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57　※長者居士們的貢獻

佛教有四眾弟子，所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男居士）、優婆夷（女居士），這四眾弟子在佛教裡，尤其是對今日台灣的佛教，可以說都有莫大的貢獻，這也足以證明：四眾同心協力，佛教才能普遍十方。

早在民國初年，大陸的一些佛教居士，如楊仁山、歐陽竟無、唐大圓、韓清淨、黃智海、章太炎等，有不少都是一代大儒；由於年代關係，我和他們沒有來往過。但是在台灣，倒有一些有佛緣的在家居士，我和他們也曾結過一些法緣，今僅憑回憶，略述如下。

李炳南

首先要介紹的是李炳南居士。李炳南（下稱炳老）名豔，字炳南，號雪廬，山東濟南人，一八九○年出生。一九三七年起，即一直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的主任祕書之職，也就是孔子奉祀官孔德成先生的祕書長。

過去孔子奉祀官是政府一個特任官的職位，炳老擔任孔德成先生的祕書多年，直到九十歲才請辭退休，所以他曾自嘲為「中華民國最老的公務員」。事實上，早在一九二○年他就當過大陸莒縣的典獄長；一九四九年來台以後，先後擔任中興大學、東海大學、中國醫藥學院教授，在台灣數十年都居住在台中，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世壽九十七歲。

由於炳老早年皈依印光大師，一生致力於弘揚淨土，他在台中創建佛教蓮社，領導念佛；光復後的台灣，最初念佛風氣之盛，絕大部分與炳老提倡淨土有關。

炳老在一九五○年，與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張松柏等人籌組成立台中佛教蓮社，每個星期定期念佛，每次集會都有數百人，一直維持至今不輟。

說到當年的台中佛教蓮社，真是猶如古代慧遠大師的東林寺，他們念佛共修，成就道業者眾，在《念佛感應往生記》中，記載了不少念佛感應的事蹟，如李清源、林清江等居士往生淨土，都有明證。甚至該書作者林看治居士，本身也如願往生西方，火化後得數百顆舍利子（見《念佛感應見聞記》）。他們都是佛教蓮社的居士，能夠修行有成，真可謂「古有慧遠，今有雪廬」。

一九五五年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影印大藏經活動，我與南亭老法師組織「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當我們巡迴到台中時，也承佛教蓮社大力支持。炳老不但對國學、淨土的義理多有發揮，據說他對佛學的表解就有數千則，雅俗皆懂。尤其《十四講表》，在大專學生裡流傳甚廣。

因為炳老對儒學、佛學都有精湛的研究，常以學人自居，與他來往的居士，如周邦道、蔡念生、周宣德、董正之等，都成為他的崇拜者。後來炳老也收皈依弟子，他們都自稱是李老師的學生，不稱師父。

他的學生很多，在當時的台中佛教，炳老堪稱為王；其時能在台中與之分庭抗禮的，就屬聖印法師了，所以我也曾讚歎聖印法師了不起，他在台中建設慈明寺與萬佛山，與炳老一僧一俗，都為台中佛教寫下一時之盛。

一九七○年，炳老創辦《明倫月刊》，炳老尤其重視佛教弘法檀講師（居士）的培訓，他於一九七四年在美國船王沈家楨居士資助下，創辦「內典班」（內典研究班），目的就是為了培育弘法人才。其門下弟子如朱斐、鄧慧心、許炎墩等，都是佛教蓮社的重要幹部，在他們協助帶動下，一時念佛蔚為台灣的風氣。當時鄧慧心居士因聽從炳老的意思，與朱斐居士結婚，其對炳老的崇拜，可見一斑。

炳老精通世學、佛學，基本上是儒佛兼弘，但實際上是儒為體，佛為用。他也曾專習醫學，人又慈悲、熱忱，所以在度眾上真是得心應手。在初期台灣的經濟不怎麼發達時，他就如慈濟一樣，到處救濟，曾經獲得海內外信徒贊助，創立菩提醫院、慈光圖書館、樂隊、口琴隊、文藝班等，熔新舊於一爐，引導青年，避開僧團，以老師之稱，收徒納眾，有別於佛教僧團，也為佛教開闢出另一番天地。

炳老對於淨土的信心絲毫不能動搖，印順法師曾著有《淨土新論》，內容對於西方淨土稍有批評，炳老就在台中倡導焚毀《淨土新論》，鬧成很大的風波。不過印順法師做人也很隨和，他知道自己初到台灣，不願意和龐大的居士集團對立，所以在菲律賓弘法時，向菲律賓的信徒募集淨財，捐獻給炳老興建「太虛紀念館」，於一九六五年動工，樓上供奉釋迦牟尼佛像及太虛大師畫像，作為大殿及講堂，提供病人及老人作早晚課誦之用，樓下則為辦公之用。

炳老在《菩提樹雜誌》上刊登佛學問答，數百期從未間斷，編有《佛學問答類編》上、中、下篇。其在初期為佛教徒解除疑難上，很有貢獻。

對於炳老，信仰他的人認為他一心弘揚淨土，難能可貴；批評他的人認為他過於執著。佛法不是只有淨土一宗，除淨土之外，還有很多法門，他不應該獨尊淨土，排斥其他宗派，只是專弘淨土。

不過炳老的淨土這一系，至今在台灣佛教還是繼續發揮力量，所以對於台灣念佛法門的推動，他有一定的功勞。而在台灣的居士集團，以信仰為中心的，也只有炳老這一支了。一些居士都稱炳老為恩師，實際上以他九十多歲的高齡，德高望重，也有這個條件，堪稱一代宗師。

可惜生前沒有重視傳人，所以炳老一去，台中佛教蓮社失去領導，幸好《菩提樹雜誌》有朱斐，瑞成書局有許炎墩，菩提醫院及菩提救濟院有于凌波繼承遺志；另有王炯如在《菩提樹雜誌》連載佛教漫畫等，都為炳老的佛教事業延續於一時。

只是這許多人也垂垂老矣，其中于凌波居士業已往生，其在二○○四年編纂的《現代佛教人物辭典》，由佛光文化公司出版。書中對炳老的一生有詳盡的介紹，當可告慰炳老，並供後人緬懷。

周宣德（周子慎）

對台灣佛教比較有廣泛貢獻，甚至比李炳南居士更具有影響力的，應該要算周宣德居士了。

周宣德又名叫周子慎，江西南昌人，一八九九年出生。一九四六年受政府派遣，來到台灣接收台灣糖業公司，後奉命擔任台中后里月眉糖廠廠長。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台灣糖業公司擔任人事室主任。

據說他最初是信仰耶穌教，在和楊秀鶴女士做過數次辯論之後，終於改信佛教。他對台灣佛教影響最大的，就是我請他參與佛教青年運動；因為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所以在一九五三、五四年的時候，就想發起青年信佛運動。後來有了一個機緣，知道台灣大學等多所學校的青年，如王尚義、吳怡、張尚德等人，願意來參與佛教的集會，於是我把二十餘位青年約在善導寺見面。

會中，這些青年朋友們說，現在要叫青年人走進大雄寶殿，可能不容易，應該先有一些方便，來接引青年人親近佛教，例如郊遊等。確實，那個時候佛教沒有活動，郊遊、參觀寺院倒是一個好辦法。於是我們約好，第一次的集會活動，定在四月的某一個星期天，地點在中和鄉圓通寺，人數以八十人為限。因為那時候連坐個大巴士、遊覽車的錢都負擔不起，所以只有叫學生們前往圓通寺，大家在那裡見面。

會議商量過後，悟一法師就語帶警告地對我說：「你下次不要再把這許多青年人帶到善導寺來，為了這許多青年人，就要花去多少費用，這我們可負擔不起啊！」我一聽，心裡一急，想到：這怎麼辦啊？我在台北沒有一個落腳處，總不能老是和青年人在路上會面啊！

