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31　※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們

在我這一生中，有三件事情讓我感到非常幸運，第一是我出家為僧，第二是我能和世界上有緣人士互動來往，第三就是我喜好文學。

我十二歲出家後，在叢林裡讀書，暢遊法海數十年，養成我喜好佛學，也和文學結了不解之緣。我覺得兩萬多字的《維摩詰經》就像新詩般優美；《華嚴經》裡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情節重重疊疊、意境非凡；而《大寶積經》就像由許多的短篇小說集合而成，精簡扼要，特色鮮明；至於《百喻經》就如寓言故事，含義深遠，發人深省。民間的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石頭記》，甚至《封神榜》，乃至於《七俠五義》等，都是我在少年時期偷偷閱讀的作品，這對我後來喜好撰寫文章，有很大的幫助。

二十多歲初到台灣，不知做些什麼事才好，一時興趣，就用文學的筆調寫了《釋迦牟尼佛傳》；以一般小說寫作的方法，寫了《玉琳國師》；之後，又用散文的體裁、以擬人的口吻，寫成《無聲息的歌唱》。從一九五○年代開始，很榮幸地結交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如：朱橋、郭嗣汾、公孫嬿、柏楊、劉枋等人，承蒙他們常賜佳作給我負責編輯的雜誌，給當時保守的佛教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學氣息，我也頗以作為文學家的朋友為榮。我文藝界朋友中，因緣甚深者多，實在難以一一著墨，只有列舉幾位，略述如後。

朱橋（朱家駿）

第一位應當說起帶動佛教雜誌進步的朱橋。

朱橋，本名朱家駿，江蘇鎮江人，一九三○年出生。他是我一九五三年在宜蘭的時候就來往的一位小朋友，當時，我年輕，他也年輕。我在宜蘭念佛會倡導佛教的教育與文化，他則在宜蘭救國團編輯《青年生活月刊》。偶爾，我從台北帶回《菩提樹雜誌》、《人生月刊》，都會送幾本給他看看，他也只是漫不經心地隨意翻閱二下；看得出來他並不想閱讀文字，但很注重雜誌的封面或編排的美感。我想，他大概看不上那些編排的方式吧！

朱橋什麼時候皈依佛教，我並不清楚，只知道他經常在宜蘭雷音寺裡幫忙。記得我在台北三重埔編輯《覺世旬刊》時，他就到三重埔來協助我。一九六三年，我代表中國佛教會出國訪問八十天期間，索性就把《覺世旬刊》交由他和慈惠法師編輯。由於他勇於突破陳年窠臼，每一期出版，我就感受到他的編輯手法比我的氣魄要大，也增加了很多美感。

後來，我負責編輯《今日佛教》，他也主動前來做義工。有時候《今日佛教》的文稿、照片，不是那麼方便取得，必須要苦苦的找尋、蒐集，不是二、三個小時就能編好一本雜誌。我看他在我北投的普門精舍裡，整個晚上絞盡腦汁苦思編輯，不曾有過不耐煩。多少期的《今日佛教》在他的手中出版了，我就感覺到，《今日佛教》編排的版面，不但在佛教界的雜誌中堪稱一絕，甚至比起社會上的雜誌，也可以跟他們一較長短，可謂風光十足。

他除了每次義務幫我編《今日佛教》外，也為青年救國團發行的團刊《幼獅雜誌》編輯。當時我就認為朱橋應該到《幼獅》去發展，在我想，人才是大眾的，我不應該自私據為己有。因此，我一再想把朱橋這位編輯的奇才推薦給讀者，透過《幼獅文藝》，他的編輯才華應該能給台灣的出版界認識。

後來，他的才華果然為救國團的主管所欣賞，真的就把《幼獅雜誌》交給他主編了。沒有幾個月，《幼獅》從一本可以說是簡陋的團刊，一躍成為全國權威的雜誌，也為台灣的雜誌掀起了編排的革命，大家開始注重美觀，版面上要有留白。我看到朱橋每天沉醉於雜誌的編排裡，真是樂在其中。

漸漸的，我因到南部籌辦佛教學院，比較不常到台北走動，所以就少於和他接觸了。一九六七年我來佛光山開山後，也幾次想到，應該把朱橋帶到南部來，我想我可以給他更大的空間，讓他在南部發揮出版品的能量威力。但又聽說那時他和《新生報》社長的女兒正在談戀愛，朱橋是一個很內向的男士，應該不適合談戀愛。雖然我和他有師徒之情，但我是出家，他是在家，彼此僅於道義之交，也就未多加詢問了。

