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63　◎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

在我還沒有出家的童年時，除了知道我們的國家「中國」外，我曉得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叫「印度」。我當時那麼幼小無知，怎麼會曉得有印度呢？這是源於我們當地不少的鄉親在上海服務。我不知道上海在哪裡，但是，我知道上海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地方。

據說上海有很多的大樓、公司，都是由印度人來看守，擔任門衛。印度人大都留著鬍鬚，頭上圍著紅頭巾，所以大家都叫他們「紅頭阿三」。我對於這許多奇異的人物，生起了好奇心。真慚愧！那時候的我，還不曉得印度有佛祖，只知道印度有許多的「紅頭阿三」。

有一次，印度的「紅頭阿三」到我們的家鄉來訪問，圍觀的人，重重疊疊的把他們包圍起來，他們個個高大威武，兩眼炯炯有光，鬍鬚飄飄，年齡也不大，我一看這「紅頭阿三」，大概就等於看到我們中國的武俠人物、神明一樣，於是對印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我跟外婆到佛堂裡去拜拜，知道有個觀音老母，但也還不知道有釋迦牟尼佛，只有在我童玩的時候，我們打的戰釘、洋片裡，最大的武器就是「如來佛」，於是我就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個「如來佛」。

到十二歲時在南京出家了，我才知道有佛祖。佛祖是什麼樣子？就是大雄寶殿裡供奉的聖像。我覺得他和我有關係，但好像又沒有關係；佛祖也沒有跟我講過話，他端坐在那裡，又沒有動作，我在想，他就是我當初幼兒時所知道的如來佛嗎？有一天當我長大，我一定要詢問：佛祖究竟是什麼？為何會有萬人崇拜他？從此，我也就隨順著大家學佛，信仰佛教，教主是釋迦牟尼佛，我皈依三寶佛法僧，也受過比丘戒二五○條，真正成為一個佛弟子，我以為這就是人生最高峰、最究竟的境界了。

直至一九六三年，我才有因緣拜訪佛陀的故鄉──印度。當時，中國佛教會有一個訪問東南亞各國的計畫，由於當時台灣與印度之間已沒有邦交，所以沒辦法辦簽證。我是訪問團的祕書兼發言人，必須負責找門路辦手續到印度去。後來我聽說，印度在台灣沒有領事館，只有英國的領事館可以代辦簽證，於是我們就跑到淡水找英國領事館辦理。但是當時英國領事館的服務人員態度非常的傲慢，沒有禮貌，當面就拒絕我們，不肯辦理。後來我們從領事館出來，才聽人家說：沒有外交關係，都會這樣的。

我不肯放棄，又再去了第二次、第三次，他們就說，要打電報拜託印度簽證，電報費二百塊美金。在那時候，二百塊美金是很大的一筆錢啊！但是為了要到印度去，也只好忍痛付這筆二百塊美金的費用。結果繳了錢以後，從此再無消息，即便我跑了多趟的英國領事館，到最後，也不了了之了。

我心想，印度是去不成了，但是原訂訪問東南亞的行程，不能不照常走，於是我們仍按原定計畫，如期出發。

我們第一站去了泰國。這是由泰國國家出面邀請的，因此我們也算得上是國賓，同時接受了旅泰華僑佛學社的招待。我記得，當初住在中華佛學社裡，每天還有四個泰國警察替我們守衛站崗，據說是國家宗教廳派來保護我們的。

中華佛學社總幹事楊乘光居士告訴我，台灣駐泰國的大使杭立武先生，跟駐印度的大使很有交情；假如你們要到印度，可以跟杭大使提一提，請他拜託駐印的大使，說明你們想去印度的計畫。

我聽了這個消息，覺得有希望了。於是，在訪問台灣的駐泰國大使館時，就向杭大使提出我們想到印度去，可惜沒有辦法去等等。

他聽了之後，點了點頭便說：「我來想辦法！」

第二天，就叫我們把護照送到印度駐泰國大使館去辦簽證。就這樣，印度行能去了。

我們把原先預定的行程都延後，就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飛往印度。臨行時，中央社的記者還交給我一張名片，他說，如果有重要的新聞，這個通訊地址可以聯繫。我記得這張名片上只有地址，好像沒有電話，連電報也不知道如何個打法，只能靠信件通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出發前往印度了。