既然善導寺不准，就表示佛化青年的因緣還沒有成熟。不過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前來參與的周宣德先生還在善導寺院子裡，尚未離開。我一個小跑步上前，說道：「周居士，禮拜天在中和圓通寺和青年的會見，由於那天我有特殊的事情，恐怕不能參加，拜託你去領導他們好嗎？」

周居士一聽，非常歡喜，滿口應承，他說：「沒問題，沒問題！」接著我說：「總要買一點香蕉、糖果帶去，當成點心，以增加郊遊的樂趣！」周宣德當然也知道我很為難，立刻又承諾：「這個沒有問題，這個沒有問題！」周居士的慨然允諾，讓我如逢大赦，覺得這一切都太美好了，真有得救之感。後來周宣德先生也就因此一手接辦起大專青年的活動。

周宣德實在是一位很熱情、很發心的居士，他在各大學都成立了佛學社團，如台灣大學的晨曦學社、師範大學的中道學社、政治大學的東方文化研究社、中興大學的智海學社等。

他不但成立社團，提升大專青年學佛的風氣，而且透過南亭法師的介紹，認識了旅居加拿大的僑領詹勵吾先生；由於詹先生的發心，將位於台北重慶南路一段精華地帶的一棟四層樓房出售，並將所得款項，全部捐給大專學生獎學金。所以一時之間，全台灣各個大專學校紛紛以學佛，乃至能獲得這個鼓勵為榮。

詹勵吾先生，又名詹昱齋，一九○四年出生，安徽婺源人。詹先生對於台灣教育的熱忱，對青年學佛的貢獻，居功甚偉。他多次把私產變賣，除了做獎學金以外，又成立「慧炬學社」，作為獎勵大專青年長期活動的一個機構，並且印製書籍，分送給大專青年。如過去李恆鉞居士的《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尢智表先生的《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以及王小徐先生的《佛學與科學之比較研究》等，印行了不止數十萬冊，分送給青年閱讀。

詹勵吾先生對大專學生的所有捐款，全都委託周宣德居士在台北主其事。他們之間的交流經常是靠書信往來，十多年間從未曾謀面；但我有機會旅行到加拿大，倒是和詹勵吾先生有過一面之緣。

他曾經想把加拿大尼加拉瓜瀑布邊，一七○英畝的土地，捐獻出來作為世界弘法中心。可是那時候我很年輕，一來不會英文，二者覺得加拿大稍嫌過遠，所以也就不敢承當了。後來聽聞他有意請聖嚴法師前往主其事，為此我還特地去找台北的張少齊居士，那時候他是中華佛教文化館董事長，我請求張少齊居士把這一個基金會讓給聖嚴法師，我想他當能向世界推展佛教。

後來加拿大的世界弘法中心雖然沒有辦理成功，不過聖嚴法師在台灣的法鼓山，倒是辦得轟轟烈烈。這也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緣中緣。

周宣德居士和僧團很少接觸，基本上他對佛教的僧團並沒有太多的重視。不過，那時候台灣熱心的居士們，如李炳南居士等，他們倒是經常召開會議，共商佛教的未來。

一九六七年，我在高雄縣大樹鄉創辦佛光山。到了一九六九年，因為已經有了簡陋的教室，我就想舉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但其時大專青年活動的這一區塊，好像全由周宣德包辦了，能獲得他的同意，得以舉辦活動來接引青年學佛的，就只有台中的明倫學社和蓮因寺的齋戒會。

不過，當時我在佛光山開辦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時，也邀約了周宣德前來擔任講師；他念及我過去和他共度青年的因緣，毫不遲疑地答應全力幫助我。加上這時我也有救國團給我很多的因緣，所以後來佛光山和大專青年，也就因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周宣德居士熱心佛教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對公家職務的用心，我知道那時他是台糖公司的人事主任，實際上我看他都在佛門裡舉辦一些青年活動。例如我為了大藏經的發行，在做環島宣傳時，有一次，我人在斗六，他特地開了一節火車，把我們青年弘法團的數十人，帶到彰化溪州的台糖總公司去宣講佛教。

周宣德居士是一個充滿活力，做任何事情都能擔當、負責的人。晚年長居美國，仍傾全力設立了南加州慧炬社。現在國內的大專青年活動，要找一個像他這般熱忱、發心的人，實在不容易。不過，台灣的教育生態也一直在改變，現在台灣佛教也有一些是出身於過去大專青年佛學社團的人才，目前分布在國內外，可以說也替佛教增加了光彩。

佛光山開山初期，也承蒙周宣德居士的不棄，多次來山關懷大專青年的運動。總說當時台灣青年學佛的系統，一是周宣德的慧炬學社，二是佛光山的大專佛學夏令營，三是在台中蓮社設立的明倫社，四是蓮因寺的齋戒會。但是現在還在繼續不斷努力的，有佛光山的青年團，包含了百個大學以上的數千個團員，並且每年舉辦多次的活動。

在佛光山的台北道場，有專設的青年團辦公室，其活動的範圍已不局限於學校的青年，逐漸地也往上拓展到社會的青年，甚至往下扎根於高中生。乃至和國際佛光會舉辦的人間佛教讀書會合作，並與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團，都經常互相交流。

例如，二○○一年青年團在馬來西亞的綠野仙蹤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了八千人的世界青年活動；二○○五年參加聯合國‭ ‬NGO‭ 組織友善大使基金會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青年會議」。甚至由青年團的青年所譜曲的‭ ‬Harmonize（和諧）一曲，也承蒙聯合國認定，作為聯合國倡導、推展的音樂。二○○九年，青年團更於日內瓦聯合國會議廳出席「國際青年參與聯合國事務入門」圓桌會議。近年來甚至遠至巴西、印度、菲律賓等國家做「公益旅行」，為當地的兒童、老人服務。

不過，現在我們要虔誠祝福周宣德居士、詹勵吾居士，希望他們在天之靈，還是要繼續幫助台灣佛教青年的發展；因為佛教唯有重視青年，才會有未來的希望。

朱鏡宙

論及台灣百年佛緣，對台灣佛教有重大貢獻的，除了上述李炳南、周宣德兩人之外，再有應該就是朱鏡宙居士了。

朱鏡宙居士，浙江樂清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八五年去世，享壽九十六歲。因為鄉居靠近浙江雁蕩山，所以又稱「雁蕩老人」。

綜觀朱鏡宙居士的一生，曾做過財政廳廳長、稅務局局長、軍需處處長，以及從事新聞編輯、總編輯、主筆多年。他是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的第三位女兒就是嫁給他。

我想他一生最大的事蹟，第一就是做了蔣介石的基本幹部。他二十四歲加入國民黨，在大陸期間，一直受蔣介石的調遣，也算是忠黨愛國之士。來到台灣之後，又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

第二，他曾受大總統徐世昌資助三千銀元，周遊東南亞各國，進行考察，開闊視野。所以，後來他在川康藏各地管理稅務、財務，對國家深有貢獻。

朱鏡宙居士身材不高，也不胖，但是精神活力高人一等。因為信仰佛教，所以初到台灣時，看到台灣佛教幾乎是一片文化沙漠，便創建台灣印經會，發心印行經書流通。

在那個時候，佛教書籍可謂一書難求，但是台灣印經處大量地供應，幾乎只夠回收成本，泰半是以贈送為多。當時印經事務乃由他的得力助手周春熙居士主其事，每個月都有多種經書出版。我們在各地講經時，沒有經本根據，都會向台灣印經處請購，有的一本五毛錢，也有的一本一塊錢。所以在流通法寶方面，他和香港佛經流通處的嚴寬祜，同樣都是讓法寶重光、法音宣流的模範，可以說功德無量。