正當我掛念像他這樣單純的人，在台北那樣複雜的環境和複雜的情感，能否應付得了；不久，惡耗傳來，他自殺了。在台灣，他無親無故，這一個時期，最親的人應該就是我了。所以宜蘭救國團的負責人楊尊嚴先生致電給我，要我幫忙處理朱橋的後事。

事到如今，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可說呢？我一直自責，假如要他早一點跟著我到南部來，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或者說，在他對人生感到無望無助的那個時刻，我能跟他通個電話，或者一封書信，或許就能改變他的想法。

朱橋像一顆出版界的彗星，可惜殞落了；朱橋像一株出版界的奇葩，可惜萎謝了。朱橋的謝世，不只是他個人一期生命的結束，更是整個出版界一個很大的損失。朱橋不是作家，但是文藝界的作家們，都以他為朋友；朱橋不是作家，但他提攜許多後進作家。女人有才華者早逝，稱為「紅顏薄命」，男人像朱橋者，難道也是「天妒英才」嗎？

朱橋去世已經四十多年了，現在很多文藝界的作家，像余光中、郭嗣汾、司馬中原等，談起他來，仍然是念念不忘。當然，我的內心，更是為這一位青年奇才感到惋惜，為出版界感覺到無限的可惜。

柏楊（郭衣洞）

在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灣的時候，每天的精神食糧，除了佛經以外，就是閱讀《中央》副刊或《中華》副刊。郭衣洞（柏楊），就是那時候常常出現的副刊作者。不過坦白說，那時候我看得出他很年輕，知道在藝文界中，有「郭衣洞」這一號人物。

由於我習慣每天看報紙，早期報紙副刊上的文藝作者，大部分的名單都在我的腦海中如數家珍。但是後來忙於弘法度眾，實在沒有時間去閱讀副刊，慢慢的，興趣也就轉到了體育版。

當時，每天一份報紙，就是生活的重點，體育版的體育新聞，就是每天的希望。後來，又因為我們參與的體育競賽，像籃球等，經常打敗仗，明明可以贏的局面，到最後都是以幾分之差輸了，也曾經氣憤得不看體育新聞。於是我又把興趣轉為閱讀一些文藝作家新的作品，如筆名鄧克保（柏楊）的《醬缸》、《醜陋的中國人》、《異域》等。從字裡行間中，我覺得他已經不是我一九四九年認識的郭衣洞，這時，他已經成為大作家柏楊了。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開山後，每天為了工程的進行、經費的籌措而忙碌，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看報上的文藝作品。在開山期間，原來喜愛文學的我，幾乎一度成為土木工程師了。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聽說柏楊先生為了一篇連環漫畫「大力水手」，被政府逮捕、判刑，後來送到綠島拘禁。有「原子能之父」之稱的孫觀漢教授，一直為他大力奔走呼籲，尋求營救，要求釋放柏楊。我覺得當局們的肚量也太小，中華民國已經自由民主了，只是一點言論，有這麼嚴重的罪過嗎？我也為柏楊感到不平。但是那時候，像孫觀漢這樣的科學家，對中華民國原子能的發展有這麼重要的貢獻，他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呼籲，都沒有辦法，我們哪裡有什麼能力呢？

除了閱讀他的作品，柏楊先生以往作家的生活我並不了解，只知道他出生於一九二○年，是河南人。聽說他的家庭，因為他被判刑關在綠島而妻離子散，這恐怕是人生最悲慘的事情了。後來終於經過國際特赦組織的營救，讓他提前二、三年出獄，恢復自由之身。出獄後，任教於北一女中的詩人張香華女士願意嫁給他，並且照顧他，我們感到張香華女士的情義，實在令人崇敬。

柏楊被釋放了，大家真是歡喜，這也看出台灣的政治進步了。柏楊獲釋後，積極推動有關人權事務，他參與國際特赦組織，並且擔任台灣分會的會長。他們來商借場地開會，我要台北道場的住持無條件借給他們使用。他希望我參加他們的集會，我雖重視社會關懷，但對於政治性的團體，接觸並不多。

