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29　※我與天主教的神職人員

六十幾年前，我初到台灣，這裡的宗教大都以神道教為主，即使是佛教，也是齋教或日本佛教。當時各宗教的領袖，有以章嘉大師為首的中國佛教會，有以于斌主教為首的天主教會，有以國防部長白崇禧為首的回教協會，他們都是國大代表或總統府資政，經常在蔣介石身邊出入，都可以算是政治上的顯赫人物。

遺憾的是，在這些宗教教會裡面，除了幾位理監事以外，並沒有會員，各宗教之間也沒有彼此往來。當時我就想，如果宗教之間可以聯誼合作，不要互相排斥，就如太虛大師過去曾發起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的理想，必能為國家前途盡一分心力。

我個人對於宗教之間的交流，一直很有心想要促成。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復會，我被推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那時我才二十六歲，自覺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居無定所，哪裡能承擔常務理事的責任？實在愧對佛教。儘管如此，我與各宗教人士卻時有往來，尤其和天主教的主教們保持友好。

于斌樞機主教過世（一九七八）之後，領導天主教的責任就落到羅光主教的身上。當時他是台北總教區總主教，也是輔仁大學的校長，而我與他相識，則是在佛光山剛開山不久的時候。

有一天，他獨自到山上參觀，我在放生池邊看到了，便主動上前招呼。當時佛光山還沒有一個較好的客廳可以接待，我們就坐在放生池旁的「香光亭」，暢談天主教與佛教的關係。這次會談之後，他邀請我到輔仁大學講演，並帶我參觀輔大的校史館。後來佛光山要建設「如來殿」，我也效法他們在二樓成立了「佛光山宗史館」。

羅光總主教於民國前一年（一九一一）一月一日出生在湖南衡陽的天主教家庭。他是羅馬傳信大學（Pontifical Urbaniana University）的哲學及神學博士；曾在傳信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多年，此後又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的宗教顧問。一九六一年就任台灣台南教區首任主教，成立碧岳神哲學院；五年後，他升任台北總教區總主教，成立台北主教公署、耕莘護校及三峽天主教公墓等。

記得在一九八九年，《聯合報》曾邀請我們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辦一場「跨越宇宙的心靈」座談。當天我到達現場時，羅光主教也到了，我問他：「等一下我們的對談要怎樣進行呢？」他回答我：「各說各話。」這一句話使我茅塞頓開。他講他的天主教，我講我的佛教，不必計較，無須辯論，就能皆大歡喜。他不愧是長者，對這樣一個局面能有這麼好的處理方式。經過了這次對談之後，我和他始終維持著友好的宗教情誼。

另有一次，天主教主教公署召開一場宗教徒領導人會議，共有十大宗教的代表參加。這些宗教代表平時很難得共聚一堂，為了表示友好，會中就有人提議「三教同源，五教一家」，獲得現場不少人士的共鳴。當時羅光主教是主席，我擔任主講，我在一旁輕聲問他：「假如把這五個宗教的教主供在一起，你拜得下去嗎？」他說：「我拜不下去。」

這讓我想到一個宗教的成立，要有三個條件：教主、教義、教徒。教主，好比是爸爸，每個宗教都有各自的爸爸，你的爸爸不會是我的爸爸；教義，等於大學裡的科系類別，可隨個人的喜好自由選擇；教徒，即每個宗教都有信仰他的教徒。教主不必同，教義也不必一樣，但教徒可以彼此做朋友，互相往來、聯誼，共同為社會服務奉獻。所以宗教家的往來，是很正常的事情。

基本上，我很贊成宗教之間要和諧、尊重，彼此要包容、交流；然而宗教之間，應該尋求「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同」者，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目標一致；但是在「同」的當中，也有「不同」，即各個宗教各有教義，彼此說法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可一味的說它們都是一樣。

