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43　◎我的同學道友們

我常說，我從小沒有讀過書，沒有見過學校，也沒有進過學校。事實上，我十二歲出家後在寺院裡生活，受了寺院的教育。書是讀的不多，教育不是沒有。

我就讀棲霞律學院六年，在宗門的常州天寧寺參學一年，在焦山佛學院也近三年時間。之外，禪宗的金山江天寺、律宗的寶華山隆昌寺，我每年必定前往參學，趕上戒期或是禪堂起七。可以說，佛門的宗下、教下、律下我都參學過，就如海陸空各個軍種，我都有過資歷。甚至，為了了解經懺制度在中國的影響力，我也參加過短期的經懺佛事。

淨土宗的靈巖山、各個道場裡的念佛會，我參加過一七、二七，甚至七七也有過多次。我在焦山住的時候，每年冬天都要打七個七。在宜蘭主持過的佛七，前後也有三、四十年，從來沒有缺席過。其他像虎尾、龍巖、羅東、三重、台北，尤其在高雄佛教堂也參加過多次的佛七。

假如把我這一生主持過的佛七、參加過的佛七加總起來，也會有百次之多。一個佛七就是七天，如果是一百次佛七，那我的生命裡，就有七百多個日子在念佛中過去了。

初在佛門裡，我十年苦行參學，但自覺發心不夠，我在讀書參學中服務常住，做過六年行堂、兩年司水、一年半的典座；可以說，我把我的人生歲月完全投注到佛法的生活裡、修道中、工作的勞役裡。這十年佛門的參學歲月中，有了一些道友、同學、同參，彼此互相學習提攜。

說起同學道友，在南京和鎮江，總該有一、二百人，但是那時候大家各忙讀書，甚至叫什麼名字也沒有去管他；有過往來的同參道友，由於各人雲水行腳，也疏於聯繫了。出家人就好像獨行俠，行走大江南北，又像孤鳥，飛到東飛到西，漫無目的，哪有什麼知交朋友可談呢？雖然如此，還是有一些可以回憶的有緣人，今略說如下：

弘度法師（智勇法師）

我的第一位稱得上「畏友」的，恐怕就是弘度法師了，當年在大陸各個佛學院裡都知道，我和弘度來往最密切。

弘度法師，江蘇如皋人，比我長三、四歲。十五歲的時候，給他的叔叔彌光法師從江蘇如皋李堡的家鄉帶到棲霞山寺，禮二當家覺民法師為依止師父。

他長於梵唄，記憶力特強。人家說「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我看他是「下筆萬言，倚馬可待」。別人用作文簿寫文章，他則是用筆記本寫作。他離開棲霞山以後寫信給我一些指示教導，也都是用筆記本寫成的。往往寄一封信來，我都要幾天才能讀完。

弘度法師尤其善於行政，信手拈來，就能訂定各種章程、辦法，特別是寫了一手好字，真、草、隸、篆樣樣寫得來。不但如此，他富有正義，為人正派，而且身懷絕技，能夠飛簷走壁，說是一位文武雙全的人也不為過。

他平常處事不苟言笑，同學們選他做班長，但他並不喜歡，只是喜愛讀書。我們視他比老師還要偉大，簡直把他當天人一樣崇拜。那時候以我的成績，還仰望不上他，因為我們到底還是幼稚。承蒙他也會對我們這許多幼小的同學給予點撥、指導，有時嫌我們問的太多了，也會一拳下來：「老是囉唆，問什麼啊！」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以他為馬首是瞻，敬重他的心仍然不改，並且把他當作正義的標竿、智慧的風範。一九四○年初，上海舉辦了一場演講比賽，有六百位青年比丘僧參加，他獲得第一名，作文比賽他也榮獲第一。他的信心堅強，教性剛烈，後來改名叫「智勇」，真是名副其實的「智勇雙全」，可以說，這是一位佛教的奇才。

沒有多久，他就從棲霞律學院升學到焦山佛學院讀書，成績一樣名列前茅，受到師生們的特別愛護。當時的焦山佛學院在佛教界可謂獨占鰲頭，就如同現在的北京大學、台灣大學一般，凡是一流的人才，才能進去就讀。這裡的師資有：北京大學薛劍園教授國文，南京中央大學虞愚教授「名理新探」，佛學權威芝峰法師、圓湛法師等，都是一時之選。

看到這麼一位優秀的學長，我心裡也很著急，盼望著自己成績趕快進步，好能考上焦山與那許多優秀的年輕人共讀共學。一九四五年的三、四月，我參加特別考試，例外被錄取，我終於可以在下學期進入焦山佛學院了。

意外的是，智勇法師卻在一九四‭ ‬五年的春天遭到開除。什麼原因呢？原來是焦山佛學院副院長東初法師奇特的性格所引起。

東初法師不是一位很隨順因緣的人，他並不太與人為善，也不會從善如流，所以正義勇敢的智勇學長對他就有所批評。智勇在每天的日記裡，都是記錄東初法師這裡言論不對，那裡行為不當，並且起名為「東初日記」。這從學生的角度來說，確實違背了師生的倫理；但智勇學長有他見義勇為的性格，用權勢地位是降伏不了他的。

那一天，東初法師巡視佛學院，剛好就坐在智勇學長的座位上。他順手打開抽屜，一看《東初日記》，便好奇的翻看了幾頁。這一看，臉色大變，氣呼呼的把日記本帶走，即刻交給院長雪煩和尚，說：「這是你的學生寫的！」講完之後，頭也不回就離開焦山了。

雪煩和尚想，這下子怎麼能得罪副院長呢？學生的言論無理，勢必要開除。他即刻召集會議，決定要開除智勇法師。想不到，竟然引起全體學生鬧風潮，表示要一起離開焦山佛學院。其實，這在智勇法師的學習生涯中，已經不是第一次被開除了。