那是豔陽高照的七月天，飛機起飛時，眼看太陽就要西下了，但是飛了二個半小時，抵達印度加爾各答的時候，看到太陽還隱隱的靠近地球的底端，好像這二個半小時我們是追著太陽跑一樣，似乎到印度的航程並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只覺得很興奮。

當時有百餘位僑胞來迎接我們，當中有葉幹中僑領、譚銳爃僑領和張崇銘僑領。他們三個人是僑界的領袖，引導我們住到旅館去。印度的華僑看到我們很歡喜，因為印度和台灣已經久無邦交，突然看到有中國人來，非常的高興，一直邀請我們吃飯，光是在加爾各答，就花了四、五天的時間。但是我們的目的，除了訪問僑胞以外，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去朝聖，要去禮拜佛陀。

七月十二日夜裡，我們從加爾各答坐火車到菩提伽耶，火車站裡、月台上，到處擠滿了人，可以說睡滿了人。真的要很注意腳下，深怕一個不小心，便踩到別人的身上去。上到火車裡，聽說我們已經沒有座位了；但是有一對新婚夫婦，一看到我們立刻就說：「他們都是『爸爸』，我們到別的車廂去擠一擠。這裡讓給他們睡吧！」

原來在印度，稱出家人為「爸爸（印地語：Baba）」，這是他們對所有修行人的尊稱，表示對師長像父母一般的恭敬。由於路途還很遙遠，他們就讓給我們睡了。

印度的火車，一般設備是一個車廂裡有好多張床，它是出了名的又慢、又不守時，一路經過的山洞又多、路途又長；總之，印度火車的名聲不好。

儘管如此，只要我們乘上印度的火車，還是覺得很好。清晨五點多左右，到達菩提伽耶，下了火車不遠的地方，就是菩提伽耶佛陀的正覺大塔。我們非常興奮，甚至連早飯都不想吃，就急忙去金剛大塔拜佛。守塔的工友叫我們必須脫了鞋子，才可以入園禮拜。早晨的露水很重，地上泥土都是濕的，我們也不以為意，覺得只要在佛陀的故鄉，什麼都是好的，甚至連泥土都是芳香的。我們把鞋子脫了，走到塔前，向佛陀聖像跪下來頂禮。

那一刻，我好像忘記了時空，忘記了人間的一切，當下覺得：「佛陀啊！我找到您了！原來您就在這裡，就讓我也死在這裡陪伴您吧！」

我真的是有這樣的情懷！

不知過了多久，隊裡的團友叫著：「走啦，走啦！」

我心裡極不願意，為什麼要走呢？這裡多麼清涼，多麼安詳、多麼自在，這裡這麼美好，為什麼要走呢？

萬分不得已，只得跟大家一起走了。我發願，將來我一定還要再來。

之後的行程，我們到了佛陀修道的聖地尼連禪河。適逢乾季，河裡沒有水，我抓起河底的泥土，想看看有沒有佛陀的腳印；我慢慢地在村莊的四野遊走，想看看有沒有帶著羊群的牧羊女。

就在這時，一群窮苦的兒童一哄而來，向我們要東西，當下我很高興，身上所有的東西，都願意給他們。因為這是佛陀的祖國，這是佛陀成道的地方，這些是佛陀故鄉的兒童。

我們又訪問了靈鷲山，想起佛陀當初在此為百萬人天說法的盛況，我萬分景仰。我感到每一個聖地，即便是一塊磚頭、一片破瓦，都比鑽石來得名貴，都是無比重要，都得小心翼翼，不能破壞它。

帶著這樣的心情，我們也到訪竹林精舍、波羅奈斯的鹿野苑，這是佛陀初轉法輪的聖地；訪問了拘尸那城，這是佛陀涅槃的地方；接著訪問了佛陀誕生處──藍毗尼園。

總之，那一次朝禮佛陀的聖地，每到一個聖地，彷彿沒有我肉身的存在，就只有佛的世界。我從此想著，我一定要發現佛陀，我要和他見面。

這就是我第一次和印度佛陀聖地相遇的因緣。

想不到的是，我們此來，沒有見到佛陀的真身，卻為華僑同胞做了二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在加爾各答，臨行前往新德里朝聖的時候，當地的僑胞們告訴我說，假如你們在新德里可以見到尼赫魯總理，請務必要求他二件事情：

