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23　◎我想建立歐洲佛教中心

我與歐洲的結緣，最初是在一九八二年三月，為了開發這一塊佛法貧瘠的區域，我率領「歐洲考察團」首訪歐洲。而一直到了一九九○年，我應巴黎淨心禪寺住持明禮法師之邀，前往主持道場落成，由於僑民求法若渴，才在他們的協助之下，於隔年在法國首先成立了巴黎道場。

與美洲相較起來，歐洲的道場並不大，但是設立的過程卻備嘗艱辛，因為歐洲天主教信仰的歷史甚為悠久，尤其對佛教較為陌生，所以當佛光山要在歐洲設立道場時，也就受到各國的嚴格審查。但是二十年來，雖然歷盡千辛萬苦，卻也在當地信眾的齊心努力之下，於法國、英國、德國、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等國，成立了十四間道場及十七個佛光協會。

自從我們在歐洲有了弘法據點之後，二十年當中，我幾乎每兩年都會到歐洲弘法一次，看到當初播下的人間佛教禾苗，在佛光人悉心澆灌之下，逐漸展現成果，也感到很欣慰，祈願未來人間佛教能對歐洲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為普世帶來幸福與安樂。以下我就將自己和歐洲佛教的因緣略為一說。

法國

在佛光山建設期中，我知道不能少了台北信徒的支援，所以在經濟萬分拮据之下，還是非常積極地在台北建立「台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坐落於松江路，青年救國團總團部對面的台北別院終於落成。

自從有了台北別院，四方賓客就陸續地和我們來往。其中，由於越戰愈演愈烈，中南半島一些出家人流落到世界各地，尤以歐洲和美洲居多，當時旅居歐洲的禪定和明禮法師，經常往來台灣化緣、求助，同時也一再向我們表示好意，歡迎我們到法國一起打拚，弘揚佛法；可以說，他們就像是佛光山在歐洲的先遣部隊，為我們在當地打前鋒。

那麼，在這樣的因緣下，我就請了台北別院的住持慈容法師和明禮法師聯繫，表達希望透過他們提出邀請，促成佛光山組團前往法國訪問的意思。就這樣，一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在我的率領之下，與團員慈莊、慈惠、慈容等僧信八十人浩浩蕩蕩地到了巴黎，參加越南淨心禪寺的落成典禮。

明禮法師確實真有辦法，還邀約了幾個國家、地區的法師與會，例如：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印尼大叢山寺住持慧雄法師，以及許多來自日本、斯里蘭卡的法師等。不過，那時他也還沒有能力招待我們，所以我們一行就由旅行社安排住到飯店裡。

訪問期間，一批僑民再三請求佛光山到巴黎創建道場，他們那種懇求的神情，在我回台後，依然縈繞在我腦海裡，因此，一九九一年我就請了慈莊和依晟兩位法師先行前往籌設購地、建寺相關事宜。

那時候，明禮和禪定法師在當地都還沒有打下弘法基礎，難以助成我們的理想，倒是一位黃玉珊老太太，為人熱忱、慈祥，和他的女婿鍾勝利先生，極力要幫助我們尋找落腳的地方。

在這期中，起初想要先在巴黎租個一棟房子，但是在巴黎租房子實在比登天還難，慈莊找了好幾天，才勉強在一間百貨公司旁的小樓上，租到一間大約十多坪的小屋。初期我們到巴黎弘法，經常是一、二十個人圍擠在裡面聚餐，尤其要委屈蕭碧霞師姑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為我們張羅三餐，也真是為難他了。

不過，法國不愧是世界名都，到處都是名勝古蹟，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向來最為台灣遊客欣賞，羅浮宮則是我們多次參觀、探尋中國敦煌書畫遺跡的據點；在兩岸往來不易的時代，能觀看到中國佛教的文化遺產和佛像文物等等，心情的激動可想而知。

一直到後來，黃玉珊老菩薩為我們找到了距離巴黎東面八十公里遠的盧努瓦雷諾古堡，才以一百萬美金承購下來。據說這座古堡建築於十四世紀，房屋都已古舊，不過有護城河，林木蓊鬱，風景幽美，環境寧靜，我去過兩次，都是在嚴冬時去的。實在說，在大雪飄飄、寒風刺骨的氣候裡，屋內沒有暖氣，真感覺到這不是在台灣居住慣的人所能長久居住之處。

有了據點之後，進而我就想在巴黎成立「巴黎佛光協會」。巴黎市區的區域規劃很科學，從一區、二區、三區……一直到二十區，我就依此分別先成立了一區分會、二區分會、三區分會……一下子也就組織了二十個分會。由於最初在巴黎十三區租賃的小屋附近有一個潮州會館，潮州人在這裡居住已經有多年歷史，再加之中南半島難民遷居到巴黎，所以我們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很快地，佛光協會就成立了。

只是巴黎地區的這許多華人，平常都互相不來往，潮州的、梅縣的、海南的……各社團分庭抗禮，互相較量，沒人肯讓步。當然，我知道這樣的情況，要想從中選出一個共主擔任佛光協會會長是很困難的。因此，就請慈莊法師從美國前來坐鎮巴黎，擔任巴黎協會會長，並請依照法師擔任祕書長。依照法師性格外向、熱情，和巴黎信徒也能契合。

一九九二年，我在法國華僑文教中心主持巴黎佛光協會成立大會，上台講話時，忽然覺得感慨，就說：「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到處遷徙，從這個地區到那個地區，從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好像已經成為世界難民，但實際上，我們不灰心，我們要做共生的地球人。」

這一席話後來獲得位於十九區的「新中國城大飯店」負責人江基民先生的熱烈響應，覺得在異地飄泊了多年後，終於可以將地球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據地。所以，從那一次之後，江基民、陳夢膺、許尊訓、蔡有娣等人就成為我的「粉絲」，也成了佛光會的忠實幹部。

其後，有其他教派的信徒跟江基民先生說，把門口張貼的星雲大師照片拿下來，就有四十桌飯菜在他經營的飯店辦理。江基民對他說：「即使四百桌，我也不能把星雲大師的照片拿走，那是我的師父，也是我飯店的財神爺，不稀罕你的四十桌客人！」語氣之肯定，證明他決心護持佛教的心意。

那一次大會結束後，會員大眾席開數十桌慶賀，飯食間，一些紳士流著眼淚，引起我的好奇。為什麼要流淚？他們告訴我：「大師！我們這許多人過去在中南半島的時候都是朋友，如兄如弟，但是到了法國來，卻彼此分裂，連交談都不敢，怕給自己人看到要被責怪；我們互不來往多年，是你來之後，才又把我們團結在一起，讓我們能再度如兄如弟。」這番話也就讓我感覺到，佛教對於華人社會的團結、友誼的促進是有很大貢獻的。

漸漸地，因為佛光會的成立，會員、信徒不斷增加，因緣際會，聽說距離巴黎市中心不遠的義大利廣場附近，有一間從前街大門一直通到後街大門，長度至少有半公里之長的房屋，經過勘察之後，覺得合適，就把它接受下來了。

不過，十餘年後，由於政府進行都市計畫，道場面臨土地被政府徵收的困境，加上房屋老舊，難以修補，我們只有另尋他處。覓地期間，真要感謝熱心助人，在僑界有目共睹的台灣籍新任市議員黎輝先生，當他知道佛光山有意覓地興建寺院時，便向碧西市（Bussy Saint Georges）市長雨歌宏多（Hugues Rondeau）引介。由於他的居中促成，二○○四年，市長主動邀請本山前往巴黎興建道場，幾經磋商，最後我們選定了一塊位於巴黎迪士尼樂園附近，大約二千坪的土地，作為籌建法華禪寺的基地；「法華禪寺」之名，取意於中「華」和「法」國聯誼的意義。

初期，法國佛光會的數千會員多數來自中南半島佛教國家，對於佛教信仰的虔誠，自不在話下，每次巴黎道場舉行法會，都不必燒煮飯菜，全數由各個僑民經營的飯店自動發起哪一家送飯、哪一家送菜，就是道場穩定發展後，信眾們也都是主動前往道場負責烹煮飯菜，和大眾結緣，多少年下來都是維持這樣的情況。因此，在那裡服務的法師只要負起接待信徒、講說佛法的責任，生活雜務就都由信徒包辦了。

不過，那時候要從台灣移居到巴黎，辦理簽證很困難，所幸慈莊、依照等法師人緣很好，一些有緣的青年人，如：牙醫師出家的滿容法師、東吳大學畢業的妙希法師、銘傳大學畢業的覺海法師等，都紛紛投身到巴黎道場服務。在那裡，信徒真誠擁護，法師熱情傳播佛法，由此也就展開了巴黎佛教新的一頁。