後來，經由老師們出來調解說：「現在要向東初法師說明、懺悔，但都找不到，院長也很為難。為了共同維護常住，不能製造隔閡矛盾，只有讓弘度先接受開除，讓他離開學院。」

弘度離開了以後，我就不想再進焦山讀書了。因為我已經對焦山產生不好的印象，覺得這是一個黑暗封閉、無情無理的地方。但是別的室友們都跟我講，能進入焦山不容易，你應該先進去看看，了解再說。因此，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我還是進了焦山讀書。

焦山佛學院果真不同凡響，八十多位二、三十歲的青年僧伽齊聚在此，都是從各個大學畢業，或是來自各個優秀佛學院的高材生。例如：介如法師、普蓮法師、慎如法師、大同法師、聖璞法師等。

但是我感到很慚愧，智勇離開焦山時，有十多位他的「粉絲」（fans）同學跟著他一起走。他走了，我卻反而進去，在義氣上，總覺得有一點說不過去。後來智勇寫信給我，要我「依法不依人」，繼續在焦山念書。得到他的來信，我才安心下來。

焦山佛學院風波以後，我因為智勇學長的關係，對東初法師有了一些成見。雖然他也有為佛教的心，可是他的方法實在不對。例如：他將原本太虛大師訂下來半小時的早課程序，恢復為一個半小時，東初法師的復古運動，讓我深不以為然。後來他做院長，我就想要離開了。我向他請假，師父也同意，並且說要帶我回去宜興大覺寺禮拜祖庭。

這個時候即將過年了，有一位姓任的教育局長，聽說在棲霞山擔任住持的志開法師回來了，特地前來拜訪。他來一見到我，也忘了以師父為主，對我產生了興趣，問我說：「你從哪裡來？」

我回答：「從南京來。」

他一聽我說從南京回來，大概覺得我有些程度，就說：「我們這裡有一所學校，正缺少一位校長，你來擔任好嗎？」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也不好問，一旁的師父說：「你講的話很好啊！」

沒有反對的意思，於是我就接受派任，忙著辦起學校來了。

白塔國小共有二百多個學生，只有二位老師，因為貧窮，不得人要來這個鄉下地方。我想到智勇，馬上寫信給他。他一聽說我要找他做老師，即刻就來了。

當時，他已經在南京普德佛學院教書，本來他的程度就很好，又有授課經驗，我說：「校長你來做。」

但他不肯，堅持說：「如果你要我做校長，我就走。」

於是我只有走馬上任，做起校長，讓他做老師了。

智勇的能力比我強，不論貼標語、策劃等什麼行政事務，他都會，加上我們做事的動作迅速，很快的，就覺得這裡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我提議辦《怒濤月刊》，他說他寫鋼板，我負責發行。他寫的鋼板字跟印刷一模一樣，大部分的內容都是他執筆，偶爾我只是寫一篇文章湊湊熱鬧。可以說，這本雜誌幾乎由他一個人包辦。

我們之所以名為「怒濤」，是因為感於佛教太守舊，希望透過洶湧的波濤來沖毀佛教的惡習，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一出刊，確實如「洪水猛獸」般大大的震驚了佛教界。當時佛教雜誌的權威《海潮音》，用了一個方塊刊登廣告：「我們又多了一支佛教的生力軍。」

家師志開上人還捐了五百令的紙來贊助我們。

但是戰爭的無情，還是給我們帶來一些苦難。有一天半夜，我莫名的被逮捕了，幾經周折，才讓師兄解救出來。眼看學校實在做不下去，便和智勇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很好的因緣，我們巧遇了南京華藏寺住持蔭雲和尚。他為人正派，但已退居，華藏寺推出一位新任住持，可惜不務正業，什麼壞事都做，還賣了好幾條街的寺產。蔭雲和尚出面阻止，把它通通收回來，希望交給我們接任。

華藏寺位於南京市中心，走路不多遠，就到南京市最熱鬧的新街口，可以說是很好的一個地方。寺裡有一所學校、一間工廠、一家文具店、一座茶爐，還有幾十個出家人做佛事維持經濟。

我跟智勇因為蔭雲和尚到了華藏寺，但智勇不願意做住持，要我來擔任，我們共同管理。這時候，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這間寺院簡直像個大雜院，各式人等進出複雜，加上原本住在裡面的幾十位住眾以經懺為事業，五堂功課相當不正常。

我們為了改變種種陋習，便訂定一些新規約，冀望帶來一些新氣象。可惜積弊已深，舊僧勢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加上時局愈來愈緊張，只有宣告失敗。

戰雲密布，死傷嚴重，智勇看了不忍，發起組織「僧侶救護隊」，希望為國家做一點事。正想付之行動時，臨時變局，只好由我帶領來到台灣，最後也和他斷了音訊。

一直到四十年後兩岸開放，我聽說智勇在河南一所大學教書，輾轉聯繫上，並且相約在香港見面。這一別後又是十餘年，二○○八年，我赴河南鄭州出席中原天瑞大佛開光典禮，再度和他見面。闊別數十年，飛鴻踏雪，對於許多往事他已不復記憶。

感嘆之餘，有一件倒是很感謝他的事。據我母親說，大約在一九五○年代抗美援朝的時候，大陸謠傳我在新加坡替國民黨做事，已經升任司長。智勇不知道從哪裡寫了一封信給我的母親，信上寫著：母親大人，下面敘述了一些大陸的情況，最後署名「兒　李群」。

由於智勇和我們曾經論兄道弟，他跟著我稱母親大人，同時我也姓李，這封信證明母親的兒子不在新加坡，沒有參軍，沒有為國民黨做事。這麼一來，對我的家庭幫助很大，誤打誤撞，讓我們一家人因此都存活了下來。說起來，實在要感謝這樣一個美麗的誤會了。

悟因法師（大同法師）

悟因法師和我，並不是在佛學院期間有所來往而建立感情的，我們只是同學，後來他提早離開學院，參加太虛大師舉辦的「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就被派到上海佛教會服務。