第一件，我們在印度居住的七百多位華僑，沒有犯罪，卻都被印度政府給拘留了，請他務必要把我們的同胞釋放出來。第二件事情，台灣有二艘高雄的漁船被印度扣留了，也請他們一併釋放。

我一聽，我們哪裡能有這麼大的辦法？我們與印度又沒有邦交，一個小小的訪問團，能做成這種大事嗎？

但世間因緣很奇妙，也蒙佛加被，竟然就讓我們見到了尼赫魯總理。我向他提出後，他立刻答應。第二天，華人們都被釋放了。

當二個月後行程結束，我回到台灣高雄時，在火車站，幾百位漁民來迎接我們。最初，我也忘記了這件事情，後來想，必定是那二條漁船上的漁民都回來了吧！

這就是我第一次到印度朝聖的過程。此後我還有訪問印度的因緣，有許多值得紀念的回憶。

我第一次到印度是一九六三年，由於對印度的思念，之後一直想找機會要再去。終於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我如願再度到了印度。

我實在是很思念印度，印度在我的心中，是一個聖潔的地方，是一個佛國世界。由於我曾經訪問印度的關係，這十年來，印度的華僑們每一年都會來台灣參加雙十國慶。他們每年一來，大多是數十人到百餘人不等，都住在佛光山台北別院。

雖然台北別院不是很大，但我也很樂意成全他們，我們把印度當成第二故鄉，當然故鄉來的人，我們把他們當成上賓一樣，樂意提供他們各種接待。由於這樣的因緣，他們催著我到印度去建寺院，但是我們語言人才不夠，光是在當地度一些華人，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我們應該要找懂英文的人去印度，能復興印度的佛教，這才最有意義。

在這其中，有人說，印度這個地方很骯髒，但我看到的是印度人的心地很善良；有人說印度人很貧窮，但我說印度人精神世界的富有無人能比；有人說印度人很懶惰，但我看印度人很知足，一塊麵包、一個饅頭、一杯水，一天就過去了。有人說印度人不講信用，其實我看印度人是最值得信賴的，不然你看那些上海人找守門的人，為何都要找印度的紅頭阿三呢？

我認為印度是個很美的地方，尼赫魯先生說得對，他說：「印度是世界的文化古國，但假如沒有佛教，印度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呢？」

可惜的是，印度出了這麼一位大聖者、大覺者──佛陀，卻沒能改善印度的階級制度紛爭，真如佛陀所說：「我如良醫，知病予藥，汝若不服，非醫咎也；我如善導，導人善路，聞之不行，非導過也。」

後來，我也禁不起華僑們的再三催促，說要把位於波羅奈斯鹿野苑裡，由李俊承居士所獨資捐建的中華佛寺，交由佛光山來管理。

當時，我們一面開山建寺，一面訓練人才，可說是分身乏術。不得已，在華僑們的敦促之下，就派馬來西亞籍在佛光山出家的慧性法師前往接辦管理。

慧性在當地吃苦耐勞，也度化了許多的兒童、印度人學佛，但由於他的性情太過於耿直，受到一些華僑們的欺負，不得已他又回到馬來西亞去，讓我們也失去了中華佛寺這個重要的弘法基地，甚為可惜。

由於我這一次到印度去，不是佛教訪問團，於是就有時間到聖地一一去禮拜，尤其在菩提場的菩提樹下，我撿了許多的菩提葉，把它當作珍寶一樣帶回台灣與人結緣。

我又在佛陀說法的台上請回了琉璃磚，和佛陀涅槃場的五穀磚，甚至用瓶子裝了恆河沙，把它們裝備好帶回台灣。

我知道我在佛光山即將要啟建的大雄寶殿，需要這些當作奠基之用的聖物，因此，現在佛光山大雄寶殿的地基下，有這許多來自佛陀故鄉的琉璃磚、五穀磚、恆河沙等聖物作為奠基，所以有人說，佛光山大雄寶殿的佛祖很靈感。與聖地有因緣的地方，怎麼會沒有靈感呢？