自從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在美國洛杉磯成立以後，「第五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也在依照法師的爭取之下，一九九六年於巴黎會議中心召開，參與的代表有五千餘人，盛況熱烈。到了這個時候的巴黎，可以說東南亞各地的佛教比起華人佛教，也就望塵莫及了。

說起那一次大會，最給人懷念的是每個人都獲得一瓶巴黎香水，尤其舞獅表演，更是我前所未見的精彩，十幾頭獅子在來賓面前舞動，一頭一頭地堆疊上去，少說也有五層之上；甚至還將桌子翻轉過來，舞獅的人一面舞動獅頭獅身，一面從這一隻桌腳跳到另一隻桌腳，真是讓觀眾歎為觀止，直呼驚險。

大會圓滿後，他們把所剩的香水通通都送給我，我就帶回台灣，哪一個人來參加佛光會的開會，我就送他一瓶；我想，當初也有不少人不是為開會而來，而是為香水而來的吧。

到了千禧年，又有大批的溫州人從大陸移民到法國，他們也都虔信佛教，但多數以講說溫州話為主；於是，項麗華、林翠香等人便主動充任翻譯，引領溫州信眾護持道場。可以說，這一批溫州來的信徒是佛光山在巴黎弘法新的生力軍，尤其他們為了請我到巴黎弘法，拚命學習普通話，這份盛情和用心，實在令人感動。

再說法華禪寺確定建寺之後，二○○六年我親自前往巴黎主持奠基典禮，不久，又責成滿謙法師擔綱工程籌建。滿謙法師，台灣桃園人，在澳洲南天寺做過住持，也在佛光山擔任過叢林學院院長，他到了巴黎之後，大展宏才壯志，帶領滿讓法師及工程團隊覺容、妙達法師、鄭麗珠居士等僧信四眾積極爭取、共同努力，終於讓法華禪寺在今年（二○一二）六月順利完工啟用。

想到二十餘年來，巴黎道場的歷任住持、監寺，從慈莊到依照、妙祥、妙希、滿容、滿讓等，以及歷來的巴黎協會會長、幹部，乃至現任的王裘麗會長，無不全力領導信眾會員護持三寶，弘揚人間佛教；尤其許多信徒護持道場建設不遺餘力，如：胡懿君、黃學銘、鄭錫超、鄭高秋、翁惠粧等，其中更有不少從年輕護持到老的信徒，像：黃秋蘭、黃玉葉、陳雪娟、陳淑卿、蔡舜珍、蔡舜賢、蔡秀英、李淑希、周南粉、莊淑鸞、翁普量等等，他們學佛修道的恆常心，實在令人感佩。因此，啟用典禮時，雖然我年齡老邁，不克前往主持，還是用錄影帶錄影，於啟用當天播放，以表示支持和感謝。

歐洲佛教在我心目之中，當然是以英國、德國、法國三地取其一，作為佛光山在歐洲發展的中心為理想。徵求信徒的意見之後，大家一致認為從地理位置來說，以巴黎為中心作總部最合適，只是巴黎講法語，相較於英語，佛光山長於講說法語的人才就少了。

說到語言，我想，歐洲的分裂，語言是重要的原因，舉凡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這麼多的語言，也就使得歐洲難以統一。但是很不可思議地，現在「歐盟」還是成立了，遊客只要進入其中一個國家，到其他國家都不必簽證，真是非常便利。

對於法國，在我的記憶裡，有幾件令人好奇的事情：

第一、法國人歡喜戶外休閒，尤其走在香榭麗舍大道，走廊上到處都是咖啡座，許多法國人都歡喜坐在那裡聊天。

第二、在巴黎，各國餐館林立，其中又以華人開設的最多，但是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泰國餐。有一次，泰國華僑陳夢膺要我去他開設的泰國餐館普照，會後，他以泰國菜招待大家，那味道的鮮明、強烈，真是至今沒有再吃過，就連中國菜都要不如它了。當時我還見識到食客大排長龍的盛況，尤其以當地的法國人居多。我想，他能煮出那樣的美味來，是已經超越泰國廚師的手藝了。

第三、由於「新中國城大飯店」負責人江基民待人很四海、很慷慨，信徒會員上千人聚會，到他的餐館吃飯，他從不收費，所以人緣也就愈來愈廣。後來慈莊法師要把會長的職務交給他時，不但幹部彼此相安無事，大家也都肯定他可以做領導人。

不過，在巴黎弘法，也有讓我感到遺憾的事情，曾經擔任世界佛教僧伽聯合會副會長兼越南世界佛教服務社社長的心珠法師，是越南出家人參與革命的領導者，後來旅居巴黎，我每次到巴黎都是來去匆匆，只和他會過一次面，他雖然來過佛光山，但是由於語言不通，彼此也就難以表達共同的意志了。

總說現在的法華禪寺，除了大雄寶殿以外，觀音殿、地藏殿、禪堂、五觀堂、美術館、文化教室、滴水坊等，也都已經展開弘法功能。而原設於韋提市的道場，也獲得市政府准許重建，將於明年初（二○一三）動工，我將它取名為「巴黎禪淨中心」；據聞現在公車地圖上已將道場所在地標示為「Temple」，這也說明佛光人的努力是受到當地政府肯定了。

英國

關於英國佛教，最早是以學術研究為主，一直到了一九○六年，傑克森在海德公園宣揚教義，佛教才漸為一般民眾所知。只是陸續傳入英國的佛教多以南傳、藏傳乃至日本佛教為主，漢傳佛教除了太虛大師於一九二八年到英國弘揚佛法，就是數十年後佛光山到英國建立道場，設立佛光會協會、分會，所推廣的人間佛教了。

說到佛光山在英國的開拓，一九九○年七月先有依益、永有兩位弟子前往英國留學。他們兩個人後來分別在牛津及倫敦大學得到博士學位，依益的英文講說非常有節奏感，在大學裡主修宗教，而永有研究的是心理諮商，這一門科目在台灣非常吃香，所以當他學成歸國後，南華大學就很急於要把他聘請為教席。

在他們留學期間，我囑託兼辦兩項任務，一是在倫敦設立道場，二是成立佛光會。所以，在課業繁忙之餘，他們就到倫敦市區收集資料。後來靠著兩人的同心協力，找到了一間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的修道院，地點不錯，就在牛津街旁，尤其擁有可供一百多人集會的禮堂、十幾個人住宿的房間，客廳、圖書室也都一應俱全，舉辦小型的活動不成問題；可惜四周都是道路，道路是公家的，所以每次停車都要先投錢，也就覺得不是那麼方便。不過，雖然直到今天，倫敦佛光山連一個停車場都沒有，但是當地社區很友善，知道我們對社會的貢獻，在了解我們的困難之後，還主動提供一個停車位給我們。

在英國有了道場之後，接著一九九二年就成立了倫敦佛光協會。會長是非常出色、能幹的倪世健女士，每次我們到倫敦弘法，都是由他開車接送。在他的領導之下，佛光會發展得很快，一下子就有了好幾百個會員，尤其會員之間經常齊聚開會，所談皆是如何發展佛教文教事業的理想，可謂是一群具有使命感的護法信徒。

現在倪世健女士已升任協會督導，同時擔任國際佛光會檀講師，經常到歐洲各道場演講，每個月至少九次到監獄布教，尤其筆耕不輟，身兼人間通訊社記者，協助道場及佛光會活動撰稿，也曾代表英國佛教界到大陸參加過兩次「世界佛教論壇」，並且發表論文。可以說，只要道場有需要，倪世健女士都是無怨無悔地付出，奉獻的精神真是堪以一句「了不起」來讚美了。

在他擔任首任會長期間，副會長是在倫敦大學修學音樂，美麗大方的新加坡僑民陳慧珊博士。他曾建議我，要在倫敦發揮力量，就需和當地宗教的領導人來往。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廣結善緣，所以在他的促成下，我和倫敦各宗教代表，在電視上進行了一場「與全英各宗教代表之和平對話」。由於陳慧珊小姐的表現優秀，後來倪世健到台灣佛光會中華總會服務的那一段時期，會長一職就委由他擔任了。

音樂素養深厚的陳慧珊，博士論文寫的是《佛光山梵唄源流與中國大陸佛教梵唄之關係》，還多次參與我們所舉辦的大型音樂活動。例如：一九九九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在歐洲巡迴演出，於倫敦皇家劇院的演出造成轟動，他也是幕後的功臣之一；二○○三年起，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辦「人間音緣徵曲比賽」，在世界各地廣為徵曲，他不但積極邀請當地的作曲家參與，並發心負起參賽歌曲的評鑑工作。甚至二○○九年，首屆「歐洲人間音緣歌曲創作比賽」在倫敦斯坦納劇院（Rudolf Steiner House）舉行總決賽，他也都熱心參與籌備工作。