後來，我在南京華藏寺的時候，他已經先我到了台灣，接受台中寶覺寺住持林錦東的邀請擔任監院。他寫一封信給我，說預備辦一個三千人的台灣佛學院，要我多邀約幾位同學前去支助。

我心裡想，這個大同法師也太過誇大了，今天的佛教，哪裡那麼容易辦個三千人的佛學院呢？我這個人很務實，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也就沒有把它當做一回事。這就等於慈航法師當時在他編的《人間佛教雜誌》上，發表改革佛教，下了命令：鎮江金山寺改成織布工廠、常州天寧寺要辦師範學院……這裡做什麼、那裡做什麼。我一看，慈航法師真是太天真爛漫了，革命不是這麼說就能做到的，這太不務實了。

想不到，後來我自己也跑到台灣來，相距已時隔一年多了。在台灣，才覺得我人地生疏，想起有一個學長大同法師在台中寶覺寺，就去找他吧。

當時也沒有電話，聯繫不容易，一去那裡才知道，剛於幾天前，大同法師已離開寶覺寺到香港了。這是因為政府誤解他是匪諜，他怕被逮捕，就先赴港去了。不過，悟因的妹妹也是一個出家人，長得莊嚴秀麗，聽到我們來，知道我們跟他哥哥的關係，還送了一塊布給我們。

大同法師去了香港以後，留下了太虛大師創辦的《覺群月刊》沒有人編輯。那時候我已經在中壢圓光寺落腳，大家說我有編輯的經驗，希望我去主編，我便從中壢到台中編輯《覺群》。

後來，因為警察懷疑大陸派了五百位出家人到台灣從事間諜工作，到處風聲鶴唳，我也不敢經常外出。為了謹慎起見，只有辭謝這份工作，建議林錦東改請台中市立圖書館總務主任朱斐接任。

朱斐居士接編之後，就把《覺群》改為紀念印光法師淨土思想的雜誌。我寫信反對，卻引起不少的誤會，認為我反對淨土。大同法師知道後，還來信給我鼓勵，贊同我的意思。

沒過多久，大同法師還俗經商，改名許大同，在香港、加拿大兩地做起建築的生意來，聽說賺了不少錢。我開創佛光山的時候，承蒙他還前來看過我。由於大家生活不同，偶爾有一封書信報平安外，逐漸的就沒有來往了。

煮雲法師1

煮雲法師，一九一九年出生，江蘇如皋人，比我大八歲，應該算是我的老大哥。但是他很依賴我，什麼事情都要我和他一起參加。尤其我的東西也是他的東西，我這個人怎麼用，也都是聽他們怎麼說、怎麼做。看起來他們對我很好，實際上，我是聽他們吩咐。所以他在一九八六年過世時，我正在美國西來寺閉關，無法返台，只有寫了一首輓聯遙寄追思：

你我同戒同參同學同事同弘佛法　人稱同兄弟

相互忍苦忍貧忍謗忍難忍氣吞聲　誰知忍會離

我和他在棲霞律學院同學六年、在焦山佛學院同學一年，之後他就離開，前往上海圓明講堂親近圓瑛法師，在思想上，我們也就分道揚鑣了。後來聽說他又到了普陀山，在那裡的沙彌學園教授一些沙彌。我和智勇等人在南京華藏寺發起新佛教運動，他寫信來表示願意歸隊，我們也歡迎他參加。

我們在華藏寺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有數十位的經懺人士不守規矩，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後來不知道是誰想出了一個餿主意，以寺裡的經濟困難為由，每天吃稀飯，他們吃不慣，就自然解散。

但我們吃了半個月的稀飯後，那許多經懺的法師倒沒有什麼異動，可是我們的煮雲法師已經吃不慣了，就說：「我不能天天跟你們在這裡喝稀飯啊！」

於是，他又回到普陀山去。這大約是一九四八年的秋冬。

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就到台灣了。一九五○年「一江山島會戰」，大陳義胞跟隨軍隊撤退到了台灣，在普陀山居住的煮雲法師也跟著他們到台灣。

他一到台灣，聽說我在中壢圓光寺，就跑來找我，還帶了一封塵空法師的信給我。塵空法師和我的老師芝峰法師是同輩，我在焦山時見過他，承蒙他不棄，從普陀山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對我一生很受用。其中他說到，我們現代的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決心，不要想我去靠佛教。在我初到台灣，四顧茫然，無依無靠，走投無路的時候，煮雲法師帶來塵空法師的這二句話，就像一盞明燈，給我很大的鼓勵。

我在圓光寺看到煮雲一副落魄的樣子，我就問：「你的衣單都帶來了嗎？」

他說：「沒有。」

這句話可能是誤會，他也許是說衣單沒有帶到中壢，我卻以為他沒有帶來台灣，即刻，就把我剛做好的一套全新的長衫、褂褲送給他，橫豎我們一樣高，我能穿的，他也能穿。我們一向不分彼此，貧窮都是一樣，只是生活習慣、思想上有所不同，他以貧窮為苦，我以貧窮為樂。

因為煮雲法師一出生就窮，出家的寺廟也窮，剃度以後，沒有人接濟過他。我當時年紀小，大概長得還可愛，常常會有人給我一張紙、一枝筆，即便一件壞的衣服，我也很歡喜。尤其那許多老和尚往生了，衣服沒人要，我也都把它接收下來，基本上，我沒有穿過新衣服，穿的都是死人的衣服，但是煮雲法師連死人的衣服都穿不到。

他曾經為了能有一件褂褲，利用暑假七月舉辦盂蘭盆法會的期間，出去替人家念經，賺一點供養，才買到一條褲子。

煮雲法師因為一無所有，所以難得有什麼東西，他都會很介意。記得有一次，家師送我一個熱水瓶，在當時來說，算是一個珍貴的奢侈品了。煮雲法師見了羨慕不已，那時我已經有一個漱口鋼杯可以喝水，看他這麼喜歡，就把熱水瓶送給他。煮雲歡喜不已，每天帶著熱水瓶在人前走來走去，藉機炫耀。

