢？想是他們在台灣都有親人朋友，藉此機會能到台灣自然很快就各奔西東了。

這時只剩下四十多人，大師率領他們一再和在鳳山的訓練司令孫立人將軍連繫，要求參與軍中的救護。孫立人將軍指示，先到台南旭町營房參與軍訓。大師即刻說明，我們都是僧侶，我們不是要來當兵的，我們只是願意救護傷亡。孫立人將軍回答：「即使是僧侶救護隊，也必須要有前線的軍事常識，才會安全。」就這樣，約四十名的僧侶就參與了記不得是什麼團的訓練。

由於出家人一向在叢林裡接受的訓練，都是眼觀鼻，鼻觀心，講究威儀，現在到了軍中，則是要生龍活虎一般，要奔跑跳躍，要吊單槓，要爬竹竿，要做伏地挺身等，所以一些出家眾覺得軍事訓練不太適合，大家要求退出。就這樣，一下子只剩下十餘人，大師一看，知道僧侶救護隊的夢幻破滅，因為不成隊形，便和長官們商量，希望全數退出。

當時的長官儲一貫和劉凱英都非常欣賞大師，認為他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鼓勵他，要保送他去陸軍軍官學校，同時孫立人將軍也致電勉勵大師，保證十年內可以升到將軍。大師說：「我是出家人，我要把和尚做好，當將軍有什麼用呢？」

離開了旭町營房，大師想起了台中的朋友大同學長在寶覺寺任當家，他曾經去函大陸，邀請大師來台協助辦一個三千人的佛學院。因為曾經有過這個因緣，大師心想，此時正不知何去何從，何不就去找學長謀個居處。

幾經艱辛，大師和廣慈、弘慈三人到達寶覺寺時，方才得知大同法師因為被冤枉，而在有匪諜嫌疑下早已逃亡到香港。住持林錦東非常委婉的說明不能收留，所幸大同法師的出家妹妹覺道法師，聞說大師是他兄長的同學，即刻出面，讓大師等人在寶覺寺住了大約一週。

大師利用這段期間重新把自己做了一番整頓，將衣單備齊。後來經過現任觀音山大覺寺住持慈靄法師介紹，想到台北的成子寮觀音山。慈靄法師並且請來一位法師為大師等人帶路，可惜這位法師的名字現在已記不得了。

大師一行才剛到達台北火車站，忽然下起滂沱大雨，公路被沖毀，原本的班車全部停開，不得已就到十普寺希望能掛單。十普寺的道融、道源、白聖諸師一見面，馬上婉拒，大師只得臨時又轉到善導寺。到達善導寺已是傍晚時分，寺中的比丘尼達超法師也婉言拒絕，那個時候善導寺其實已完全被警務處交通隊占據。由於當天天色已晚，不得已，大師只得蜷曲在善導寺的大鐘下過了一宿，隔天再到月眉山。

第二天，當大師一行飢腸轆轆的抵達月眉山時，默如法師正在為十餘名外省籍的學生上課，見大師等人前來，也婉拒收留。所幸一些年輕的學弟們知道大師等人多餐未進粒米，於是伸出援手，集資買米，請大師等人吃了一餐稀飯。之後又趕往中壢找慈航法師，這時慈航法師已前往獅頭山，但大師經智道法師介紹，拜見了妙果老和尚，兩人一見投緣，妙果老和尚十分親切，殷勤的招呼大師，並且在他耳邊細聲地說：「你安心的住下來，別人都可以離開，你千萬不要離開。」

這是大師來台之初的一番曲折過程，至於守成法師在《妙果老和尚紀念集》中，說他曾經見過大師穿軍服，同時和大師談過話，大師堅決聲明，沒有此事。另外書中又指稱大師說圓明法師是他的老師，這也不是事實，大師也未曾和他見過面，只是後來圓明法師到了日本，一番因緣改變，成了楊鴻飛居士，才有過短暫往來。

