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05　※師恩高於山

出家，要親近善知識，這是很重要的事，只是在我十二歲出家後，一直跟著年齡大我許多的學長們在棲霞律學院讀書。在六年期中，我連走出山門的自由和膽量都沒有，哪裡能親近什麼善知識呢？不過所好的是，由於棲霞山位於「六朝聖地，千佛名藍」的南京，是一個相當有規模的叢林道場，許多大德長者時常法駕光臨，因此我也或久或暫，總算親近過一些前輩老師。

融齋法師

在我出家後，除了家師志開上人以外，第一位親近的師長應該就是融齋長老了。融齋法師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記得我剛剃度的時候，他把我叫到他的面前，看著我，對我微笑，跟我說：「我替你起出家法名。」因為我的師承是臨濟宗的支派，他就依著「湛然法界，方廣嚴宏，彌滿本覺，了悟心宗」的法脈偈語，替我起名叫「今覺悟徹」，意思是：到今天覺悟了，而且要悟徹人間。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一直用到即將離開大陸到台灣的時候，由於國民政府勝利返京，要我們報名登記領發身分證，那時我並不懂時事，也不知道局勢好壞，只是正好在學習查《王雲五大辭典》，有一次查到「星雲團」，意思是「宇宙未形成之前，無數雲霧狀的星體結合，又大、又古老、又無際」。那時非常欣賞這種寬廣、浩大、無邊的境界，覺得很有意義，就用「星雲」二字報領了一張身分證。

我到台灣時，隨身所有的東西都散失了，只剩下這一張身分證藏在褲袋裡；因為這一張身分證上面寫著「星雲」的名字，所以後來在台灣報戶口，也就以「星雲」為名。

那時候雖然共產黨解放了南京，但是還可以通信，原本想要寫信報告師父，但是很慚愧，因為身分證上的名字換了，覺得對不起師父。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才把這一本「釋星雲」著作的《釋迦牟尼佛傳》寄給師父，告慰師父對我的希望，並祈能獲得師父諒解我換名字的苦處。

信寄出後沒多久，我就收到師父的回函，他在一張香菸盒的錫箔紙上寫了幾個字：「不必寫信，好好弘法利生。」我獲信，揣摩此中，師父必定有他許多困難之處。

多少年來，每回想到師父，就會憶起融齋長老，我想家師在我剃度的這一天請他光臨，為我舉行起名典禮，無非是要讓我感受一位佛門長老的風範。

聽說融齋長老是棲霞律學院的講座老師，但是因為我當時太年幼，無法親近，後來我十五歲進入戒壇受戒以後，就不知道這一位長老駐錫何方，也只有常常為他祝福了。

大本法師（月基法師）

融齋法師之外，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大本法師了。大本法師就是後來從香港到台灣的月基法師，他是江蘇江都人，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東台慶隆庵出家。算起來他應該是我的同鄉，但是我們從來沒有互相提起過我們是揚州人，可見我們對於家鄉的觀念是很淡泊的。

記得那時候他在棲霞山擔任律學院院長，口才流利，行止莊嚴，尤其他在走路時，每逢轉彎處，必定先咳嗽一聲，很禮貌地召告大家，我要轉彎了。

當時棲霞律學院的學生依照程度，分有甲、乙、丙三班，我自忖自己的成績，如果能進入乙班就已經算是不錯了，但在最後放榜時，我竟然可以就讀甲班。我想，這一定是院長大本法師為我做了工夫，或許他想到家師和他是同門法兄弟，而家師只有我這麼一個徒弟在律學院讀書，因此基於同門之誼，特別給我提攜，加速我的成長，也算是他對家師一種友好的表現。

一九四一年春，棲霞山傳戒，以我十五歲的年齡，並沒有受戒的資格；但是在整個戒期中，只有我一個小孩，要放在哪裡呢？家師就叫我去受沙彌戒。十五歲受沙彌戒，可以做驅烏沙彌，這是合法的。當時我也很歡喜，因為只要受過沙彌戒，可以提早出戒堂，免得受嚴厲的戒壇規矩限制。

可是一晃眼，沙彌戒就完成了，但我並不能出戒堂。為什麼？因為一個小孩子在十方叢林裡，沒有人帶，能走到哪裡去呢？所以師父就叫人送信，囑咐我繼續留在戒堂裡。後來我也就隨順因緣，繼續受比丘戒，甚至圓滿了菩薩戒。

在受戒期中，家母從揚州來探視，由於我和母親分別時日已久，當然很想念母親，希望和母親多聚一聚。於是當天晚上，我和母親談話到很晚，還沒有回到戒堂；戒堂裡發現少了一名戒子，就派人到處尋找。