有一天，熱水瓶的水銀炸破了，他一看，臉色大變，這下還得了，賠不起啊！大家生活都這麼困難，怎麼辦呢？我看出他驚慌失措、面如死灰的樣子，就說：「壞了就算了，不要就好。」這一句話，讓他如逢大赦，解決了他的窘態。

到了台灣之後，為了求生存，我叫他要為佛教奮鬥，可以寫文章。煮雲法師算是一個奇才，他看過的小說、四字段、七字段，像「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等，他都會背，同學們也歡喜找他說故事。當時，我替東初法師編輯《人生雜誌》，煮雲法師的第一篇文章，就把布教的點滴故事，寫成一篇〈叫化子傳聖旨〉給我刊登。這篇文章幽默風趣，妙意橫生，我覺得他有寫作的天才，於是鼓勵他繼續寫作，後來他寫了《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等好幾本書，我還為他寫序。在台灣雖不算是洛陽紙貴，至少也是風行一時了。

一九五三年，煮雲法師創建鳳山佛教蓮社，我在宜蘭弘法，但他經常要我到高雄講經、成立青年會，協助他的法務等，我都照做。那時候的鳳山蓮社只有一個床位，為了我去講經，煮雲法師買了一張藤椅，就這樣，我在這把藤椅上睡了一個多月，一直到把《金剛經》講完。

他也參加過我的大藏經環島弘法宣傳團，尤其我組織弘法隊，他也組織弘法團；我成立歌詠隊，他也成立歌詠隊。甚至在台灣南部，他下鄉弘法、到監獄布教、各處講演，說起來，他比我更隨和、更熱心。

我的這一位老友對我很好，完全沒有嫉妒心。記得有一次，我在叢林學院的懷恩堂教室為信徒開示，他在後面聽了之後就跟慈惠法師說：「你們的師父啊，講話聽起來都沒有引經據典，可是呢，你仔細聽，裡面都是佛法。」

也記得有一位同道，多次在背後說我壞話，從中挑撥我們之間的友誼。煮雲法師不是哈哈一笑，就是為我說好話。甚至有一些外省人對我有所批評，他也跑去跟他們說：「星雲你們是打倒不了的，他是磐石！磐石！百搖不動的啊！」他對我的評價就是這樣子。

煮雲法師慈悲和藹，從來不發脾氣，我對他種種的要求、任性，都承蒙他對我多所諒解，我們相知相惜，現在想起來，真是愧對老友，這也算是一段奇緣吧！

悟一法師

五十多年前，悟一法師在台北煊赫一時，是教界的風雲人物，曾擔任台北善導寺監院、住持幾十年。他是我焦山佛學院的學長，一生與我有六十多年的法系關係。但事實上，回憶起過往他待我的種種，如果要用「欺我太甚」這句話來形容，也實在是不為過。當然，這種私人之間的恩怨關係，並沒有什麼好宣揚的，不過，為了留給山中弟子作為歷史的借鑑、往事的參考，則也不得不說。

說起悟一法師，當年他在台北是一個頗具權威的人物，但是向我借款一千六百萬元，卻怎麼都不肯歸還，也不知道這些錢財究竟都用到哪裡去了。甚至後來善導寺的員工到法院告發他金錢不清，儘管他對避開法律責任很有辦法，人脈也很廣泛，不過面對這許多糾葛，他也還要我們給予幫忙。只是說，他違法的事實鐵證如山，也就任誰都難以幫得上忙了。

悟一法師比我大五歲，他是我家師在棲霞山的四法子（傳法的弟子），我是六法子。在他八十多歲的時候，曾經到佛光山美國西來寺養老，我的徒眾們想到他和我的法系關係，都把他尊為師長看待，給予孝養照顧。尤其他一向重視養生，對於每天要吃什麼、做什麼運動非常計較，大家也都隨他的意。

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老弟！到了我這個年齡，應該是要不久於人世了，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最後我有兩句話要對你說。我並不是要拍你的馬山，而是真心、坦誠地要對你告白。說實在，一個人心量有多大，事業就有多大，見不得人好，是絕對不能成功的。在這一方面，你的肚量，我不敢說後無來者，但的確是前無古人。這就是我人生最後要對你的一點敬意和讚美。」

當時我感到很意外，心想：「你一向都是用心機在欺負我，一生百般地為難我，最後居然會說出這樣的話？究竟是你的良心發現了呢？還是我真具備如你所說做人的條件呢？」不過，我一生對於毀譽並不太看重，也就不去著意了。

不久，他在洛杉磯撒手人寰，一代的佛教梟雄終究要面對生命的無常，不禁讓我感到，人生在世，還是要廣結善緣的好，不要留下太多的遺憾在人間。

話說我和悟一法師是焦山佛學院前後期的同學，他是學長，我是學弟。其時，他在佛學院裡，為人就非常尖酸刻薄，總愛跟人計較，排擠別人，曾經，除了他自己之外，還夥同另外兩位同學組成名為「軸心國」的小派系；因為那時候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引發侵略戰爭的國家，通稱為「軸心國」，他們也就順勢套用此名了。不過，究竟這個名稱是他們自己訂的呢？還是別人加諸給他們的呢？我因為是學弟，也就沒有去過問了。

倒是後來有一些同學就說：「他們既然做了『軸心國』，那我們乾脆就來一個『同盟國』吧。」二次大戰期間，「同盟國」指的就是英國、美國、法國、中國。總之，這都只是青年之間因為頑皮而想出來的遊戲啊！

在焦山的學習，悟一法師有完成學業，畢業後就先離開了焦山，而我，沒有畢業，但後來也離開了焦山，回到祖庭宜興白塔山大覺寺。那麼，在各自分開後，幾年之間我們就都沒有再往來了。