還有一次，羅光總主教和我以主席團成員的身分，共同出席省政府主辦的宗教會議。會中，羅光總主教當著大家的面說︰「為了配合時代趨勢與需要，希望大家多學習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由此可見，羅光總主教胸量之廣大。

羅光總主教對佛教的研究，在所有天主教人士當中，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因此在佛光山台北道場落成（一九九四）時，我們舉辦了一場為期四十九天的「生命的活水」系列講座，特別邀請他來主講「佛教與我」。他說，研究佛學令他受益良多，甚至鼓勵天主教徒也可以參禪打坐。

在羅光總主教八十六歲那一年，因病住院於台北榮民總醫院，我專程到病房去探望他。當時他戴著氧氣罩，不方便說話，就寫了一段話給我：

深謝道駕，我患氣喘病已在院四個月，現在漸漸好轉，您現在法身健康如何？法師揚佛六大洲，到大陸真辛苦，在國內大家所景仰，我只是寫了幾冊書。

羅光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五月三十日

羅光總主教的一生，從十八歲開始寫作，對佛教、儒家、神學等宗教哲學思想多有研究，著述豐富，他曾送我《簡說佛教哲學》、《中國哲學思想史》等個人著作。此外，在很多政治場合裡，我也常看到他代表天主教出席，可以說，他對學術、宗教與政治，有著很大的影響與貢獻。即使到了晚年臥病在床，仍可讓人深深感受到，他就是這麼一個謙虛，又處處為人著想的長者。

在那個時候，除了羅光總主教，我和天主教光啟社的丁松筠神父，也時有往來。丁神父是美籍人士，大約在四十年前就來台灣服務。最早他在輔仁大學教授「人生哲學」，也經常在電視上主持節目、拍紀錄片。

過去我們在台北道場舉辦「生命的活水──佛教與我」講座時，曾邀請他來主講，他覺得天主教和佛教是有緣的。有一次我們對談，他跟我說：「如果你生在西方，你可能會是一個神父；如果我長在東方，我也可能會是一個和尚。」不禁感到人生的因緣真奇妙，因為出生地不同，也能各自成就不同的宗教身分，然而我們的心都是一樣的。

還有一位出身於奈及利亞教區的安霖澤樞機主教（Cardinal Francis Arinze），也和我建立友好的宗教情誼。

一九九三年，安霖澤樞機主教以梵蒂岡宗教協談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和天主教高雄教區的單國璽主教、教廷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尤雅士等人，在馬天賜神父的引薦下到佛光山拜訪。為了盡地主之誼，我們在麻竹園法輪堂舉辦了一場歡迎會。

會中，安霖澤樞機主教提到，他們對佛光山以國際化、現代化推動人間佛教，帶動世界宗教潮流，印象特別深刻。我也善意地回應他，在所有宗教當中，佛教與天主教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的宗教包容性都很大；為了全心奉獻社會，都抱持獨身主義；雙方宗教儀式及靈修生活方面，也都很類似。

談話中，我感受到他所散發出的宗教神采，尤其一身黝黑發亮的皮膚，不禁讓我想起民間供奉的媽祖、王爺。我幽默的說：「台灣信仰王爺的風氣很興盛，如果您去各地的神廟，說不定人們會將您視為王爺呢。」他聽了之後，立刻爽朗地笑了起來。

安霖澤樞機主教後來參觀陳列館，問了很多問題，如：「為什麼菩薩的耳垂特別長？」我說：「因為菩薩可以聽得見任何聲音。」他看到觀音聖像，很興奮的問菩薩的名稱，我告訴他：「觀音菩薩好比聖母瑪利亞，他的慈悲和智慧受到廣大人民的讚美和景仰。」看到千手千眼觀音菩薩，更是好奇的問說：「為什麼中國的佛像有那麼多隻手？」我說：「手多，什麼事都可以做。」當他看到「華藏世界」裡，層層疊疊的影像和重重無盡的燈光時，不禁發出驚歎的聲音：「簡直太神奇了！」我當初設計「華藏世界」，是以《華嚴經》的「須彌納芥子，芥子藏須彌」的理念建構而成，沒想到讓所有來參觀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臨行前，安霖澤樞機主教還邀請我到梵蒂岡訪問，我除了表示感謝，也請他代我們向教宗致意，並邀請教宗來華訪問。兩年後（一九九五），天主教和佛教，在台灣有了第一次的正式對談。