朱鏡宙居士的信佛因緣，有一說是因為見到太虛大師，太虛大師送給他一本《金剛經》，他讀了忍不住痛哭流涕，深受感動而皈依佛教。

又有一說，他曾經在夜間走路時，看見一位女子在前面行走，起初不以為意，後來發現他竟只有半身飄浮於空中，一時大為吃驚，嚇出一身冷汗。為此，他感到世道奇妙，對於人間「靈」的世界有一分好奇，因而皈信佛教，希望進一步探討。

我和朱居士是在台北結緣的，我們經常在善導寺見面。但是我發覺朱居士看我們似乎不太順眼，好像一直很想對我們有所教訓、開示，只是他也摸不清我們的底牌。既然大家在善導寺的大雄寶殿裡見了面，就天南地北地聊起來，有時也是各說各話。

據我的觀察，朱鏡宙居士是屬於傳統佛教的一派，他的觀念裡，認為出家人還是應該保留「苦行僧」的形象；和台中佛教蓮社李炳南居士等人類似，他們並不希望僧侶走向社會，而是留在山中寺院自修自了，也就是所謂的「為僧只宜山中住，人間社會不相宜」。

其實，佛法要在大眾中求，連佛陀都說他在眾中；僧團就是一個「眾」，要在眾中才能成佛，離開了群眾哪裡有佛呢？所以後來我到宜蘭主持宜蘭念佛會，為了讓道場裡不是只有幾位老公公、老婆婆在那裡專修念佛，因此我成立了弘法團、學生會、文藝班、歌詠隊等。

當時我引導青年人唱佛歌，宜蘭中學的楊勇溥老師對我的幫助最大。我寫好歌詞，他為我譜曲，如〈西方〉、〈鐘聲〉、〈弘法者之歌〉等，就是在那時候完成的。

他除了譜曲以外，也教唱，而我則只是替來唱歌的年輕學生們搬凳子、張羅歌譜罷了。那時候因為生活窮困，我對楊勇溥老師，幾乎是連倒一杯茶請他喝都很為難。所以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中要推展佛法，只有靠著青年人對唱歌的愛好了。

當時我甚至於在念佛共修結束後，也都是用一曲佛歌作為圓滿。在台北的朱鏡宙居士聽到這種情況，深不以為然，認為我敗壞佛教，對我滿懷瞋心，甚至要把我除之而後快，這也可見朱居士信佛的性情之剛烈了。但是每當有人告訴我這許多有關朱居士的看法時，我一點兒都不介意。事實上，我和他在台北會面的時候，他並沒有對我表示不滿、反對，我們還是客客氣氣地對待彼此，更是經常天南地北地談話。

朱居士創辦的台灣印經處，我也是他們的重要主顧之一，無論我行腳到哪裡、弘法到哪裡，都會介紹大家向台灣印經處請購佛書。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廣告，也沒有傳真，更沒有網路，一切的東西要推行，只有靠口耳相傳。

為了台灣印經處，我特地在宜蘭念佛會設立一個分處，擺放一個櫥櫃，裡面專門陳列台灣印經處印行的書籍。所有書籍，都是我揹回宜蘭的；因為不值幾個錢，所以我就拜託當地的一位老尼師，我說：「妙觀師，請你代為看管這個櫥櫃，如果有人買書，賣了的錢就是你的。」

多少年間，從我這個櫥櫃裡賣出的書，全部所得都是交給他，我從來沒有拿過一毛錢。現在想想，我這個人還真奇妙，我自己不也沒有錢嗎？為什麼賣了書的錢不要？我想，最主要的，還是由於自己不貪。

後來我在台北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還是專門流通佛教文化書籍為主；台灣印經處的書，當然也是我服務、推介的重要對象。這一切的一切，朱鏡宙居士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替他工作的周春熙應該非常了解，因為我向台灣印經處，一百本、兩百本地訂購，都是周春熙居士為我包裝的。

過去朱居士在世時，我們無暇談論於此，今天為文至此，不禁要和朱居士報告一聲：你我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是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

朱居士在中青年的時代辦過許多雜誌、報紙，在文化宣揚上有許多的貢獻。來台後，他已經逐漸進入中老年時代，這時他轉而弘揚佛法，態度非常認真。

據聞他曾在廈門大學擔任過教授，但是他的浙江口音實在不敢恭維，比蔣介石先生的浙江話還不容易聽得懂。另外，聽說他初到台灣時，也在觀音山閉關過，晚年時在台中正覺寺居住；他為佛教宣揚，佛教也照顧了他，這應該是信者、受者，各有所得吧！

蔡念生

居士弘揚佛法，除了上述三位以外，其實有佛緣的居士，可以說比僧侶更多，就如我接觸的國大代表蔡念生居士，也是其中之一。

蔡念生居士，安東省人，一九○三年出生，他是安東省的國大代表，在我認識蔡念生老居士時，他就一直投稿給《人生雜誌》，而且是長期不斷，也不計稿酬。

我曾經到他府上拜訪過，見他在炎熱的夏天裡，穿了一件無袖背心，滿身大汗地伏案疾書。他在佛法的研究上，下過很深的功夫，著述也多有見解。他的著作《鳥獸春秋》上、下冊，就是由我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所出版。「鳥獸春秋」這個書名是我替他取的，奇怪的是，那時候沒有人買這本書；現在想起來，這本書實在是不錯，不知為何會如此？

其實，當時他是為了幫我的忙，因為他看到我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想要出書，但卻沒有書可以出版；為了捧我的場，所以索性就把《鳥獸春秋》這本書交給我出版了。

我和他來往的機會很多，他實在是一位恂恂儒士，為人正直，對我們青年僧侶尤其愛護、尊敬，所以今日回憶起他的道貌形態，還是非常感念，永銘於心。

記得當時初來台灣的國大代表，都很貧窮，大概是因為那個時候才剛選過總統就撤退到台灣來，而國大代表要靠開會才有收入，沒有開會，恐怕連吃老本都很困難。

蔡念生居士塊頭很大，講話非常豪爽，一有所論議，總是滔滔不絕。他自己寫作之外，也很關心佛教文化，他曾經和趙恆惕、鍾伯毅、屈映光等許多黨國元老，發起影印《中華大藏經》。

我也參加過他們幾次召開的大藏經會議，覺得蔡念生居士其人有一股傻勁，那時《中華大藏經》的發起人雖多，但是對於印行大藏經，蔡居士有一股捨我其誰的勇氣。

可惜《中華大藏經》只是影印本，並未予以整理。但是蔡念生居士確實為歷代所有的藏經版本，都做過一番審查，並且出版了一本《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工程非常浩大。

儘管《中華大藏經》的印行，只是保有前人的智慧，並沒有增加新意，但畢竟那時候宣傳大藏經最方便的方法，就只有影印，況且幾年才出版一本，可見其經費困難。

後來佛光山發起編纂《佛光大藏經》時，我把它分為十六類，其中最困難的五類，現在已經出版了，其他也即將完稿。若能再假以二、三年的時間，集合四十年的歲月，總能完成《佛光大藏經》的出版。

佛光山編纂的《佛光大藏經》，是經過重新標點、分段、考證、校勘、編訂、排版後，再加以印行出版。這一切工程都由佛光山的比丘尼主其事，先後有慈怡、慈嘉、慈惠、慈容、依淳、依空等人負責編修，希望能在二○一五年，把這一套《佛光大藏經》全藏出版。

我覺得，蔡念生居士的《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將來與《佛光大藏經》相互參考，必定有其意義。

蔡念生居士又名蔡運辰，「念生」是他的號。他為《中華大藏經》擔任總編輯，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歲月，在沒有薪俸、沒有人鼓勵的情況下，不分春夏秋冬、寒暑歲月，在斗室裡埋頭苦幹；只要一有多餘的時間，便為《人生雜誌》和《菩提樹》做長期撰述。有人說他國學淵博、佛學深厚，信有然也！