不過，在這期間，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聽說他在棲霞山受記做法子。大法子是法宗法師，二法子是超塵法師，三法子是速醒法師，四法子就是悟一，五法子是達道法師。至於我，是後來才遞補上去的，成為第六位法子。

此處我並無意於要恭維我的師父，然而當時我真覺得擔任棲霞山住持的家師志開上人，為人正直、公平，尤其他還是一位佛教的實業家，重視人間的實際生活。在棲霞山那麼一個貧窮的寺廟裡，住眾有四、五百人，雖然有這許多法子當家，但他們都不懂得要為常住籌措經費，只有家師一人孤軍奮戰，除了辦理佛教學院，還辦有宗仰中學，像孫立人將軍、于右任先生等人都曾經擔任過這所中學的董事。另外，他還設立有農場、石灰窯、造紙廠等，為的就是利用這許多事業收入，來補助大家的生活所需以及興辦教育。

那麼，到了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因為國共內戰，我實在無法繼續在祖庭居住下去了，便離開了任教的白塔國民小學，輾轉到了南京。那時候，我二十二歲，第一次感覺到家師對我特別關心，他問我：「你來到南京，預備要做些什麼？」當時蔭雲和尚正要把靠近新街口、位處繁華地帶的華藏寺交給智勇法師和我，作為新佛教改革的道場，我據實向家師稟報，他聽後就說：「華藏寺的事業很多，人事也很複雜，你還是到棲霞山擔任知客吧。」

在叢林裡，有所謂「四十八單職事」，我知道自己能做的，第一就是修苦行的煮飯典座，第二就是知客，舉凡寺院的人來客去、住眾的進進出出、人事的調動升遷，都由他負責，可以說是如同高級僧官一般，有權發號司令的一個職務。我心想，師父是棲霞山的住持，而我在那裡也受了多年的教育，總應該要回饋母院，再說「知客」向來也是我嚮往的一個職務，也就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但是跟後，悟一法師也來到了南京，千方百計地叫我不可以到棲霞山做知客，玩弄的花樣之多，至今我也記不清了。甚至後來他還對我說：「你去做維那吧！」我說：「不行啊！維那必須會唱誦，我五音不全啊！」他竟然說：「沒有關係，我們會幫忙你。」我心頭想：「這簡直是不負責任的話，維那每天都要領導大眾做早晚功課修持，屆時舉腔唱誦，你如何能幫得上我的忙呢？‭ ‬」

看他那麼堅持不要我做知客，我也不知道內中有什麼文章，不過我心裡還是很想到棲霞山做一些回饋。於是，我就跟他妥協，說：「這樣好了！我做糾察。」在叢林裡，糾察是僅次於知客，位高權大的職務，主要負責叢林清規、殿堂共修，以及各單位行事的合法。簡單說，糾察就是執行清規的人。我想，這個職務我應該也是能勝任的，畢竟我在棲霞山住了那麼多年，對於那裡的規矩情況，怎麼會不清楚呢？但是他聽了之後，卻也不以為然。

總之，留在南京的兩、三天，他天天都叫我不可以到棲霞山做知客，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後來我只好說：「那我還是到華藏寺幫助智勇法師推動新佛教的發展好了。」他一聽，這才放心地離開。但我也因此辜負師恩，沒有尊重他的指示到棲霞山擔任知客了。

後來我才明白，原來這是幾位當家的謀略，他們認為我師父是住持，如果讓我到棲霞山做知客，在最高行政單位掌管人事、外事，那他們還能做什麼呢？所以，此行我到南京棲霞山去，也就成為他們的眼中釘，想盡辦法就是要讓我不能留在棲霞山，免得師徒合作。這就是我和悟一法師在離開焦山後再見面的第一回合。

很奇妙的是，過不多久，我們一前一後都來到了台灣。他善於呼風喚雨，後來在善導寺就做了監院。那時候，台灣所有的報刊雜誌，每次提到善導寺，都說它是「台灣首剎」，理所當然地，他就是「首剎的監院」了。

當時，中國佛教會的會址設在善導寺內，一些從大陸來台的僧侶，經常都會找到佛教會出具身分證明。而我也曾經因為要替東初法師主編《人生雜誌》，想到在台北必須要有個住宿、吃飯的地方，在無處可去之下，只得到善導寺掛單。當時他們讓我睡在大雄寶殿後方納骨堂的骨灰罈下面，雖然躺下來之後就不得翻身，不過，能有這麼一席之地供我晚上睡臥休息，也算是不容易了。

只是每到吃飯時間，一張十人坐的圓桌，經常都挨擠了十五、六個人，實在坐不下的時候，大家只能把凳子往後一挪，讓彼此的座位空間得以擴大。想到自己對善導寺沒有幫什麼忙，每天為了吃一餐飯，卻要這樣和大家圍擠在一張圓桌前，心裡總感到很慚愧，覺得對他們很抱歉。因此，有時候走在前往印刷廠的路上，我就想，如果能不吃那一餐飯，就儘量不吃算了。事實上，這也顯示悟一法師這個人刻薄寡恩，對十方大眾沒有供養心啊！這就是我和他的第二回合往來。

除此之外，還有幾件事情也可以一說。

我記得有一次行政院新聞局來文表示，美國電影公司要來台拍攝台灣佛教紀錄片。其實，那時候台灣並沒有正統的佛教，寺廟都是神佛不分。不過，為了要替國家做面子，悟一法師仍然說：「那我們就在善導寺舉行一場仁王護國息災法會，把各地的出家人都調度過來吧！能有那麼多的和尚到場參加，畫面拍攝起來必然也會非常壯觀。」