一般來說，和英國人打交道並不容易成為朋友，不過一旦成為朋友，就很長久。多年來，倫敦佛光山在滿讓、覺彥、覺如等法師的帶領之下，也讓社區乃至市政府對我們釋出了善意。例如：一九九六年，西敏市市長大衛（Robert David）將浴佛節訂為唐人街的公定假日，之後每年倫敦佛光山都應邀在倫敦市中心舉辦全英國最大的佛誕節慶祝活動；二○○五年起，每年更受邀出席倫敦西敏市的「年度跨宗教感恩晚禱會」。甚至二○○八年，覺彥法師還成為英國皇家軍事弘法佛教領袖執行委員；二○○九年，倫敦佛光山成為西敏市跨宗教委員之一；二○一一年，西敏市署理市長馬歇爾（Dr. Harvey Marshall）特地來到台灣，出席在佛陀紀念館舉行的「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等。

尤其今年（二○一二）在倫敦盛大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覺如和覺芸兩位法師從二十五萬位義工申請人當中脫穎而出，成為五十六位宗教輔導師中，僅有的兩位漢傳佛教代表，得以在選手村裡為選手們服務，更是難能可貴。

今年適逢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六十週年，當倫敦佛光山住持覺如法師向我提起此事時，為了感謝女王在英國推行多元文化、融和各民族，使得佛光可以普照當地信眾，我特地請他代表我前往白金漢宮贈送一筆字書法「仁政仁心」；當時由總書記山達馬斯先生（Christopher Sandamas）代表女王接受。

當然，在英國，除了倫敦佛光山之外，一九九三年在信徒陳慧蓮等人的邀請之下，我們也於英國第二大城，距離倫敦約三百公里外的曼徹斯特市成立了「曼城佛光山」道場。曼徹斯特佛光山所在的建築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原本是為了紀念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而建的一所公立民眾圖書館，後來改辦專校，當初賣方出售的唯一條件是必須辦教育，這正好符合我們以文化、教育弘揚佛法的理念，他也就歡喜地將建築出讓給我們了。此後，在覺燈、妙恆、妙訓法師等人的帶領下，道場文教活動興盛，果然是不負眾望。

說起英國的特色，它在歐洲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向來的表現都不是很合群，例如一九九九年「歐元區」成型後，其他「歐盟」成員國都紛紛加入，而英國仍然使用英鎊。不過，英國在十九世紀時殖民地遍布全球的雄風雖已不在，但是到處都是名勝古蹟，紳士淑女親切有禮，文化水平很高，也真不愧昔日「日不落國」的美譽了。

比利時

位於西歐的比利時，是一個多語系國家，主要語言為法語及荷蘭語，而英語在當地也能通行。擁有世界密度最高的鐵路交通，乘坐火車就能到達各處小鎮的比利時，在工業及科技方面也占有全球一席之地。

說起我與比利時佛教的因緣，最早是一九九○年到歐洲各地考察途經比利時。記得那一天的行程，早上在荷蘭，中午前往比利時，晚上到達法國，真可謂走馬看花，不過我還是有緣一睹首都布魯塞爾地標「尿尿小童」（Manneken Pis）的真面目。那是觀光客不願錯過的景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恐怖分子準備炸毀市議會，恰巧引信被這位五歲小孩撒尿而熄火，無心之舉拯救了數以萬計的人民，後人為了紀念他的恩德，便樹立了這座銅像。

之後就是一九九四年，我在荷蘭瑪肯帝音樂廳，主持佛光會荷蘭協會和比利時協會成立大會，而與比利時信眾結下緣分。相繼地，一九九七年我又應信眾之邀，在比利時第二大城安特衛普主持安特衛普協會成立大會。不久，佛光山派駐當地的依照法師，在胡振興、陳瑞英伉儷以及協會會長陳瑞鳳居士等人的協助之下，終於讓比利時佛光人在唐人街擁有了一棟四層樓的慧命之家，並於隔年舉行落成啟用典禮。一九九九年我率領梵唄讚頌團前往歐洲巡迴演出時，也把比利時列為其中一站。

比利時佛光山位於安特衛普市中心，距離火車站只需五分鐘腳程，交通非常便利。據悉，當年僑界獲知法院要拍賣這棟房子，都爭相參與競標，最終是陳瑞英女士一句「寺院從事公益慈善，以普利大眾為業」，感動所有競標者，紛紛退出競標，轉而支持我們標得房屋，設立道場。

據統計，安特衛普市有三萬多名猶太人，是世界上猶太人口最多的都市之一，加上大量移民潮的進入，使得當地文化多元豐富。因此，每年比利時佛光山與安特衛普市政府合辦「浴佛祈福法會暨園遊會」，都有近千人參加，甚至不同民族的當地人士也都穿著傳統服裝，組團前來參加遊行。另外，自二○○六年起，安特衛普市政府舉辦的「各宗教巡迴參訪團」，比利時佛光山也被指定為宗教參訪場所。

目前道場由徒眾妙諦領導，除了例行的法會，也辦有中文班、佛學班、繪畫班、烹飪班等社教課程，可以說，道場的規模雖小，但是也為人間佛教在比利時的弘揚播下了一點因緣。

荷蘭

過去乘坐飛機到歐洲訪問，因為華航與荷蘭航空有往來關係，所以第一站都是先到荷蘭，而抵達荷蘭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在清晨，所以下了飛機之後，我們就到羅輔聞居士在中國城開設的飯店用早餐。不過當時彼此都還互不認識，只覺得與這家飯店很有緣分，因為裡頭竟然供有韋馱菩薩，好像是一間寺廟。

多年後，我到巴黎弘法，才聽巴黎協會的江基民會長說起，多少年來，羅輔聞先生已經找過我們多次，希望佛光山能到荷蘭建寺院，並且已透過朋友阿姆斯特丹華商會會長文俱武先生，向荷蘭政府申請了一塊土地。但是我心裡想，歐洲那麼遙遠，尤其當時佛光山也還沒有國際化的力量，到荷蘭建寺院實在不敢想，所以之後有一段時間，我都沒有再關心這件事情。

後來聽說大陸、台灣其他的教派，例如真佛宗等，都曾向羅居士爭取這一塊土地，但是他都給予拒絕，並表明這一塊地只有給正派的佛光山才可以。當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心裡覺得很感動，因此當我再到歐洲弘法時，就特別注意他的意見。

在依照法師和江基民會長的陪同下，我們一樣是在羅輔聞居士的餐館用餐，這也是我們首度的見面。這一次，羅居士親自接待我們，同時帶領我們巡視建寺預定地，一談投機，我就決心在荷蘭建寺了。

最後讓我決定在荷蘭建寺院的主要原因，是羅輔聞告訴我荷蘭沒有佛教、沒有出家人，有一位旅居荷蘭的老太太死前跟兒子說，沒有佛教人士替他誦經，死在荷蘭實在不甘心。這個兒子聽了以後，引以為憾，但聽說羅輔聞有一卷《普門品》，就特地找他去誦念。雖然他一再說自己不是出家人，不會念經，但是經不起老太太的兒女誠意糾纏，還是勉強答應，跑了去為老人家誦一部經。

羅輔聞說，當時他拿起經本，就像宣讀聖旨一樣地念誦。就因為這一段話讓我深受感動，感受到一個中國人居住在海外，沒有佛教信仰的痛苦，而決心要為他們建一座中國寺廟。

談話中，他還告訴我一段奇妙的人生際遇。一九四五年，就在抗戰即將勝利時，羅輔聞十八歲，是國軍的情報員。有一天，奉命從重慶飛行到浙江轟炸錢塘江的大橋。三更半夜，他和同事黃沛堂少尉駕機出任務，原本已從偵察機頂頭射出兩枚炸彈，但因覺得不夠理想，又再回航。可是卻在這時被敵軍給發現，以高射炮猛烈射擊，忽地，兩人的駕駛座被擊中著火，在倉皇之中，只得跳傘逃生。

途中，黃少尉被追趕的日本兵一槍打死，他則逃進了一座荒廢的寺廟──紹興「東岳寺」，並躲進一尊韋馱菩薩像石雕後方。

這時日本兵依然窮追不捨，大隊人馬追到了寺內，揮舞著刺刀搜查，甚至以狼犬聞嗅找尋，當時他心裡已經不存生還的希望，可是沒想到，因為官兵遍尋不著他的下落，轉頭就走了。在耳朵貼地傾聽，確認日本兵走遠之後，他摸黑走到了大雄寶殿，在佛陀座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才安心地睡去。