蔡念生居士十六歲便參加秀才考試，那時他和老師同赴考場參加考試。放榜之後，他是第二名，而他的老師是第五名。其實主考官本來是要把他列為榜首，只是從他的字跡上看去，應該是個年輕人，擔心他從此驕傲，所以就把他改列為第二。但是從這一次考試之後，他也就有了「神童」的稱號。

另外，他十八歲的時候，出生地鳳凰城的縣長沈觀澄，要修《鳳城縣誌》，便邀請他和他的老師同來擔任編輯，兩人花了兩年的時間，編成了四大冊，出版後叫做《鳳城縣誌》，直到現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都還保留了一部。

蔡念生居士二十歲的時候就步入了仕途，在奉天省（今遼寧省）分別擔任了科長、祕書及省府祕書長。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為日本人預先埋藏的炸彈給炸死，當時蔡念生就在同一列火車上，也被炸傷了。

一九四九年，蔡念生居士全家一起來台，住在台中市。由於當時台灣光復不久，各地寺廟都保有日本佛教遺風，加上他很排斥日本佛教的作風，為了消除這些陋習，便在《人生》、《覺世》、《菩提樹》等佛教刊物上撰寫文章，弘揚大乘佛教。

蔡念生居士是個懷抱理想、堅持信念的人，在莫德慧出任考試院院長時，請他當祕書長，他卻怎麼都不肯答應，一心一意只想印行大藏經，也不是為了錢。可以說，他的一生完全都是為了信仰，雖沒有像李炳南居士那樣傳教，也沒有像周子慎居士那樣辦理佛教事業，他就只是默默地在家裡寫作、編藏，但其實他的功德也不亞於其他人。

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這二十年的時間裡，蔡念生居士除了埋首在藏經的印行工作中。此外，他也在佛教雜誌上撰寫文章，後來結集出版的有《人生漫談》、《護生詩抄》等。

周邦道

在我初到台灣期中，有些在家信眾不但社會地位高，信仰也很虔誠。當中有好多是國大代表，甚至是院長、部長等，他們對佛教都很熱心參與和護持。例如曾任司法院院長的居正先生，每次我在台北參與「仁王護國息災法會」，或是由我主辦的一些法會，只要邀請他，他不但參加，並且出面當主事者。

再如曾任監察院院長三十四年的于右任先生，人稱「美髯翁」，晚年自號「太平老人」，為人親切平和，沒有官僚架勢。他也是近代中國知名的書法家，曾送我多幅書法，可惜當時居無定所，沒有地方懸掛，後來都遺失殆盡，也不知流落何方了。

接著要說的是考選部部長周邦道先生，他雖然身居要職，但是崇信佛教，為人謙和有禮，生性淡泊無爭，沒有一般官場的習氣，所以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學佛長者。

周邦道居士有「民國狀元」之譽，早在一九三一年，當時中華民國在南京第一次舉行高等考試，周邦道居士參加應試，獲得榜首。這以古代的制度來說，就是所謂的「狀元」。

周居士字慶光，號「龍霧居士」，江西瑞金人，一八九八年出生，一九四九年來台，一九九一年去世，世壽九十三歲。他在一九四五年，即曾主持過國家考試院；到了一九四八年，中華民國頒布行憲法令後，周邦道以最高票當選第一屆中華民國江西瑞金縣的國大代表。

來台後，曾任考選部部長，並先後擔任中興大學（時稱台灣省立農學院）、中國醫藥大學（時為中國醫藥學院）等多所大專院校的教授，以及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所長，被尊為「教育方家」。早年任職教育部編審時，就受歷任教育部長李書華、朱家驊、王世杰、陳立夫等人的器重，後任江西教育廳廳長多年。

與佛結緣很深的周邦道居士，禮敬李炳南居士為老師，跟隨他學佛。早年也曾皈依過虛雲老和尚，並且在一九五二年依止證蓮、斌宗法師受五戒與菩薩戒。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間，我和他曾共同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只是我們在佛教會裡都是邊緣的人物，並不能有所作為。

周居士服務公職多年，工作勤奮，例如：于凌波居士在台中辦了一所高中，請他擔任校長；他每天主持升旗、降旗，晚上監督自修，到了深夜還在為學生改稿。他信仰虔誠，對人非常尊重，跟這種人來往，也只有淡泊名利的人，才能互相了解。

他的夫人周楊慧卿女士，幾乎是佛教蓮社每週必到的信徒；數十年持誦〈大悲咒〉不斷，後來相傳其所持誦的大悲咒水非常靈感。由於他們夫妻伉儷情深，夫唱婦隨，彼此從未有過疾言厲色的爭執。

現在國際佛光會正要表揚「佛光模範人家」，假如周邦道居士夫婦還在世的話，必然當選無疑。

張劍芬

和周邦道居士一樣是高考狀元的「三湘才子」張劍芬，十九歲就擔任縣長。來台後擔任台灣銀行襄理，我和他認識、往來，應該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張劍芬居士是湖南湘潭人，宣統二年（一九一○）出生，自號「無諍居士」。一九五三年，我在編輯《今日佛教雜誌》時，他為我寫了許多佛教的成語故事，例如：頑石點頭、胡說八道、盲人摸象、空中樓閣等，他都能寫出種種的典故，可見其研究佛學非常用心。

他不善於攀緣，也不長於交際，但他有一個最大的特長，就是為各佛教寺院道場書寫楹聯。他也曾替佛光山寫過一些對聯，至今都讓我讚歎不已。例如，佛光山大雄寶殿供奉的是三寶佛，中間是釋迦牟尼佛，二邊是阿彌陀佛和藥師琉璃光如來。他寫來的對聯，上聯是「兜率娑婆去來不動金剛座」，下聯是「琉璃安養左右同尊大法王」，把三尊佛像都做了介紹和讚歎，不但符合主題，而且對仗工整，實在堪稱為「絕對」。

此外，他又為佛光山萬壽園題寫「永念親恩，今日有緣今日度；本無地獄，此心能造此心消」，也是非常貼切。尤其，台北的悟一法師和他交情也非常深厚，他也為悟一法師作了一副對子「迷即眾生悟即佛，二不成雙一不單」。「悟一」這二個字，要嵌到對聯裡可以說非常困難，但他信手拈來，佛法奧義盡在其中，真是令人拍案叫絕。

他也曾以我的名字書寫一副對聯「星辰影裡那伽定，雲水光中自在身」；尤其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開山十週年時，他又替我寫了〈佛光山開山記〉。坦白說，當時佛光山仍屬草創階段，百端待舉，實在並無繁盛可陳；但是經過他的生花妙筆，還是把開山的艱辛歷程描寫得十分深刻。後來我在佛光山東山建了一尊一二○呎的接引大佛，特別造了一座大佛碑亭，將全文鐫刻其中。

一九七六年我在佛光山興建佛光精舍，當時就想到，過去很多護持佛教的功臣、護法，我們應該對他們有所回報，所以願意提供十個房間，專門供給有功於佛教的居士們，作為退休養老之用。我覺得他們一生為佛教奉獻，到了晚年應該要有人奉養。

當時我列的名單有：張劍芬、趙茂林、馮永楨、王鄭法蓮等；當我要把這十個房間提供給中國佛教會，由中國佛教會頒發給他們的時候，悟一法師沉著臉教訓我：「你以為你了不起？只有你能代表佛教做好事？你知道，你洗臉礙到鼻子，難怪很多人不喜歡你。」這時我很訝異，也忽然發現，原來發心為了佛教做事，有時候也不見得能得到別人的認同與諒解。