所以，大師究竟有沒有當過兵？大師說，他曾經參加過僧侶救護隊，以僧侶身分在軍中待過，但從來沒有當兵舉槍作戰也！

七、大師為什麼不做住持，而又開山建寺呢？

大師在年輕讀書時，看到佛教的衰微，都是由於寺院的主管生活糜爛，不想弘法利生，尤其對於有一些長老牽親帶眷，安插私人關係，把持寺政，使寺院叢林雖為十方寶剎，但都是法眷關係，統一控制，叢林住持已經不是選賢與能，都是憑關係就任，所以當時大師發願，不做住持當家，決心不與名位權力攪和在一起，只想做一個弘法的法師，隨緣講經說法，假如有力量，他要從事佛教的革新運動。

大師不想做住持，但是早在民國三十七、八年時，南京華藏寺便一再請大師擔任住持，大師也知道要革新佛教，必須要有根據地，總不能天天居無定所，站在馬路上空喊改革的口號，這是沒有用的。所以，大師與華藏寺前任住持商量，不要用住持的名義，而用總務長的稱呼。

大師在擔任華藏寺的總務長之後，立刻請了南京最有名的王龍律師，討回南京市政府侵占華藏寺位於清涼山的四十六畝地，這是南京市政府本欲做為興辦第六中學之用，大師據理力爭，終於討回。

大師為華藏寺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訂立「新生活規約」，明定寺中住眾早晚功課正常，三餐飲食定時，不可以隨便外出。此舉引起寺中數十名住眾反對。蓋其時徐蚌會戰，兵敗如山倒，大師也明知不可為也，因此志願從朋友處接手，參與僧侶救護隊來台。

大師於民國三十八年初來到台灣後，也有過很多的機緣得到台灣佛教界的垂青，例如中壢圓光寺、苗栗法雲寺、青草湖靈隱寺、嘉義天龍寺、台中佛教會館等，都曾有過想請大師擔任住持的意願。甚至台灣省民政廳的官員，也曾徵詢過大師到大仙寺住持的意願。大師一概予以拒絕，他不為一寺任住持，這是他的本願。

從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初到宜蘭，五十年來他在宜蘭建宜蘭念佛會，二度重建雷音寺，他也都不曾擔任過住持。他在高雄曾建高雄佛教堂，請月基法師任住持，他在高雄建壽山寺，最初請善定、慧定法師擔任當家，他也不願就任住持。

直到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佛光山開山，創辦佛教學院，當時大師已是壽山佛學院院長。創建佛光山的時候，他就成立佛光山宗務委員會，自任宗長。雖然說「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在法令上是不能通過的，因為必須是財團法人才能如此稱呼。一個寺廟，只能稱為會館、精舍、道場……但不能稱做「宗務委員會」。而大師在當時法令不健全的環境中，也就順勢做一個不健全的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宗長，一直一任、二任、三任，而後交給第四、五任的心平和尚，以及第六、七任的心定和尚。

所以，考證大師一生擔任過的職務，有：四所大學（佛光、南華、西來、弘道）的董事長；兩所高中（智光商工、普門高中）的董事長及常務董事；多所中小學、幼稚園的董事長；四所佛教學院（壽山佛學院、東方佛教學院、佛光山叢林學院、中國佛教研究院）的董事長。以及佛光衛星電視台（即今之人間衛視）董事長、人間福報社董事長。另外，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佛光山淨土文教基金會、人間文教基金會，也都是由大師擔任董事長。但是，大師就是不願意以「住持」的名義對外，這應該也是他一生所堅持的特色了。

八、大師究竟編過什麼雜誌副刊？

大師說，他不長於佛門的梵唄唱誦，也不善於言語說話，雖然他學過多次的英文、日文，但都自覺不懂音標，不敢開口出聲，所以只能從文字上下工夫。他曾用二個禮拜的時間，由日翻中，譯成一本《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大師一生著作等身，此外，五、六十年來大師編過許多的雜誌、報紙副刊，這對他一生的發展、磨鍊，也有些許的幫助。

在民國三十四年，大師時年十八歲，當時還在焦山佛學院讀書，他就自己編了一份自己的雜誌，訂名為「我的園地」。在《我的園地》裡，跟一般的雜誌一樣，有發刊詞、有社論、有講座、有議論、有散文、小說、新詩、隨筆等。