他倡導人權不遺餘力，在推行人權教育上，發現到一般人把人權當作是政治性或黨派問題，但他認為人權是生活的、是倫理的、是家庭的、是社會的，這項權利是與生俱來，跟生命等值。人類生而有自由、平等和尊嚴的權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法律之前，都有完整獨立的人格。我也告訴他，佛教是最尊重生命、人權、甚至生權，因為佛陀悟道後的第一句話「大地眾生皆有佛性」，就是宣誓「眾生平等」的思想。

談話中，我們對於廢除死刑的議題，彼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張要廢除死刑，我則認為犯什麼罪，都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殺人致死者，若要免除死刑，這並不合乎因果，我不能同意。因為這個思想見解，不是我星雲個人的，這是佛法講的「因果論」。殺死別人，自己不死，這不合因果；我如果也這樣子主張，那我就不能依止佛法，我就不是佛教徒了。如同一場辯論，他有他的看法，我也堅持我的意見，不過，我們都是君子之爭，大家各自表述而已。

柏楊一生非常的用功，被關在綠島期間，著手將《資治通鑑》撰成白話文；出獄後，又歷經十年時間整理完成，並且出版。我曾經購買幾十部送人，因為《資治通鑑》白話版經過他的解釋、註釋，讓初學的人一目了然，值得推薦。我提倡白話，但是要我和他有一樣的功力，把佛經典故寫成像《資治通鑑》白話文，我就力有未逮了。

自從柏楊先生出獄以後，我因為掛念他沒有職業，生活不知如何安排，連續好幾年的春節，都請人代為致贈十萬元紅包給他，這也算我對於文化人、愛國的良心人士，表達崇敬之心。

晚年，他也曾到佛光山來拜訪敘談，甚至有一年春節，他們夫妻也上山圍爐，與大家一起過年。那個時候，他的夫人張香華女士必須不斷的在旁邊提醒，要他這樣、那樣，我感覺到他已垂垂老矣。

回顧柏老一生，依他的功勞品德，以及他所受的苦難，應該值得讓我們社會上有良知的人對他尊敬了。

郭嗣汾

說過柏楊，在文藝圈中，郭嗣汾先生應該是我最懷念、最尊敬的人。

回憶起一九五八年我接編《今日佛教》，需要登記自己做發行人。但是當時的法令，發行人要有大學畢業的文憑，我是連小學畢業證書都沒有的人，怎麼能登記做《今日佛教》的發行人呢？想來很慚愧，寫了那麼多年的文章，現在要編一份雜誌，竟然連發行人的資格都沒有！後來，皈依弟子朱橋跟我建議說：「你可以向台灣省新聞處處長郭嗣汾先生詢問，請教他有沒有別的方法或管道。」

我聽到此言，就直接去找郭嗣汾先生。最初是先寫信問他：「我要有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做《今日佛教》的發行人？我沒有學歷，有其他別的辦法嗎？」

去信後，過兩天，他就回我說：「有這麼一條資格規定，假如做過五年的雜誌編輯委員，就可以擔任雜誌的發行人。」

我一看，心中大喜。因為我從一九五一年起，就陸陸續續做了《人生雜誌》的主編或編輯委員，我趕緊把申請文送到台灣省新聞處去登記。沒有幾天，我就拿到發行人的執照了。在我的一生中，是一個轉捩點，它讓我感覺到自己有資格發行雜誌。我和郭嗣汾定交的因緣，也由此結下了。

郭嗣汾先生，四川雲陽人，一九一九年出生，為人厚道，虛懷若谷，是一位謙謙君子，雖然官拜新聞處處長，但一點官僚習氣都沒有。和他談話，讓人感到如沐春風，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於善心好意。如果今天國際佛光會要頒授一個「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人家」獎牌給郭嗣汾先生，我認為是實至名歸。

登記成為《今日佛教》的發行人後，我想把這一本雜誌發行到教育、文化等各界去，讓它成為社會公眾的讀物，不要完全只是在佛教裡談經論道，因此我想在雜誌上連載一篇長篇小說，吸引讀者閱讀。我想起郭嗣汾先生，他長於寫作，從海軍出版社到台灣新聞處，都有他的著作出版，於是我又再試著邀約他為《今日佛教》撰寫小說。沒有幾天，他就寄來〈菩提樹下的兒女〉前面幾章的內容。他說：「你看看，如果可用，你就先用吧！」