記得在不遠處的大本法師，他並不知道我在哪裡，但他知道我母親住的地方，就大聲地對找我的人說：「在我這裡啦！我會送他回去！」我一聽，頓時感到壓在心上的那塊天大石頭消失了。因為在戒堂裡私自出外，和母親在一起，應該算違反戒規，是要受到處罰的，但是感謝不常相處的院長上人，他為我解除困難，所以這分恩情我一直謹記在心。

一九五四年，大本法師在香港寫信給我，說他要來台灣。那時候從香港入境台灣非常困難，我自知無力完成這個使命，就請悟一法師幫忙。因為悟一法師在台北交遊廣闊，又是善導寺的監院，但是他回覆我，說他不願多管這件事。我想，悟一法師是大本法師的法子，應該比我更親，為什麼連助人一臂之力都要如此推諉呢？於是激起了我的豪情，我就為他奔波。沒想到竟然天從人願，不久後，他的入境證就簽發下來了。

記得他是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來到台灣，他告訴我在基隆港上岸的日期。到達以後，我跟他說，我在台灣有兩個落腳處，一個是宜蘭念佛會，地方很小；一個是高雄佛教堂，正在興建中。由於他是「大本」法師，所以我都稱他為「大法師」，我請他從兩個地方選擇其一，後來我帶他到兩處觀察過後，他選擇了高雄佛教堂。

大概是過了三年以後，佛教堂已經不像我當初在的時候那麼融洽了，信徒慢慢分成很多派系，有台南派、高雄派、澎湖派。在這許多派系裡，又再分為前金區派、鹽埕區派、苓雅區派。我曾慨嘆地說：「你們為什麼要分派呢？你們硬要分派的話，那麼釋迦牟尼佛是印度人，你們就請他回去印度吧！」

這時候月基法師正好也有一些他自己的因緣，大概有一些信徒擁護他，要在高雄和鳳山之間的五塊厝，為他建一座棲霞精舍。照理那時候他應該跟我說，要把高雄佛教堂交還給我，但是他沒說，只說他要走了，之後就不管佛教堂了。我想，你走了，也不說要還給我，那我也不要好了！因此就引起了後來佛教堂多年的紛爭，這一段歷史，也只有我們當事人知道了。

不過在一九六○年代，我也有一些忠誠的信徒，他們一直要我到高雄來，如朱殿元、陳慈如等，他們在壽山公園旁邊買了一塊地建壽山寺，要交由我管理。從此我和高雄的緣分就一直延續下來，直到後來在大樹創建佛光山，甚至數十年來，從壽山寺到普賢寺，再到今天的南屏別院，我和高雄的信徒，一直有著很深的法緣。

當時大本法師在棲霞精舍，我一直執弟子之禮在照顧他；承他之情，每次過年的賀年卡，以及對外的一些法會通知，上面都是寫著他是住持，監院則寫我「星雲」的名字。

當然我並不計較稱謂，我們的關係一直都很和諧，直到一九八七年大本法師圓寂以前，他曾多次住院，也都是我去照顧。我在佛光山開山時，每到農曆過年初一的早上，他都是我唯一搭衣持具前往拜年的長老，當時在高雄，我也只有這麼一位師長了。

由於他在棲霞精舍，經常沒有人替他煮飯，我甚至特地派了一個徒眾叫心明，替他煮飯。這位徒弟很忠誠地奉獻，為他煮了二十幾年的飯菜，但是到了大本法師圓寂的時候，來接受他財產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後來棲霞精舍一直訴訟了一、二十年，我也不清楚他們訴訟什麼，也無暇過問，我只是忙著建設佛光山。直到今天，棲霞精舍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況，我也不聞不知了，對於大本上人最後住世的這一個疏忽，我也只能徒嘆奈何了。

覺民法師

我的師友當中，接下來要說到覺民法師。覺民法師生於一九一三年，閩南佛學院畢業，在棲霞山律學院擔任教務主任兼佛學老師。我承其教誨，受他的恩惠最大，因為我十五歲那年，在戒期中，燃燒戒疤過分，十二個戒疤燒成一團，導致頭蓋骨凹陷，記憶力也消失了。因為沒有記憶力，不會背書，所以每次上課時，都會受到覺民老師的責打，或是罰跪。

有一次他在打我手心時，一面打、一面呵斥，他說：「你好笨喔！你要拜觀世音菩薩才能開智慧啊！」每說一句就打一下。好奇怪，我當時一點都不覺得痛，本來我以為人生沒有希望了，因為我很笨，念書念到下句就忘了上句，重讀上一句又把下一句給忘記了，這樣沒有記憶力的人還有前途嗎？但一聽到覺民法師說「拜觀世音菩薩會有智慧」，頓時感到人生出現了光明和希望。