一九七九年張劍芬居士因病逝世，由於他在台無親無友、無子無女，對他俗世的生活我也不太了解，所以他的後事都由我處理。甚至於在他晚年時需要洗腎，經費也都是由我負責。那個時候洗腎費用相當高昂，不是他一介公務人員可以負擔的，他也沒有保險。感謝張劍芬先生為佛教做了很多事，他能給我機會，讓我為他盡一點心意、結一點善緣，我是非常心甘情願的。

張劍芬居士的靈骨，現在就奉安在佛光山的萬壽園。從他往生至今，算起來也有三十餘年了，從未聽說他有什麼後人前來憑弔。我倒希望他曾幫忙寫過楹聯的那些寺院的當家、住持，或曾受他題過對聯的那些出家人，有機會能到佛光山，在他的靈前上香獻花，也算是對張劍芬居士聊表一番心意。

趙茂林

和張劍芬同樣為佛教熱心、同樣受我尊敬的居士，還有一位趙茂林居士。

趙居士，江蘇鹽城人，一九○三年出生，二十歲就在上海大江南飯店當經理。後於一九二九年，時年二十六歲時從軍，在黃百韜將軍的麾下擔任參士。黃百韜將軍在一九四八年徐蚌會戰殉難之後，趙茂林居士捧著他的遺骨前來台灣，可見此人的忠義之心，從他的言行中早已流露無遺。

趙居士來台以後，擔任羽毛公會的總幹事；因為膝下只有一子，其他別無家室，而他篤信佛教，所以在各個道場的法會中，經常都能見到他高大的身影。那個時候，一般寺院都沒有裝置麥克風的音響設備，宣布事情發言困難；由於趙居士聲音洪亮，法會中如有事情要宣布，大都會請趙茂林居士代勞。千餘人的場合，他的音量必能傳達到每一個人的耳中，所以在善導寺、華嚴蓮社，或者其他外省的小道場裡，經常都有人歡迎他前去參與法會。

因為趙居士參加法會的機會多了，他對佛教的梵唄唱誦，猶如出家僧侶一樣。一台燄口，他能從最前面的「會啟瑜伽最勝緣……」一直背到最後〈金剛薩埵百字咒〉，甚至放燄口的大德們，唱腔稍有差錯的時候，他都能糾正，重複說明唱腔應該要「一板三眼」，如何為梵唄定位等。

佛光山於一九七○年代，在台北松江路購置台北別院時，我也經常前往結緣。其時先由慈莊法師擔任住持，後有慈容法師接任，因為他們對信徒都謙和有禮，熱忱接待，所以一時大樓的道場就顯得擁擠。

在沒有集會的時日，趙茂林居士常來相約，和我閒聊；有時，從早晨一直聊到深夜才歸去，讓台北別院的那許多法師們對我都非常佩服，說我對信徒的耐煩，他們是如何也及不上我。

其實，和趙茂林居士談話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因為他居住在台北，佛門軼事、各家門風，甚至各人長短，他都毫不顧忌地坦誠直說，讓我這個長居南部的人，偶爾在台北聽聽佛教的動態，也覺得很高興。

趙茂林居士不但是參加佛教的集會熱心，他每個禮拜到台北監獄弘法，二十多年從未間斷，他在民本廣播電台義務講說佛法，也是二十餘年從未間斷。趙居士古道熱腸，可惜沒有出家，如果出家為僧，必然也是一代的大和尚。

趙茂林於一九八一年去世，世壽七十九歲。他不但跟我有同鄉之誼，而且他當佛教的義務傳教師，數十年如一日，如此的功勳不可埋沒。因此在他逝世之後，我也是盡朋友之誼，免費將他的骨灰供奉在萬壽園之中。他唯一的公子，不知是否常前來祭拜父親？

李子寬

除上述護持佛教的居士之外，再說到黨政人物中與我有緣，且將佛教作為畢生事業者，首先當說李子寬居士了。

李子寬居士是黨國元老，湖北應城縣人，一八八二年出生。於留學日本法政學校期間，加入同盟會，並於辛亥年參加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擔任鄂軍都督府參議。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先生遭遇陳炯明叛變，登上永豐艦，奔赴黃埔。船隻靠岸後，停在白鵝潭，艦上所需的一切，就是由李子寬與居正等人負責運送、補給。在這危難之際，他能勇於赴難，也就深受國民黨的重視了。

與其說李子寬居士信仰佛教，不如說他是信仰太虛大師。一九二九年，太虛大師自歐美弘化歸來，在漢口佛教會講經說法，當時於湖北擔任財政廳長的李子寬，每天都前往聽講，之後便皈依了太虛大師。但是自從他皈依之後，眼中就只有太虛大師及他的弟子，此外的佛教人士，他也就鮮少往來了。或許也可以說，從他皈依太虛大師後，除了孫中山先生、蔣中正先生，太虛大師就是他的人生了。

李子寬居士曾在太虛大師創立的很多事業中任職，例如他曾擔任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武昌佛學院院護、漢藏教理院院董、世界佛學苑董事。抗戰勝利後，他和太虛大師、章嘉大師三人，還被指定為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

不到數年，大陸解放，李子寬居士將《海潮音雜誌》遷到台灣，東初法師也把「中國佛教會」的招牌帶來台灣。當時由於有孫張清揚女士以一千萬舊台幣，李子寬居士以五百萬舊台幣，兩人合資買下台北善導寺，作為《海潮音》及「中國佛教會駐台辦事處」會所。

李子寬居士在台期間，最初只信賴太虛大師的弟子大醒法師，因此，在大醒法師病故之後，他便不斷地和香港方面聯繫，希望邀請演培、印順、續明、仁俊等太虛大師的門人、學生到台灣來弘法。雖然當時在台灣的慈航法師也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但是慈航法師除了信仰太虛大師以外，還有很多佛教的理想，所以他們的弘法路線也就稍有不同了。

後來，中國佛教會改選，白聖法師因票數超過李子寬，故而出任會長。但也由於李子寬居士最終以在家信眾身分對不過白聖法師，因此，那個時候，大家都認為這兩個湖北人彼此在佛教裡各立門戶。

不過，話說當年我們初到台灣時，無依無恃，非但白聖法師不願意收容大陸年輕的僧侶，李子寬居士也不接受與太虛大師無關的出家僧侶。雖然如此，但也承蒙李子寬居士對我還滿友好的，曾勸我加入國民黨做黨員。

在台北善導寺時，偶爾和李子寬居士談起佛教的未來，他總是要我們僧青年加入國民黨。他說：「你們這許多法師，不加入國民黨，在台灣就不能弘法，只有加入國民黨以後，才有許多方便呀！」

其實，在我二十歲前，也就是抗戰勝利的那一年，就已經加入國民黨了。那時候，我並不知道什麼黨不黨的，只想到現在「國家」勝利，贏過日本了；在我的心中，並沒有「黨」的概念，就只是一個「國家」的想法而已。所以，當初我加入國民黨時，只想到這是一個愛國運動，僅僅是為了表達愛國之意而已。但是，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除了國民黨以外，還有一個共產黨，而且國共兩黨正在對峙。於是我就把黨證給燒毀，期許自己日後過一個中道的人生、做一個中國人就好，也就不去管什麼黨派了。

當時因為我志在弘法，聽到他說加入國民黨能幫助我們弘法，我也就動心了。但是，我還是和他約法三章：第一、我沒有錢，無法繳交黨費。那時候，確實連買公共汽車票的錢都沒有，哪裡有錢去繳黨費呢？第二、我不能參加小組開會。我是一個出家人，若時常地要我和在家人組成的小組黨同伐異，那實在不是我的性格。第三、請國民黨保護我們的祕密身分，不要對外宣傳我們是黨員。