這回，他倒是很慷慨，立刻就推選我擔任主任委員，負責籌辦這場護國息災法會。但事實上，要我做主任委員，實在不當，一來我還年輕，二來我在善導寺沒有調動人事的權力，既無兵也無將，什麼都沒有。不過，他這個人向來是需要別人幫忙時，什麼好話都可以說盡，而我一向與人為善，在他三寸不爛之舌的慫恿下，也覺得不好過分拂逆他的意思，我想既然自己經常在善導寺走動，總也應該為佛教、為社會、為國家盡一點心，就直下承擔了。

幸而我主編《人生雜誌》的這段時期，與佛教界還有一些往來，所以通知大家前來參加這場法會時，都能獲得他們的首肯，甚至我還把在政治上地位崇高的總統府資政、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章嘉活佛，也請來擔任密壇的主持，終得圓滿一場顯密共修的護國息災法會。

總之，雖然最初我是勉強擔任了主任委員的職務，但畢竟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最終也把這場法會做得有聲有色，對政府有所交代了。

類似這樣的大型法會，我就替他出力過二、三次，明知道自己經驗不足，也只能硬著頭皮，盡全力將過去在叢林十年苦修中所學得的法務，派上用場。雖然我五音不全，不擅唱誦，但是從中我也學習到很多，舉凡法會場地的布置、程序的安排、人事的接待、和外國記者的往來，以及對政府的報告上，都算是做得差強人意。所以，辦了幾次法會之後，我也算是台北佛教界的風雲人物了。因此，每到佛教會的選舉，我不是被選為理事，就是當選常務理事，畢竟人事安排還是講究人望的。

只是說，每次善導寺主辦活動，悟一法師都只知道叫我做事，別說沒有給過我待遇、沒有讚美過我，更是從來不曾給過我車馬費。其實，對當時經濟拮据的我來說，就算只是賜給一張公共汽車票，都會教我感念在心的，可惜他完全沒有過問，總是讓我事情做了就算了。不過，念及我們到底是同學、同門的關係，我也就不去計較了。

另外，有一年，月基法師因為在香港居住困難，轉而就想要到台灣來。月基法師原名大本，他是我們的長輩，上一任棲霞山的大當家，後來升任住持，當時我的家師還只是三當家。由於過去我受到他不少的關懷，一心想要回報他，到了這種時候，也就千辛萬苦地設法要幫助他從香港入境台灣。在六十年前，這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台灣土地狹小，人滿為患，沒有相當背景、後台的人，是不容易進入的。

當月基法師於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某日抵達基隆港的時候，我想到悟一也是棲霞山的法子，應該要告訴他這個消息，一同到基隆港迎接師長的駕臨。沒想到，他竟然一口回絕，還警告我說：「月基法師可與善導寺沒有關係，你不要把他帶到善導寺來。要迎接，你去迎接就好，我沒有時間跟你去！」

話說得這麼絕，一時間也教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有什麼心結、利害。但我心裡想：「好！既然你不聞不問，那就由我來招呼吧！」之後，我就把月基法師請到了宜蘭。不久，我對月基法師說：「有一班信徒請我到高雄佛教堂做住持，如果您願意前往任事，我當然很樂意；另外就是這間宜蘭念佛會，但它只是一間小型的道場。這兩個地方，可以讓您選擇一處駐錫弘法。」

當然，高雄是大都會，地方大，高雄佛教堂初期的工程也即將完成，他聽我這麼一說，就回答：「那我到高雄去好了。」我聽了以後也很歡喜，因為我這個人性情冷淡，居住在宜蘭這種人情澹泊的地方到底是比較適合，高雄人熱情洋溢，我實在承受不起。但是要說服高雄那許多信徒接受月基法師，我也是費盡一番心力，才終於成功的。

再有一件事，讓我對悟一法師可以說是失望透頂的。當時我想到佛教應該要組織青年，讓青年進入佛教，就約了台灣大學的王尚義、張尚德、台灣師範學院的吳怡等十幾位青年同學，來到善導寺會議商量。記得那天大家圍坐在一張圓桌前，熱烈地討論著如何發展青年佛教，其中，這些青年人說到：「對於青年，一下子要他們到寺院裡參加法會，修行練心，那是不可能的，必須從活動的參與中去接引。」

可是佛教能舉辦什麼活動呢？在大家的集思廣益之下，想到了郊遊。我說：「這很好，郊遊可以聯絡彼此的感情。」跟後，我們就針對郊遊的人數、地點和時間做研議，最後決定參加人數大約是八十位，目的地在中和鄉（即今新北市中和區）的圓通寺。至於交通，由於那時候台灣還不盛行遊覽車，我們只有約定幾點鐘各自到圓通寺大門口集合。

會議結束之後，大家便分頭辦理此事。不料，學生才剛離開，悟一法師就把我叫住，說：「我警告你哦！下次不許再把那群年輕人帶到善導寺來。」我說：「將來那些年輕人都是佛教的生力軍，會護持佛法啊！」他卻說：「你要知道，青年人沒有錢，為了他們要參加活動，費用都得要我們支出，哪裡能負擔得起呢？」我一聽，心裡忽然就涼了半截，想到我在台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不把這許多年輕人集合在善導寺，沒有個據點會議，怎麼辦是好呢？再想一想，恐怕這次是不宜由我集合那許多青年參加活動了，否則後續的事情沒有辦法處理，可就麻煩了。

恰好這時候周宣德居士在善導寺院子裡的丹墀上走動，因為我們平時就有來往，所以看到他，我立即一個快步向前，對他說：「周居士，我們剛才召開了青年會議，約好要到圓通寺郊遊，但那一天我正好在宜蘭有活動要出席，能不能拜託你去招呼這些青年？」他一聽，很高興，立刻就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我看他那麼歡喜的樣子，就進一步說：「周居士，帶領那許多年輕人去郊遊，可得要買一點糖果分給大家，增添郊遊的趣味呀！」他也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見他對我幾件委託的事情，都爽快應允「沒有問題」，也就讓我放了心。所以，後來大專佛教青年活動就都由周宣德居士一手承辦，擔任青年領導人了。其後，大專青年獎學金的設置，乃至慧炬雜誌社的成立，也就是由此開始的。