我覺得郭嗣汾先生做事這麼神速，又這麼乾脆，收到稿子後，我就想跟他相約見面。當時，我在北投有個雜誌編輯、發行和南北來往的聯絡站，我問他：「我去看你？還是你來找我？」他叫我不要去台中找他，因為路途太遠了，橫豎他經常回台北，可以到北投來看我。

就這樣，我們在北投的普門精舍裡，經常一聊，就是幾個小時。大多數的內容都是討論讀書、寫作、做人處世，好像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太關心國家大事，也沒有什麼社會八卦新聞。不過，每次談話結束，送他回台北的時候，我自己內心總感到滿懷喜悅和充實。他後來常常告訴別人說，我講的「不比較、不計較」理念，影響他一生的做人。其實，他的厚道、他的謙卑，才是讓我一生懷念呢。

從《今日佛教》的因緣，就帶動我們兩人後來常有來往。他為我寫過不少文章，也在我們強力的邀請下，訪問過佛光山澳洲的道場；他介紹劉枋女士到佛光山來居住，我也經常請弟子永芸等前去探望他。

歲月不待人，現在大家都老了，聞說郭嗣汾先生今年（二○一一）九十三歲依然健康，佛陀紀念館落成典禮時，他還特地前來祝賀。我就用當初寫給吳修齊先生的話祝福他：

人生六十稱甲子，真正歲月七十才開始，八十還是小弟弟，九十壽翁多來兮，百歲人傑不稀奇。神秀一百零二歲，佛圖澄大師，還可稱做老大哥；多聞第一的阿難陀，整整活了一百二十歲；趙州和虛雲，各自活了兩甲子；菩提流志一百五十六。其實人人都是無量壽，生命馬拉松，就看郭嗣汾先生了。

劉枋

劉枋女士，山東濟寧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他的著作豐富，下筆迅速，在近代台灣的作家群裡，應該算是老牌的了。

劉女士他們這一輩的文人，在年輕時候為國家寫作奮鬥的歷程，我是不太了解，但是年華似水，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在公務生涯中也要屆齡退休；就是在世俗上，一般人的功名、道德到達相當成就的時候，也都會感覺要隱居了。我不知道劉枋是什麼因緣，透過郭嗣汾、司馬中原等人介紹，告訴我說：「一位老牌作家劉枋女士想學佛，希望上山來親近佛教。」

我對於文人作家一向非常崇拜，當然樂於給予這個因緣，就如孟瑤女士也在佛光精舍住過相當的時期。劉枋到山上來，應該對於他的寫作生涯，還是有幫助的。

「劉枋上山了！」「劉枋學佛了！」在藝文界一群作家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騷動。不過，劉枋可能自覺自己是老大姐，對那許多小老弟之間的談論，一點也不受影響。他在山上真的是念佛、拜佛，閱讀藏經，虔心學佛，偶爾，也會在佛教學院為學生上幾堂文學課程。

他一直想要為佛光山做一些貢獻，一位女作家除了寫文章以外，能對佛教的道場做些什麼貢獻呢？那時候的佛光山，還沒有佛光會，也沒有創辦報紙，也沒有設立電台，只有一所普門高中。依他的資歷、年齡只到高中教書，對他而言，已經是划不來的了；我看得出他也很著急，因為他的人生充滿雄心壯志，充滿了活力，還想為這個社會進一步做一些工作。

人生還是需要有舞台的，佛光山到底是一個佛教道場，不是一個女作家的舞台。不過，劉枋很用心，經常把女作家們一團一團、一隊一隊的帶來佛光山參禮。我記得他們大部分都是文藝協會的成員，如：邱七七、丘秀芷、蕭颯等；或者他也邀約文藝界合唱團的團員來山唱歌，其中，音樂家蕭滬音女士後來認真的為佛光山創作佛曲，這也是受劉枋的影響。

之後，我也請劉枋邀約一些作家到佛光山海外道場旅行，並請他們寫一些旅遊的文章，表示作家們都與佛教結緣，後來也結集出版。隨著時代的轉變，那時候的寫作世界也慢慢起了變化，大家開始用電腦，逐漸改變閱讀習慣。大眾漸漸的也不看書、也不看報紙了，書籍雖然如期出版，卻已不復他們年輕時候那樣洛陽紙貴的景況了。