李子寬居士神通廣大，對我的訴說，似乎早在意料之中，立刻就全部接受了。或許也是由於他對黨和教都有信仰，所以兩方面都能配合，就這樣，我又成為國民黨的黨員了。

入黨後，確實為我帶來了不少方便。尤其在我弘法的生涯中，偶爾和各地的警察有些意見不同時，我總是大膽地和他們抗爭。我並非有多大的力量，只是想到我也是國民黨黨員，也就有勇氣了。

後來，台灣步入民主，每年都要選民意代表，或者地方行政官員。因此，一到選舉，國民黨就會動員黨員支持，為了台灣的安定、和諧，我們當然也只有擁護國民黨的發展了。

當時一般人都認定我們是國民黨的鐵票，在我想，既然做了國民黨的黨員，管他是否公開，就等於一個女人嫁出去了，就是人家的媳婦了，應該誓不二心。只是後來當我在報紙上，看到我被選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的消息時，我知道這個身分已經不再是什麼祕密了。

在此之前，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左右，高雄市黨部主任季履科先生曾徵詢我的意見，要我競選立法委員。那個時候，只要由黨提名，都能順利當選，但是我奉行太虛大師「問政不干治」的主張，認為佛教出家人可以問政，但不宜做官員。雖然進入立法院做佛教的核心代表，這也未嘗不可，不過，我以教為命，以弘法為要，對於問政並沒有興趣，尤其以我當時的年紀，要我坐在那裡和諸位立委開會，我也不敢久坐，所以就婉言推辭了。

總而言之，李子寬居士對我是很好的，但是我嫌他把持教會。太虛大師也是我信仰的佛教領袖，但是我總覺得心中不能只有一人，而不容許他人的存在；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他的心中，也還有藥師佛、阿彌陀佛、十方諸佛菩薩啊！因此，在我心裡，是反對李子寬居士的。

我現在書寫「一筆字」時，都常常寫「我在眾中」或「眾中有我」，就是因為我非常不喜歡一人的天下，一人的事業，一人的公司。

後來，白聖法師掌握了佛教會，他的行事作風也如同第二個李子寬一樣，讓佛教會成為一人的佛教會、十普寺的佛教會，並不能普遍地容納全體佛教徒，不能讓佛教會成為佛教徒所共有。所以，中國佛教會也就與所有的佛教徒漸行疏遠了。

李子寬居士是一位有思想的人，只是他太執著於太虛大師的理想，而沒有「全佛教」的理念；白聖法師也是一個有作為的人，只是有個人英雄主義，為了造就自己的名位，並沒有想到佛教的未來。其實，他們的作法，並不是一位領導人應有的作為。他們二位湖北人，相爭的成見事小，可是影響了整個佛教，良深可嘆啊！

現在回想起來，我對李子寬居士還有一件事情不能諒解，只是我並不計較。我在繼承大醒法師於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時，我主動邀請比我資深的人前來主持院務，當時獲得了演培法師的首肯，我們彼此皆大歡喜。但是，李子寬居士他們卻私自在台北會議，要請印順法師從香港到台灣，並且把台灣佛教講習會搬到台北善導寺，不但指定了日期，而且已經通知了學生，但是就是沒有通知我。那個意思也就是表明，我被他們「炒魷魚」了，他不要我隨著講習會到台北。

這原本是可以引起爭端的，但是為了佛教，我覺得還是忍耐下來為好。所以，後來當學生們來對我說：「只要你答應，我們願意跟隨你留在新竹，不去台北。」我想，如果是君子，就要有成人之美的雅量，也就奉勸他們到台北去學習了。

其時，我也不是說沒有去處，那個時候，台中縣后里毗盧寺及台南關仔嶺碧雲寺都要我去興辦佛教學院，他們也都派了代表來與我接觸。

毗盧寺曾有家族七人同時入佛道的記錄，當時在台灣傳為美談。那時候，與我來往接洽的是姐妹當中最小的妹妹呂妙本，當時他應該也有六十多歲了，大姐呂妙塵等人早已往生。因為在他們那個時代，承繼日本佛教的風格太深，所以我去后里毗盧寺的時候，儘管看到歐陽漸題的「毗盧寺」三個字，非常雄壯，巧奪天工，很有價值，但是其內部的設施，卻好像是一座日本寺院，上下都是榻榻米，也就讓我感到不容易適應了。

關仔嶺碧雲寺，則是一個神道不分的道場，不過，他們能有興辦佛學院的發心，還是相當可取的。

我自己一生不朝錢看，但是，總覺得辦學不能沒有預算。尤其在一九五一年左右，假如是辦一所小型的佛學院，以三十個學生來算，至少也要請四位老師，那麼一個老師，一個月一千塊錢的薪水，總加起來也就是四千塊錢，另外的六千塊錢，就作為學生、教務等各種支出之用。

只可惜，當他們問我要有多少經費才能辦佛學院的時候，我告訴他們，一年可能要花上十萬元，若是辦四年，也就要有四十萬元的準備。他們一聽，大為吃驚，辦一個佛學院竟然要花費那麼多的資金？當時一年的花費就等於現在的一千萬元，所以談過以後，他們也就沒有再和我聯絡了。當然，不用說，這件事情他們實在難以做到。

真的很感謝李子寬居士、演培法師等這許多太虛大師的弟子，以及毗盧寺、碧雲寺這些不能具足的因緣，終於讓我在一九五二年的冬天，決定到宜蘭去。

當時宜蘭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地方，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它是位在東北部的一個偏僻鄉鎮，是一個生活很困苦的地方。但是我想，我應該適合那樣的因緣。到了宜蘭之後，很快地，我也就忘記過去李子寬居士那種沒有胸量的行為。

其實，我曾親近過太虛大師，應該也可以說是他的再傳弟子，也聽過他的講演，可以說，我也是心儀、崇拜太虛大師的一個學生。但是李子寬居士卻不能容我沾上太虛大師的一點邊，容不得我有一席之地，可見他黨同伐異，格局太小了。但是，我一點都沒有記恨，當他在善導寺舉行法會或活動時，我還是前往協助。例如：一九六三年，行政院為了美國來台拍攝台灣佛教紀錄片，要求台北善導寺辦理「護國息災法會」時，活動就是由我承辦的，也承蒙他們給了我一個短期的名義，擔任法會的主任委員。

之後，我也請演培法師到宜蘭講經。記得那時候，我請他宣講了好多天的「佛法概論」，並由當時宜蘭念佛會的才女張優理小姐，也就是後來出家的慈惠法師，協助演培法師翻譯。

綜觀許多人士，無論是在佛教界，或者在社會上，發展有限的原因，都是由於心胸狹窄、肚量太小。但是，不能容人，又哪裡能有天地人和呢？沒有天地人和，也就沒有事業了。所以，他們一面追逐名聞利養，一面忽略了天地人和，實在可惜！

不過，話說回來，李子寬還是一位對佛教很有貢獻的居士。最大的貢獻，就是他說服蔣總統，把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和警務處的交通大隊，從善導寺遷移出去。但是，這多少還是涉及個人自私的想法，因為與他自己的獲益有關係。另外，印順法師和續明法師因有「親共」的思想，曾被警備總部拘提審問，也是靠著李子寬居士大力地奮勇護持，兩位法師的麻煩，才由漫天的烏雲隨著青天白日的到來，終於煙飛雲散。可以說，這都是他對佛教最大的貢獻。

李恆鉞

再說台灣佛教講習會，自從大醒法師病倒後，我便邀約心悟法師、心然法師前往協助。其間，李恆鉞居士等人也利用假日前來講學。

李恆鉞居士，山東濟南人，一九一○年出生，是河北交通大學的高材生。一九四八年，隨著中國石油公司到台灣，出任該公司新竹研究所工程師，四十多歲時升任副所長。當時，他主要研究的工程是苗栗出礦坑石油氣生產的問題。