從《我的園地》裡，大師說他當時就懂得一本雜誌應該有哪幾類的專欄，以及言論輕重，長篇短文如何並重等，所以他每月出版一本自己閱讀的《我的園地》。由《我的園地》，後來就投稿到鎮江的各個報紙副刊，先後刊出的文稿如：〈一封無法投遞的信〉、〈平等下的犧牲者〉、〈鈔票的話〉、〈勝利聲中應有的自覺〉，以及各種新詩寫作等。

焦山佛學院的學生，其實文學的基礎都有相當的造詣，所以再結合佛法與哲學所寫成的文章，可以說具有佛法哲理的內容，又有文學美學的外衣，很受當時省會鎮江的新聞界之青睞，因此紛紛請焦山佛學院學生擔任他們報紙副刊的編輯。大家不為利益，只想練習寫作，正好利用這些園地創作文章。

當時大師也接受《新江蘇報》的邀請，為他們的副刊〈新思潮副刊〉擔任編輯。後來到了南京的徐州，為《徐報》編〈霞光副刊〉，甚至在宜興的栗陽，與智勇法師合編《怒濤月刊》，雖然這是一份油印的刊物，由於智勇法師的鋼板字刻得非常好，《怒濤月刊》比一些鉛印刊物更為風行，連當時最具權威的《海潮音雜誌》在三十五、六年的各期刊物中，都介紹《怒濤月刊》，並且以很大的標題說：「我們又多了一個生力軍。」主編大醒法師的推崇，給予年輕時代的大師，是非常大的鼓勵。

後來到了台灣，先編《覺群週報》，繼而《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後來又編《覺世旬刊》。《覺世旬刊》一編就是四、五十年，而《普門月刊》在《人間福報》創刊以前，從來未曾間斷過。

在此同時，中央廣播電台曾請大師撰寫廣播稿，《青年戰士報》也請大師擔任主編，但大師都一本「非佛不作」的原則，一概婉拒。大師一心只想弘法，所以後來分別於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主編監修《佛光大辭典》、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編《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編「中華文化歷史系統表」、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編《佛光學報》。尤其在一九七七年成立「佛光山藏經編修委員會」，把藏經加以標點、分段、注解，重新編印，這是百千年來無人敢挑戰的事業，在大師的願心之下，都能一一實現。  

九、大師究竟有錢沒有錢？

星雲大師有錢沒有錢？這是很多人非常關心的問題。如果說大師沒有錢，叫人難以置信，沒錢怎麼能建世界上那麼多的寺院道場？真實說來，大師沒有錢。然而，憑星雲大師，可以說要風有風，要雨有雨，怎麼會沒有錢呢？據我所知，大師一生真的沒有錢。

大師說：他如果有錢，人都有貪心，就會把錢存到銀行裡，就要積聚，就不能創建事業；因為他不要錢，不擁有錢，錢來了，他覺得都是十方信施的，他要把錢用了，才是錢的價值。

所以，「以無為有」、「以不要而有」，這是大師一生的習慣。他不儲蓄，他沒有購買的習慣，在年輕時，假如有錢，就是買書。及至後來弘法，遇有信施供養，皈依紅包，文章稿費，點點滴滴，他都匯歸常住。

佛光山的桌椅、蒲團、一些零星的布置，常住經常經濟艱難，無力添置，大師所有的金錢，都補此不足。最初的徒眾留學、生病，大師都不用常住負責，因為體諒常住艱難，因此大師獨自負擔起徒眾看病及對外讀書留學的所需。後來大師發覺徒眾心裡只有認知師父，沒有認知常住的感覺，因此後來縱使有錢，都交給常住，由常住處理。

信徒們對大師的尊敬，有時一把錢塞給大師，都說：「這是給您自己的，您不可以給佛光山常住。」也有在家弟子在社會上服務，如林清志居士等，也像兒女一樣，都是每月、每年按時寄奉供養。大師不曾回函感謝，只是把功德款轉交給常住司庫處理，頂多囑咐司庫寫一封感謝函致謝。

