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1　※我與張培耕其人

世間上，任何團體，任何事業的推動、發展，都需要有青年。有青年，才有動力，有青年，才有未來。所以，在我一生弘法的過程中，一直很重視接引青年學佛的工作，我覺得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

說到青年，就讓我想起曾在救國團服務多年的張培耕先生，他是江蘇如皋人，一九二七年生，出身務農之家，從小刻苦自勵，勤奮好學。來台後，自一九六一年起服務於青年救國團達十二年之久，曾長時間擔任總團部青年活動組的專門委員，負責承辦規模龐大的寒暑假青年自強活動；後來擔任南區知識青年總部總幹事，很受當時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先生的倚重。其兄張力耕先生，是台灣省農林廳主任祕書，兄弟兩人才華橫溢，同樣服務公職，傳為佳話。

我與張培耕先生結緣，主要是因為他知道我喜好文學，編過雜誌，並與青年多所往來，因此也就不以為自己官高位重，而樂於與我這樣一介出家人來往。

回憶當時，正是一九六一年左右，大專青年暑期訓練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如火如荼展開。有一天，我跟張培耕建議說，在很多的戰鬥營活動中，如果能有一些禪學的研究，也能充實戰鬥營的內容。

他一聽，即刻接受我的意見，於是向上級建言，得到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先生的首肯，便鼓勵我辦暑期禪學營。

在那個時代，「青年」兩個字是很敏感的字眼，青年集會更是一大禁忌，大家都不敢碰觸，不管什麼人碰了，都有企圖危害國家的嫌疑，所以沒有人敢辦青年活動。但此時開明的張培耕先生，甚至更開明的宋時選先生，覺得也實在有這個需要，就鼓勵我辦禪學營，後來我把它定名為「佛光山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

自從第一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順利開辦以後，活動就此延續下來，幾十年來不但匯聚了不少青年的力量，也培育出不少傑出的人才。例如在美國的外科名醫沈仁義醫師、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以及在日本的牙醫林寧峰醫師，他們在我雲遊海外弘法時，偶有身體不適，都得其幫助；林醫師甚至還擔任國際佛光會日本東京協會會長，一直成為當地佛光山道場的護法。

正由於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的舉辦，首開大專青年參與佛學研究的風氣，對佛教的青年化，以及之後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的紛紛成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過在當時，雖然有宋時選先生的鼓勵，但我還是不敢貿然舉辦，於是就跟張培耕講，請他向救國團借用幾支旗子，讓我掛在山門口，表示這個活動與救國團有關。

當時救國團是蔣經國先生所領導的團體，有了「蔣經國」三個字為背景、靠山，還有什麼不能做的呢？所以幾支救國團的旗子往山門口一掛，就等於「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果然活動開辦後，所有治安單位、警察憲兵、安全人員都不敢來干擾。我覺得這一刻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個轉捩點，也是我自己弘法路上的一個重要起步，因為由此讓我得以走入青年這一環。

說到青年，早在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蘭弘法時，有好多通訊兵學校的官員學生都來參加講座、共修，當中有三位年輕的上尉楊錫銘、周廣猷、朱橋，他們被稱為通訊兵學校的「三劍客」。

此中楊錫銘寫得一手好字，宜蘭的第一本《佛教聖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的；周廣猷擅長繪畫，慈愛幼稚園教室的壁畫、海報等，都是由他設計、手繪；朱橋的專長則是編寫，所以我任用他為《蓮友通訊》的編輯，後來更向當時宜蘭救國團團長楊尊嚴推薦，請他到宜蘭救國團編《宜蘭青年雜誌》。

雖然這只是一份簡單的宣傳小冊子，但經過朱橋一編，就變得美不勝收。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又邀他幫忙編輯《今日佛教月刊》。那個時候佛教雜誌有《台灣佛教》、《菩提樹》、《覺生》等，版面編排都很古板，一般讀者接到後，看與不看都不覺得重要；《今日佛教》不但穿插圖片，而且跨頁的標題醒目耀眼，尤其藝文性的內容可讀性高，一時在雜誌界脫穎而出，令人有耳目一新的驚喜。

當時救國團台北總部看到《今日佛教》版面設計新穎，就邀約朱橋去主編一份大型雜誌《幼獅文藝》。朱橋獲邀後商之於我，我當然替他高興有這麼一個一展才華的好機會，就叫他即刻答應。

果然朱橋沒有辜負我的期望，他編《幼獅文藝》距離現在已有五十多年，那時候可以說石破天驚的為雜誌編輯樹立了煥然一新的風格。尤其這是代表國家提拔青年的救國團所編的雜誌，在朱橋的才華展現下，與李敖主編的《文星》及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同樣引人注目，成為台北書報攤上最醒目的鑽石。

今日回想起來，我和張培耕認識之前，已和救國團結下了這麼一點因緣。不過我在台灣弘法，還是感謝因為張培耕的關係，獲得救國團的助力很多。

一九七一年，當我再辦大專青年夏令營時，因招收的學生人數相當多，當時正逢開山，經濟拮据，也買不起寢具，張培耕就幫我向軍方借了上千條毛毯；夏令營的課程中，需要外出旅行參觀，當時也沒有交通工具，他又向軍營借了三十輛軍用卡車，讓我省下很多費用。