因為新竹研究所臨近青草湖靈隱寺，所以他們也就組成了一個研究佛學的團體，但是平時並無用武之地。因此，後來他們就自願於每個禮拜天，到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為學生們講授現代社會學科，增加學生的現代知識。

除了李恆鉞居士以外，還有程道腴、許巍文等人，當中則以李恆鉞為首，因為他的著作《向受過現代教育者介紹佛教》一書，那時在台灣非常流行，發行不止數十萬份，尤其《慧炬雜誌》當年推動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可以說幾乎人手一冊。乃至於，經常能接觸到社會有心人士的各個寺廟，也都參與推銷雜誌。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佛教也就慎有其事地跟隨現代潮流，提倡科學的發展。

後來，講習會停辦以後，印順法師在新竹壹同寺旁邊建立了福嚴精舍，也開辦佛學院。這時，李恆鉞居士又再禮拜印順法師為師，並且在那裡講授課程，護持佛教。

我和李恆鉞居士的認識是因為台灣佛教講習會的關係。每個星期天，我都會把學校的課程空下來，留給他們前來上課。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居士們，各個都非常虔誠，而且認真負責，把授課當作一回重大的事情。可惜，我都已記不清當初他們來教學的時候，交通問題是如何解決的了。不過，那時候我也真得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也只好不追究了。

李恆鉞居士是個謙謙君子，文人雅士，身材高大的他，戴著一副眼鏡，頗有書生的氣概。他從教授一職退休後，移居到美國，後於一九九八年去世，享壽八十九歲。在台灣，他也是初期傳播佛教的有功人士。

趙恆惕

黨政人物中，另一位具有影響力者，當屬趙恆惕居士了。

趙恆惕居士，字夷午，一八七九年生，湖南衡山人。他曾到日本留學，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就學。民國成立，曾擔任湖南督軍，在湖南湘軍中是有名的將領。後來參加國民黨二次革命，被袁世凱拘囚了一段時間。之後，擔任湖南省省長、湘軍總司令、議會議長等職數十年。在職期間，省刑薄賦，發展教育。其勢力後台為直系軍閥吳佩孚，曾下令通緝毛澤東，並在長沙逮捕劉少奇。

趙恆惕居士於省長任期將滿時，辭去職務，退居上海，其間虔誠學佛。一九四八年來到台灣以後，他繼續大陸上的印經事業，和屈映光居士（一八八一年生，浙江臨海人，曾任山東都督、省長）等人合作，組織「修訂中華大藏經會」。但是修藏事業，礙於當時經濟條件不夠，人才不足，難以成就，所以他們只出版過《磧砂藏》。但趙夷午以居士的身分倡印修藏，則是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

趙夷午居士在台灣期間，對佛教熱心提倡、護持，尤其寫得一手好書法，隸書體剛勁有力。佛光山創建時，承蒙他為我題寫「佛光山」三個字，直到今天，鑲嵌的字體依然還在山門口的紀念碑上。除此之外，他還為我題寫「大悲殿」、「東方佛教學院」、「西方安養院」、「大智殿」等字，實在非常感謝。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沒有回饋他一點潤筆之資，真是難為他了。

甚至，為了我的弟子張輝水居士（慈惠法師之父）請購了一部中華佛教文化館所出版的大藏經，捐贈給宜蘭念佛會，我特地製作了經櫃典藏，也邀請趙夷午居士題寫詩詞偈語，嵌刻在櫥子上，上面刻著：「大千經卷一微塵，字字通成法王身；義天星象燦然分，教海鎖研在博聞。」「明群慎思勤踐履，滿天華雨散清芳；止作堅持經性相，苦輪長揖渡迷津。」「藏海澄識浪，經論究心源。」他也都照我的指示去做。可以說，我對趙夷午居士所有的央請，他都是照辦的，但是我沒有能為他服務過一件事情，則是覺得十分遺憾。

現今一些黨政軍人，多少也與佛教有因緣，但多只是「信佛」而已，不同於過去清末民初的一些長者都是「學佛」，如戴季陶、張繼、于右任、居正、梁啟超、章太炎、康有為等，他們當中或念佛、或參禪、或做佛教的護法，不只是對佛教有好感，還真正地在實踐自己的信仰。像趙夷午居士，在一九三四年，和段祺瑞、屈映光、王一廷、陳元白、史亮才等成立「菩提學會」，就是想要實踐信仰，落實「知行合一」。所以，這也就是民國以來，前五十年和後五十年的不同所在了。

一九五二年，趙夷午與章嘉大師、李子寬、李添春等人，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議，並向日本政府索還在中日戰爭時期，從台灣取走的玄奘大師頂骨舍利。一九五五年，玄奘大師頂骨舍利終於如願從日本迎請回台灣。此時，擔任總統府資政的他，又和蔣介石總統共同發起啟建玄奘寺。在台灣的寺院當中，唯一不是以民間的財力完成，全由政府提供經費完成的，也就是位於日月潭的玄奘寺了。所以，我稱它為「國立」玄奘寺，就等於是古代皇帝敕建的寺院，完全是仰賴政府支援而建成的。

南懷瑾

一九六七年，開創佛光山以後，和我來往的各界人士，不計其數，潛心禪學的南懷瑾居士便是其一。

南懷瑾先生，一九一八年生於浙江樂清縣。依袁煥仙先生學習儒、釋、道，遊走三教之間。可以說，他是一位雜家學人，三教九流都能通達。

一九四九年春，南懷瑾先生來到台灣，相繼受聘於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和國立政治大學講學。曾因生活艱困，得到楊管北先生的資助。之後，又在一個因緣際會之下，獲得香港洗塵法師的支持，於台北信義路成立「老古文化事業公司」，曾出版《觀音菩薩與觀音法門》、《楞伽大義今釋》、《圓覺經略說》、《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易經雜說》、《老子他說》、《論語別裁》等書。聽說他的老古出版社出版的很多書籍，早期就能進入大陸銷售，這對弘法也有很大的貢獻。

一九七四年，他向我商借位在台北松江路上的台北別院舉行禪七。那時候，台灣很少有人打禪七，對於他的這股熱心，我當然是歡喜給予支持了。只是沒想到，當他還在禪七期間，就有人向我表示，借道場給南老打禪七，不是很妥當。為什麼？因為他在禪七的開示中，講了一句：「未曾落髮是真僧。」但我一向對這種想法不太計較，也就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後來，他又跟我說，要借用佛光山大悲殿打禪七，我一樣答應他。只是這時候又有人來檢舉了，說他在禪位上抽菸。但我覺得在家人抽菸並非戒律所不許，也就沒有介意。甚至禪七圓滿，他人要走了，還把佛光山上的三個學生帶到台北去，儘管有人說這三個人給他洗腦了，我也覺得不能怪他，總覺得人各有因緣。不過，後來佛光山的弟子逐漸增多，意見也變得複雜，我和南老也就漸漸地疏遠了。

南懷瑾居士是一個很懂得世事、交友廣闊的人，如總統府祕書長馬紀壯、陸軍司令彭孟緝、上將劉安祺、中將蕭政之、中央大學校長余傳韜、華視總經理鄭淑敏等黨、政、軍界，乃至財經、傳播、教育各方面的高層人士都與他有交往。可以說，佛教裡能有達官貴人來學佛，南懷瑾居士是很有貢獻的。

後來，他聽說浙江半壁江山貧困落後，唯有興建鐵路，才能改善當地的發展時，還在一九九二年，偕同尹衍樑等人出資捐建金溫鐵路。近年來，聽聞南老在無錫太湖邊，閉門修身養性，我走筆至此，也深深地為這一位老人祝福。

然生命無常，二○一二年，南老以九五高齡往生，令人唏噓！

徐槐生

另外，佛光山在開創初期時，除了興辦養老院以外，同時也籌設育幼院。那時候的台灣，社會非常窮困，養女充斥各地，他們的境遇真可以說就像是一本血淚史，加上當年孤兒的安頓問題，也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就興起了設立育幼院的想法。