這一次到印度又去訪問尼泊爾，預備在尼泊爾藍毗尼園興建一座佛光寺。因為過去聯合國早有復興藍毗尼園的計畫，要向世界佛教徒募款，我在台北也發動過贊助，預備將這些基金捐獻給尼泊爾，但後來卻遲遲不見其動工。

於是我直接跟尼泊爾的政府交涉，希望讓我們直接在藍毗尼園建立道場。後來一位已經認識的尼泊爾皇室顧問洛克達桑先生，他也提出願意幫忙，只可惜，大陸方面不答應台灣去建寺院，尼泊爾也不敢承諾，好事難以如意，不勝惋惜！

但是，對於在印度建一個寺廟弘法的心願，我是不願放棄、也不死心的。時隔五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再度前往印度。這一次，我率領了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中華民國佛光山印度朝聖團」前往佛教的發源地，朝禮聖蹟。

二十一天的期間，我們一行二百餘人，除了朝禮印度八大聖地：菩提伽耶的菩提場、藍毗尼園、拘尸那城涅槃場、王舍城、鹿野苑五比丘迎佛塔、靈鷲山、恆河、那爛陀大學遺址等地，也走訪了泰姬瑪哈陵、香港、泰國等佛教寺院，可以說，是進行了一次成功的佛教交流與國民外交。

承蒙洛克達桑先生感念我的友誼，送給我一顆非常奇妙的雨花舍利，當然非常的珍貴。這讓我回憶起在一九六三年我到鹿野苑時，遇到一位年逾九十二歲的西藏福金喇嘛，他送給我他珍藏的舍利，我請回台灣，有過許多靈異的感應，我在此也不便敘說了。不過第三次朝聖，也是不巧，遇上了尼泊爾的政治動盪，皇宮的宮闈鬥爭，所以對於建立寺院，也不得辦法有什麼結果。

我帶領二百餘人到印度朝聖，這在當時，可說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印度當時的觀光事業並不發達，飲食衛生條件都非常的不好，傳染病又相當的流行。像過去的續明法師，就是從台灣前往朝聖時，在印度圓寂的。

我從台灣帶領了二百餘人到印度朝聖，當時大家都警告我，這是非常不智的行為。但是我有信心，我想，人有誠心，總會得到佛陀的加持；於是就在困難重重中，仍然無畏無懼地包了兩架國泰航空專機，一架載人、一架載滿賑濟貧民的糧食、衣物、毛毯、以及中國佛教的資料、書籍、佛像等，與當地的人民結緣。

此行終究蒙佛光加被，二十一天下來，團員們個個信心增長、歡喜愉快、健康無病，甚至能在巡禮佛陀的聖蹟中，昇華自身的精神與道念。在聖地朝禮感人至深，有二位團員許真珠、鄭景妙發願在菩提場出家，成就一樁殊勝的美事。我們二百餘人的朝聖團，全部毫髮未傷圓滿歸來，這在佛教朝聖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件很特殊的大事，此行回來，並出版了《佛光山印度朝聖專輯》一書。

說到我們這次的朝聖之旅，平安是平安，但帶著這二百餘人浩浩蕩蕩地，實在說，是件非常辛苦的事。現在回想起來，也發生了幾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如，那個時候坐汽車，常常車子拋錨在路上，等了大半天，卻不得人來協助處理；找廁所，走了幾百公里，也找不到一間廁所，迫不得已，大家只好紛紛在路邊，以洋傘作為遮蔽，就地解決重要的生理問題；找食物，印度的飲食，常常大家吃得不習慣、不合胃口；甚至坐飛機誤點個二、三個小時，是經常有的事情。

我記得有一次要搭飛機，從早上六點等到晚上六點，聽不到一絲絲的作業或回報，後來才聽說是飛機有零件壞了，不能起飛，必須到中美洲的波多黎各去調一個零件回來才能起飛。等到晚上，大家飢餓難耐，二百餘人紛紛騷動起來，我只好趕緊集合團員們，向大家講說釋迦牟尼佛傳，才慢慢地讓大家心平氣和下來。