多年來佛光山為了建寺弘法，如果常住需要買地，一時不知道用誰的名義，弟子們都認為應該用大師的名字。這時大師就說：「萬一你們土地有了糾紛，要我去坐牢嗎？」有時常住要買汽車，因為大師是主管，就用他的名義登記，大師說：「萬一出了車禍，你們要我負責嗎？」此外，不管銀行存款、寺院登記，他都儘量不用自己的名字。

大師說，他一生所受到別人給他最大的損傷，就是人家說他很有錢。因為一個出家人很有錢，你的事業還有什麼人來幫助呢？但是大師的性格又非常有尊嚴，他不喜歡訴苦，不喜歡哭窮，不喜歡講說他沒有錢，甚至有人要捐款給他，他都拒絕，他寧可接受小錢的捐助，也不接受大功德主的發心。

佛光山在全世界的所有建築，他也不喜歡用金錢去堆砌，他的名言是：「要用智慧來莊嚴，不要用金錢去堆砌。」他經常告誡徒弟要「儲財於信徒」。他認為佛教要有辦法，必須要讓信徒有錢。

大師一生不會說他沒有錢，有時他說他比王永慶還富有，王永慶幾百億、幾千億的台塑、台化等工廠，但是大師說他富有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宇宙虛空，哪一樣不是他所有？為什麼要哭窮呢？所以享有比占有好，享有比擁有快樂，這是大師一生的信念。

一○、大師是不是政治和尚？

大師是不是「政治和尚」？最初大師很不喜歡聽到這句話，他一再與政治避開，但是社會上說他是「政治和尚」的音聲愈來愈多，後來他就乾脆不再解釋了。他覺得別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政治和尚就讓他去看政治和尚好了。

其實，大師是關懷社會，是關心政治，但他一生謹守分寸，從來不願意涉身到政治的漩渦之中。大師回憶他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當時對日抗戰剛勝利，一位江蘇省黨部的官員在焦山佛學院兼課，講授公民。這位老師見聞廣博，常識豐富，大師初次聽到社會學問，佩服他的才華、能幹，就和班上數十名同學一起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員。

在那個時候，黨員似乎根本不必開會，也不用繳黨費，只是發給你一張黨證便是了。兩年後，大師離開焦山，在宜興和栗陽，因為經常要外出應付齋主的邀請，覺得身上放一張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證書，增加不安全感，所以他就把黨證放在鞋子裡，一天一百多里路走下來，黨證已經被磨成像麵粉一樣，支離破碎了。大師心想，這也是一場因緣吧，心中也不以為意。不過現在屈指算來，如果以大師在三十四年入黨的黨齡來說，現在大師的黨員年資已經快滿六十年了。

後來大師到了台灣，因為他沒有黨員的身分，到處遭遇困難，講經不准，說法不准，居住要查戶口，幾乎每天都被當成像是共產黨的匪諜潛伏在台灣一樣，所以大師也曾被逮捕，坐了二十三天的牢獄。

後來經過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說：「你們青年法師要想在台灣弘法利生，不加入國民黨，成為黨員，哪裡能方便呢？」大概大師也為了弘法的方便吧！不得已又再歸隊，加入國民黨，所以「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當時的環境的確令人不得不屈就這樣的事實。

不過，當時大師也曾對李子寬居士提出要求，他說參加國民黨可以，但是一不暴露身分；二不開小組會議；三不參加國民黨的活動。經過重新加入國民黨以後，確實得到不少的方便，例如不管在哪裡弘法布教，甚至在公共場合活動講話，因為警察知道他是國民黨員，就會睜一眼、閉一眼。縱有一些地方初時不知道，給予刁難，只要透露一些聲息，讓對方知道是國民黨員的身分，也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及至後來創建佛光山，舉辦青年夏令營，連救國團都願意資助，一幅救國團的旗子在山門口一插，無異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後來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不知道是誰的提議，聘請大師擔任黨務顧問。在那個時候，黨務顧問是一分崇高的榮譽，不過大概也就是經過這麼一次吧，大家從此就把大師認為是「政治和尚」。