那時候，我認為善導寺占有地利，如果悟一法師能發展推動青年運動，必定是大有可為，可惜他沒有那樣的願景，也無可奈何了。那麼，這就是我和悟一法師往來的第三個回合。

再有，由於我經常出入善導寺，有一天，我看到悟一與妙然法師兩位當家，拉了一條皮尺在丈量土地的長寬。在我猜想，大概是要建築什麼房舍吧！於是我就向兩人詢問：「這是要做什麼啊？」只見他們含糊其辭，一副要說不說的樣子，年輕氣盛的我很不客氣地就說：「你們實在太糊塗了，善導寺地處台北市中心，擁有五千坪土地，你卻要在這裡建一棟小樓房，那也太辜負這個黃金地段的價值了。我建議你們，把善導寺全部撤除，蓋個十層樓以上的大樓，讓它像國父紀念館一樣，最高一層作為大會堂，可以容納五千人以上，我保證將來政府首長蔣經國先生，就算你們不邀請他來參加集會，他也會主動出席。

「至於其他樓層，可以各撥出一個空間，提供給全省佛教會各縣市支會來購置，作為辦事處；還有，台灣各地許多的佛教雜誌社、書局，也可以讓他們在這裡設立一個聯絡處。如此一來，善導寺就成為台灣的佛教中心了。再說，有了這許多收入以後，你們也不必再為建築費的籌措勞神，甚至在我的預計，錢財必然還會有結餘，不妨再到郊外買一塊地皮，建兩座大寶塔，將來把安奉在善導寺裡的靈骨遷移過去。」

沒想到，他卻用一種很不屑的眼神看著我，讓我至今都還印象深刻。無奈之餘，只有感嘆：「唉！一個沒有智慧、沒有遠景的人，就算你苦口婆心地對他講說未來的希望和目標，他也不會懂得的。」這也算是我和他來往的第四個回合吧。

我對佛教界人士失望的事情還不只這樣，就如後來，我向白聖法師提出很多佛教發展的藍圖，他也都不肯採納。不採納倒也罷了，還視我為仇敵，好像我是存心要為難他。其實不是，我只是想貢獻一點關於佛教未來的希望在哪裡、他們成功的契機又在哪裡的建議啊！

話說回來，悟一法師原本有意要聯合我對付白聖法師，但是由於我沒有那種與人對立的性格，最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反倒是後來他效忠了白聖法師，做了中國佛教會的祕書長，竟轉而對付起我來，這當中，加之於我的欺壓、打擊、屈辱、詐騙、玩弄、排擠、為難，多不勝數，我也實在不忍心一說，總是家醜不可外揚。不過，雖然只是說了這麼一點皮毛，也教人良深浩嘆了。

我始終為悟一法師能幹的一生感到很可惜，他在中國佛教會祕書長任內，私心自用，倒行逆施，並沒有弘揚佛教的發心，假如當初他有遠見、有心量，今日的善導寺就不會只是如此的規模，現今台灣的佛教也不會只是這樣的局面。所以，佛教有很多發展的機會，都是因為沒有人去掌握機緣，而失去了興旺的前途啊！

我寫這一篇文章的目的，並無意於要揭人之短，只是想到佛門講究發心，我們應該要把佛教當作是對社會奉獻的基地，而不是當作個人的私產。殷切希望今日年輕一代的教界人士，你們可不要有悟一法師的這種性格哦！肚量，在人間是很重要的修養。

現華法師

說起現華法師，也是江蘇如皋人，他和悟因是同班同學，算是我的學長，也是我的「粉絲」。論學校的倫理，現華是監學，已經是訓育處的訓育員了，而我只是一個學生，承蒙他的欣賞和我論交，他是這麼一位高大雄偉、儀表軒昂的執事，聽命我這一個還沒有成熟的學生，自己也感到不累。不過，人的緣分很難說，他覺得聽我的話對他有益。

當初，我因不滿院長東初法師的管理方法，決定離開焦山，另謀發展，就跑去跟院長請假。但東初法師不准，他說：「就是你師父來，也不可以，我這裡是旅館嗎？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東初法師把監學老師現華找來，說：「把他看起來，不准讓他走！」現華一聽，「喔」了一聲，就跟我走回寮了。

一路上我們沉默不語，彼此各懷鬼胎，想著下一步怎麼做。其實我很單純，我想我要走了，現華你也不敢不讓我走，依你跟我的交情，我事先已經跟你商量過，你能變卦嗎？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還是不開口，等著他表態。慢慢走回他的監學寮，他仍然沒有講話。我淡淡的說：「我明天還是要走。」他馬上雙手一擺：「哪裡能？你沒有聽到院長講的話嗎？他叫我看好你。」

我一聽，一頭無名火升起，作勢拳頭一舉：「這是你講的話嗎？」

他連忙說：「好啦，好啦！我明天送你。」我就回去準備了。

說來我能可以離開焦山，還是要感謝現華的解圍。他沒有依照院長的指示，反而在第二天四、五點天未亮就送我渡江趕路，並且在鎮江「一枝春麵店」，請我吃了一碗麵，真是齒頰留香。至今都還懷念那一碗色香俱佳的麵，不曉得怎麼做成的。

此外，最讓我銘記在心的，就是我即將參與僧侶救護隊到台灣時，華藏寺住持由誰來做呢？這需要一個人來接任。我正苦於不知將住持之責交給誰，商之於現華，他慨然應允。

實際上，那時候南京的局面，大勢已去，實在難以回天，而他肯得承擔，就如諸葛孔明一樣，接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對他，我實在是感激無已。如果不是他仗義擔當，我這一個爛攤子，還不知怎麼樣才能交出去。所以我後來到了台灣，每每想到他在大陸接任南京華藏寺住持的情況，就一直憂心掛念，不知該如何回報於他。