又等了很久，還是不見有人出來關心我們，團員們又開始躁動起來，這時，航空公司終於有人出面，派汽車暫時把我們接回旅館等候飛機。到了半夜凌晨三點，又來通知大家，飛機可以起飛了，於是大家又急急忙忙地搭車前往機場。

關於印度人的這一點，我不太明白，飛機的零件壞了，調另一架飛機來即可，何必大費周折到波多黎各去調一個零件回來，才肯起飛呢？他寧可大半夜的用汽車把我們全部載回旅館多住一個晚上，然後他們再來付費補貼。這種折騰，確實需要一些忍耐功夫的。

在印度，給小費的問題，也是件麻煩的事情。由於印度人多，大家不太願意給小費。但是去到印度一定要給小費，你不給小費，他就不替你服務。例如：在旅館裡，熱水瓶要裝個熱水，沒有小費給他，他就告訴你沒有熱水；你要一杯茶，你不給小費，他就說現在不供應。總之，沒有小費，你要什麼都沒有，大家也就只好給了。

可是給一次也還不行，剛剛給小費，有水可以喝；現在你沒給小費，就沒水喝了。這樣下去也不得辦法，身為總團長負責帶隊的我們，只好換了一大把、一大把的錢，供應給團員們當小費使用，還得去央求他們，他們才肯替我們服務。

其實，這也難怪，在貧窮的地方，也應該對他們不必太計較，給他們一些小小的布施。印度人也不是貪心，他們跟美國一樣，都是收小費的國家，他們習慣如此，你一點也不肯捨，就會遇上麻煩。有了小費，就有熱水、茶水，就不必掛念這些生活日用；加上我們總共包了六台遊覽車、六名副手、六名導遊，每天也都要給。那一次二百餘人的行程，光是小費，我估計應該花了大約有台幣三十萬元左右，幾乎是傾家蕩產的把全部的花費都用在小費上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帶領著「佛光山印度朝聖團」一行八十四人，第四次前往印度巡禮聖蹟，再次踏上佛陀的祖國，內心可謂是悲欣交集，對佛陀的景仰，是無以言之的孺慕情懷。但對印度佛教的衰微，則因傷痛不忍而思奮起。

佛光山發展迅速，大家對外界應有相當的認識，不可閉門造車，唯有走向世界，貼近人群，佛教始能深入社會民間，契合人心所需。我期許佛門弟子皆能發心立願，為佛教擴展新路，讓印度乃至世界各地，重新展現佛教的光輝。

因此，後來我派了弟子依華到印度留學，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學的比丘尼。依華十八歲跟隨我到印度朝聖之後，便發心留在印度學習，並且就讀印度國際大學，也曾在達蘭莎拉辯經學院學習辯經。

佛教在印度從黑暗時期，重露曙光，至今已近百年，佛法起源於印度，光大於中國，開展於世界各地，今日，各個國家能承受佛教法乳，茁壯成長，隨著各國文化的發展而具有不同的特色，漸漸能關注佛陀的故鄉，這是我們佛教徒所共同的期待。我們希望佛光重新照耀於印度的土地，為世界和平帶來光明。

雖然我對印度多少有一些了解，但華岡的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聘請我，擔任該校的印度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長時，我自覺不是很恰當。但是，那時大家對於印度人如何能在窮困貧瘠的環境中，卻依然安貧樂道地快樂生活，有了很大的興趣，又因我有多次前往印度朝聖的經驗，對於印度的八大聖地以及風俗民情了解一二，我也就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勉力地擔任多年的所長。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再度率領「佛光山印度朝聖團」一行七十六人，展開為期二十一天的聖地朝禮。此次我到印度菩提伽耶，有了在印度買地建道場的念頭，後來經加爾各答佛光會前督導鍾雪芳的引介之下，終於在一九九二年，我們買下位於加爾各答的塔霸華人區一個地方，作為當地信眾共修聚會的臨時場所。加爾各答佛光協會也同時在一九九二年成立，是印度十一個非漢語系之外，唯一的漢語系協會。