後來，我請他擔任《覺世旬刊》的編務，不過他是自由寫作慣了，做編輯並不是他的本行。從一九八六年起，他在佛光山住了將近十年，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下山去了，是家裡的兒子令他掛念？還是家裡的長輩要他照顧？總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回去。但我知道，回去對他並不利，因為在佛光山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運動，回到位於永和四樓的公寓裡，上下樓對他因糖尿病引起的腿疾，一定會造成不便。但是人各有志，我也只有尊重他，並且常常請在山上與他談得來的朋友，如：永芸、永懺法師等人前去看他。

劉枋的性格豪邁、坦率、直言，應該不容易和人相處，他可以在僧團裡安住身心，大家都很訝異。當大家來看他的時候，他也確實非常融入我們的生活，受到山上大眾的尊重。二○○七年，他以八十八歲高齡去世，許多的文壇好友都前去悼念，懷念這一位文壇女俠劉枋女士。

司馬中原

在最初的文壇作家中，像何凡、林海音、公孫嬿、瘂弦等，都曾經是我往來的朋友，當時我將北投的普門精舍作為在台北的據點，所以這許多文友就常常到那裡聚會，我的廚房鍋小，大家也不嫌棄，一碗麵招待，其樂也融融。

後來我到了南部，最初在高雄的壽山創辦了壽山佛學院，和一些文友還是有來往。例如：撰寫《紅頂商人》的高陽，我們也多次邀請他前來講演；又如司馬中原先生，他雖然是天主教徒，我也不以為忤，不覺得有距離，我們仍然是朋友，因為學問不分宗教，所以我也請他在壽山佛學院做過多次講演。

我記得有一次，司馬中原先生在講演的時候提到，他雖是天主教徒，但是身上流有佛教的血液。他說在中國，一個人不管他信什麼宗教，血液裡都有佛教的成分，因為幾千年來，從祖先代代流傳下來的習慣，只要有了疾病，或是面臨苦難的時刻，若不是稱念「阿彌陀佛」，就是祈求「觀音菩薩」，這是一種自然而深刻的佛教信仰。我認為司馬中原先生，真是一語中的。所以雖是信仰不同，可是我們的友誼沒有分別。

司馬中原先生，一九三三年出生於南京。他是一個軍中的作家，當時軍人的待遇非常微薄，似乎他的家累也很重。因此為了維持家庭，他一面服務軍中，一面侷促在他的小房子裡，寫出很多的作品，如《狂風沙》、《大漠英雄傳》、《鄉野奇譚》等，可以說著作豐富。可惜，國家對這許多搖筆桿子的文人，並沒有給予特殊的優待鼓勵，都是靠著自己的一支筆，苦苦的維持生活，撐持家庭，所謂「筆耕」，實在是不容易。

後來有了電視，司馬中原先生在電視節目裡談起鬼故事來，一時，電視的收視率提升，大家都希望聽聽司馬中原講鬼故事。

說到鬼故事，最讓人好奇的就是談狐說鬼的《聊齋誌異》了。文裡的狐仙、好鬼，不但不可怕，還很可愛，搞得人心又怕狐鬼，又愛狐鬼。司馬中原在電視裡談鬼說怪好幾年，我和他見面多次，竟然也忘記問他：「究竟你認為世間有鬼？沒鬼？」

在佛教裡面，對鬼的看法是「人鬼殊途」，因為人有人的世界，鬼有鬼的世界，就等於是虎豹在深山，鳥雀在樹林，魚蝦在大海，昆蟲在土丘裡，所以中國人講陰陽，陽界是人類所居之處，陰界是鬼的地方，因此「鬼」是茶餘飯後可以說一說的題材，至於說真的活見鬼，那就不容易了。

寫到這裡，最後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告訴司馬中原先生。曾經有一次他跟佛光山的弟子說到：「星雲大師那麼多的文章都是他寫的嗎？他哪裡有那麼多的時間？」

不過，現在我要說：「司馬先生，那許多文章都是我寫的，只是現在老眼昏花，已經不容易動筆了。有部分的文章，我口述，由徒眾幫我記錄，這種情況是有的，但每一篇文章必定是出自我手，或是出自我口，這是不容懷疑的。」

林清玄

除了上述早期的作家文友，近代的藝文界，就要談到林清玄了。

林清玄，稱他是台灣的才子應該不為過。他是鄰近我們佛光山的旗山人士，出生於一九五三年。據他自己說，他在十多歲時，媽媽要他送荔枝到佛光山，正逢山上舉行皈依典禮，當下就參加皈依了。所以後來他的著作，許多都引用佛經的內容典故，想來這應該就是來自當初的佛光因緣了。