可是那個時候也沒有地方拜佛，平日我們除了早晚課誦以外，是不能進入大雄寶殿的。所幸學院裡面有一間小禮堂，後來我都在半夜三更，偷偷的從床上爬起來，在深山古寺裡，正當大地寂靜時，一個小沙彌，用純真的心禮拜觀世音，一邊禮拜，嘴裡還一邊唱著：「悉發菩提心，蓮花遍地生，弟子心朦朧，禮拜觀世音，求聰明，拜智慧，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就這樣持續每天禮拜，數月之後，我並沒有見到觀音菩薩來為我摩頂，也沒有得到觀音菩薩為我灑甘露；但是我忽然覺得心開意解，不但記憶力恢復，還比以前超越很多。所以在我往後的人生，不但感覺是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也是覺民法師這位恩師所賜。

圓湛法師

一九四四年，我轉入焦山佛學院，那時候所親近的老師當中，有芝峰法師；我曾經說過，幾年當中我都聽不懂他的話，我只聽懂一句：「不要作焦芽敗種！」除了芝峰法師以外，我能聽得懂，對我的知識具有啟發作用的，那就是圓湛法師了。

圓湛法師是一個真正有學問、真正會教書的老師，那時候他為我們上《莊子》與《俱舍》，這兩部真是開智慧的書，當時我為他講說的《莊子》、《俱舍》所迷，每逢他上課，講得笑容滿面，口沫橫飛，我們在下面也聽得津津有味。

圓湛法師是泰州人，一九一三年生，二○○三年於海南島三亞南山寺去世，曾任焦山佛學院院長、定慧寺方丈，同時創辦佛學月刊《中流》。記得他在為我們上課時，儘管有時候不修邊幅，鈕扣都扣錯了，衣服長短不整地站在講台上，我們也不以為怪。所以一般人講恩師，我想這種善於教授的老師，大概都叫恩師吧！

後來和恩師一別，我就到了台灣，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開放准許探親，我除了設法派人多次探望慈母、親戚以外，也邀請圓湛、雪煩、合成、介如、本昌等法師陸續訪問香港。我到香港和他們會面，也特地在香港找房子讓他們居住，以便我們在那裡暢敘別後的生活情況。

他們都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飽嘗過大時代苦難的人。談話中，除了訴說他們多年的辛苦，以及文化大革命期中的慘狀，尤其對於當時棲霞山寺百廢待興，希望我出資為他們興建十一間樓，甚至遠從緬甸恭請玉佛一尊供在樓中，並重修月牙池。雖然那個時候正值佛光山開山困難之際，我也不遺餘力，傾囊相助。

一九八九年，我率團從美國返回大陸探親，先到北京，圓湛法師特地趕來北京接我。數日後，中國佛教協會要引導我們正團的七十二名團員，訪問中國各名山古蹟。圓湛法師要求同行，但不蒙批准，他就求助於我。我跟趙樸初會長表示，很希望圓湛法師能跟我們同行。後來我們師生在大陸名山大川同遊一個月，相知更深；之後我請他到美國小住月餘，我們的道情法愛又因此更加增進。

一九九五年，圓湛法師在海南島三亞創建南山寺，這是解放以後大陸興建規模最大的一座佛教寺廟。他就任南山寺方丈以後，曾多次來信要我前往，他不知道那時候我正因為「不被北京政府所了解」，因此不能成行。

多年的期間，他不斷來信催問，最後甚至跟我說：「我到海南島來建設南山寺，就是為了你，你怎麼可以一直不來呢？」這時我只好明白的跟他說：「你讓政府給我一封信函，我就可以來了。」從此他再也沒有催促我前往海南島了。

後來得知圓湛法師生病的消息，我曾派在香港弘法的弟子滿蓮多次前往探病。一直到他圓寂之後，二○○六年北京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特地用專機從香港把我帶到海南島三亞。看到南山寺，風光明媚，景色宜人，但是圓湛法師已經不在了！物換星移，不勝唏噓，萬分慨嘆之餘，我只有在南山寺親手植了一棵樹，藉以紀念恩師。

聖璞法師

在我的老師當中，有兩位年輕的師長，他們的教學很令人感動，一位叫聖璞法師，一位叫合成法師。

當我在焦山佛學院就讀時，聖璞法師剛以學長的身分出來教書，他為我們教授國文。有時候上作文課，他不出題目，任我們撰寫，給我們自由發揮的空間。如此新潮的作風，在當時真讓我們這群青年學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因為過去學生的作文，都像八股文章，一切都有既定的模式，但是他的教學方法新穎，思想開放，對我們有非常大的鼓勵作用。

還記得有一次，我寫了一篇作文，題目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由於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翌年，家父在外出經商途中，與家人失去聯繫，後來一直音訊全無，想來應該是在南京大屠殺中犧牲了。寫這篇作文時，正是不知道父親死活存亡之際，為人子者，雖然出家為僧，也難免對父親的思念，所以我就寫了這篇作文，應該有五千餘言。