一九九八年五月，應華人的請求，我們正式成立了「佛光山加爾各答禪淨中心」，並且定期舉辦地藏法會、禮千佛、共修法會等活動，以接引當地華人與居民。

後來因為當地寺院場地過於狹隘，因此在比哈省菩提伽耶另覓得一個適當地點，於二○○六年創辦「印度伽耶育幼院」。其實在此之前，早在一九八九年開始，佛光山叢林學院就與在印度的西藏各佛學院，互相派遣留學生，學習彼此的語言與宗派。

我曾經向徒眾提起，印度是佛陀的祖國，身為佛子，都應該在有生之年，至少擁有一次朝禮聖地的紀錄。因為當你踏在佛陀走過的路上，你會覺得泥土特別的芳香；當你呼吸著佛陀祖國的空氣，你也會覺得空氣特別的新鮮；緬懷歷史的陳跡，可以令你道心更加堅固；繼承佛陀的慧命偉業，可以令你信心更加堅強；跪伏在佛陀的座前，你會感到佛陀慈光的加被；無明煩惱，能可以在瞬間消逝；崇高的人格，可以不間斷的昇華；人類生命的價值，也可以獲得明確的肯定。

因此，縱使環境上有任何狀況，儘管滄海桑田，聖地勝況不再，但我還是歡喜地一次又一次的前往朝聖，為了發心復興印度的佛教，於是又有了一九九二年七月分的印度行，我率慈容、永妙、蕭慧華等人前往印度。沒想到在新德里機場海關，巧遇中、韓、日等國的佛教徒，他們也是要前往拉達克參加佛教慶典，有南印度邦格羅摩訶菩提協會祕書阿難陀比丘、慧性、依華等人，以及新德里的佛教徒專程前來接機，這是我第六次前往印度。

多次進出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給我的印象就是「其熱如焚」，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後亦然。猶記得首次訪印時，因炙熱無比的新德里，令人坐立難安，只得用自己的面巾，在當年陳舊旅舍的水泥地走廊上擦過之後，躺在地上才稍感到好一些。其實，地上仍是熱的，根本無法入睡，打開稿子，就伏在地上寫著我的海外日記。《海天遊踪》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完成的。

在新德里住了一晚，隔天凌晨，又得搭機到拉達克。當飛機抵達拉達克機場時，已有等候多時的摩訶菩提國際禪修中心會長僧伽桑那比丘以及各地高僧大德：拉達克佛教寺院聯合會主席暨佛教僧統圖登仁波切、藏傳黃教首席代表堪布仁波切、拉達克佛教會會長書司坦居士，以及來自荷蘭的阿難陀比丘，和法國、韓國、美國、印度、錫蘭、新加坡等地的南傳、藏傳比丘和喇嘛近百人等候。機場外，還有身穿傳統繽紛色彩衣飾的當地信徒四、五百人，以捧花、薰香、吹打樂器列隊歡迎，並有二十輛摩托車當前導，這麼一個歡迎的隊伍，在我歷經世界各處弘法中，可說是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拉達克位於印度的最西北點，地處印度、中國、西藏、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六國邊境交界，雖然拉達克人終日於六國軍事恐懼的陰霾中求生，但仍然念念不忘佛教的祝福。

拉達克的人民，具有勤勞、善良、尊敬、滿足的美德，是我見過最具堅強信仰的一群佛教子民，在拉達克的古文化祥和蘊涵下，我不禁喚起內心思古之幽情，期盼在保留當地傳統佛教特色之餘，也能引注一股現代國際佛教的泉源活力，以振興印度佛教。

那一次，我們在印度拉達克成立佛光協會，會中捐贈一千元美金給拉達克協會，並且向他們宣布，預備在菩提伽耶佛陀成道處成立會館，讓世界各地的佛光會員到印度朝聖時食宿無虞。

佛陀當年弘揚佛法，行遍五印度的艱辛，我們猶感在心，今日，能藉助科技的發達、文明的力量，要將佛法弘傳到世界五大洲不是件難事，只看大家的發心與願力了。

拉達克，是印度殘存的佛教地域中最古老的地區，可追溯到阿育王時期，派遣布教師所達最北的地區，是古代佛教上座部弘傳的重鎮。若能以此地佛法的力量，再回饋印度本土，則印度佛教的復興在望。