所謂「朝中有人好做事」，那時因為有張培耕的支助，在夏令營舉辦期中，也曾得到蔣經國先生的關心，指派宋時選先生親臨指導，實感無比榮幸。

後來李鍾桂女士擔任救國團主任，曾邀請我到松江路救國團總部演講，我想到過去與救國團結下的諸多因緣，便欣然應邀，藉此聊表回饋之意。

張培耕在救國團服務長達十二年，他從宜蘭救國團到擔任高雄市團部的負責人，完全靠著實力而受到蔣經國賞識，是蔣經國的親信幹部之一。

只是平時喜歡登山體驗人生的張培耕，在一九七六年，也就是他五十歲那一年，於一次攀登玉山途中，忽然胃出血，靠著二位原住民輪流背他下山，經過兩天兩夜才抵達平地就醫，所幸得以挽回一命。從此讓他更加看淡世情，便毅然辭卸甲等公職，要求我在佛光山分配一個工作給他。

當時佛光山剛開山不久，法務有限，何況他在社會上已有很好的工作，他所服務的救國團與黨、政、軍，同為四大班子；我想一個小廟，實在養不起大菩薩，不過看他對三寶十分虔誠、恭敬，就說：你來當我的祕書好了！他欣然接受。

其實我的祕書也沒有什麼工作，因為我對外並沒有什麼交往，只是辦了一份《普門雜誌》，就請他當主編。他一編數年，我們合作無間，我覺得他勤於工作，勇於任事，對佛教也十分護持、熱心，我也多方得其幫助。

後來他又幫我接辦普門中學。普門中學的前身是蔣經國先生在江西創辦的「正氣中學」，一九四九年遷移到岡山。到了一九七七年時，大概是經營困難，便交給我接辦，我把它改名普門中學。

記得開學當天，正是賽洛瑪颱風侵襲台灣！在此之前，承蒙教育廳配合，在一個月之內就把學校轉移手續辦好，讓我得以趕上招生，所以普中是「接受於風雨之中，承辦於倉卒之間」。

普門中學原本應該請張培耕擔任校長，但因為他只做過訓導主任，沒有校長的資歷，不得已只好請留學日本的慈惠法師任校長，他任副校長，實際負責校務。

五年後，慈惠法師辭職，另有任用，就由張培耕介紹一位王廷二先生繼任校長。之後的幾年之間，我擔任「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六年，張培耕當祕書長，負責各項會務，對本會貢獻很多。

此外，他還跟隨我率領「佛光山泰北弘法義診團」，到泰北美斯樂、金三角、熱水塘等偏遠地區弘法義診，同時成立佛光山信徒援助泰北難民村建設功德會，由他負責在美斯樂當地興建診所等事宜。

他也曾經跟隨我到金門、馬祖弘法，甚至籌組「國際佛教促進會弘法探親團」前往中國大陸弘法探親。直到一九九一年，我創辦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請他擔任文書祕書，與慈容法師共同籌劃，對佛光會初期會務的推展，多所著力。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是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假台北國父紀念館召開成立大會。當天，總統李登輝特頒賀電，行政院長郝柏村親臨指導，歷任內政部長許水德、吳伯雄、邱創煥，以及國防部長陳履安、中央社工會主任鍾榮吉、台北市長黃大洲等，均蒞會祝賀。

想到過去中國佛教會每次開大會，要想請個科長光臨都不容易，經常是三請四請也請不到；想不到我在一九九一年初成立的一個佛光會，承蒙大家賞光，現場可謂冠蓋雲集，在當時也是一大盛事。

張培耕家居高雄，佛光會會務皆在台北，他南北兩地奔波，實有不便。當時我也感覺佛教的團體，還是需要有一位長於事務且嫺熟法務的出家眾負責，對信徒比較有向心力。因此獲得大家體諒，就請留學日本而長於社會福祉的慈容法師擔任祕書長一職。

那個時候張培耕先生年紀也慢慢大了，尤其在一九九四年左右，幾年之間他於榮總開刀數次，健康不復如前，之後就長居在高雄。當時我除了幫他購買房舍，同時助他出版紀念全集。尤其他生平有個心願，就是成立「中華少年文教基金會」，因為需要保證金一千萬，我請了多位信徒贊助，每人一百萬，幫他完成心願。

後來我經常出國，忙於佛光會務，也不知道他的基金會是否順利成立？但幾年後，也就是二○○五年，忽然聽說他病發逝世，我特地到高雄市立殯儀館，為他主持告別儀式，他的靈骨也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園。

張培耕與夫人詹靜江女士育有三子，都是一表人才。回憶起一九七五年張培耕在佛光山皈依，直到二○○五年往生，期間我們合作二十多年，如他所說，彼此「相知、相識、相處，先是朋友，再是道友，最後成為師徒」。

他曾於一九七九年發表一篇〈以二十年時間「讀」一個人的感想〉，表達多年來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聽我講演的感想；臨終前，仍積極完成三萬多字遺作《以五十年的時間讀一個人》。想到人間一切都是緣聚緣散，懷念和張培耕的一段因緣，也是非常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