聖璞法師批閱後，在我的作文簿上寫著：「鐵石心腸，讀之也要落淚。」隔天，他在課堂上花了整整兩個小時的時間，讀給全體同學聽。他拿我的作文作為教學，這也罷了，數日後，我在《新江蘇報》上，忽然看到副刊裡有我這篇文章。我訝異於報紙的新聞記者，怎麼會把我作文刊登在報紙上呢？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聖璞法師把它抄寫下來，寄給報紙發表的。之所以不事先告訴我，是怕萬一報紙不願刊登，會讓我失望，他想等到報紙刊出來以後才告訴我，這應該就是我和報紙副刊最初的結緣了。

因為聖璞法師的慈悲，讓我受到極大的鼓勵，後來我對寫作產生很大的興趣，就不斷地在鎮江的數家報紙上作文發表，如〈平等下的犧牲者〉、〈鈔票旅行記〉等，另外也寫了數十篇新詩。

其實那時候我對舊詩，如：唐詩、千家詩倒讀過一些，對新詩的押韻、作法則完全不懂。但因為焦山位居揚子江的中心，常常在吃過晚飯後，和同學數人在沙灘上散步，這時長江正值退潮時刻，江水一退，整片沙灘忽然綿延數里之長。

我們走在夕陽西下的沙灘上，看著潮汐漲落，這些大自然的美景，不自覺的引動我，心湖裡忽然湧現許多新詩的句子，正如潮水一樣地在心中洶湧澎湃，這時我就趕快用筆寫下來，回學院後再作整理。

尤其，棲霞山有一個華嚴閣，當我們從《古文觀止》裡，讀到王勃〈滕王閣序〉裡「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字句時，那種如詩如畫的境界，也挑動了我們的心弦，所以也不知道通與不通，就常常信口吟弄，好像每天都有泉湧般的文思不斷，因此就時常可以從許多報紙上，看到我的小詩發表，至於內容寫些什麼，今天都不復記憶了。

我對寫作產生興趣，完全應該感謝聖璞法師的鼓勵，真是恩情難報。在此之前，我也有一個好的國文老師，叫海珊法師，他的文學素養非常高。記得是我十五歲那年，他在課堂上出了一道作文題目，叫「以菩提無法直顯般若論」。

當時我實在不懂什麼是「菩提」，自然也就無法直顯「般若」了，但是老師交代，我又不能不交卷，只有東抄西拼，勉強湊了一篇。他看過以後批示說：「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最初我還很歡喜，覺得老師替我批了詩句，這麼美麗；後來經過同學告訴我，他們說：兩隻黃鸝在柳樹上鳴叫，你知道他們在叫什麼嗎？一行白鷺從空中飛過，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後來他們就直說：「老師這兩句話，是批評你的文章不知所云！」我這才知道慚愧。其實也不必老師批評，我自己就已經知道了。

後來海珊法師又出了一道作文題目，叫做「我的故鄉」。這種題目就顯得非常簡單了，我再怎麼沒有學問，總知道我的故鄉有彎彎的流水，有青青的翠柳，有小橋，有晚霞，有村莊，有炊煙，那應該就是我美麗的揚州故居了。

但是老師閱後，他不相信那篇文章是我寫的，認為我是抄襲的，就在我的文末批示：「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我想，像這樣的老師，學問雖好，但給學生如此打擊，應該是非常危險。好在我的個性不輕易受外境影響，不過聖璞法師後來的鼓勵，對我在文學方面及寫作上的喜愛，都有莫大的幫助，至今想來，對聖璞法師依然無限的感念。

在一九八九年兩岸開放探親時，我特地專程尋訪聖璞法師，但是那時候的人都很冷漠，不願意跟我多言，也不願意告訴我聖璞法師在哪裡。後來幾年，經過多次的查訪，才知道聖璞法師在一九九○年代已經往生了。據聞他晚年得了瘋癲病，被送進瘋人院，生活無法自理，就被人用麻袋套起來，每天大小便溺都混在一起，那樣子的遭遇，令人聞之，心裡萬分不捨。想到天下有很多不幸的人士，真是深深為他們悼念。

行文至此，也為聖璞老師寄予最大的祝福，願他離開五濁惡世，早生淨土，也是幸事。

合成法師（合塵法師）

影響我文學的是聖璞法師，影響我正義感的，就是合成法師了。

合成法師出生的年月，我雖然不很確切知道，但應該不會比我年長過十歲。在我青少年的時期，覺得這一位老師很年輕，長得英姿煥發，豪氣干雲，總是非常地羨慕。

記得我十五歲在棲霞山受戒以後，進入律學院讀書，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是正班生，還是旁聽生，但我知道，我的糾察老師就是合成法師。由於他在我們上殿或到齋堂時，偶爾會走到我的身旁來，作出一些表示關懷、友善的動作，所以我對他也一直感到很親切。