我應僧伽桑那比丘之邀，前往參加「拉達克磊邑摩訶菩提國際禪坐中心」的開幕會，會中，因僧伽桑那比丘發心興建貧困學童住宿學校，慈容代表中華佛光總會，致贈二萬元美金支持學校的建設。由於當地欠缺水道用水，我也承諾代為籌措水道設施的費用，以徹底解決學校生活用水的問題。

對於佛教的復興，我認為不在寺院的多少，也不是僧數的多寡，而是在於佛教教育的普及。教育，實是幫助拉達克人民不受貧窮和剝削之苦的途徑。你看，日本、韓國的佛教所以興盛，即歸功於佛學研究的普遍、佛教大學設立之多；在台灣，光是佛光山派下就有十六所佛學院，以及國中、高中、大學等多所社會學校，但在佛教發源地的印度，佛教學校卻是屈指可數。

今天，佛教徒在印度只占百分之一的人口數，但對許多當地人來說，佛陀的聖地，就是他們討錢或賺錢的地方，朝聖客就是他們討乞的目標。一張張哀求的臉龐，我想，錢救得了他們一時，卻救不了他們一世。唯有教育，才能令他們改變，唯有佛陀的教育，才能救得了他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提出每年提供佛教獎學金給十名拉達克的學生，可以到台灣或美國進修深造。一三○○多年前，印度那爛陀大學有學生三萬多名，但願以後拉達克佛教教育，能像那爛陀大學一般有輝煌成果。

我這一生得獎無數，覺得那都是大家的護持所致，但對於一九九五年，由印度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委員達摩維李奧法師，聯合全印度佛教大會所有會員推薦，而獲得的「佛寶獎」讓我最感欣慰。因為這象徵佛教界諾貝爾獎的佛寶獎，代表佛教的祖國印度，對一名中國比丘在佛法實踐上的肯定與認同，也代表著我多次前往印度所做種種努力的一種見證。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首次到印度菩提伽耶菩提場傳授「國際三壇大戒暨在家三皈五戒」，以恢復印度及南傳佛教比丘尼教團。印度是比丘尼教團的發源地，中國比丘尼教團能有今日的蓬勃發展，都根源於印度。然而，當時印度、尼泊爾、錫蘭、泰國、乃至藏傳比丘尼之戒法，卻因時代變遷等種種因素而失傳，因此我希望藉由此次戒會，恢復南傳比丘尼教團，使得南傳比丘尼教團回歸佛陀時代的興盛。這是我第七次前往印度，此次三壇大戒，有二十三個國家，一五○多位戒子前來參加，並有十四個國家，三十七位佛教長老大德擔任尊證阿闍黎，也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種族、區域、法脈傳承的戒會。

至於在家三皈五戒，則有近三十個國家，二千五百名在家信眾參加，這次的戒會，也因此而獲得貢噶多傑仁波切致贈佛牙舍利，促成了建設佛陀紀念館的因緣。

同年五月，我們在印度加爾各答成立「佛光山加爾各答禪淨中心」，帶領當地的信眾共修。

為了落實本土化的原則，並於一九九九年派弟子覺明、滿淨前往興辦「佛光山印度佛學院」，以培育更多的佛學本土人才；二○○二年覺明前往印度德里大學攻讀佛學研究所，並於二○○四年成立德里大學協會，由德里大學佛學系的系主任薩迪亞帕拉（Prof. Bhiskhu Satyapala）擔任會長，會員皆為佛學系的碩博士生，比丘、比丘尼等居多，而覺明則於二○一一年取得德里大學佛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資格。

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二○○○年連續三年，我們於印度舉辦千戶萬人賑濟活動，二○○○年我更派乘禪等五位沙彌前往印度求法，而佛光山叢林學院創辦四十多年來，外籍學生已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並有不少拉達克學生，在山上修學期滿，又被派回印度佛學院服務。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亞海嘯造成重大傷亡，佛光山也派覺門法師等協同馬德拉斯協會會員，募集賑災物資送至災區救濟災民，開辦「海嘯婦女和學生就職訓練所」、並成立「海嘯孤兒院」，二○○五年又派弟子妙如前往印度，陸續開辦婦女裁縫班、刺繡班、學生打字班、電腦班等課程，讓貧民能有一技之長，遠離窮苦生活，提升學童們的品德。