其實，大師創建佛光山，從來沒有經過政府，他從未向政府申請過一元的補助。有人說，廁所、路燈可以向鄉公所申請補助。大師說，每個人都是在為國為民，才做那麼一點事，就希望獲得政府的補助；為國為民就應該要自己犧牲，自己努力，不一定要向政府伸手。這也是大師創建佛光山一向的風格。

後來，國民黨又再請大師擔任中央評議委員，此舉無異讓大師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又再更上一層樓，他與蔣宋美齡等許多黨國元老，同列為中央評議委員，那就更加脫離不了「政治和尚」的名號了。

世間的事有時真是非常奇妙，有的人實際上參加政治，如國民大會代表，如黨政人員，如站台選舉，甚至托缽化票，但就是沒有人說他們是「政治和尚」；大師本分的做他出家人應做的事，偏偏有人要指稱他為「政治和尚」。不過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安慰大師說：「政治和尚表示你有力量，沒有什麼不好。別人參與政治，人家認為他沒有力量，所以不必稱他政治和尚。」大師說：「別人如此言之，我就姑妄聽之。」所以後來大師對政治和尚的稱號，也就不再掛礙了。

其實早在大師於高雄弘法時，當時的高雄市黨部主任季履科先生，確實也請過大師競選立法委員，卻被大師斷然拒絕。僑務委員會祝基瀅先生，也曾幾次上山要大師任僑務委員；蒙藏委員會董樹藩先生，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大師擔任會務顧問。後來大師都在盛情難卻之下，對他們說：「我做你們的義工好了，不一定要做委員、顧問。」

這一個時代，在缺乏公正輿論的社會環境下，一個弘法者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對於身外的是非好壞、批評議論，是不會太把他放在心上的。政治和尚是榮譽呢？是傷害呢？我想到了大師現在這樣的境界，他的心早已「超出三界外」，自然是不會把這一切縈繞於懷了。

一一、大師出家的常住究竟在哪裡？

佛教裡，出家的僧侶非常重視依止的師父和依止的道場，所以無論是戒牒或戒錄，上面都寫著依止某某寺、某某法師出家，這才有傳承，才是合法，才能成為一個合法的出家人。

大師究竟在哪裡出家呢？有人說他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在棲霞山出家，也有人說，他是在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出家。一個人怎麼會有兩處出家之地呢？所以這個問題也不得不在此一說。

大師確實是在當年六朝勝地、千佛名藍的南京棲霞山出家，出家的日期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依志開上人剃度。當時師公志開上人是棲霞山的監院，因為依照棲霞山的規矩，不可以私度徒眾。據大師說，棲霞山有史以來，也真的是從來不曾有人在棲霞山出家。原因是棲霞山寺是十方叢林，寺中的住眾都是從全國十方而來，不可以有私人關係。

例如，在抗戰前後為棲霞山建寺，收容難民，對棲霞山貢獻至巨的寂然當家，他有一個非常能幹，對棲霞山也甚有功勞的弟子彌光法師，因為他們有師徒關係，在棲霞山儘管如何收徒傳法，都沒有彌光法師的分，因為十方叢林不可以有師徒的關係。因此，大師雖然在棲霞山剃度，只是方便行事，不說能在棲霞山出家。大師出家的祖庭，應該是江蘇省宜興縣白塔山的大覺寺。大師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在棲霞山受戒的戒錄，現在都還存放在佛光山宗史館裡，由此可資證明。

當年大師小小年紀在棲霞山出家，師父是十方叢林的監院，因此他也不能直接稱「師父」，他應該跟大家一樣，稱呼志開上人為「監院法師」。常常大師不自覺地跟一些同學說「我的師父」、「我的師父」，大家就取笑他不懂規矩，在棲霞山哪裡有你的什麼「師父」？

大師一直到民國三十六年底（一九四七），才回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禮祖歸宗。大覺寺座落在白塔山的半山腰，後有一、二百公頃的山丘，前面是廣大的田園。大覺寺所擁有的土地，約三百畝，蓄水的池塘數十個，真是一個風光明媚的弘法道場。寺院有二進，前殿後殿，另外有東西廂房，重重疊疊。當時因逢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土匪猖獗，使得白塔山經常遭受土匪攻擊、軍隊騷擾，一度無人敢居住。