隔天清晨一覺醒來，聽到牆外有中國人講話的聲音，知道那是忠勇的救國軍來了，才敢肯定自己得救。可是他心裡卻很納悶，昨天晚上日本官兵亂刀揮舞，為何自己能不被刺刀刺中？於是就再回到韋馱菩薩像旁一探究竟。這一看，發現菩薩像嵌在石壁上，這樣的雕刻手法，恐怕連螞蟻都爬不進去，為何他能進去？直到現在他還是想不透。

國共戰爭之際，他來到了台灣。世事難料，正當越南處於南、北分裂局面時，他又被奉派到越南任職。臨行前，一位在台北辦理《朝明晚報》的王海濤先生送給他一本《普門品》，並且告訴他，遇到危難時，可以誦念這部經。他照著這番話做，果然在越南的十一年中，雖也出生入死，最後都能平安度過。

回台後，他又外調到荷蘭從事外交工作，退役後便定居荷蘭。想到當初韋馱菩薩曾救過他一命，再想到小時候母親帶他看戲，戲中有一句台詞說︰「重修寺廟，再塑金身。」於是就請了一尊韋馱像供在自己經營的飯店裡。後來因為生病，無力經營，決定將飯店出售時，他唯一的條件就只是對方要能繼續供奉韋馱菩薩。

在荷蘭的期間，他先後中風，半身不遂，甚至罹患嚴重肺結核、高血壓，但都很快地就痊癒。不過有一次因病開刀，血壓陡降到五十左右，始終無法回升，就在彌留狀態時，他聽到太太劉美珍哭求醫生挽救，醫生說：「我們已經盡全力，除非奇蹟出現！」聽到「奇蹟」兩個字，他的太太靈機一動，想到過去韋馱菩薩曾經救過他，趕緊叫兒子再到飯店把韋馱菩薩請回來拜。不可思議地，驟降的血壓竟然慢慢回升，人也漸漸醒過來，於是他再一次從死亡邊緣撿回了一條命。

聽了羅居士的故事之後，再看看飯店裡供奉的韋馱菩薩，忽然想起自己過去到荷蘭時，曾經在這家飯店用過早餐。沒想到今日竟然重返舊地，讓人不禁覺得因緣際會不可思議。

經過這次見面，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八月十七日，我親赴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主持奠基典禮。當天阿姆斯特丹副市長方德阿先生（Van De Aar）並代表荷蘭政府表示歡迎佛光山之意。

此後，四年的籌建期，在文俱武、陳木南、羅輔聞、林清池、畢傳有、馮瑞昌、羅伯芳斯（Rob Fens）等百千信徒的大力護持之下，二○○○年九月十五日荷華寺終於落成，首任住持由依照法師擔任。

落成啟用典禮由時任佛光山住持的心定和尚主持，當天，荷蘭女王碧雅翠絲（Her Majesty Beatrix）在國際佛光會荷蘭協會文俱武會長聯合僑界邀請之下，也親臨現場剪綵。由於寺院所在的善德街，地處紅燈區，並且是販毒及吸毒的溫床，女王致詞時感慨表示，自己已經四十多年沒有到過善德街，現在有了佛寺才敢再來。

「荷華寺」的命名，取意於希望佛法能在「荷」蘭開「華」結果，同時為了藉此促進亞歐文化交流，在荷蘭政府登記時，又命名為「荷蘭國際佛教促進會」。寺中的設施功能多元，除了具備傳統寺院提供信徒禮佛共修的功能之外，更設置了教室、會議室、閱覽室、活動中心等，以利文教推廣的需要，讓寺院成為信徒一生修身養性、淨化心靈的信仰所在。

寺院落成之後，二○○四年十一月初，我終於有因緣一睹荷華寺的建設，在來去匆匆的行程中，我還主持了一場佛學講座，講題為「自覺與行佛」。

自從荷華寺展開弘法後，便受到荷蘭政府的肯定，二○○五年荷蘭佛教廣播協會還特地到荷華寺拍攝我們在歐洲的弘法概況，並且出版《淨土──阿姆斯特丹》紀錄片，作為阿姆斯特丹中國文化節的一項成果展示；二○○七年，即將於翌年舉行的北京奧運聖火經過荷蘭時，也來到了荷華寺。

荷華寺建寺期間，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先生訪問阿姆斯特丹，也曾到訪我們的寺院，對於幾位比丘尼，如：依照、覺能等，在那裡奮鬥打拚的情形留下深刻印象，日後幾次在佛光山舉行的會議活動上，他都不忘提起當年的感動。

荷華寺是佛光山在歐洲第一座具有中國寺院型態的道場，雖然靠近紅燈區，卻猶如出汙泥而不染的淨蓮，提供了市民精神充實的資糧。可以說，當年荷華寺的啟建，讓佛光山的歐洲弘法之路邁向了新階段。

德國

德國人性好沉思，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崇尚佛教的國家，尤其研究佛學的風氣興盛，早年佛光山成立英文佛學班，曾經邀請印度國際大學（University of Visva-Bharati）穆克基教授（Biswadeb Mukherjee）上山授課一年，他也就是在德國漢堡大學取得佛學博士學位的學者。

不過，在德國由於亞裔的佛教徒大部分都是來自越南、高棉、寮國，因此佛教信仰仍以南傳佛教為主。其後，藏傳佛教才隨之在當地展開。但是北傳的大乘佛教則是一直到了一九九二年，佛光山在德國成立道場及佛光會，才首度傳入德國。

說到柏林佛光山的啟建，一九九二年先有弟子滿徹隻身前往柏林弘法。當初在德國，一個信徒也沒有，一來要了解德國的風情，二來要尋找道場的位址，所以他每天都抱著一尊佛像在街頭流浪，靠著堅定的信仰支持，皇天不負苦心人，才終於租用到一間小公寓成立道場。

經過三次的搬遷之後，道場於一九九八年遷到現址，在信眾的邀請下，隔年我也親自前往主持開光啟用典禮，同時宣布柏林佛光山為歐洲總部的所在地。

柏林佛光山的成立也是眾緣所成，而其中主要的推手當屬國際佛光會柏林協會顧問丁張貴珠女士了。早年他跟隨先生丁文龍到德國創業，在柏林開設餐廳，成為第一批創業有成的華僑商人。為了道場的籌設，丁張貴珠不但出錢出力，一家人包括兒子丁政國、媳婦丁李燕燕也都成為建寺委員。甚至後來丁政國居士在眾人的推選之下，還當上柏林協會會長。

丁政國居士是柏林地區著名的「龍門素食餐廳」老闆，在全球金融風暴時，他的餐廳能安然度過難關，據他表示，是自己把參與道場大型活動所學的組織能力，用在經營餐館上，也就顯得小事一樁。令人佩服的，他說開設素食餐館是理想，只為了希望更多人能吃得健康、長養慈悲心，並不是全以利益為目的。直到現在，他已升任督導，仍經常在道場裡穿梭，對於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別無揀擇地承擔下來，可說是信眾的模範了。

德國人歡喜聽聞佛法，記得一九九四年八月，我在柏林國家博物館為柏林協會主持授證典禮之後，又主持了一場佛學講座，講題為「佛教的真理是什麼」，四百多位聽眾當中，德籍人士就占了一半。當時，大家要求不要用英文翻譯，我就請了柏林佛光會創會會長車慧文博士為我翻譯成德文。

車慧文女士在柏林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是柏林中華婦女會的會長，在德國多所大學任教，他曾發心將我《心甘情願》等著作翻譯成德文，每有法師舉行佛學講座，他也都歡喜擔任即席德語翻譯。

那麼，自佛光會成立以後，會員大眾便積極投入社會服務工作，漸漸地也受到各界的肯定，一九九六年柏林協會十位代表還應總統賀隆（Roman Herzog）之邀，到總統官邸參加文化活動，成為華人團體首度獲得的殊榮。

尤其多年來，柏林佛光山一直在當地從事文化交流的工作，現在已經被政府列為文化參觀處，也是當地中小學及教師經常參訪的寺院，甚至市府還將佛教納入中小學必修課程，經常在柏林佛光山舉辦佛教師資培訓營。

為了配合歐洲人對藝術文化的喜好，柏林佛光山陸續以各種活動接引當地人士學佛，諸如：舉辦佛教文物展、三十三觀音特展、「雲水三千」弘法攝影展、人間佛教系列德文學術會議及佛學禪修營等，並以「佛門開放的一天」敦親睦鄰，為訪客做殿堂巡禮、禪修入門講解及座談，吸引了上千位德籍人士到訪；從二○○四年起，柏林佛光山舉行的短期出家修道會，更創下歐洲佛教史上的新紀錄，有來自歐洲十三個國家一四四位中、德、法、奧、英籍的戒子同霑法益，課程以中、英語同步進行。