後來他的父親過世，佛光山為他的父親做了一堂佛事，他更加的感謝佛光山的緣分，因此凡是佛光山有什麼事情，他都很主動的來服務。他的夫人曾經一度住在佛光山，一住多日，在這裡做義工，所以我們知道他的佛緣深厚。只是後來他的夫人身體違和，林清玄不得不再婚。很多的人對他都不能諒解，但是我認為這是人生很正常的事情。林清玄不是出家人，沒有那麼多的戒律來限制他。他也需要家庭，需要照顧兒女，他也必須要先齊家，才能服務社會。

當然，社會對我也都不能諒解，認為我鼓勵人家再婚。我覺得佛教看待男女感情，戀愛、結婚、離婚、再結婚都很正常，只要能正而不邪，凡為法律所承認的，佛教也會承認，我至今仍然覺得林清玄是一個對感情負責的正人君子。

林清玄出版的著作一直都是暢銷書，尤其善寫一些佛門掌故。佛經裡深奧難懂的譬喻，經過他的生花妙筆，讀來真是讓人感受佛教文學之美。他的好友圓神出版社董事長簡志忠先生，替他出版台灣第一套有聲書《打開心內的門窗》，曾經轟動一時，這一套有聲書，幾乎在所有私家汽車裡都會播放。

林清玄和我並不常接觸，因為我知道他在新聞界服務，又做記者，又做主編，又做主筆，又是自由作家，我從來都不想打擾他。不過，後來他從寫作慢慢轉到講演，他的語言簡潔，很有磁性，對群眾的說服力很強。因此我曾交代美國西來寺的職事，可以邀請林清玄到美國做巡迴演講。後來他確實如約前往美國講演，轟動全美的華人世界。

經過這樣諸多的往來因緣，有一天，簡志忠先生跟我講：「符芝瑛小姐寫的《傳燈》是很好的傳記，不過，林清玄很想為你撰寫另外一種題材的傳記。」因為我一直很欣賞林清玄的文筆，我想，憑他多年來跟我在佛法上的神交，就說可以約來談談。

林清玄非常聰明，他沒有花多少時間做採訪，就把文章的主題、脈絡弄清楚，之後開始下筆寫作。不久，我的另外一本傳記《浩瀚星雲》就出版了。那個時候，我自己經常在國內、國外，台北、高雄四處奔忙。很遺憾的，直到今天，從符芝瑛小姐執筆的《傳燈》到林清玄先生撰寫的《浩瀚星雲》，我都不敢閱讀，古人有「近鄉情怯」的心情，我想我是「近書情怯」吧。

就好比我不看自己的照片，也不聽自己的錄音帶，更沒有看過自己在電視裡的講話。總之，我並不想認識那個聲光文字裡人家所說的「星雲大師」，總覺得我不是那個樣子的。若要勉強說，唐朝香嚴智閑禪師的悟道詩：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

動容揚古道，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這比較有我的心境了。

後來聽說林清玄經常在大陸各個社團、大學講演，我也交代在揚州鑑真圖書館負責文化講壇的職事，邀請林清玄去講說一次，結果風靡整個揚州城。我和他雖然已有多年不見了，但是情誼如故，藉此也祝福林清玄先生，再以他的生花妙筆，為佛教多寫一些膾炙人口的著作吧！

吉廣輿（方杞）

走筆至此，腦海裡自然浮現出因為《普門雜誌》與我結緣的吉廣輿居士。

說到吉廣輿，筆名方杞的他，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博士，一九五三年出生，河南溫縣人。一九八三年，當我出版的《普門》想要進行改革，正在尋找合適的人選時，任教於左營高中、曾是中興大學校刊主編的吉廣輿，由於對編輯有相當的專業，弟子依空便推薦他上山來。

摯愛文學創作的吉廣輿，在就讀中興大學時，便經常看到他的作品在各種刊物中出現，先後也曾擔任《中興文苑》、《興大青年》、《中興風》的社長兼主編。在高中任教後，各類文學創作源源不絕，後來結集出版《覷紅塵》、《人生禪》、《生活的清涼》、《禪心人》等書，並多次獲得國內各項文學大獎。