在大師回到祖庭之前，他的師兄今觀法師已奉師命回寺，整頓寺政，例如西廂房借給地方辦國民小學，東廂房住有二十餘名寺中員工，自耕自食，靠著農田生產，維持寺眾生活。

大師一回到祖庭，就開始著手整頓、規劃，他利用過年的時候，親自到每位信徒家中送春聯、送灶符，以連絡地方的感情。大師亟思有一番作為，就在這個時候，大覺寺的信徒，時任宜興教育局局長，得悉大師回寺後，邀請大師擔任白塔國小校長，對大師而言，可說是正中下懷，因為辦一所國民小學、成立一座農場，這是大師最初的志願，現在都能在祖庭一一實現。

大師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現代教育，也毫無執教經驗，但他即刻寫信到南京，請同學幫忙蒐集教材，希望藉助書本，自己研究一套教學法。結果在同學提供的教材中，「怎樣做一個國民學校校長」，以及一套教師手冊，令大師豁然開朗，助益很大。

首先，大師根據觀察了解，自己設計表格、點名簿、操行表等，並且把白塔國小的學生人數、年齡、男女等資料，做成統計表，張貼在牆壁上，結果尚未開學，就讓整個學校煥然一新，同學也感覺到學校大大不同於以往。

一個月後開學，大師除了聘請教師教學以外，自己也親自教授國語、公民等課程，大師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大家為之震驚。大師說，當時他的心態是：「既然要做，就要做出一番成績來！」所以日後大師無論做什麼事，他不一定要自己學過，只要臨時惡補一下，舉凡工程、教育、講演、慈善、布置、應用作文等，他無不很快就能進入狀況。

但是後來由於國共內戰，白天國民黨在寺中進出，晚上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到寺裡印刷，託辦諸事。這些事情，只要讓雙方任何一方知道，隨時都有殺頭之罪，而大師也就在這兩難之間遭到逮捕，坐了十天的牢獄。

當時的情況，有時候國民黨說他是共產黨的匪諜，共產黨也說他是國民黨的特務，實在難以生存，因此大師不得不告別心愛的祖庭，又再回到南京去發展了。

一二、大師談過戀愛沒有？

星雲大師談過戀愛嗎？這應該也是大家所好奇的問題。

在佛教裡，出家眾和在家信徒不一樣，在家信眾學佛，只要發「增上生心」就好，他可以享有人間的一切；但出家眾相反，應該要發「出離心」，沒有出離心的人出家，是非常痛苦的。

不過，人稱「有情眾生」，出家並不一定就要完全脫離世間，完全沒有情感。例如佛教的「四果羅漢」，初果阿羅漢名為「入流」，二果名為「一來」，三果名為「不還」，所以即使是證得果位的阿羅漢，對人間的情愛、欲念，他也是在逐漸的淨化之中。

總結大師一生對情感的看法，他曾說過這樣的話：「淨化愛心，淡泊欲念。」從這句話我們很容易懂得，大師對世間的愛心，甚至昇華成為慈悲，這是必然有的；但是如果像社會一般，在五欲的欲海狂瀾中翻滾，這是絕對沒有的。

古德說：「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其實，財色名食睡，這是每一個人在世間上生活所必需的，怎麼可以看成是地獄的種子根本？古德的意思，只是教示我們，一個人如果對於欲望一直無止境的貪求，那就沒有辦法得救了。

大師從小出家，沒有見過世面，及長走入社會，很容易興發關愛人生的情懷。尤其大師長得威儀莊嚴，風度翩翩，舉止安詳，也很容易讓人心生羨慕、嚮往。我們就曾聽說過，大師在大陸時，就有很多的長輩要認他做乾兒子，他斷然拒絕。因為他說，為了出家求道，自己的父母都能割愛辭親，幹嘛再來找另外的父母。

雖然，一個出家人如果有人喜歡，想要收為義子、義女，必得多方的援助，但大師對那一切都視如敝屣。也曾有人勸說大師，要招他做女婿。在他出家多年後，有一次回家探親，他的第二位舅母跟他說：「你就做我的兒子吧！我把我的女兒（也就是大師的表妹）嫁給你。」大師聽過以後，從此再也不肯和這位二舅母有所接觸。