當時，天主教梵蒂岡教廷所屬的「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決定要在台灣召開「第一屆天主教與佛教國際交談會議」，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受託前來拜訪，詢問這場會議在佛光山舉辦的可能性。我們不但免費提供場地、食宿，以及一切合乎國際水準的會議設備，並布置了一個臨時禮堂，作為天主教人士每日祈禱及舉行彌撒之用。

四天會議的主題，主要是探討「佛教與耶穌宗教的異同」。與會的各宗教代表有安霖澤樞機主教、佛光山住持心定和尚，以及來自日本、台灣、斯里蘭卡、泰國、美國和義大利等二十餘位佛教與天主教、基督教的知名學者、宗教徒。

開幕當天，有中華民國內政部黃昆輝部長、高雄市長吳敦義先生等三千多位觀察員出席；發表論題涵蓋「人類處境與尋求解脫」、「終極實相與涅槃經驗」、「佛陀與耶穌」、「個人靈修與社會參與」等層面，促使兩大宗教之間，有更多的交流與了解。會議後，並由天主教教廷發表此次會議的宣言。

有了這次的合作因緣，兩年後（一 九九七），我在安霖澤樞機主教、台灣主教團總主教單國璽，以及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的陪同下，率領徒眾慈莊、慈惠、慈容、慧開等人到義大利羅馬教廷，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見面，教宗還邀請我在他的私人書房裡談話。

會談中，我提出佛教與天主教之間，應可再加強宗教交流，乃至擴及於教育資源及宗教圖書、學術交流等建議，都得到教宗的認同與支持。後來媒體稱我們這次的會面，是「跨世紀前瞻性與建設性的宗教對話」，因為它具有東西方兩大教團，共同為世界宗教融和及世界和平跨出第一步的歷史意義。

此外，他們還邀請我們到義大利的和平之城，阿西西市「聖方濟各修院」（St. Francis of Assisi Friary）參觀。我們到了以後，受到修會會長及神父們的熱情接待，並親自下廚招待我們。在那段期間，我們也和普世博愛運動組織（Universal Love and Compassion Movement of World Peace）及當地的回教領袖對話，加強了這次宗教交流的意義。

由於這些美好的互動因緣，促使我在二○○六年到歐洲弘法時，再次率團到羅馬梵蒂岡訪問。當時我們一行人在駐教廷大使杜筑生的陪同下，到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與教宗本篤十六世會面，彼此交換意見，並贈以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為我製作的弘法五十年影像專輯《雲水三千》。

而在所有天主教人士當中，與我因緣最深的就屬單國璽樞機主教了。

單樞機主教大我四歲（一九二三年生，河南濮陽人），與我有四、五十年的交誼，精神修養比我高，總是對我非常禮讓。我創建「佛陀紀念館」時，他出席安基典禮，並多次前來參觀，關心工程進度。後來單樞機主教在為天主教的「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主持奠基大典時，我分五年贊助建設經費五百萬元，其中蘊含著佛光山與天主教之間，情誼不斷的深刻意義。而在佛光山舉行第七任住持晉山陞座典禮時，單國璽樞機主教也親臨祝賀。他在典禮中表示，與我結緣多年，雖然彼此信仰的教義與制度不同，但宗教關懷人類的精神是相通的。