他對文學的熱忱，少有人能比。接任《普門》編輯後，除了到學校教課，每週有數天從楠梓家中上山，必須轉乘六班車，單程時間就要花費二個小時以上。多年來，風雨無阻，我不曾聽過他有半句怨言，我想，若不是對這份工作有相當的熱愛，早就逃之夭夭了。後來，我看他每次這樣來回很辛苦，實在不忍心，便想買一部車給他代步，他卻以《普門雜誌》還沒有做出成績而謝絕。

他接任雜誌主編後，不但對內容要求嚴謹，為了增加報導的廣度、深度，他提高稿費徵稿；接著又增加雜誌的頁數，甚至突破窠臼，從黑白印刷改以全彩出刊，我都給予全力的支持。改版後，確實也受到更多讀者的喜愛和閱讀。

一九八七年，我創辦第一屆「佛光文學獎」，吉廣輿推薦了瘂弦、余光中二位來擔任評審。後來，我邀請余光中先生到「揚州講壇」講演，他也歡喜應允，可以說許多文友都與佛教結下了好因好緣。

一九八七年，我有意加強佛光出版社的功能，便邀他接任社長，他直下承擔。一九九五年，為了拓展文化教育事業，我將佛光山文教處改為文化院和教育院，並且請他接任文化院執行長，他也勇往直前。八年之間，依照我的囑咐，堅守「非佛不做」的原則，帶領同仁出版各類叢書。甚至為了《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中國佛教百科叢書》等，也多次奔走兩岸與學者們協商。

另外，我借重他的教學專長及佛學知識，邀請他到佛學院授課，至今二十五年，未曾間斷，深受學生的喜愛。而他在佛光山也擁有了不少的子弟兵，他的人生，其實與佛教，與佛光山已經密不可分了。

瘂弦（王慶麟）

提起瘂弦，我們其實結緣甚早，在朱橋編輯《幼獅雜誌》時，他就曾引介瘂弦跟我認識。他們兩人年齡相仿，彼此也是惺惺相惜的好友，在朱橋不幸離世後，瘂弦接下編輯《幼獅雜誌》的責任。據說，他是以「照顧遺孤」的心情接棒，足以見得他和朱橋兩人感情之深厚了。

瘂弦，本名王慶麟，一九三二年生，河南省南陽市人。他數次應邀擔任佛光山舉辦的各類文學獎評審，也經常帶藝文界朋友來山參訪，邀約大家為文寫作。我和他見面的時候，總是在文學作品圍繞，或者作家滿室的文風下會面，形容我們是「以文會友」也不為過。

二○一二年十二月，由公益信託教育基金舉辦的「第二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公布獲獎名單，將具重要意義的貢獻獎頒給了瘂弦，他一生對新詩創作、對文字編輯的卓越熱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尤其在他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期間，多元開放的立場，使得聯合副刊成為重要的文學發聲地。

由於他長年定居在溫哥華，我派弟子覺初特別去探望並恭賀他，瘂弦回憶起我和他相處的往事，還稱讚我早年在《中央日報》副刊所發表的新詩非常精彩，這也承蒙他不棄。他同時客氣表示，文學貢獻獎這份榮譽是屬於與他一起打拚的夥伴，以及共同完成廣大夢想的讀者一同獲得。

之後，我輾轉與他通電話，雖已都是耄耋老人，他的音聲宏亮，仍感到他的精神抖擻猶如當年，往事歷歷在目，不免諸多想念。我邀請他為佛陀紀念館寫首詩，他謙稱對佛教不了解，不敢下筆。我表示，只要有信仰，都是一家人，不同的信仰，相互也是朋友，並沒有太大的隔閡分別。

短短數語，瞬間拉近彼此的時空距離，一句互道珍重，也只有身為老友的我們能夠心領神會了。

黃春明

黃春明先生，一九三五年出生於宜蘭羅東。據他自己陳述，從小具有叛逆性格，青少年時期讀書，經常被他就讀的學校退學，一路從台北念到南部，最後才從屏東師專畢業。他這些諸多不順利的過程，讓我感覺到，一個學生的成長，應該依個性發展給予適合的學習，因為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用啊！

後來，我知道他也住在宜蘭，並發行《九彎十八拐》雙月刊，從事文學教育，散播文學的種子，關照一般人所沒有注意的課題。黃春明先生說，他受民初梁啟超的影響很深，希望透過文學和小說，對社會進行潛移默化的教育。