一九八九年我返鄉探親，想盡辦法邀約過去所有的師友三十餘人在南京聚會。我送給每一個人一支手錶、一個金戒子、一個紅包，感謝他們過去對我的照顧指導。記得那一天聚會，我特別的開心，一別四十年，當初大家還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小伙子，如今都已是六十歲以上的遲暮老人了。

道不盡的歡喜，說不盡的道情法愛。但是我在旅途匆匆中，相聚也是幾十分鐘的事情，最後也只有依依惜別。最嚴重的問題是，我苦苦尋覓的現華法師沒有出場，我請問大家現華法師在哪裡？大家也不知道，於是我又帶著遺憾回到台灣。

在一九八九年以後，兩岸探親非常熱絡，我特地在香港買了一棟房子，因為每次去香港見親友，住旅館太昂貴，並且也希望能有一個空間談話，有了那棟房子，就能與客人促膝長談。同時，別人也可以跟我商借，記得朱斐居士等人都曾在那裡住過一段時期。

我沒有放棄，繼續訪查現華法師的下落。風雨中離散的故人，要想再有見面的機會，真是困難。皇天不負苦心人，後來終於有一個人告訴我現華在哪裡，我特地在一九九一年約他到香港會見。

這一見，人都已老，許多往事不復記憶。我比他年幼，往事歷歷在目，言談之中，幫助他找回過往的記憶，他才慢慢的點頭回答我：「是啊！是啊！」我也怪他，我到南京的時候怎麼找不到你？他回答說，得到訊息時，我已經離開大陸了。

在香港的小聚，總不能長久，只有幫助他購買一些衣物日用品，罄其所有，供養他一些經費，聊表寸心，如此而已。

出塵法師（浪平法師）

在棲霞山的幾位當家師父都有徒弟，如：宗道、宗德是大當家大本法師的弟子，還度、弘度是二當家覺民法師的徒弟，三當家志開法師的弟子是今慈和今觀，廣慈、出塵是四當家彌光法師的弟子。這四位當家、八個徒弟，可以說都不是在棲霞山出家的，都從他們各自的出家寺廟帶過來。我的師兄也是在別處出家，再來認家師為師，所以算是半個徒弟，在此出家的只有我一個人。

棲霞山四當家彌光法師有一個徒弟叫出塵，比我小一歲，跟我同在棲霞律學院讀書。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也成為崇拜我的人。我也不曉得我有什麼好給人崇拜？那時候我在學院裡，不會背書，成績也不好，經常被打、被罵，後來雖然有所改善，但也沒有開悟、沒有成道，也沒有驚天動地的作品。

不過，那時候同學們已選我做自治會的會長，我想，大概由於我急公好義的精神吧！另外，我也被選為體育的小老師，體育老師不在，就要我這個學生自治會的會長來兼代，訓練大家運動。

當時，我們是六個人住在一間房間裡，空間不大，每次我起床，上完廁所回來，被單就讓人給折好了。我知道是出塵折的，很生氣，一把被子從床上打到地下：「哪一個人折了我的被子，我是殘廢嗎？我自己不能折嗎？」

出塵不敢開口。

再者，每次洗過澡後，我把衣服泡在盥洗室，想等有時間再洗一洗晾起來。可是出塵都先我一步，幫我把衣服洗好掛起來晒乾。我當然又是大罵一頓，把衣服丟到地上拖一拖，再拿去重洗。奇怪的緣分，他就是甘願為我做這些事情。

後來我升學到焦山，他還留在棲霞。就這樣，一別四、五十年。一直到前幾年，他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我是出塵，現在叫浪平，在天長護國寺……」

老同學能夠聯絡上，我也很高興，二○○七年時，我邀約他到揚州鑑真圖書館會面，他帶著他的徒弟同來，我還供養他兩萬塊人民幣。二○○九年，我幫他辦手續，邀他到台灣一遊，受到佛光山徒眾、信眾的熱烈歡迎，他很開心。平常都給人欺負的浪平，這時候終於揚眉吐氣了。他說，我的同學是星雲大師啊！

世間上有的人看重朋友更甚於妻子兒女，三國的劉備就曾說：「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了可以補，手足斷了不能合。」可見朋友的重要性。在佛教裡，也重視「友直、友諒、友多聞」，尤其能交到一個諍友、畏友，像菩薩們十方相互往來，道情法愛，共相學習，這就是善知識了。

《孛經》說朋友有四種：有友如華，有友如秤，有友如地，有友如山。如山、如地的朋友，可以共患難、同生死，甚至比骨肉兄弟還要更親。特別是同學朋友，所謂青梅竹馬，從小認交，彼此吵吵鬧鬧，怎麼不好都是同學。但是二十歲以後，就不容易有莫逆之交，因為二十歲後，見識日廣，有了猜忌、利害衝突，就難以結交同甘共苦、生死不易的朋友了。

我從小出家，歷經棲霞、焦山、天寧諸寺，同學、同屆、同參的道友固然很多，但真正相知、相交、志同道合的畢竟為數有限。除了上述這些年輕時候的朋友之外，已經去世的上海佛教會祕書長王永平居士、上海龍華寺真禪法師，曾一度都是相知的同學。現在的常州天寧寺松純長老、無錫祥符寺住持無相長老、蘇州寒山寺的性空法師，也都曾是很好的同參。

記得才華超眾的仁培法師，從小被喻為「小諸葛」的道達法師，他們都是我在焦山很好的同學。此外，在牛首山居住的榮通；在文革期中守住棲霞山，後來還俗的孟義群；以及月輝和在軍中服務的敬三，都曾是我的道友。

少年時，曾經讀《戰國策‧唐雎說信陵君》，文中有云：「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幾十年來，這段話一直讓我念念於心，感到朋友相交當如是也。

回首前塵，當初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子，而今都已垂垂老矣。但是，在我的《百年佛緣》裡，他們對我來說，也算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