當初，交通銀行業務部經理徐槐生居士（一九一六年生，浙江餘姚人），知道我有這個想法時，表示想和我合作，後來在謝義雄先生捐出二甲土地（大慈育幼院現址）的響應之下，由慈容法師擔任院長，也就促成了此事。

然而，就在我和徐槐生居士合辦育幼院的時候，台灣國際兒童村負責人陳德曾先生，前來邀約大慈育幼院加入國際兒童村組織。我們想，這也很好，時代走到今天，不要再稱「孤兒院」、「育幼院」，改叫「國際兒童村」，也是很有成長的光景，於是就答應了。後來定名為「佛光山國際兒童村」，成為台灣第二所國際兒童村。

但是不久後，得知陳德曾先生只是想用大慈育幼院之名，擴大他們的組織，實際上，對我們並沒有太多發展的助緣。所以，最後還是由徐槐生居士和我共同維持大慈育幼院的運作了。

當年，我邀請徐槐生居士擔任大慈育幼院董事長，他擔任了二任之後，因交通銀行業務部經理的事業非常忙碌，加上從事銀行業，行事都要非常謹慎，也就不敢再勝任。所以在他任期滿後，我就邀請謝義雄先生擔任董事長。謝義雄先生是捐贈土地的功德主，那時候他年輕有為，正在發展事業，在距離佛光山不遠處的嶺口，建立了一座「天壇」，也希望和佛光山的建設齊鼓相當，共同來發展宗教事業。

話說回來，幾年後，徐槐生退職，謝義雄也辭職，那麼大慈育幼院就由佛光山獨立承辦了。

說起大慈育幼院創辦至今，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最早期的院童現在也有五十多歲了。目前從大慈育幼院出去的兒童有七百多人，已成立了幾百個家庭。過去他們所受的教育大都在大學、專科以上，所以現在他們在社會上，有的做醫師，有的做律師，也有的做演藝人員、老師、警察等，可以說在各行各業都有發展。這許多兒童從小在佛光山長大，儘管現在事業有成，也都有知恩報德的心，幾十年來，佛光山不斷地在發展，只要常住一有需要，他們都會如同義工一般，主動地回來幫忙佛光山的寺務，甚至協助教導育幼院裡小弟弟、小妹妹們的功課。

再說徐槐生居士非常熱心於慈善事業，除了辦理大慈育幼院外，也歡喜放生，他組織了許多放生會，但由於平時沒有助手幫忙，所以大部分都是由佛光山的人眾給予協助。後來，徐槐生居士的菩提佛堂放生會、性梵法師的無量壽放生會等，還與佛光山的觀音放生會合併，組成了「聯合放生會」。

除了放生，徐槐生居士也歡喜印經。每次他上山來，都會興致勃勃地說要印這本經、要印那本經。可以說，平時佛光山的事業，仰賴這許多居士幫忙推動的地方很多。當然，我們本著從善如流、與人為善的性格，也很樂於從事這項文化事業了。

像徐槐生居士這樣全心奉獻佛教慈善事業的人不是很多。現今出錢的佛教居士很多，但是出力承擔這許多佛教事業，甚至自己負責主導的人，也就不多見了。畢竟，一所育幼院、一所放生會、一所印經會，都是需要不少人力來支援，才能成就的。

陳履安

在許多信仰佛教的達官貴人、居士長者中，陳履安先生在佛教界有一定的影響力。最初，我聽說他在台北的靈泉寺參禪修行時

，對於這種出身顯貴的人物學佛，也覺得難能可貴。

陳履安先生，一九三七年生，浙江青田人。在他擔任經濟部長，還是蔣經國總統的內閣時，就曾邀約我在台北普門寺談論佛法

。我記得那一天，我們一談就是幾個小時，談論到未來台灣的前途、佛教的發展，以及佛教徒和社會如何建立關係等問題。

談過以後，我以為這樣就圓滿了，哪裡知道他又邀約了我第二次、第三次談話，甚至跟我說，他想要到佛光山來參觀。佛光山一向是開放的，沒有黨派、宗派之分，來者不拒，我們當然表示歡迎了。

他到佛光山參觀之後，對我說：「這裡這麼好，我可以邀約一些朋友來打禪七嗎？」過去佛光山曾經禮請戒德法師在這裡主持禪七，南懷瑾居士也在本山舉辦過禪七，當然是沒有問題。所以，我就很高興地對他說：「歡迎大家來這裡打禪七。」

陳履安居士是一位很熱心幫助佛光山度眾的護法居士。記得有一次，他在電話中催促著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先生到佛光山皈依三寶，但是我一向認為信仰佛教、皈依三寶，都是隨緣的，也就沒有特別在這件事情上著意。

甚至後來他還推薦中台山的惟覺和尚到佛光山參觀，或許在他認為，惟覺和尚在台灣出家，沒有在大陸叢林參學過，也就希望他能到佛光山見習一些叢林規矩。雖然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不過由於陳履安居士講話、工作都很積極，因此，惟覺和尚在他的推介下還是上了佛光山，可惜那一天我人不在本山，等到第二天，我才趕回來和他見面。匆匆地見過面之後，他也就回去了。

二○○二年，我和惟覺和尚同到西安迎請佛指舍利，在回程的飛機上，我們談到了一些合作的事情，只是我知道他個性比較強硬，談合作是不容易的，所以也覺得隨緣就好。不過，惟覺和尚雖沒有住過叢林，但是他在台灣弘揚佛法的勇氣，發心度眾的宏願，還是令人欽佩的。

話再說回來，一九九五年，陳履安先生辭去監察院院長之職，到大陸發展慈善事業。我倒覺得，那個時候，假如大陸中央能夠請陳履安先生擔任政協主席，對於兩岸的和平，必然是會加快速度的。

除了陳履安先生本人，他的家人和我也都有來往。如太太陳曹倩女士，一九九四年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中華花藝展──佛教插花展」，我也曾以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的名義協助辦理。

陳履慶先生，為辭修高中董事長，曾邀請慈惠法師擔任該校董事。慈惠法師也因此擔任了好幾屆董事，以表示擁護。尤其辭修高中位於佛光山金光明寺對面，長期以來，彼此相互來往合作，至今都保持很好的友誼。

陳履碚先生，英文造詣很好，在佛光山一住數年，曾協助編輯佛光電子大藏經。陳履潔先生，曾擔任國際佛光會檀講師，在各地弘法布教。

另外，二公子陳宇銘為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在佛光山住過好多年；四公子陳宇全高中畢業就來佛光山男眾學部就讀。二人皆曾表示要跟隨我出家，但我一再拖延，為什麼呢？佛光山的出家眾都是平民子弟，二位官宦子弟若在這裡出家，成為我的徒弟，我該怎麼對待他們呢？若有特權，那我對男眾的管理也就有困難了，所以只好拖延。

一九九三年，陳履安院長等六兄弟姊妹，為圓滿父親前副總統陳誠先生的遺願：「死後火葬，以不佔地為原則」，而進行遷葬，連同他們的母親譚祥女士遺體一起火化後，將墓園歸還政府，骨灰奉安佛光山，成為首位安厝於佛寺內的首長。

陳履安先生打從學佛至今，護持佛教不遺餘力，現在的他，則更是全心投師學道去了。

上述這許多居士，都是佛教的長者，

對佛教都有很大的貢獻。從李炳南居士主持蓮社，周宣德居士廣度青年，朱鏡宙居士印行佛經，蔡念生居士以藏經為命，周邦道居士淡泊名利，張劍芬居士聯楹高手

，趙茂林居士為法傳教，他們為佛教的功績，處處都躍現在我們眼前。假如說，佛教有健全的教會，這許多大德們都應該給他們金牌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