我們曾一起出席「揮別SARS，平安台灣」祈福感恩晚會，以及反賭博合法化聯盟等宗教活動。而在二○○四年，總統府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成立宗教委員會，邀請我擔任主任委員，單樞機主教是副主任委員，我們一起出席會議，溝通各宗教之間的關係，並且每年聯合天主教、佛教、天理教、軒轅教、道教、伊斯蘭教、一貫道、天帝教、中華理教、天德教等十二個宗教團體，共同舉辦宗教音樂祈福法會；會中並由各宗教界代表一起宣讀祈願文，共同為國家社會祈福。

除此之外，我與單國璽樞機主教還有過多次的宗教對談。

在二○○六年五月，輔仁大學邀請我到該校，和單樞機主教對談「當天主教碰上佛教」；同年十二月，輔仁大學在台北國父紀念館頒給我「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隨後我們又再次對談「慈悲與愛──當基督遇見佛陀」。單樞機主教在致詞中提到，這是為佛教與天主教的友好情誼，以及我們數十年的金蘭之交譜上見證。而輔仁大學的黎建球校長也表示，佛教和天主教的結合，會使社會更加美好，更為祥和。

在對談中，我們有很多理念是相同的。如單樞機主教提到，他生長在中日戰爭時代，看到天主教堂和外國神父不畏強權，庇護著民眾的身心安全，當時他就發願要做一個救苦救難的神父。而我也是「這一生做和尚還不夠，來生還要再做和尚，為社會人類奉獻」。

隔年，單國璽樞機主教經檢查發現罹患肺腺癌，為此，他在全台灣的七大教區巡迴主講「生命告別之旅──人生思惟講座」。後來天下文化公司為他出版《生命告別之旅》專書，他還特別邀我出席新書發表會。會中，我們暢談生命的意義與大愛，記得當天我還談了這麼一段話，我說：單樞機主教是河南濮陽人，黃河之水孕育他成為天主教的一代主教；而我受江蘇揚子江（即長江）的滋潤，成長為一個和尚。希望來生，他再做主教，我再做和尚，我們一起為眾生服務。

接著在二○一○年，靜宜大學舉辦「關懷人間，超越生死」活動，我們再次連袂出席，就生態環保、愛護地球、廢除死刑、經濟衰退等議題進行對話。基於肯定單國璽樞機主教關懷社會人文，推動生命教育的貢獻，佛光大學在同年，也特別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單樞機主教。

他在致詞時，除了再次肯定透過宗教之間的對談、彼此合作，能促進宗教之間的交流，同時也希望由佛教創辦的佛光大學和天主教創辦的輔仁大學，未來不論是在學術研究、教育方面等，都能加強交流，彼此有密切的互動。我對於他的理念，也深有同感。

而在二○一一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了慶賀民國建國百年，並祈求世界和平，特別在八月二十三日，結合國際佛光會、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基金會，於佛陀紀念館舉辦了一場「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

當天由馬英九總統、單樞機主教和我，我們共同點亮地球儀，為這次的大會揭開序幕。與會者還有國際反地雷組織青年大使宋可邵代表（Song Kosal, Young Ambassad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倫敦西敏市署理市長馬歇爾博士（Dr. Harvey Marshall, Deputy Lord Mayor of Westminster from London），以及道教會、回教協會、天主教會、中國佛教會、法鼓山、一貫道、基督教、中華佛教居士會、軒轅教、耶穌基督後期聖教徒教會、天帝教、天理教、天德教、比丘尼協進會、馬來西亞錫克教會等各大宗教領袖及代表共三萬餘人出席。

在這個祈福會上，我邀請單樞機主教擔任大會主席，但他一再謙讓推辭，最      後才勉強答應，以主席團的身分帶領大眾念誦〈愛與和平祈願文〉。他親和諄諄的深切祈願，溫暖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心。這次的宗教祈福活動，在台灣各宗教界的融和團結下順利圓滿，同時也為未來世界和平與宗教和諧的道路，立下新的里程碑。