合成法師雖然沒有很高深的學問，但是對學生關懷、鼓勵、慷慨，因此大家都擁護他。本來糾察這個工作，應該是惹人討厭的，因為糾察就是要管理人，大家自然會反抗。不過合成法師的管理方法不是限制，不是要求，他總是儘可能的順著人意，所以大家也不會故意跟他唱反調，總是歡喜配合。

他讓我最感動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我求受三壇大戒時，頭上剛燒過戒疤，常住依照往例，都會用香菇煮麵給大家吃，好讓剛燒好的戒疤能像發糕一樣，發大一點，比較像個出家人。

當天，我因為燒戒疤時，老師在燃燒的香珠上用力一吹，致使十二個戒疤燒成一個，把整個頭蓋骨都給燒得凹陷下去，以致於頭感到非常暈眩。晚餐吃香菇麵的時候，我只勉強吃了兩碗就放下了碗筷；換作是平時，大概至少可以吃個五、六碗，不過那天實在吃不下去了。

合成法師知道我的食量，他看我吃了兩碗就沒有再添，大概是想，怎麼忽然只吃兩碗？就走到我的後面，說：「再吃一碗。」因為平時他跟我很親切，我就回過頭，輕鬆地向他示意說：「我飽了。」

不料，他立刻打了我一個耳光，說：「再添一碗。」這一個耳光，打得我眼淚直流。但是為了感念他對我的好意，我真的又再吃了一碗。後來回想，當時大眾正在晚餐，他為了讓我多吃一碗麵，竟然給我一個耳光，實在是感謝他對我的慈愛。不過這種情況，如果是現在的年輕人，大概都不會這樣想了。

後來，合成法師和我的關係，可以說「亦師亦友」，尤其他和家師私交甚篤，所以在我臨到台灣前，家師上人請我吃晚飯，約他奉陪。我已記不清那時候他的職務是什麼了，但在飯席間，他當著我的面，對我的師父說：「他此去台灣，路途遙遠，你給他一點黃金嘛！」

家師大概沒有黃金，就拿了二十塊袁大頭給我。那時候袁大頭應該和美金等值，兩個袁大頭可以買一擔米，二十個袁大頭等同二十塊美金，那可是不得了的天文數字啊！

後來兩岸開放互通之後，我邀約過去的師長、同學到香港會晤；我還把合成法師請到美國洛杉磯一遊，那時我五十多歲，他應該六十多歲。六十多歲的合成法師，一別近四十年了，尤其他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他告訴我當時那種飢餓的情況，聽了令人心酸。

之後他常住在上海龍華寺，雖是在那裡掛單，但由於他也是幼年出家，已為常住服務、奉獻多年，所以並不要他做事，等於是在養老。後來我常派遣弟子如：慈惠法師、蕭碧霞等人，多次前去探望。有一次他親口告訴我，他說：「我現在所以能不死，就是靠著你叫人送給我長白山的人蔘啊！」

其實那些蔘都是別人送我的，我也不知道那個東西有這樣的價值。不過一九八九年我回大陸探親，在棲霞山時，就是雪煩法師與合成法師扶著我上台登寶座的。

當我坐到上面之後，看到雪煩、合成法師都站在我的下面，不免感慨萬千，想到當初這一棟房子，我連門口都不能到，四十年後，這許多老師竟然扶著我上座，他們卻站在下面。不禁想起戰國時期的蘇秦，功名未成時，家人都不屑理睬。後來他官封六國相印，當他經過鄉里的途中，萬人空巷迎接，尤其他的嫂嫂蛇行匐伏在地。蘇秦問：「過去你對我那麼傲慢，看不起我，今天為何如此謙卑呢？」嫂嫂說：「因為你現在尊而多金。」蘇秦不禁慨嘆地說：「人生沒有辦法的時候，父母不以我為子，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有了榮華富貴以後，親戚畏懼！可見世間上，富貴名位怎麼能說不重要呢？」

一九九二年佛光山與大陸合辦「中國敦煌古代科學技術特展」。有一天，一位參與籌備工作的小姐忽然對我說：「大師！您是因為慈悲才到紅塵裡來的！」這句話雖然是他過譽，我愧不敢當。不過倒引發了我的思緒，使我想起七十多年前，我剛出家不久，合成法師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一個人寧可什麼都沒有，但是不能沒有慈悲！」我覺得慈悲是做人本來應該具備的條件，所以老師的這句話，自覺深得吾心。