在柏林，還有一件令我難忘的事，一九九九年我率領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前往歐洲巡迴演出，九月二十一日忽然傳來台灣發生大地震的消息，獲悉重大災變，我立刻指示於柏林佛光山成立「救災辦事處」，展開動員全球佛光人聯手救助台灣的工作；當時，分處五大洲的佛光人無不發揮慈悲愛心，投入募款賑災活動，所謂「愛心無國界」的精神，讓人深深感佩。

猶記得隨團演奏的台北市立國樂團團員聽聞台灣災情慘重，人心惶惶，幾經聯絡得知家人平安，都覺得是發心參與演奏的功德，因此一個個地都參加了之後我在歐洲各國主持的皈依典禮，成為佛教徒。

去一趟歐洲，路途遙遠，並不容易，自一九九九年與柏林信眾闊別之後，再見面已是五年後的事情，二○○四年，我應讀者與信眾的盛情邀約，才又前往柏林佛光山出席「與大師有約」讀者座談會，和六百多位讀者見面。

雖說人間佛教在德國的起步較晚，但是二十年來，在滿徹、妙希、妙祥、永超、妙衍等僧信大眾的播種之下，寺院本土化已經略有所成。例如：國際佛光會柏林協會的會長選舉中，曾選出德籍會長連斯（Linse）及沃夫岡（Wolfgang），也產生了第一位德籍檀講師伯托（Roland Berthold），他在萊比錫國際書展（Leipzig Book Fair）中，多次朗讀我的德文書籍，更協助將我的許多人間佛教著作翻譯成德文；甚至佛光會非漢語系的代表海菲爾醫生（Haefele），也多次代表參加宗教對話，並且在校園裡講述基礎佛學。

除了柏林佛光山之外，二○○四年我也為坐落於法蘭克福市中心的法蘭克福佛光山，主持開光典禮及舉辦佛學講座。現在法蘭克福佛光山不僅是人間佛教在德國弘揚的據點，也是協助台灣辦事處服務僑胞之所。尤其全世界規模最大，已舉辦六十四屆的「法蘭克福書展」，佛光文化連續十三年受邀參展，當地徒眾每每以我的著作各國譯本於書攤上推廣，據悉也獲得民眾廣大的回響。這當中，文藻語專出身，熟諳德語的妙祥法師可以說頗有功勞，在他的穿針引線之下，德國當地出版社‭ ‬Schirner、Goethe 和‭ ‬Kreuz 還為我出版了德文《佛光菜根譚》、《人間佛教經證》、《迷悟之間》等書。

其實，在德國，我們應信眾的邀請，也曾於北部的漢堡、西部萊茵河畔的杜賽道夫以及南部的慕尼黑，設有小型的布教所及佛堂，這也都是為當地華人及德國社會播下學佛因緣的方便。

德國的柏林圍牆已經倒塌，東西德終於和平統一，希望人間佛教在德國的弘揚，也能進一步打破人心的藩籬，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瑞士

地處歐洲中央，素有「歐洲十字路口」之稱的瑞士，是一個湖光山色的國家，全國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將近四十座，大大小小的湖泊更是遍布全境，尤其以發展精密工業、鐘錶製造業聞名，像眾所周知的勞力士錶就是產自當地。不過瑞士的好錶都是外銷，當地人民生活很簡樸，戴的都是廉價錶。

目前，瑞士佛光山所在的位置是瑞士重要都市之一的琉森市（Luzern）。在還沒有設立道場之前，一九九二年佛光會瑞士協會首先成立，後來在依照法師與何振威顧問、關湖會長等人的協助下，於哥爾芬根鎮（Gelfingen）租下了一間舊鋸木工廠作為佛堂，歷經四年向政府申請，一九九六年終於正式取得批准成立道場；同年，我前往瑞士主持佛學講座及皈依典禮時，將道場命名為「瑞士佛光山」。

何振威居士是華人聯合會會長，他曾對我說，他們全家所以能夠在越戰時移民到瑞士，幸虧是自己有個智障的兒子，才優先獲得瑞士政府的批准。

瑞士政府對於難民的收容，不同於其他國家都是挑選菁英人才，尤其負擔愈少愈好，它特別申明只收容家中有殘疾成員的家庭，每個月還可以領到政府的特殊教育補助津貼。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人世間遭遇的好好壞壞都是沒有絕對，如同何居士的兒子，不就是他們家中的菩薩嗎？

自從瑞士佛光山成立以後，多年來，覺如、覺心等徒眾積極以素食、禪修及文化展覽度眾。例如：二○○五年，於蘇黎世萬麗飯店（Renaissance Zurich Hotel）舉辦的慈善齋宴，吸引了上百位瑞士人首次品嘗佛教素食；隔年，於蘇黎世著名的里特堡博物館（Rietberg Museum），舉辦中德文「詩與禪」文化活動，也讓與會人士頗為驚奇。

那麼，在瑞士第一間道場成立之後，相隔十年，二○○六年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也相繼落成。關於日內瓦會議中心的啟建，源於二○○四年瑞士佛光山在日內瓦參加書展，當時覺如法師巧遇國際佛教學府成員福瑞女士（Nicola Furey），向他提起日內瓦政府撥出一塊土地給他們作為國際佛教用地，但如果年底興建期內無法履行計畫，就必須歸還；由於組織遇到困難，聽說佛光山是個服務社會、弘化全球的寺院，國際佛光會又是‭ ‬NGO 非政府組織成員，所以希望我們能協助接管。

最後在寸土寸金的日內瓦，州政府同意簽下五十年使用權合約，租借這個地方給我們興建會議中心，也算是對我們的一種肯定了。

日內瓦是一個國際組織林立的地方，有「和平之都」的美譽，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就位於日內瓦四十五個區域的盛大山功力區（Grand Saconnex），距離聯合國駐歐洲總部、Palexpo 國際展覽館中心只要十五分鐘路程，附近還有日內瓦國際機場，是一個交通很方便的地點。

二○○六年六月，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完工，我應邀主持開光落成典禮，當天貴賓雲集，除了日內瓦州長慕提諾（Laurent Moutinot）、日內瓦聖彼得大教堂主事史密德牧師（Pasteur Schmid）等當地政要及宗教團體代表參加，台灣駐日內瓦代表處處長沈呂巡、高雄縣長楊秋興率領的市政考察團，以及大陸駐瑞士大使朱邦造等人也都一同出席。

此行，我還前往日內瓦聯合國國際會議中心做了一場專題演講，講題為「融和與和平」，現場以英語、德語、廣東話同步翻譯，並以遠距視訊，同時在台灣、香港、新加坡、菲律賓、巴西、關島與瑞典等定點做轉播。當時，我以佛教的觀點提出包容觀、無我觀、平等觀、慈悲觀等四點看法。另外，我也受邀到世界十大名校之一，有一五○年歷史的愛因斯坦母校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講演，主題同為「融和與和平」，現場年輕學生提問踴躍，展現出歐洲人喜好思考的性格。

二○○六年，歐洲總部由柏林遷移到日內瓦會議中心，常住調派滿謙法師前往擔任歐洲地區總住持一職，因為路程遙遠，不克往還，當年我就在「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上為他布達。他就任後積極推動各項文教活動，隔年率領覺彥法師等人在日內瓦會議中心承辦「國際佛光青年幹部會議」，有來自台灣、香港、日本、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巴西、南非以及歐洲各國等二十多個國家，兩百位青年參加。

另外，二○○八年起，歐洲各道場及協會聯合主辦「日日是好日──茶禪悅樂」心靈饗宴活動，從日內瓦總部出發，在歐洲十一個主要城市舉辦了將近四十個場次，有超過三千人參加，其中當地人就占了一半以上。由此，我想「茶」與「禪」是成功搭起文化交流的橋梁了。

有鑑於日內瓦人民都有為人類的和平、團結而奮鬥的心願，因此，希望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能夠持續響應聯合國促進「世界和平」的宗旨，以人間佛教致力於世界的和平！

奧地利

過去由於移民潮，使得世界到處都有中國人，但是移民卻不一定日子都過得很好，有的人不得志，有的人不如意，如何讓佛法充實大家的內心世界，也就更為重要了。尤其奧地利維也納是一個人傑地靈的地方，也是很多音樂家、藝術家的故鄉，如果再有佛法的陶冶，人的精神內涵必定更為豐富。

說起維也納佛光山在當地建設的起始，一九九六年，適逢奧地利建國一千年之際，我到維也納弘法，在希爾頓飯店的禮堂裡，為信眾主持了一場皈依典禮和佛學講座。之後，一位信眾洪梓源居士表達了想要提供場地，作為大眾共修之處的心意。見他誠意殷殷，我們也就同意了。在簡單的裝修之後，不久，「奧地利維也納布教所」正式成立。當時，佛堂規模雖小，但簡單莊嚴，每每共修集會，總是擠得水洩不通。