大師也曾說過，在白塔國民學校校長任內，也有許多機會和異性接觸，有的大獻殷勤，有的語多讚美。大師總想：「出家所為何事？我能和你們一樣，在此與草木同腐朽嗎？」

大師來台以來，真正走入社會，他所撰寫的《玉琳國師》編成電影、電視劇、電台小說廣播等；《釋迦牟尼佛傳》在四個電台和電視台連續播出多年。大師編輯報章雜誌、撰寫文章、多次環島布教，認識的信徒，男女老少，日漸增多，自然也有不少人給予關心、供養。

但是，大師的一生，幾乎沒有個人的時間，他喜歡和群眾在一起，他和任何信徒從來沒有一對一的往來。他沒有私人的存款，沒有個人上鎖的抽屜，沒有自己房間的鑰匙，沒有私人的信件。任何時間，走到哪裡，都是一堆人。雖然大家都很歡喜，但是一堆一堆、一團一團，他和任何信徒都沒有個別往來。就是有任何事交待，都由另外的職事轉告。就以坐車來說吧！他經常從南到北，由北到南，但從來沒有過車上只有二、三人的紀錄，大部分都是「載卡多」，九個人的座位每次都不夠坐。

不過，這當中也不是絕對沒有意外，在我們的記憶裡，四、五十年前，台灣大學的一位女生，經常到寺裡來找大師講話，對方的美麗、氣質，也讓我們同門師兄弟羨慕。但大師輕描淡寫地說：「花瓶只是一時的好看，不如飯碗可以用來吃飯。」

另外有一次，一位空軍的遺孀不斷寄書信給大師，大師從來沒有回過對方一封信。大師曾說：「如果你們任何一個人，能夠拿得到一封我表達男女情意的書信，可以獲得重賞。」可見大師對自己的言行非常謹慎。

後來這位空軍的遺孀在事隔數十年後，曾和大師在台北的一個場合中無意間又見面了，這時二人都已白髮蒼蒼，年已老矣！但大師一直擔心過去的往事有傷他的自尊心，所以藉此見面機會，大師說：「其實你是很可愛的，哪個人能不為你動心呢？只是人各有志，相信你也應該能諒解。」

大師對每一個弟子，都是呵護備至、顧念有加，給予許多的方便。例如過去有佛學院的學生，有人勸他出家，他說：「我沒有穿過玻璃絲襪，我也沒有穿過牛仔褲。」大師於是藉出國之便，帶回玻璃絲襪和牛仔褲。每次經過海關，官員們看到這許多東西，總是面露異樣的表情，大師說，這時他心裡總想：「你們懂得什麼東西？」

有一個學生，在六○年代美國白雪溜冰團舉世轟動的時候，他也想到高雄去看白雪溜冰團表演，言明如果不看，終身遺憾。在一個佛教的修道院裡，公然去看白雪溜冰團，這是別人怎麼樣也做不到的事。但是大師拿了二百元給這位女生，跟他說：「請你到高雄幫忙買一些文具，在晚上開大靜（就寢）之前趕快回來！」

這一切都是大師所謂「愛心的處理」，不會參雜絲毫人我是非的欲念。所以，「昇華的愛情，淨化的慈悲」，我們從大師的身上，早已能深刻的體會個中的意涵是什麼。

走筆至此，不禁讓我想起，大師當年撰寫《釋迦牟尼佛傳》，寫到佛陀成道返鄉，當他要和耶輸陀羅見面的時候，大師說，他很用心的揣摩佛陀當時的心情，後來大師這樣描寫佛陀對耶輸陀羅的話：「給你辛苦了，雖然我對你是抱歉的，但我對得起一切眾生及我自己，請你為我歡喜，我現在已達到歷劫以來的本願。」

大師心中容或有愛，但是他的愛早已昇華為對眾生無盡的關懷，就像佛陀對耶輸陀羅一樣，那是一種對眾生無私的慈悲之愛。

本文刊於二○○三年九月《普門學報》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