志開上人

說過了多位師長之後，最不能忘記的當然就是我的剃度恩師志開上人了。

志開上人，法名又叫「智開」，江蘇海安縣人。據大本法師告訴我，他是「與民國同生，與藥師佛同壽」，也就是出生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不過，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了解，他怎麼會從海安到宜興的大覺寺去出家的？在那個時候，不說生長地和出家地沒有地緣關係，尤其大覺寺雖然建於宋朝年間，是有歷史的古寺，卻是個簡陋、貧窮的寺廟，何況在那個荒涼的白塔山下，前不著村，後不巴戶，據說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打家劫舍。

在我師祖輩的時代，應該是在一九三一年左右，為了保衛寺院，防範土匪侵犯，曾經請有工人數十名，並擁有土槍十幾枝。現在我想查我師祖的資料，但因為師父早逝，所有有關人等也都不在了，所以也無從了解了。

我所知道的是，一九三七年，家師因為在棲霞山救濟難民有功，後來常住為他授記，請他擔任監院。一九三八年我隨他出家時，他告訴我：「棲霞山是一個十方叢林，不可以說在棲霞山出家！」意思是說，棲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場，就像現在的縣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場所，不是個人私有的。接著他說：「我們的祖庭，我們師承的寺院，是在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當時我就記住了這句話。

我出家的時候，他在律學院兼任訓導主任，後來升任為教務主任，再後來做院長，再做棲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時我已經離開棲霞山了。記得有一次寒冬的早晨，天色未明，朦朧的，我叫大家在棲霞山的月牙池到明鏡湖跑步，我就像教官一樣尾隨在後，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個人戴著帽子，我很不喜歡人戴帽子，就大喊一聲：「拖拉鬼，戴什麼帽子！」後來，他把帽子拿下來，我定眼一看，不得了，竟然是師父，心想不妙，這一下可麻煩了。最後跑到學院，院長（志開上人時任院長）集合，他就講了：「今覺，我倒不因為他是我的徒弟覺得可以怎麼樣，我覺得他好，能可以公平正直。」訓完話後，師父還給了我五塊錢，他認為我很公平正義。在棲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雖然他是我的師父，但在叢林裡沒有師徒的關係，所以不可以叫他師父，我也跟別人一樣，叫他「當家師」；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別人說十方叢林裡面還有師徒關係。

為了避免嫌疑，故而在那六、七年當中，我獲得他給我的開示，現在回憶起來，頂多只有一、二次而已。不過，雖然很少和師父見面，不常獲得他的開示，但是心靈上還是能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慈愛。

後來我離開棲霞山，先到常州天寧寺，當時我沒有要求進佛學院，因為沒有趕得上他們的考期；我也沒有要求進禪堂，因為覺得不能天天在那裡晃來晃去，於是就討了一個行單，就在常州天寧寺做了一個短期的行堂，三餐為人添飯添菜。

後來，接到我報考的焦山佛學院錄取通知，這才興高采烈地向天寧寺告假。天寧寺的職事們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並允諾給我很多優待的條件，我當然沒有被他們說動，所以就這樣進入焦山佛學院。

在焦山佛學院讀了將近三年，本來可以順利畢業，但為了院長東初法師，我提早離開學院。雖然我沒有畢業，不過卻親近到不少名師，如北京大學的薛劍園教授，他是國文老師；佛學權威芝峰法師，他是我們的佛學導師。其他如圓湛法師、聖璞法師、介如法師、普蓮法師等，都是一時之選的好老師。可以說，在這兩、三年之中，我才真正在學業上打下了一點基礎。我自問自己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只歡喜發心作務，不認為讀書有前途，覺得只要熱愛佛教、為教奉獻就好了。

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期間，記得是二十歲的那一年，忽然染了一場業障病，全身長滿膿疴瘡，一粒一粒如十元硬幣般大的膿包相連著。當時也沒有衣服可以每天換，都是穿了好多天才換洗一次；每次脫下衣服，身上都是紅色的肉，皮都連同衣服一起剝下來了。

當時聽說有不少人得了這種病，為什麼會這樣？有人說，因為南京大屠殺，河流裡到處漂流著許多死屍，我們喝了那樣的水，身體感染了屍毒，所以發而為膿瘡。

記得就在那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學院裡，午餐時間大家都去過堂了，我不能搭袈裟隨眾過堂，就坐在丹墀上看門。這時有兩個遊客，看起來像是才剛結婚的小夫妻，無意中看到我，因為我臉上並沒有長膿瘡，他們看我長得還蠻清秀的，就問我：「你今年幾歲了？」

我一聽，忽然想到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就說：「我今天二十歲。」當然，他們不會知道，一定以為我說的是「今年二十歲」。就因為這件事的觸發，讓我有所感慨，想到自己二十歲，都沒有人問，也沒有飯吃，身上的病也不能好，所以寫了一封信給師父，信的內容已經記不得了，不過師父回我一封信，他說：「你那裝腔乞憐的信，我已收到。」