逐漸地，由於信徒人數增加，空間已顯不足，只有先作租賃的打算，再一面找尋建寺土地。一九九八年租屋啟用，經由奧地利政府審核通過，維也納佛光山成為當地唯一正式核准的正信中國佛教寺院。一年後，我率領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到歐洲巡迴演出，首演在維也納，同時也主持了佛光會維也納協會成立大會，首任會長由朱俊宇先生擔任。到了這個時候的奧地利，如人之兩臂、鳥之雙翼，相輔相成的僧信組織都建立了。

在多年的尋覓土地之後，二○○四年，維也納佛光山終於舉行奠基灑淨典禮。典禮上，我對與會的信徒說：「雖然今天僅是小小的奠基典禮，但力量不可小視，因為，這將是未來奧地利宗教發展史、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就像阿姆斯壯登陸月球，雖然只是踏出一小步，卻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步。」帶著這一份創造佛教歷史的使命感，僧信四眾日後無不兢兢業業於建寺工程。

這一趟行程，我也應奧地利「全球能源獎」（Energy Globe Award）主辦單位邀請，頒發「地」獎項，並代表亞洲及文化團體，以「人類與地球同體共生」為主題，發表有關佛教的地球生命觀與環保觀演說。典禮全程由奧地利國家電視台‭ ‬ORF 錄影，向全球做轉播。

建寺的這一段時期，除了滿謙、覺容、如群等徒眾投入工程籌備，更是少不了信眾的護持。例如：一九九一年就與佛光山結緣的佛光會維也納協會理事邱鈺雯，可以說始終護持道場不遺餘力。十餘年前，遭逢先生飛機失事往生後，他化悲傷為力量，積極投入佛光會籌備及道場建設事宜，為了讓更多人學佛，甚至從自己以往雇用的員工開始，一一打電話鼓勵他們到道場參與活動。一路來，儘管事業忙碌，幾乎全年無休，但是對於道場的需要，他卻是有求必到，在他認為：「只要有心就不難！」對於信仰的堅定令人動容。

終於，在信眾十五年漫長的引頸企盼之下，二○一○年十一月維也納佛光山落成開光了。由於我弘法行程匆匆，不克前往，便錄製了簡短談話，給予信眾祝福，並委由心定和尚代表主持。據聞此次落成，受到奧地利當地媒體矚目，踞龍頭地位的《新聞報》、《標準報》、《地鐵報》、《今日報》等，都大篇幅地報導相關新聞。尤其國家第二電視台‭ ‬ORF‭ ‬還出動人馬拍攝，於中午精華時段的《世界宗教》節目，播出半小時專題報導。

同時，我的「一筆字」書法展也在妙祥、滿綸法師，及所有佛光人的籌劃安排下，順利於維也納聯合國總部及奧地利國家美術館（Oesterreichische Galerie Belvedere）展覽，創下佛教文化首度在該館展出的紀錄。

由於維也納素有「音樂之都」之稱，所以，坐落於全球知名市區的維也納佛光山，在道場規劃設計時，我特別提出要有「音樂教室」的構想，希望以當地最熟悉的音樂來接引當地人士。現在，徒眾們也都不負當初的理念，陸續舉辦了多場音樂會及鋼琴學習營。期望未來維也納佛光山能再為奧地利佛教的發展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葡萄牙

說起佛光山在葡萄牙的弘法，一九九六年佛光會里斯本協會成立之後，由於信眾求法心切，經由顧問莊傳成伉儷發心捐贈四十平方米的住屋，成立「葡萄牙布教所」，大家才有了聚會共修的據點。不過最初沒有法師駐錫，歐洲其他道場的法師也只能每月前往主持一次共修會，因此其他的三個星期，莊顧問閤家及閻洪玉雪顧問全家便主動發心領導大家跟隨錄音帶共修，會後並聆聽或觀賞我講話的錄音帶、錄影帶。

莊傳成顧問一家都是虔誠的佛教徒，護持道場甚力，女兒莊寅彩後來也榮膺協會會長。佛光會剛成立的時候，他們為了凝聚信眾，每個星期都主動以電話聯絡大家到佛堂共修，法會結束，又把所有人接送到自家開設的餐廳，以素齋結緣，最後還不辭路途奔波，一一送每個人回家。許多人被他們的身教言行感動，見識到佛光人的發心，都陸續加入佛光會，也因此開啟了人間佛教在葡萄牙的弘法因緣。

幾年後，由於信眾人數增加，共修空間不足，幾經尋覓，終於在首都里斯本，一九九八年世界博覽會館旁的‭ ‬Centieira 街，找到了現址，二○○四年四月由心定和尚主持落成啟用儀式。

同年十一月，我應信眾邀請，生平第一次踏上葡萄牙的國土，在薩納飯店（Sana Hotel）舉行了一場佛學講座；場地雖然不大，信眾聞法的熱情卻不減，當天湧進了四百多位聽眾，有一半是葡國本土人士。甚至講座前，葡萄牙國家電視台、廣播電台、各大報社等十餘家媒體，有感於我弘揚人間佛教，讓佛教走向人間化的理念，很能適應現代人心所需，還特別安排了一場記者會。

我在葡萄牙停留的時間只有兩天，但是當地信眾為了盡地主之誼，還是抓緊時間安排了市區導覽（City Tour），帶領我參觀老城羅西歐廣場（Rossio Square）及貝倫區（Belem）的貝倫塔和航海紀念碑。尤其此行他們還送了我十二隻葡國的吉祥物──公雞，據說這是源於過去一位朝聖者被誤認是小偷，遭受死刑的判決，當他求見法官時，向法官表示：「如果您晚餐中的烤雞復活啼叫，就代表我是清白的！」沒想到，這不可思議的事情果然發生，終使得他免於一死；從此，雞子也就成了葡萄牙的吉祥象徵。

現在葡萄牙佛光山平日除了道場的例行活動，也積極投入慈善關懷和社會服務。過去幾年，在佛光協會金毅督導的帶領下，每當葡萄牙發生重大災難，諸如：二○○三年葡萄牙因氣候異常引發的森林大火，乃至二○一○年葡萄牙屬地馬德拉島遭受十七年來最大的暴風雨等，葡萄牙佛光人無不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發起救災募款活動。除此之外，每年都由協會舉辦寒冬送暖活動，關懷里斯本各地的孤兒院、孤獨老人以及流浪漢，並且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募款，以幫助改善貧困國家兒童的生活。

為了幫助葡萄牙移民提升語言水平，以便融入當地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甚至申請永久居留或考取葡籍，里斯本協會還特地向歐盟蘇格拉底教育計畫單位及葡萄牙移民署，申請語言學習經費補助，駐葡萄牙執行單位‭ ‬PPT 也派了兩位葡文師資，以半年時間提供學習課程，目前已有一百多人受惠。

另外，道場每週定期舉辦的葡文讀書會，參加的人數雖然不是最多，卻都是各專業領域有心研究人間佛教的人士，其中有佛教聯合會的主席、貨幣廠的總裁、流浪漢之家的主席以及當地大學的教授等等。尤其這個讀書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他們不僅聚會研討佛法，並且一面進行翻譯工作，我幾本葡國語法的葡文譯著，如：Conceitos Fudamentais do Budismo（《佛法概論》）、Budismo Signficados Profundos（《佛教教理》），就是他們從我巴西葡文譯著翻譯過來的。對於他們每個星期不辭舟車勞頓，甚至風雨無阻地往返參加讀書會，也讓我覺得精神可嘉。

當然人間佛教在葡萄牙的發展，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但是在佛光人的集體創作下，葡萄牙佛光山也逐漸受到了社會和其他宗教團體的肯定，例如葡萄牙清真寺建寺二十五週年時，特別邀請覺心法師去參加紀念活動，成為唯一受邀的佛教團體；這麼說來，人間佛教在葡萄牙的弘揚也算是跨出一大步了。

西班牙

回想起一九九四年，由於我在荷蘭歐華年會上開示的因緣，結識了信仰天主教的僑選立委王鼎熹、吳金蘭伉儷，從此兩人就與佛光山結下了深厚的法緣，吳金蘭女士更成為人間佛教在西班牙弘法的先鋒。據吳會長的說法，當初是被我的開示所感動，所以向我提出讓佛法流布西班牙的心願。感動於他們求法的真誠，我隨即交付給他成立佛光會的任務，並請他擔任創會會長。

那時，他對於佛光會這個組織完全不了解，面對突如其來的任務，有些惶恐，但是在使命感的驅使之下，還是一頭栽進籌備工作，很快地，馬德里佛光協會便成立了。往後，為了讓會員們能有一處集會共修的地方，他也主動提供了一間佛堂作為共修之所。