有一次，我讀到他在報上發表的〈吃齋念佛的老奶奶〉，印象深刻，後來就建議佛光大學校長翁政義博士，邀請他到我們的大學教書。二○○八年六月，翁校長以黃春明熱愛鄉土、從事創意小說文學、兒童戲劇和社會關懷等貢獻，要我在佛光大學懷恩館頒贈學校的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他。性格爽朗的黃春明笑說，以他自己的年齡和出身，不敢想會獲得博士，倒是可以稱他「博土」了，幽默的話惹得大眾撫掌一笑。

他成長過程雖然不順利，卻沒有影響他樂觀、率真的性格。他說，他自己不適合傳統的教育體系，所以走入社會。長期以來，他對老人、兒童、基層人士特別關懷，除了寫作，還成立「黃大魚兒童劇團」，把自己對教育的理念傳達給世人。最特殊的是，這些演員來自普羅大眾，不分老幼胖瘦、各行各業，甚至家庭主夫、主婦，只要願意帶給大家歡喜，都可以來參與表演。從演員與觀眾互動中，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經營一個兒童劇團是很艱難的，經費的來源也很辛苦，我看他從未放棄對文教的堅持，依然全心投入；因此，我們的公益信託基金也曾給予贊助。據了解，遠流出版公司也協助他印過幾期的刊物。其實，像他這樣私人發心創辦的期刊、劇團文化工作者，政府有關單位都應該給予支持和鼓勵。尤其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提倡兒童文學教育，必定對社會的進步有所助長。

莫言

二○一二年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先生，我與他也曾有過一面之緣。

本名管謨業的莫言先生，有尋根文學作家之稱，一九五五年生，山東高密人。二○一三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因為大陸原文化部王文章副部長的因緣，我與他在北京的威斯汀飯店見面，雖然相談的時間並不長，卻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莫言先生是一位謙沖的文人，廣學多聞，不愧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而他言談中客氣自謙，可以感受到他為人低調不喜張揚，以及面對得獎後的平常心，這也是一種中國人的傳統典範。

我們見面的時候，他送給我他的作品《生死疲勞》一書，據他表示，這本書的書名，是從佛教經典《八大人覺經》中所獲得的啟發，作品當中也表述許多他對佛教義理的理解及想法。

我們彼此相談甚歡，巧合的是，多年前莫言先生第一次來台灣時，便是由我創辦的南華大學邀約，來台灣參加學術研討會，如此因緣，真是妙不可言。可惜的是，由於我的北京行程時間緊湊，他趕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前來見面，我們只談了半個多小時，僅能代為轉達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邀請他來台灣講學的意思，承蒙他首肯允諾，如此儒雅學者，期待下一次會面敘談了。

結語

屈原、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羅貫中、施耐庵、魯迅、老舍、巴金、郭沫若……歷史上和這些名字同時代的權貴豪強，我們還記得幾個？可是，這些文學家和他們作品的感染力，能穿透時空、永垂不朽，感動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的心靈，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在近代佛教界中，被胡適之先生讚譽為「二十世紀上半世紀的文學代表」蘇曼殊，曾在支那內學院教過英文，有《蘇曼殊全集》傳世，可惜他沒有遇到善知識的提攜，甚至沒有獲得一個道場的支持與栽培，為佛教文學留下璀璨的一頁，實稱可嘆。

我沒有蘇曼殊洋溢的文學才華，也從未進過正規學校，但在持續一生的自學過程裡，深受文學陶冶，也以文學寫就自己的人生。所以，對文學界人士格外有一份尊敬與親切。乃至各種文學會議、作家集會等文藝雅集，只要有因緣，我一定盡力促成，因此，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美國德維文學協會、亞洲文學作家協會等團體，都曾經蒞臨佛光山在日本的別院本栖寺召開過文學會議。二○○六年蒙「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愛護，還頒給我一個「終身成就獎」，讓我這一生也能躋身於「作家」之中，這也是足堪告慰的事了。

此外，為了提振現代文學的創作風氣、發掘優秀作家及作品，並且鼓勵在文學方面有卓越貢獻者，在二○○八年，我把自己寫書的版稅，和一筆字義賣所得捐出，由徒眾成立的「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中，特別設立「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邀請中央大學前文學院院長，現任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教授為我主其事，期待文學的真善美，能發揮淨化人心的功能。

幾次因緣與文友們相見，我想起去年（二○一一），「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在祕書長符兆祥先生帶領下，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佛光山召開了世界文學會議，諸多許久未見的朋友歡聚一堂。能夠以文會友，真是人生一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