師父這句話對我侮辱很大，我覺得很受傷害。我想，您打我、罵我，我都不計較，但這句話傷害了我的尊嚴。

不過這時候有人告訴我，有一種藥片叫「消治龍」，專門治療我這種膿疴瘡，不會很貴，一包大概就是現在的十幾、二十塊錢。這樣的價錢我還買得起，於是趕快買了來，結果今天一吃，明天就好了，第二天身上的膿瘡都消退、結痂了，真像靈丹一樣，自然感到無比歡喜。

可是問題又來了，雖然身體上的皮膚好了，不過衣服沒有肥皂可洗，只用水洗一下就再穿起來，於是又再復發。不過沒有關係，我已經有藥，就再吃兩顆，又好了。於是我就寫信給師父，記得我在信上有這麼兩句，我說：「請您了解，這不是一封裝腔乞憐的信，也不是一封『哀的美敦書』……」「哀的美敦書」是當時很新的一個名詞，就是英語‭ ‬ultimatum，下「最後通牒」的意思。

師父一看，很生氣，他認為我信中的意思，就是說我現在已經成功了，可以不要師父了，我們可以脫離師徒關係了。師徒之間一下子陷入僵局，後來還是我師父的好朋友出面，替我說項。其實我也無心違背師父，所以事情很快就過去了。

不過，那時因為東初法師做我們的院長，我在焦山已經住不下去了。師父就問我做何打算？我當時也沒有地方去，不過忽然想起大覺寺，就說，我要回到祖庭禮祖。

師父聽到我要回祖庭，很高興，就說：「你到棲霞山來，我帶你回去。」這件事情從七月二十二日，一直到他帶我回去，已經是十一月了，因為當時一封信來往，都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就在師父帶我回到宜興大覺寺後，有一天，宜興的教育局任局長來看師父。他一看到我，知道我從南京回來的，就說：「這裡有一個國民小學，你來做校長。」我一聽，覺得人生好像從此就將起飛一樣，心裡無比歡喜。但其實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不過沒有關係，那時膽子也大，心想應該沒什麼了不起，我想自己應該可以勝任，就趕快寫信請在南京的同學，幫我買了一些教科書來參考。

不過隨著學校開課後，苦難還是紛至沓來，因為左近的學校經常舉辦國語、說話、作文、美術等各種比賽，經常來函要我們派人前去參加。我自己都還在學習中，哪裡懂得那麼多的比賽？這還不打緊，這時國共內戰爆發，白天國民黨的軍隊武裝整齊，前來要我幫忙剿共；夜晚共產黨的游擊隊來了，要我提供國民黨駐紮的情報。可憐的我，初來乍到，對於偏僻鄉村的道路都還沒搞清楚，也還不認識什麼國民黨、共產黨，不過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很嚴肅的問題，一個不小心，就會送了小命。

雖然我自己意識到事態嚴重，知道要謹慎應付，但周遭還是不時傳來有人被暗殺死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學、朋友，如松風、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實權也在青浦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貼壁報、寫標語弘揚佛法。至於逮捕他們的是國民黨或共產黨，也都搞不清楚。

這時候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且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透過辦雜誌，能藉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之後，就如「洪水猛獸」一般，大大的震驚了佛教界。

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致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但是戰爭帶給我們這一代青年的苦難，卻是不斷洶湧而來。我的許多同學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罰，但是我知道，我們彼此是誰也救不了誰。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幾十個大男人，拿著長槍短刀對著我，我也被捕了。至於是什麼人抓我的，不敢詢問，也不能有什麼動作，只是眼看著一起被捕的同伴當中，今天被帶出去槍斃二個，明天又有三個被砍頭。好在我有一個可愛的師兄，他花錢買通獄方人士救了我，才能免於一死。但這時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學校長，眼看著實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師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於是囊空如洗的我們，只有帶著幾本才發行十幾期的《怒濤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無絕人之路，有一位南京華藏寺的退居蔭雲和尚，由於他的繼任者生活不知檢點，把一個曾經擁有學校、書店、水廠的大規模寺廟，揮霍殆盡，土地變賣到所剩無幾。蔭雲和尚於是找我們去負責，我們也正在走投無路，便欣然前往。

我與智勇法師商量，誰做住持，誰任監院？智勇法師說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較像住持；我說您的學歷、能力超過我許多，您才像個住持。最後約定名分不計，兩人共治華藏寺，把這裡當做推動新佛教的基地，一時能培、惟春、淨山都從各地前來，實權也從普陀山趕來聚會。