為了感念他的發心，一九九六年我在前往法國巴黎主持「國際佛光會第五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時，特地前往西班牙為馬德里協會的成立授證，會後並為當地信眾主持了一場佛學講座及皈依三寶典禮。當時前來觀禮的台北駐西班牙大使章德惠先生特地帶來了兩封賀函，一為正在美國亞特蘭大城，代表西班牙參加奧運殘障運動會各項儀式的愛蓮娜及克里斯汀娜公主的祝賀，另一為因事錯過大會的西班牙駐台北商務辦事處路培基主任的慶賀。

今年，在台灣舉行的「國際佛光會第十四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年近八十的吳金蘭女士，仍不辭飛行辛勞，千里迢迢地來到佛光山參加大會。閉幕典禮上，他送了我一個金製的法物；實在說，我並不在意他送了我什麼，但是他對於信仰的堅定及護法的懇切，我則已認為是超越物質的價值了。

說起一九九六年那一次西班牙弘法行，除了為馬德里協會授證，巴塞隆納協會也在會長林隆勢的領導下成立。不久，又有蕭木樑伉儷提供個人於‭ ‬Nicaragua 街的住宅作為共修場所，「巴塞隆納布教所」因而成立。此後，即使法師只能一、兩個月到當地弘法一次，林隆勢會長都因為「受法師之託照顧佛堂」的承諾，引領會員聆聽錄音帶共修，甚至當大家都無法來時，就一個人精進修持。尤其在《人間福報》創刊後，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人間佛教，不懂美工的他，還親自剪貼報紙，印製成《佛光世紀》，發送到各地。

可以說，西班牙雖然地處偏遠，但是由於會員信眾一如吳金蘭、林隆勢督導信心堅固，所以在十多年覓地建寺的等待之後，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位於馬德里市區的西班牙佛光山，在妙訓、如海法師帶領信眾共同努力下，終於落成啟用。

落成典禮由佛光山住持心培和尚主持，有馬德里警察總局長卡馬喬（Camacho）、大陸駐西班牙大使朱邦造、塞戈維亞省巴爾未爾德‧莫哈諾市長勞倫特（Rafael Casado Llorente），以及來自歐洲各地的六百位信眾共襄盛舉。西班牙當地‭ ‬Diagonal 電視台及《華商報》、《中國報》、《歐華時報》等二十餘家媒體記者也都前來採訪報導。

這幾年在會員信眾的齊心努力之下，現在西班牙佛光山受到了當地社區的肯定，例如馬德里強貝理區（Chamberi）文化服務部主辦的「二○一二年社區兒童文化日」活動，為了讓社區青少年認識東方文化，也力邀西班牙佛光山前往參加，由監寺妙多法師帶領了馬德里佛光青年團響應這次活動。

雖然與歐洲許多道場比起來，西班牙佛光山不大，但也為人間佛教在西班牙的發展播下了種子。

義大利

說到義大利，就要說起位於首都羅馬的梵蒂岡，面積雖小，只有四十四公頃，卻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它在一九二九年成為政教分離，不受義大利管轄的獨立國家，內政全由神父組成的委員會「羅馬教廷」負責，各國也都派有「教廷大使」。一三二公尺高，舉世聞名的聖彼得大教堂，是梵蒂岡的行政中心，廣場可以容納將近二十萬人。

在台灣，我和天主教的往來頻繁，尤其和單國璽樞機主教有深厚的友誼，每當有天主教的貴賓造訪高雄，他都會安排大家到佛光山參訪。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我更在單樞機主教的促成下，搭機前往梵蒂岡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進行宗教對話。

那一天，我們在教宗的私人書房見面。年近八十的教宗，和藹慈祥，對於我的談話，總是適時點頭回應，甚至當我就宗教融和的問題，向他提出五項建議時，教宗聽後也表示贊同，並表達會將建議轉由相關單位研究。

當時我提出的建言有：一、請教宗登高一呼，聯合世界各個宗教成立「國際宗教聯誼會」；二、邀請教宗到亞洲牧靈訪問時順道訪問台灣；三、日後佛光山和教廷加強交流；四、佛光大學與南華大學，願與梵蒂岡或羅馬的圖書館辦理圖書交換，並提供教廷或義大利大學推薦的學者和學生做研究或選課就讀的一切協助；五、二校可承辦天主教委託的各項宗教會議，或「宗教與高等教育研討會」。

這一次會面，我送給教宗一尊觀世音菩薩，推崇教宗對於世界和平的貢獻，教宗則以梵蒂岡的紀念幣相贈，並表示希望有機會到台灣訪問。

宗教融和一直以來都是我積極推動的工作，我認為，宗教之間雖然教主、教義不同，但是教徒卻可以相互往來交流；此次和教宗的會面，可以說為宗教的互訪寫下了歷史性的一頁。

繼這一次梵蒂岡的訪問之後，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杜筑生的陪同下，我再次前往梵蒂岡，於聖伯多祿大教堂與繼任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會面，那時我對教宗表示，我是以朝聖的心情來羅馬訪問，希望藉此增進佛教與天主教的相互了解與合作，同時也邀請教宗訪問台灣，之後並以我在台灣弘法五十年的影像專輯《雲水三千》相贈；教宗也要我代為轉達對台灣人民的問候，並表示會為台灣人民祈禱，更希望未來有機會與台灣人民見面。會後我與教廷宗教協談委員會主席普帕爾樞機主教會談，也到羅馬華人聖堂參加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舉辦的「心靈座談會」。

除了兩次受邀到梵蒂岡，是我親自前往以外，也有幾次因為弘法行程已定或身體不適，委由弟子代表出席。例如：二○○二年一月，由若望保祿二世發起的「世界和平祈福大會」，在義大利亞西西舉行，三十餘個國家一百三十多位代表當中，依益法師代表我出席，並在「宗教對和平的貢獻」論壇中發表演說。

二○一一年十月，於義大利聖方濟舉行的「世界和平正義反思‧對話與祈禱日活動」，由於我年齡老邁，醫師叮囑不宜長途飛行，所以我委請佛光山歐洲地區總住持滿謙法師及法堂國際組的妙光法師代表出席。當教宗在梵蒂岡與各宗教團體代表見面時，兩人代我向教宗致意，並以同年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行的「八二三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DVD 和我的著作贈予教宗。

這一次的活動，有來自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的三百多名代表出席，滿謙法師是當中唯一的女性代表；在教宗甫宣布女性不得擔任主教的情況下，「男女平等」的理念在佛教裡是更加被發揚了。

其實，我到義大利，最早是在一九八二年，當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一座地下墓場，據說那是過去埋葬天主教殉道者的地方。墓場占地面積恐怕比佛光山還要大，地下總共有五層樓，每一層樓都停放了眾多的棺木，聽說有人進去之後，由於沒人引導，找不到出口，就此葬身在墓場中。

佛光山在義大利至今雖然仍沒有道場，但有鑑於許多歐洲佛光會員在義大利的親友渴望聽聞佛法，我們也安排了法師及佛光人前往座談或主持講座，希望人間佛教也能帶給當地信眾一股心靈安定的力量。

瑞典

在我走訪的世界各個國家之中，瑞典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實踐得最好的國家，每一個國民都不自私，儘管稅金很高，還是歡喜繳稅。在他們認為，瑞典社會福利健全，自己蒙受國家諸多照顧，不應再和政府計較。尤其瑞典的和平為舉世所皆知，至今已經有兩百多年沒有捲入戰火之中，首都斯德哥爾摩更是諾貝爾和平獎及紅十字會的發源地，對世界和平以及人道救助都有極大貢獻。

瑞典佛光山就坐落於斯德哥爾摩的北部，是世界五大洲中，地理位置最北的人間佛教道場。一九九二年，由於在英國深造的徒眾到瑞典拜訪老師，而種下了法傳瑞典的因緣。直到一九九四年，得力於錫蘭班那拉丹法師（Ven. Pannaratana）的發心，「斯德哥爾摩非漢語系協會」及「奈斯分會」首先成立，人間佛教在瑞典的弘揚才算漸露曙光。雖是南傳佛教比丘，但是他們對於北傳佛教的到來，不僅給予尊重，還協助發展，這份友誼實在令人感佩。

之後，一九九六年，許多瑞典信眾前往法國巴黎參加「國際佛光會第五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有感於歐洲各地都有佛光道場，唯獨瑞典沒有，便發起集資，承租了一棟房屋作為共修場所。但是由於地處住宅區，活動空間有限，信眾禮佛相當不便，經過兩年的覓地，才找到了符合寺院建設基礎的現址，於一九九九年正式成立「瑞典佛光山」。

在瑞典，國際佛光會相繼還成立有「斯德哥爾摩協會」，最早是由劉福松居士擔任會長。由於他為人熱忱，富有正義感，又樂於奉獻，雖然平日寡言，但是人緣極好，因而當年被公推為創會會長。