二○○六年十月，我應印度奧士馬尼亞大學之邀，在奧士馬尼亞大學泰戈爾禮堂舉辦「佛教論壇」，以紀念安貝卡博士打破階級制度的平等精神；並接受新德里大學之邀前往新德里大學文學院大講堂演講，主題「般若的空義」，有近千人聆聽。

這是我第八度前往印度，我帶著心律不整和心臟衰老之虞的色身，在我的主治大夫江志桓主任的陪同下，飛往印度海德拉巴市的十字街道上主持皈依三寶典禮，計有二十萬人參加。因為印度出生了倡導平等思想的佛陀、大乘佛教的發起人龍樹菩薩、以及積極發揚平等精神的安貝卡博士，為了印度佛教的未來，我勉勵大家，共同學習佛菩薩偉大的精神，勇敢走出種姓制度的桎梏。

二○○八年，我派弟子慧顯前往印度，成立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為培育印度新一代僧伽，致力復興印度佛教。二○一○年四月成立「印度沙彌學園」，招收釋迦族男孩，培育未來弘法人才，由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主任慧顯法師，擔任沙彌教育養成的負責人。二○一一年七月成立「印度佛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人間佛教書籍、參與國際書展，將我的著作翻譯成印地語出版等。

慧顯是一九九八年我於菩提伽耶傳授三壇大戒的男眾戒子班首，當年他在菩提樹下發願要回饋印度，十年後，他如願的踏上印度的弘法之途，他在當地接引佛光青年學佛，興辦沙彌學園，甚至舉辦國際慈善義診，帶領著多位國際華人醫生，前往比哈省、北方邦以及西馬拉亞邦最偏遠高山的山谷，在人煙罕至、醫療設施落後等地，給予衛教醫療照護；同時也經常到貧民窟、賤民村等進行教育關懷，可說意義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國際佛光會二十年來在全球五大洲的成長茁壯，曾經負責國際佛教促進會的滿華、覺門、滿和，都分別在其擔任執行長任內，無懼艱苦，經常出入往返印度各省，默默耕耘，分別在拉達克（Ladakh）、菩提伽耶（Bodhgaya），安特拉（Andhra Pradesh）、大吉嶺（Darjeeling）、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古笈拉特（Saurashtra Central Gujarat）、邦加羅爾（Bangalore）、清奈（Chennai），還有在尼泊爾、孟加拉、錫金等國家地區，陸續成立非漢語協會。

這南亞十一個非漢語系佛光協會，秉持國際佛光會的宗旨與目標，積極於佛教本土化和復興工作。當中，他們也經常與我交流互動，較具代表性的有拉達克協會的僧伽桑那法師（Ven. Sanghasena），也在世界總會擔任理事多年；還有菩提伽耶協會的阿難陀法師（Ven. Ananda）、南印安特拉協會會長僧護法師（Ven. Sangharakshita），以及偏遠山區的大吉嶺協會會長達摩帝如法師（Ven. Dhammadeero），乃至後來成立的德里大學協會會長薩迪亞帕拉法師，以上都是當前在印度佛教界享有德望的長老上座。

另外，許多也是社會賢達的在家優婆塞，來擔任我們的會長，帶動當地信眾。例如：馬德拉協會會長安邦（E. Anban）及古笈拉特協會會長索蘭奇（Naushad Solanki）。由於他們認同我提倡的人間佛教，並且多年持續不間斷的護持，因此，我也經常給予贊助，踴躍積極參與世界總會在全球各協會舉辦的世界理監事和會員代表大會。印度之佛教復興和人間佛教的弘揚，至今漸露曙光。

印度是一個擁有古老文化的國家，現代新興的科技事業也非常發達，在我心中，希望印度的階級制度可以消除，讓普世獲得平等。

如果印度不要那許多所謂的「賤民」，可以幫他們安排到世界各地去做勞工，也比做賤民好啊！因為賤民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在人格上受到的損傷、心靈上遭遇的傷害，這真是無比的傷痛。在今日二十一世紀講究公平、公正的社會裡，實在不應發生這許多歧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