但是，大家聚集以後，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華藏寺已住有二十幾位住眾，他們以經懺為業。儘管我們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這群僧眾除了念經拜懺以外，經常不做早晚課，有的連佛殿在哪裡都不知道。有時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時在房間裡更是喧譁唱歌，並且帶回一些軍人、警察等，男男女女來往不斷，進出複雜，整個寺院簡直像是個大雜院。

我們一群熱血僧青年，當然看不慣這種生活，迫不及待的要為寺院樹立新風氣，於是訂定僧伽規約。現在想來，這不就像我受戒時的教授阿闍黎仁山法師「大鬧金山寺」的再版嗎？例如我們規定：

第一、所有住寺的人必須做早晚課；第二、社會、寺廟有別，非僧眾不可安單寺院；第三、三餐不准自製飲食、不准從外面購買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應；第四、進出山門必需經過請假；第五、每個月的單銀、嚫錢，只給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為儲存，將來離寺時再發還帶走等。

新生活規約發布以後，起初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抗議，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一群有著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時日一久，抗爭的行為還是難免。於是我們就以寺中經濟困難為由，每天只吃稀飯，希望讓他們吃不習慣而自動離開。

這時正逢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失利，南京戰局不穩，過去暫住寺院的軍人眷屬紛紛撤離，前往四川、廣州、台灣等地。但是他們臨走之前又把房間廉價賣給後來者，我們一群革新派的人正愁房間不夠用，就阻止他們不當的行為。但寺裡數十名經懺派的一致站在他們這一邊，替他們搬家、通風報信，寺中就分成新僧與舊僧兩派。一所寺廟已不像個寺廟，每天警察、憲兵川流不息，黑白兩道在裡面公然活動，我們所依賴的政府自顧不暇，哪有力量來保護我們呢？所以註定我們的新佛教運動，必然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後來國共協商，傅作義在北京主持和談會議，我們以為有了一線希望。但是和談破裂，這時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的「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志開上人。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宗仰中學董事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

那時候我們人雖不多，但也有一些人才，總之，船到橋頭自然直，路是人走出來的，什麼事情到了台灣再說，就跟師父告辭。臨行，師父請我吃飯，並給了我二十塊袁大頭。

後來我在台灣，如前所說，因為報戶口、領身分證時用「星雲」這個名字，覺得改了名字對不起師父，一直沒有聯絡。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寫了一封信，連同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寄給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說：「佛傳收到，不必寫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鬥爭，遊街示眾，畫地為牢，想必是經過了一番很大的折磨，而不幸在一九七九年左右逝世。等我一九八九年返鄉探親的時候，他已經往生十年了。

想到當年師父把我付諸十方，讓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叢林道場參學，親近諸方大德長老，並且走上弘揚人間佛教之路。

在親近的許多師長中，記得有一位老師曾有意推薦我進國立教育學院讀書。我興高采烈地向師父稟告，卻遭來一頓責罵：「混蛋，佛教教育都沒有讀好，還要到外面去受什麼社會教育。」我當時沒有反駁師父，甚至一點不平之感也沒有，當下只是隨著師父的話：「哦，混蛋！」就摸摸鼻子離開了。

後來師父送了師弟今慈去念書，我心裡也覺得這是當然的。但過了幾年以後，師弟離開了佛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師父嚴厲地罵我，是故意用一種激烈的方式，讓我安住在佛道上，這也才深深地體會到師父的殷切期望。

還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師長的責罰，師父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問話。一番開導之後，問起我的近況，我坦然告訴他，衣單不全，紙筆不周。他不但沒有給我絲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說道：「你以為沒有錢，我就會給你嗎？明白告訴你，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給你。什麼道理，我現在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當時，我聽了師父的話，心裡一直不以為然，甚至想：「你不給我就算了，何必講這許多好聽的話？」直至幾十年後，我終於明白師父的苦心︰那是他愛護我，希望養成我在物質上以無為有、不貪的性格。

尤其最讓我感念的，是在我十七歲時，曾有一次罹患瘧疾，每日寒熱交迫，痛苦萬分，如此折騰了半個多月，已是奄奄一息的時候，師父特地派人送給我「半碗鹹菜」。

半碗鹹菜現在不算什麼，但在當時物資缺乏的時代，真是彌足珍貴！何況這當中還有師父對我無聲的關懷與期許，因此當時我是含著熱淚，將這半碗鹹菜吃下去，並且在心中暗暗發願：未來，我一定會做好一個出家人，我會把身心奉獻給佛教，以此報答師恩。

數十年來，想到師父上人，我除了努力弘法利生以外，也只有對他的家人多所贊助，以報其恩於萬一。

說起我的老師，當然還有很多，中國有「一字師」、有心儀的老師，在我也有很多懷念的師長，如楞鏡法師、大實法師、介如法師、普蓮法師、惠莊法師、塵空法師、茗山法師、雨曇法師等，都是師恩浩蕩，此處就不一一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