兩日後，八月二十五日，我和單樞機主教在連江縣政府舉辦的「馬祖國際和平論壇──公益與和平」專題演講中再度見面。論壇中，與單樞機主教、台灣紅十字會總會長陳長文先生，三人同列主講人。單樞機主教表示，公益事業是奠定和平基礎的主要動力；我也主張「公益要有人，和平則要無我，透過實踐三好，可以達到和平」。承蒙單樞機主教也說：「三好運動的力量，遠比炮彈更具威力！」

單國璽樞機主教，不但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也是一位君子；他宅心仁厚，處事平和，一向為我所敬重。記得有一年除夕，單樞機主教上佛光山來，我邀請他一起在法堂圍爐，用點麵食。我對他說：「明天初一，我到高雄向您拜年。」他立刻說：「不可！不可！我只有一個人在，沒有人倒茶給你喝！」我說：「怎麼會只有您一個人啊？」他說：「過年，大家都回去了。」我就想到，我們彼此都是宗教人士，平時信徒群眾很多，但是到了過年，就成為孤獨老人了。

說到我們之間的情誼，雖然彼此的信仰大不相同，但卻能互相尊重。我曾告訴他：「這個世間需要很多不同的宗教，就像讀書選科系一樣，選擇自己想要的就好。真福山是佛光之友，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人和人之間要和諧，要相互尊重包容。」如果有人問起，佛陀和天主是怎麼相處的？看我和單樞機主教的互動，就能略知一二了。

以上是我這幾十年來，和幾位因緣比較深的天主教人士的往來記要。如果要一一細數，當然不只這些。

由於佛光山在全世界都有寺院道場，當我雲水弘法五大洲時，常有機會和當地的天主教人士交流會談。在二○○一年，我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與天主教瑞恩神父（Father Dr. Bill Ryan）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Wanda Deifelt）等人，就「宗教如何面對全球化」的議題，共同主持一場宗教對話。

兩年後，我到南美洲弘法，也在巴西聖保羅的SE大教堂，與天主教胡枚斯樞機主教（Cardinal Dom Claudio Hummes），就「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宗教交流。同年十月，我到智利聖地亞哥市（Santiago）訪問，承蒙智利天主教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頒贈「博愛」榮譽博士學位給我，我也為該大學植樹紀念。校方還邀請全校師生共同簽署「祈求世界和平證盟書」，以表達雙方對促進世界和平的願望。當時有智利政府部會首長、教廷暨各國大使、智利大學天主教大學校長、華僑信徒與學生代表等四百餘人參與。

除了宗教之間的對談交流，佛光山在倫敦的佛光寺，原本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創辦人拉姆西大主教（Arthur Michael Ramsey）在大門口所立的碑銘至今依舊保持原狀。一九九二年，倫敦佛光寺舉行開光典禮時，鄰居教堂的賀特神父（Rev. David Hutt, Vicar of All Saints Church）特地前來道賀。後來我到英國倫敦弘法，都會邀請該修道會的上級主教參加我們的聚會，彼此的互動融和友好。四年後，我們在那裡舉行一場以「宗教與社會融和」為主題的宗教和平對話，當地各教派都派代表來共襄盛舉，場面相當熱絡。對此，我也感到十分欣慰，這意味著佛光山在各地弘法的徒眾，都能秉持我們的宗風行事，融入當地社會。

其實，世間上的神明，都是人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比如，你找公安，公安不給你幫忙，你就想出一個土地公。你找縣太爺，縣太爺說你不對，你就想出一個城隍爺來求公評。要發財，找財神爺；要讀書，找不到教育部長、大學校長，就找文昌帝君；要結婚，找月下老人；要生孩子，找註生娘娘等，可見得人人心中都有神明，心中需要什麼就創造出什麼神明。所以說，不管是天主教或其他宗教，我有一個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信仰。信仰佛陀，就是佛教徒；信仰天主，就是天主教徒，而那個教主就是自己。

我出家七十多年了，這可說是我一生的宗教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