之後續任會長的是裴海蒂女士，現在已經升任督導，以廚藝精湛聞名，無怨無悔奉獻道場近二十年的他，秀麗大方，尤其富有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的精神，家務、公暇之餘，便主動到道場服務，舉凡行政、典座、布置、知賓、表演，樣樣都願意與大眾結緣；偶有公務出國，總也設想道場活動所需，一併帶回。尤為人稱道的，國際佛光會每一次召開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議，他都不曾缺席，從事業上退休後，更是全心全意投入道場工作，以烹飪專長，從瑞典結緣到全歐洲各道場。

裴海蒂的發心也感動了瑞典籍夫婿安德斯先生（Anders），二○○三年，當SARS 疫情在台灣大流行時，為了提供口罩給嚴重缺乏口罩的台灣，兩人不但遍尋斯德哥爾摩地區，安德斯先生甚至還特地打電話到鄰國詢問，最後終於購得五千個口罩寄回台灣應急。

多年來，為了讓當地人士認識「人間佛教」，瑞典的這許多佛光會員，無不積極推展。特別是在文化交流的工作上，大家付出諸多心血，除了捐贈《禪藏》給隆特大學（Lunds Universitet）、哥本哈根大學（Kobenhavns Universitet）、丹麥大島奧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et）及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et）等大專學校，基於瑞典教育制度的自由、開放，且明文規定凡受教育的兒童、青少年必須對世界各地宗教有確實認知，因此瑞典佛光山也將陸續譯出的《佛陀的一生──畫傳》、《佛光菜根譚》、《迷悟之間》以及《人間佛教的經證》等書，贈予各級學校、圖書館，並且藉由「哥登堡書展」，將人間佛教介紹給當地民眾了解。

由於早年派駐瑞典的徒眾拜訪斯德哥爾摩大學所結下的善緣，也促進了日後雙方的交流往來，在覺彥多次的聯絡下，二○○五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教授（Goran Malmqvist）以及漢學家羅多弼教授（Torbjorn Loden）來到台灣訪問，和我共同主持了三場「當東方遇上西方」對談會，就「佛教與中國文學」、「佛教與世界和平」及「人間佛教與世界宗教」等主題進行對談。

翌年，我則應他們之邀到斯德哥爾摩大學訪問，以「融和與和平」為題發表演講，有專家學者近八百人與會。會後，我致贈《佛光大藏經》、《法藏文庫》等四百餘本佛教書籍給該校，由羅多弼教授代表接受。

我想，諸如此類的文化交流活動，在瑞典佛光人的推廣之下，未來人間佛教必能發揚光大，普利更多的瑞典人士。

俄羅斯

俄羅斯土地遼闊，橫跨亞洲和歐洲，是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在佛陀的慈光照耀下，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率團到達了這個禁閉一百多年的國度，進行了八天的弘法。

b俄羅斯期間，每天無論是參觀、吃飯、講演、開會或坐車，都有六位祕密警察形影不離地保護我們；看到大家為我忙碌，心中真是過意不去，但是想到一味拒絕，也不盡人情，最後只有隨緣了。

這一趟行程，我是應聖彼得堡大學陶奇夫、索羅寧、斯大里寧、安德列葉夫、魯多義等教授之邀，前往聖彼得堡大學，主持他們共同發起的聖彼得堡佛光協會授證典禮。典禮上，會長陶奇夫教授將他的數十種佛學著作送給我。致詞時，他說：「俄國佛教界一直希望能與世界各國的佛教團體保持聯繫，可惜苦無管道，直到佛光會的訊息傳到俄國，才為俄國的佛教帶來了希望……」一番話道盡了他們對佛法的渴求。想到沙皇時代，從女王凱瑟琳二世宣布可以弘揚佛教，進而引起學者重視，卻在事隔二百多年之後，俄羅斯才真正蒙受佛光普照，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感慨和感動。

之後，我又應邀前往莫斯科，在戈巴契夫中心大禮堂主持了莫斯科佛光協會成立大會。會中，促成這一趟俄國弘法行的重要推手廖泓毅會長，以及幹部劉廣興、莫斯科大學安德烈教授等人穿上了整齊的會服，鄭重地從我手中接過會旗、證書等信物。由於俄羅斯正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所籠罩，米達莎館長在典禮上發表的談話，也引起了全場的共鳴，他說︰「目前俄羅斯正是人心空虛的時候，佛光正好普照而來，這真是全俄羅斯人的福氣！」慷慨激昂的致詞，讓我深信俄國佛光會的成立，將會為當地佛教的發展帶來希望。

在安德烈等三位教授一路的帶領之下，我們在俄羅斯第二大城聖彼得堡的行程，還造訪了全世界最古老、最大博物館之一的「冬宮」（Hermitage Museum），據說裡面光是房間就有一千多間，若將全部房間連接起來，少說也有三十公里之長。尤其館藏之豐富，每天就是花上十小時觀賞，也要十一年才能全部看完。

在莫斯科，我們則參觀了當地最具代表性，也是前蘇聯政治權力運作的中心──紅場，也到了曾是沙皇住所的克里姆林宮參觀，當我見到由黃金打造的沙皇寶冠時，不禁想著：人的負擔已經夠重了，為什麼還要增加累贅呢？

其實，地域廣闊的俄羅斯，除了有華麗的建築遺跡，文學在人民生活中也占有顯著的地位，因此孕育了許多聞名世界的作家，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等。其中，當代文學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於一九八二年到台灣訪問時，還曾到過佛光山。當他參觀大雄寶殿時，自然地合掌禮敬，流露出對宗教與文化的虔敬，對於佛教學院及各項建築藝術也都讚歎有加，臨走前還留下了親筆簽名作為紀念。

由於當年在俄國成立佛光會的因緣，聖彼得堡佛光協會發起人之一的索羅寧教授，現在也來到了我創辦的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擔任教授，對於西夏學、華嚴思想甚有研究的他，一口流利的中文，頗受學生的尊敬和愛戴。

我想，在以東正教為國教的俄羅斯，信仰佛教的人口比例相當少，當中能有幾位教授和人間佛教結下緣分，也是稀有難得的因緣了。

其他

除了上述歐洲各國設有佛光山道場，另有幾個國家，雖然只成立了佛光會，但是信眾的發心，也值得肯定。例如在氣候嚴寒的北歐，挪威及丹麥也分別成立有奧斯陸協會及哥本哈根協會。目前，覺彥法師等人在瑞典繁忙的法務之餘，都會定期前往兩地輔導會務。一如歐洲各地的佛光人，兩個協會也積極推展人間佛教，甚至哥本哈根協會還與瑞士佛光山共同合作，將我的「一筆字」帶進了丹麥國家博物館展出。

另外，位於東歐捷克的布拉格協會，雖然成立得晚，但是由於會長、幹部的用心領導，以及妙益法師等人的關心輔導，會務蒸蒸日上，尤其會員對於本山及歐洲各道場舉辦的活動，無不積極組團參與，充分展現了佛光人學佛的熱忱。

在遙遠的歐洲，駐錫當地的徒眾往往一人身兼數職，但都很賣力地領導信眾共同弘揚佛法。過去，電視節目《八千里路雲和月》名主持人凌峰先生到歐洲訪問，親睹他們的付出時，還曾經公開讚揚：「為歐洲華人寫下輝煌歷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

總說歐洲的佛光人，發心者真是不計其數，除了上述，又如：英國倫敦的黃堅、黃華娟、黃鳳琴，曼徹斯特的葉少芬、俞才安；比利時的歐陽滋遠、鄧葵喜；荷蘭的溫戊生、邱玲珍；德國柏林的黃家羚、Sabine Erherdt，法蘭克福的高晴宏、殷泰蘭；奧地利維也納的湯素貞、賈瑩、Thomas Fiedle；瑞士的陳玉明博士、柯國強、李希珍；日內瓦的褚峻、Heinz；西班牙巴塞隆納的朱鎮平、邱鳳嬌，馬德里的龔安泉、蘇秀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呂慧芬、夏碧嬋；哥本哈根的鄭高颯、林梅鳳、李潔、王景瑤；挪威奧斯陸的袁銀女、孔培德、馬俊發；布拉格的何蓮萍等佛光會督導、會長，以及更多默默發心的護法信徒等，他們對佛教的奉獻都是功不可沒。但是礙於篇幅，實在不及一一敘述，於此便不再提。不過，我想佛光山的功德碑牆，必然是已經把這許多信徒的功德芳名都給刻上了。

「歐盟」的成立，是人類同體共生的良好示範，跨國界的整合，讓各國處於相互依存的狀態，同樣地，遠在歐洲的佛光山道場，雖然人力資源有限，但是相信在歐洲各佛光協會、道場之間的互相支援，以及全球五大洲佛光人的共同護持之下，團結就有力量，發心就有未來！